格桑花的故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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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最亲爱的朋友们

 

作者洪波 （格桑花西部助学创办人）

等我老去的时候，希望我还能记得2004年8月的那一天……

故事发生在去年雪顿节前两天，到今天已经整整一年多时间了，回忆还是如此新鲜……

这次去西藏旅行不是为了自己，是陪父母去，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每年都要去那里，是什么如此吸引我，趁他们身体还好，冒险去西藏。当然他们不能象我那样自由行走，为了方便照顾他们，我在拉萨找了家旅行社。

一、缘起林芝

去林芝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女孩子，我们同坐一辆车。

她坐在最后一排，和导游在一起。一路上她向导游问了无数个问题，有关西藏的宗教，习俗，文化等等，很明显她第一次来西藏。那个可怜的小导游，从重庆来拉萨打工才一年，实在招架不了她的十万个为什么，就信口开河，胡乱回答，他想这参加旅行社的游客大多数可能都是第一次来西藏，所以壮着胆子胡说。我坐在前面听着，心里暗暗着急，又不便当面点破。

不过真的要感谢这个胡说八道的导游，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故事，一切好象天意……

导游显然被她问得不耐烦，开始发动大家睡觉，说到了景点会喊大家下车。游客们开始拉上窗帘闭目养神，旅行社一贯如此缩短时间。

我已两次走过这条线路，一路上很美，值得一看的地方很多，这次父母来，并不只是想看卖门票的景点。一直看着窗外，到拉萨河大桥、金色池塘、沼泽地等一切美丽的地方我都要导游喊司机停车，虽然导游很不情愿。我可管不了这么多，父母他们来一次不容易，我认为这是应该享受的服务。

一开始她可能会认为我不断要停车下去拍照，是一个很麻烦的人，就象我认为她是一个不安宁的人一样，可是停了几次车以后，大家逐渐明白我的意图。 

 

中途停车吃饭，我实在忍不住，跑去告诉她不要听导游胡扯，否则会从西藏带回去不少错误信息。然后我们聊起了西藏，聊起她这次进藏的经历，并拿出数码相机让我看她拍到的照片，从她的数码相机里，我看见了可可西里保护站，说起在可可西里做志愿者的经历。她把沿途拍到的野生动物让我辨认是否是藏羚羊，还说路过保护站时她捐款喂养了小羊。2002年我在可可西里作为全国首批志愿者参与过保护藏羚羊的巡山活动，回来后一直致力与可可西里保护的宣传，前些时间，正在协助可可西里管理局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奥运会吉祥物的设计方案，也就是藏羚羊申请作为吉祥物的设计。这正好一个向她宣传的好机会，从交谈中知道她叫刘祎。

约距林芝40公里的地方，车子停了下来。原来司机犯了一个低级错误，路过加油站的时候忘记加油了！天色已晚，气温下降，路上没有人烟，只有等待过路的车子来帮我们，游客们开始抱怨和担心，而我和她依然滔滔不绝地在谈，如入无人之境。

到了林芝以后，吃过饭大家都疲劳睡去，我们两个聊神到清晨4点多，也不知道怎么有那么多话，都说了什么，印象最深的是说到可可西里那些事情的时候，她感动得流泪，说回上海以后一定要为那些保护人员做些什么。

 

二．色拉寺的夜晚

第二天回到拉萨的时候，刘祎退掉了原来的星级酒店，搬到了我住的八郎学青年自助旅馆。

当我外出帮朋友购物时，她主动帮忙照看父母。晚上回到旅馆安顿好爸妈休息后，带她去寻找她那十万个为什么的答案。了解西藏最好的办法是和藏族人做朋友，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因为她已经定好返程机票，没有时间了，在雪顿节的前夜，带她去了色拉寺。

2002年在北京认识了一群来自西藏青海各大寺院的活佛高僧，他们在中国佛学院深造，其中色拉寺的拉布在这些僧人当中算比较年轻的，虽然汉语不算很好，在他们中算佼佼者了，可以和我沟通，我们成了朋友。

以后，我去拉萨总要在色拉寺呆几天，每次去都有新的感悟。以前去色拉寺都是白天，知道女人最好不要晚上去寺院。但是那天感觉有点奇特，我预感到会有新的收获。

我们来到色拉寺大约10点多，天已经很黑了，没有人看门，寺院内大树下的路上黑黑的，非常安静，和白天的色拉寺迥然不同，在色拉寺很多喇嘛都是我的朋友。走在去僧舍的路上，突然被一阵悠远的法号所吸引，我们不由自主地改变了方向，寻着声音来到一个大殿前的广场。

大殿的屋顶上有几个喇嘛，在为明天的雪顿节的法事做准备，相当于彩排吧。此时的观众只有我们两个！广场上空是一轮皎洁的月亮，撒下一片清辉，沐浴在月光中，屋顶上的喇嘛在用心地吹着长长的法号。色拉寺修建在山上，那悠远吉祥空旷的佛号一定传遍了拉萨的大街小巷……

听得浑然忘我，干脆坐在地上，听了起来……

就在我们陶醉在月色和佛号里物我两忘的时候，突然一个男人在我们背后大喝一声："干什么的？"我们吓了一跳，转过身去看见一个警察！警察身后还有人排着队伍，我指了指屋顶说："不干什么，听听"警察说晚上不给人进寺院的，问我们怎么跑到这来的，说明天是雪顿节，他们在巡逻，安全检查，叫我们拿出证件，敢情是怕我们搞恐怖活动啊！我说是来送相机给色拉寺的拉布主任，为了明天请他帮我们拍晒佛。警察叫我们快去快回。我们只好离开，往边巴的家中走去。

当上到楼上的僧舍，把他吓一跳！从来没有女人敢晚上去他们那里的。我觉得不应该是什么大问题，他还是满脸通红，他的英语汉语都可以说，是色拉寺的翻译，也是我在拉萨的翻译，我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他。我们落座后，拉布开始回答她的问题，结结巴巴，紧张得要命，头也不敢抬，心里肯定在默默祈祷：这两个女人快走吧！

带刘祎认了个门，我对边巴说：“看见我的朋友就象看见我一样，她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请教你。今天太晚了，先告辞。”他如释重负地送我们下楼后，飞快地跑了上去。

从色拉寺一路走回去，色拉寺地处北郊，晚上没有车。我们边走边说，到半夜才回到旅馆。

这一别之后，刘祎和色拉寺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可可西里的温暖

在林芝时刘祎和我多次商量为可可西里保护站的朋友们做点什么。想到可可西里的冬天就要来临，我建议她捐赠防寒服。回到上海后她跑了很多商店，想购一些羽绒服，都嫌不够厚不够暖。可可西里最低温度可达零下40度，上海市场上一般买不到那么厚的衣服。然后她打电话给我，商量是否去定做？做什么样式？她要选一件好看的样式买下来，请厂家来样加工。为了选样式，她又跑了一家又一家……

这事最终被一个服装厂老板知道了，告诉她有很厚的羽绒大衣，是出口俄罗斯的。她一看货，非常满意，买了60件，寄到了可可西里去。

她说虽然没有时间去做志愿者，但可以用其他方式支持可可西里的保护。

为了提高可可西里保护人员与外界交流信息的能力，她买了两台电脑，装进大木箱，找物流公司托运到格尔木，捐给了可可西里管理局。

还帮可可西里管理局找英文翻译做宣传册的英文版.

这些是2004年9月和10月的事情。

可可西里给了我很多志愿者朋友,没有可可西里的经历就没有我现在所做的格桑花.

 

四、德吉孤儿院

10月间，我给拉萨德吉孤儿院做了一次募捐。起因于小强从拉萨回来后发布了一组德吉孤儿院孩子的照片，孩子很可怜。由于天快冷了，我组织朋友们给60个孩子每人买一套新的棉衣棉鞋。记得那天晚上在家打电话给全国各地的朋友宣传这个想法，得到大家的支持，他们说：“你办事我放心！”我建议每个人的捐助标准是400元，一个晚上募集了1万多元，最大的一笔是刘祎捐的2000元。后来又听说德吉孩子生病没有钱看病，吃的也不好。和朋友们商量后又决定为孩子募捐旧的棉衣御寒，其实城里捐助的大部分衣服都比较新，钱省下来给孩子们买粮食和看病。

刘祎在上海，我在合肥，小强在广州同时为那些孩子收衣服。她在社区发了很多传单，为西部孩子募捐衣服，一家家敲门问看见传单没有。当时刘祎得到物业公司的支持，为她提供了一间专门堆放衣服房子，她自称是小区内业主，请大家把衣服收集好送到物业公司。我在的那个小区也有很多人，我却没有勇气去上门收衣服。而且刘祎不怕麻烦，又发动几个邻居进行分类打包，后找物流公司托运到拉萨。

记得那时我们在网上还发动了福州、西安、内蒙、北京很多俱乐部一起给孩子们捐衣服。那时收到的衣服可真多啊！所有的物资都是通过色拉寺给德吉送去，德吉比较偏远，没有车子根据无法到邮局取这些物资。色拉寺的朋友帮我们一次次送物资过去，并把募捐的一万多块钱也转送过去。

全国各地的物资源源不断发往色拉寺转到德吉。考虑到物资过度集中在德吉不好，我们知道肯定还有比他们更困难更需要帮助的人。

但是这些人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基于对色拉寺和拉布的高度信任，当时就委托他们把物资送到西藏农村需要的穷人那里去。当拉布他们开车去把衣服发给乡下穷人的时候，很多老人拉着他的手哭，快要过年的贫困人家能领到这么多棉衣是多开心的事情。因为拉布他们是出家人，很难要求他们现场拍照上传给我们。所以当时也没有要收据或者证明。

这件事情给了我信心，其实很多人都有意愿帮助别人，主要是缺少一个相应的渠道。同时我发现给孩子做募捐比较好做，比环保宣传好做，环保的题目比较大，不大好切入。

这时刘祎到合肥来开了家分公司，也为了能常常见面。

 

五．格桑花的种子

我热爱西部，我一次次去旅行，从那里得到很多，得到了净化，得到了很多路上的朋友，得到了西部人真诚的友谊和善良，更重要的是最终使我明白我要的什么，我一次次的追寻想要的是什么，我们短暂的人生应该怎么样度过？

在我很小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名字叫《乡村女教师》，从小就有个理想做一个乡村老师，可是现实人生却使我选择了现在的职业，但是心中一直想去西部农村做个女老师，但是现在有了孩子，有了家，不可能抛下一切不顾去实现自己的心愿。

我想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回报那片土地，即使我老了再也走不动了，我依然可以在家里呆着继续为那里的人们做事。

她11月底来合肥，我们两个合计，除了可可西里，除了孤儿院，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事情。我们两个都是闲不住的人，喜欢折腾的人。

她说快要到年底了，朋友们都要发红包了，过年前大家心情好，都愿意做点好事，我们可以用这个机会，再做些募捐活动。我们就想用什么方式去做呢？给孤儿院的孩子募捐衣服和钱还不能解决孩子的读书问题。从孩子的长远考虑，我们应该去帮助那些因为贫困读不起书的孩子。

我记得每次去西部牧区旅行的时候身后都围着很多的孩子，他们好奇地看我，却听不懂我说什么，我给他们拍很多照片，却无法得到地址邮寄给他们。如果遇到的是读书的孩子就完全不一样了。在甘南我认识一对小姐妹，她们聪明机灵，尤其是妹妹，因为在读书，所以汉语很好，可以和我交谈，我知道了她父亲早早去世，妈妈艰难地拉扯他们两个，姐姐为了妹妹读书，就在家帮妈妈做事，因为没有钱送两个孩子读书，我和朋友知道后就一直支持她们读书，现在妹妹6年级，姐姐4年级了，学习很好也很懂事。我们自己是母亲，我们帮助孩子就是帮助贫困的母亲。我们最后认定一对一资助孩子上学是最好的方式，最适合我们两个做。

因为一对一资助孩子读书，捐助人可以长期做善事，而不是一次性的，捐助人可以伴随孩子成长，分享喜悦，比我们做孤儿院的一次性捐款更好，钱款也更明白，好操作，好打动朋友们参与。

原来我们做环保宣传的时候常常有人问我们，我们捐款给可可西里支持藏羚羊的保护，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保护的怎么样了，我们没有机会去那里，谁也不知道羊的数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而我们也确实无法准确回答。

可是做孩子，捐助人可以亲自去看望孩子，助学金的发放都是可以核实的，至少我可以保证，我自己心里明白，可以给朋友们有交代。

从可可西里的反盗猎活动，我也深刻认识到环保和教育，经济密不可分。很多盗猎的人因为是法盲，不懂法，没有文化，加上贫穷，没有生活技能，所以走上了盗猎之路。

如果教育跟不上，他们的下一代会继续贫穷，环保意识更别提了，西部的未来希望在哪里啊？经济发展和教育也是不可分割，这一代孩子没有文化，那么将来他们怎么去保护这片土地，只顾眼前利益，低层次的开发，会毁了我们的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不容乐观，可是作为我们一个普通人，从哪里入手去尽自己的力保护她呢？教育！从支持西部教育开始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吧！

我那时还比较迷一本书，色拉寺的朋友送我的，讲藏传佛教的，名字叫《爱心中爆发的智慧》。我坚信，如果你有什么心愿，确实想做什么事情，那么你悄悄地发个愿，一定会实现。我们以前常常说起自己心愿的时候总是说“将来有一天，我一定要。。。。”或者说“我现在太忙，钱还没有赚够，等我有了多少多少钱以后，我就要。。。。。”世界上有两件事情不能等，一是尽孝，二是行善。人生无常，行善要及早，善有大有小，我们勿以善小而不为。

而她和我心意相通，所以，我们两个就这样分工：

她在上海有资源，朋友圈中去找钱。我在西部的朋友多，负责去找贫困孩子。我们当时的心愿是帮助100个孩子，作为我们的共同理想。

当时我们认为100个孩子可是一个远大理想了！

 

六、曲折的寻访之路

寻找孩子有点象藏传佛教里寻访转世灵通的感觉，先确定大致方向。虽然我的藏族朋友很多，但没有从事教育的，怎么办？我想从朋友们的家乡开始寻访，毕竟他们对自己家乡孩子比较熟悉。

第一个想到的是西藏色拉寺的拉布，他是位慈祥的高僧，德高望重，值得信赖。告诉了他以后，得到他的大力支持，答应去林周县找孩子。我一开始告诉他要10个孩子，等解决了再要新的孩子。由于那段时间他要出国，寺院里的事情比较忙，所以没有来得及回家乡他就走了，叫我等他从国外回来再说。

当时已经2004年12月中旬了，刘祎打电话问孩子是否找到，她那边已经发动了一些朋友。

怎么办呢？我把目光投向了青海。

我在青海做过志愿者，有不少青海的朋友，考虑到可可西里管理局的朋友的老家都在玉树州和下面的各个县，所以我想在他们的家乡选择一些孩子来。他们一定很愿意推荐孩子。正好王海林的妹妹是玉树州红旗小学的老师，第一批的孩子就是来自这个学校。

西部学校12月25号就放寒假了。学校里老师比较忙，临近期终考试，联系起来很不容易。同时西部电话通讯不发达，打电话也常常找不到人。经过很多次的电话、转告、带信、催促，终于拿到孩子名单。记得拿到的传真件，一塌糊涂，根本看不清。没有办法，打电话过去一一核对再记录下来，那边老师的普通话起来很费劲，几乎每句话都要重复确认。为了开助学帐号的事情又折腾半天，那时不明白做事怎么那么难！

很多认为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如此麻烦，我这时也感到找孩子的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顺利。把钱汇过去以后，核对到帐信息也非常困难，说放假了，没有人管了，必须要等开学。学校到2005年3月份才开学。后来王海林的妹妹下海做生意去了，联系更加困难。虽然有校长的电话，但是总打不通。为了节约话费，那边的人喜欢关机，要打电话的时候才开机。为了这10个孩子的事情可把我害惨了，也找不到王海林，他的手机也是关机或者欠费。我托很多朋友带信找他，找到他的时候把他一顿鬼骂，人家钱汇过去了，要知道是否收到？是否发给孩子了啊！我没有信息反馈给捐助人，所以急得要命！想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是钱不多，只有4000元，还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如果是4万或者40万，可能不会这样。其实西部人做事的效率本身比内地要低，已经成了习惯，他们永远不着急。再说他们也没有把这个当作多大的事情。

这边刘祎开始宣传这些孩子了，她任务完成得很好，不断告诉我好消息：有人要帮孩子，数量不够，继续寻访。

暂时拿不到西藏的孩子的信息，拉布出去一个多月，青海做起来太费劲，我还得继续寻找新的方向。

我想起了甘肃南部的甘南藏族自治州。2004年春节去甘南旅行就认识并资助了一对小姐妹，没有父亲，生活特别困难。

我以前一个网友，在青海日报工作。记得他是甘南人，和他一说这事情，他笑了，告诉我他的女朋友拉姆就在甘南州教育局工作！当时非常高兴，不知道麻烦的事情还在后头。

我找到拉姆，她非常热心答应找他们的领导帮我。我先预定10个孩子，他们答应下去调查。

我很高兴，告诉刘祎又预定了10个孩子，并且找到了教育局帮忙。她说我胆子小，应该要20个。我只好第二天告诉拉姆再加10个。

到了晚上，刘祎告诉我这20个没有问题，要再增加孩子。我只好第二天告诉拉姆再加10个。到了晚上，刘祎竟然说40个没有问题，我只好告诉拉姆再加10个。

这一举动引起了甘南教育局的高度怀疑，他们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难道是天上掉馅饼？奇迹发生了？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个人要这么多孩子的。他们开始盘问我是什么人？什么组织？他们担心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万一我是骗子呢？

我当时急中生智告诉他们是格桑花西部助学的，格桑花是草原上最美丽的花，最吉祥的花，生命力最顽强的花。就这样，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今天。

我告诉甘南教育局，等我把钱汇过去不就可以知道是否是真的要帮孩子了吗？他们想想也对，答应继续提供孩子。

当时没有经验，没有想到会做到这么多孩子。心想只要是贫困的孩子就行，没有其他任何要求。结果教育局为了摆平各个学校的关系，把这40个名额分到了3个地区的十几所学校，孩子分布在合作市（中国最小的城市）、夏河县（著名的拉卜楞寺所在地）、碌曲县（郎木寺所在地）。这给后来助学金发放带来很大的困难，发放周期和反馈周期非常长，害的我催啊催啊，也给现在调查回访造成很高的成本。

甘南方面和我的联系还算方便，因为拉姆可以上网。

这期间其他的朋友也加入进来，支持我们100个孩子的梦想，孩子又不够了，怎么办？当时不敢在甘南要更多的孩子，不能集中在一个地方，毕竟第一回打交道。我想通过我和朋友每年的旅行来检查助学金的发放情况，当时还没有想到招募义工进行调查。

再次回到西藏找孩子，还是找拉布，对他我是放心的。

这次拉布给了我20个孩子的信息，都是林周县春堆乡的孩子，那里离拉萨80公里。那里不通电话所以他特地叫徒弟跑了一趟。过了几天林周的老师把资料收集好到拉萨的邮局给我发传真，我这边老是收不到，邮局每发一次10元手续费，花了70元还没有发掉，边巴吓得不要他再传了，后来求他同学帮忙发给我。

拉布后来还给我讲了件没有想到的事情。一个老师在选孩子的时候，为了表明自己没有私心值得信赖，没有把亲戚家的孩子选上，亲戚家也挺穷的，亲戚很生气，老师也很苦恼。我想拉布面对这样的问题可能也是一样为难。他对我说，在他们乡村孩子们的家庭收入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几乎一个村的家庭一样穷，那么在名额有限的情况下这样的选择很难。他建议我做拉萨的孩子，毕竟在城市里贫富差别比较大。我听从了他的建议。

拉萨的孩子从哪里找呢？我找色拉寺的边巴想办法，当时认为他是义工的最佳人选，他汉语很好，方便沟通，又是出家人，愿意帮助别人的。他自己家也在拉萨，再说我们本身是好朋友。没想到他却委婉地劝我放弃做这个助学活动，他告诉我在西藏做助学是很难的，会受到很多的伤害，尽管我们做的是好事。我没有理解他的深意，只是认为他怕麻烦不愿帮我。所以我想办法挖苦他，刺激他。我说：“你整天修行有什么用？不肯亲自去帮助别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小事，你再修行也不过是个理论家，永远也成不了佛的，因为你违背了佛的教导！”

为了把边巴发展成我们的义工，帮我们做事，方便传送资料，刘祎在上海买了电脑给他邮寄过去，后来还找了一个汉族朋友去教他电脑。可见我们下决心要长期做这件事情。边巴知道后死活不要电脑，我和刘祎对他软硬兼施，他被逼的没有办法，只好下山去找孩子。

他找到出家以前就读的中学老师，老师的儿子叫**，在拉萨二小做老师，就把找孩子的任务交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