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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可能引发中国金融危机的因素及其对策
丁礼庭
根据WTO的规定，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全面开放和国际上越来越增加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引发了理论界和舆论界对中国金融安全和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及相应对策的反思和探讨，本人就目前中国金融行业的热点问题在此抛砖引玉，希望和大家进一步共同探讨。
一、可能引发中国金融危机的几大诱因
（一）世界各国强大的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对中国金融和经济的威胁。
1、世界各国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主要的是来自于中国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美国的强劲的、持久的、大额度的贸易顺差，这直接影响他们国家的就业和经济发展，在一般的正常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容忍长期的、大额度的贸易逆差，都必然想方设法扭转贸易弱势，其结果，要么是打贸易战，要么是顺差国主动采取措施，增加进口，或者减少出口，当然顺差国的货币升值，也是主要方法和措施之一。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市场经济规律。因此，各国对中国人民币升值施加的压力，不但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是为了维护他们本国利益的正常措施，我们中国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事实依据把这种压力看作是什么“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干涉中国经济”的侵略威胁。
2、任何再怎么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无限止地长期保持大额度的贸易顺差，这是我们必须迟早要解决的，或者说迟早要扭转的经济发展模式，国民经济中的进出口比例，或者说是“对外依存度”都必须有一个正常的范围，太多和太少都不行，并不是说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就可以无限制地扩大出口。（当然，扩大出口对本国经济是有好处，但想要长期地无限制地扩大出口，这只能是一相情愿的、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的前车之鉴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当时的日元升值，与其说是由于“广场协议”的“不平等协议”（甚至有人把它看作是“殖民协议”），还不如说它是日本对世界各国的长期的、大额度的贸易顺差的客观结果。鉴于当时日本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都无法避免经济损失，对当前并不完善的中国经济来说，潜在危机更大，而且也更可怕！！所以我们中国就必须未雨绸缪，趁早主动采取调控措施，争取实现“软着陆”！！如果中国不能主动进行宏观调控，那么真的引发贸易战，在中国总体国力不如人家的客观事实下，中国的损失可能会更严重。
3、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的解释其实并没有击中要害：尽管去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了1400亿美元，但“去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生产产品在华销售总值，加上以中国为基地再出口到其他地方的总值是1100亿美元，再加上美国服务贸易的顺差，再加上货物贸易中的逆差，这几个值相抵，实际上中美之间在贸易利益上的关系是平衡的”
我认为：国际惯例之所以以“生产国”而不是以“资本所在国”作为“进口产品的原产地”，就是因为生产国的劳动力工资所得和税收所得要大大地大于资本利润所得。而中国长期以来的低工资和优惠税率所造成的外资高利润，完全是中国政府自己的政策失误，和国际惯例无关。
事实是，制造业的竞争力在转移，从美国转移到中国。虽然在美国，人人都说要尊重市场，但一谈到竞争带来的贸易逆差的结果，他们的脸就沉下来，欧、美等国制造业工人看到工作岗位在消失，他们回向政府要求工作岗会，会责怪政府的宏观政策出错，他们会说有人受到不公平待遇。而政府的政客就必然会对选民做出回应，政客们就避口不谈宏观经济政策的错误，而是说，应该谴责中国。要求人民币升值以改善贸易形势。
但是在欧美各国的经济理论界都明白，“中国的顺差是个问题，但与美国的麻烦无关。”比如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就明确指出： “我一直在强调，改变人民币汇率对美国的贸易平衡没有实质意义，美国人可以不从中国进口纺织品，但美国还是得从孟加拉国、柬埔寨进口纺织品，因此贸易逆差的总额不会减少。美国的麻烦不是中国造成的，美国应该强调自己的问题，美国的储蓄率太低了。”（《南方周末》2007-03-29 ）
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也认为：华盛顿已经把美中贸易关系政治化到了危险的境地。(1)前所未有的储蓄短缺使美国过度注意贸易赤字；对华贸易失衡是储蓄不足自然而来的苦果。(2)“调整”人民币汇率不能解决美国或中国的问题；它不能填补美国的储蓄缺口、也不能解决美国过度消费引致的过度进口问题，而且还可能给中国仍未成熟的金融体系造成冲击。(3)美国工人承担着的空前压力对华盛顿的反华立场起着重要的作用，这说明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对被信息技术激活的超高速全球化做好准备。(4)美国的政治家和政策制定人错误地把中国视为一个功能完善的市场经济体；但是混合着国有和私有模式的中国经济体仍处在转型中。（《南方周末》2007-03-29）
所以，我认为：中、美贸易差额是双方的问题：一方面大多数美国人都喜欢高消费，他们的消费率一般都早90%左右，加上国内投资，供需总额就肯定是需求超供给。这就必然需要以大量进口和贸易逆差来填补缺额。另一方面，中国的消费率甚至还不到40%，中国的储蓄率比美国高几十倍，也就必须以出口来弥补空缺。所以，中、美贸易差额的问题，是双方都存在问题，中国单方面努力是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的。中国的努力，只能解决中国方面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美国的问题。
（二）外资大量非法进入中国置换成人民币，是对中国的房市和股市形成冲击和造成泡沫的主要原因。
鉴于世界各国对中国发出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一年以来，人民币已经上升了5%以上，只要国际游资和金融抄家认可人民币具有上升潜力，出于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本能，国际游资就必然存在进入中国，兑换成人民币的原始动力。而中国人民币政府管制和绝对权力的腐败环境的客观存在，就必然造成大量国际游资非法进入中国的事实。而国际游资进入中国以后，不可能躺在银行帐上，因此，房市和股市就是二个最好的选择。根据前不久官方公布的数据，一方面，每天新增加股民在20万户以上，超过2005年全年人数。人们在每个证券公司随时可以看到人们排队去注册股市帐户，另一方面，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存款总额并没有明显减少，仅仅是上升幅度有所减锐，那么大量进入股市的资金从何而来？这就是国际游资进入股市的一个证明，据网上非官方消息，有人随机查阅股市新开户头，许多身份证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因此，如果确实有大量国际游资非法进入中国，那么对中国经济，包括房市和股市的潜在威胁是非常，非常巨大和可怕的。
（三）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长期严重地滞后，集权管理体制造成的，缺乏有效制衡和监督的绝对权力以权谋私的金融腐败所造成的银行坏帐，是当前中国金融危机最重要的根源之一。
根据官方媒体报道，所有亿元以上的腐败大案，一半以上和金融、房地产有关。中国金融业从来就是腐败的重灾区。
根据有关方面公布，近几年来,政府替关闭清算的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埋单”，总共花了人民币5万亿元。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焦瑾璞算了这样一笔账：“5万亿元是什么概念？按照我们的GDP是15万亿元来算的话，这个数字就占三分之一。”焦瑾璞不禁感慨。这“5万亿元”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来补充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同年治理金融“三乱”，由中行给各省补贴资金，花了2000亿元左右；海南发展银行清算和包括处置城市信用社的风险；从四大商业银行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从央行再贷款6700亿元，“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才收回来2000亿元，借人民银行6700亿元，既没付息，也没还本”；向中行、建行、工行注资600亿美元；另外股改中核销不良资产和免税绝对超过1万亿元；这几年，给农村信用社兑付票据1700亿元，又给农村信用社专项的补助200亿元,还有个别属于政策性的补助，接近2000亿元。另外，这两年处理了17个处于风险中的证券公司，包括南方证券和银河证券等。以上各项总计约人民币5万亿元。
以上的数据，都可以在相关的官方媒体的报道中找到依据。所以，我们有理由确认，如果中国不能在短期内依靠人民群众的民主力量来监督和制衡公共权力，包括金融权力，不能在短期内有效地控制金融腐败的话，那么金融腐败造成的金融坏帐就必然成为中国引发金融危机的最主要的根源！！
二、解决上述金融危机诱因的有效对策
（一）大幅度提高中国劳动力工资是应付人民币升值压力一举多得的对策。
1、对应中国长期的、大额度的贸易顺差的结果，不管是挑起贸易战，还是人民币被逼升值，结果都一样，就是中国的出口遭到严重打击，这是因为任何强大的国家，都不可能长期地、无限制地保持贸易顺差。这几乎是一个客观的经济规律。大幅度减少贸易顺差，把它保持在适当的范围内，是中国不可避免的、也是无法选择的必然结果。
2、中国作为高度“对外依赖型”经济模式，如果我们仅仅只是提高人民币汇率，不管是一步到位还是缓慢提升结果都一样，虽然我们可以慢慢消化人民币升值后果，但只要人民币升值的诱因——中国的贸易顺差不降下来，无论人民币升值多少，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仍然会长期存在。所以人民币升值虽然有许多有利之处，比如可以从提高人民币的购买力来得到经济利益，但如果不能及时地以拉高内需来填补出口减少的空缺的话，一旦出口受到冲击，那么中国的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
3、因此，中国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焦点就是，在解决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诱因——降低贸易顺差，把它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的同时，必须提高内需来填补空缺。由于国内投资已经处于高位，不可能再有所提高，所以提高内需就成为唯一的选择。
4、因此，我们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大幅度提高中国劳动力的工资。
这一政策的客观效果就是：第一，工资成本提高能抑制出口，达到平衡贸易差额的效果。第二，鉴于目前中国的大多数劳动者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所以大家都不敢大胆地充分享受消费。年轻人为结婚买房而储蓄，中年人为子女教育费用而储蓄，老年人为医疗费用储蓄，所以提高底层劳动者的工资是中国目前最有效的促进国内消费的措施。第三，能够减轻中国贫富不均的社会矛盾和弊端。第四，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第五，使大多数劳动力有能力承受延长受教育时间的负担来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这将成为中国科技创新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强劲的推动力。
5、提高劳动力工资既不可能依靠政府管制，也不可能依靠法律来干涉，唯一有效的措施只能是依靠市场经济规律，通过完善和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来实现，也就是必须平衡劳资双方的竞争力量。长期以来中国劳动力的低工资，客观上就是因为中国的工会在劳资工资谈判中不作为，使劳动力不能依靠集体的力量来和资本抗争，处于任凭贪婪的资本斩割弱势地位。因此从制度上保障劳动力自由组建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会，并以工会的集体力量来介入劳资间的工资谈判，是提高中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最有效的必备条件。
6、另一个提高劳动力工资的变相措施就是：大幅度提高和完善中国的福利制度，包括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各方面的福利制度。这不但是因为福利支出的本身就是一种内需消费，而且福利制度解决了大多数劳动力的后顾之忧后，将成为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最强劲推动力。
（二）依靠人民群众的民主力量来依法打击腐败，是抑制国际游资非法进入中国、非法干扰房市及股市、抑制金融坏帐的最有效措施。
1、出于对国内金融业和对国民经济的保护，中国目前并没有完全开放人民币兑换业务。因此上述国际游资进入中国房市和股市都是违法操作，其中，一是人民币并没有完全对外开放，超量外币兑换成人民币只能是通过非法途径，二是，目前中国股市A股还没有对外国公民开放，因此如果确有外资进入A股，就只能是违法操作。而且这种违法操作对中国股市的危害将是可怕的，且不说形成房市和股市的泡沫，到时候一旦外资撤离，那么将对中国的房市和股市造成毁灭性打击。并且完全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金融危机，比如，如果房价跌到低于贷款额度，就会形成大量金融坏帐而印发金融危机。而这种违法操纵大多数是和绝对权力的腐败利益相联系，是执法者因腐败利益而不作为，甚至知法犯法，为违法者提供方便。
2、上面我们已经揭露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财政已经为不良的金融资产“埋单”五万亿元，而且至今中国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的比例还是名列世界前列。究其根源，绝大部分主要是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长期严重地滞后，集权管理体制造成的，缺乏有效制衡和监督的绝对权力以权谋私的金融腐败的结果。
3、因此，在当前的中国，能不能有效地抑制绝对权力的以权谋私的腐败，不但是有效地避免因金融腐败造成的金融危机的关键，也是中国国民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的唯一出路。我发表在新浪经济学人论坛上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的文章中就曾经指出：“腐败问题的解决主要的并不在于加强包括‘三个代表宣讲’在内的道德教育和健全法律条文等等措施，在纸醉金迷的巨大物质诱惑面前，道德的力量是如此地苍白和无力，而法律条文都是死的东西，是由有绝对权力的人制定和执行的，在权大于法的集权体制下，所有的反腐败政策和法律条文都会被绝对权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化解掉，难道几十年来我们的道德教育和反腐败的政策法规还少吗？效果怎样大家有目共睹。只要有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的存在，一切道德和法律的反腐败监督和执法，只是自己对自己监督，自己对自己执法，绝对的腐败就不可能得到有效制约。神圣的法制也只能拜倒在权力的淫威之下，‘虽重圣人而治天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靠人，靠民众的力量——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运用‘每个人’的力量来民主监督、制衡权力和制约腐败。运用民主和法制的原则”来反腐败，才是唯一有效的措施！！这也是中国消除金融隐患、避免金融危机，实现国民经济高速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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