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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解释与展望
文章作者：德怀特 帕金斯[2] 发布时间：2007-05-05
要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任何人都必须首先分析一下，在过去25年里，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种种变化，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问：导致中国经济如此高速增长的那些因素，在未来还能继续存在吗？或者，其他一些同样起支撑作用的因素将会取代它们？
经济增长的基础 对中国经济过去和未来高速增长的分析可以从以下三个不同的层面来展开。第一个层面是：支持世界上任何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些基础性要素。这些要素包括：高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快速增长的劳动力资源，劳动力教育层次的迅速提高，以及对这些快速增长的资本和劳动力利用效率的提高。中国目前的投资率异乎寻常地高，1985年至今，年资本形成总值占GDP的比例都在35%以上，2003年更是达到了42.3%[3]。如此高的投资率，使得政策制订者即使出现些许决策失误，也不至于影响到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样奇高的储蓄率也助推了这种高投资率；储蓄率高，部分的原因在于养老保险制度不完善、东亚文化对较高的储蓄水平似乎有某种偏好，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目前的“抚养比率”（指不工作的孩子、老人数与工作人数之比）[4]较低。尽管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效应以及中国人预期寿命的延长，将使这种较低的扶养比率因素逐渐消失，但在未来的十年甚至二十年里，低抚养比率仍将持续，从而可预计的是：储蓄率和投资率也将继续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 中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也快速提升，这一趋势在今后十年或更长时间里还将延续。尽管快速膨胀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但私人需求还是超出了公共供给，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私人教育机构开始不断出现。从具体数据方面看：2003年，在1亿适龄人群中，有9600万人进入了中等教育学校，而在1985年和1995年，这个数字分别是5100万和6200万[5]。无论是以何种标准来衡量，在短短的20年里，这样的增长是惊人的（当然，全民义务教育强制执行的只是最初的8年，而在一些贫困地区，连这样的标准也达不到[6]）。2003年，有1100万人进入到高等院校学习，而在1985年和1995年，这个数字分别是170万和290万。虽然到目前为止，还只有10%的适龄人群能进入到高等教育阶段，但高等教育的增长无疑是最快的。 当然，投入于经济增长的要素并不仅仅是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决定了它需要数量庞大的非熟练工。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减慢中国劳动力总量的增长，但其对GDP增长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数据是现代非农部门中劳动力的增长。由于劳动力不断从农村低生产率岗位向城市转移，在未来的十年和更长的时间里，非农部门中劳动力的增长率将仍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使城市的就业增长有所减缓，2000年-2003年，城市就业以平均每年3.5%的速度增长，但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大和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城市劳动力和就业率仍将可能以一个较快的速度增长[7]。 维持高生产率的增长 如前所述，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素在今后十年或更长一段时间里还将以较快速度得到增加。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人们能否高效率地使用这些要素？即全要素生产率如何？1979年以来的一系列具体的改革，使得各部门生产率有了快速的提高。改革总是先在一个部门进行，再逐渐转向其他部门。当一个部门生产率的发展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减缓时，就需要开始在另一个部门进行改革。 1979年至1985年间，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恢复和农产品市场的放开，使得农业部门的生产率最先得到提高。1985年后，农业部门生产率的发展逐渐放慢。其后，随着资源配置方式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乡镇企业生产率迅速发展，但在1989-1990年间快速回落，进入90年代后，回落势头更加明显。第三个得到快速发展的是外资企业，从1992、1993年起，外资企业的发展也同样经历了从快速发展到逐渐回落这一过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自身可利用资本的不足，限制了外资企业在华的进一步发展。今后，对华直接投资仍会增加，但像前几年那样，从每年数十亿美元快速增长到现在的600亿美元这样的奇迹，将不会再出现了。 上个世纪80-90年代，经济各部门生产率的提高，还得益于另外两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对外贸易的发展：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只有264亿美元，到2004年已经达到11548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5934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606亿美元。如今，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足以从国外购买任何资源（但这些资本却不能在国内创造出效益），以满足中国城市部门发展所需。中国企业已不再会因为外汇短缺，而只能被迫使用国产低劣机器设备和零部件了。他们可以转而从日本、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进口所需优质设备。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中央计划部门缺乏远见，常使生产所需关键投入品出现短缺，而如今，企业再也不会遭遇到这样的“瓶颈”了。 对外开放政策还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2003年和2004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长率为35%。出口的大量增加（这两年里，出口增长都大大超过了1000亿美元）带动了世界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9]。可与此相反，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与GDP增长速度相比，却显得较为缓慢。中国不可能在今后的许多年里一直维持这样巨大的出口量，甚至要想保持一半这样的数量也很困难。如今，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了GDP的91%，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这样的比例是异乎寻常的高了[10]。如果继续以每年1000亿美元的速度出口，将不可避免地会招致进口国的抵挡，因为他们不可能适应这样被迫的、快速的调整。事实上，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2005年，一些中国纺织品进口国，针对一些快速膨胀出口的中国纺织品施加了高额关税。中国不可能继续这样过度依赖出口增长来刺激经济，而应该找出办法来，尽快扩大国内需求。 对于中国及其贸易伙伴来说，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妥善处理各种贸易争端，使它们不至于上升到持续对抗的程度。因为这样的对抗往往是建立在国内政治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真正考虑到国家的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看，2005年7月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尽管只是2%——就是朝正确的方向前进了一步。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人民币汇率还会出现一系列的调整。另外，贸易争端应该能始终被控制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处理框架之内。也许，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贸易争端升级为政治对抗，并达到足以破坏国家间安全合作的地步，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会是一个好消息。 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潜在因素是：市场作用不断扩大。如今，中国的大部分商品和服务都能在市场上买进卖出。农产品市场最早得到了发展，到1984年底，要素市场也开始发展起来，部分要素可以按照市场价格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而到90年代末，几乎所有的生产要素都进入了市场。由是观之，中国今天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许多发达国家）相仿[11]。当然，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很不完善，还缺乏如高收入国家所具有的那种对市场经济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能否稳定地发展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制度环境，是中国在未来继续保持高生产率的关键。如上所述，在纠正计划经济缺陷的基础上，过去的25年里，支持高生产率的诸多因素都得到了超常发展，许多计划经济的缺陷如今已不复存在了，但市场机制的效率还有待提高。这方面包括：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使企业的决策能真正独立于党政部门；提高司法部门执法素质与独立性，以保证商业争端（包括企业破产和兼并等）能得到合理的、有效的解决。能否构建一个使经济快速、稳定、可持续增长所需的制度环境，将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此外，有些经济部门还处于相对较弱状态，还需进行改革。 中国经济的潜在危机 即使只是做最初略的考察，也很容易看出中国经济存在许多弱点。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的金融体系。银行的大量呆帐始于政府不再向国有企业直接贷款，而将这个任务转交给了银行。有些人认为，中国银行的这些问题——若按照国际通行的贷款结构分析标准来考察，所有这些银行都已符合破产要求——将导致一场金融危机（就像1997年-1998年间发生在亚洲的那样），从而拖垮中国经济。然而，当时那场危机所波及到的国家，无一例外都具有较高的短期外债依存度、外汇储备少且不断减少的特点（这部分是由于本币的高估）；中国则拥有极高的外汇储备（2004年底达到了6100亿美元[12]），即使中国最近调高了人民币汇率，人民币仍然是被低估的。而且，中国的外债大部分是长期的，债务与出口相
比，始终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上。 因此，如果中国将会发生一场金融危机，那也一定是由于其他一些什么原因。也许，当储户最终意识到银行体系是如此脆弱，因而进行疯狂挤兑时，银行体系将会垮掉。但这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构想。因为不论是从经济还是政治层面考虑，政府都不会让国有银行破产：损害成千上万储户们的利益，无异于一次政治自杀！如果不可能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为银行注资，那政府为银行提供所需资金的最简单办法就是“印钞票”。增发货币会引发通货膨胀，但中国目前并不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通胀程度的些许增加应该是目前经济体系所能够承受的。 事实上，脆弱的银行体系对经济的威胁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一个稳定而有效率的市场体系来支撑，而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银行部门的效率（更一般地说是金融部门。仅仅以中国的股票市场为例，内部人交易和不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极其严重地损害了这一市场。）银行业改革也已持续了近十年时间，近年来取得了一些进步，呆帐率也有所下降，业务范围有所扩展。来自外资银行的压力，也将促使中国本土银行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管理和服务效率。银行业现存最大的问题是：贷款还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政府的牵制，而较多地投向持续亏损的国有企业，这使得呆帐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中国若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有可能会最终发展出一个类似于日本的、保守的银行体系。在日本，保守的银行通常不愿意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企业贷款。而在中国，“保守”意味着：银行贷款主要流向国有企业和政府（通过购买政府债券），而较少流向私人部门。 中国的国有银行倾向于贷款给国有企业，这可以从总投资中国家投资所占的较高比例上得到验证，而这些国家投资又通常是缺乏效率的（还伴随着大量的腐败现象）。中国若想提高总投资收益，就应该更多地将贷款发放给不依赖政府补贴、完全市场化运作的私有企业。更何况，大部分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只是被用来使缺乏竞争力的企业苟延残喘。——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无外乎两种：或是关闭那些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或是通过私有化改革给这些企业以一线生机。私有化改革事实上已经在做了，例如，很多乡镇企业已经通过各种方式转化为私有。政府也已表示，对于大部分国有企业，今后将不再给予补贴。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或是使国有企业转为私有（尽管“私有化”这个词并不常用），或是继续补贴这些亏损的国有企业。事实上，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最终有多少企业转为私有，而在于通过这样的不断转化，能使较高的生产率增长得以维持。中央政府也处于两难的困境中，一方面要加速推进国有企业向私有的转化；另一方面，这种转化又不可避免地会使更多的原国有企业职工失去工作，这对政治稳定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有人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步子还是太慢了，但这些年原国有企业的破产、重组和私有化，已经造成了约3000万城市工人失业。 中国经济的另一个潜在危险是：当前对增长速度的控制，可能会使经济走向很多人所说的“硬着陆”状态。这个词暗含的意思是：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的举措也许并不能奏效，却反而会使经济走入萧条，尽管经济周期中的各个阶段往往并不能在时间上做出明确划分。在美国，情况也是一样，经济萧条可能会由于美联储的高利息政策而引发，却并不一定是由于经济基础出现了什么问题。因此，“政策引致型”经济萧条是有可能发生的（尽管目前管理央行的，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能干的一群人）。这种萧条可能只是发生在一到两年里，其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但却不一定意味着经济将由此进入长期低迷状态。这种类型的萧条也可能由各种外部因素的冲击而引发。例如，中国目前对能源和矿产品进口的依赖率逐年上升，如果世界市场上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急剧上扬，则也有可能使中国经济走入萧条。此外，私人投资的突然萎缩（这在所有发达的市场经济体中都发生过）、短期政治动乱等，都有可能将中国经济拖入这种一、两年的短期萧条。总之，许多因素会导致短期萧条，但从长期来说，这些“硬着陆”现象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 对中国经济构成长期、重大威胁的一个方面是：环境的恶化。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出现严重环境问题的时间比欧洲国家、北美国家，甚至是日本，都早了许多年[13]。中央政府也越来越意识到：必须加大投入，治理环境污染，以使人民能生活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其中，大城市的空气污染问题尤其突出，需要尽快行动并投入必要的资金。 从预算角度看，中国北方许多城市水资源严重短缺的问题也令人非常担忧。由于用水速度快于水的自然补给速度，这些地区的地下水位已经下降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14]。这种情况若持续下去，许多北方城市的经济增长将难以维持，而农民更是只能靠天吃饭。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中国政府近期不惜动用了数百亿美元，修建“南水北调”工程，将长江水引入北方缺水地区。到目前为止，这样长距离、大规模的引水工程已经修成了三个（在美国，这就相当于从科罗拉多河里引水）。但这些费用，或这样、那样的环境问题，似乎还不会真正阻挡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是的，数百亿美元不是个小数目，但想想看，仅2004年，中国的总投资就超过了6000-7000亿美元（按官方汇率折合成美元）[15]。 另一个值得担心的方面，也许是关键性资源的短缺，这可能会使中国经济遭遇瓶颈。其中最有可能发生的应该是严重的能源短缺，当然，食品短缺似乎也有可能发生。中国目前的石油进口增长很快，将来无疑还会进口大量的天然气。目前，中国投资者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安全的能源供给渠道，以保证其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最近的一个大动作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成功收购了美国优尼克石油公司（Unocal），后者拥有很多大型的油田和天然气田（其中许多在亚洲）。2004年，中国共进口了1.22亿吨原油（差不多合每天270万桶）。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年均增长6%，而国内石油产量年均增长仅为1.6%[16]。如果今后十年仍保持这样的态势，那么石油消费与国内产出之间的缺口还会进一步增大。这样，中国的石油进口将会达到每天3.5亿吨（约700万桶）[17]。以每桶50美元计，日均700万桶意味着中国每年花在石油上的钱将会是1280亿美元，这相当于2004年中国出口创汇收入的21%。按每桶70美元算，则每年要花1790亿美元，相当于2004年出口创汇的30%。这当然又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今后十年里，中国的出口创汇收入将有望突破1万亿。因此，那种认为大量的石油进口将从根本上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观点，是没有太多依据的。只有对中国实行石油禁运，才有可能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可除非是中国被卷入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否则，这种禁运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维持增长所面临的社会挑战 在社会层面，中国同样面临挑战。中国目前所拥有的7.6亿劳动力中，近一半人从事农业生产[18]。另一半人主要是在城市的产业和服务部门工作，当然，也有一些是在城乡结合部工作。对比日本和韩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可以看到，在达到这一比例后的20年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下降到了10%。如果同样的事情在中国发生（事实上，这已经开始了），那么，在今后的20年里，将有2.5亿或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或郊区转移。只在今后的10年里，就将有近1亿的农民转移到城市，他们将加入到过去20年里已经转移到城市的1亿民工的行列[19]。再算上可能与这些民工同时迁移的家庭成员，则中国城市在今后的20年里，平均每十年就要接纳2亿来自农村的新移民。 对中国来说，这样大规模的移民——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且发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既意味着机会，也是一个挑战。移民们对房屋及其他必要城市生活设施的巨大需求，将使房地产业持续繁荣。而对来自边远、穷困地区的移民们来说，进入城市，意味着孩子可以有机会接受到比在家乡好得多的教育。理想的迁移应该是这样进行的：移民们举家进入城市，而城市也会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房屋、设施和教育。但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民工们只是被当成城市的暂住人员，他们无权享受那些专为城市居民提供的服务。如果这种状况在今后的十年里仍得不到改变，那么中国的城市里将会有越来越多贫穷而又离乡背井的年轻人，随之而来的动荡、犯罪、致命疾病（如艾滋病）的传播等，将对城市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治稳定；而对于经济高速增长来说，政治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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