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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底 是 谁 浮 躁？
——就《全脑速读记忆》一书与吕武平先生商榷 王 锴 1999年初，某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一部自我标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学习革命”的书——《全脑速读记忆》。在购回拜读之后，感慨颇多。 首先，看到了担任美国“全美阅读课程评价学会主席”的林恩•布德罗斯（Dr•Lynn•Boudreaux）博士的“推荐语”——《阅读革命的深远意义》。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国外阅读学家对我国的阅读状况公开发表见解。读后着实令人汗颜。
他首先举了个例子：“当我还在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里准备博士论文时，我的助手杨就是一名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可怜的杨必须每天阅读大量的文献和资料才能跟得上我们的进展，而且他在中国大陆二十几年的教育过程中，竟然没有学过怎样阅读的课程。……因此，我们建议他选修快速阅读的课程。”
接下来，他又表示：“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人民应该学会更快更高效地阅读，我希望新的留学生——事实上他们都相当刻苦——来到美国学习时就已经掌握了有效的快速阅读技巧，这样他们就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无论对于自己，还是他们的祖国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意义。”
吕先生能够将这样的声音带给国内的广大读者，对推动我国阅读学的研究和快速阅读法的推广，确实是一件好事。笔者对其这一举措表示由衷钦佩和诚挚谢意。
但是，再看后面的内容，就感到有些问题该和吕先生商榷。
一、“科学的声音”就是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吗？
在该书的《后记》中，吕先生写道：“如果不是社会上各类神话般的阅读法泛滥成灾，那么，我也许不会这么早就把这本书推向市场。毕竟，一项工作必须做踏实了才具有生命力。可是，如果没有科学的声音，读者们就会被真假莫辨的东西弄的晕头转向。在这个浮躁的时代，类似的例子已经数不胜数”。言外之意，在这本书面世之前，其他的类似作品都是不科学的，其他的阅读法都是以假充真的，这个时代里所有的人都是浮躁的。好一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
可是，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八十年代以来，在我国知识界的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正式出版的阅读学和有关阅读法的著作（包括翻译的）不过只有百多部，再加上内部出版的，也决不会超过200部，平均每年不到10部。这个数量和进度，相对于有5000年文字历史、有数以亿计读者的需求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来说，决不是多了，而是少得可怜。因此，用“泛滥成灾”来形容，非常不恰当。如果不是吕先生在这方面无知，那就是别有用心了。其用心在何处呢？说穿了，不过是想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多卖些书罢了。
为了多卖书，吕先生在封面的署名之前加上了单位名称。这样一来，给读者的印象就是：这是由省级正规教育科学研究机构的专家主编的书，其科学性、权威性自然就是不容质疑的了。这样署名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人以为：这本书的作者有两个，其一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这个单位，其二是“吕武平”这个人。如此这般，不论是哪一种结果，都是吕先生所期望的。
那么，难道有了单位的招牌、洋专家的推荐和《后记》中的生花妙笔，就可以确保其作品成为“科学的声音”了吗？
二、科学是用复印机制造的“拼盘”吗？
笔者深知，给别人的作品下这样的结论，是要负责任的，搞不好会摊上侵犯名誉权的官司。因此，这个结论是在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之后作出的。
1、该书的第四章《快速阅读的基础》（共计24000多字），几乎与王学贤、尹炎的《全脑速读记忆法教程》之一《汉语速读原理》（齐齐哈尔市龙沙全脑速读培训学校内部教材，1994年6月第一版第三次印刷）的第五章《快速阅读的心理基础》、第六章《快速阅读的语言学基础》（共计24000多字）完全相同。不仅没有注明出处，而且连长达5页的《参考书目》中都不给一席之地。
那么，吕先生为何明知《参考书目》的页码上还有12行的空白，却坚持一行也不给《汉语速读原理》占用呢？其实，他是忌讳《全脑速读记忆法教程》这个书名。
2、 该书的第五章《快速阅读的教育与学习》的第二部分《学习中的阅读技巧》（共计7800字）与《“超”学习法》（[日本]野口悠纪雄 著，陈系美、王燕萍 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3月第一版）的第三章《国文的“超”学习法》前两部分几乎完全相同。
3、更严重的抄袭还是对《高效阅读》（沈慧 等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这本书进行的。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共计抄袭110页。如，该书的第215—246页整整31页、第254—257页整3页、第283—303页整整21页、第361—386页整整25页、第431—460页整整30页等等。《高效阅读》这部书总共才350页，被一下子抄袭将近1/3。
三、“极限”说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吗？
吕先生在他的大作中一再强调：“……心理学家和脑科学家的研究反复证明，人类的阅读速度具有一个生理极限，折算成中文，也就是大约3000字左右……”
既然是“折算成中文”，看来是外国人的研究成果了。那么，吕先生能够拿出自己的理论的或实践的论据吗？笔者在他的大作中没有找到。
但是，国内的其他阅读学专家在这方面早就有大量的实践经验和成果：
“仅仅经过90课时的训练，就能使阅读速度提高5至20倍，读一遍的理解记忆达60%以上——这是中国写作学会阅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王学贤发明的‘全脑速读记忆法’的成效。不久前，来自社会各界的200多名学员参加了王学贤主持的训练。结业时有的人每分钟可阅读10000字。学员们反映，参加训练不仅使阅读速度和理解记忆力大幅度提高，而且使自我调节能力、自我控制能力明显增强，注意力、观察力和想象力也有所提高。”（详见《光明日报》1997年10月17日第五版）
“1997年，舟嵊小学王臻伟老师教的六年级学生平均有效读速每分钟达3562字，最快的毛海东同学有效读速达5200字……”（详见《光明日报》1998年12月9日第二版《乐连珠首创快速阅读教育》）
“我国台湾省的台北市师专附小校长谭达士在1968年开始研究速读教学。经短期训练后，小学低年级学生每分钟可读300～400字，中年级学生每分钟可读1000字左右，高年级学生每分钟可读2000～3000字，最快的每分钟分钟可读7000——8000字”（详见潘意敏、庄佩敏编著《快速读书法》，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
上面的资料虽然没有指明用什么文字做测试材料，但根据约定俗成，凡是没有特指的，均可理解为最通用的，而中国最通用的当然是汉字了。
这三条资料都是指汉字的阅读，根本就不用折算。这一点，吕先生该是知道的。那么，为什么放着中国人近期的成果和数据不用，反而采用外国人30多年前的呢？
退一步说，假定吕先生的“极限”说是科学的，是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的依据的。那么，他在作品中讲授的快速阅读法，就应该限定在每分钟3000字以内。可是，据笔者的粗略统计，在他的大作中却有40多处讲到“一目十行”、“一目半页”或“一目一页”，并且专设一章（另外还有一个小节）来讲授怎样实现“一目十行”、“一目半页”或“一目一页”的面式阅读的方法和技巧。
凡是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一目十行”的“一目”是指阅读时的一次眼停（注视）和眼跳。吕先生的“极限”说的依据是美国阅读心理学家延克尔（照后面的英文似应译为廷克尔，M•A•Tinker）1965年的实验结论。书中说：“延克尔的实验证明，眼睛扫视运动的速度有一个生理极限。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超过每秒钟五次的眼跳运动。我们根据眼跳的速度和每次眼动可以清楚感知的字符数量，可以计算出人在阅读过程中的最大速度。……折算成中文的阅读速度，大约可以达到每分钟3000字左右的阅读速度。”（详见该书第20-21页）
那么，我们可以据此来计算一下：假定每秒钟只有一次眼跳（比吕先生所引用的数据小得多），每次眼跳注视十行，每行26个字（标准32开本），则：26×10×60=15600 ，结论是每分钟可以阅读15600字；“一目半页” （每页26行）时，则：26×13×60=20280 ，每分钟可以阅读20280字；“一目一页”时，则：26×26×60=40560 每分钟可以阅读40560字。
为什么吕先生的观点和他自己要传授给大家的方法和技巧存在这样大的矛盾呢？联想到笔者前面所列举的大量抄袭的事实，除了抄昏了头，还能怎样解释！
以上三个问题，恭候吕武平先生在百忙之中能够拨冗给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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