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国际大投行中国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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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财富　　　 作者：袁铭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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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优秀的投资银行集中于欧美国家，而中国现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位居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客观上已经提供了世界一流金融机构的成长空间。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第一季度，华夏证券、光大证券与招商证券等中国内地投行在亚太区股票承销排名中位居前10名。这预示着海内外投资银行的华夏征战即将开始。
　　对蓝德彰(John D. Langlois)这位前J.P.摩根(J.P. Morgan)北京首席代表而言，即将就任的摩根士丹利资产(中国)公司主席一职无疑是其职业生涯的又一个高峰。而在“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 & Co.，以下简称“摩根”)中国业务的整体布局中，开拓不良资产处理业务是其在大宗股票发行日益艰难的环境下，为继续保持在大中华区投行界领先地位而采取的未雨绸缪之举。
　　受世界经济低迷、企业经营活动放缓的影响，国际投行在全球范围内的股票承销和并购业务骤减。面对急剧下降的收入，两年来各大投行裁员约10万人。2002年，全球并购规模下降至自199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股票承销量较上年下降17%，债券发行量则减少了13%。
　　然而中国市场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尽管上年大型国有企业的海外上市只有“中银香港”和“中国电信”，但跨国并购交易正呈风起云涌之势，其中包括引人瞩目的“日产汽车”(Nissan)斥资10.3亿美元收购“东风汽车”股份案、花旗集团出资7200万美元购买“浦发银行”股权以及“安海斯-布希”(Anheuser-Busch Cos.)投资1.82亿美元增持其在“青岛啤酒”(600600SH，0168HK)的股权等。
　　虽然目前中国的购并市场仍相对较小，但交易规模已呈明显增大之势，交易数量也在迅速增加。据《汤姆森财务》(Thomson Financial)统计，2002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交易总额已从上年的8.85亿美元猛增至25亿美元；与此同时，海外公司在中国进行的收购交易金额也从51亿美元激增至159亿美元，而中国企业间的并购交易额从127亿美元上升至253亿美元。
　　在大中华市场投行业务的争夺战中，以“摩根”、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sgroupsInc.，以下简称“高盛”)和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 & Co.，以下简称“美林”)为代表的美资投行继续处于领跑的位置，但其相对于欧洲竞争者的领先优势正在减弱。
　　欧洲金融机构在大宗股票与债券的全球销售能力上，显然不如强大的美国投行那么游刃有余。但欧陆投行通过发挥全能银行的综合优势，把中国业务的拓展重心放在资产管理和证券交易等领域，并在组建合资券商及基金公司的谈判中抢在了美资机构的前面：中国入世后第一家中外合资券商“华欧国际证券”(由“湘财证券”和法国“里昂证券”合资组建)于2002年12月19日成立；紧接着在2003年1月12日，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第一家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由“招商证券和荷银投资管理”等合资组建)。
　　另外，与“摩根”、“高盛”等将在华业务拓展的重点放在不良资产处理领域不同，瑞银华宝、德意志银行、野村证券(Nomura)和大和证券SMBC(Daiwa SMBC)等欧日投资银行，都在积极申请QFII资格，他们认为QFII将是其中国业务赶超美资投行的大好机会。
　　作为出生于中国内地的“外资”投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CICC，以下简称“中金”)、中银国际控股公司(BOCI，以下简称“中银国际”)和工商东亚金融控股公司(ICEA，以下简称“工商东亚”)被期望能够承担起与欧美大行抗衡的历史使命。然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东背景使这3家机构面临着企业文化(商业银行办投行)与组织结构(国企从事专业服务业)的双重挑战，如何应对上述考验将是本地投行在未来与国际投行竞争成败的关键所在。
　　较之“中金”、“中银国际”及“工商东亚”，“国泰君安”、“申银万国”、“中信证券”和“南方证券”等中国内地大型投资银行在中国入世后面临的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在政府资源和海外市场网络稍逊一筹的情况下，本地券商的主要业务与收入只可能来源于中国证券市场的股票、债券发行及并购等业务，其当务之急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找到并确立自身的核心优势。
　　《新财富》的研究认为，英国独立投资银行“嘉诚证券”(Cazenove＆Co.)和法国商人银行“拉扎德”(Lazard Freres & Co.)的发展模式值得中国本土投行借鉴。
　　借助与英国政府及欧洲资本市场100多年来建立的关系网络，“嘉诚”在亚太区专注于风险较小的股票配售业务，比如在2002年6月推动“哈尔滨啤酒”(0249HK)在香港成功上市；而“拉扎德”则从德累斯登佳华(Dresdner Kleinwort Wasserstein)网罗了华尔街著名的并购业务银行家鲁斯·沃瑟斯坦(Bruce Wasserstein)担任公司CEO，意图依靠“精英人才”使该行在制药、电信等重点行业获得突破。“拉扎德”的策略取得了实效：2002年7月，该行协助“辉瑞制药”(Pfizer Inc.)以620亿美元收购“法玛西亚”(Pharmacia Corp.)，此项交易为当年全球规模最大的并购案；此外，“拉扎德”还在“中国网通”收购“亚洲环球电讯”(Asia Global Crossing Ltd.)的交易中担任“亚洲环电”的财务顾问。在2002年国际投资银行并购业务排名中，“拉扎德”的排名从2001年的12位跃升至第7名，交易金额增加了825.3亿美元，较上年大涨91.40%。
　　而“工商东亚”执行总裁方风雷认为，中国投资银行业下一阶段的主流发展模式应该是中外合资企业，以市场换管理。此外，还应从根本的产权制度上入手，借鉴欧美专业服务机构的合伙人制度—这与德意志银行中国区总裁张红力不谋而合。在2003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张红力提出“组建有限合伙制投资银行”的建议，为投行业海外优秀人才的回归，提供良好的平台。
　　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优秀的投资银行集中于欧美国家，其中美国投行的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强大和开放的母国金融市场和企业群体。而中国现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位居世界第6大经济体，客观上已经提供了世界一流金融机构的成长空间。同时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第一季度，华夏证券、光大证券与招商证券等中国内地投行，在亚太区股票承销排名中位居前10名，这预示着海内外投资银行的华夏征战即将开始。

　　关于花旗--花旗集团环球金融（前所罗门美邦），最具潜力的投资银行，全球投资银行总收入排名：第一名
　　大中华区主席：梁伯韬
　　曾任法国巴黎百富勤集团副董事长(2001年6月辞职)，在市场企业融资方面拥有超过20年的经验。他于1980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取得MBA学位。

　　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曾斥资6700万美元收购“浦发银行”5%股份，因而在外资银行中率先介入中国信用卡市场，但其旗下投行所罗门美邦的在华业务表现远不尽如意。为此，该行于2001年5月聘请“红筹股之父”、法国巴黎百富勤(BNP Paribas Peregrine)副主席梁伯韬和“贝尔斯登”中国业务主管任克英，分别出任亚太区主席和执行副总裁，希望能够在拥有分销渠道的同时，也掌握获得中国业务所必需的人脉关系。
　　梁没有辜负花旗集团的期望：2002年7月，所罗门美邦完成“长江生命科技”价值3.35亿美元的IPO(“长科”是梁伯韬多年的朋友和客户李嘉诚控股的“长实”子公司)；同时，所罗门美邦还在李嘉诚家族控股的“赫斯基石油”4亿美元的债券发行中出任牵头行。此外，该行参与了“中电控股”3亿美元债券、“富邦金融控股”4.3亿美元的可转债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27.3亿美元债券的销售。
　　在“新桥投资”入主“深发展”的交易中出任“深发展”财务顾问的同时，2002年11月，所罗门美邦又参与由“网通”牵头的收购集团(包括“新桥投资”和软库亚洲基础设施基金)以8980万美元收购财务上陷于困境的海底电缆运营商“亚洲环球电讯”(Asia Global Crossing)的交易，向“网通”提供并购咨询。这是中国企业首次收购海外的电信资产，该交易既为“网通”引进战略投资者作好了铺垫，也大大增加了所罗门美邦日后争取“网通”海外上市承销权的胜算。
　　2003年3月，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选定所罗门美邦、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德意志银行和“中金”4家投资银行，担任其总额20亿美元IPO的全球协调人。对所罗门美邦而言，入选“中国人寿”上市承销商的意味最为深远：在1999年“中海油”25亿美元IPO发行失利后，所罗门美邦就再未参与过中国大型国企的上市运作。
　　在团队组建方面，2002年所罗门美邦从“美林”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挖来中国研究主管薛澜和亚洲著名高科技分析师Kirk Yang，后者出任其中国研究主管和地区科技(硬件与组件)研究负责人。Yang曾在“高盛”、AT&T、IBM、安达信咨询、科尔尼管理顾问和EDS任职，广受业界推崇。此外，该行还任命原“摩根”的Ajay Kapur为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区策略研究主管。
　　2002年，所罗门美邦在亚太区参与了49宗并购交易，业务总额排名业界第2，与上年11位的排名相比大有改观。该行负责“网通”收购“亚洲环球电讯”的董事David Putnam指出，中国企业已考虑将战略联盟与跨国并购交易作为整体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国际投行来说，大中华市场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日趋重要。
　　2003年4月7日，花旗集团宣布所罗门美邦不再作为其企业融资与投资银行的品牌名称，投资银行部门改名为“花旗集团环球金融”(Citigroup Global Markets)。原所罗门美邦财富管理与股票研究业务则以“美邦”(Smith Barney)的品牌继续经营，而“所罗门”的名字将只会用于花旗资产管理公司下属的某些基金。作为对公众指责其业务存在利益冲突的回应，“花旗”此举对其在华投资银行业务的影响尚有待观察。

　　关于美林--美林证券：最佳跨国并购行，全球投资银行总收入排名：第二位。
　　中国区主席兼亚太科技业务主管：刘二飞
　　刘加入美林前在东方惠嘉、摩根、高盛、美邦及洛希尔等多家欧美投行任职。于1987年获哈佛商学院MBA学位，此外还拥有Brandeis大学经济学学士和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文学学士学位。

　　作为华尔街上资本规模最大的投资银行，“美林”的中国业务虽然与“摩根”和“高盛”相比仍有距离，但在刘二飞加盟后，“美林”专注于中型股的发售与并购，近期表现已大有起色。
　　“美林”在2000年6月完成“凤凰卫视”的香港上市后，2001年2月又与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共同协助“中海油”(0883HK)实现14亿美元的纽约及香港上市计划，还参与了“中海油”通过下属信贷公司发行5亿美元的全球债券融资(配合对瑞普索的收购)。
　　此后，“美林”接连促成“中海油”的系列海外并购交易：2002年1月，“中海油”以5.85亿美元收购西班牙瑞普索(Repsol-YPE)在印尼资产5大油田的部分权益。并购完成后，“中海油”将在其中3个油田担当作业者，成为印尼最大的海上石油生产商；同年8月，“中海油”确认以3.2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NWS天然气项目的上游储量约5%的权益；2002年9月，“中海油”订立框架协议，以2.75亿美元的代价向“英国石油”(BP)收购“印尼东固液化天然气项目”12.5%的股权。
　　2002年11月，“美林”以联席承销商的身份推动“中海油总公司”控股的“中海油服”(2883HK)在香港成功挂牌上市，筹资3.31亿美元(包括超额认购)。海外上市的融资战略实现后，该公司将被打造成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近海油田服务公司。此次发行由于成功地包装中国近海油田行业，并与国际竞争者结成多个联营企业，加上管理层的经验及路演的出色表现，以及根据市场做出了适当定价，被《亚洲金融》评选为年度“最佳中型招股项目”。2003年3月，在“中海油”斥资6.15亿美元收购英国天然气集团(BG)下属哈萨克里海北部项目8.33%权益的交易中，“美林”再次出动，与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共同担任“中海油”的财务顾问。
　　然而“美林”在大中华区的拓展还面临着相当的不确定因素，高层银行家与分析师的频繁流失对该行业务的持续增长形成严峻考验：2002年7月，“美林”亚洲首席经济师贝尔卓被摩根大通挖走；稍后，曾被《亚洲货币》(Asiamoney)评为最佳中国分析员的该行亚太区董事、中国研究部负责人薛澜跳槽至所罗门美邦，出任董事总经理；同年10月，在“美林”供职达16年的亚洲研究副主管Brent Robinson过档荷兰国际集团(ING)；2003年3月，“美林”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兼总裁李小加又被摩根大通挖走。
　　为填补贝尔卓和薛澜离职后的空缺，“美林”迅速提升Timothy Bond为该行亚洲经济研究主管，并招募“摩根”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策略分析师何显鸿出任其中国研究部主管。之前，何显鸿曾在Atlantis基金管理公司、霸菱资产管理公司和施罗德投资管理公司从事18年的研究工作。同期履新的还有东盟地区电信业分析师Verdi Budiman(来自摩根大通)、区域策略分析师Stephen Corry和印尼经济研究助理Rachman Koeswanto。2003年3月，“美林”又提名Joseph Jacobelli为区域公用设施研究副总裁。Jacobelli在业内已有13年的相关经验，曾在法国兴业证券(SG Securities)、汇丰证券(HSBC Securities)和ING霸菱任职。
　　2002年7月，“美林”任命原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Laura Koh为该行董事，以加强东南亚债券业务。此外，“美林”亚太区固定收益部门还招聘了“贝尔斯登”(Bear Stearns)新加坡董事总经理Zhigang Wu(曾在“中银”北京、香港和纽约分行工作9年)、摩根大通信贷销售主管Leenor Lee和Wei Wang(曾在中信实业银行任金融市场部副总经理兼投资银行部总经理)。
　　在投资者与发行客户主管Anthony Hung及香港投资银行负责人KL Wong的努力下，2003年2月，“美林”通过帮助“和记黄埔”发行15亿美元债券，使其在亚洲债券业务的排名半年内从14位上升到第1位，全球排名位居第6。此外，该行还参与了韩国产业银行与Woori Bank的债券销售。Hung表示，“美林”将把业务拓展的重点放在北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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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最佳中型股票承销行，全球投资银行总收入排名：第三位。
　　董事总经理：孙玮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1993年赴香港证交委(SFC)任财务部副总监。1998-2002年2月就职于摩根，任北京代表处首代，参与了中国联通、中石化和中国铝业等一系列国企的海外上市。

　　作为瑞士信贷集团的投资银行子公司，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CSFB，以下简称“第一波士顿”)上个世纪80年代初即涉足中国内地市场，其2001年2月为“网通”进行的3.25亿美元私募是亚洲区电讯公司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股本私募。
　　2002年初，在“第一波士顿”CEO麦晋桁(John Mack)的游说下，孙玮出任该行驻香港的董事总经理。凭其从业多年形成的与政府高层的良好关系和处理国企海外上市的经验，“第一波士顿”的中国之旅渐入佳境：继2001年2月在中国香港及纽约为“中海油”操作14亿美元的首次招股项目后，该行还参与了“中海油”5亿美元的全球债券发行和一系列海外收购交易。2002年11月，“第一波士顿”联手“美林”推动“中海油”子公司“中海油服”(2883HK)在香港成功上市。同年12月，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将“中海油”及其子公司的信用评级由Baa2调高至Baa1，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获得的最高国际信用评级。
　　2003年3月，在“中海油”以6.15亿美元收购英国天然气在哈萨克斯坦里海北部项目的8.33%权益的交易中，该行又与“美林”共同出任其财务顾问。“中海油”因上市后表现优秀，不到3个月就进入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指数(MSCI Index)，上市5个月即被破格纳入恒生指数成份股。
　　2003年2月，“第一波士顿”还与“中银国际”共同出任“中外运”(0598HK)香港上市的联席全球协调人。在这起今年亚洲首次IPO中，“第一波士顿”促成的需求量和配售金额分别占总额的66%和82%。由于该行在北美和欧洲都有得力的保险专业人才，加上其2001年9月曾在富通集团(Fortis)收购“中保国际”控股寿险业务部门24.9%股权的交易中担任“中保国际”的财务顾问，所以该行在“中国人寿”的承销争夺战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此外，该行还在海尔集团注资“海尔中建”(1169HK)的交易中出任“海尔”的财务顾问。
　　2002年3月，“第一波士顿”宣布重组亚洲(日本除外)研究团队：郭荣泰接替Peter Hilton成为香港地区研究主管，同时兼任区域房地产研究负责人；Hilton改为执掌区域交通运输业分析。
　　为加强大中华区的团队，“第一波士顿”2002年7月又任命7名研究人员，其中在台湾地区的5位人士包括：科技业研究副总裁王安亚、手持设备与部件研究高级经理(associate)叶美玲、科技策略研究高级经理陈政隆、液晶显示器与光线存储研究高级经理涂维纯及网络设备研究高级经理王万里。在香港地区，该行原区域银行研究主管Mehdee Reza调任股票研究产品经理；“第一波士顿”还从“里昂证券”挖来高级分析师陆晓逊，担任中国科技与汽车业研究副总裁。此外，摩根大通评级咨询主管陈旭平于2003年2月过档“第一波士顿”，加入其债务资本市场组。陈出生于新加坡，在耶鲁接受高等教育，在摩根大通固定收益部门工作的4年期间表现出色。
　　2003年1月，台湾国民党中常会将旗下两大投资公司之一的中华投资公司交付瑞士信贷集团下属信托公司掌管。为加强在台湾地区的拓展，同年4月，“第一波士顿”调任周伟民负责台湾的整体业务，并任命张天为该行台湾投资银行业务主管，接替跳槽至德意志银行的Johnny Lee。张之前曾在瑞银华宝和所罗门兄弟任职，拥有16年的投行经验。
　　据《汤姆森财务》统计，“第一波士顿”在2002年欧洲IPO市场的排名中高居首位，领先于“美林”和“所罗门美邦”等华尔街投行；在大中华区，孙玮及其业务团队也正在朝着类似的目标迈进。

　　关于高盛--高盛：最佳国际投资银行、最佳大宗股票承销行、最佳大宗并购行，全球投资银行总收入排名：第四位。
　　亚洲董事总经理：徐子望、王学明
　　徐子望现为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他于1997年初加入“高盛”，拥有14年的投行业经验，领导了许多重大的中国公司上市项目，包括中国石油、山东国电、北京控股、北京大唐、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及上海实业，并在中国最大的几个债务发行中起到关键性作用。此前，徐是“摩根”中国事务主管及中国建设银行业务主管和部门副主管，拥有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塔夫斯(Tufts)大学Fletcher法律和外交学院文学硕士学位。
　　王学明现为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王学明于1994年加入高盛公司，在一系列标志性的中国企业民营化与并购交易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她在1985年进入中国银行业，专注于航空融资安排业务。王学明拥有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与“摩根”在中国市场上一贯勇猛进取的表现相比，“高盛”的在华业务可谓布局稳健，后发制人。在和华尔街及欧洲大陆竞争对手的激烈较量中，“高盛”的中国战略渐露锋芒，在股票承销、公司并购及不良资产处理等主要业务领域均取得丰硕成果。
　　2002年7月，在“高盛”、“瑞银华宝”与“中银国际”3家承销商的努力下，“中银香港”(2338 HK)成功实现26.7亿美元的海外上市。此项交易不但为中国金融与银行体系的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面向日本散户投资者首次推出了“非上市公募”(Public Offer Without Listing，POWL)，由此获得《公司财务》杂志(Corporate Finance)颁发的“年度最佳IPO交易”大奖。在亚太区，“高盛”还主导了“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与“明讯电讯”(Maxis Communication Berhad)的首次公开上市、韩国鲜京电讯(SK Telekom)的可转债与美国存托凭证(ADR)发行等大宗股票交易。2002年，“高盛”在亚洲资本市场为客户集资66亿美元，较其最接近的竞争者多出两倍多；同期，“高盛”的股票挂钩证券发行达到26亿美元，蝉联区内第一。
　　在中国并购业务方面，“高盛”继2002年初代表“交通银行”向境外投资者进行私募外，同年7月又协助“汇丰保险”以6亿美元收购“平安保险”10%的股份。2002年9月，“高盛”作为“日产汽车”的财务顾问，促成了“日产”对“东风汽车”投入现金达85.5亿元(约10.3亿美元)的股份收购案。
　　这项被高盛(亚洲)公司副董事长肯尼思·柯蒂斯(Kenneth Courtis)称为“将改变中国汽车业发展游戏规则”的交易，对参与双方来说都具特别的意义：“日产汽车”作出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投资，而“东风”现有资产中的70%被纳入了新的合资范围。“高盛”执行董事朱寒松表示，“日产”与“东风”的合作不仅清理了“东风”过去40年遗留下来的历史包袱，且使“日产”借此全面进入中国，与“东风”共同向全球第4大汽车制造商位置冲击(仅次于“通用”、“福特”、“丰田”)。
　　“高盛”董事总经理徐子望指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改造中国大型国企，会在引进行业战略投资者的同时，还引进共同的研发、生产、销售和经营管理，这比采取海外上市(通过资本市场的制约)对企业改造的作用更大，效果更好。
　　此外，“高盛”还联合“瑞银华宝”与“中金”完成了“中移动(香港)”总额达102亿美元的8省移动网络收购案。在亚洲其它地区，“高盛”参与了“富邦金融控股”收购“台北银行”的交易，代表“和记黄埔”与新加坡科技联合收购“环球电讯”；并作为韩国政府的联席财务顾问，促成了“汉拿银行”(Hana Bank)与“汉城银行”的合并。得益于中国业务的迅猛增长，2002年“高盛”在日本以外的亚洲并购市场排名第一(详见表5)。
　　“高盛”在中国的不良资产处理业务与“摩根”并驾齐驱：2002年10月，该公司在同“龙星基金”(Lone Star Funds)的竞争中胜出，和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签订协议，向后者收购81亿元的不良资产。2003年2月28日，“高盛”宣布与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的合资公司(融盛资产管理公司)已经完成价值19亿元的不良贷款和房地产资产组合的收购。这家合资公司是已完成工商注册的第一家中外合作的资产管理公司。
　　由于全球股市长期低迷不振，大型国企股海外上市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为寻求新的业务，“高盛”逐步将大中华区业务关注的范围扩大到中小民营企业。2001年初，凯瑞(Michael Carr)接替达特尔斯(Timothy Dattels)出任高盛(亚洲)投资银行业务主管，标志着策略转变的开始。“高盛”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通过承销欧洲国企的股票，为从私有企业手中获得业务奠定了基石。凯瑞说：“现在播种，在2005年及稍后的日子里，我们就会收获。”“神州数码”、“中国民航信息网络”及“白马广告”等公司开始成为“高盛”的新客户，尽管这3家公司的市值总和还不到“高盛”精英客户“新加坡电信”的1/10。目前，“高盛”正在为中国内地房地产开发商“SOHO中国”和“世茂集团”(分拆内地房地产项目)筹备香港上市，“台湾统一企业”也委托“高盛”做中国内地的上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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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高盛”中国业务的纵深发展，本地团队的组建也已启动。徐子望表示，企业民营化过程中涉及众多转制因素，微妙的业务技巧只有洞悉国内文化的人才能掌握。光是招聘来自中国的欧美MBA不能确保人才的延续性，聘用在欧美念大学的内地人亦有局限性，因为其中大部分在高中前已出国，对中国文化认识不足。基于上述判断，“高盛”从1999年起，每年在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等院校系统地招聘应届毕业生。此外，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亨利·帕尔森(Henry Paulson)还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中担任主席(经管学院首任院长朱基任荣誉主席)。
　　2003年3月24日，“高盛”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表示辞去现有职务，并将受聘担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全职教授，执掌该院的“全球领袖”项目。此前，桑顿已在“高盛”工作了22年，一度主管投行业务，在公司制定中国市场发展战略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将继续担任“高盛”的高级顾问和“高盛基金”负责人。对“高盛”而言，桑顿在清华大学扮演的新角色有助于加强跨国公司与中国未来商界、政界精英之间的联系，必将有力地促进该公司大中华区各项业务的长期发展。

　　关于摩根士丹利--摩根士丹利：最佳不良资产处理行，全球投资银行总收入排名：第五名。
　　亚洲董事总经理：吴长根、竺稼
　　吴长根现任摩根士丹利亚洲董事总经理。吴早年在中国银行信贷二部工作，长期从事项目融资业务，主管过大亚湾核电站、平朔煤矿等项目；自1994年起在伦敦负责“中银国际”的筹备。加入“摩根”之前，他曾任中银国际控股(伦敦)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中国银行国际(英国)公司董事长和中国银行董事。
　　竺稼现任摩根士丹利亚洲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区电信、媒体及科技投资银行业务联席主管，负责开拓和维护客户及政府关系。此前，竺稼曾任职于一家纽约律师事务所，于1995年1月加入摩根士丹利纽约总部，参与多项股票和债券发行、并购及重组交易；竺稼在1992年取得康奈尔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对于一直在业界擅长大宗股票销售的“摩根”来说，“中国电信”(0728HK)2002年11月15日的香港上市可谓是一场“惨胜”：在招股规模削减55%的情况下，“中国电信”在港上市首日即跌破招股价，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当日的股价也下跌5.37%。而且，这还是“摩根”与“美林”、“中金”联合承销的成果，该公司的业务声誉因此受到不小冲击。
　　由于全球资本市场的持续动荡和电信行业整体下滑，“摩根”积极操办的中国民营电信设备商“华为技术”的承销准备不得不一再拖延。2003年1月22日，“华为”的主要市场竞争对手、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商“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 Inc.)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马歇尔联邦法庭起诉“华为”非法盗用该公司包括源代码和软件设计方案在内的知识产权，抄袭“思科”拥有知识产权的文件和资料，并侵犯“思科”其它多项专利等。面对如此重大的法律纠纷，对手又是强大的“思科”，“华为”的海外上市进程很可能再次推迟。目前，“摩根”手中运作的中国企业海外上市项目还有“广东电网”和“华润电力”等。
　　幸好“摩根”在股票发售领域的受挫没有影响到在华的直接投资业务：2002年12月19日，该公司联合“鼎晖投资”(原“中金”直接投资部)和“英联投资公司”(CCP)向中国乳业企业“蒙牛”注资2600多万美元(人民币2.16亿元)，参股比例超过32%。据悉，这是“摩根”首次将资金投向国内乳制品行业，同时也是该公司此类业务沉寂4年后在中国投下的第一个项目。同年10月，“摩根”还作为“安海斯-布希”的财务顾问，参与了价值1.82亿美元的“青岛啤酒”股权收购交易，使A-B公司在“青啤”的股权比例从4.5%增至27%。
　　在中国不良债权重组领域，“摩根”在外资机构中抢得头筹，取得一系列标志性的成果：2001年11月，在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和世界银行下属国际金融公司(IFC)的配合下，“摩根”联合“雷曼兄弟”、“所罗门美邦”和KTH资金管理公司宣布买下面值108亿元的4个资产包，涉及中国18省市的254家借款单位。2003年3月13日，以“摩根”为首的联合财团和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宣布获得监管机构的最终批准，完成了从“华融”购买总额108亿元不良资产的交易。该宗不良资产由“摩根”牵头的财团和“华融”组成的合资公司收购。此次交易不仅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大宗的不良资产出售项目，且创造了三个“第一”：它是国际与国内投资者首次合作成立在岸合资公司收购并管理中国不良资产；国际金融公司将第一次在中国提供不良资产债务融资；出售的不良资产将由凯利资产服务有限公司管理，而“凯利”为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资产管理公司。
　　摩根士丹利亚洲董事总经理竺稼认为，收购的目的不只在于盈利，更在于借助不良债权处理，接触并了解中国地方政府、司法系统和社会体系的方方面面，这些都将成为宝贵的经验；而组织财团参与竞标，可降低单一项目的投资额，从而起到防范风险的作用。
　　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房地产市场的并购活动也给“摩根”带来不少业务机会：新世界集团、恒隆地产与恒基发展等当地主要开发商为减轻债务负担，纷纷进行重组，出售非核心资产。2002年，香港地产业交易额逾67亿美元，占整体并购市场份额的21%，其中“摩根”在国际投行中排名第一。
　　由于中国台湾地区的股票和债券发行市场持续低迷，“摩根”、“高盛”等华尔街投行将该地区业务拓展的重点放在承销企业的可转换债券上。据市场研究公司Dealogic LLC的数据，自2001年1月份以来，在台湾完成的95次可转换债券发行中，几乎半数以上的交易由华尔街投资银行承销。期间，共发行了价值约93亿美元的可转换债券。
　　对境外投行而言，券商承销台湾可转换债券既可以藉此收取大笔承销费，同时其当地的企业客户也可通过低成本且免税方式来筹资。与发行须支付利息的债券相比，无须付息的筹资方式更吸引借款公司。台湾地区税法规定，企业在支付债券利息时须上缴20%的预扣税，这更加促使台湾企业宁愿发行可转换债券，而不是普通债券。
　　2003年3月25日，“摩根”在国际投行中率先启动中文网站(www.morganstanleychina.com)，向大中华区客户提供包括融资、并购、公司治理、金融市场、资产配置的信息及公司研究分析师的分析及见解。
　　为推动亚太区的股票资本市场业务，“摩根”在2002年7月提升韦立民(Norman Villamin)为亚太策略分析师(驻新加坡)。韦曾就读于密歇根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分别获得工商管理学士和硕士学位。1998年，他从“华宝德威”(Warburg Dillon Read)马尼拉办事处过档“摩根”，担任新加坡策略分析师与研究主管。
　　凭借着旗下银行家Shamus Hassan与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liam Nasional Berhad，Petronas)的密切联系和Kate Richdale的全力投入，“摩根”赢得了该公司的债券发行合约：2002年5月，帮助Petronas发行了26.8亿美元的跨期(包括7年期、10年期和20年期)、多币种(首次包括欧元)债券；同年11月，Petronas再次出售了7亿美元(10年期)和2.5亿美元(20年期)债券。此外，“摩根”还为菲律宾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发行了两笔主权债。基于上述突出表现，“摩根”力压所罗门美邦、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和瑞银华宝，在《亚洲金融》杂志(FinanceAsia)的2002年度评选中被推举为“最佳国际债券发售行”。

　　关于摩根大通--摩根大通：最积极进取的投资银行，全球投资银行总收入排名：第六位。
　　中国区主席及行政总裁：李小加
　　拥有超过10年的企业融资及顾问经验，1999年起担任美林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兼总裁。在美林任职9年，牵头进行过业内多项重大交易。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1年1月由“大通曼哈顿银行”与J.P.摩根合并而成的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 Co.)是美国第二大综合金融服务机构，资产规模超过7000亿美元，业务范围涵盖投行、资产管理、私人银行、私人股权投资、资产托管及交易服务等领域。
　　摩根大通与新中国的关系始于1973年，当时的大通银行董事会主席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带领第一支美国商业代表团来到中国。同年，大通银行成为中国银行的首家美国往来银行。1980年，大通银行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并成为中国航空业的主要融资行以及电力、石化行业出口信贷交易的主要安排人。1990年以来，摩根大通开始扩大其在中国的业务并将中国作为业务重点，在上海和天津设立代表处，并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获得B股交易席位。
　　与花旗集团不同，摩根大通一般不在海外从事零售业务，它主要面向公司和政府提供批发、顾问业务。该行将其在一些专门行业的经验带到中国(包括金融机构、电力、石油和天然气、纸浆和造纸以及电信行业)，通过资金管理等优势服务出任企业的财务顾问，进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继1999年为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建立全球资金管理体系后，摩根大通在2002年6月与北京地铁集团公司签署协议，担任北京地铁4号、5号线融资项目的财务顾问。同时，该行还与“中银国际”共同出任“中兴通讯”的海外上市承销商。2001年5月，摩根大通作为全球协调人和主承销商，为中国政府发行了10亿美元10年期债券。
　　2002年10月，摩根大通获得在华经营外汇和人民币业务的经营牌照，该行在华的分支机构于2003年初开始向外资公司提供全方位的人民币业务。据悉，该行在中国市场着力推出的是全球性风险管理金融工具和服务。这些新的金融工具将有力配合摩根大通目前的在华业务，包括资本市场融资、财务顾问、养老基金业务和现金管理等。
　　摩根大通的“一站式服务”策略取得了重要进展：2003年2月，东方航空(600115SH)聘请其为财务顾问，设计并建立一套全球资金管理体系。“东航”财务总监罗伟德表示，为更好地掌握联合重组带来的机遇，提升企业竞争力，公司在内部财务管理及整合方面作了全面调整，其中引进摩根大通设计的全球资金管理体系是最重要的举措。
　　目前，摩根大通在中国市场约有50家企业客户，包括“中国石油”、“华能国电”、“南方航空”和“东方航空”等大型上市公司。该行的经营模式是与精选的对象建立深入的业务联系，为其提供广泛的服务，并不急于扩大客户群。
　　虽然摩根大通下属的JP摩根富林明与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的合资谈判因故未果，但在2002年中国的并购热潮中，该行小试牛刀，担任了“华能国电”价值5.47亿美元的两项收购项目的独家财务顾问，上述交易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电力行业改革的标志性交易之一。此外，摩根大通还协助“中国联通”完成了总额27亿美元的9省移动通信网络收购案，并参与了“中石油”收购俄罗斯斯拉夫石油公司的竞标。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朱德淼认为，电信、基础设施、电力、消费品、零售、保险及咨询等行业，会是现在外资通过并购进入中国市场的热点。由于中国企业间的兼并主要依靠政策指导和撮合，还没有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并购，因此难以判断并购的热点行业。
　　在大中华经济圈的台湾地区，摩根大通的并购业务也大有起色：2002年促成国泰金融控股对世华联合商业银行29.8亿美元的股票收购；2003年2月，又协助主要买家“国泰”、“富邦”和“台湾大哥大公司”完成了台湾有史以来最大一笔商业交易—总额达18.8亿美元的中华电信股份标售案。
　　2002年，摩根大通的中国兼并业务共进行6笔交易，并购金额排名业界第5。为在“长城上的赛跑”中后来居上，摩根大通四处招兵买马，扩充中国业务团队：2001年，聘请了原“北京控股”副总裁方方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电信业务组的王励弘，又从“中金”挖走霍康(Carl Walter)，出任该行中国投行部营运总裁；2002年8月，香港投行界著名银行家梁嘉嶂在“美林”工作了18个月后，重返摩根大通，同期加入该行的还有里昂证券(CLSA)中国电信研究主管李裕生及东方惠嘉证券(Indosuez W.I. Carr Securities)的中国石化分析师李明；2003年1月，摩根大通任命孟亮为大中华区并购业务高级副总裁，直接向亚太区并购业务主管马宏涛(Todd Marin)汇报。上海籍的孟亮为耶鲁MBA，此前任职于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纽约分行，负责媒体与电信公司并购业务。
　　2003年3月3日，摩根大通委任李小加为该行中国区主席及行政总裁。业界认为，此举是摩根大通加强中国投行业务的又一重要举措。其亚太区主席白瑞甫(Ralph Parks)表示，李小加将与大中华区营运委员会主席朱德淼及大中华区营运总裁霍康密切合作，李负责投行业务，朱继续发展大中华区的主要客户关系网络、拓展策略性方案及其他业务机会，霍康则负责中国区的日常运作。
　　摩根大通在亚太区其它市场的招募也非常活跃：2002年4月，聘请曾在“美林”任职15年的David Schlessinger和“高盛”前科技、传媒与电信业(TMT)银行家Jonathan Back，分别掌管澳大利亚、新西兰地区与东南亚的股票资本市场业务。
　　2002年7月，摩根大通又从“美林”网罗从事货币与债券投资策略分析的亚洲首席经济师贝尔卓(William Belchere)，出任该行董事总经理兼亚洲经济与政策研究主管。之前，贝尔卓曾在印尼央行担任政策顾问。在摩根大通，贝尔卓领衔的研究小组还包括经济学家Keon Lee和郑杏娟。
　　据彭博资讯最新统计，摩根大通在2003年一季度亚洲(日本除外)并购排名中位列榜首。马宏涛认为，随着企业本身对并购认识的不断增强，市场规则、公司治理的改进与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大中华区并购市场的中长期趋势看好。
　　马宏涛指出，与中国相关的并购交易中，内地企业会侧重于自然资源行业(包括能源业)；而着眼在中国进行并购活动的跨国公司，则将重点放在制造及消费行业；在国内企业间的并购交易中，以电信行业的金额尤为巨大。
　　摩根大通预期，中国未来10年将发行的股票价值高达500亿美元，因此该行2002年在亚洲区裁减约两成投行人员的情况下，中国业务的扩展丝毫没有停步。“逆市扩张”清晰地勾勒出该行对大中华区投资银行业务的雄心壮志。

　　关于瑞银华宝--瑞银华宝：最佳中国研究行，全球投资银行总收入排名：第七位。
　　董事总经理、中国企业融资业务主管：何迪
　　北京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联合创办人；曾是科院国际关系领域的资深学者。在瑞银华宝，他参与了盈科数码动力对香港电讯的并购等交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硕士学位。

　　在国际投行中，瑞士银行集团(UBS AG)下属投行瑞银华宝(UBS Warburg)素以强大的研究与二级市场交易执行能力著称。在《亚洲货币》2002年底915家机构投资者参与的投票评比中，该行进一步巩固了在亚太区证券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在研究与销售综合排名与大型基金、对冲基金等分类排名中均位居首位；在中国研究的15个分类评比中，瑞银华宝摘走了12项第一，张化桥与陈昌华更囊括了最佳中国分析员排行榜的第一和第三名(详见表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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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前些年错过不少大型国企的承销机会，瑞银华宝在内地市场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民营企业，在外资券商中首先推出中国民企指数，纳入12家中国民企。该行中国经济、策略分析师陈昌华对中国内地100家民企分析后指出，在微利的状态下，目前民企的资产运用非常有效率，但较小的规模使其缺乏“定价能力”。在与国企和跨国公司的较量中，它们所要面对的竞争环境十分严峻。
　　在2002年参与“中银香港”的海外上市承销后，瑞银华宝亚太区主席贺利华(Rodney G. Ward)把中国市场的IPO业务机会指向了正筹划重组上市的电力、电信、航空和金融业的大型国企。他希望中方在挑选承销商和财务顾问时，不仅要关注美资机构，也应顾及欧资背景、全球布局的银行。目前，瑞银华宝正参与内地手机分销商“蜂星电讯”的包装上市；2003年3月，该行还在“中石化”斥资6.15亿美元收购英国天然气集团在哈萨克里海北部项目8.33%股权的交易中，出任“中石化”的独家财务顾问。瑞银华宝2002年因其在亚太区资本市场的突出表现，被《亚洲金融》推举为“最佳股票研究行”、“最佳债券研究行”、“最佳经纪行”、“最佳评级顾问行”和“最佳金融机构服务行”。
　　瑞银华宝对中国实施“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反应积极：在2002年12月QFII《暂行办法》实施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该行即率先递交申请。瑞银华宝执行董事兼中国研究部主管张化桥表示，QFII制度推出后，国际投资者会谨慎地选择其投资对象，重点是管理良好、战略稳妥、收益可持续和价位合理的公司，当然还要有较高的财务透明度。他建议，中国具备自然垄断性、本地特色性、品牌效应性和资源性等4类公司值得重点关注。对于外资的A股投资策略，陈昌华认为，QFII在刚进入中国A股市场时，可能从资金安全和流动性角度出发，采取购买大盘蓝筹股或指数化的投资方式；但长远看，在A股市场上采用“自下而上”—即精选个股而非侧重行业的选股方法，将更有利于取得最佳回报。尽管仍有诸多不利因素，但充裕的市场游资将为中国股市的走强奠定坚实基础。2003年3月，瑞银华宝宣布开始正式研究国内7家A股上市公司，并计划在年内将这一数字扩大到35家，至2004年第二季前将研究50家。
　　2003年4月，瑞银华宝从“高盛”挖来大中华区资深经济学家乔·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出任该行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去年，安德森与同事胡祖六合著的《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大神话》系列报告引起了内地媒体的广泛注意，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还特地为该报告的中文版作序。安德森在瑞银华宝将出任董事总经理，较其在“高盛”时的执行董事晋升一级。

　　关于德意志银行--德意志银行：最佳全能银行，全球投资银行总收入排名：第八位。
　　亚洲副董事长、董事总经理兼大中华区总裁：张红力
　　先后在施罗德商人银行和高盛(亚洲)任中国投行部主管和执行董事兼北京首代。加拿大阿尔波特大学生物遗传学硕士和加州圣格拉大学MBA。

　　作为欧洲全能银行的代表，德意志银行自2001年3月从“高盛”网罗张红力为董事总经理兼投资银行大中华区主管后，中国业务峰回路转，在财务顾问、股票承销、房地产金融、资产证券化和QFII等领域获得全面突破。
　　继担任“中石油”独家财务顾问，帮助管理投资140多亿美元的“西气东输”管道项目后，德意志银行还获得“广东电网”和“中国人寿”海外上市的联席承销商资格。该行在国际大行中率先进军内地房地产金融市场：2002年11月，德意志银行亚洲房地产直接投资部收购了中国首家提供住房抵押贷款服务的合资公司“惠泽中国控股”近30%的股份，并计划在未来3年将其持股比例增至48%。通过参股，该行间接介入了中国住房按揭业务，从而在包括住房抵押在内的零售市场取得竞争优势。
　　2003年1月，德意志银行与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签署资产证券化和分包一揽子协议，涉及债权余额25.52亿元，由该行主持在境外发债，争取在未来3-5年实现项目的全部回收。作为中国首个资产证券化项目，此举标志着内地在资产证券化和利用外资领域的重大突破。
　　目前，德意志银行是中国台湾地区QFII交易量最大的投行，占QFII交易总额的10%左右。该行下属的德意志证券亚洲公司2003年4月15日向中国证监会递交了资格申请。据悉，此次其申请的投资额度为2.5亿美元。张红力认为，境外投资者会谨慎选择优质的国内上市公司进行投资，包括金融、房地产、港口、日用品、电信器材和家用产品等领域的龙头企业。由于A股相对于H股较贵，因此有H股的A股肯定不在该行的考虑范围之内。
　　基于大中华区整体策略的考虑，德意志银行在业务团队的组建上不遗余力：2002年4月，该行亚洲股票研究组招募原“雷曼兄弟”科技投行业务组的Kishore Suratkal和“美林”全球科技股销售董事Simon Chaplow为行业负责人。同时，德意志银行还挖来汇丰银行金融业分析师Jonathan Lee和原ING霸菱中国研究主管Hoong Yik Luen。为加强台湾地区企业融资业务，该行先后网罗了里昂证券台湾研究主管Ken Chan和“第一波士顿”投行业务负责人Johnny Lee。
　　德意志银行取代摩根大通成为“华能国际”的财务顾问后，2003年3月聘任瑞银华宝全球能源与电力业务银行家Eugene Qian为其公用事业企业融资主管；同年4月，该行又挖来原“里昂证券”中国研究部李晶担任中国股票研究及产品业务董事总经理，配合推动在华的QFII业务。
　　2003年3月，张红力作为首名外资银行界人士，担任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对于德意志银行来说，张的这一身份将有利于该行拓展中国内地业务。
　　2003年4月，德意志银行任命朱彤担任中国区首席运营官，全面参与该行中国业务发展战略制定，并负责德意志银行中国区的运营控制和整体业务的全面协调。加入德意志银行前，朱曾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和中国外交部任职。张红力表示，朱彤将通过她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国内外事务的组织协调能力，帮助构建德意志银行在中国的业务平台，协调该行作为全能银行在中国市场的业务平行发展，并加强其国际一流银行的品牌形象。

　　本地投资银行的崛起：旧体制挑战新竞争

　　中银国际控股公司（BOCI）
　　“中银国际”是中国最早的投资银行，自1979年3月成立至今，已成为中国内地在海外拥有最强投行专业队伍、最大独立国际配售网络、管理资产最多、最国际化的全功能投行。1993年，该行独家安排第一家H股“青岛啤酒”在香港上市，开国企海外上市之先河，并自此成为安排国企海外上市的主要力量。多年来，该行先后参与的上市项目有上海石化、华能国际、北京控股、马鞍山钢铁、广深铁路、宁沪高速公路、东方航空、沪杭甬高速公路、鞍钢新轧、一拖、科龙和TCL等。在并购业务领域，“中银国际”2000年出任“盈科数码动力”收购“香港电讯”的财务顾问，该项目是迄今为止亚洲(除日本外)最大的收购兼并案，涉及金额高达280亿美元；2001年，该行还协助中国银行完成其在香港的商业银行业务的重组合并。“中银国际”2003年除承销“中外运”外，“平安保险”和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的上市也在计划之中。
　　在与“高盛”、瑞银华宝建立战略合作协议、拓展海外业务的同时，李山把“中银国际”的业务重点放在了国内资本市场。“在海外市场打防御战，A股市场是进攻战。”他说。继拿到A股承销牌照后，该行2002年10月获准受让原“港澳信托”下属的20家证券营业部，为经纪业务的开展打下了基础。2003年3月，“中银国际”凭借“航天动力”首次亮相国内A股的承销，标志其国内投行业务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此外，“中银国际”还积极拓展财务顾问与私募业务：先后介入了深圳、苏州、成都市和陕西省的国企改革，在公用事业、基础设施行业、制造业、能源行业、服务业等重点领域进行全方位、深层次合作。虽然目前国内私募市场仍是“中金”占据主导地位(比如协助太平洋保险集资达57亿元)，但“中银国际”也在“大唐电信”的私募中担当了重任。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CICC）
　　由于“摩根”入股“中金”后主持了组织架构的搭建，该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朱云来显然要比中银国际执行总裁李山轻松不少。2003年，“中金”正在准备的海外上市项目包括“广东电网”、“中国人寿”、“中国人保”和“普天集团”等大型国有企业，在与“中银国际”的争夺中占据了上风。

　　工商东亚金融控股公司（ICEA）
　　与朱云来和李山相比，“工商东亚”执行总裁方风雷目前面临的局势要严峻得多：该公司的股票承销业务自“欧亚农业事件”爆发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为扭转“长于中小企业海外上市”的市场定位，2002年4月，方风雷从英国商人银行“洛希尔”(Rothschild & Cie.)挖来崔桂勇改组投行部门。之前，崔曾主持过“美国铝业”战略投资“中国铝业”(约7亿美元)的财务顾问，以及“中国移动(香港)”2000年(320亿美元)和2002年(110亿美元)两次收购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等。经过重构，“工商东亚”投行部设立了金融、TMT(电信、媒体、科技)、交通和基础设施的4个行业组。在2002年11月“中海油服”的海外上市中，“工商东亚”出任财务顾问，为该行转型为一家有竞争力的大型投行拉开了帷幕。
　　为追赶“中金”和“中银国际”，方风雷在引进外资战略伙伴方面全力以赴：2002年5月，他到“工商东亚”上任刚2个月，就与“美林”及“第一波士顿”就股权转让开始接触。然而随着“欧亚农业”与该行售股的其它民企问题的暴露，与外资的参股谈判随之处于停顿状态。

marysmith

小火柴的东东真棒！！！

lizimin

我对小火柴佩服的五体投地，希望能得到指点。

qihaitao

6楼太客气了，有问题我们一起探讨吧，欢迎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