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一篇在学术界深具影响,在国内却鲜为人知的论文中对经济学与管理学的根本区别做了一个极好的概括,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几点:
首先,两者之间存在沟通问题。管理学是以提高企业业绩、增加股东回报为目标;而经济学家是以提高社会福利为宗旨、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据。这意味着后者甚至可能试图降低某些企业的利润率,以实现公众利益的最大化。很多人知道波特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把以降低进入门槛、保护自由竞争为目标的产业组织理论反过来为力图竖立进入障碍、维护超额利润的战略管理服务,但却未意识到这两者并非可以直接互相借用。波特在这方面作出了学术上的巨大努力。
其次,两者之间存在研究对象的差异。战略管理学通常以个别企业为研究对象,关心的是如何解决这些个别企业面临的独特问题,以及如何发掘其与众不同之处;而产业经济学则把研究重点放在行业上,关心的是整个行业的表现,而忽略行业内企业之间除规模大小之外的一切差别。这也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经济学视企业为“黑匣子”的问题。案例分析的一个功用,就是打开或走进这些“黑匣子”。
最后,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战略管理学和产业经济学之间赋予经理人的不同作用。在产业组织理论中,企业环境,特别是企业所处的行业结构,决定了企业的经济行为,并最终决定了企业的业绩表现。其中企业的经济行为基本上是被动的、无力的,既不能改变环境,又不足以影响最终结果。而战略管理则高度重视经理人的能动作用,重视经理人利用和迎合环境的能力。商学院的存在本身就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即掌握管理技能的经理人能够创造出价值。在这方面,波特虽然把行业结构放在他整个分析框架中最突出的部分,但是他对战略定位的诠释,却显示出他已成功地完成了从产业经济学家向战略管理学家的转化。
今天我们看到国内的经济学家们动辄要和企业界“对话”,却不知他们互相能否听得懂对方所讲的“外行”话。充塞了经济学家的各个MBA院校,指导出一批批不知所谓的MBA论文;而那一大群被聘为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们,也不知他们是会为股东利益尽责,还是会服从于他们的职业所要求的“经济学家的良心”,更难以弄清楚他们对公司经理人的作用是不是持有积极的评价。当我们回顾波特当年从经济学领域进入战略管理领域的艰辛与其作出的学术努力与贡献,不得不惊讶于现在某些学者的随意与轻浮。他们在对企业没有任何研究的情况下,甚至在根本不知管理学为何物的情况下,就开始给企业“把脉诊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