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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朝鲜就被中华帝国的文化光芒所深深吸引，以作为中国最忠诚的属邦为荣。它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一举一动都一丝不苟地向中国看齐，成了中国最教条的学生。韩鲜骄傲地自称“小中华”。朝鲜人长期看不起日本，原因就是日本天皇竟敢和中国皇帝一样自称为“皇”，并且对中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重。
朝鲜学习中国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它和中国的唯一区别是它比中国更顽固地坚持从中国学来的一切教条。
朝鲜李朝开国太祖李成桂学习宋朝太祖赵匡胤，发动兵变篡夺了王位。为了一家一姓统治万代，他照搬中国皇帝的统治术，重文轻武，大力推行儒家思想专制。
李朝也通过科举选拔官僚。朝鲜的科举和明朝一样，完全为束缚读书人的思想而设，规定读书人只能读四书五经，不许发表自己的见解。李朝的官僚们和中国的情况一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垄断着政治权力、社会荣誉和物质财富。不劳而食既得利益使官僚们成为最保守的集团。”（尹保云：《儒教国家的现代化》）
李朝的朝廷和明朝一样，不断陷入权臣、太后、外戚、太监们盘根错节的政治斗争中，形成一个又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李朝的官场和明朝一样腐败。人们做官就是为了发财，当官前拼命跑官买官，当了官后拼命搜刮。官场腐败一直蔓延到监狱。
连朋党斗争都学得惟妙惟肖。官员们在朝廷上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像明朝的东林党和阉党的党争一样，朝鲜朝廷“东人”和“西人”，“老论”和“少论”之间的朋党斗争也是愈演愈烈。无论哪一派上台都要清洗另一派，动不动就是满门抄斩，斗得你死我活。明朝因为朋党斗争亡了国，朝鲜则因为朋党斗争，在16世纪日本入侵时也没有精力反抗。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束缚人民，把老百姓编成里甲，规定了路引制度，也就是通行证制度。普通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里之外，就得持有官府开具的通行证，否则就以逃犯论处。在大明天下做百姓有近乎囚徒的意味。而李朝做得更彻底，干脆就把老百姓当成了囚徒，实行号牌制度，每个人身上都得挂着号牌，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年龄、出身和住址，衙役们可以随时翻看行人的号牌。
李朝和明朝一样，以稳定为最高目标，用官僚系统把社会控制得死死的，生怕出一点点乱子。为了怕老百姓集会妨碍社会稳定，李朝甚至不允许在首都之外有永久性的市场。李朝初期，“湖南”地区曾出现了由逃荒农民自发成立的永久性市场，朝廷认为是不安定因素，很快予以取缔。
李朝的儒学大师李珥（1536-1584），也称李栗谷。李珥崇尚程朱理学，主张“事大以诚”，维护以明朝为中心的“天朝礼治体系”。韩国把他印在钱币上，可见他在韩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更值得一提的是朝鲜的思想专制。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朝鲜民族的强硬性格，朝鲜读书人比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加顽固不化地坚守程朱理学教条。他们类似于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者，不把中国的程朱理学作为一门哲学，而是作为万古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他们要求全朝鲜对程朱理学的贯彻必须一丝不苟，一点也不能走样。正如韩国学者黄秉泰所说，韩国儒学的“目的不是满足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必须遵循的永恒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准则”。理学甚至在中国也没有受到这样崇高的礼遇。所以，朝鲜古代的知识分子比中国明朝的那些用礼教吃人的儒生更加走极端，更加不近人性。在他们主导下的朝廷的朋党斗争就比中国更加血腥，更加缺乏妥协。朝鲜统治阶级不遗余力地去追求思想上的绝对统一和专制，对任何异端邪说都毫不留情。朝鲜儒学将社会各个方面粘合焊接成一块铁板，对任何变迁的冲击，最基本的反应就是排斥。
总而言之，朝鲜在统治集团“一切为了稳定”，“千年万代享福”的政治目标下，方方面面学习中国，形成了比中国还要牢固和保守的专制社会。这种制度成功地达到了稳定的目标，使李朝维持了近五百年。然而这种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很难做制度上的变革。
在西方的冲击来临之前，朝鲜社会存在着一切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端。唯一不同的是，它的弊端更加深重和顽固。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所有文化基因，都被朝鲜拷贝过去，并且发育得更清晰。所以，在中国现代化路上，韩国无疑是一面最好的镜子。观察韩国是如何破除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了解韩国如何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的要求结合起来，借鉴韩国在化蛹为蝶过程中的悲欢苦乐，吸取她的经验，知道她的教训，对中国无疑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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