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汉字“落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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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某刊物几乎是专业从事批评汉字的宣传。道义上说，要是汉字真的不行，我们这些炎黄子孙应该急起改进，在现在这样发明创造日新月异的年代，难道还有什么顾虑吗？

　　现在我们进行一些中英语文的信息载量、处理效率的比较（预先声明：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1，汉字简捷还是英文简捷？

　　绝对比较之一：语音简明性语音是语言的口－耳方式，也是语言比较简单、直接、常用的交流功能。在这　　最基层的功能上，中文的一般性效率如何？

　　语音的基本单位是音节。中文（汉语）词汇是以单-双音节为主。这根本上决定了汉语比较简洁的特点。所有拼音文字（例如英文、俄文等）的词汇是多音节的，但是它们中的常见字、常用字也同样是单-双音节，所以它们的效率也比较高，但是它们的音节由于含有辅音，往往比汉语的音节长些。如果有人说中文比英文慢，绝对不慢在说（听）的速度。事实上，一般的中文说话比英文简短。本质上说，中文口语在速度方面是优越于（至少相等于）任何语言的。

　　绝对比较之二：文字的效率

　　文字的简捷与否，有两个方面。第一文字承载的能力，第二是文字处理的速度（又再分为阅读和书写两点）。承载能力，是指表达同样的意思，使用两种不同文种，需要用的信息单位各是多少。例如，汉字和英文的印刷体比较，以《圣经》对照为例，每页汉字44×19＝836字，英文46×60＝2640字。这是两者的大体比例，英文的字数比汉字大约多两倍，因此英文小中文大。不过中文的笔画多，不如英文简单，所以看起来大抵是一样清楚的。而用电脑存储的指标看，836个汉字需要的字节数为1672，英文为2640，显然，在这个例子中，中文领先于英文约（2640／1672－1）＝58％要是有人指出英文比中文简洁的实际例子，我愿意听取。不过曾经在联合国工作多年的袁晓园博士说，她记忆里，所有联合国文件中，中文版本永远是最薄的，这又是一个例证吧？

　　在文字处理能力中，阅读的快慢是不是有什么绝对客观的比较指标？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什么人就说英文比起中文阅读快而不需要提供论证，甚至一般的“待建设中的拼音文字”也能比汉字快（仅仅因为它是拼音的），那可能是一种偏见。须知，目前的拼音方案存储等值汉字，一般要多花一倍以上的字节数。这还不能解决因为同音现象引起的语义理解的麻烦。

　　另外一种处理能力，书写的速度，汉字远逊于拼音文字，这也是汉字一再受到诟病的原因之一。其它文字因为笔划简单，手能写得又快又好，汉字慢。到了拼音文字已经使用机械打字机时（一般作家、有文化的），汉字的打字基本上停留在职业打字人员的范围，而排版也一样。这曾经大大影响了汉字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留给汉字的创伤。幸好，我们已经脱离这个时代好几年了。以电脑打字的速度看，汉字并无与拼音文字不同的特点。比如使用以拼音为主的输入方法，一个普通的操作人员（不是职业打字员）一般边想边写，一个小时打一千个汉字是正常的。

　　如果按上文中的中－英文对比，这大约相当于3200个英文字母的信息含量，据我所知，英文的正常写作打字速度不过如此。我本人不是职业打字人员，在最快的时候，一个小时打的中文字数曾经达到三千以上；至于专业的录入人员，他们一小时“看－打”（照稿件录入）的速度有超过一万的。这已经相当于英文的32000个字符的速度了。纵使英文打字确有这么快的人，恐怕也是不多吧！

　　汉字的难写是汉语容易说（说得快）的基础。如果说过去它也是汉字文化的沉重包袱，那一点不假，但是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这已经还给历史——汉字和其它一切语言一样在简单的键盘敲击以后跳上屏幕，难写，但是易打，够了！

　　　2，为什么简捷的汉字反而受到诟病？

　　这个问题要复杂一点。首先一条是中国经济的长期停滞造成汉字文化在前电脑时代一度的暂时性落后。这种落后，使得中国人使用文字的平均机会少些（即使比起从我们这里学了汉字的日本，平均使用机会也少）；使用打字、排版设备也少；从而又延缓了新发明的到来。当然，历史似乎也给汉字开了个大玩笑，在电脑发明　　以前，汉字的机械化处理的确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以致那个时代的先行者们发出“汉字不亡，中国必亡”的悲惨呼声。

　　如我们所看到的，汉字在手工书写方面确实不如英文简便，这在机械打字机等近代大众媒介依赖的工具发明以来特别明显。谁也不曾预见到电脑的发明会给汉字书写提供一个奇迹的转变。原本最慢，几乎是无希望现代化的汉字居然一蹴而就，成为世界上打字最快的文种之一。

　　汉字落后的论调还来自一些人为的宣传。我们在其中明显见到政治的痕迹。让我们看看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最近，严秀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10月2日7版有一篇文章：“斯大林为何要写‘语言学’”以下是严先生文章的简述，不当之处，请严秀先生和各位批评！

　　斯大林的书《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8月）曾经是一个很大范围内学习和仿效的对象。斯氏去世后，苏方有传言，说这是他人捉刀之作。他为什么要在年事已高之后关注这种与他的知识结构不合，又相当专业的问题？莫洛托夫在他晚年接受的访谈中道出真相：原来斯大林认为“世界共产主义制度胜利之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普希金和列宁用过的语言将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语言，国际交往的语言了。”（《莫洛托夫访谈录》P324）

　　严先生在文章的最后问道：我们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语言文字又该怎样呢？

　　历史已经一忧一喜地回答了这个近于喜剧的问题。不过这喜剧的实现过程中，中国（恐怕主要是中国）的文人付出的代价是完完全全的悲剧。当年批判汉字、批判汉语文学中几乎想批就批的东西，是以阶级的名义进行的。凡是不同意者，施以阶级斗争的工具，使得这一个问题提到了阶级的高度（尽管斯大林本人认为语言学　　没有阶级性）。详细的情况我就不多讲了，好在历史未远，史书又正在重新由人民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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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汉字实际上是非常强大的描述性字汇体系，不是西方那种有毫无本义的字母所组成的单词，这样的单词只有经过定义并广为人知之后，才能完成其交流工具职能，相比较而言，西方仅仅具有表音功能的单词其内涵只能是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是一种典型的“契约文字”。西方单词由没有本义的字母组成，所以能够方便地进行定义，方便地进行推理和演绎，相对容易满足形式逻辑的要求——因为内涵狭隘和理解的分歧少。而汉字做这样的推演就明显具有问题，比如“心之官则思”其中的“官”字，既可以当作名词性的词汇去理解为“功能”，也可以作为动词去理解为“控制、主宰”，而且都不能说是错了，最好的理解是两者都包含在内，这样才比较全面和具有汉语特有的韵致和美感。

　　如果考虑到在社会科学领域并不存在所谓的“真理”，对社会秩序的认同主要来自对自身利益受到关注的体认，那么形式逻辑和数学模型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追求形式上的完整性和真理性实际上是转移了对内容和实质的重视，所以老子一针见血地指出“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过分注重形式逻辑实际上是为了否认和掩盖事实的逻辑。从来就没有一种所谓的科学的学术，能够得到人们长久的信赖，并最终帮助了社会秩序的长久稳定。革命者并非不知道“造反是杀头的罪名”，问题在于革命者总是被一个个逼上梁山，一种为特定制度进行论证或者辩护的言说，无论在形式上如何完整与规范，看起来多么具有真理特征，也永远代替不了事实上的利益争夺和矛盾激化所带来的深刻不认同。在这个方面，中国2000多年来的古圣先贤都重复了差不多的内容，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供发现，孔子时代的人们看到的社会问题和设想的解决方法与路向，始终无法被突破。假如文字真的决定思维，那么汉字就是这样方便地供人们迅速地接触到事情的本质和要害，孔夫子时代人们看到和描述的东西，今天仍然还在起作用。

　　如果要进行“伪装真理”的意识形态学术过程，汉语确实不是不如西方语言合适，但是要描写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中的“伦常日用”，汉字则是非常合适的。按照孔子的说法他自己是“述而不作”，汉字显然也是适合用来“述而不作”的，汉语适合于描述与传递信息，而不适合进行人文领域的“真理”创造过程——论证与推理。西方的意识形态呈工具性的分工发展，今天在美国其财政专家与金融专家都使用各自的专业术语，不能够完全顺利地进行沟通，因此这样文字其基本的功能作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至于说到文明成果的保留和传承，西方的符号文字更是难以望汉语之项背，100年前的英语，非专家根本就不能解读，而2000多年之前的《论语》，笔者今天还是能够比较通达地理解，而且还有所感悟，并且笔者的感悟绝对不受历代注释家的干扰，从这里可以看到汉语是一种民主的文字，而非西方那样经过严格定义的概念化的“专制文字”。特别是中国古典诗词，只要用很少的文字，就能够营造出一个很完整的意境，传达非常完整的人们内心信息，这是任何其他文字都难以比拟的。汉字容许人们去感悟，也能够方便地传达人们的心志，这是只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语言体系，才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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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到汉语的不精确，乃是一种肤浅的说辞。汉语用来翻译西方近代的全部自然科学的先行著作，从来没有出现什么误解和不足，中国的科学家使用汉语进行思考和交流，也从来没有什么障碍和困难。而且汉语的方便性还在于即使是不同的学科，人们也能够非常方便地相互交流，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一个老记者要完整记载一场心脏病手术，并传达有用的信息给医生的同行们，那绝对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医生自己动手写文章。在汉语中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汉语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平民化的语言，也是交流与传承功能非常强大的语言。对于那些五四之后的中国知识精英群体而言，怨言主要在于不利于少数人的职业利益，不方便他们垄断社会科学领域的真理或者叙述权利，中国人每个人都可以方便地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网络辩论，而且许多东西从生活中来，明显比所谓的专家和智囊更加切合问题的要害，这使得他们感到一定的威胁——要是汉语有英语那样方便进行话语权垄断就好了！所以说汉语不精确，难以适应形式逻辑的应用是胡说九道，实际上是汉语不方便进行意识形态或者话语权垄断，明显地妨碍了所谓的“人文学者”们的职业利益最大化。因为中国知识精英群体从五四以后，由于阶层对立的长期尖锐存在，确实感到说服大众不可能，因说服有困难就想要采取压服手段，通过工具措施来把多数人排斥到对话的圈子之外去。对汉字长期进行贬低的主要根源就在这里，这个所谓的“不精确”或者理解上的分歧，实际上是因为知识精英群体无法方便地把不同的见解和对立的主张，从汉语学术圈子里完全排斥出去的结果。其实就算是把汉语消灭以英语代之，在中国因为社会阶层分裂带来的意识形态分裂依然会存在，互不服气和买帐的情形一样不会消失。从汉语在自然科学的表达上看，凡是不涉及社会阶层的利益划分与立场的歧异，汉字就不存在所谓的“不精确”问题了。

　　中国人只要学会6000个汉字，大概毕生就不会遇到多少生字了。而西方的大学毕业生，在5-10年之后，其掌握的词汇量常常要翻两番，达到8-10万个，才能在专业领域跟上形势。毛泽东选集四卷有66万多字，在分析了中国革命的背景与现实之后，再全面阐述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政策策略问题，使用的全部单字只有2981个！汉字虽然数量很大，《汉语大字典》共收单字56000个。但是，实际通用的汉字并不很多。根据专家统计，3500个常用字就覆盖了现代出版物用字的99.48%。也是因为汉字传载信息的作用特别强大，所以厚厚的番邦原著翻译过来之后，就只剩下薄薄的一本了。大概美国出版业要使用3000万吨纸张，才能与中国使用1000万吨纸张发布的信息量相当（如果使用文言文的话，估计只需要300-400万吨纸张），所以汉字是一种节省资源的环保型文字。

　　至于汉字在入门阶段，在学习和书写方面相对要难度大一些，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完成了识字过程之后就可以受用终生，这样的努力和投入过程并非不值得。而英语在字汇上都是非要“活到老学到老”不可的。想想看，小孩子不学习干什么，难学的书写，正好可以磨练和砥砺其意志和性情，这本来就应该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训练内容。中国历代都有在书法上下死工夫，以修身养性为乐的人，看起来学习除了在困难之外还是有乐趣的，强调一个方面显然是不全面的。

　　在文字起源上看，汉字从甲骨文开始就比较成熟了，后来又在上千年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得到修正和完善，是经过了许多人的长时间的协商与磨合过程，是经过广泛的“民主”讨论并与多数人的生活过程相适应的结果，所以汉字具备特别强大的描述功能，其基础在于文字产生过程中很好地适应了多数人在生活与生产中进行表达与传递的需要。而番邦文字基本上是少数人闭门造车的成果，是一种独裁的文字，而且是使用过程中，有话语权的人又随时任意更改，完全没有多数人参与的机会，是一种封建专制和贵族式的文字。而且因为职业利益和个人方便，不同的学术圈子又任意使用定义方式，更改文字的内涵与外延，更多地体现了为了少数人行文表述方便，因而妨碍了文字的表述与交流功能。与汉字相比，番邦文字更多地照顾了少数人的职业利益需要，更少兼容对社会现实的适应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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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把中国落后归咎于汉字，就象把某朝代衰败归咎于某个女子一样，真的是冤枉啊。想那西方人，为了数学的发展，也要借助于阿拉伯数字，也要发明许多符号。如果中国人真相研究数学，也会发明出许多符号来的，为了方便研究。事实是，中国没有人愿意研究数学，除了历法，没有人愿意研究科学。中国人只关心做官发财。唐代的科举制度本来也 有许多其他科目的，但是到后来也只剩下作文了。中国领先于世界的技术，都没有理论基础，有的东西曾经先后发明过几次，先发明的后来失传，再发明，再失传。中国人的头脑也不算笨，象马蹬这样简单的东西，西方人却怎么也想不到，最后在中国人用了几百年后才传了过去。不要小瞧这东西，马蹬对社会发展的促进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它促进西方走入封建社会。类似这样的小东西，中国人教给西方人的很多，但是中国人自己没有理论，只是某个耍小聪明的人偶然发明一些小东西。而在中国真正被认为有智慧的人，无外乎军事家，思想家，高僧等，都是些人文方面的东西。中国没有科学。这绝不是汉字造成的。原因很复杂。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是宗教。中国没有类似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宗教，中国的佛教也是 很平等的，很温和的。汉族从来没有生下来必须信的民族宗教。即使皇上信佛，老百姓也不一定要信。宗教信仰在中国是相当自由的。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在唐太宗面前请求在中国散播 该教的权利，没有想到唐太宗非常爽快的答应了。当时李世民曾有一段话很精彩，意思是各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我不会限制任何宗教在中国的发展。但是那洋鬼子事后可能才发现，在中国传教很不容易出成果的。后来西方经常派人到中国传教，因为他们开始认为，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伟大的国家，那里的人很“善”，好象也信基督教。于是他们想要联合东 方这个国家共同对付阿拉伯。当他们知道中国人不信宗教时，决定要在中国传教，于是就经常派传教士到中国来。可是不论西方传教士用什么伎俩(为了迎合中国人心理，曾经穿着儒士的衣服，甚至曾剃了头换上僧袍)，他们也没能得逞。可见基督教等一神宗教与中国格格 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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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很现实的，什么上帝等等根本无法使他们提起兴趣。当政者想的是开拓疆土，治理国家，维护自己的统治。有知识的人想的是如何能参政议政。老百姓想的是如何使家族 富裕安康，人丁兴旺。如果有人去研究为什么苹果会掉在地上，大家一定会笑他是疯子。另外，中国人闲暇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去做，可以玩玩琴棋书画，可以吟两句歪诗烂词，可以 “随波载妓”，可以赌博饮酒。如果中国人偶然会想到苹果问题，那么也一定会去佛教那找答案的。而在佛教中是一辈子也找不到答案的。

　　无数有才智的人把一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佛教，却对社会没有什么帮助，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否修得正果。

　　所以，把中国在科学上的落后归咎于不思有功于社会的佛教和道教，还是比较合理的。

　　中国英雄有“成则为王，败则为僧”的想法。或者参政议政，或者隐居世外，好象来到世上的意义只是为了政治和玄学。中国人追求自己的修养，即使有所得，多半也不会说出来。

　　这些都是文化上的原因，怪汉字不得。

　　书写汉字，本身就是培养人的艺术修养，开放人的智力。简化字打乱了汉字的结构，实在是对汉字的残害，太鲁莽了。有些字是需要简化，因为大家都在那么用了，简化后仍然很 符合汉字的结构，但有些字完全是胡简。

　　比如“卫”字，繁体字是形声字，“行”中间一个“韦”字，简化后变成了什么？那还是汉字吗？难道胡写两笔就是汉字吗？是简化之前好学还是简化后好学？还有如“书”字 等，都是对汉字的催残，汉字不是在一个小方块里瞎画，无序的画。汉字是有特有结构的， 按照特有的结构学汉字会更好学。而且，事实上，每简化一个字，就多了一个汉字，简化汉 字是个很严肃很重大的问题，就那么几个人就能定了吗？

　　如果非要说简化汉字好，那么后来第二次简化汉字为什么失败了？古人用毛笔字书写汉 字都没有觉得繁，现代用钢笔字写，速度快多了。以后用计算机输入，简化字还有什么好处 了？

skyladder

要想振兴中华，从文化上下手是应该的，但不是废汉字。

　　你说汉语学的慢吗？汉语语法很简单，口语发音也很简单，外国人学汉语大多很快就学 会说了，然后再学汉字。而且汉语学会后，可以从今后的阅读中获益，那可是一辈子的事。 以后阅读越多，获益越大。而我学德语时，最头痛的就是它的词法了，德语完全可以看着单 词读音，没有不规则发音，但是学起来却很费力。汉字一个是一个，没有那么多罗嗦，相比 之下，少了许多记忆的东西。

　　要发展中国文化，必须加入积极进取的东西，加入科学的东西，而不是废汉字。那不是 发展中国文化，那是废中国文化。

leeiiii

汉字应该重新规范，有些字简化的太有害了，这不是进步，是破坏，恢复部分繁体字是有必要的

岚裳

哈哈，汉字难推广，估计在于它的一字多义，比如“东西”用在“这个东西如何卖”“你是个坏东西”“你不是东西”等等，就有大相径庭的意思，另外，简繁目前全世界尚不能统一，又何来推广之说？想让汉语推广只有两种途径，一是简单易学，二是如果用汉语能让你找到饭碗，那么自然不推也是有人学的，就象英语，你不学英语你就进不了外企，很简单的道理。

wangking

文字、语言无高低优劣之分，恰如面包、米饭和通心粉等等不存在谁比谁高级一样。不能说我习惯吃米饭，你习惯吃牛排，我就比你低一档次。文字、语言只不过是沟通的工具，本身无高低优劣，一定要分个高低优劣，那也只能是其承载的内容或使用者自身的水平。

汉字不容易学，不容易编码是个事实，可我们谁也不能说：米饭比面条难消化，所以米饭就比面条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