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别了，山西煤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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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煤炭业兼并重组的新闻，在左右阵营壁垒分明的中国，再次引起情绪激烈的对骂和自动站队的对垒：某些右派经济学家在矿难频发时一直失声，不曾站出来维护矿工的生命权利和经济利益，但当煤老板的煤窑未能卖出个好价钱时，却拍案而起，愤愤地指责政府侵犯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益，言语之间也或显或隐地流露出对山西煤老板这一群体人间消失的某种惆怅之绪；某些左派人士则不管“国”字号企业占上风是否最终有利于底层劳工，但只要煤老板倒霉，就对山西煤改完全肯定，拍手叫好。

其实，山西煤改困局也反映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困局：国企无效率，私企无公平，出路何在？

的确，在中国，还没有哪一个群体像山西煤老板那样最典型、最集中地代表了资本家多面性中丑恶的那一面，用中国财经评论家叶檀的话来说，山西煤老板是“三无产品”：无文化、无信仰、无创新能力：“煤老板一无商业文化内涵，与煤老板能够联系在一起的不是诚信、不是企业家的破坏性创新精神、不是初始之初的战战競競如履薄冰，而是一掷千金购买豪宅，是品位低下挥金如土令人咋舌。煤老板二无信仰，才有令人震惊的黑煤窑童奴现象，不仅违法使用童工，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满足，有基本道德信仰的人无法做出如此无底线的事。煤老板三无创新精神，他们从政府那里获得煤炭资源，用简陋的方法挖掘，通过煤炭的稀缺性换取大把现金，我们没有看到小煤矿出现组织结构与管理结构的创新，更没有看到技术的创新。”

也许一位FT读者的话更生动、更直白地表达了中国百姓对他们的感受：“煤老板在中国是典型的强盗资本家，他们的钱是靠每年制造2个‘911'，死几千人赚到的，他们在山西创造了全世界最大的强盗乐园。”

 

既然山西煤老板是一群无文化、无信仰、无创新能力的“强盗”，那么，让他们退出中国的经济舞台不仅没有什么可遗憾的，而且的确是一件好事，但问题是，由谁来替代他们？

山西的答案是：国有企业。山西省政府出台了有关该省煤炭业兼并重组的规定：“大力支持大型煤炭生产企业作为主体，兼并重组整合中小煤矿、控股办大矿，建立煤炭旗舰企业，实现规模经营。”当然，文中所指的“大型煤炭生产企业”，基本上都是“国”字号的国有企业。

山西煤改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东西，其实反映了目前中国经济格局的一个更大的趋势：有人还联系起中国钢铁行业中民营的日照钢铁在山东省政府强力推动下被国有的山东钢铁“重组”等例子，认为中国出现了新一波“国进民退”的浪潮。

问题是，重新让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唱主角，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国企的弊病不仅仅是缺乏效率，更糟糕的是，如果各个行业逐渐形成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其弊病至少还包括：第一，价格被垄断，不利于消费者；第二，缺乏竞争，无法优化资源配置，存优汰劣。此外，可能与中国某些左派人士想当然的推理相悖，国企的垄断利润并不一定会自动地流向底层员工，更别提普通消费者了。众所周知，中国国企中所有者和管理者利益分离的现象更为严重，许多国企高管更像官员，而非职业经理人，他们有着为自己违规牟利的更强烈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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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山西煤改也并非一无是处。由于国有企业气大财粗，其管理者也不像小煤窑老板那样有着通过降低安全设施成本来扩大利润空间的强烈动机，所以，山西煤改也许能够改善令山西省臭名远扬的矿难记录。

但“也许”并非“必然”：让国企在煤炭业中唱主角，并不一定会自动地减少矿难，更不一定会自动地改善工人的经济待遇。考虑到国有制企业在中国数十年来的不佳经济表现，中国政府更应该创造条件，最终让那些既合法经营、又具商业道德的民营煤企唱主角，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至少也应该采取以下措施，保障工人权益：首先，让自己仍然宣称信奉的“社会主义”名副其实：允许成立独立工会，代表工人与老板讨价还价，以此制衡资本；其次，立法规定煤矿安全工作标准，适时提高工人法定最低工资，以此减少矿难发生的概率，限制私营业主盘剥工人的空间；第三，对煤炭业这种容易获取暴利的资源行业征收相应的较高额税收，专税专用，用于加强监管和落实安全施工的种种规定；第四，严厉打击官商勾结行为，尽力消除某些私营矿主通过权钱交易来取得竞争优势或垄断地位的现象，形成民营企业良性竞争的环境。

好的自由市场经济并非短时间培育出来的，美国建国之初也有过很长一段不良商家缺德违法、剥削工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黑暗岁月，但美国政府和民间通过加强立法、完善监管、舆论监督、文化熏陶等方式，一步一步地改革纠偏，打击奸商，培育良商，逐步完善市场经济。即使到了21世纪，美国仍有安然事件、马多夫诈骗案等商业丑闻的出现，但美国并没有因此否定市场经济，转而让国有企业唱主角。

然而，不让国企在经济领域中唱主角，并不意味着私人资本就不应该受到任何制衡和节制，更不意味着应该为山西煤老板“平反”、“正名”，或者为这个群体的消失鸣冤、抱不平。山西煤炭业的整合其实关系到一个更大、更根本的问题：公平和效率的平衡。中国某些右翼经济学家特别推崇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某些观点，他们在中国的语境中也旗帜鲜明地反对工会，反对反垄断法，反对限制私营企业，并希望把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学说照搬到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但这些中国经济学家似乎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一个问题：中国并没有美国那种左右博弈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环境。即使在他们推崇的美国，由于存在着民主制度，由于存在着偏左的政党，由于存在着工会，其经济运行也从来不是仅仅考虑资方利益而不考虑劳方利益。西方民主国家的经济格局，其实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结果。不过，大概就连美国的经济格局也无法完全满足这些中国右翼经济学家心目中的“效率”标准。但什么是真正的效率呢？公平不在，效率焉存？工人天天罢工，有效率吗？即使在中国这样没有独立工会的国家，工人通过怠工的方式进行消极抵抗，就有效率了吗？

也许，任何理论在现实面前都是苍白的，任何分析在错综复杂的中国改革困局面前都是无力的。向左，还是向右？更多的私有化，还是更多的国有化？这种难题不仅是中国改革的难题，也是整个人类的难题，君不见，西方经过这一轮金融危机的冲击，如今面对是否用纳税人的金钱挽救因过度贪婪而陷入困境的私有银行、甚至是否对其国有化这类问题，也是争论不休、困惑不已？完全国有化的计划经济已被历史证明是一种失败的经济制度，但政府究竟应该以什么方式、用多大力度干预经济，即使在私有制占主体的西方国家，也依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全球最新一轮的金融危机，只不过加重了这场争论的激烈程度罢了。

中国在探索，西方也在探索，在人类自己制造的经济困境、危机、甚至灾难面前，似乎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或一成不变的解决方案。

然而，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西方，有一个答案大概是明确的：我们必须对马多夫之类的金融骗子和山西煤老板之类的不良商人说再见。

（作者电子邮箱：weicheng_ft@yahoo.co.uk）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