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漫话中国历史上的商人故事

会飞的猫

　　10、卜式——从大牧主到汉武帝的牧羊官
　　
　　卜式，西汉时期一个放羊人，每日幸勤劳作，又深精牧羊之道，因此发家致富。但其富而不忘国家，当国家经济出现困难时，他主动上书朝庭，“愿输家财半助边”支援国家抵御外来侵略。他不仅仅是只知简单的爱国，还深懂治国之道。他认为治国就象他放羊一样，要“以时起居，毋令败群”，只要如此，国自强，民自富了。
　　
　　卜式以放羊卖羊为业，不过规模还是挺大的，据说牧羊群超过千头，成为当时—个做羊生意的大商人。
　　这个时候，汉武帝正忙着和匈奴打仗，军费开支庞大，而国家财政又很困难。卜式听说此事，主动上书朝廷，愿意为国家捐献出自己的半边家产。这一举动引起汉武帝的高度重视，可是又心存怀疑，于是派遣使者前来调查他的动机和目的。
　　使臣问：“欲为官乎?”
　　卜式答：“自小牧羊，不习仕宦，不愿也。”
　　使臣又问：“家岂有冤，欲言事乎?”
　　卜式：“臣生与人亡所争，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
　　使臣感到奇怪，便说：“苟，子何欲?”
　　卜式说：“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宜输之，如此而匈奴可灭也。”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到，汉武帝和他的使者们都不大相信卜式会无原无故地学雷锋的，一定有所图有所求，要么是想弄个一官半职，要么家里出了什么大的天灾人祸，希望朝庭出面给解决一下。可是卜式的确是没有什么自私自利的动机，完全是“出于国家难，匹夫有责”的精神。
　　
　　使臣回到朝廷向汉武帝报告调查到的情况。汉武帝听了仍然不能作出判断，于是又把这情况讲给了当时老丞相公孙弘。老臣相公孙弘阅尽世事，什么希奇古怪的人和事都听过都见过，可这样的事还是头一回听说。他说：“卜式所为，此非人情”。意思是天下之下哪有不图利的？如果这个人不是精神有问题，就是图谋不轨了，是个“不轨之臣”。把以这位老臣相建议汉武帝千万不可接受卜式的捐赠，更不能把他立为爱国模范加以宣扬。此时的汉武虽然非常需要钱，可还是采纳了大臣的建议。 于是卜式看眼睁睁看着自己身上带的银子白送都没有人要，只得无奈地从汉都又回到洛阳继续做他的牧羊生意了。
　　
　　过了一年多，汉武帝大败匈奴。这虽然是件大好事，可也带来很大的麻烦。原来归匈奴管理的老百姓现在就要由汉朝来管理了，并且要优加安置，这样才能显示大汉天子的皇威。可当时的汉武帝穷没有钱啊！不妙的是，此时又碰上山东等地发生水灾，方圆几千里饥民无数，有人饿得都易子而食。而此时各级政府的粮仓已是“无以尽赡”(《汉书•食货志》)。 卜式知此灾情后，立即捐赠钱二十万与河南太守，以振救灾民。事后，河南太守将富人捐钱济助贫民的名单呈报给朝廷。汉武帝无意从名单中看到了卜式的名字，便联想到他一年前上书输财之事。这个时候汉武帝才感到卜式的确是真正的爱国，而不是打着爱国的幌子图谋不轨。汉武帝大为感动，“乃赐式外繇四百人”，立即赐给卜式戍边徭役四百个名额，有这种名额的人就不用上战场冒生命危险了，卜式当时可以把这些名额按每个三百钱出售，，每年可坐得钱十二万。可是卜式在得钱后，“又尽复与官”，以供地方财政之需 ，或是救济穷人。
　　面对卜式的这些行为，让汉武帝觉得仅是给予这么一点偿赐还是过意不去，“乃召，拜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四顷”，并且“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对于汉武帝所赐官职，卜式坚决推辞。汉武帝见他是真的不愿做官就说：“我在上林(朝廷的园林)中有一群羊，你去给我牧羊好了。 ”就这样卜式就象孙悟空为玉皇大帝养马一样， 卜式给汉武帝养起了羊，当上了牧羊官。牧羊一年后，羊群不仅个个膘肥体壮，并且繁殖发展很快。汉武帝见了非常高兴，便问卜式牧羊之道。 卜式说：“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卜式又说不但是牧羊如此，做官治民理国也是一样道理。汉武帝一听大吃一惊，觉得卜式绝非普通的牧羊卖羊的商人，不让他来为自己效力实在太可惜，浪费人才了。便任命他为缑氏县令。卜式到缑氏后，勤政爱民，政绩显著。于是汉武帝又让他不断升职，后来提任他为“齐王太傅”，转而又提为刘王相，协助齐王治理政事。
　　
　　元鼎五年(前112年)四月，匈奴又趁机攻人中原，杀汉太守，形势十分严峻卜式此时虽然官位显赫，仍然象当年一样挺身而出，再次上书朝廷，请缨出战。表示愿和自己的儿子一起率领齐地的官兵开赴前线，“请行死之，以尽臣节”。此时汉武帝非常希望自己的臣子当中能多几个象卜式这样的人，于是一方面下诏表彰了卜式，赐爵关内候；黄金四十斤，田十顷，并将卜式的忠贞爱国之举“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另一方面号召全国官僚和王公列候向卜式学习，然而让汉武帝大失所望，“天下莫应”。汉武帝大为恼火，决定要给点颜色给这些人瞧瞧，于是找机会夺爵一百零六人。同时，提任卜式为朝廷御史大夫。
　　
　　卜式不论担任什么职务，都是尽职尽责，勤政爱民，他是个好官。卜式可以做个好官，可却不等于他会做官。不然他就不会得罪当时很受汉武帝重视的桑弘羊，更不会触怒汉武帝，以至于最后汉武帝又把他贬为太子太傅，至死都没有再得到重用。不过想来卜式对此是不会有多大在乎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要做什么官，更不要说做大官了。
　　卜式爱国，希望无偿为国家捐献家产，却让人怀疑图谋不轨，是“不轨之臣”；他也能做个好官，懂得如何治国安民，可最后却是官越做越小。卜式只有经商时是一帆风顺的，生意越做越大，可他又没有坚持做他的生意人。虽然开始时他的态度还是坚决的，但后来还是接受了汉武帝的封官。这其中也许是君命难违，也许是还是对做官动了心。毕竟千百年来，在中国人心中，只有做官才是最大的。就象汉武帝在赏赐卜式的时候，却得仅是给赏钱太轻了，只有赏一顶官帽才算有份量；也象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即使再富可敌国，也要等得到了朝庭的官封才觉得是功德圆满。
　　皇帝用官位来赏赐自己的臣民，而臣民也认为只有做了官才有出息，于是整个社会只有两类人：高人一等的做官人，和低人一等的草民——这实际上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最本质的社会状态。而只有社会真正走向文明和进步时，人就不再是以权力的有无来划分，而是以职业划分，如科学家、艺术家、商人、农民等。

会飞的猫

　　11、孔仅——西汉大盐铁商
　　
　　孔仅因为精通盐铁生产技术，又对朝庭有所捐赠，因而被汉武帝委以重任——掌握了当时国家经济命脉的掌管盐铁事务的“大农丞”。
　　
　　孔仅，西汉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家财千金的大冶铁商。
　　南阳自古也是个商业很发达的地方。这主要归因于两大方面：一是因为在秦朝时期实行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在秦朝末年时，秦二世把全国各地的一批工商业者被强制移民到了南阳。这其中就有从开封来的孔氏家族。这些商人的到来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南阳的风俗，兴起了坐贾行商的风气。后来刘邦灭楚立汉，虽然得到了天下，可因为经历了前面的长年征战，早已是国贫民弱，据说就是当时的皇亲国戚也有穷得叮当响的。这样就有了汉初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国家对老百姓的管治政策相当宽松，只要你有本事，你就自己想方设法挣钱，发家致富去吧。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之下，头脑灵活的的南阳商人就放开了手脚，充分展示自己的商业才能了。南阳冶铁业和商业发达，是西汉所谓的“五都”之一，这五都是北市邯郸、东市临淄、西市成都、中市洛阳，而南阳是南市。
　　
　　南阳铁业盐业发达，而且朝庭“不与民争利”，汉高祖刘邦之时，已将冶铁、采矿、煮盐等山泽之源下放给私人经营，听民自由开采，直到文帝即位后，仍是“纵民铸钱、冶铁、煮盐”，继续放任私人对盐、铁的产销。当时南阳出现了大量的靠经营冶铁、煮盐发家致富的商人，当时有名的富人有曹氏、卓氏、程郑等，而南阳孔氏，因精通“大鼓铸”，又“通商贾之利”，更是富至巨万，腰缠万贯。据《史记》载，当时这些富起来的商人不但是尽情享受，“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疆族于京”，而且还有点发了财就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的味道。
　　汉武帝中期，由于多次大规模地征讨匈奴，军费开支浩繁，加上天灾接连不断，致使百姓四处流亡，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朝廷不得已向豪富借贷。然而这些富商们一个个成了铁公鸡，“富商大贾，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左公家之急，黎民重困”。
　　对此汉武帝当然大为不满。也许正因如此才成了他后来对商人进行严历打击的重要原因。汉武帝一方面向商人征收重重的税赋，另一方面则断他们财路。如把盐铁由原来的私营改为国家专营，“笼天下盐铁”。
　　而汉武帝要自己经营盐铁，那就得有懂行的人才。于是他就在那些大盐商大铁商中去物色，最后在一位大臣的建议下启用了孔仅为大农丞，同时被启用的还有东郭咸阳、弘桑羊。这三个人，一个精于治铁，一个精于煮盐，一个善于心计。汉武帝让他们做自己的财政大臣，掌控国家的经济命脉，想必是认为这三个人是最好的黄金搭档，一定不负重托。
　　然而事实有点让汉武帝大失所望。孔仅和东郭咸阳虽然是想有所作为，劳心费神在全国建立了盐铁管理机构。可是他们用人不当，用一些经营盐铁的大商人担任各地盐官、铁官。这些人虽熟悉盐铁业务，但多利用职权营私舞弊，他们生产出来的铁具不仅是价格高，而且质量低劣，据说镰刀割草都割不断。虽然此话有点夸张，但可以想象孔仅所掌管的盐铁经营糟糕到了何种程度。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不是孔仅接受贿赂而放纵所致，没有史学方面的考证，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由于孔仅他们的管理不力，严重破坏了盐铁官营的声誉，后来他们也就被罢官。
　　
　　从战国到秦汉，“商而优则仕”的商人不少，如前面提到的白圭、管仲等。他们既能做个有本事的合格商人，也能做个有治国安邦之才好官。可到了孔仅这里就变了。如果真的仔细推想，孔仅是不会轻易用错人的，也知道如何堵塞漏洞。因为作为一个已有成就的商人，那能没有知人、用人的本事？所以孔仅实在难逃为官不正的嫌疑。如果说真的用错了人，只能说是汉武帝。谁让他不对孔仅进行全面的考察，仅凭他懂治铁之术，就给他为官重任呢？孔仅用人不当可以罢他的官，那么汉武帝也是用人不当，但又有谁能罢他的官`？

会飞的猫

　　12、刀间——知人善任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成为商品与其它商品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发现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剥削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我们且抛开意识形态上的东西不说，且说人这种“商品”的特殊性，实际上早在两年多前年中国一个叫刀间的商人就发现了。
　　
　　《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间收取，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数千万。故曰“宁爵无刀”，言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也。刀间既衰，至成、哀间，临淄姓伟訾五千万。”
　　西汉时期，有个叫齐地的地方。这里的人有一种养家奴的习俗。家奴也就相当于奴隶社会的奴隶了，是主人的私有财产，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可是这些养分家奴的人家，几乎都把他们所养的奴隶看成最不值钱的东西，经常不是抛弃就是贱卖。而一个叫刀间的商人却把这些奴隶看作宝贝。他从奴隶中发现了重要的商机，于是到处购买那些因各种原因主人不愿要但刀间却认为精明强干的奴隶。刀间购买了大量的奴隶，并不是用他们来侍候自己或是做一些粗活重活，而是充分利用他们的特长及聪明才智，并委派他们去经营手工业和商业，获取利润。如有些奴隶善于社交，就让他们用赚来的钱钱购置车马，结交地方官。刀间对自己所用的奴隶非常信任，放他们出去后， 很少加以限制，这样奴隶们在经商中就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于是赚到更多的钱。就这样，刀间靠着奴隶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富。当然奴隶们自己也是赚了钱的，生活过得比普通的平民还好，以至他们“宁爵毋刀”，也就是说宁可不改变奴隶身份，不要平民享有的爵位，也不愿离开刀间。
　　
　　刀间的故事虽然很简短，可却十分值得玩味。如果我们不给刀间戴上一顶剥削者的帽子，就不能不佩服他的精明。他知道奴隶虽然是奴隶，但不管怎么样还是人，是有思想的，有头脑的。养奴隶怎么着也会比养猪养牛强。猪养得再好，也只能论斤卖。而奴隶所能创造的价值是不可限量的。
　　当然要想奴隶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养一头猪的价值，那也就不能把奴隶当猪来养，还是要当人来养。
　　想想古代的刀间能把奴隶当人来养，可常见一些媒体有报道说现在的一些企业主反而会把人当奴隶来养，不知这两种做法，哪种才是更聪明的？

会飞的猫

　　唐代的“反叛商人”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较为辉煌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有着较好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顶盛时期。有印度、波斯、高丽等众多其它国家的商人不远千里来到中国，进行各种商业活动，进一步促进了唐朝商业的繁华，出现了许多象洛阳、长安这样繁华的商业都会。
　　
　　 商品经济的发达，商人的势力自然有所增强。商人不仅经济实力强大，更是数量之多前所未有。但是尽管如此，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仍然相当地下。按照唐朝的法律，商人不仅是不能做官，就是连普通老百姓的地位都不如。唐太宗曾对大臣房玄龄说：“脱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踰侪类只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意思是商人给他们一些物质上的好处就可以了，千万不能让他们做官，和朝庭上的圣贤明君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在唐高宗时期，更出台了一系列歧视商人法令，如商人不得穿黄衣服，不得坐马车等。更为甚者，商人的生命财得不到任何法律的保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必然引发了商人的抗争，迫使他们与唐代末年的地方军阀势力联手，共同对抗朝庭。所以在唐五代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反叛”商人，他们试图通过采取武力的方式进入国家政权体制。
　　 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中就有一些广为人知的起义者的名字，如安禄山、史思明，还有王仙芝、黄巢等。这些人无不都是商人，而王仙芝、黄巢这两位起义军的领袖就都是有一定实力的私盐贩。
　　“做官”一直是有史以来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追求。没有钱的人想做官，有了钱的人更想做官。象王仙芝、黄巢这样的商人虽说较为富有，却活得并不太有“人样”，当然更想做官的。可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做官对于他们来说是件相当难的事，于是他们就只有造反了。
　　造反后的王仙芝、黄巢仍然曾经梦想进入国家体制内。王仙芝两次试图接受朝廷的招安，最可是被朝廷戏弄也就死了这条心。而黄巢也多次与朝庭谈判，希望朝庭能给自己一个一施自己政治抱负之地，可得到了拒绝因而与朝庭决裂，最后攻入长安建立大齐政权。黄巢起义虽然在唐政府和藩镇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但摧毁了唐王朝的统治根基。
　　中国历史上的起义者几乎都是农民，如陈胜吴广这样的。实在没有活路了，反抗是死，不反抗也是死，于是选择反抗。而唐朝商人的起义则属特例，他们并不是因为没有饭吃要饿死了，因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社会地位争取自己应有的更多权利。
　　如果说农民的起义是生存层面的，那么象黄巢这样的商人起义则有着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意味。而这正是中国人思想中所普遍缺少的东西。

会飞的猫

　　曾经的徽商
　　
　　在整个古代中国重农轻商的漫长历史长河中，商人可以说是在社会缝隙中生存与发展，社会下地位相当低下。如在唐宋时期，朝庭的法令就明文盲规定商人不得做官。唐太宗曾对大臣房玄龄说：“脱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踰侪类只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在唐高宗时期，更出台了一系列歧视商人法令，如商人不得穿黄衣服，不得坐马车等。更为甚者，商人的生命财得不到任何法律的保护。
　　然而由于这一群体总体说来有着善通善变的才能，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不仅是适应，更多的还有不屈与改变。因而他们并没有因为社会的打击与压制而消亡，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比较起来商人有着两次较大的辉煌时期，一次是商人阶层掘起的战国时期，另一次则是商帮掘起的明清时期。如果说明清以前的商人都是显示的是个人的力量，而明清商帮则显示的是家族、集体的力量。
　　明清有十大商帮兴起：福建商帮、广东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宁波商帮、晋商商帮、安徽商帮、龙游商帮、洞庭商帮及江西商帮。在十大商帮中，又以徽商与晋商为龙头，这两大商帮的实力可谓并驾齐驱。
　　徽商也称徽州商人或新安商人。明清时期，凡是徽州府辖地经商的商人,而并非一定要安徽籍商人都称徽商。而当时的徽州所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安徽省黄山市，宣城市、绩溪县，江西婺源县。徽州有六县：歙、黟、休宁、绩溪、婺源、祁门。
　　徽州本是古越人生活的地方，这里山峦垒嶂，与世相隔，有如世外桃源，于是成乱世中人们避难的理想之地。自汉代开始，就有大量北方的名门望族逃难至此。随着山外迁入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多，土地与人口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方，再也养不活生活在它上面的人了。这里不再是世外桃源，而变成了穷山恶水。于是这里的人不得不发出这样悲凉的感叹：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然而想不到正是这么一“丢”，却“丢”出了一大盛极一时的商帮。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南唐时休宁人便远行经商到了福建；到了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了家财巨富的徽商，如被称为“程十万”的程氏兄弟，祁门程承津、程承海。而大儒朱熹的外祖父也是人称“祝半州”，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于是徽商又成为盐业界的巨头。“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徽商的兴起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封建社会的统治势力。所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外强入侵，国外商品的倾销，曾经风云数百年的徽商没能及时地在新的形势之下调整自己的经营之道，于是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而作为徽商突出代表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破产就成为徽商在历史舞台上的一个沉重的终结篇。从此徽商淡出，直到今天，徽商仍然没能重现往日的辉煌。
　　作为一大商帮的徽商有着许多特点，如勤劳、节俭、重信，乐于施舍，善于交游等等，但最大的一个特点还是“贾而好儒”，体现了徽商的文化精神，且由些形成自己的一大特色有别于其它所有商帮。“好儒”的徽商不仅有着出色的经商之才，还善琴棋书画，舞文弄墨。也许正因如此，当年的徽商才更能够结交到社会上的名流雅士，高官权贵。有个叫程白庵的儒商就与当时的学界泰斗、归国名人归有光交往深切，七十大寿时指名归有光为其作寿，而归有光欣然应之，且对其大发赞赏之词。归有光是何许人也！若程氏仅仅是一介商人，即便再富有，也不会被他放在眼里吧。徽商的影响不仅是在商界，也在文界，甚至于还有政界。
　　徽商之所以“好儒”有着其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首先徽商多为北方名门望族、朝庭士大夫的后代，只因躲避战乱才来到吴越之地以商为业。他们的血脉本就有着深深的文化情结与文化底蕴，不论何时，还能够做到“不废诵读”；另外“为官”的情怀一直是他们所不能放下的，在他们看来，为官才是人生最大的理想与追求，“商而优则仕”。然而做官就必须读书，有钱的徽商们骨子里并不希望自己的后代也成为商人，而是要读书做官。所以徽商中不仅是出商人，也出文人，为世人所知的远如大思想家朱熹、戴震，近如胡适等等。
　　远去的徽商留给后人是数不清的故事与传说，不仅仅是关于财富，更有关命运、人生、人间冷暖、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9-18 19:47:02编辑过]

会飞的猫

　　非常年代的海外商人
　　
　　在中国漫长的农耕历史长河中，虽然商人这一社会阶层一直存在着，但始终都位于社会的边缘处；虽然也出现过明清时盛极一时的十大商帮，且如果以当时的发展趋势发展下去，这些商帮，尤其是徽商与晋商极有可能借助于对国家各大重要商业领域的垄断与掌控已及物质财富的力量，把自己的势力渗透进政治、文化及其它社会领域，从而一改商人千百年来的弱势社会地位，然而清政府灭亡了。外强入侵，旧的倒塌，而新的还没有立。市场上所见的只有洋人、洋货、洋商——面对西方商业的冲击，中国传统的本土商人一下子失去了立足之地，似乎真的被彻底消灭了。此时中国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商人生存的艰难我们可以从众多的文学名著中去感知，如《骆驼祥子》、《子夜》、《林家铺子》、《四世同堂》等等。中国商人再也不能按原有的方式生存下去，他们必须改变自己，或成为洋行的伙计，或成为洋帮办，当然也可以成为所谓的民族资本家。——不管怎么样，此时的中国商人和此时的中国民族工业、传统商业一起滑入了黑暗。
　　然而在此情形之下，却有着另外一批人，他们漂洋过海，在大海的另一边一施自己的经商才华，建立了自己的商业王国。这些人的名字大量出现在当今的各类财经杂志、励志故事书籍、各类成功讲座之中，随便一想就能列举出一大串，如：热衷于捐资办学的陈嘉庚、影视大亨邵逸夫、世界船王包玉刚等等，而象霍英东、李嘉诚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智了。
　　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现代传奇。也许其中最为值得一提的当数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荣”的陈嘉庚了。
　　陈嘉庚十七岁就离家去南洋，在新加坡谋生。后来成为当地四大橡胶园主之一。在马来西亚他首创橡胶制品大规模生产，后来又开辟了橡胶制品和其他制品直接输出的国际市场，在华侨中第一个打破英国垄断资本的垄断局面。他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他十分重视人才的培育，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和技术人才、、、、、
　　陈嘉庚虽身为商人，可他的人生价值追求似乎并不在于发展商业，而在于教育。他被世人所公认“办学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毅力之坚，为中国及世界所罕见”。他一生生活节俭，可在捐资办学上却竭尽全力。在他企业发展受挫，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众人劝其停止对学校的捐助，以保家业，而陈嘉庚却说“宁卖大厦，以保厦大”。他这种“倾家荡产”的办学精神深深感动了世界华人，也正因为他的感染与带动，在华人之中形成了一般强大的向祖国捐资兴办教育的风气，影响深远。
　　而更为重要的是，陈嘉庚对教育的奉献并不是止于物质上的捐献，还在于他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慈善家，还是教育家。他在长期办学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如提倡女子教育，反对重男轻女；反对办学分贫富，强调优特穷人子弟；重视师范生的培养；注重教师队伍质量；强调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等等。
　　陈嘉庚说：“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
　　作为教育家的陈嘉庚比作为商人的陈嘉庚更加让人敬佩。
　　当然也许会有人认为有比陈嘉庚更为令人敬仰的，如李嘉诚。他的那些经商之道，做人之道、成功之道更符合现代人的兴趣需求。他的那些“做人的一等智慧，经商的一流学问”之中所蕴含的经验智慧不能不让人深受启示与感悟。他说做人要做能力之人、做挺身之人、做善任之人、做利人之人、做良知之人等等，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够按此要求自己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每提起李嘉诚三个字的时候，所能想到的是他的富有，而少能够想到他是怎么做人。
　　也许正因如此，虽然无数人想成为李嘉诚，而李嘉诚至今还只有一个吧。

sailadv

很长，时间。

morningliy

好长

gpfcom2

太晚了，先收藏起来，改天再看。

 

sly61

沈万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