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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胡思乱想之际跳跃到对商鞅改革有了兴趣,翻了翻史记啥的,又花一天时间看完了马立诚的《历史的拐点》。 里面追述了从商鞅、子产到唐朝中叶刘晏杨炎、二王八司马的改革旧事。饕餮之余不禁错愕,改革的先行者确实没几个有好下场。 即使退回一步想,如果个人安危和改革大业比起来不算什么的话,改革都要付出血的代价的,那改革的事业没有被坚持下来,很快就改弦易张,虽然有的一些精神被保留了下来,这才是莫大的悲哀。 商鞅死后新法很快被推翻、王莽建立新王朝更是被打入了万古难翻身的境地,至于后世的王安石、张居正,更是褒贬各半,给人留下无数遗憾。说句敏感的,新时期的邓公其实也没有落下多少好名声,只不过有两个巨大的替罪羊胡与赵在那摆着,才得以全身而退,但是这个改革才恁短时间,将来有何评说,不得而知。 改革总是要有代价的,但是有些代价未免太大了! 另,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历史上的改革,除了春秋战国时候推行法家治国方略的改革之外,历朝历代实行的改革,其推动着无不是有着深厚的儒家背景。这个应该和历朝历代统治者玩的那套外儒内法杂之以黄老之术的权谋有关系吧。法家的治国策略过于严酷,往往带来更大的宫廷斗争,统治不稳,驾驭天下采用的儒家的愚民之术,儒法冲突,进行改革,改革总要顺应民心,于是儒家的那套得以中兴,老百姓都是愤青,喜欢清官喜欢高要求自己的父母官。大的动乱的时候,甚至出现战争,或者对外战争,社会动荡,需要给民间休养生息,这是黄老之术,一些改革的推动着或者反对者不得志的时候,需要蓄势待发,需要反思,修身养性,老子的道德经乘机而上,还是黄老之术。 王莽托古改制,完全是周孔克己复礼那一套;北魏孝文帝改革也是因为对中原文明的强烈向往,汉家做法,当时魏晋时期,杂家势力衰微,道家正在嬗变,佛家还苦苦的寻找出路,儒家有了一段兴盛时期;唐朝的几位改革者莫不是儒家理论的忠实追随者,道德文章,比如刘禹锡柳宗元诸公,就都是子不语的粉丝。 更神奇的是,改革越到历史的后面,越来越多的掺杂了经学的争议在里面,也就说通常所说的经今古文之争。改革者往往也是很大的经学家。成语离经叛道可能就有这个意味。 王安石就曾自己著述作为太学的读本,尤其是对诗经的注解,他也是以一代大儒自居;张居正表现不是很突出,但是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也很深厚,也是靠给太子讲述儒学发迹的;近代的几次改革更是如此,曾国藩曾经自己编纂过儒学的经典汇编,张之洞所写的书目问答更是经典;而龚自珍到康有为的改革,则是最后的一次经学今文的回光返照。 马立诚的书只写到了唐朝,宋朝以后的事情没多涉及,估计是扯出了经学的话题,不好对付,而且到了近代,有不少禁区需要碰,所以…… 传统的中国,在近代转身太急躁,很多问题没来得及理清脉络,以至于这百年来很多东西都迟滞了。 研究改革史,经常忽略的话题就是把经学的衍变给扔一边了,以至于到现在说起今古文之争、说起康有为为何写那几本书,乃至于再说起章太炎事迹种种,甚至说起为什么许多近代名人如此痛斥传统文化,都显得模棱两可。因为什么,可能太祖不读经吧。呵呵 已经割裂的必须再次弥合起来,这样,才是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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