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放开二胎刻不容缓”——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会飞的猫

“放开二胎刻不容缓”——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2009年04月09日　　　南方周末

　　◎我个人一直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政策，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政策。只要条件改变的话，我们就要尽量改变。

　　◎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太伟大了，面对着古今中外从未遇到过的教育难题，把超过8000万的独生子女，从幼儿园培养到大学毕业，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太了不起了。独子难教啊。我们为什么把下一代的成长搞得那么难？

　　◎有儿有女并不是一个落后的理想，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愿望，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

　　“我们说刻不容缓，不是要马上放开，而是要现在就动手，刻不容缓地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还不能老研究，我们觉得两三年就要有行动，三五年就要迈出比较大的步伐。通过两三年，最多三五年，我认为就应当全面放开。”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图/CFP

　　一年以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两会提交 《关于认真研究完善我国人口政策的建议》，呼吁重新设计和逐步调整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纪宝成的这一建议经由媒体报道后，出现在多家新闻网站的显著位置，广为人知，评论者众。

　　鲜为人知的是，今年两会，纪宝成再次提交建议：《关于尽早着手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

　　连续两年呼吁调整生育政策，从标题的变化，我们似乎得以一窥这位学者型人大代表对人口问题的思考与忧虑。与他人不同，纪宝成尚有经济学家，前商业部、国内贸易部、教育部官员，副部级高校管理者多重身份，同时亦坐拥中国人口研究重镇——人民大学人口学系，这些背景，或使纪宝成的思考更兼具理想与现实。

　　4月3日，纪宝成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把家庭搞得那么脆弱干什么

　　南方周末：从两次建议标题的变化来看，我们似乎能够感觉到这一问题的紧迫，和你对此的担忧。

　　纪宝成：我认为，我们的生育政策调整已经到了异常紧迫、刻不容缓的时候，因为人口问题具有长期性、滞后性的特点，必须尽早着手，以免贻误时机。

　　人口政策是国家最大的公共政策之一。公共政策最起码的一条，就是要因时而异、与时俱进。要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到变化了的形势，来决定工作方向。

　　应当肯定，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数量问题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非如此不可。

　　但是到了今天，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执行了近三十年。从1992年以来，我国的生育率低于实现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 2.1个孩子）已经长达17年。现在，一对夫妇一生平均只生育1.6个孩子，每年人口净增长不足700万。我不认为数量问题还是最主要的矛盾。相反，结构问题已经上升成了主要矛盾。中国的人口政策面临重大的历史性抉择。如果我们还按照上个世纪80年代的做法，还执行数量问题是主要矛盾时的政策，恐怕就有问题了。

　　从大的方面讲，人口问题攸关国运，是可持续发展的最核心问题，从小的方面讲，关系到家庭和谐，生活幸福。现在的生育政策，从汶川大地震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后果：独生子女家庭承担社会风险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那么多家庭失去儿女，无法挽回。看起来是家庭的不幸，但是带来的问题是社会的。我们社会的发展，把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搞得那么脆弱干什么呢？

　　我个人一直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政策，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政策。只要条件改变的话，我们就要尽量改变，把负面影响去掉。从人类的繁衍昌盛、文明延续，从国家的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从家庭的和谐幸福，从任何角度看，只准生一个孩子，都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就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执行一段时间之后，弊端可能就出来了，而且还越来越严重。明明看到了弊端，为什么不去解决呢？

　　结构问题已成最主要问题

　　南方周末：你提到结构性问题成为主要矛盾，具体指什么？

　　纪宝成：结构性问题在上个世纪80年初就存在，但实际影响并不大。政策实施近30年来，结构性问题越来越明显，已经上升成为主要矛盾。

　　第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值。这个问题在1982年就已经初露端倪，达到108.5，2000年是117，现在更是达到了 120.56。这样长时间、大幅度偏离正常值，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至少有记载的历史没有过。生120个男孩子，对应100个女孩子，这样造成的长期问题是什么？二十年后，它的后果真正开始显现的时候，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性别比如此失衡，再不纳入我们的视野，还光讲人均资源、环境、水啊，是不对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老龄化。老龄化意味着寿命延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当然可以说是一个好现象。但是由于我国低生育政策的加速作用，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才步入老龄化社会，我们只用了三十年，太快了，未富已经先老，很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都跟不上。根据统计，不仅老龄人口增加，而且劳动力也在老化。从明年开始，20—24岁的精壮劳动力将持久地大幅度下降。这是接受能力最快、思维最敏捷、精力最丰沛的一群人，但是这群人十年时间就要骤降一半，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城乡统筹。我们之前的政策，是跟城乡二元结构相匹配的。城市生一个，农村生一个半。现在中央讲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户籍制度也在改变，还是城市一个政策，乡村一个政策，我觉得这很难，行政手段很难解决。

　　南方周末：你在建议中提到，现行的生育政策造成了空前的教育难题。

　　纪宝成：我曾经在别的场合讲过，大家不要老是骂教育系统。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太伟大了，面对着古今中外从未遇到过的教育难题，把超过8000万的独生子女，从幼儿园培养到大学毕业，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太了不起了。独子难教啊，中国千百年来都是这样的。

　　我们为什么把下一代的成长搞得那么难？独生子女当然可以教育好，但是确实增加了很多难度。我们以前好像总感觉，人口的问题是跟费用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孩子要多少钱，两个孩子要多少钱，好像一个孩子就容易了，两个孩子就难了。不是这样算的。现在抚养一个孩子用的钱，比过去两个孩子花的钱还要多。而且成长的效果究竟怎么样？我看两个小孩可能会教育得更好，他会有协作观念，有奋斗精神，有竞争意识，人的性格也会更完善一些。

　　我不相信会一放就乱

　　南方周末：所以你提出来“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

　　纪宝成：我们国家的人口战略发展研究报告开头就说，如果人口总量（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峰值控制在15亿人左右，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即平均一对夫妇一生生育1.8个孩子——记者注），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我认为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总和生育率应保持在1.8左右。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计划生育是国策，保持低生育水平绝对必要。这一条不能动摇。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据人民大学人口所的调查，中国农村的生育率是1.9，城市是1.23，平均是1.6，低于1.8，更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

　　那1.8是一个什么概念？“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基本上就是1.8。

　　我们的调查，城市人口中，有5％因为种种原因不生育，95％生一胎。在这95％的人当中，根据抽样调查，允许生2胎的话，52％的人有这个意愿。到时候放开了，考虑相互影响的原因，最多也就是80％。这样城市生1.6个，农村可能生到2个，到时候城乡人口可能一半对一半（现在城市人口就超过 45％），平均就是1.8。

　　事实上，“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其中的前三句话，就是我们上个世纪70年代曾经执行的政策。那时候有一个通俗的说法：“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只不过后来，“两个正好”被去掉了。

　　这个政策当时实施得非常成功。那还是“文化革命”当中的事情，也并没有像80年代那么强制，但也能做到使总和生育率从6降到3左右。就这么八九年的时间降了一半，那是非常了不得的。我当时在湖北宜昌，我感觉基层也没有费太大力气。

　　南方周末：可能有人担心，放开二胎的话，会不会一放就乱，回到一家生五六个的年代？

　　纪宝成：可能会有人说我这个人太乐观了。我不相信会回到六十年代初一对夫妇平均生六个孩子的年代。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哪里会这么做？偏僻地方的年轻人也不会这么做。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荡涤着人们的灵魂，他不可能不卷入到这样一个进程中来，不可能不受到冲击和影响。

　　我可以说，如果我们还是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放开二胎，可能还真是管不住。但城市化进程和教育普及，已经为放开二胎提供了理性、成熟的社会环境。

　　人口学的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和生育率存在某种负相关关系。日本、韩国都是人口密度很大的国家，他们没有计划生育，但生育率只有1.3左右，靠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到教育水平，影响到观念转变，当然还有社会保障制度。

　　国内我们也有实践的经验。像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都多年实施二孩政策，但仍保持了低生育率。

　　我觉得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而且，放开二胎，也不是就大撒手了。还要不要计划生育？肯定还要。要不要计生委？我估计还要。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并不见得下降很多。工作量还是很大的，要防止反弹，但我认为反弹的可能性不大。

　　这个政策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杜绝第三胎。难点在这。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我不认为这个问题比过去还要难。你想想70年代，大部分时候还在闹文化大革命，不也是一下从6个降到3个左右。

　　允许生两个，是符合绝大部分人的愿望的。要生三个，我看是极少数人的愿望。包括农村，他也未必就乐意生3个。我们的计生委，确实还要做很多的工作，但是这个难度不要估计得太大。

　　更重要的是，实施这样的政策，干群关系会更和谐，家庭比较完美，可能婚姻状况更加稳定，孩子的成长会更加健康，教育部门的担子也会轻一点。可能我这个人有一点太过浪漫主义，我总希望，能让我们的计划生育成为一项“甜蜜的事业”（笑）。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4-13 14:47:51编辑过]

会飞的猫

续前文：

　　人越少越好是误解

　　南方周末：可以看到，对于人口政策，现在有很多观点，像你是认为应该允许二胎，有的认为要更严格的一胎化，还有的则更愿意维持现有制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

　　纪宝成：更严格的一胎化，是不是考虑到人均的问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收入，人均水资源——考虑这些问题更多一点，而且把人纯粹看成了一种负担。这种观点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对目前已经造成的这些问题，基本上没有考虑。我感觉这不是一个很全面、综合，既考虑眼前又考虑未来的方案。它重视了数量问题，而没有重视结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往往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却因此制造了一个更难解决的难题。

　　我们的判断，数量问题依然是一个矛盾，但已不是主要矛盾，结构问题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可以说，我们考虑未来更多一点，针对的是已经显现的未来的问题。人口问题的特点是周期性很长，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已经迟了。我们不要到时候又来说“悔之晚矣”。

　　过去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然能不能概括成一种现象，不一定准确。你看七八十年代，研究自然科学的一批人，更多地从数量上考虑。研究社会科学，经济学、人口学的人，更多地考虑社会、经济、人文的各种因素。自然科学，他把人口和资源一比——很简单的算术，中国的人口问题很严重——却没有看到人文方面的问题：人类繁衍的需要，家庭的需要，精神层面的需要，这些统统就没有考虑。

　　有儿有女并不是一个落后的理想，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愿望，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当然，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就是不对的。但是，过多地考虑数量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统统不被考虑。

　　现在有一种误解，好像人越少越好。实际上，你看我们的人口战略研究报告，生育率应该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利。把人口说得越少越好，生育率越低越好，肯定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口号是不能提的。

　　最多三五年应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南方周末：你有没有一个期待的政策调整的时间表？

　　纪宝成：我认为，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刻不容缓，而且恰当其时。我们人民大学的专家一致认为，到时候了。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们也不空谈。

　　我们说刻不容缓，不是要马上放开，而是要现在就动手，刻不容缓地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还不能老研究，我们觉得两三年就要有行动，三五年就要迈出比较大的步伐。通过两三年，最多三五年，我认为就应当全面放开。

　　当然，国家要放开二胎，可能还要经过试点，还要逐步放开，很多问题要仔细周到的研究，比如农村没有男孩的，社会保障要不要有所措施，等等。恐怕光一个计生委还不够。还要发改委、财政部、卫生部、教育部各有关部门的配套措施，既积极又谨慎，把这个事情做得完善一点。

　　总而言之，我们的想法是，学术讨论要积极一点，不同意见充分表达，进行讨论，就是很好的现象；统计数字要准确一点，现在统计数字不大准，数字不准，心中无数，或者数字是乱的，这个对决策是不利的；决策要慎重一点，这个是必要的；但实施，我们希望快一点。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十字路口上的中国人口政策

　　中国人口专家认为，如果2020年前日中国基本实现城乡统筹的话，那也就意味着，在2020年前，中国最大的公共政策之一——人口政策，到底是城市向农村看齐，还是农村向城市看齐，这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

　　更严格的一胎政策？

　　就在中国1980年正式启动的计划生育政策－－按照当时中央的计划－－本该明年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政策纷争再起。只不过这次，挑战者是捍卫者。

　　程恩富，中国社科院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在上个月的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提出议案，建议中国实施“更加严格的一胎化政策”，通过降低中国人口的总数（将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降低到1.2，远低于更替水平2.1），以使中国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生活水平，进而解决中国正面临的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诸多问题。

　　一位网友支持者说得更白，“如果我们国家只有3亿人口，相信很多事情和矛盾都可以迎刃而解。计划生育必须要坚持到底，坚持到让中国人感觉到地广人稀为止。”

　　但反对者众。一家门户网站就此进行网络投票，13万余名参与者中，67.5％的人表示反对。

　　而在学界，对此更是呛声一片。在一些学者看来，程的观点并无新意。这种观点纯粹视人口为一种负担，进而将减少数量作为唯一或者最主要的目标，而对现在中国人口的主要矛盾——结构问题视而不见。这些结构问题包括中国正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迅速老龄化，严重的性别比失调，以及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劳动力人口面临从过剩到“短缺”的逆转等。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施严格的一胎化政策，不过从1984年起，因遭遇大反弹而逐渐放松。目前，只许生一个孩子的，占总人口的35.9％，头胎是女孩可以生第二胎的占51％，允许生两个孩子的占9.6％。整体而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可理解为“一胎半政策”。

　　2000年人口普查之后，由于有了新的人口数据的支持，人口学界达成高度共识，即中国人口形势已发生历史性转变。低生育率而非人口数量，将成为未来中国人口难题的根源。当时，我国已经在连续8年的时间里生育率低于实现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

　　从那以后，一批国内最优秀的人口学家，开始了唤醒官方正视已发生了逆转的中国人口形势的行动，并试图通过扎实的调研推动政策的调整。

　　此时重提更加严格的一胎化政策，被视对“放松政策”的一种高强度负向反应。

　　时间表已定

　　当1980年中国启动 “计划生育”这项公权力强力干预私权利的政策时，中央明确指出该政策针对的是“一代人”，持续的时间是“30年”。

　　“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是1980年9月发表的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对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时间的说明。

　　如今，距公开信的发表，已经过去了29年。

　　公开信提到，“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

　　如今，近30年过去，这些曾经被认为“因为误解”或者“可以解决”的担心，正一一成为现实，而且日渐严重。

　　中国的人口政策，这个中国最大的公共政策，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何去何从，引发社会强烈关注。

　　不过，战鼓已经敲响。十七届三中全会宣布，2020年中国基本实现城乡统筹。中国人口问题专家王丰教授说，这也就意味着，在2020年前，中国最大的公共政策之一——人口政策，到底是城市向农村看齐，还是农村向城市看齐，这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

　　这意味着，在人口政策上，到底是城市向农村看齐，还是农村向城市看齐，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所政治经济学亨利·温特学者、亚洲问题专家尼古拉斯·艾伯斯塔德曾受邀参与首届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在那次论坛上，艾伯斯塔德将人口问题看作全球风险的最终问题。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艾伯斯塔德视“人口减少一半，人们两倍富有”的观念为“一种非常糟糕的自甘堕落——这背后的潜台词是，似乎中国人是封闭围栏中的动物，对周围那些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除了咀嚼，别无办法。”

　　事实上，人类可以创造财富以提高生活水平：整个20世纪，全球人口差不多增加了三倍，而人均收入则增加了四倍。而过去200年间的经验表明，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正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重要。“在现代社会，国家的财富不在于矿山、森林或自然资源的沉淀。现代国家真正的财富在于其国民。”艾伯斯塔德说。

　　艾伯斯塔德提醒中国注意新加坡的先例。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加坡亦曾大力提倡节制生育，虽然迅速在意识到这将导致低生育率后调整了政策，却为时已晚。十余年来，虽出台“婴儿花红计划”鼓励生育，新加坡依然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和世界上所有低生育率国家一样，新加坡鼓励生育的政策并不成功。我们为什么就相信，中国在她需要提高生育率的时候，会比新加坡、日本、韩国所有的国家都更成功？”

　　“不要等到将来，我们又要在人口问题上说‘悔之晚矣’。”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亦不无忧虑。在过去的两年，纪宝成以人民大学人口学系的研究为基础，曾连续提出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允许二胎的建议。

会飞的猫

纪宝成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男，1944年11月生于江苏扬州。1966年大学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原北京商学院)，1981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主要经历：

　　1962.09－1966.08，在北京商学院学习

　　1968.03－1978.09，在湖北宜昌县工作

　　1978.11－1981.10，在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攻读研究生

　　1981.11－1991.11，任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其间1985－1991，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务长、教务长）

　　1991.12－1992.05，任商业部教育司副司长

　　1992.05－1996.03，任商业部教育司司长，国内贸易部教育司司长

　　1996.03－2000.09，任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司长、计划建设司司长，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兼任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办公室主任

　　2000.09 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副部长级）

　　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社会兼职：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学科评议组成员，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全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市场营销学会副会长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会副理事长

　　美国俄克拉荷马城市大学荣誉教授

　　研究领域

　　主要从事市场与商品流通、商业经济、市场营销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中国商业经济学界知名学者和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

　　在教育改革、教育管理、教育研究和公共管理方面也颇有建树，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主要著作

　　《商业活动论》 （1987年，经济科学出版社）

　　《市场学》 （1989年，学术书刊出版社）

　　《市场营销学教程》 （主编）（1989年、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商业经济与管理》 （1989年，中国文化书院）

　　《深化流通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合著）（1992年）

　　《学者谈艺录》 （副主编）（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商品流通论－体制与运行》 （领衔合著）（1993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高等商科教育比较研究》 （主编）（1998年，）

　　《中国商业理论前沿》 （参编）（2000年）

　　《发展与繁荣人文社会科学》

　　《世纪之交的高等教育——规划、体制与发展》

　　《转型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秩序研究》

　　《中国古代治国要论》

　　《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纪宝成卷》

　　经典论文

　　《农产品收购的地区差价与农业级差地租》

　　《“买方市场”质疑》

　　《市场机制与经济改革》

　　《市场疲软与经济体制》

　　《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几个理论问题》

　　《商品流通渠道分析》

　　《新世纪要更加重视人文社会科学》

　　《创新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时间和实践是科研成果最好的试金石》

　　《我对大学理念的几点认识》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的政策选择》

　　《新世纪要更加重视人文社会科学》

　　《重估国学的价值”、“清算教育产业化》

　　《“变革的时代呼唤宁静的校园》

　　获奖著作

　　《市场营销学教程》于1992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

　　《商品流通论》于1995年获国内贸易部优秀教材一等奖;

　　《转型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秩序研究》于2004年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2005年再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市场营销学教程》（第三版）为核心的“市场营销专业系列教材建设”，于2005年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发展与繁荣人文社会科学》于2007年获得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一等奖。

　　荣誉称号

　　被我国和美国、日本、韩国等多所高等院校授予名誉博士、名誉教授称号或被聘请为兼职教授。

　　获“国内贸易部部级专家”称号。

　　2006年度IET—方正大学校长奖、

　　2006年度十大创新英才、

　　2008年中国思想力人物等称号。

会飞的猫

放开二胎的E提案，请您支持
放开二胎呼吁书（征求意见稿）

转自：天涯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三十多年来，少生了4亿人，已经基本实现了当初国家控制人口数量的目标。三十年来，国际国内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生育观念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因此，有必要对现行人口政策进行改革，先放开二胎，以后择机再改政府强制计划生育为公民自主计划生育。
　　
　　　　一、放开二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胡锦涛说，科学发展观，第一要素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科学发展观，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国家要发展，就必须保持充足的劳动力、较好的人口素质和合理的人口结构。
　　　　以人为本，必须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就必须尊重包括人的生育权和生存权在内的基本权利。父母应该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其子女数目和出生间隔的权利。每个人，包括每个健康的胎儿，也都应该有生存的权利。
　　　　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充分认识人口发展和劳动力资源发展的持续性。据五普数据，200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已经跌至1.22，这将直接导致人口萎缩，后备劳动力资源短缺，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统筹兼顾，就是要做到 “五个统筹”。其中，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就应实现城乡之间、各地区之间人们生育权的平等；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就要使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相协调；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要顺应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要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发，就要顺应国际潮流和国际需求去重新审视人口政策。
　　
　　　　二、放开二胎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要建设和谐社会，就要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人口发展自有其内在的自然规律，大致是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再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即使不人为干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会逐渐降低，甚至会出现人口负增长。
　　　　要建设和谐社会，更应建立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近年我国新生人口性别失衡严重，老龄化问题突出，这将严重危及未来的社会和谐，应该采取妥善措施加以扭转。
　　　　要建设和谐社会，还应建立党群干群的和谐关系。计划生育借助“一票否决制”等强制手段推行，激化了党群干群矛盾，广西博白事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应该取消计生“一票否决制”和一些极端做法，以缓和党群干群关系。
　　
　　　　三、放开二胎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最近，中央提出要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服务型政府。而计划生育政策仍按照计划经济思维，沿用管理型政府的工作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时代要求，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必须对其做出重大改革。
　　
　　　　四、放开二胎是《宪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第三十三条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而现行生育政策中，公民因民族、地域、职业的不同，其生育权也是不平等的。这是不符合宪法精神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8条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可见，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并没有规定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子女。《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9条规定：“国家创造条件，保障公民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实施避孕节育手术，应当保证受术者的安全。”但在计生工作执行中，许多地方存在强迫上环和强迫结扎的做法。按照《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规定，也应尽快废止独生子女政策，禁止强迫上环和强迫结扎等违法行为，使育龄妇女真正享有对避孕节育措施的知情选择权。
　　
　　　　五、放开二胎是人民的意愿
　　　　近年来，民众对放宽生育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有关计生维权的诉讼案件也呈上升趋势。2007年3月叶廷芳等29名委员联名提交《计生政策中有关独生子女条例应尽快停止执行》的提案，得到了广大网民的热烈支持。各大门户网站举办的关于两会“最受关注的提案议案”投票排名中，关于放宽生育政策的议案也都位居前列。以易富贤、何亚福为代表的独立人口研究者推出的新人口理论，也受到越来越多中国民众的支持。
　　　　还应看到，群众要求放宽生育政策，也并不是要无节制地生育，而仅仅是要争取自主决定生育数量和间隔的权利。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公民的平均生育意愿仅为1.73，这已经明显低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确定的“全国综合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的目标”， 北京、广州等地出台鼓励双独家庭生育二胎的政策，也很少有人响应；北京市人口研究所抽取57个社区调查了248个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果双独家庭中六成不想要二胎。由此可以看出，放开二胎，或者全面放开生育，也不会出现可怕的生育高峰。
　　
　　　　六、放开二胎是促进经济复苏的需要
　　　　近年来，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民工荒，中国社科院2007年的《企业春季用工需求调查表》显示，能够全部招满工的企业只有不足32%。另有32%的企业招到用工量的75%以上，至少有1/3的企业缺工在25%以上。虽然2008年出现的全球经济危机暂时掩盖了民工荒问题，但经济复苏后，这一问题就会立即凸显出来，并将愈演愈烈。因此，我们必须放宽人口政策，以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和充足的后备劳动力资源。
　　　　放开二胎，让一部分有条件的人生育第二个孩子，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就业压力，拉动内需，促进保育、教育、医疗、儿童用品等行业的经济增长。近年楼市低迷，除了专家分析的开发商观念落后、炒房者观望等原因外，新生人口不足的原因也不容忽视。新生人口不足，一方面使农村年轻人进城步伐趋缓，另一方面使城市主流家庭缺乏扩大居住面积愿望。如果放开二胎，对维持未来数年内的楼市稳定将有一定积极作用。
　　
　　　　七、放开二胎是保持综合国力的需要
　　　　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人口要保持不增不减，总和生育率要保持在2.1，这个生育率称为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也就是平均每对夫妇要生育2.1个孩子。由于中国存在严重的性别比偏高问题，因此，要达到世代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要达到2.3左右。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原始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22，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这样低的生育率，无异于民族慢性自杀，不利于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放开二胎，是保持合理人口结构、保持综合国力的现实需要。
　　　　国防方面，由于独生子女比例高和适龄青年逐渐减少，近年全国很多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征兵难”，而且情况急遽恶化。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控制，几年之后，中国的军人数量和军人素质必将危及到国防安全。
　　
　　　　八、放开二胎是顺应世界潮流的需要
　　　　据2008年末最新统计，中国的人口密度为138人/平方公里，在世界各国中排在第72位，远低于日本（336人/平方公里）、韩国（490人/平方公里）、德国（230人/平方公里）、英国（252人/平方公里）、印度（392人/平方公里）、孟加拉国（1084人/平方公里）等国家。即使仅按照中国东半部人口稠密地区来计算人口密度，也远不及日本、韩国、印度等国。日、韩等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足以证明，人口密度高低并不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世界上有70个左右的国家（地区）人口密度高于中国，但没有第二个国家实行像中国这样极端的独生子女政策。相反，俄罗斯、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几十个国家还在千方百计地鼓励生育。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合作的日益密切，人口和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也会日益加大，中国人口将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参与国际劳务合作。所以，仅依据一国国内的自然资源、劳动就业等情况来制定人口政策也是不科学的。
　　
　　　　九、放开二胎是优化人口结构的需要
　　　　独生子女政策推行至今，也客观上造成了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一方面造成了空前的人口老龄化危机，据统计，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43亿，占总人口的11%，到201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1.74亿，中国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将在2030年到来，届时需要抚养的老人将占总人口的40-50%。同时，新生人口严重不足，很多农村中小学已经满目萧条，出现了生源严重短缺的情况。
　　　　另一方面，因独生子女政策的强力挤压和农村“一孩半”政策的误导，也造成了严重的新生儿性别比失衡。据某网友在东北某乡镇的调查，2000-2004年新生1206人，性别差值286个，其中“计划内二胎”出生人口占总新生人口的32.26%，而性别差值却达191个，占总差值的66.78%。“计划内二胎”基本上是已生育一个女孩的农民家庭自动获得的二胎指标，这正说明“一孩半”政策的误导作用有多么强大！而据2007年2月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公报》，我国1996年至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高达127：100。再过十多年，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几千万光棍。
　　　　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衡危机，将引发一系列经济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要缓解人口危机，必须放宽生育政策，当务之急是放开二胎，促使生育率回归到世代更替水平。山西翼城县“二孩晚育加间隔”的试点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上的依据，该县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51，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和世代更替水平，1~4岁与0岁性别比分别为102.7和106.1，也属于正常范围。可见，放开二胎，既不会导致生育率迅速上升，也有利于缓解新生儿性别比失衡问题。而要缓解年龄结构失衡问题，可能还需要全面放开甚至鼓励生育。
　　
　　　　十、放开二胎是提高人口素质的需要
　　　　从教育方面来说，“独柴难烧、独子难教”，古有明训。独生子女家庭家长容易溺爱孩子，造成孩子唯我独尊的心态，形容独生子女是“小皇帝”已得到民间普遍认同。很多大学、中学教师也认为现在的学生普遍有自私、脆弱、奢侈的倾向。由于父母的爱过分聚集、期望过高等原因，相当数量的独生子女家庭深受成才问题的困扰。
　　　　从心理健康方面来说，独生子女政策剥夺了独生子女的兄弟姐妹，造成人性的变异和人伦的缺失。这也使儿童在兄弟姐妹陪伴中自然成长的天性受到压抑，有损身心健康。
　　　　从优生方面来说，由于多数家庭对“独苗”的过度关注，从而对孕妇饮食起居做出了有违自然的安排，也使出生缺陷率上升。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全国每年先天畸形儿和出生缺陷儿童总数高达80万-120万，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我国目前累计约有3000万个家庭曾经生育过出生缺陷患儿，占到全国家庭总数的1/10。这也说明，人口政策执行中在“控制人口数量”上做的过多，而在“提高人口素质”上做的又过少，亟需作出必要调整。
　　
　　　　十一、放开二胎是妥善养老的需要
　　　　独生子女政策催生了“四、二、一”的畸形家庭结构。其中的“一”是孩子，“二”是青壮年夫妇，“四”是四位老人，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当代社会和未来社会，一对青壮年夫妇除了每天紧张工作之外，还要照顾好自己和四老一小一共七个人的生活，显然负荷过重。而当这个家庭的独生子女长大后，一定会面临更重的赡养负担。
　　　　很多独生子女家庭也面临着严峻的养育风险。独生子女一旦遇到夭折、伤残等意外，对于父母特别是年岁较大不能再生育的父母，将构成毁灭性打击。
　　　　空巢家庭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专家预测，由于独生子女与父母分开生活，未来10年，“空巢家庭”所占比例可能达到90%以上。而因独生子女意外死亡而造成的绝对“空巢家庭”数量也在迅速增加，据中国计生协公布的数据，各级计生协统计上来的“空巢家庭”数字让人吃惊，仅北京就有1111户独生子女夭折家庭，566户独生子女伤残家庭。
　　　　家庭养老风险加大，又使政府养老风险更大。政府对于未来数量庞大的老龄人口，无论从计划上、资金上、还是服务上，还都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把这种本来分散的风险全部集中压到政府肩上，也是极不合理，极不明智的。
　　　　有人说：“我将来有养老金，不靠孩子养老。”一个家庭的老人可以不靠自己的子女来养老，但不容置疑的是，全中国的所有老人却必须靠全中国的所有年轻劳动人口来共同养老。
　　
　　　　十二、放开二胎是重建中华民族人文生态的需要
　　　　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多子多福、父慈子孝、夫妻和乐、家族荣辱等观念自有其封建局限性，但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和中华民族的长盛不衰确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现行人口政策不分良莠地摒弃传统的家庭、伦理及生育观念，已经对中华民族的人文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
　　　　人的情感，主要包括亲情、友情和爱情。而亲情又包括父母儿女之情，兄弟姐妹之情，夫妻之情，还有与叔叔婶婶、姑姑姑父、舅舅舅母、姨母姨父、堂兄妹、表兄妹、姨表兄妹等之间的感情，以及由这些亲情关系衍生的更大范围的亲情。而现在堂、表、姨这些层次都没有了或者弱化了，这是人伦的缺陷，这种缺陷必将导致国民精神生态的失衡和破坏。
　　　　对于善恶行为对家庭及后世的影响，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说法，这对于引导人们尊崇道德、诚信，有很重要的作用。而现在人们少生或不生孩子，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最终可能惠及子孙还是累及子孙，自然少了很多顾忌，社会风气恶化也就在所难免了。
　　　　鉴于此，有必要放宽生育政策，更新生育观念，对已经破坏的人文生态进行必要的重建。
　　
　　　　我们希望，在即将举行的人大、政协会议上，有更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能提交和支持放开二胎的提案议案。
　　　　放开二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会飞的猫

全面一胎化还是停止计划生育？——与程恩富商榷

易富贤　刊发时间：2009-03-27 15:25:04　光明网-光明观察

　　作者：易富贤

　　《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3月23日发表了记者汪孝宗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的程恩富教授的采访文章《人口政策大争鸣：“一胎化”还是“放开二胎”？》 [1]。

　　程恩富教授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

员、被称为“中国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最引人注目的“创见”要算是：“老龄化社会是好事情，最好早点到来”，提出要实行比现在更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并以此使总人口较快“先控后减” [1, 2]。他认为：“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减少人口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3]。

　　这些观点与国际主流经济学家是截然相反，是真正的“创新”。

　　本文就《人口政策大争鸣：“一胎化”还是“放开二胎”？》（简称《人口政策大争鸣》）里面的一些观点与程恩富教授进行商榷。

　　1、《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量）从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

　　其实，如果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现在是生育率远远没有1.8，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1990年代中期生育率就已经只有1.3左右，2000年只有1.22 [4]，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33 [5]。韩国、泰国、伊朗1960年代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一样，生育率为6左右，伊朗在1990年的时候生育率还为5.3。但是现在韩国、台湾地区的生育率只有1.1了。泰国、伊朗现在这两国社会发展综合水平与中国差不多，但是现在泰国的生育率只有1.6左右，伊朗生育率只有1.7左右。如果中国从来就不实行计划生育，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也会自发下降，现在生育率也很难达到1.8的。就是说中国当初根本就没有必要实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使得中国的生育率降低到极其危险的1.2-1.3的超低水平。

　　2、《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我国人口目前仍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10年和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

　　这些数据是国家计生委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预测结论，我在《大国空巢》第15章已经质疑了这个报告[6]。联合国统计司负责人口和社会统计的原副司长游允中教授同意我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看法，他也认为这个报告是错的。2005年1月6日是中国13亿人口日；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2005年11月14日说“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1.8预测，我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达到13.7亿”[7]，意味着如果生育率稳定在1.8的话，2005年到2010年这6年每年需要增加1167万人口。但是国家统计局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人口增量分别只有768万[8]、692万[9]、681万[10]、673万人[11]，这说明中国的生育率远没有1.8。依照《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近年每年需要增加1300万左右，今后十多年平均每年增加800-1000万[12]。但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年每年只增加600多万，没有1300万，也没有1000万，甚至没有800万。随着老年人口的激增，死亡人口将激增，每年净增人口将急速减少，现在每年净增人口只有600多万，两三年的预测就与事实相差甚远，未来十几年每年净增人口还能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总人口会达到15亿人左右？其实国家统计局的这个600多万数据还是“修正”后的数据。依照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客观数据，2001年到2005年这5年共出生6846万人，死亡4143万人，平均每年只增加541万，已经接近负增长。2001年到2005年每年平均死亡828万人口，每年只增加541万人口。今后每年死亡人口翻番，育龄妇女不到现在的61%，每年净增人口还能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总人口还能达15亿左右？

　　3、《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我国目前地区间人口转变差异较大，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危险。在农村、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群众生育意愿仍然较强，生育水平仍然较高。今年1月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人口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表明，低生育水平反弹风险依然存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机制尚未建立、人口计生工作难度加大等问题依然突出。

　　我在《大国空巢》第21章和《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一文根据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已经分析，中国生育率不可能反弹[13]。中国国家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只为1.78个和1.60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为1.46个[14]。由于有不孕不育、单身等人群的存在以及养育能力的限制，生育率会远低于生育意愿。比如日本生育意愿一直高于2个孩子，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只有1.25左右。台湾省2006年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29人，但实际生育率只有1.1人。中国平均生育意愿只有1.73，生育率怎么可能反弹？

　　4、《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将长期存在。目前我国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矿产资源是1/2，人均资源量综合排名列世界第120位。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6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倒数第14位。

　　我在《大国空巢》第5章已经分析，“中国的人均资源不足”只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由于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世界平均”意义不大。除了美国、俄罗斯、大洋洲、南美洲等少数地区外，大多数国家人均资源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中国人均资源远远比日本、韩国、以及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很多欧洲国家要多。除了资源丰富的少数几个国家外，中国人均资源并不处劣势，比如，除中国以外，全球40.9%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多，59.1%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少；全球16%的人口人均矿产资源是中国的8倍，但中国人均矿产资源却是另外84%的人口的1.56倍。比较资源丰富和资源贫乏的国家，发现经济水平并不完全由人均自然资源决定的。巴西自然资源丰富，气候良好，面积851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的91%，中国的89%；巴西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中国的14.6%，但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基本一致，综合国力还不如中国，中国目前在发展中所碰到的问题在巴西照样存在。阿根廷、俄罗斯的人均资源也远远超过美国，但社会发展水平却反而不如美国，而与中国差不太多（这些地区人均住房面积还不如中国）。因为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是中国最大的优势资源。人是“本”（能够将“非资源”变为“资源”），自然资源是“末”，想通过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是舍本逐末。人力资本理论之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认为，当代经济的增长，国家财富的构成，主要是人力资本带来的结果，技术进步主要是靠人力资本积累。舒尔茨断言：“人类未来不是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而是要由人类的知识发展来决定”。

　　中国“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原因主要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由于资源利用水平低，目前我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据《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对世界59个主要国家的资源绩效水平的调查排序，中国资源绩效居世界倒数第6位[15]。以目前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人口减少到现在的几分之一资源也不够用。

　　5、《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按现在的需求水平，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到2020年为6.03亿吨，2033年为6.63亿吨，大体比现有5亿吨粮食生产能力高出20％到30％，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这个估算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是采纳15亿人口来估算的。而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也难阻今后人口锐减，中

国人口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15亿的。即便人口真的达到15亿，甚至18亿，粮食也不是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单位土地的粮食产量在不断增加。由于人口增长跟不上粮食增长，耕地面积减少是必然趋势。比如1978年中国粮食产量只有3亿吨，在耕地面积还有所减少的情况下，现在粮食产量反而增加到5亿吨。由于气候、土质、日照、灌溉等的不同，人均耕地多并不意味着粮食产量多，比如我国的水稻亩产为420公斤左右，日本为440公斤，印度只有200公斤；中国很多地方适合种植两季甚至三季，而其他很多国家却只能种植一季。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是印度的73.5%，但中国近年粮食产量在5亿吨左右，而印度只有2.3亿吨。从农用地和耕地角度看，中国并不处于劣势，从资源角度讲，今后三色（绿色：传统农牧业，白色：微生物农业，蓝色：海洋农业）农业并重，粮食是不难解决的问题。但是从长远看，威胁中国粮食安全的将是人口结构——无人种地！肉荒、粮荒，归根结底是人荒。

　　6、《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对于近年来有些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主张立即全面恢复二胎生育政策，以此来解决所谓老龄化问题，程恩富认为：“这种政策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就业问题、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诸多方面。”“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到达老龄化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凸现。一方面劳动力仍然大量相对过剩，另一方面达到老龄化标准，这是人口领域的‘二元结构’，需要做的工作不是增加人口，而是切实做好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

　　程恩富用“人口基数”作为全面实行一胎化的理由。其实如果欧洲不分成很多小国的话，人口基数也很大。如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不从印度分裂出去的话，印度人口基数已经超过中国了。中国人口基数大，但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均资源比日本、韩国、很多欧洲国家还要多。程恩富作为经济学家，却不知道人口的密度效应和规模效应，却不知道一个国家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往往是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比如程恩富本人选择住在上海和北京这样人口稠密的地区，而不选择到人口稀少的云南、贵州工作。

　　我在上面已经分析，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不能作为控制人口的理由。事实上德国的环保界现在也已经转变思路，不再认为人口本身是环境污染的原因，相反，他们认为合理的人口结构有利于保护环境。

　　程恩富与潘贵玉一样，认为减少人口可以提高人均生活水平。我在《大国空巢》第10章以及《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一文里已经分析，减少人口并不能提高人口GDP [6,13]。Amartya Se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通过比较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增长率和人均GDP的增长率，也认为降低人口增长并不能提高人均GDP[16]。如果程恩富的如此“伟大的创新”是正确的话，那么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应该是程恩富而不是Amartya Sen了。

　　作为中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程恩富用“缓解就业”为理由要求实行全面一胎化，这本身就非常滑稽。“人口多导致就业压力”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落体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的理论一样荒谬。2007年美国人口3亿，失业率为4.6%；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但是失业率却高达9.6%。阿根廷面积是印度的84%，人口只有印度的3.5%，但2007年阿根廷失业率为8.5%，印度为7.2% [17]。有什么样的生产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就业机会更取决于人口，而不是人均收入。比如，穷人买件衣服，可以提供一个低工资裁缝一天的工作机会；富人买件衣服，可以提供一个高技艺、高工资裁缝一天的工作机会，富人总不至于里三层外三层穿一大堆廉价衣服吧？日本4万多亿美元的购买力只能提供0.67亿个左右（总人口的50%左右）的就业机会，而印度3万亿美元的购买力却能提供5.1亿个左右（总人口的50%左右）就业机会。日本对低附加值的产品需求有限，而单位消费量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所提供的就业并不多。以购买力计算，印度2007年人均GDP为2600美元，这个购买力大概可以提供一个餐馆服务员的一年就业机会；日本2007年人均GDP为33500美元，但是也只能提供一个餐馆服务员一年的就业机会。日本即使消费饱和，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也不过是满足日本本国的就业而已。伽利略用“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试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是程恩富至今不能理解“两个铁球”原理。

　　程恩富认为中国劳动力大量过剩。其实劳动力是否过剩是相对于本国总消费人口来说的。日本劳动力有6700万，远远比阿根廷的1600万要多，难道能说日本劳动力过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与总消费人口比例在50%左右或以下。而中国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年幼消费者，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高达63.5% [18]。也就是说中国劳动力过剩，不是因为劳动力绝对数量太多，而是劳动力相对于中国的消费人口来说过剩。中国劳动力过剩的原因是计划生育。依照程恩富全面一胎化，那么中国劳动力在今后二十多年内还将进一步“过剩”，但是今后却又将因为过度老年化而出现劳动力严重短缺。现在中国只有1.6亿60岁以上老人，但是养老金缺口已经很严重，这是社保制度有缺陷，是“制作面包技术”有问题，程恩富认为光是“做好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就可以解决老年化。但是2030年之后60岁以上老人将超过4亿，那个时候就不仅仅是“制面包技术”的问题了，更是“面粉”（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了，难道程恩富能够做无米之炊？养儿防老，积谷防饥，这是最朴素的真理。现在西方国家的社保制度仍然是建立在养儿防老的基础之上，只是将养儿防老社会化而已。

　　程恩富认为“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到达老龄化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凸现” ，“‘一胎化’生育政策和人口加速老化、家庭负担加大没有必然联系”，这种观点会让国际主流学者笑掉牙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人口持续发展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计划生育使得中国未富先老，威胁中国持续发展。还很贫穷的时候就得了富贵病，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会飞的猫

　　7、《人口政策大争鸣》：程恩富强调，“我们不能用所谓个人自由生育权的观点来分析，那就会导致无控制的自由生育了，这才是争论的核心和关键。”

　　作为左派学者的程恩富的这一观点与自由派学者李银河有异曲同工之妙。李银河在《生育与村落文化》前言中说：“实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在总体上

是合理的。既然是合理的，就不会行不通，不管它是不是强制的。”看来无论左派精英还是自由派精英，在强制计划生育上是高度一致的。人类数千年文明史，都是无控制的自由生育，都没有问题；现在其他两百多个国家也都是“无控制的自由生育”，也都没有问题。现在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都不实行的政策，肯定不是什么好政策！

　　个体人权不能得到保障的社会，都出现了很多棘手的社会问题；生育权是最基本人权，生育权不能得到保障的社会，也会受到惩罚，比如韩国、台湾地区在1960年代开始、伊朗在1989年开始曾经阶段性地提倡二胎（而不是强制），部分地限制了生育权，但是这些地区的代价是昂贵的，生育文化遭到破坏，现在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韩国、台湾地区生育率只有1.1左右，伊朗只有1.7，社会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今后将面临严重的养老危机和经济危机。中国如此强制性的限制生育权三十多年，其后果是无法估量的！

　　可见无论是老一代知识精英陶行知、马寅初、劭力子、夏衍，1980年代的政治精英，决策智囊胡鞍钢、王东京，左派学者何新、程恩富，还是自由主义学者何清涟、李银河、李小平，都认为人口过多是中国很多问题的根源，控制人口是中国的当然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计划生育是几代精英的耻辱，反映出知识精英的短视、胆怯和伪善！

　　8、《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如实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2024年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3.93亿人。而“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将继续增长，到2045年才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5.50亿人。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放开二胎”方案的人口总量保持在15亿人口以上，到2100年人口总量为15.33亿人。而实行“一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继续减少，到2100年为6.7亿人。两种方案的人口总量差距逐渐增长到8.63亿人。

　　根据《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8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2802亿人（事实上还有数千万水分）。那么依照程恩富的观点，实行“一胎化”后2024年达到13.93亿人，意味着2008年之后的这16年需要增加6498万人口。我们假设这16年人口增加是直线递减，到2024年的时候为0（零增长）。假设2009年人口增量为X，每年增量减少Y，那么2010年人口增量为X-Y，2011年人口增量为(X-Y)-Y=X-2Y，2012年人口增量为X-3Y，以此类推，2024年人口增量为X-15Y=0。那么这16年人口总增量为16X-120Y=6498万。那么两个方程式就为：

　　X=15Y
16X-120Y=6498万

　　计算结果：Y=54.15万，X=812.24万。

　　那么依照程恩富的观点，2008年以后每年人口增量和人口总量应该是这样的（至少接近）：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见链接）

　　　　就是说依照程恩富的观点，2009年人口需要增加800多万。但是国家统计局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6年、2007年、2008年人口增量都已经只有600多万了（客观调查的数据显示事实上只有400多万）[9,10,11]。

　　每年出生的孩子主要是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所生。2008年的20岁━29岁妇女是1979年到1988年出生的女孩，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这十年共出生1.0423亿妇女，平均每年1042万妇女。而到2024年的20岁━29岁妇女是1995年到2004年出生的女孩，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这10年共出生6356万，平均每年只有636万。就是说2024年生育旺盛期妇女不到2008年的61%。《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只出生1608万，那么稳定现在的生育政策的话，2024年只出生980万。（其实如果依照客观调查数据，2008年只出生1300万左右，那么2024年只出生790万孩子）。而由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死亡人数也在不断升高。根据国家计生委2003年的预测，2008年60岁及以上老人只有1.58亿，65岁及以上老人只有1.07亿；而到2025年，60岁及以上老人将达2.96亿，65岁及以上老人将达1.72亿。2008年死亡人口935万人，到2024年死亡人数将接近1700万。就是说，即便稳定现行人口政策（政策生育率1.38），中国人口在2024年之前就负增长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在《大国空巢》第15章推算，在2016年之前中国人口就会负增长）。而依照程恩富全面一胎化（政策生育率1.0），难道反而会等到2024年才开始负增长？以妇女平均25岁生孩子计算，2024年生孩子的妇女是1999年出生的女孩，依照2000年人口普查，1999年只出生516万女孩，依照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也只有600多万。这些女孩到生育之前，还有部分会死亡，还有部分不孕，依照程恩富的观点，平均每个妇女只生1个孩子，将只出生不到500万孩子，而死亡人口却近1700万，负增长一千多万！

9、《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即使按照1998年的消费模式和物价水平，我国抚养一个孩子从母亲怀孕开始到16周岁止，全国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最低为5.8万元，最高为6.7万元。”程恩富介绍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教育投资的不断升高，我国为抚养每个0到16岁少年儿童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

费必然大幅度上升。这样，由于“放开二胎”而多生的几亿人口，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他建议：我国不仅不能放松现行生育政策，而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的生育水平降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一底线，即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实行“一胎化”生育政策可以通过微观上控制每个家庭的规模，宏观上控制社会的人口数量，来促进家庭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程恩富认为养孩子到16岁，需要支付5.8万元到6.7万元的抚养费。为了减少抚养费，不但不能放开二胎，而且农村也必须实行一胎化。但是作为知名的经济学家，程恩富却不知道一个经济学常识：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只有依赖于人口的投资才能增值，西方国家所有的长期投资都是建立在人口代际传承的基础上的。同样几万元钱的投资，如果投资到其他方面（还取决于人口结构），几十年之后的增值并不多；但是投资到人口，增值确实巨大的。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就认识到这个道理，商鞅反对积聚黄金，而是鼓励积聚粮食，粮食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转变为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是递增的；而黄金是物质资本，难以增值。商鞅认为：“国家喜欢在境内积聚黄金，那么黄金和粮食都会丧失，粮仓和金库都会空虚，国家会弱小；国家喜欢在境内囤积粮食，那么粮食和黄金都能产生，粮仓、金库都会充实，国家就强大。”[19]

　　这是为什么当年投资“造人”的超生家庭现在生活水平比当年投资“造物”的独生子女家庭要高的原因。“少生”不会“快富”。农民家庭最佳投资就是多生个孩子。很多农民后悔当初没有超生。“省钱养儿女”是可行的，但“省养儿女的钱”是省不出来的。想想看，当初每月几十元的收入，假如不用来养孩子的话，这些钱也用掉了。1980年代的万元户很风光，如果将那些钱存起来养老，现在一两年就化光。程恩富的经济学远见既比不上舒尔茨、Amartya Sen，也比不上两千多年前的商鞅，甚至连偏僻山区的农民都不如。

　　并且孩子多的话，养育成本还会降低。经济学者认为，在美国这样的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的社会，养3个孩子的花销只相当于养一个孩子花费的1.6倍，可3个孩子长大后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却是1个孩子的3倍。

　　程恩富认为：“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 他的依据在于，“孩子一生下来，对于国家的教育、医疗、就业等一系列压力随之而来。生得越多，国家的投入就越多”。因此他认为，相对而言“丁克家庭”对社会的贡献大，到60岁后享受高保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程恩富却不知道一个国际上公认的经济学常识：一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大部分是发生在家里，特别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阶段。即使在社会福利高度发达的西方发达国家（真正免费到高中的义务教育，高校学生家庭所分摊的高校教育成本比例通常在13%―15%），家庭的投入也是主要的，国家也是赚多孩子家庭的便宜，很多家庭因此不愿意生孩子，需要通过税收来惩罚丁克。

　　中国现在连小学和初中都不是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家庭所分摊的教育成本占高中全部投入的70.1%，占大学的66%，“丁克家庭”吃喝玩乐舒服享受了，连孩子都懒得生，到老了还要盯上别人家孩子创造的财富，程恩富还认为“丁克家庭”对社会贡献大！

　　依照程恩富的观点，自杀的穷人应该被授予超级烈士称号？因为他们一方面减少了贫困，另一方面又减少了人口，还减少了低素质的、更穷的后代。

　　10、程恩富的人口观是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观，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人口观。

　　程恩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中国社科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主任，中国社科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重点学科负责人。

　　但是纵观程恩富的人口观，却是典型的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观。

　　马尔萨斯人口论与马克思人口论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批判了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克思在1853年所写的《强迫移民》中，指出 “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619页）。恩格斯分析了危机、失业、贫困的关系，指出：“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9页）而且，就业手段并不就是生活资料，“就业手段的扩大仅仅是机器力量增加和资本扩大的最终结果；而生活资料却只要生产力稍许提高，就会立刻增加。”（同上）只要通过社会革命战胜了造成人口过剩的制度，“我们就能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同上书第620页）

　　毛泽东也多次批驳了马尔萨斯人口论，毛泽东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20]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21]。胡锦涛强调，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22]。

　　可见，马克思、毛泽东、胡锦涛都重视人的发展，认为人是最宝贵的，是以人为本的人口思想。而程恩富却视人口为负担，根据他的理论，每年将减少上千万人口。

　　程恩富作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院长，却弃马克思人口论而转信马尔萨斯人口论，以“当代马寅初”（马寅初人口论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变种）自居，令人匪思所夷。

　　总之，程恩富的“全面一胎化”的观点所依靠的所有数据都是错误的。程恩富确实是非常有“创见”，但是他的“创见”不仅颠覆了国际主流经济学理论，也颠覆了普通老百姓的常识，更颠覆了马克思主义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教义。鼓励创新是正确的，但是不能鼓励瞎胡闹！

转贴出处：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3/27/content_902792_4.htm

会飞的猫

那些质疑计划生育学者，连中国到底每年平均增长多少人口的根本性问题，都搞不清楚，何谈人口政策？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4-16 18:00:53编辑过]

会飞的猫

1995年——2000年中国就业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http://www.china.com.cn/ch-internet/jj/htm/5-1.htm

 2000年——2005年中国就业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http://www.china.com.cn/chinese/ch-sz2005/sh/biao/5-1.htm

　　从以上两张图表中，我们可以知道：1995年，中国就业人员达到67947万人。2005年，中国就业人员达到了75825万人。从1995至2005年这10年之中，中国累计新增就业人员7878万人，平均每年新增就业人员787万人。

　　注：从上下二张图表中，我们另外还会发现一个数据问题：为何同是2000年就业情况中的“经济活动人口（万人）”，二张图表的数据却相差这么多人？是统计口径不同的问题还是？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4-16 19:57:27编辑过]

会飞的猫

资料来源：http://www.china.com.cn/economic/zhuanti/2006figures/txt/2007-01/09/content_7628950.htm

　　1982年，中国的人口总量为100818万人。2005年1月6日，中国人口总量首次达到了13亿（这个数据，网上新闻到处可见，许多人都知道）。短短23年的时间，中国的人口总量新增了3亿，平均每年新增人口1304万人左右。如果从建国1953年的59435万人开始算起，至2005年13亿人，在这52年里，中国每年平均新增人口为1357万人左右）。

　　在这里，飞猫引用“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基本情况”，是为了使数据进一步贴近真实、贴近社会，缩小误差。普查比抽样调查，更具代表性、科学性。

　　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对考查对象进行的全面调查，称为普查。普查是统计调查的组织形式之一，是对统计总体的全部单位进行调查以搜集统计资料的工作。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4-16 20:08:03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