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息谷-管理人的网上家园

[转帖]贞观之治与文景之治

[复制链接] 2
回复
2695
查看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楼主
跳转到指定楼层
分享到:
发表于 2009-3-29 14:03:56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的时间】

发生时间:公元627~649年
所属朝代: 唐代  

【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唯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他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统治的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
  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
  贞观之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太宗在位20多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0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作为一位万人之上的君主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唐太宗不愧是一位开明的皇帝。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强盛王朝,强盛的标志不外乎国富兵强和民丰物阜,在深层文明(主要指制度和文化遗产)上作出突出建树的有贞观王朝。正因为有了贞观之治的基础,武则天才能做到“政启开元”,从而为开元盛世奠定基础。开元盛世的富庶有大诗人杜甫的一首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为证。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相适应,唐王朝的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对外战争取得连绵的胜利,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疆土极度扩张,朝鲜、漠北、西域的辽阔疆土相继并入中国的版图,西部疆土直达咸海东岸的石国(中亚细亚塔什干城)。除了这些人所共知的丰硕成果外,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在当时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下面几条文明成果使大汉民族成为当时已知世界最最优秀的民族。
  贞观年间,农民占有一定土地,赋役负担减轻,有了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那时候,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较快,国力逐步加强。

【历史原因】
  1、隋唐更替,其间的战争是人口减少约2000万以上,战争结束,人少地多,人心思安,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重要原因。
  2、隋开创了大运河以及科举,大运河的劳民导致隋灭亡,但这些却促成了贞观之治的产生。开创大运河,弊在当时,功在千秋。
  3、前期的李世民汲取隋失败的教训,正如汉朝初期汲取秦灭亡的教训一样,让百姓休养生息,李世民自己也基本能虚怀从谏。但是,晚期的李世民变了,不再那么虚怀从谏,不在让百姓休养生息,而是好大喜功,征服高丽失败。这些是贞观之治不能持久的原因。


【盛世景象】
  一、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史书记载:
  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二、开放的国界。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这使人想起今日美国的绿卡)。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 ――“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一千二百年后,日本帝国进行了第二次现代化运动,全方位地接受西洋文化,使自己再度平空跃进几百年,并把昔日的老师踩在脚下,在老师的“庭院”里制造了两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日本民族并不高明,它只是善于学习而已。这个步子比别人慢半拍的民族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落后但不固执。当外来文明入侵时,它总是虚怀若谷地主动接受比本民族先进的文化,用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接受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使自己快速跃进到先进民族的行列。
  一个民族落后并不可怕,固执才是最可怕的!

  三、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
  中国官场的贪污病菌是无孔不入的,以至占绝大多数的国人都认定贪污是人类社会的不治之症,只要是有“官”的地方就避免不了贪污。当从英美等国归来的留学生向他们的亲朋好友陈述这些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时,没有几个人不认为他是在胡说八道。其实,贪污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地球上就有不少文明程度较高的国 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不仅是美利坚和英吉利等现代化强国,就连主要由中国人组成的新加坡也基本上消灭了贪污。
  这里所说的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并不是说完全杜绝了贪污现象,而是指贪污行为在整个官场中属极个别的现象,且贪污的数额不大(一年的贪污额一般不会超过此人一年的薪水),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连续作案三年以上的少之又少),都会很快败露且受到毫不留情的严惩。克林顿事件是美国政治上的最大丑闻,可一位中国人说:我国的一个村长也比克林顿要风流好多倍,美国总统真是当得太窝囊了……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称导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惨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四、分权制度的初步尝试。
  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有点象他的学生)。

  五、高度发达的商业。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杨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 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3-30 9:15:07编辑过]
沙发
 楼主| 发表于 2009-3-29 14:12:43 | 只看该作者

【贞观之治的三大特征】

  “贞观之治”的显著特色就是“创新”、“和谐”、“有节”。

  “创新”是“贞观之治”的活力之源

  政治的活力

  渊源于锐意开拓,不断创新。“贞观之治”从本质上说就是创新的过程,创新的成就。“创新”精神是“贞观之治”之所以能够超越其他历史时期、独领风骚的根本标志。

  贞观之治的“创新”特点体现在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思维创新等多个层次、多个方面。如三省六部制度,并不首创于“贞观”时期,然而,唐太宗对它有改革,有发展,因而使三省六部制的运作机制得到重大改善,效率得到明显提高。它最大限度地贯彻了在封建政体条件下的分权原则,发挥了中央决策、审议、执行机构之间互为弥补、互为制约的功能:由中书省发布政令,由门下省审核政令,由尚书省执行政令。这一体制“创新”,使得决策、审核、执行诸环节有机衔接,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把政治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失误降低到较低的程度。毫无疑义,正是这种制度创新,为贞观时期各项政策的全面推广和普遍落实提供了重要保证。又如,编纂《氏族志》虽然不是“贞观之治”中特别亮丽的节目,但它同样蕴涵着深厚的“创新”魂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决定“贞观之治”成败的一个重要环节。道理很简单,唐太宗组织编纂《氏族志》,中间尽管有趁机提高李姓皇族地位的私曲,但在客观上却强有力地抑制了士族地主势力,为科举制的健全发展扫清了道路,顺应了庶族地主势力迅速崛起的历史大势,从而确保了大批既有办事能力、又愿效忠朝廷的庶族地主政治家进入权力中枢,扩大了统治基础。这种顺应时势、强本固基的做法,当然属于政治文化建设上的重大创新。再如,贞观时期进步民族政策的制定与推行,也植根于唐太宗在民族观念上的“创新”。长期以来,中原正统的观念都是讲“夷夏之辨”,严“夷夏之防”。这种思想在意识深处有一种民族隔阂、民族撕裂的情绪,对秦汉魏晋以来的民族融合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而贞观时期,唐太宗明确宣布:“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在这样的理念引导下,唐太宗禀执“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从而在民族观念上实现了创新与突破,在实践中极大地缓和了民族矛盾,为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注入了活力。很显然,没有民族观念上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唐太宗被北方各族尊奉为“天可汗”的历史一幕,更不会出现“九重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场景。

  “和谐”是“贞观之治”的理想境界  

  社会政治生活的理想状态是和谐。而所谓“和谐”,体现为三个方面,即包容性、互补性、平衡性。考察“贞观之治”的历史,不难发现这一时期之所以达到封建社会“治世”的极致,就是因为它上下弥漫着“和谐”的气度,内外渗透着“和谐”的血液。

  就包容性而言,唐太宗治国,能够做到海涵一切,虚怀若谷,宽容包纳。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由于能包容,故唐太宗勇于求谏,善于纳谏,容忍和接受魏徵等大臣的犯颜直谏,闻过则喜,虚心听取各种意见,择善而从,将决策建立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之上;由于能包容,故唐太宗在人才任用上,能做到不别亲疏,唯才是举,甚至包容魏徵、王珪、薛万彻等原先身为敌对营垒的贤能之士,让其拥有广阔的政治舞台发挥文韬武略,贡献聪明才智。总之,由于能包容,使得贞观一朝的社会政治生活呈现出祥和安定的氛围,造就了政通人和、人才辈出、上下同心的“和谐”局面。

  就互补性而言,“贞观之治”体现了文武并用、宽猛相济的治国安邦精神。“和谐”的前提是承认差异,手段是控制差异,这就要求在治国思维的选择和管理艺术的运用上,具备政治大智慧,做到刚柔相济、恩威并施、双管齐下、相反相成。这一点,在唐太宗的治国实践中表现得很充分。换言之,以互补的方式实现“和谐”,乃是“贞观之治”的鲜明特色。如在用人上,唐太宗深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多能根据属僚群臣的不同特点,作出准确的定位,加以合适的任用,从而使不同类型的人才皆得其用,脍炙人口的“房谋杜断”,正是这种人才任用上互补性成功的形象写照。又如,在学术文化上,既推崇和确立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儒学之盛,古者未之有也”;同时又承认和鼓励佛教的传播和道教的发展,李唐皇室奉老子为先祖和资助玄奘翻译佛经就是这方面的明显例子。

  就平衡性而言,“贞观之治”也有独到之处。唐太宗君臣在维护封建统治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也有所重视,并尽力将社会冲突的危险控制在最低的程度。首先,唐太宗一生践行“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从”的为君之道,带头提倡节俭,释放宫女,让利于民,“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奖励农耕,将儒家一贯倡导的“取于民有制”原则变成行动的纲领。其次,唐太宗对皇亲国戚多有约束,防止他们为非作歹,平添社会的对立。同时,根据“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原则,慎重选择地方官吏,整肃贪黩腐败。其三,唐太宗对科举取士制度作了重要改进,让有才能的寒素之士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身份,进入官吏队伍,这样便扩大了统治基础,在此基础上,达成相对的动态平衡。

  “有节”是“贞观之治”的成功环节  

  “有理,有利,有节”,是政治运作上的大智慧。政治的高明,在某种程度上就体现为对“度”的巧妙掌控。真正杰出的政治家,对战略目标的设定总是非常理智的,既不会在困难面前踌躇犹豫,也不会在胜利面前头脑发热,而是能做到掌握分寸,留有余地,适可而止,见好就收。这种遇事“有节”、运作“有度”的特色,在贞观时期的政治实践中同样不乏具体表现。唐太宗作为一代明主,在治国经武方面反映出的沉稳与节制,正是其政治智慧超人一等的生动写照。

  对武德旧臣的安排处置,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唐太宗遇事“有节”,运作“有度”的政治大智慧。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完全掌控了整个国家机器,生杀予夺,专一于己。然而,他在用人上,并没有让感情蒙蔽自己的理智,没有来一次彻底的大换班,没有将武德旧臣一脚统统踢出朝廷。恰恰相反,他基于士族势力依然强大的现实,考虑到平稳政局的客观需要,对充当既得利益代表的主要武德旧臣,诸如裴寂、宇文士及,封德彝、萧瑀等人依旧予以任用,然而,他又通过赋于自己亲信和新锐之士真正实权的方式使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渐渐边缘化。这样,既保证了贞观一朝的正确政治路线得到切实的贯彻,又避免了因官吏队伍变动过于急剧而可能导致的政局动荡,在平稳中巧妙地完成了权力格局的调整。这种高明驾驭政治运作的艺术,称得上是“釜底抽薪”,它远远胜过表面光鲜而实质笨拙的“扬汤止沸”。其他像生擒颉利可汗后未加诛戮、在新占边陲之地设置羁縻府州而不推行郡县制、钟爱魏王李泰而最终放弃传位于他的念头等等,也都反映了唐太宗分寸度把握上的恰到好处。


【相关评价】

  这就是封建史家所描绘的“贞观之治”。贞观时期似乎真是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人民真是过着安居乐业、富足美好的生活。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社会图画啊!事实真的这样么?有一点,但被夸大了。在贞观时期,农民生活还是很苦的。隋炀帝时,人民为逃避苛重的徭役,自残肢体,称之为“福手”、“福足”,贞观时期,这种 “‘遗风犹存’”。它说明了在封建社会的治世,人民的负担依然沉重,生活很艰苦。唐朝,尤其是李世民,被历代历史学学家夸大美化了。贞观时期比乱事当然好,也比一般的和平时期强,但远没有现在通常吹捧的那样美好。
  回顾贞观王朝的灿烂文明史,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曾经是世界上最最优秀的民族,中国人也曾经是最最优秀的国民!当今天的中国人回首先辈辉煌的过去时,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是死抱着“四大发明”和“文明古国”等早以消逝的光环自欺欺人;还是痛心革面地反省自己,改造自己?重新找回中华民族的理性和自信,还是每个中国人自己来作出抉择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3-29 14:15:20编辑过]
板凳
 楼主| 发表于 2009-3-30 09:18:54 | 只看该作者

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西汉统一后,经过一段时期的治理经营而出现的,是有名的治世之一。文景,就是汉文帝和汉景帝,文帝名刘恒(公元前202年-公元前157年),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在位二十三年(公元前179-前157年)。景帝名刘启(公元前188年-前141年),是文帝的儿子,在位十六年(公元前156-前141年)。汉朝在文帝、景帝统治时期,继续执行与民休息和轻徭薄赋的政策,使国家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为西汉王朝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时间   
  公元前179年到前141年,前后41年,是汉文帝和汉景帝统治时期,称为“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历史背景   
  由于秦末农民战争和四年楚汉之争,社会动荡不安,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致使西汉初年,社会经济非常贫困。史书上记载当时的情况是:老百姓无法在田地上生产,到处是饥荒,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百姓死者过半。那时连皇帝也坐不上四匹纯一色的马拉的车子,将相们只能坐牛车。面对着这种形势,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成为巩固统治的当务之急。汉初的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减轻徭役赋税负担,注重发展农业生产,以巩固封建统治。文景两代,继续大力推行这一政策,因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

  经过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到景帝末年和武帝初年,社会和国家都已经比较富庶。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由此可见,文景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确实称得上是太平盛世。因此史家称这段统治时期为“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在汉朝统一王权的统治下,统治阶级顺应历史发展,采取与时代相应的统治政策,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因而促进了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空前盛世。


文景之治-主要措施   

  1、实行轻徭薄赋,减轻人民负担。

  刘邦登基后,约法省禁,减轻田赋税率,“什五而税一”。汉惠帝时,下令“减田租,复十五税一”。可知刘邦在位的12年间,后期因国家财政上的需要,税率有所提高,但惠帝于汉高祖十二年即位后,马上恢复了原来的税率,使十五税一保持下来,即使吕后当政时也未见改变。汉文帝时,进一步降低田租的税率,按“三十税一”征税。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田赋税率最低的时期,而且以后始终不变。

  2、鼓励生产、发展经济,扩大税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在农业方面,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还通过各种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人民开荒。在工商业方面,文帝“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促进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交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工商杂税收入逐步超过了全国的田租收入,也使政府有财力减免田租。汉景帝恢复与匈奴等周边民族通关市,发展边境贸易。在“异物内流,利不外泄”的原则下,取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3、厉行节约,禁止浪费。

  汉文帝提倡节俭,他在位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无增加。他曾经想做一个露台,预算报上来,需要百金,他便放弃了这一想法。他说:“百金相当中产人家十家的财产总和了,我继承先帝的宫室,还常觉得羞耻,怎么能花百金建露台。”为了减免人民税负,他还减少自己的开支,裁减侍卫人马。汉景帝下诏不接受地方贡献的锦绣等奢侈物品,并禁止地方官员购买黄金珠玉,否则以盗窃论罪。

  4、通过“贵粟”政策,提高农民收入。

  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史载文帝时每石“粟至十余钱”。为了保证农民的收入,吸引农民重视农业生产,汉文帝君臣认为惟一途径就是提高粮食价格,对能够提供粮食者实行奖励。他们采取的策略是鼓励有钱人家购买农民的粮食,捐献给国家。对于能捐献粮食并运送到边境粮库的,国家按照捐献数额的不同赐予不同爵位,还可以赎罪。这样,边防要塞的粮食储备迅速充足了,接下来又进一步充实各郡县的储备。只要郡县储备足够一年所需,该郡县就可以免收农民田租。在这样政策的鼓励下,农民的收入保障了,负担减轻了,国家的储备也充足了。

  5、实行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管理体制,逐步加强中央集权。

  汉初鉴于秦朝极端专制之弊,在国体上实行了郡国并行制。最初对减轻中央财政的负担、缓解汉初的财政困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地方也能因地制宜的实行一些惠民政策,如齐国工商业发达,又有渔盐之利,便不征农业税。吴国则有铜山、海盐能获巨利,故无赋税。


文景之治-抑制豪强   

  禁止豪强私自铸钱;重农抑商;逐步分化诸侯

  西汉前期“与民休息”的政策,对农民是雨露阳光,但却助长了豪强商贾的实力。因为豪强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轻徭薄赋政策使他们获利最多;“弛山泽之禁”,富商从中获利最大。所以,在“与民休息”的同时,豪强巨商一天天膨胀起来,社会上形成了拥有政治优势的汉初军功集团、桀骜不驯的巨族土霸和财力日益雄厚的商人三股势力。这些豪富占有大量财富,一方面使用成群奴婢,过着侈靡生活,消耗着大量的劳动成果,影响着农业生产;一方面疯狂兼并土地,逼迫大量的自耕农破产流亡。当时国家的税收是三十税一,即收获量的3.33%,地主向佃农收取的地租率是什五,即收获量的50%,其差额就是地主的受益即46.67%。社会财富占有的悬殊,是社会不安的最大隐患,这极容易造成社会秩序的动荡和阶级矛盾的尖锐。

  为了保护自耕农的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持社会的安定,文景二帝开始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强的措施。文帝的重要策臣贾谊提出:移风易俗,反对豪强淫侈之风;禁止豪强私自铸钱;重农抑商;逐步分化诸侯;加强储备以防灾荒等一系列建议。这些主张严重损害了权贵阶层的利益,贾谊也成了他们的攻击对象,指责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最后,贾谊终于被陷害,流放到潮湿沼荒之地,死时年仅33岁。

  汉景帝时的晁错是比贾谊更务实的政治家,也更加勇敢。晁错指出今天虽然法律“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他提出“损有余补不足”的理财思路,以捐献粮食授予爵位的方式,诱使富人去购买农民的粮食来实现重农国策。他劝景帝勇敢地接受权贵集团的挑战,得到了景帝的重用,但也受到权贵们更多的攻击。景帝在打击豪强方面,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特别是任用郅都、王温舒、严延年、宁成等所谓的酷吏,痛诛不法豪强。史书上说“流血十余里”,“余皆股栗”,“豪强肋息,威震旁郡”。晁错的父亲从老家赶来劝阻儿子说:“你这样做,刘氏安矣,而晁氏危。”晁错父亲受不了压力而服毒自杀,晁错也在后来的七国之乱中被杀害。贾谊和晁错的主张先后被文帝和景帝接纳并实行,作为“文景之治”的重要功臣一直被后世称颂。


文景之治-太平盛世   

  文景之治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

  在薄税劝农,与民休息的政策指导下,经过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来了西汉前期的太平盛世。

  首先是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从汉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年)到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前后共62年间,西汉王朝实行的是中国古代堪称典范的轻徭薄赋政策,农民的负担是最轻的。从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起,又连续免除全国田赋长达11年,在这期间,农民来自农业税的负担没有了,这在封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西汉前期七十余年农民负担一直很轻是历史上公认的。

  其次是人民富足,社会安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外,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仁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这样的安康和谐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再次,经济发展,国家财政充实。由于经济得到发展和繁荣,国家财政与建国初相比,出现了天壤之别。如文景时,“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至汉武帝即位时,国家财政又上了新台阶。“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家财政实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少见的。

  由此可知,西汉以“文景之治”为标志的太平盛世,是通过轻徭薄赋政策取得的。汉初“无为而治”的国策,也不是无所事事、放任自流的“无为”,而是积极“有为”的。那就是为农民建立平静稳定的生产环境,努力把对农民生活生产活动的干扰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证农民的劳动得到稳定的报酬。在排除农民生产干扰方面,一是减轻政府对农民的赋役负担,二是打击豪强对农民的侵害;在保证农民收益上,一方面大幅度减免农业税,一方面通过财税政策稳定物价。太平盛世,国家的财政收入多、富人的收入高不是标志,更重要的是看人民的富足程度,尤其要看农民的富足程度。


文景之治-汉文帝介绍   

  汉文帝汉文帝刘桓,高祖中子,母薄姬。前一九六年刘邦镇压陈豨叛乱后,封刘桓为代王。高祖死后,吕后专权,诸吕掌握了朝廷军政大权。前一八○年,吕后一死,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大臣把诸吕一网打尽,迎立代王刘桓入京为帝,是为汉文帝。文帝以俭约节欲自持,是个谦逊克己的君主。他好“黄老之学”,在位二十三年,对稳定汉初封建统治秩序,恢复利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文帝与其子景帝的两代统治,历来被视为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他注意减轻人民负担,常颁布减省租赋诏令。文帝对秦代的苛刑峻法在高祖、吕后改革的基础上,又作了重大改革。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安抚友好的政策,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这种做法既起到了“御胡”的目的,也起了开发边境的作用,为汉代屯田之先河。

  在生活方面,文帝崇尚省俭克奢,他在位二十三年,史称其“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前一五七年,文帝去世,终年四十六岁,葬霸陵。


文景之治-汉景帝介绍   

  汉景帝汉景帝刘启 (公元前188~前141)字开,是汉文帝的长子。在位时采用窦皇后的黄老治术,实行无为政治,节俭爱民。后因采用晁错的主张,削夺诸侯王封地,引起七国之乱,幸赖太尉周亚夫平定,自此中央权力巩固,诸王毫无实力。在位十六年崩。

  汉初至汉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文,景二帝仁慈恭俭,笃信黄老,以清静不扰民为政策,海内富庶,国力强盛,世称为文景之治。为武帝的文治武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文帝希望克制自己的欲望,引导人民走向善良,通过使西汉王朝的统治在人们心目中高度合理化,所以文景之治得以实现,从这个角度看,汉景帝的确是一代明君。文帝时期一些宽松的法律被取消了,所以汉景帝阳陵附近发现了大批的殉葬,所以他所重用的大臣几乎个个不得善终,但是他的统治是比较清明的,社会是安定的。不过他太累了,统治了十六年,他四十八岁时就去世了。

使用高级回帖 (可批量传图、插入视频等)快速回复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加入

本版积分规则   Ctrl + Enter 快速发布  

发帖时请遵守我国法律,网站会将有关你发帖内容、时间以及发帖IP地址等记录保留,只要接到合法请求,即会将信息提供给有关政府机构。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