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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全球大宗商品在1999年底起步入大牛市以来，中国及其庞大的能源需求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面对屡创纪录的高油价，中国政府很快把矛头指向美国，毕竟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占据国际市场石油销量的1/4。与此同时，中国也逐步认识到自己在国际市场上所扮演的角色，并由此开始承担该角色所带来的各种责任，包括国内环境保护，以及在海外争夺能源资源时保持均衡的合作。 中国从一个贫困的国家步入今天的繁荣，其间仅仅跨越了二十多年。这种伟大的成就令世人瞩目。虽然从文化的角度，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成熟国家，不逊色于任何其他文明，但是从经济的角度则更像一个年轻人。与所有年轻人一样，难以避免成长的痛苦。这包括了环境退化和通胀 等显而易见的问题，同时也包括较难驾驭的微妙之处，例如如何决定国内市场改革的适当节奏与范围等等。中国采取怎样的路线来克服这些困难，将日益对全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四两拨千斤” 不久以前，美国市场对中国发生的事件还是相当漠不关心的，但在世界秩序走向多极化的时代，中国国内市场的变化现已开始对美国以至全球市场产生可见的影响。这在6月份得到了清晰的验证：中国政府宣布提高国内汽柴油价格之后，当晚纽约商交所的美国基准原油期货价格应声下挫近5美元/桶。全球市场将中国政府的决定视为一个信号，认为旨在遏制不断增长的需求，而中国现已是世界市场的一个主要增长动力，此举自然意义非凡。 这种关系转变的根本原因很简单：经过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已成为了全球能源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的估算，中国在全球石油需求量的所占份额已从2000年的6%增长到2007年的9%，在此期间中国为世界带来约300万桶/天的新增需求，这相当于目前整个印度的消费量。 互相指责 美国指责中国的需求增长是近年来石油价格暴涨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中国政府则称美国才是罪魁祸首，因为跟美国需求量相比，中国实在微不足道。确实，中国在2007年只占全球石油消费量的9%，而美国却占了1/4。全世界每天消耗的8500万桶石油当中，美国就占了2100万桶。 然而这一论点忽视了市场动力学的一个基本事实：价格是由边际效应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由新增需求量而并非绝对需求量所决定。尽管美国在全球能源需求的绝对总量上远超中国，但是两国在全球新增需求中所占比例却截然不同。根据国际能源署最新估算，预计中国今年在全球新增需求所占比例名列第一，达到36%，而美国则几乎持平。 总的分析，世界高油价背后的影响因素繁多，中国也只是其中一部分，但中国对全球市场的关键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真正的问题并非找出谁应该对当前需求驱动的牛市承担责任，而是美国、中国和印度等主要消费国在供应不稳定的情况下如何管理他们的需求。对于美国，这意味着要在石油替代品和能源效率上挖潜力。而对于中国则意味着让国内能源市场进一步合理化。 放松管制 西方常把中国指为高油价的主要因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一直实施国内价格管制和补贴，以致在原油价格居高不下时，汽柴油需求仍然未见减少。美元疲软等外部因素给予了中国一定的有利条件，但其他因素还是主要在中国的掌握之中。 价格管制和补贴实际上屏蔽了市场上的正常价格信号，使其无法遏制需求。这一作用在2007年尤为明显，当时油价持续高涨，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石油需求均出现萎缩，这些市场随价格信号而自我调整。相反，在国际油价攀升之时，印度、大中华地区、马来西亚和印尼的需求不降反升，而这些全部都是高度管制的市场。在中国，国内市场结构不合理导致了长期存在的“倒挂”现象，国内成品油价格被人为控制低于成品原油价或成品油进口价。 价格倒挂旨在保护消费者不受原料成本上升的影响，但却使国内炼油商蒙受巨额亏损。因此中国的主要炼油商中石化和中石油定期获得巨额现金补贴以弥补其损失。光是中石化今年第一季就获补贴74亿元人民币（10亿美元），另加增值税有关费用的额外财务补助。除非政府让消费者亲身感受到高油价的影响并自觉调整消费行为，否则这类补贴可能仍将持续下去。所幸的是中国政府也承认有必要放开国内庞大的能源市场。而事实上，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以来，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从未有过异议。问题的关键在于放开的速度和范围。国家的规划部门必须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一方面需要开放市场以确保长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希望降低通胀以利于社会稳定。如果动作太慢，中国不断扩大的瓶颈和市场扭曲可能损害经济。但如果步子迈得太大，又担心民怨爆发。去年夏天印度和东南亚国家提高国内能源价格之后引发暴乱，使决策者对此更加警惕。 真正的问题是，国家的规划部门认为什么才是放松管制的适当步伐和范围？动作太慢而危及未来经济增长和动作过猛导致通胀之间的平衡如何掌握？作为中国能源定价和政策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这些问题一向讳莫如深。但行业观察人士相信这并非由于不愿自露底牌，更是因为他们自己也尚未找到答案。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市场改革以来，一直遵循经验和渐进相结合的有效路线。某项政策的发展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前措施的可见结果。如果某个阶段的效果不错，政策制定者就有可能沿着这个方向深化改革。大力度措施永远不会同时出手，这样一旦效果偏离了预定轨道，也可以较为容易地整改路线。对于中国未来能源政策而言，这意味着中国在燃料油和煤炭市场首轮开放的效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进一步放松管制的方向。 事实表明，放松国内市场管制所带来的效果喜忧参半。发改委已经表示正在考虑将柴油/轻柴油和汽油纳入下一轮放松管制计划。然而，若要直面放松管制所带来的挑战，中国则首先需要成立能源部。 让外间观察家感到困惑、同时也让中国人略为尴尬的是，中国国土辽阔而经济发达，却至今仍没有能源部以执行协调能源政策的关键任务。实际上，中国在1988年到1993年间曾设立能源部，但因种种原因而最终被迫解散。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之后，也是由于难以调和多个互相竞争的利益集团，中国仍然未能重组能源部，这让行业观察家感到失望。不过中国政府还是重组了发改委及相关部门，为在今后设立能源部奠定基础。同时，中国也设立了国家环保部，这一举动颇具重要象征意义。 虽然发改委原则上也属部委级的机构，然而名正才能言顺，所以发改委实际上还是比正名的部级机构要低一到两个级别。更重要的是，发改委与中国石油巨头处于同级，以致发改委在推行政策时也缺乏必要的权威。 尤其要注意的是，3月全国人大会议之后成立了新的国家能源局，实际上从其上级机构发改委的手中夺走了大部分定价权力。普遍认为该机构就是未来能源部的雏形。 中国重建能源部也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届时我们可能将看到中国未来发展的清晰路向。发改委去年指出，在定价机制合理化的总体规划中，将考虑把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挂钩，但鉴于国际价格和国内通胀率均处于多年来的高位，该计划被束之高阁，直至上述两个因素回落到适当的水平。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在去年夏天表示：“要等到原油价格出现调整之后，中国才能实施成品油价格改革。”今年7月初以来国际原油价格的下调令人鼓舞，但是长期而言对于这种较低价位的持续性仍然存疑。 改革不限于定价 新的能源部所要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而下游行业的发展也遭受到瓶颈。中国所追求的改革将远远超越石油定价的范畴，并涉及到更为关键的电力和煤炭领域。煤炭仍占中国能源总需求的70%左右，而石油的比例仅仅略高于20%。 有资料称，中国大约每周新建两个电站，因此其现时的问题并不在于装机发电容量不足，而是煤炭生产和运输困难。张国宝说：“现在是煤炭供应不足，而不是装机发电容量不足。” 此外，张国宝还指出中国的另一个能源关键问题：电力需求增长比煤炭供应要快。2000年以来中国装机发电容易已经翻了一倍以上，达到713吉瓦，但设备利用率却因煤炭供应不足而一直下滑。最近煤炭价格放开，但电价却仍受国家控制，其间所造成的巨大脱节更使该问题进一步恶化。高煤炭价格和人为压低的电价迫使许多发电厂只能停产减少亏损。中国政府在6月提高了商业用户的电价并为煤炭价格设定上限，但中国行业组织电力企业联合会已经要求政府给予补贴以补偿损失。 电力紧张局势已经迫在眉睫。国家电力监督委员会在8月发出警告，由于煤炭供应不足，中国未来可能面临全国性断电。据估算，目前国内大型发电厂的煤炭库存约为4381万吨，仅够维持11天的正常发电需要。7月底，国内基准的秦皇岛煤炭价格报1065元/吨（约155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5%。 污染也成为中国面临的另一瓶颈。面对海外对污染问题提出的批评，中国不再像以前那样以西方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工业革命也经历同样问题为由，坚持污染环境是发展中国家的天赋权力。国际舆论聚焦于北京这个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同时也是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促使中国不断加强环保意识。为了向世界展示完美的一面，中国特别是北京在过去5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污染问题。今年成立的环保部也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然而政府仍然面临挑战，在治理污染的同时还要确保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当中国以成熟的姿态登上国际市场舞台时，西方观察家将会密切关注中国如何在努力解决环境污染的同时确保经济稳健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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