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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经济观察报》上的一篇文章，觉得不错。 这一年足够漫长，甚至有些太漫长了。现在，这个改革开放开始后的第30个年份，即将落下自己沉重的帷幕。这帷幕本应是华丽的、斑斓的，在它后面的宽阔舞台上，本应呈现这个国家30年中最引人注目的庆典。但是，等到我们总结这一年的时候，却发现这是一个最难描述的、深不见底的年份。 当幕布刚刚揭开时，我们看到的是南方冻灾，损失历史罕见，上百万人无法回家。后来是四川地震，它对人们的冲击，随着死亡数字一点点加剧。镜头里的惨状触目惊心，万众一心的场景又让所有人为之感奋。而这种在大灾难中凝聚的悲壮情绪，又在8月的狂欢中得到了集体释放。 在一系列意外的冲击中，只有8月8日没有意外，奥运会盛大举行。此前七年，我们一直在为这个“百年梦想”做着浩繁的准备。这个日期曾经充满了无比的魅力甚至魔力，它几乎可以影响外交政策与经济形势。在这个日期面前，此前发生的那些灾难，只不过是前进道路上的挫折与坎坷，只是对我们的自信与能力的考验。 随着这一神圣仪式的完成，中国社会的复原能力也得到了惊人的展现。而一些走出北京机场的外国人，似乎穿越了另一个世界的入口。对他们来说，这个国家是一座地地道道的迷宫，令人目眩和困惑。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国家无穷的活力。它大步流星、强烈拥抱变革的姿态，让整个世界不可思议，却又难以抗拒。 他们开始宣称，美国已经衰退，“中国梦”已取代“美国梦”。而金融危机更像是一场世纪大裁决。这让我们很有一些困惑，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我们的目标是追赶世界，而在改革开放的第30年，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突然变得模糊起来。我们顺着世界的方向起飞，当我们已经足够影响这个世界，应该怎样调整我们的指针？ 但历史并没有因为奥运会而改变。乐观的情绪很快就被另一个意外事件驱散。就在美国这厢倒闭那厢裁员、经济陷入衰退的时刻，中国重演了美国当年大萧条时期人们将牛奶倒进河里的一幕。不同的是，当年倒牛奶的目的是为了维持价格，而我们却是因为，那些我们曾经不吝溢美之词的名牌企业，为我们生产了添加三聚氰胺的“毒奶粉”。 整整一年，光荣与耻辱似乎是在进行一场赛跑。对于商业伦理与道德底线的失陷，腾空而起的神舟七号也无力挽回。“毒奶粉”所引发的恐慌、悲伤与愤怒，让人们开始重新评估那些为创造社会财富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企业家们。这种怀疑情绪迅速蔓延，让整个中国企业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种打击甚至远远超过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因为这一事件有可能砸掉一个社会对企业家的支持，有可能加大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裂痕。 我们一直相信，企业家群体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中国，他们是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推动者，是中国奇迹的创造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作为一支积极的变革力量，人们对他们寄予厚望，他们也曾经急切地谈论社会责任、公共责任，但是最后，他们中的这么多人，却没有承担起自己分内的职业责任、道德责任。甚至于，那些口碑良好、产权结构清晰、没有“原罪”压力的、高科技领域的新一代企业家，也有人在“毒奶粉”事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同谋——这就是我们冀望的最有可能赢得世界性声誉的新型企业家群体？我们为之奋斗了30年的现代化，难道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我们希望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即便他真的“不知情”。我们相信，如果有一个人站出来承担责任并发起反思，有可能完成对整个阶层的救赎。或许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里，让企业坚守道德底线、严格履行合约，似乎有些苛刻。有人会说，你怎么能指望一家商业机构出淤泥而不染？但是我们认为，企业家在社会结构中处于重要位置，影响着社会价值体系的塑造，他们当然要担当起道义与责任。遗憾的是，我们只看到一些无关痛痒的道歉，更多的则是叫屈不迭、流泪求助。 当然，企业家不可能独自承担这个责任。一个社会出现了问题，人人都有一份责任。我们痛痒相关，可能都不清白。我们看到了太多的问题，却往往懒得表示反对，更说不上反思。比如我们应该从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等事件中学到更多，不能再让弱者有“私设公堂”的想法。比如我们应该从四川大地震中学到更多，否则就无法对得起这场巨大的灾难。再比如，我们听到陕西农民周正龙又要翻供，只是觉得此人可笑、此事可疑、是非标准大乱，却没有想到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 “周老虎”的影子。 我们应该更多的检讨自己。我们建最高的楼，生产世界上最便宜的工业品，举办最盛大的运动会，我们使用了世界上近半数的水泥，筑造起了一个个里程碑。但这只是成长的一部分，只是现代化的一部分。我们的这一轮现代化进程，似乎从一开始就被简化了。八十年代曾经一度活跃的现代化思想启蒙运动，既没有形成一种全民的自我教育，也没有在官僚精英和知识分子中得到很好的传承。理性、自由、道德等现代核心价值观被经济增长目标所取代。而这个抽离了核心价值的发展进程，其实早已埋下了中国社会那些最深层的矛盾。 在此之前，中国的社会变迁与现代化进程也是屡起屡背，每一次都是“救亡压倒启蒙”，转到富国强兵或强国富民的道路上。难道这次也逃不脱历史的宿命吗？在这一年，这个问题使得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颇为惶恐。他领导的这家企业已经有着130年的历史，它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随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动荡而几度沉浮。可以说，这家企业与我们这个国家的现代化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它的领导者也才会有着与众不同的思考方式。他对我们的记者说，中国近现代史是 “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双重变奏”，现代性总是被异化为现代化。而中国的近现代化史说明，器的层面只是一个结果，只有通过理念更新、制度变革才能实现现代性的转型。但当他找朋友谈对现代性的看法，却深受打击，谈了一圈，“这些人都不关心这些事”。 这的确让人有些沮丧。这些事我们不能不关心。在这样的一个不确定的年代里，全世界都在围观中国，因为中国手中有一把钥匙——当然在一些人眼里，那也可能是一枚魔戒。中国力量的加入，正使得国际社会的诸多主流规则面临挑战，甚至影响到了全世界的价值观、文明观、发展观。我们将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是不计社会成本的大踏步向前、建设山寨版的现代化，还是帮助现代文明秩序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毫无疑问，应该是后者。 那么，让我们每个人都负起自己的责任吧。让企业家负起自己的责任，让他们成为市场经济的信仰者，而不是权力资本的拥趸；让他们成为有恻隐之心、廉耻之心的社会公民，而不是被社会嘲讽甚至仇视的对象。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的政治家也负起自己的责任，这种责任不仅仅体现为亲商、清廉，他们更应该是勇于反省、敢于担当、有着特殊信念和道德勇气的人，他们应该善于观察国内结构变化，引领社会往正确方向前进。他们有责任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对体制弊病习焉不察、甘之如饴。 让知识分子也负起自己的责任吧。我们反对功利与伪善，但是也要警惕那些坚定有余而宽容不足、浪漫有余而理性不足的人。我们需要知识分子圣徒般的执著精神。面对强权，面对腐败，面对道德沦丧，面对成千上万受到伤害的孩子，知识分子岂可袖手无言？但我们也一直主张，在一个尚未成熟的多元结构社会中，知识分子应该学会更有建设性的表达技巧。建设一个负责任的现代化，不能简单地将对一部分人的爱转换成对另一部分人的恨，而应该在宽容的基础上，唤起全社会对现代文明的理解与信任。我们不能中断社会的联结，知识分子必须具备对话与妥协精神。 2008年终于要过去了。这一年我们急于创造辉煌，急于应对挑战，急于战胜灾难，急于完成任务，每个人、每个机构都可以写出自己长长的“后忘书”。这一年又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对过去投入了太多的热情，但由于历史主体的缄默，我们对峥嵘岁月的回忆仅仅变成了一段怀旧的旅程。这一年我们面对着过去、面对着当下、背对着未来，就像是在倒着走进新的一年。现在我们又开始忙着对抗危机、刺激经济，充满了不安与躁动。我们行进的姿态，当然要调整过来，但是我们能不能就像李曙光教授所说的，在进入新的一年之前，在2008年的最后一天，让我们先停下来，从各自的角度反思一下我们所遭受的痛苦，反思一下我们已经得到的和期盼得到的东西？“中华民族或许能因为这一天、这一年而成熟许多、成长许多”，这样的话，绝对不是矫情。 1978年，我们的国家正是被巨大的困难逼迫着走上了一条新路。如今我们再次面临着诸多困难，如果我们善于思考，这些困难就可能是一个机会，就有可能像30年前一样倒逼出一种改革的合力，为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新的机遇。如果这样，这一年就真的不会白白过去。 链接： 秦晓：追问中国的“现代性方案”
http://bbs.21manager.com/dispbbs-206098-1.html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2-31 10:17:16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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