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星空下的忧思--何清涟新书读后记

coldwind

星空下的忧思--何清涟新书读后记

韩晓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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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女，１９５６年生，当过知识青年，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深圳法制报记者，长江读书奖读者著作奖得主，经济学家。

何清涟曾经在著名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出版有《人口：中国的悬剑》一书，当是十多年前的事情，可惜未曾拜读，据她自己所言，此书中关于人口压力导致乾隆以来中国的种种社会问题的观点，至今为她自己所坚持。《现代化的陷阱》畅销一时，在给她带来广泛声誉也招致经济学界内的强烈争议。此书我未读完便放弃，原因是当时它出版已有一段时间，而我以为书中所分析的中国１９９５年前的经济状况至那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它仍然是一本我衷心喜爱的书，理由如下：

第一，我敬爱具有道德承担的学者，我认为在当今中国一个拒绝或回避社会批判的学者不配居于知识分子之列，而若利用话语权力帮助如此现实或既得利益者合理化则更为我所不齿。在一个社会是否应该趋向正义、何谓社会正义这两个问题上本有公理存在，而如今这公理却往往被人暧昧掩盖，以至于揭露它们成为需要勇气的事情，在这方面，何清涟令我钦佩的程度堪与我最敬爱的学者戴锦华并列。

第二，她尖锐地指认了中国灰色现实下的肮脏真相。如今之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是如春节晚会上（居然）被评为最受观众喜爱的歌曲的题目那样“越来越好”，还是在成为为少数人贪婪分切的蛋糕，而大多数人在日益被边缘化和贫困化（至少相对而言）中完全没有诉说的渠道？已经进行了２０多年的改革的结果是中国的彻底“拉丁美洲化”（腐败已经成为公开的社会运转的润滑剂）和贫富差异的日益扩大（这方面的国际统计结果已经达到用“贫富差距极大”来描述了）如果说改革的初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无可指摘之处，如今，人们看到的是，这种已经兑现的少数人的富裕往往是通过权钱交易、通过对社会公共财富的掠夺来实现的，以致于改革初衷的下一句“先富带后富”已经沦落为一种无耻的道德欺诈。而所谓改革所导致并面临的重重危机---社会矛盾的急剧积蓄，经济秩序的堪堪崩溃，没有人承担责任，甚至没有人面对，在这方面，大众的知情权被剥夺了。春节晚会每年说一次“越来越好”，国家统计局每个月说一次“越来越好”。也许我们不相信越来越好，但我们没有证据，而何清涟说出了很不好，而且，她给出了经济学的证据。

第三，何清涟使用的是通俗晓畅的文字。这一点绝非不重要，作为一个还算有心向学的人，我曾经多次试图弄懂《读书》之类的杂志上那些讨论经济学的文章说的都是什么，最终都沮丧地失败了，而何清涟给了我自信，使我确认，即使事关经济学，也完全可以出以平易。而何清涟的平易，在一些人看来，是与不遵守“学科规训”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批评可能包含着一种潜台词：你何清涟不过是个通俗读物作者。就算通俗读物吧，至少，她实现了一个本应最近地贴近现实的学科的任务之一：把它的研究成果普及于更多的人。

然后，我怀着期待，得到了这本何清涟的最新著作，《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这本书仍然具有上述三种特质，因而令我继续衷心喜爱，此外，它使我更多地看到了这位学者在与现实环境的碰撞中的更广泛的思考。这些文章中的多数并非发表于专业刊物，而是在报纸杂志，甚至还有一篇是在文学刊物上，而如果要为它们总结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忧愤。原谅我使用这样一个“严重”的词汇，我想盗用一句俄国话来说明这忧愤的现实必要：“在俄罗斯谁能自由而快乐？”在今日中国，被排除在所有“圈子”---权力圈子，财富圈子，话语圈子之外的大多数人，会有牢骚，会沉默，会顺从，会幻想并自欺，会麻木，会如蝼蚁般苟且求生，他们无力反抗或呼喊，而只能指望并庆幸自己不像另外一些人那么倒楣---比如下岗、被拉到昌平挖沙、被警察或村长敲诈之类。他们也许不忧愤，因为他们无力关注更广大的现实。而那些圈子中的人，谁会忧愤？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是舔食着嘴边的奶油而更贪婪的人。在这里我说到了话语圈子，也许这个圈子中的人所得不像权贵和富贵者们那么丰厚，然而，他们所获得的前两者的余唾已经足以令他们认为有义务为现存秩序唱颂歌了。此外，在何清涟在一篇文章中列举了中国最富裕人群的组成，除了演艺大腕、私营企业家等等之外，还有一群人，就是“部分著名经济学家”。他们的巨额财富（据另外的人说，其巨额程度可以千万元计）从何而来，对于我这样的人是个秘密，但肯定不是写作研究得来的吧？他们当然也不会忧愤。当然，也许由此会产生一个推论，忧愤者只是愤怒于自己未能分肥，像何清涟自己当然也未脱这个嫌疑，然而也有另外一个至少应该保留其可能性的推论：确实有一些人目睹当今中国之怪现状而不能自安，而选择了忧愤的立场。这是清醒的声音，这是被各种圈子或漠视或嘲弄的声音，这是在如此现实中冒着极大的被扭曲的风险的声音，然而，这也是穿透中国之铁幕，予人清凉的振奋的声音。

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只能是政治知识分子，这是沙龙某文中引述的话，也许记忆不确，但我以为然。我以为，如今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们做的是三件事情：一，坐而论道。这个道是与当下现实无关的道，但却可能得到学术的名声与鼓励，比如来自国外的赞助，所以这些人的感觉也不错；二，争论一些不知与当下现实有何关系的伪问题，比如“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很热闹，当然浅陋如我常常惶恐于他们说的中国话我为何不懂，但我总怀疑这种争论中包藏某种阴谋，因为其中有些人尽管时时使用人民与正义的名义，却似乎完全无视我们生活在怎样的政治制度之下。第三，为当权者建言献策。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必须打个引号因为有人说诸葛亮也是知识分子）的传统出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其中的成功者也同样获得权力与金钱，足以傲之妻妾。至于他们维护并努力修补的是什么样的制度，不在考虑之列。我们缺少的是第四种知识分子，是关怀现实、崇尚正义、正视丑恶并坚信应当涤除丑恶的知识分子，是不参与任何阴谋的知识分子。信念是他们的惟一标志，而被边缘化是他们可能付出的代价。而其实，所谓的知识分子只能是这样的人，因为，关于知识分子，我至今确信的简洁有力的定义是：他们是社会的良心。然而，在有太多的人在嘲弄良心的时候，也有太多的人把良心当成了遮掩丑陋的脂粉，在这种情况下争论谁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谁是社会的脊梁是徒劳的，我只能说，按我自己的标准，谁明确指认这个现实对大多数人的侮辱与损害，我便授予他知识分子的荆冠，何清涟即其一。

下面将进入我最力不从心的部分，即概述《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中的主要观点。勉强写在下面：

第一，关于中国过去２０年的改革：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转型，都要完成三个层面的变革，第一是政治制度的变革，第二是意识形态的变革，第三是财产所有权的变革。而中国２０年的改革只完成了财产所有权这个层面的变革的一半，也就是说出现了一个有产阶级，而另两个层面的变革至今仍然是不可讨论的话题。至于已经完成的那半个变革，也是通过一种扭曲的方式实现的，这种方式，何清涟命名为“权力市场化”或“寻租”，简单地说，就是权钱交易，官员通过将政府部门垄断的社会资源与一部分人进行交易，而与他们共同致富。当然，并不排除一些人在改革之初凭着机遇或勤劳也跻身于富有者之列，但更多的富裕者是利用转型期的社会弊端才聚敛了不义之财。

第二、当前中国问题的根源：“源于制度的社会结构性腐败”已经成为不可治愈的顽症。结果是政府无法对经济过程及其结果进行有效监督，而在市场经济的名义之下，实际的经济形态却具有强烈的反市场特征。比如股市，比如投资、建设等等，都为反市场行为所把持。结果是收益低下、恶性循环、危机重重。

第三，关于社会各阶层的分化及其矛盾：新的暴富阶层高高在上，而一个广泛的、温和的中产阶级却并不存在，被排除在利益分配之外的绝大多数人如工人和农民则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农村经济破产，工人特别是非国营企业中的工人忍受残酷的剥削，他们完全没有利益诉求的管道，而由于教育费用的昂贵等问题，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这一人群的边缘地位更加绝望。

第四，关于社会秩序：与此同时，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断裂，尽管社会各阶层已经明显分化，贫富的巨大差距昭然在目，当权者却仍然无视这一现实，结果是整个社会呈现碎片化与无序化的状态，大多数人，包括那些获得财富的人也缺乏安全感。今日中国已经具备导致社会秩序崩溃的几个要素，包括黑色经济猖獗、大量流民（民工、乞丐、娼妓）出现，社会各阶层摩擦剧烈等等。

第五，关于中国的前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何清涟在这里止步于不可说不可说的制度批判之前，而期待于社会领导阶层的自觉：你有肉吃，也要让别人喝汤，才能保证你的领导地位。说穿了，她（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好人政府”的自觉。至于理想状态如何，她说：“政治说穿了就是各种力量的博奕，社会现状就是各利益集团博弈的均衡点，良好的政治就是让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在现存社会格局中得到合理的体现。”

中国往何处去？何清涟说：“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要有一场从思想到制度全方位变革的全新的社会运动。”也许她已经说的足够明确了。然而，然而……难道这些人将注定忧愤以终老？

读其文，想象其人，在何清涟文风的泼辣畅快之下有一颗骄傲甚至自负的心。她回忆自己的知青生涯时说：“一些人忙于搅动阴沟中的污泥浊水，我则始终仰望遥远的星空。”仰望星空者，志存高远，不入流俗。然而，在我看来，仰望遥远的星空的姿态，正与“诗意地栖居（惭愧从未读过海德格尔，此处只略取字面意思）相映，都助人向更美好的生命之境而去。人生短暂，如何度过，是一个令人惶恐的问题，在星空之下，一些这样的人是幸福的。

此外，在这本书中，有两段话特别令我感慨，虽然它们与经济学关系不大。记录在下面：

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自由的人既不会问他的国家能为他做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他的国家做什么。他会问：‘我和我的同胞能通过政府做什么？’……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自由。”

古罗马政治学家西塞罗：“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出生以前的历史毫无所知的话，这个人就等于没有长大。”

《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漓江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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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是个什么样的“学者”？--兼致韩晓萱

herc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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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拜读过何清涟的畅销著作《现代化的陷阱》之后，我便决定再也不读她的书。因为在我眼里，她只是个文人--有正义感，但却不知道什么才是实现自己正义感的正确方法，却又拼命用自己混乱的结论误导他人的中国传统文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何清涟并不是个学者。她学过经济学，但基本上没有做过什么象样的经济学研究。科学是有它行之有效的范式的，倘若一个人很少做研究写论文，却贸然以经济学家自居，我不觉得这是一种严肃的态度。照这种逻辑，中国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不是要漫天遍野了么？

其次，就算何清涟是在试图进行经济学界革命。但她在提出自己某些观点和手段时却不按逻辑，漏洞百出，甚至自相矛盾。真正的具备科学精神的学者，面对批评时只能条理分明地针锋相对，而不是随意将对方划为“人民公敌”。一味强调自己的道德承担，暗示别人的为虎作伥，难道就可以证明她那些荒谬结论的正确性了么？希特勒当初不也是这么做的吗？

其三，越是煽动人心的东西，越容易传播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而在经济学领域中，未经思考，未经反复琢磨的新鲜手段，假如贸然使用，很可能会带来更为沉重的恶果。在面对这种东西的时候，就越应该严格地审查其背后的理论架构。倘若其理论架构有明显的问题，其结论也就绝不能相信，更不能被那种“忧愤”的姿态所迷惑。表面上堂皇正大的东西在中国造成的悲惨教训还少么？

真正的有道德承担的学者应该是象弗里德曼，象海耶克，象福柯，象萨特那种样子的。他们的思想系统坚实，他们从不在宣扬观点时做出夸张的姿态。他们把感性的艺术手段和理性的科学手段分得很清楚。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人的人格和他所宣讲的思想，虽不至于完全断裂，但也是有明显差别，不能混在一起的两件事。

中国从来都不缺乏“忧愤”，忧愤之后的手段却始终稀缺。因为中国人常常都在觉得对，觉得某些结论对中国有用的时候就迅速拿来实验，失败了又换一个。他们总是急功近利因而不求甚解，总是依靠某些姿态煽动一些人“革命”。结果呢？换来换去一百多年了，中国的现代史就只剩下摇摆不定的沉痛。甚至连什么是科学精神都没搞清楚。

而在何清涟这一回合的煽动下，韩晓萱居然就敢“肯定”“部分著名经济学家”不“忧愤”的原因是“他们的巨额财富”“不是写作研究得来的”。居然就胡乱怀疑那些关于“不知与当下现实有何关系的伪问题“的争论是一种阴谋了。居然就坚决相信“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只能是政治知识分子”，所有不谈政治的知识分子都是在“无视我们生活在怎样的政治制度之下”，因而不是漠然的旁观者，就是有既得利益的帮凶了。居然就开始鼓吹“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要有一场从思想到制度全方位变革的全新的社会运动”了。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呢？

目前的中国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弊端，“权力市场化”或“寻租”不是何清涟命名。所谓“源于制度的社会结构性腐败”和中国经济的“反市场特征”也都并非何清涟所发现，甚至还是她以前曾经反对过的结论。她显然忘记了她曾一再声称西方经济学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也忘记了她曾坚决要求放缓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脚步。

而在引用对手结论的同时，在许多真正的经济学家正致力于研究制度变革的最佳手段，研究国有财产私有化的具体方式和步骤的同时，她依然“止步于不可说不可说的制度批判之前，而期待于社会领导阶层的自觉”，而且“说穿了，她（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好人政府”的自觉”（韩晓萱语）。她确实进步了，但你又叫我如何能够佩服她呢？

“仰望星空”的姿态是美丽的，但志存高远并不能忘记脚踏实地，不入流俗也绝不就表示众醉独醒。而试图影响社会进程的何清涟，除了这种艺术化的幸福姿态之外，还能带给我们什么呢？她又能算是个什么样的学者呢？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