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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民：我有一个观点：一个成功人士的一生的成功，是可以管理的，是可以规划的。我想在过去的十几年生涯当中，您无论是做亚信还是网通到现在做宽带基金都很成功。我们很感兴趣一些成功人士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每一个阶段对他现在事业的成功有什么帮助。我在我的博客里要研究和探讨一些这方面的心得，所以想请你谈谈在中学阶段，在大学之前，无论是德育、体育、美育还有学习方面，现在来看什么事情对你的帮助是最大的？
田溯宁：我觉得我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典型好学生的成长过程，而且我的专业变化也特别大。我在中学的时候是对什么都感兴趣，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我到大学以后是学生物学，我学生物学可能是受我父母的影响，因为我父亲和母亲都是学沙漠治理在苏联留学。
赵民：那是当时最贫困和最落后的地方。
田溯宁：我父母留苏回来之后就到兰州研究沙漠治理，我就跟着我姥姥长大的。我姥姥是一个中学老师，对我的影响大一些。我从小算是比较淘气的孩子，因为父母也不在身边就经常闯祸，打群架这种事都参加过，学习成绩非常一般。我是在粉碎“四人帮”那年上的初中，也就是1976年，后来初三的时候勉强考上了辽宁一个重点中学叫实验中学。在实验中学里面我们班30多个人，我的成绩是20多名，很多功课都不好，尤其是数学和物理学。我现在物理学很多定律都搞不清楚，我在亚信创业的时候我们好几个同事是物理学博士，他们经常开玩笑的问我，说物理学牛顿三定律是什么，我最多记住一点就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对我印象很深，我从小到大对非功课的知识很感兴趣，我在中学最感兴趣的就是看文学作品，所以那时候偷着看了很多小说。就是刚刚改革开放对文学作品非常感兴趣。第二个我是对人物的传记很感兴趣，我想这个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我记得当时的传记也很有限，都是讲一些年轻的科学家怎么发明的元素周期表，牛顿怎么发现了定律，我觉得这些影响非常大。包括像陈景润等等，尤其是中国人你能感到相关联的。第三方面我对舰船知识、航空知识都很感兴趣，可能男孩子大部分都这样。但是我在想这些除了专业以外还有很大的一点对我有益，就是对外部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通过文学想象社会人的活动，我经常在看小说的时候想象我成为小说中的一员会怎么样，还有对舰船知识的兴趣，以及对人物的兴趣。我觉得自己脑子里老有一个对未来世界的梦想，这个世界可能是像科幻世界。
我印象很深的是看一个《海洋的秘密》，就是《小灵童漫游记》，这些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在想可能有一点，我回想起来好奇心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然后对这种比较正规的课程感到很不满意。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重要，当然我不是劝说学生不好好去读书，这是我的一个体会。
第二个体会是我从小离开父母，家里就我一个人，我姥姥当时已经快60岁，家里也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我的妹妹在兰州。所以我大部分的交往都是和朋友和同学，所以我从小人缘关系就好。因为我在同学圈子里、在朋友圈子里获得的东西，我觉得甚至比家里还要多。所以我永远是领一帮或者是参加一个小团体，或者成为一群小团体的一个中央人物。我觉得这一点对我后来很重要，无论是在宿舍还是在班级都有一群哥们、朋友，而且这些人关系都走的非常近。我现在还有跟我中学的几个朋友保持联系，那时候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叫康小光（音），现在他写了很多关于贫困的理论。还有叫郭纪雨（音），我们三个是最好的朋友，还有高明秋（音），我们现在还经常在一起聚会，友谊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这两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是对知识的好奇心，第二个就是对周围的人非常感兴趣，愿意和大家交往，可以在交往的过程中得到很多的乐趣。
赵民：我觉得你讲的因素里面有三点是非常符合现在流行的情况。第一就是你的姥姥是中学校长，你看中央十频道有一个《百家讲坛》，这里面统计出来讲的最好的不是大学教授，而是中学老师。几个明星比如说易中天、还有纪连海都是中学老师。
田溯宁：易中天不是大学老师吗？
赵民：他在插队的时候、考取大学之前是中学老师。在中学讲课的课时数比大学要多得多，而且中学生年龄也小，教师要讲得更加通俗易懂，更加有耐心。所以到电视上受广大观众欢迎的，曾经有过中学老师经历的人多。第二个就是有人统计过中科院的委员和中科院的院士，在初中、高中同学当中学习成绩在前十名的大概不到10%，大部分人是在10名之后，是中间偏上的成绩。第三个是企业家在成年以后，在青少年去看的时候，不管是哪种体制的，他一定是做过学生头目、学生领袖。换句话说青少年时期的领导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成年以后的领导力。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看你现在事业的成功，和你大学以前的人生经历的话，这几点是可以证明互相之间的关联性的。你为什么后来大学里面要学生物系，然后又做互联网？
田溯宁：我不仅大学学了生物系，你看我大学学生物系4年，然后读了科学院研究生院生态学学了3年，我去美国学了草原与野生动物管理系，读博士读了4年半，所以我几乎教育背景全是跟生物学有关，跟生态学有关。
赵民：你学了11年？
田溯宁：一共是11年。跟生态学有关系，等于是跟生态学环境保护这样的领域。当然你要做博士学位就研究的比较窄了，我研究的是两种草，在硕士研究生期间研究一种羊叫湖羊。我现在看我的硕士论文都觉得很难置信，我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写了这么一个论文，叫江苏省吴县东山乡湖羊生态系统的研究！
赵民：那你硕士的时候做吴县的研究，是在我的家乡？
田溯宁：对我在那待着，那个山我都走过，东山西山，我在一个村叫白沙村，产枇杷特别好，我在那待了一年的时间。那里最好吃的一种肉叫白斩肉，那种肉就是湖羊的，我在那里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个。为什么这样呢？我原先在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做科学家。当时学生物学我觉得也是很容易想到的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你跟大自然打交道学植物分类，经常要到山里、海里采植物标本，我觉得好奇心还是起很大的作用。我记得那时候我看物种起源，对进化论这些东西都感到非常的兴奋。到硕士之后我真是开始感觉到，这是不是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但是同时又没有别的选择，你说不读硕士研究生我去做什么？但是我到了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是在科学院读，头一年是在玉泉路研究生院，后两年就在中关村读书。那时我跟郭为是一栋楼，就是联想最早期的创业后面的那栋楼，叫新小楼。我们受当时最早期的改革开放非常大的影响：第一有经济压力，觉得在北京读研究生没有钱不行；第二当时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刚刚兴起，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唤起了我更大的好奇心开始探索商业，实际上我在研究生后两年的时候已经不能安心学习了，已经开始做生意。那时候做生意是当导游，因为我英文还不错挣小费。所以那时候我一个月到军事博物馆去五六次，给美国老太太讲孟姜女哭长城，还用英文讲，挣外汇券。另外到最后一年就开始做拼缝，就是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我就属于那九亿，就是没做成什么大生意，倒尿素把各种资源综合起来做。我还翻译了一本书叫《有话直说》，挣了8000元。
赵民：这是哪年？
田溯宁：87年。那是很大一笔钱了，我是我们楼里最牛的。
赵民：87年，8000元可以买一套房子了。
田溯宁：就是我突然发现金钱给人带来自信心、自尊心的满足，已经大于我研究湖羊得到的其他一切。
赵民：87年我正在上大学，我的生活费是20块钱每月。
田溯宁：我当时是上研究生，每月40几块钱，那时候物价刚刚开始涨。那时候我对物质的欲望开始强烈，我发现物质能给你带来满足。当时我做企业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使你的创造力、想象力得到空前的满足，而且你研究一种羊两三年得到不了什么太多的乐趣。但是我把两个不同的事情组织在一起，把一个英文的书翻译成中文然后又出版、印刷、发行这些环节组织在一起，我突然感觉到非常巨大的满足，而这个过程又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那时候我从沈阳坐火车坐到北京，在火车上碰到一个人，我宿舍在北京，晚上就跟我住到宿舍里来了，我们俩就成朋友了，然后他帮我找发行。我觉得与人交往给我带来无穷的乐趣，我觉得这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后来我就去了美国，到了美国一个很小的城。那时候就觉得光赚钱还是有不确定性，另外那时候感觉到美国还是很好的，所有的研究生都要出国，觉得出国还是正路。同时我那时候研究生毕业了以后，也没有房子、工作一系列的问题，我就下决心要出国。当时出国要拿到奖学金必须去读本专业，所以到美国很小的一个城市，又读的草原生态学。
赵民：美国南部？
田溯宁：美国西南部。就更觉得要变了，我说在中国至少是研究个动物，到美国研究两种草，而且真的是“洋插队”差不多。我在那漫长的读书生活中，没有得到什么太大的乐趣。同时我也认为到美国读书第一年就感觉到我的科学家梦想，什么获诺贝尔奖金已经不可能了，在我们学校里也不可能。自己考试成绩也不好，天天要学美国北美草原分类，你还要用英文记录狗尾巴花等好几百种植物，对任何外国人来讲都非常困难。我后来就想明白了，就混吧，把博士学位当打工，反正总是有奖学金、助学金。因为比较孤独就上网，再加上要了解外部世界各个方面，因为我们没有事干所以花很多时间在计算机上。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就是在校园网上花了很多时间交流。而且那时候很有意思的，我们学生态学的人，在互联网上成立了一个在海外学生组织，一共好像有一百多人。我当时的同学刘建钢等等，这些名字，也可能因为环保组织大家建立起来。我第一年就觉得在互联网上找到组织了，又找到在中关村的那种乐趣，我花了很多时间建立这种所谓的网上组织工作。我觉得这个经历是我最后做互联网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对于科学，我自己也经常在想，后来我读爱因斯坦晚年的一个著名的文章，他说科学家分三种类型。一种就是他有好奇心，他所有科学的动力是满足他的好奇心，这种最持久。第二种人是把科学作为教育。第三种人是他到科学殿堂是一种误会。我经常想我是哪一种人？
赵民：我相信你最后走进互联网，走进企业家这个团队一定不是误会。其实我听完你的介绍以后，我用我的话总结一下，就是你做你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
田溯宁：我觉得这一点是对的，不光对我来讲对企业是最感兴趣的，对互联网来讲我当时就觉得像一种救星一样，让我生命中突然有了亮光。因为在美国一个很小的城市、很小的学校，没有几个中国人，非常孤独的时候，什么东西能带来交流、温暖和未来？我全是从互联网得来的。所以我想起互联网对我来讲不仅是一个技术，我认为是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这是等到了做亚信之后，我更感受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我特别愿意在学校待，因为我特别怕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在大学的时候，当时我也是一个学生干部，但是老师说我比较简单。他说你这么简单，经常爱说大话的人，将来在社会上一定吃亏。到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导师也经常跟我说，你将来一事无成。我就非常恐惧进入这个社会，我不知道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美国老师倒没有这么跟我说，但是我也有一种不安全感，因为我很相信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的关系。这个组织为一个目标来服务，还是像我们大学宿舍一样哥几个一起做一件事情。我在亚信里找到了这种感觉，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你可以自己做一个企业，你可以把你的想法你理想的组织气氛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东西使我得到了人生巨大的满足感和自信心。我可以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就按照我的方式来建立，这个组织不仅能生存还能发展。我不仅仅自己得到了满足，而且所有参加我这个组织的企业的每个人，司机、秘书每一个员工都得到了很多的东西。我觉得这样的满足感使我过去的担心消除，我想我自己创造了一个小社会，我觉得这种满足感对我来讲非常重大。
所以互联网和企业组织这两件事情，是我过去十几年做企业最重要的事情。我过去无论是亚信、网通，包括现在我都没有离开这个足迹。未来我也不想变，都是做跟互联网有关的，亚信是建立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网通是互联网的运营环境，使宽带更加普及。现在宽带基金，很多人都觉得莫名其妙什么叫宽带基金。我觉得宽带实际是一个平台，未来的互联网是在这样一个宽带我觉得像草一样，带宽像无所不在的空气一样以各种各样的应用出现，这样的时代就是互联网应用的时代。
赵民：有人说宽带就像工业时代的高速公路，也是整个工业时代所有经济要素运行最重要的支持。
田溯宁：是的。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对互联网的热爱，对企业中创造组织机构的执着，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东西满足了我内心的一些基本诉求，不仅是喜欢，而且使我摆脱了恐惧，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赵民：你做亚信、做网通又做宽带基金，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直没有中断过社会事务的关注，对公益组织的关注，还有对非盈利性组织的参与，不知道你在这方面是怎么样考虑的？
田溯宁：我对非盈利性组织，是因为做环境保护、做生物学的本身，在西方的体系里面很大的一块是公益组织。有人讲西方环保问题的解决是通过三个方面的，企业、非盈利组织NGO、加上政府三方共同努力解决了环境和环境保护的问题。所以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对环保组织就很感兴趣，经常看绿色和平组织怎么回事。有一个组织现在我还是成员，那时候我就看他的一本杂志，他组织的标志就是一个蒙古梨的叶子，非常的漂亮。我还有一个假期到美国的华盛顿，参加了地球之友的所谓假期实习，我就发现了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环境。这个环境大家人与人之间并不像企业那样是上下级的关系，是非常平等的关系，为了一个更广泛的目标来奋斗。无论是保护水资源，还是保护环境的某个方面，我觉得这个让我启发很大。我跟他们接触慢慢学会理解了所谓公民社会产生的很重要一块，不仅仅是要企业创造效率，而且另一方面还要公平。
第二个经历我自己在想，至少我自己在考虑。因为我们从小在中国受这种教育，实际上对公平是很关注的，从小就觉得为全人类的解放学的这些东西，我们要推翻剥削阶级、万恶的资本主义，这些都是我们价值观的一部分。我就慢慢在想我怎么哪一天变成资本家了，你做企业有股权，这股权上市之后变成很多数字。我就内心有一种很负疚的感觉，在我的意识形态里这种财富给你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甚至有一些道德的问号。是不是财富应该如此集中？为什么你和员工就能差距这么大？但是又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做一个企业，整个商品经济的设计就是需要股东，你只有成为一个大股东才能完成你很多的想法和意志，这也是我内心很复杂的一块。也许我觉得参加一些公益组织，无论是早期亚信还是网通我们做的宽带小学，你也知道我参加各个方面，可可西里也好，那时候我们一起去的阿拉善，还有网通绿色的环保标志，还有华夏同学基金会。我觉得在这道德平衡这方面得到了一定的满足。
赵民：就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加的充实。
田溯宁：我现在越来越体会的更深一些，以前对公益组织理解还有限，最近看了一些理论的书，就是现在所谓的社会企业家。将来你真正想要有影响力靠什么？我觉得很多理论说需要社会企业家，社会企业家也需要企业家的激情跟承诺，但是他是为了更大的目标，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其实我觉得真是的，你看比尔盖茨也好、巴菲特也好这些资本主义资本家，包括李嘉诚这种核心代表的人物，把自己的财富通过基金会的形式反馈给社会，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为人类的进步不断树立新的里程碑和楷模。现在对这个问题分析的更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包括我们今天看到公益组织做的，无论像福特基金会还是洛克斐勒基金会。这些是早在19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的时候，他把相当一部分财富通过一种基金会的形式回馈于社会。我觉得创造是非常有益的一件事情，这个我比较认同，我觉得这里面的东西从一种不自觉的好奇心的参与，到我们40几岁的人对人生目标的思索，以及到现在系统的看了一些榜样的力量，还有一些关于企业的书籍，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只不过社会公益这样的事情，对于我们目前来讲只能是有一部分时间，我们未来10年也好，20年也好，可能大部分的时间还是要关注所谓的效率，要投资创造帮助中国最伟大的企业成长。最终我相信将来干不动的时候，我相信我会把很多的精力或者是财富，通过公益组织的形式回报于社会。我觉得这样的我的人生会更加的有意义。
赵民：你从亚信到网通再到宽带基金，应该是三个创业组织，你怎么看待个人的个性、个人的理想和企业文化之间的关系？
田溯宁：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以前不理解，后来通过我这段时间的反思，以及看的各种各样的例子。我觉得一个企业的文化组织跟这个企业的创始人密切相关，而且很多企业的文化和组织气氛取决于早期，就是头一两年。当然这三个组织是完全不一样的，亚信几乎是丁建和我一手创立，白手起家的。网通实际上早期是政府施压股东投资，虽然早期也是我一个人。但是网通可能分两个阶段，头三年是一个，后来三年和中国电信四个省融合之后变成另外一个历程。基金这个方式又不一样了，因为它更多是合伙制，规模也不是特别大。但是总而言之，通过这样的想法，我觉得通过亚信的成长和创业，以及网通的头三年，我认为组织气氛和文化和创业者本人很相关。尤其是你的领导，当你有足够的权力影响这个组织机构的时候，你的思想、文化和这个组织文化密切相关。我觉得文化是一种生命、组织气氛也是一种生命，它是有机体。如果你早期把种子的基因放下了，因为要素就这么多东西，他就按照你这个来成长。如果你早期的种子没有有意识的播种，或者早期的价值观不是这么确定，我相信将来再想要改变也不太容易，另外延续它也不太容易。文化这个生命你要不断的呵护它给它施肥浇水。所以我体会非常深，一个组织气氛你想改变不容易，你要维护优秀的组织气氛你要跟创业者密切相关，而且创业者要不断的为这样的组织文化气氛生命的成长施肥、浇水，辛勤的耕耘，才能做出来。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生命的一种共同体。
赵民：是企业家自然生命、社会生命的一种延伸。
田溯宁：对。当然不是你一个人，你要集中创业人或者其他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主要的领导者要承担非常重要的责任，他的性格、行为方式完全影响组织企业文化的气氛。我昨天在四川跟一个企业家聊天，他讲四川有一个企业家做到一定的成功，他到一个饭馆吃饭之前先有一拨人去给他侦查地形，像美国总统联邦调查局一样，第二辆车是他进来吃饭，还有第三辆车在周围给他保护。如果这样的组织的话，他的下属想见他面都很困难，这个组织的气氛肯定是一种黑社会或者是恐怖主义的气氛，他就是想保持距离让自己神秘化。像我自己就愿意跟下面交流，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慢慢发现有时候你企业做大了，不可能完全天天在一起吃饭，但是我觉得基本的朋友尊敬、基本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些要互相信任、交流。这些价值观是根据你的各种行为反映出来的，你在有这种价值观的情况下，你就应该不会采取另外一种组织方式。我觉得这一点跟个人的性格特点是完全相关联的。
我就发现很多人真是很有意思，有人就跟我讲，说有的人在公众场合说话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像你就不是一回事，对像我这样一个性格的人，就是把Excel算好了，算出所谓的浮动利率这样的东西都很困难，可能要四五天的时间，我有一个助理秘书他两分钟就能做好。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不同的技巧，各方面都能反映出来你的行为准则。
赵民：现在你提拔一个年轻人的话，你最看中他的什么素质？
田溯宁：基金这个组织结构并不是很大，因为它对财务的人有特定的要求，但是最重要是我喜欢的人。我几个要素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我比较喜欢热情的人，有激情、有热情，才能对事情比较正面。还有一点，就是我愿意跟我性格不一样的人共事。他可能更看中数字、更有逻辑性，因为我觉得对我是一种补充。这样的人我能看到他的价值，我也愿意妥协。就是未必完全和我想法都一样，而且能处的相对的比较好。我还是特别喜欢聪明的人，激情、互补、聪明。或者说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攻于算计的人，或者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这样的人。或者有一些类型的人对我来讲不太能处的很好，就是比较郁闷，不爱吱声，每天把世界想的很复杂，天天都觉得万物都是不好的。这种人我不太能处的很好。
赵民：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一个人事业的成功或者人生的成功，是不是可以管理的？它可管理的程度有多大？
田溯宁：我这个问题没有很好的想过，但是我在4年之前参加过一个培训，他基本的理论是领导力是可以被培养出来的。我觉得通过那个过程我相信很多方面有心理学的要素，我觉得至少现在科学的进步对我们自己本身是可以理解的更深刻。因为很多基本的要素，你可能不见得能够改变它，但是你了解它可以避免很多。可能现在很多心理学，了解我们很多性格跟行为跟我们童年时期有很大的关系。那童年时期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或者是很多行为的准则，或者你基本的动力、你的追求、你的爱、你的恐惧，这些因素可能很复杂。像小孩为什么在美国长大就喜欢汉堡包，在中国长大喜欢饺子，人的味觉是七岁以前形成的。但是我相信理解自己特别重要，就是自我的认知非常重要，自我认知哪些擅长、哪些不擅长，哪些能做好，哪些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孔子说的那句话，知知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知道什么是你的乐。还有一些你根本就做不好的东西，或者你不乐的东西。对我们40几岁的人，我们可能未来二三十年如果做一些事情有价值的话，肯定要做一些自己乐于擅长的事情。我觉得能够发现这些，认识这些，而不是拧着这些去做，我觉得这个就是管理。
赵民：我把你的话总结成一句话，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使自己往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努力，这就是管理自己的人生，管理自己的成功。
田溯宁：对，因为你这样得到一种满足，另外你做起来不累。
赵民：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采访！谢谢！
嘉宾简介：现任中国宽带产业基金CEO，曾任中国网通集团副总裁、亚信控股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在电信和国际金融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同时，他还获得了多项学位证书：1985年获得辽宁大学环境生物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得了中国科学院资源管理硕士学位；1992年又获得了德克萨斯理工大学资源管理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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