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929年大崩盘

babmboo

想深入了解股市，遗憾找不到这几本书，尤其是第一本。
《1929年大崩盘》、《沸腾的岁月》和《华尔街的肉》
　　《1929年大崩盘》和《沸腾的岁月》是描写华尔街历史的经典之作，且有强烈的批判性。正如加尔布雷恩所言：“按照出版标准来衡量，我所出的书中最成功的要数《1929年大崩盘》。这本描写1929年发生的灾难及其惨痛影响的书于1955年首版，至今仍在重印。有几次，这本书的销量比我的其他书合在一起的总销量还要大。《1929年大崩盘》经久不衰的原因很简单：每当有辨别能力的公民深深陷入围绕技术升温的投机热情不能自拔时，就会有人劝告他说：‘你应该读读加尔布雷斯关于1929年的书。’”
　　当时引发主要投机事件的是投资信托，如今大名鼎鼎的高盛公司就是投资信托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投资信托公司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犹如世纪之交时的网络泡沫公司，它们的法宝就是利用杠杆投资股票，而已有的信托忙于发起新的投资信托，这样持有的股票市值在原来50%增长率的基础上再增长了700%-800%。当然，杠杆是双向的，当大萧条来临时，许多投资信托会变得一文不值。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调查了高盛公司成立的信托投资，公司最初只投入1,000万美元，占全部发行股票的10%，其余的90%以每股104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公众，后来一股拆成了两股，但到调查时每股只值1.75美元。
　　加尔布雷斯的文采极好，他描写的信托投资动用自己可支配的全部现金、不顾一切地支持自己的股票的场景，让我们想起了刚过去的中国内地股市大熊市时的“庄家”所为：“如果某人是一个金融天才，对他的天赋的信心一时半刻不会马上消失。对于被打垮但没有屈服的天才来说，支持自家公司的股票仍然是一项大胆、富有想象力和有效的事业，但实际上仅仅是一种延期死亡，而不是逃避死亡的替代方案。因此，在现金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投资信托管理层会选择见效更快但同样必死无疑的方法，他们购进自己的已经一钱不值的股票。人们常常被别人欺骗，而1929年秋天也许是破天荒第一次终于成功地大肆欺骗了自己。”
　　上海财大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的《加尔布雷恩文集》也选了《大崩盘》中的三个章节，其余的文章也可读。
　　《沸腾的岁月》是一部描写20世纪60年代美国股市兴衰的信史，作者布鲁克斯有意识地将这段历史与20世纪20年代的市场作了比较。由于布鲁克斯的文笔思想俱佳，这部写于1973年的著作一再被人引用和重提。
　　金融市场的愚行十分可笑但并非罕见，《沸腾的岁月》的主角由信托投资变成了基金。本书的英文名字是《The Go-Go Years》，“go-go”特指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一种基金操作方式，特点是迅速买进或卖出大宗股票，快速赚取利润，而这些基金以前从来没有如此自由、快速、灵活地操作过。
　　“go-go”的流行是对基金的传统原则的背叛。作为为其他人代管资金的信托基金的初衷是保住资本，其本质是保守的。早在1830年，马萨诸塞州高级法院的塞缪尔·普特南法官写道：“人们唯一能要求受托人的是，他能够保证行为的忠诚和良好的判断力。他应该观察那些谨慎、思虑周详和富有智慧的人是如何管理事务的，不是看他们是如何投机的，而是看他们如何永久地保住资金，学会考虑收入的可能来源以及投资资本的安全。”
　　二战后，开创富达基金管理公司的约翰逊尽管一身受托人气质，却明显有着爱冒险的背景和脾性，他对富达非传统的投资方法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当我们买一只股票的时候，我们不想弄得好像我们是要娶它。你可以说，我们更喜欢把我们和它的关系看成‘试婚’。但这还不够。有时候我们也想要‘私通’，甚至在极少的情况下，想要‘一夜情’”。
　　到了20世纪60年代，出生于上海的华人蔡在富达基金粉墨登场，将“一夜情”的基金“go-go”发挥得淋漓尽致。后来因为蔡与约翰逊在公司继承权方面发生冲突，离开了富达，但蔡赌博式的投机冒险却在基金业传染开来，直至今天——当然也包括中国内地。
　　布鲁克斯在《沸腾的岁月》中时有一些漂亮的警句，常可玩味，比如他说投机机构是“靠借来的时间生存的，当华尔街的时间耗尽时，它的时间也将耗尽”。
　　《华尔街的肉》则是一本描写20世纪90年代美国股市内幕的书，区别是作者凯斯勒不是个旁观者，而是个参与者。凯斯勒的文风也不像前两位那般庄重，不时插科打诨，这会给读者造成玩世不恭之感。但如果你仔细阅读的话，会发现凯斯勒对华尔街的批判不亚于加尔布雷斯。
　　《华尔街的肉》的主角也发生了变化，不是信托投资和基金公司，而是投行。投行只要接到生意，就稳赔不赚，因为它收取的费用是新上市公司融资额的7%。投行看上去挺高贵的，其实只是个公共关系的营生，技术含量并不高，要得到生意，必须让将来的新上市公司的股价步步高升。在华尔街，投行不可能依靠资金操纵和推高股价，只能依靠自己的分析员的铁嘴带动人气。于是，分析员成了各家投行打动新上市公司高管的王牌。但是，华尔街早就有“中国墙”的规定，即投行不能与分析师串通一气。很明显，如果分析师自吹自擂自己公司承销的股票，失去了客观性，其客户的利益就无法得到保证。遗憾的是，由于经纪业务的利润单薄，不足以“养肥”分析师，加上华尔街固有的贪婪，20世纪90年代，“中国墙”终于倒塌，分析师与投行人员狼狈为奸，事情变得不可收拾。像花旗集团的CEO桑迪·韦尔这样的人物，为了AT&T的无线事业上市的大生意，竟亲自唆使著名的电信分析师格鲁伯曼改变对AT&T的评级，推荐买进这只股票。最后，两人统统完蛋。
　　凯斯勒曾是一位比较著名的分析师，与格鲁伯曼和玛丽米克都共过事，书中所揭露的事情让人对华尔街极为失望。玛丽·米克曾是互联网时代的“皇后”分析师，我们当时颇为钦佩她的真知灼见，但读完《华尔街的肉》之后，掩卷叹息，米克只不过是个投行的超级推销员罢了。
　　问题是，现在的纽约州州长斯皮泽在几年前只是象征性地检查和惩处了华尔街的几家公司和人物，就被认为是监管过严。凯斯勒所说的华尔街恶行并没有得到有效铲除，绞肉机仍然在运转。
　　因此，以写《说谎者的扑克牌》出名的刘易斯在本书的序言末尾的那段话颇为中肯：“在凯斯勒看来，摩根士丹利做的根本不是传统生意——服务投资人，它也没有能力这么做，因为它的投资银行业务根本就没把投资人的利益放在心中。米克和她的上司在出卖投资人以取悦企业时毫无罪恶感，因为在这样的生意中，利益实在太巨大、太诱人了。”

fiigor

路过，关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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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