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资企业的打工生活永远那么紧张。每当我匆匆行进在繁华的外滩和淮海路上的时候,我的脑袋里除了紧张地思考如何和客户洽商,如何能够最省钱而又最快地赶到客户公司,如何在这个月多出几桩业绩,再不会有别的什么了。仿佛我和东方明珠、黄浦大桥、南京路无缘。在上海的这段生活里,我几乎没有到商业街闲逛过,我甚至不知道城隍庙在哪里。
我大概每个月可以挣到4000多块钱。除了房租、水电、自己生活开销,每月还有一些盈余。我打算在攒到足够的钱以后,一定要到我心中景仰的同济大学或者复旦大学再深造一下,也算了却我幼年时的一个愿望。
记得小时侯我的启蒙老师国平老师总是在我母亲面前夸我成绩好,只要不贪玩,以后一定进复旦、清华,一定会有出息。那时候我是国平老师的骄傲——我是国平老师的所有小学学生中中唯一一个语文、数学年年第一的学生,直到我上了初中、高中,国平老师也仍然关心着我的学习,时常向我的同学们和我的母亲打听我的学习情况。
后来我没能考取重点大学。背负着国平老师的太多期许,背负着母亲的殷殷期望,我悄悄离开家乡,来到省城。我一直愧于和我的老师见面。
国平老师从我上小学起,就担任我的班主任,直到我上四年级。他矮矮的个子,戴副眼镜,不苟言笑。自从分配到我们家乡工作以后,因为工作环境和收入不好,他一直没能找到对象结婚。
那时候,我们最怕的就是国平老师手中的教鞭了。每次老师因为我们调皮或者成绩下降,他总是用教鞭敲打讲台,于是大家就大气都不敢出,害怕那教鞭落到自己脑袋上。其实,国平老师从未体罚过任何一个学生。最起码我的印象里是这样。
我在大学里有过一个理想,就是能够考上研究生,最终出国留学,然后回来光宗耀祖,也算是对老师辛勤栽培我的一个报答。可是走出大学校门,我才发现,原来我的理想竟是那样模糊,那样遥远。
我被分配到县工业局统计科当了个小职员。科长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每月到县里的各企业单位调研,收集产值、利税等等的数据。我的工资是276块钱。
每天早上我来到办公室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打扫卫生、打开水、到门卫室领取报纸、信件什么的,然后听大家聊天;如果科里有下乡调研的任务,我就作为跟班一起下到企业里去。母亲告诉我,我得好好表现,得争取入党,然后再慢慢熬到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再想办法弄到乡镇锻炼几年。母亲说,这是正经单位,得向老同志学,那样才能混上去,才能混好。
和我对办公桌坐着的是老胡——其实他并不老,那时侯才30来岁,刚刚结婚。他是华东理工大学管理工程系的本科毕业生,后来分配到单位,那时已经有十年工龄了,听说要提科级,那会儿正因为自己马上要提干而心情愉快呢。
我对机关单位的工作实在不满意。工资低不算,一天到晚尽是些繁杂事情。每天局里都有应酬,不是局长请别的单位领导吃饭,就是别的单位请局里领导吃饭;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大家各怀鬼胎,互相拆墙——特别是局里下发提干指标的时候。我一般不和别人谈些单位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实在无聊。
但是一次和老胡聊天,他的一席话却让我感慨颇深。
——小同志,这是单位,不是大学课堂,得把你的傲气收起来啊!我那会儿上大学时还不和你一样?社会上大大小小的机关单位、局长县长,哪个放在眼里?我也发奋过,挑灯苦读过,也不是没有宏大理想。可是你理想再宏大,顶个屁用?理想能当饭吃?能让单位给分房子?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我不一样在社会上混?不和别人一样千篇一律、千人一面?
我感到脊背上冷飕飕的——我不甘于就这样生活。那样离自己的愿望太遥远了。
于是我选择了离职。
当然在外资企业也同样是如此。我也仍然得为自己的生存奔忙。不过好在我珍惜自己的来之不易的工作,我十分努力地去做,每个月,经理在我的考核意见上都会签上“敬业、认真、业绩优良”的评语。
但是我依然觉得有十分强烈的压力感。公司里的最新一次招聘,进来了六七个研究生,听说有几个就得分到我们部门,准备取代业绩一般的部员;再有,公司准备实行雇员本地化——这就意味着外省籍员工的聘用将逐渐停止,直至员工全部是上海本地人。
所以,我就更加卖力地工作,礼拜六的公休日我都泡在图书馆了解行业知识。
大概在我入职的七个月之后,也就是1997年的3月,公司正式启动雇员本地化。我看到一个又一个以前的同事被礼送出公司,同时一批陌生的上海籍员工开始接替他们的工作,我想我该找工作了。
经理找我谈话的时候,我已经作好了离开的思想准备。但是他的表态却让我觉得大喜过望。我被破例留了下来。之后,经理安排我到福建出差。我在即将出差的前一天晚上,给母亲打了电话,我说公司留用我了,马上派我出差,您放心好了,我挺好的。
母亲没说什么,只是说,你既然不用重新找工作,那就挺好,一定得好好干,对得起自己,更要对得起别人。末了,她告诉我,国平老师病重住院了,老师希望我能回去看看他。
哦。我一下子想起了我的启蒙老师国平。他那严肃的面孔和他的教鞭,他看着我的考卷时的喜悦和期盼,以及他对我的谆谆教诲。自从上了大学,我已经有7年没和老师见面了。
可是我得出差。于是我对母亲说,等出差回来,我尽快回来看望老师。
在福建出差一个多月,我们在业务拓展上取得了很大成功,为公司签定了价值1000多万元的业务合同。为了表示对我们的嘉奖,公司发来传真,让我们到武夷山旅游一个星期,作为奖励。
回到上海,公司为福建市场的成功开拓开了会,并且任命我担任福建分公司经理。立即筹备分公司开办事宜。所以我又马不停蹄,赶到福州,筹备分公司。
这一年年终总结,我们福建市场超额完成了公司布置的销售任务,并且还保持了费用比例最低。高兴之余,在拿到年终奖励之后,春节前我回到家和母亲、哥哥一起过年。
这时候,我才想到,我终于能有时间看望我的老师了。
但是母亲告诉我,国平老师已经过世了。她当时没有责备我。
我心里却如同锤子击打一样——我竟然没有去见老师最后一面!而他,教会我知识和做人的国平老师,就这样默默地永远远去了。没有任何预兆。
2001年的2月,正是寒冷的冬天,天色阴霾,寒风凛冽。我独自一人,来到老师的墓地。
墓地在老师生前的村庄不远处。周围是一片荒草,几棵杂树。在猎猎的寒风中,树上仅有的几片枯叶发出轻轻的“哗哗”声。不远处的小池塘中的水,已然结冰,几只鸭子在一个冰窟窿里“嘎嘎”地叫着。远处的村庄,安详而宁静,偶尔有狗的叫声。
老师的墓碑十分简单。上面刻着“国平之墓”几个字,字里红色的油漆已经几乎脱落殆尽;右上方是“生于1961年4月19日 卒于1998年9月22日”的字样;左下方是“韩桥村村委会立”。没有碑文。
按照国平的生前遗愿,他的坟墓和他母亲的目的在一起。坟墓久未修葺,左边已有部分跨塌;坟墓上尽是荒草,在寒风中抖动。
老师,自从我离开小学,离开家乡,如同您希望的那样,我一直在成长。
我懂得了什么是荣辱,什么是自尊;为什么要有报复,为什么要有追求。但是,我并没有如您期待的那样,成为官员或者是专家,或者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安定的祥和的家庭,我和许多许多人一样,在这个商业化社会的底层苦苦挣扎,挣钱养活自己;我学会了市侩、敷衍和虚伪;我象大城市的人们一样,对街头乞讨漠不关心,不认识周围的邻居。我似乎一直在追求,但我却不明白我为什么一定这样生活。我似乎忘却了您的教诲。
老师,我对不起您!
二十年来,就是在这座村庄,您默默地走完了自己短暂的一生。1979年那个凉爽的秋天,您成为我的启蒙老师,直到我毕业离开,直到数百数千的您的学生离开,您仍旧在这个地方,重复着小学教员的贫困生涯。
二十年来,您已经桃李满天下。您的学生中,出了一个三个海归博士,一个省里最年轻的厅长;有数十个学生成为年轻企业家;您的学生里,也有的和您一样,在这样的小村庄里成为教员。
二十年来,您一直没有离开过这所小学。您没有去过苏杭和南京游历,为了您的事业,您成为一个让您老母亲失望的单身者。您没有积蓄。
老师,我也知道,我没能实现您对我的期望。我是一个碌碌无为的普通人,在您病重住院时,我居然为了自己的工作,没能见您最后一面;我甚至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没能看望您。
如今我站在您的面前,等待您对我的批评;老师,说真的,我多想您能够对我扬起您手中的教鞭啊!
愿您安息。
200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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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变成了永恒,老师终于离开了。我相信他是幸福的,起码有你这样的学生是幸福的。
可能这样的故事对于我这样的高中生来说太过于未来,但我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老师,他们都是值得尊重的。
rgang兄笔下虽大部分是小人物,但小人物的这种事迹又往往是最感人的
深有体会!
泪水只能往心里流!
rgang兄的文章真是感人,都是饱含着真情。读了他的《边城旧忆》也是如此之感。
好文章,我想国平老师泉下有知,一定会为有你这样的学生而自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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