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息谷-管理人的网上家园
标题: 给你一个战略头脑（全文） [打印本页]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34
标题: 给你一个战略头脑（全文）
1.开头的话
“知识就是力量”，所有的知识力量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驾驭自然力的自然科学，包括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工程技术知识；另一类是驾驭社会力的社会科学及其相关学科。自然力大家都司空见惯：打雷闪电，狂风暴雨，火山地震……，人类控制住的自然力，就乖乖地为我们服务，如电力、水利等等，人类暂时控制不了的，如果能够认识，至少可以防范它的危害，如天气预报，如果连认识都不够的，只好任凭宰割，火山和地震到现在还经常夺取人们的生命财产。记得当年7唐山大地震之后，一时地震预报成为时尚，到处草木皆兵，风声鹤唳。晚上突然神经紧张的人失控大叫起来，人们纷纷乱走，慌乱之中有人从楼上跳下逃生，摔断了腿。后来发现是虚惊一场，一些“警惕性”高的官员甚至煞有介事地抓了一气“阶级敌人破坏”。直到今天，我们还不可以说能够真正认识了地震，并且利用这种认识来帮助我们防范地震危害。你问问科学家，说了半天“板块”之类，你把科学术语翻译老百姓明白的话，无非是“板块”（＝地）“移动”（＝震）而已，更多的名堂就没有了，文盲基本也就是这个水平。比较一下天气预报，一般老百姓就连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稍微专业一点儿的“气压”都不太明白，更不用说“厄尔尼诺”，因此，天气预报就有效的多。
自然力如此，社会力何尝不是如此？改革开放就是最好的证明，以前宣传上经常说我们解决了地球上最大的国家的人民的吃饭问题，难道中国人民除了“Ｓｕｒｖｉｖａｌ”——活着——有煎熬的意思在里面，就不可能有别的活法吗？据说国民党逃到台湾去的时候，台湾的人均国民收入和大陆相差只有１美元，但是到我们开始“奔小康”——８００美元的时候，他们已经是６，０００美元以上，正在开始争取超过１万美元，其实我们如果没有以前的错误，早就可以奔１万美元去了。改革改掉了什么？开放开放了什么？其实只是一股力，一股社会力，这股社会力的名字就叫做竞争。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实行计划经济，实际上是垄断经济。一家企业垄断一种产品的一个市场，日子倒是过得舒坦，时间长了，弊端就出来了。举个例子，我国的民航机工业，最近引起一些讨论，实际上整个飞机工业都是如此：起步的时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半个世纪之后，还停留在落后的水平。比较一下苏联的例子就知道了。苏联和我们国家一样实行计划经济，经济和我们改革开放前一样，处在低效率的水平，但是飞机工业为什么会先进呢？很简单，苏联主要军用产品都是竞争的产物，同时有好几种设计方案，好几家设计局，好几家工厂在竞争一笔订货。飞机方面，由著名的米格设计局、苏霍伊设计局竞争战斗机订单，由伊留辛设计局和图波列夫设计局竞争民航机和轰炸机订单……，回过头看中国，基本上是由某一家企业“承担”的项目，没有长进，进步不快，是很自然的。现在搞市场经济，就是搞竞争经济，一个市场，千百家企业来抢，抢得到，自然哈哈笑，抢不到，日子当然难过。家家企业都想过好日子，怕坏日子，因此过的就不能那么舒坦。以前老百姓心目中的国营企业领导和政府官员都是一个模式：半旧的中山装，头上扣顶解放帽，背着双手，挺着肚子踱方步——只要把头上的帽子一换，和古装戏里的七品芝麻官没什么两样，都是那种闲庭信步，悠然自得的样子——过得很舒坦的样子。但是现在怎么样呢？从时兴词汇“拼搏”你就知道他们的日子不容易了。虽然不容易，但是市场上商品越来越丰富，品质越来越好，你就知道竞争在带来艰难的同时也就带来了进步，带来了繁荣。我们虽然仍然不能对温饱问题掉以轻心，但是越来越多地谈论生活质量之类２０年前比较“奢侈”的话题。
谋略是人类认识竞争这种社会力的结果，也是利用这种社会力的手段。战略是谋略当中决定全局和长远胜负的部分，凡是有竞争的地方，就有谋略存在，如果竞争不是短期的和个别的事情，那么战略就存在了。举个例子，有没有见过猴子注册结婚？人为什么要办理婚姻登记之后才能成为合法夫妻？其实不合法一样可以生儿育女，一样可以恩恩爱爱，婚姻登记和结婚仪式等等，只是排除公开竞争，实现垄断的一种法律手段。为什么需要垄断呢？垄断在这里的作用是保护弱者——“没本事”的男人相对于大款、大腕是弱者，“老”女人相对于“小”女人是弱者，如果你没有把握永远成为独一无二的强者，这种垄断对你的现状是必要的保障。这和企业注册商标、专利的道理一样。台湾领导人追求“国际承认”，我们为什么不能答应——不让台湾另立门户，注册国际“户口”。阿拉法特想建立巴勒斯坦国，到处访问，以色列和谈不成，也是到处访问。怎么回事？阿拉法特到处说，现状是侵略的结果，“强扭的瓜”不甜，还是另立门户为好。以色列不得不承认当初“拐卖”得来的事实，“离婚”不是不可以，但是“财产”要留下，总不能卸门砸锅吧？
战略并不仅仅是“赳赳武夫”的事，其实“林妹妹”也有战略问题，只要你和别人发生竞争，就一定面临战略问题。
现在社会上流行起算命、看风水、看相来了，甚至邪教也有了市场，为什么呢？好像一个人不知道电这种自然力的道理，把房子建在山顶，受到电击之后，惊惶失措。想想我怎么这么倒霉？大概是昨天打死一只老鼠的缘故吧？以后他就给“鼠神”立了牌位，每天烧香磕头，祈求平安。下一次仍然受到电击，想想大概“心诚则灵”，搞块木头太便宜了，“鼠神”不满意，要盖大庙，塑金身才能表现诚意……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35
富兰克林研究知道电的道理之后，人们在房子上装上简简单单的一根避雷针就可以平安了，法拉第研究电磁感应之后，人们发明了发电机、电动机……电从令人们顶礼膜拜的恐怖的事物变成了人们不可或缺的东西。当发生停电的时候，人们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但是最迷信的人也不会去拜“电神”。
今天人们感到不可捉摸的命运，大部分来自对于竞争的不了解，你看看庙里求签最多的是些什么呢？通胜上面，每天该干和不该干的事情，大部分和竞争有关。比如婚姻，前面提到，如果不是垄断，不合适就换过一个，就像跳舞的舞伴一样，因为垄断，所以反而刺激了实现垄断（结婚）之前的竞争，变成了“一锤子买卖”，这就麻烦了。求生孩子，如果每个男人都像中国皇帝一样，生小孩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只要自己有生育能力，那么多配偶让你挨个试，就象试衣服一样，这个没有孩子有下一个，这个生男孩，下个还可能生女孩……但是实行一夫一妻制度以后，把握就不那么大了，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又变成了“一锤子买卖”，大家又会感觉命运作弄人了。如果有位医学专家发明了“包生丸”，还分为“生男丸”和“生女丸”，确有功效，人们还会去庙里祈求生孩子，祈求生男孩或者女孩吗？至于说求富贵，更加是和竞争息息相关的事情。
如果人类永远朝拜“鼠神”或者“电神”，那么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电气化的日子，如果不是把精力放在解决问题所真正需要我们投入的地方，不仅没有帮助，甚至还会有害，至少的一点害处是“瞎耽误工夫”。有一位朋友，做生意失败，欠账还不起，每次去他办公室，看见他的桌子都和上次不一样，掉转了一个方向，说是“转运”。你知道财神爷的脸对着哪个方向吗？万一对上了屁股，岂不麻烦？最好在地上画上３６０度，每天转一度，如果有一天发达了，这就是对准了，以后就永远保持下去。至于“转运”怎么能快一些，最好把空调关了，换个吊扇，转起来还要快——你说一个人的精力都往这上面放了，他还有空去读书吗？有空去市场上作市场研究吗？有时间思考如何改进自己的经营之道吗？当然不行。最要紧的是，如果因为相信这些东西而不按科学规律办事，和得病不看病，不吃药，光练“法论功”没什么差别。如果算命的人一看你就说，你是个“倒霉相”，为什么？鼻子大“聚财”，你是“塌鼻梁”，活该一辈子受穷。如果广东人信这个邪——怪不得“番鬼佬”个个都是阔佬，鼻子是比广东人的大，今天就不会成为中国最早富裕起来的省份之一了：干不干都是穷命，不如落得清闲睡大觉；而如果俄罗斯人信这个邪，可能今天的一时落难就会变成永远贫穷：横竖有了大鼻子“聚财”，别的就不操心了。
把精力从无谓的事情那里拔出来，我们才能有机会知道事情的道理，战略就是竞争的大道理，有了深谋远虑，我们才能避免近忧。
虽然林妹妹和楚霸王都有战略问题，但是传统上，林妹妹不是这样看，她去“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去了，因此战略头脑先给“楚霸王”们预备。书中的分析，很多案例都是军事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决不是说其他方面就不需要有战略的头脑，只要你是活在两个人以上的社会里，竞争就难以避免，只要你不能马上决出胜负，战略的考虑自然需要。光知道放枪，不但不能打胜仗，甚至可能只会打败仗，所谓“知兵非好战”，不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军人，不可能有正确的军事战略。同样，只知道讲价钱，不会把生意做大做好。虽然你不一定是政治家，军人，但是，战略的头脑一样有用，正如老子所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大事小事，只要是竞争引起的事，长远的事，全局的事，都是战略问题。
本书并没有系统地阐述战略原理和体系，只是把一些有用的战略现象和战略问题的心得拿出来和读者分享，在日常生活的竞争活动当中，知道利用竞争这一种社会力去为自己服务，去提高工作效率。消除对于竞争和谋略的偏见，正确地加以利用，就像我们中国人发明的火药一样，可以用来开矿修路，也可以杀人放火，不是火药本身好不好，是人使用的问题，如果我们正确认识了竞争，正确使用战略，就可以避免错误的用法
2.林妹妹和楚霸王的悲剧。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是我国千古传诵的英雄美人的一曲末路悲歌。无独有偶，西方也有类似的悲剧—《安东尼与克里奥帕特拉》。当然，人物都有其民族特点：虞美人是典型的东方古典女性，忠贞不二，宁死不负夫君；克里奥帕特拉则是西方的一个“以色谋权”的淫妇，卖身投靠任何一个权势最高的男人。安东尼又是一个“天生情种”，两军酣斗的决战关头，竟然舍弃三军生死于不顾，扭头追赶情人 。而楚霸王的爱情，则除了《霸王别姬》悲歌一曲之外，历史没有留下更多记载，只有任凭想象。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霸王与虞姬的爱情曾经干扰了他的霸业。
司马迁在记载了霸王别姬的悲剧后，紧接着记载了项羽本人对悲剧原因的认识，又谈了自己的看法。霸王别姬后，带８００骑突围逃向家乡，不幸在途中被一恶意田父所骗，陷入沼泽，被５，０００汉骑包围。霸王眼看突围无望，就对部下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意思是说，我自起兵以来已经８年了，亲身经历了七十多次战斗，所有胆敢阻挡我的敌人都被我击破，所有被我攻击的敌人无不降服，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这样才能称霸天下。然而今天被围困在这里，这是老天爷要灭亡我，不是我不会打仗。因为是“天亡”，就没有“悔棋”的必要。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36
（克里奥帕特拉是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她利用色相诱惑凯撒，让凯撒的罗马大军压倒和自己争夺王位的弟弟，自己当上了埃及女王。凯撒因为迷恋克里奥帕特拉，久不班师，授政敌以柄，后来遭到暗杀。凯撒死后，克里奥帕特拉很快勾引凯撒军队的新统帅安东尼，安东尼留住埃及不归，和自己妻子的兄弟屋大维反目，两军在希腊的阿克兴海面决战。据说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克里奥帕特拉怯阵逃走，安东尼丢下三军生死不顾，只身追赶，导致全军覆没。屋大维战胜后，率领大军进入埃及，克里奥帕特拉又想迷惑屋大维，不料屋大维不吃着一套，反而扬言要把她锁到罗马游街示众。克里奥帕特拉不愿受辱，用毒蛇自杀身亡。
克里奥帕特拉像中国的西施一样，是西方传说中的第一美人，安东尼要美人不要江山的事迹是迷倒西方人的浪漫故事。不过从战略的角度看，浪漫的爱情故事只不过是一桩冷酷的政治交易而已，实际上很可能远远没有文艺家期待的那么激动人心的效果。
把统治中心从贫穷落后的西方转移到发达文明物质资源丰富的东方，这是凯撒和安东尼所要追求的战略目标，也是早先亚历山大远征成功之后所追求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亚历山大到处拜访神庙，争取宗教界的支持，最后还想让人们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神明。凯撒和安东尼则想通过政治联姻获得东方统治阶级的认可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受到了家乡的同胞理所当然的妒忌和反对。亚历山大的战略在他去世之后又他的将领们实现——以东方为基地的塞留古王朝和以埃及为基地的托勒密王朝都比马其顿本土的王朝强大，证明了亚历山大的远见卓识。在凯撒之前的马略和苏拉的斗争当中，苏拉利用东方的力量战胜了马略的西方势力已经表明了东方战略的魅力。后来和凯撒共同建立罗马“前三雄”统治的克拉苏也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如果不是多亏安息人砍下了他的脑袋，恐怕凯撒很难依靠高卢的势力战胜他，因为他的基地在东方。凯撒和庞培开战之后，庞培没有恋战，赶紧逃到希腊，就是想依靠东方的资源，像苏拉反攻马略一样卷土重来，所以他据守法萨卢——一个和后来安东尼据守的阿克兴不远的地方，阻挡凯撒向东方进攻。他后来的战败和安东尼一样，被对手利用了家乡同胞的妒忌心理，瓦解了军队的士气，而自己在东方还来不及建立稳固的根基，以至一败涂地，不能东山再起。他们的东方战略在后来罗马帝国晚年可以从东罗马帝国的寿命远远长于西罗马帝国的历史事实中得到验证，是一个具有远见的战略，但是对他们本人来说，都是太有远见了，以至于不能够解决他们当时的眼前问题。
数字是根据历史学家的估计的出来的，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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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认为，项羽灭秦，号称“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司马迁的意思是楚霸王的地位虽然没有维持到最后，但是也是从最近的古代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丰功伟业。不过项羽自己就背信弃义，背叛楚怀王，撕毁先入关为王的协议，更加放逐义帝而取而代之，做了这么多欺上瞒下，不仁不义的事情之后，再想埋怨诸侯王背叛自己，太难了，人家不过是效法你罢了。自以为武功盖世，以为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就可以成功，完全不注意古代遗留下来的经验教训，反而说这是霸王的事业。想靠武力征服来经营天下，五年就被别人灭亡了自己的国家，死在荒郊野外，还不知道觉悟，也不做自我批评，太过分了。说什么“老天爷要灭亡我，不是我不会打仗”，简直是太荒唐了！项羽以为自己之败，失在天意，不在人谋，其实不然，是他的人谋不彰，才导致别姬自刎的悲剧。
后人常有误会司马迁本意，以为楚霸王是“有勇无谋”的一介匹夫，而各种文学作品更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印象。其实历史上的楚霸王并非如此，按司马迁的记载，项羽是一个很有智谋的统治者，因此说他“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有智有勇，不拘俗套。他幼年时，不读诗书，不习刀剑，要学“万人敌”—兵法，后人误会项羽是武功盖世，大概是属于“武林高手”一类的角色，实际上根据记载，他主要是用兵了得，并没有在剑术一类的功夫上费多少心思。当他见到秦始皇巡游的盛大场面时，则认为：“彼可取而代之也。”足以证明他有见识，有大志。陈胜起兵反秦后，项羽家乡会稽的官员也想造反，拉他和叔父项梁入伙，他和叔父不愿为会稽守卖命，将其刺杀后自己举义旗。后来项梁统帅的义军被章邯统帅的秦军偷袭，项梁兵败身死，义军顿兵挫锐。秦军包围赵国重镇钜鹿，接替陈胜被推举为全国起义军首领的楚怀王命令宋义统帅大军救援，任命项羽为其帐下的大将。到了钜鹿附近，宋义不敢进军，坐失战机，项羽果断地杀宋义挥军救赵，创造了流传千古的著名战例“破釜沉舟”，全歼秦军主力，迫降其主帅章邯，为灭秦立下了头功。在楚汉相争的战争中，他在多次战役中表现了卓越的战场统帅的才能，消灭了许多割据称雄的势力。刘邦的汉军主力也曾多次被歼。可以说，就统帅才能而言，说他是中国古代的“拿破仑”、“汉尼拔”，并不过分。其中公元前２０５年４月的反攻彭城一战，项羽率三万精兵迂回奔袭刘邦的５６万“五诸侯兵”，早晨发动进攻，到中午大破汉军，挤入泗水，杀十余万。楚军又乘胜穷追，把汉军赶到睢水边上，再次击破，又把十余万汉军赶入睢水屠杀，睢水为之不流。后来只是因为风暴骤起，刘邦才得以带数十骑逃走，连家属都舍弃不顾。整个战役击败５个国王，消灭５６万大军，这个战役比较拿破仑的最辉煌的杰作１８０５年的奥斯特利茨战役（以７３０００人，２５０门大炮对俄奥联军的８６０００人，３５０门大炮），汉尼拔于公元前２１６年的坎尼战役（５万人对罗马军７万人）的规模大几倍，作为以寡击众的战例，兵力对比更为悬殊 。反映了项羽并非是谋略方面的等闲之辈。在具体的战役指导上，项羽的胆略和气魄是惊人的。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36
公元２０６年，项羽大封诸侯于关中的戏这个地方，各诸侯王受封后随即启程往封地赴任。项羽在分封时顾虑到齐、秦、楚三地的诸侯可能叛乱，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秦地关中分割为三块，由当地人民恨之入骨的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据守，使他们因为不得人心而不敢造反，同时让他们封锁分到巴蜀的汉王刘邦；齐地亦分为三块，由胶东王田市、齐王田都、济北王田安分别镇守；楚地分为四块，由他自己、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敖镇守；对原三晋之地也进行了分割处理。不料，因为有些诸侯王不服这个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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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是根据历史学家的估计的出来的，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数字，我们没有必要深究，只需要注意到所有的数字在两军对比的基本状况方面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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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立即开始。首先发难的是胶东王田市的大臣田荣。本来他是为田市打抱不平，要田市当整个齐地的王，恢复旧齐国，不想田市不买他的账，老老实实出发去胶东赴任。田荣一怒之下，杀田市，赶走田都、田安，割据齐地与项羽对抗。当时彭越在钜野泽（即后来北宋时期的梁山泊，这个地方大概比较适合落草为寇者选为根据地，因此很多朝代都有山大王盘踞）反秦，可能因为盗贼出身，被楚国旧贵族出身的项羽看不起，没有受封；陈余在南皮只封了三个县，他们都很不满，和田荣一拍即合。陈余进攻常山王张耳，田荣和彭越联合进攻项羽。
刘邦趁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突然袭击三秦，夺取了关中地区。项羽当时正在离开彭城到今天的山东一带进攻田荣的割据势力。张良给项羽写信：“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汉王没有得到当年约定应该得到的职位，现在要求得到关中为王，实现了当年先入关为王的约定之后，就会停止进攻，不敢东出函谷关与楚霸王争夺天下。按司马迁的说法，项羽好像是上当了，才倾全力攻打田荣。但是随后的战局表明，项羽很可能是将计就计，各个击破，避免两面作战。一方面，坚定不移地全歼田荣的势力，即使首都失陷也在所不惜；另一方面，诱敌深入，使刘邦的大军离开坚固的函谷关阵地，再进一步离开荥阳附近的敖仓基地，深入到彭城一带的水网地带，孙子兵法说：“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所以善于调动敌人的将军，巧妙地制造假象出来，敌人一定上当；他抛下的诱饵，敌人一定会来夺取；他以利益引诱敌人上钩，而以军队等待敌人进入他的圈套。这样看来项羽很可能是故意上当，假装被田荣的残兵牵制在城阳一带，把彭城作为一个诱饵暴露给刘邦。刘邦果然中计，倾全力来，一举而下彭城。其实，按照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和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当时两军距离彭城（今徐州附近），刘邦比较项羽远将近一倍（刘邦军大约在荥阳、敖仓一带，今天郑州西北），而且项羽的大军就在刘邦进攻彭城的半路往北不远的城阳一带（今天的定陶以北），南下到荥阳至彭城的交通线上截击刘邦主力，保卫首都彭城是一般兵家常识。而项羽则不然，他沉住气让刘邦攻占彭城，并且派樊哙到瑕丘一带警戒。项羽继续把主力留在城阳围困田横所部，使刘邦集中注意力于此，而自己亲帅三万精锐绕过警戒的汉军，由胡陵迂回到汉军主力的后方，乘汉军“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戒备松弛之机，大举反攻。后来，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诸部的战争中也曾创造过类似的战例．铁木真统帅大军进攻塔塔儿部落，后方营地只留少数老弱守卫，企图叛变的主儿勤部落见有机可趁，便全军偷袭铁木真的大营，正在洗劫之际，不料铁木真率大军千里奔袭赶到，一下子把主儿勤人全部包围在大营中彻底歼灭。古代的首都和今天的不一样，大不了有些宫殿、“货宝美人”和粮草积蓄，并没有现代的工业基地、交通中心之类的意义，只要战争胜利，损失不会很大。楚霸王在这次进攻中又一反自己以往攻秦的“破釜沉舟”时“背水一战”的旧例，两战均把敌军驱入水中屠杀。这个战役指挥思想，和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的做法非常相似，当时，拿破仑引诱敌军把主攻方向放在自己的右翼，而自己却从中间的普拉欣高地突破，把敌军集中在左翼的主力赶下特尔尼茨湖，用大炮炸开湖冰，使大批敌军淹死。无独有偶，古代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特拉美西诺湖战役的指导思想，和项羽的也类似，自己站在高高的山岗上把敌人往水里赶，在湖滨全歼罗马军队三万人，只是规模和战果远不如项羽罢了。当然，楚霸王和拿破仑、汉尼拔一样，败在大战略的失误。按照司马迁记载，基本上是文治方面的失误，因此，项羽说他的失败“非战之罪也”，不是不会打仗，也有一定的道理。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36
楚霸王追击刘邦到荥阳成皋附近，其先头部队与韩信统帅的新锐的汉军增援部队发生遭遇战受挫，被迫停顿下来。两军相持于汉军在嵩山和黄河之间构筑的坚固防线。荥阳、成皋一带，南面是险峻的嵩山，北面是湍急的黄河，河对岸是太行山脉的上党地区，是秦当年防范六国后人暴动以及进攻中原平原和华北平原的战略基地，建设有坚固的要塞和巨大的兵站，尤其是位于黄河边上的敖仓，是当时全国的主要粮食集散地和储存转运仓库。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吴广统帅的起义军主力就在这里被秦丞相李斯的儿子李由统帅的秦军主力牵制，无法入关进攻咸阳，结果只能派周文率领先头部队乘虚偷袭，因为孤军深入，被章邯领导的秦军击败。章邯后来反攻陈胜、吴广的张楚国，进入中原战场之后，很重要的制胜因素是得到荥阳守军的呼应和敖仓粮食的供应，依靠这些因素，击败了吴广统帅的农民起义军的主力部队。这时刘邦仓促率残兵败将逃入荥阳防守，在韩信的支援下稳住阵脚。为了争取时间部署防线，刘邦一面令萧何征发关中老弱参军，一面派随何去动员楚霸王的干将九江王英布叛楚，从南面攻击项羽侧翼；派人叫彭越出锯野泽，从北面攻击项羽的后方。刘邦送随何时叮嘱道∶“公能说九江王布，使举兵叛楚，项王必留击之；得留数月，吾取天下必矣。”可见刘邦当时形势之危急。
当时，由于刘邦偷袭彭城惨败，各路诸侯纷纷叛汉附楚，特别关键的是封地在今山西西南临汾、侯马一带的魏王豹，控制山西其余地方和河北的赵王歇、陈余，都背叛了刘邦。如果项羽及时派出得力的部队支援，控制上党到临汾一带的中条山山地，并且西渡黄河进攻刘邦的关中后方，迂回荥阳防线，则刘邦必无法在荥阳立足，不得不向关中撤退。一旦控制敖仓，项羽兵精粮足，战略主动权就掌握住了。如果再占领函谷关，八百里秦川尽收眼底，可以从北方、东方、和南方三面进攻关中平原，迫使刘邦在不利的形势下接受决战，否则，只有退回汉中等死。可是当时项羽只想到派九江王英布进攻武关，沿丹水河谷进入关中，配合自己亲自统帅的由荥阳进攻的主力，构成钳形攻势，夹攻刘邦，忽视了无能的魏王豹坐镇的最关键的中条山战场。不料英布因为彭城战役的生死关头时没有积极协助项羽反攻，只派４，０００人应付，此时生怕项羽怪罪下来。项羽偏偏派使者以此压迫英布出兵，英布担心楚破汉之后项羽以此为由报复自己。由于随何的努力劝说，英布杀楚使，举兵反楚归汉。与此同时，刘邦却派出最能干的韩信率军出击山西、河北战场，从根本上扭转了战略形势。
刘邦利用项羽的失策，派韩信率精锐部队连克魏国、赵国，控制了今天的山西高原和河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巩固了关中东北的形势，并且屯兵于修武，隔黄河威胁楚军侧背。
项羽虽受彭越、英布牵制，但很快分兵击破英布，赶走彭越，复至荥阳前线，猛攻刘邦防线。刘邦以荥阳为核心据点，筑甬道通敖仓。项羽舍荥阳于不顾，全力破坏敖仓甬道，类似后来官渡之战中曹操袭击乌巢的战役指导，汉军乏食，渐渐支持不住。刘邦求和不成，派陈平使反间计离间项羽君臣，使项羽赶走范增。但是缓不济急，眼看荥阳失守在即。刘邦遂用纪信化装自己诈降，诱开楚军，然后乘乱逃走。楚军在追击中攻克成皋，刘邦逃回关中重新组织力量，出武关，机动于宛、叶一带，威胁楚军侧后。这时，彭越进攻下邳，大破楚项声、薛公军，斩薛公，迫使项羽亲自率主力回救彭城。刘邦乘机反攻，收复成皋。彭越实行类似后来工农红军的“敌进我退”的游击战略，见好就收，躲进山里。项羽打不着彭越，又回师连克荥阳、成皋。汉军退守洛阳、巩县防线。敖仓失陷，项羽再度扭转战局。刘邦北渡黄河，驰入韩信驻扎在修武的军中，尽收其主力，威胁项羽侧后。同时派一支游击部队渡白马津，配合彭越袭击楚军后方，迫使项羽再度回救后方。刘邦立即反攻成皋、荥阳防线，歼灭楚军留守部队。项羽又回到荥阳与刘邦对峙。这时，因为韩信破齐，项羽派龙且率大军救齐失败被歼灭，另外，长期消耗战也使项羽兵力不足，这一次终于不能象以往那样立即突破荥阳防线了。项羽不得不与刘邦议和，以鸿沟为界，以西属汉，以东归楚。
这时，龙且大军被韩信歼灭，楚强汉弱的形势发生根本转折。项羽派武涉说韩信叛汉附楚不成，齐人蒯通亦劝韩信独立，也不成。
议成，双方罢兵休战，各自撤退。但刘邦受张良鼓动，约彭越、韩信追击项羽，但韩、彭按兵不动，刘邦又被项羽杀了个回马枪，败回荥阳防线。
最后，刘邦接受张良建议，分封彭越为魏王，韩信为楚王，于是，各路大军分进合击，将项羽困在垓下。
中国有句话叫“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但是似乎也没有几个中国人曾经怀疑过楚霸王的“勇”，至于“智”方面，如前所述，只是不足，并非没有。中国人在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时，奉行的是“胜者王侯败者贼”的标准，这和西方的文化不同。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决定性败仗扎马战役和项羽的垓下战役都发生在同一年，但是汉尼拔的帅才在西方世界一直被奉为经典，流芳千古，虽败犹荣；而楚霸王则在中国遗笑后世。按照西方的标准，楚霸王在历史上，尤其是在世界军事史上的地位，至少应该和拿破仑、汉尼拔不相伯仲，甚至要高一些才合理。在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在军事上能够与他对阵的只有韩信，而且那一次对阵是在三比一的相当悬殊的兵力对比的形势下，一战定乾坤的，就象汉尼拔的扎马战役，拿破仑的滑铁卢战役，隆美尔的阿拉曼战役一样，胜负的结局是最终的，但是战场指挥员的素质却并不能由此确定是战胜者高于战败者。就象历史没有因为一时胜负就判断西庇阿优于汉尼拔，威灵顿超过拿破仑，蒙哥马利强过隆美尔一样，在战场指挥才能方面，也不能断定韩信就比楚霸王强。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37
后人对于楚汉相争当中，关键性的“鸿门宴”的戏剧性内容总是津津乐道，以为如果项羽按范增的意见杀掉刘邦就可以避免后来的下场。这是一种误解。项羽杀了刘邦，如果继续沿用他的错误的政略，会有另外的人来收拾他。当时有英布、彭越和许多他原来的部将追随刘邦反对他，甚至连韩信本来也是他手下的一名士兵。
他在政略上的致命错误是一反秦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恢复西周的分封制，致使诸侯坐大；另外，他定都彭城，使自己处于“四战之地”，使自己在后来形成的军阀混战中没有优越的战略形势。如果他定都在关中或者洛阳，诸侯纷起之后，他仍然可以在有利的地理位置上将对手各个击破。他实行残酷的烧杀政策和任人唯亲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都不是他的军事天才所能挽救的。
如果楚霸王实行这样的政略，局面将大不一样∶
一、建立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诸侯王食国而不治国。全国统一由中央政府的官僚机构治理，诸侯王集中居住在京城，任职中央政府，不任职封地。对于封地只有分配权（以封地税收的一定比例为收入）和监察权，没有行政权，当然，更没有军权。
二、定都咸阳或者洛阳，切实控制原来秦晋的地盘，尤其是今山西陕西和河南西部。
三、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
四、实行鼓励学术，繁荣文化的政策。
这些，都是刘邦建国初期实行的政策，这些政策是在认真检讨秦始皇和楚霸王施政的得失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
儿女情长，可以说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永恒的主题，这里又是竞争的另一个“战场”—所谓的“情场”。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举世公认是《红楼梦》，里面故事的主要线索就是围绕着贾宝玉的爱情故事展开的。与一般的文学作品不同，书中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公主，反而有一位在情场上“所向无敌”的宝二爷。有人跟他争长辈的恩宠，却无人与他争风吃醋争夺女孩子的爱情。情场上的竞争发生在那些“至清至洁”的女子们之间。为人熟悉的是林黛玉和薛宝钗之争。她们的竞争战略是根本不同的。
林黛玉实行的是现代派战略，注重与贾宝玉的个人交往，强调情投意合。用感情和交往“保护”她的“感情俘虏”，不让情敌染指。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一开头就说：“如今且说林黛玉自在荣府，一来贾母万般怜爱，寝食起居，一如宝玉，把那迎春、探春、惜春三个孙女儿倒且靠后了；就是宝玉黛玉二人的亲密友爱，也较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顺，似漆如胶。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年纪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美丽，人人都说黛玉不及。那宝钗却又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下无尘，故深得下人之心；就是小丫头们，亦多和宝钗亲近。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不忿；宝钗却是浑然不觉。”一般人以为贾宝玉喜欢林黛玉是因为林黛玉漂亮或者人品高尚，其实按照曹雪芹的原文，情况恰恰相反，林黛玉论美貌不如薛宝钗，比人品也不及薛宝钗。因此林黛玉充满危机感，整天以泪洗脸就不奇怪了。不过贾宝玉并不重视美貌和人品，倒是很在意高山流水遇知音，珍视那份和林黛玉心心相印的感觉。但是要女孩子相信这个贾宝玉独一无二的感觉，就很困难了。按照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的思想，林黛玉的战略是“直接路线”战略，薛宝钗的战略是“间接路线”战略。林黛玉在感情方面，虽然百战百胜，薛宝钗最终也没有赢得贾宝玉的爱情，但是在婚姻和人际关系上，林黛玉却和楚霸王一样，陷入了薛宝钗设下的的“十面埋伏”之中，最后“焚稿断痴情”。如果把性别颠倒过来，和“霸王别姬”一样的是“美女别情郎”，不过是把“霸王别姬”当中的英雄末路换成美人迟暮罢了。
薛宝钗则和刘邦用的是近似的谋略，虽然她也用“金玉良缘”的说法，美色，才华去争取贾宝玉的爱情，但是她的更多的心思是放到了对林黛玉的“软打击”和迂回包围之上。时时处处挑引林黛玉，让她充分暴露自己的刻薄，心胸狭窄，使她结怨于贾府上下。而自己却谨遵当时社会所公认的贤淑标准做人，争取人心，尤其是争取在当时能够决定婚姻大事的长辈得人心，最后，连心痛林黛玉的贾母也愿意选薛宝钗为孙媳妇，最终在婚姻上战胜了林黛玉。高鄂在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中，把林黛玉临终前的悲剧写得不亚于霸王别姬的四面楚歌：几个贴身丫环照料着不久人世的黛玉，贾母还派人来叫紫鹃去行调包之计，丝毫不管黛玉死活；另一头则是她的情敌大事祝贺情场战胜，热闹非凡，就跟韩信的四面楚歌一样。把“世外仙寂寞林”与“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相提并论，在艺术形象上的不和谐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就谋略得失上而言，两人却是别无二致的。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37
现代人可能以为薛宝钗最终也没有赢得爱情，以现代的观点来看不算成功，不过《红楼梦》确实发生在古代，我们应该注意古代人的感受。贾宝玉爱林黛玉，林黛玉沐浴在爱河之中，应该很开心才对，按照现代人的说法：“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即使没有能够结婚，今生今世也没有白过。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林黛玉虽然得到了爱情，但是她追求的并不是爱情，而是贾府女主人的社会地位！——天啊！不会吧？林黛玉的思想那么新潮，她可是和贾宝玉一样看不起那些只知道四书五经的书呆子的——很遗憾，林黛玉对于当时女人的事情却没有想得那么开。我们可以看看《红楼梦》中的片断：贾宝玉的奶妈李嬷嬷因为看不惯袭人得到宝玉的宠爱，对自己不够尊敬（其实当时袭人正在生病，这是一场误会），在贾宝玉的房间里面大骂。王熙凤把李嬷嬷哄走后，薛宝钗和林黛玉“都拍手笑道：‘亏她这一阵风来，把个老婆子撮了去了。’“宝玉点头叹道：‘这有不知是哪里的账，只拣软的欺负！又不知是那个姑娘得罪了，上在她账上了——’一句未完，晴雯在旁说道：‘谁又没疯了，得罪他做什么？既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犯不着带累别人！’”
看官留意，晴雯受不了宝玉宠爱袭人，因此吃袭人的醋，看见李嬷嬷闹事骂袭人，幸灾乐祸，袖手旁观。李嬷嬷走后，犹嫌不过瘾，还要说上几句刻薄的话刺激袭人。但是薛宝钗和林黛玉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反而为袭人被骂终于结束感到高兴，为什么？为什么她们不在乎自己的未来丈夫和丫鬟有一手？
拿一个现代的例子来想想：如果老板娘对于老板和小秘之间的卿卿我我完全没有反应，你能说老板娘和老板之间有爱情吗？而林黛玉还是个出了名的“小心眼儿”呢！不过她只为贾宝玉和小姐们的来往生气，但是从来不在乎贾宝玉和丫鬟之间发生了什么。因为小姐才具备当贾宝玉大老婆的资格，而丫头只能够当小妾，无论如何不能和正式的妻子相提并论。因此我们知道，林黛玉、薛宝钗争夺的目标是贾宝玉的正妻的位置并不是独占的性伴侣，其次林黛玉重视贾宝玉作为思想感情上的知音——曹雪芹称之为“意淫”。这些和我们今天流行的独占的爱情和性伴侣、法定的一夫一妻制作为男女互相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因此不能认定薛宝钗没有得到贾宝玉的爱情就是失败。就像现在满街的老夫少妻，你说人家没有爱情因此失败？老夫未必不爱少妻，少妻未必不爱老夫，因此你不必为如花似玉的少女挽着两鬓斑白的老人感到遗憾。即使他们之间真的没有爱情，老人找到了护士，少女找到了饭票，未必不是各得其所。如果一个女孩子说：“爱情又不能当饭吃！”，她终于如愿以偿地嫁了一个富甲一方的阔气老头，从战略上说，她是成功了。至于嫁老头好不好，除了她自己的感觉，谁能说什么呢？何况贾宝玉还不是老头，是一个英俊才子，薛宝钗能嫁给他，是那时的女孩子认为的最大的胜利。
林黛玉的母亲去世，父亲把她送到外婆家。薛宝钗的父亲早逝，跟哥哥、母亲一起到贾家。从讲究家庭背景的封建社会来说，林黛玉在一开始就占了上风，她的父亲活着，正在当大官。薛宝钗却只有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虽然财产很多，但是在权势上始终无法与林黛玉的家庭抗衡。
除了家庭背景的优势外，林黛玉与贾宝玉因为相识早，一同住在贾母房中，与贾宝玉的关系比薛宝钗与贾宝玉的关系密切。同时，林黛玉与贾母的关系也比薛宝钗与贾母的关系亲密得多。
按照现代的观念，林黛玉很早就应该伤心了：贾宝玉开始“失身”于太虚境，后来又与袭人“初试云雨情”，接下来是和秦钟展开“同性恋”……不过好在林黛玉虽然小气，但是对于这等男欢女爱的事情倒是看得开，没在意。可是接下来薛宝钗的大举进攻，却让她不得不防了。
首先，薛宝钗拿出金锁来配贾宝玉的宝玉，意欲缔结“金玉良缘”。林黛玉急了，顾不得骄傲矜持，赶到薛宝钗住的房间来“搅局”，不让薛姨妈有机会灌醉贾宝玉，留宿在梨香院。最后还亲自“保驾护航”，把贾宝玉送回住所中。第二天，贾宝玉上学，特地来向林黛玉辞行，林黛玉开心极了，还特地问一句：“你怎么不去辞你宝姐姐来呢？”——那意思分明是庆祝粉碎了情敌薛宝钗的第一次进攻，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这一战，直比得上楚霸王彭城之战大破刘邦５６万大军的辉煌战绩。不过，接下来形势逆转，林黛玉父亲病重，她不得不回家探望，但是也无力回天——父亲竟然撒手人寰。本来林家压倒薛家的形势一下子颠倒过来：薛宝钗好歹还有母亲兄长，而林家竟然只剩一个孤苦伶仃的林妹妹了。这就好比楚汉相争，韩信巧渡黄河连续攻破魏赵代三地，楚霸王陷入四面受敌的被动形势之中。回到贾府之后，担心贾宝玉变心，借着误会贾宝玉把她送的荷包转送别人，剪烂了正在织的香袋，试探贾宝玉，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第二场大会战发生在元春省亲的时候，曹雪芹这样写道：“原来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想元妃只命一匾一咏，到不好违谕多做，只胡乱作了一首五言律应命罢了。”结果在元春那里，两人算是平手。然后战场又转移到贾宝玉身上，薛宝钗出“老千” ，帮助贾宝玉做诗，改“绿玉”为“绿蜡”；林黛玉也不甘示弱，干脆帮助贾宝玉写了整整一首诗，揉成纸团仍给他。仍然打成平手，就像楚霸王和刘邦相持于荥阳－成皋之间，战况惨烈，反复拉锯，但是双方都不能获得决定性战果。
元春省亲之后，贾宝玉积极到林黛玉住处走动，虽然薛宝钗和史湘云几度骚扰，但是没有改变局势：贾宝玉已经选定林黛玉为自己的结发妻子的第一人选。不过接下来，薛宝钗生日，贾府上下庆贺，规模比去年为林黛玉祝贺生日要大，表现出贾府上下对薛宝钗的重视，林黛玉大为不快。后来，元春下谕，让贾宝玉和所有姐妹们住进大观园，黛玉葬花，和宝玉一起看《西厢记》，很开心。当贾宝玉被贾环陷害，烫伤了脸，林黛玉去探望，凤姐甚至打趣说她是贾府的媳妇，反映出似乎贾府的掌门人已经默认林黛玉的身份了。这个形势，已经相当于楚霸王在荥阳围住了刘邦的局面，不过煮熟的鸭子居然飞走了。
薛宝钗在危难时刻，坚持自己的迂回战略：
通过母亲向贾府的长辈散布“金玉良缘”的说法——古代人比较迷信，这种巧合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当然也是代表女孩子家庭委婉地求婚——从古到今，女方求婚被中国人在习惯上认为掉价，所以不好明说，只能绕弯子；
利用金钏自杀，贾宝玉母亲王夫人自责的时机，开导王夫人，帮助她推卸责任，等于在危难之中解救了王夫人的灵魂，立刻博得王夫人好感。当母亲的第一反应是将她列入未来媳妇的人选；
利用贾府为自己贺寿的机会，争取贾母好感。曹雪芹这样写道：“宝钗深知贾母年老之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便总依贾母素喜者说了一遍。贾母更加喜欢。次日，先送过衣服玩物去，王夫人、凤姐、黛玉等诸人皆有随分的，不须细说。”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37
争取史湘云的同盟，史家财雄势大，史湘云又直来直去，很多薛宝钗不方便说的话都由她代劳了；
争取袭人的同盟，袭人是和贾宝玉相处时间最多的人，而且也是思想正统的人物当中唯一获得贾宝玉好感的人，最后还是贾宝玉实际上的妾侍。从袭人的角度，主母的人选关系自己一生的幸福，自然千方百计发挥影响力，她和贾宝玉朝夕相处，拉拢她的意义就和现代人走领导夫人路线争取领导重用一样，不过薛宝钗的做法在现代看来有点儿滑稽：走小老婆路线争当大老婆，这是因为古代的小秘和老板娘的地位是铁定的，不可以颠倒的，所以薛宝钗并不在意袭人当贾宝玉的妾侍；争取其他贾府下人的好感，造舆论；让兄弟薛蟠做贾宝玉的朋友。
虽然和林黛玉是情敌，但是还是通过关心爱护和劝解，使得林黛玉放弃敌意。一方面林黛玉对贾宝玉的影响最大，不能让她在贾宝玉面前说自己不是，另外将来数女共事一夫也有很大的机会，何不未雨绸缪，搞好关系？
不能拿现代观念来解释古代人的思想。前面我们看到，甚至连林黛玉这么“小气”的女孩对于贾宝玉这个“天生情种”到处留情乃至“失身”都那么想得开，薛宝钗自然对于今后和林黛玉共同成为贾宝玉妻子有所准备，何况贾宝玉已经有袭人了，再多几个性伴侣也无所谓，只要把大老婆的位置留给自己就行了。看官留神：在这里，薛宝钗面对的并非一般女孩子所面临的爱情竞争，嫁不成贾宝玉可以嫁别人，因为家族、地位等的问题，她比现代的女博士找对象还要麻烦——除了教授和博士后，文化水平低的只有中央委员、省长、市长、大明星还可以考虑，合格的人选太少。对于薛宝钗来说，除了贾宝玉，她几乎没有选择，因为她有限的社交圈里，只有贾宝玉一个合格的男性，如果嫁不成贾宝玉，就只好胡乱委身于任何门不当，户不对的男人了，这是像她这样一个有才华又工于心计的大家闺秀所不甘心的。但是她并不是一个狠毒的女子，没有采取故意置林黛玉于死地的措施，林黛玉后来的夭折是贾府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事情，因此，她当然会想到林黛玉不放弃，贾宝玉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结果，可能将来要共同成为贾宝玉的妻子，她所争夺的，只是在名次上比林黛玉领先罢了。如果贾母能够有薛宝钗的战略眼光，应该为她的宝贝孙子安排一个“通吃”的结局，这样可以做到皆大欢喜。
从战略目标上说，薛宝钗是成功了，但是后来贾宝玉宁可出家也不愿意和她“苟合”确实是始料不及的，这和刘邦大封诸侯王后来导致后代自相残杀的结果一样，所谓“人算不如天算”，我们探讨战略，只能达到“尽人事”的效果，至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只好“听天命”了。不过，这样的现象并不能作为战略头脑没用的理由，就像我们如果学习经济学并且活学活用，发了大财，但是不料孩子却因为生活太富裕而被宠坏了，和一班狐群狗党犯下强奸妇女的罪行，你能说经济学没有用吗？你只应该说经济学不够用，只能帮助你赚钱，不能帮助你教育孩子，你还需要其他方面的知识。战略学的知识也是如此，它让你克敌制胜，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至于这个东西你应不应该要，到手了之后怎么办，都是属于其他“头脑”应该操心的事情，它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人们常说，“中国人喜欢窝里斗”，其实无论哪个民族都喜欢窝里斗，窝里斗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人家甚至还要堂而皇之地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去斗。当年伏尔泰曾经这样形容他的法国同胞：“这种闹纠纷和闹党派的劣根性从宫廷传到边远小城。连王国的村社也受其影响。因无法规可循，事事都会引起争吵。甚至在巴黎教区各教堂，也有人大打出手。各种宗教仪仗队，为了各自旗幡的荣誉而互相殴斗。巴黎圣母院的议事司铎经常与神圣教堂的议事司铎撕打。高等法院和审计法院，就在路易十三把王国置于圣母玛丽亚庇护之下那天（１６３８年８月１５日），为了居先权在巴黎圣母院聚众斗殴。“几乎王国全部村社都有武装。几乎人人都表现出决斗的狂热。这种陈旧的野蛮习俗以前曾经得到国王本人准许，因而成了民族特性。他和内、外战争同样使国家人口锐减，田园荒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半受战争骚扰的二十年内，法国的贵族死于自己同胞之手的，比死于敌人之手的为数更多。”
似乎法国人在那个时候，比我们中国人更荒唐。听说古代文明发达的希腊人今天堕落到一方面和土耳其争夺塞浦路斯主权，另一方面直到现在还是村村堡寨，自己同胞之间经常互相大动干戈，变成一个在国际上只有美好回忆，而没有美好现实的无足轻重的小国。
为什么我们人类自己会互相斗争呢？为什么不“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如果以人类来说，谁是外——外星人？）”呢？没必要。如果一间办公室没有“办公室政治”，人人下班都赶着回家买菜，上班都在喝茶看报纸等任务，“公事公办”，这间办公室肯定没有生气。如果商人之间不展开“你死我活”的市场竞争，我们现在还生活在蛮荒时代，所有的产品都会是祖宗十八代以前使用的，而且以高昂的价格出售，你爱买不买。如果男女之间没有情场竞争，女人就不会打扮得花枝招展而是蓬头垢面，男人就不会发愤图强而只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要竞争是保持在社会理性的控制之下，竞争各方就只能够靠显示自己的实力来获胜，不能靠野蛮地破坏对手的实力获胜，这样的竞争能够促使人们把资源投放到实力的建设当中去，而大多数实力要素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构成要素，竞争各方的实力增强了，文明就进步了。
给你一个战略头脑，让你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保持清醒，不要心烦意乱，不必退隐山林，投入竞争，做一个胜利者，并且是笑到最后的胜利者。因为战略学是应用学科，实践性很强，战略运筹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并重，因此本书在体例上采用大量的案例分析和逻辑推理并进，一方面不至于让读者烦闷于长篇大论，又不至于陷入个别事件而局限了自己的视野。虽然案例的选择应该照顾到各方面的读者，但是我们仍然不得不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很多读者感兴趣的家庭、企业等等方面的案例不多。主要的原因当然首先是国家大事，历史学界首先进行了科学的研究，所有的事情经过大概我们有了基本不错的了解，因此我们不必纠缠于细节的真实性。而“清官难断家务事”一句俗话就封锁了我们利用真实家庭案例讨论的可能，书中只是讨论了《红楼梦》当中的故事，当然因为是文学作品，虚构的成分很多，仍然不能令人满意。企业的案例虽然不少，但是局外人的心得多数只是皮毛，很多真实的情况已经被金钱折射，公布的情况不能让人明白究竟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再说，如果讨论现在的企业，不是有吹捧之嫌，就是可能损害人家的名声，这个麻烦还是不惹为好。这两方面的朋友只好自己从身边经历的事情当中慢慢品味，细细玩赏个中奥妙了。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39
3.你为什么会和别人发生矛盾？
战略，战略，不战要略干什么？没有竞争，就谈不上战略。现代企业家动不动就要制定企业战略规划，进行战略投资，香港甚至连污水处理的规划都叫“策略排污”，也不知道他们要和谁斗法，难道是臭水沟不成？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了解什么是战略（香港和东南亚一带华人喜欢把战略这个词翻译成“策略”）。如果我们只是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则我们应该用计划或者规划这两个词，例如城市发展规划，排放污水的规划等；如果我们讨论城市发展战略的时候，我们讨论的是这个城市和其他城市或者地区的竞争问题，這是战略和长期计划或者规划的区别[4]。但是人们之间为什么会发生竞争呢？数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充分必要条件，意思是说如果一定的条件满足了，某种数学关系就必然成立。我们也可以借用这个概念，表达竞争产生的条件。
一个是可争之物，一个是必争之人，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合起来就构成了竞争的充分必要条件。
可争之物是指竞争的对象，在法律上的用词叫“标的物”，竞争各方所要争取的东西，可以是物质的，例如金钱、住房，也可以是精神的，例如荣誉、爱情之类。
很多人喜欢标榜自己“与世无争”，如果这个世界上人人都能够做到，确实就没有竞争的立足之地了。实际上，真正能够做到“与世无争”的，几乎没有几个人。因此竞争不愁没有人添油加醋。
再仔细想清楚，原来可争之物也是有条件的：
必须有效用，没有用的东西不会钩起人们的欲望，没有欲望，自然也不会有行动。这个道理大家比较容易明白。在这里，有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要搞清楚：政治经济学的“使用价值”和西方经济学的“效用”是不同的。使用价值是物的有用性，指的是客观的东西。中国的第一块传国玉玺据说是“和氏璧”，相传“和氏璧”包藏在顽石里面，别人不知道，以为是一块没有用的石头，只有卞和知道（天晓得他为什么知道！）这是一块稀世珍宝。卞和拿去进献给楚国国王，国王和身边的大臣和仆人都不能辨认，就把卞和赶走。卞和认个死理却又说不出自己的道理，也不知变通，反复进献，后来被国王当成骗子砍掉双脚。国王的一个大臣发现卞和独自在发现“和氏壁”的荆山下哭泣，就问明情由，最后找玉石工匠打开顽石，终于发现里面的稀世珍宝，为了纪念卞和对自己国王和真理的忠诚和执著，楚王把这块宝玉命名为“和氏壁”[5]。一个东西有用，我们在客观上需要它，但是自己不一定知道，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有使用价值，我们对它有需要，但是因为不知道，所以不会主动追求获得它。人们在消费物品的时候，心理上得到了一种满足，这就是效用。效用产生于人们对于需要的认识，知道这个东西对我有好处，想得到这个东西，产生了欲望，促使人们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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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比如香港，排污规划谈不上“策略”，但是最近特区政府估计“百万港人考虑移居内地”，“三年内有３０多万港人打算到深圳置业”等等倒是真正的战略性问题，因为发生了和内地，尤其是深圳的竞争，竞争目标是香港居民的“钱包”——购买力。香港政府为了解决这类竞争所做的规划，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规划。
[5]从卞和的双脚开始，这块宝玉总是带给他的主人灾难：赵国国王赵惠文王得到之后，引起了秦国国王秦昭襄王的兴趣和挑衅，提出用１５座城池来换这块珍宝，实际上是想通过强抢宝玉来破坏赵国国王的威信，打击赵国军民抵抗秦国的士气。如果不是蔺相如在廉颇武力后盾的支持下，运用妙计“完璧归赵”，可能赵国就有“血光之灾”。秦统一中国之后，秦始皇变法，不法古，把传统上代表国家最高权力的“九鼎”废除了，以“和氏璧”刻就的玉玺代表皇权的至高无上和独一无二，取代表示九州联合，重视地方权力的九鼎。但是到了他的儿子，就在脖子上挂着这个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宝贝，投降了刘邦统帅的农民起义军，后来被报仇心切的项羽所杀。这块传国玉玺到了汉朝，到王莽篡汉的时候，王莽派人逼宫，孝元皇太后拿玉玺打领头的人，打崩一角。到东汉末年，在董卓挟持汉献帝逃离洛阳的时候，被孙坚所得。袁术指使刘表截击孙坚，抢夺传国玉玺，为了这块玉玺，孙坚在与刘表的战争中身亡。后来孙策以传国玉玺抵押，获得袁术的军队，恢复了孙坚在江东的基业，而最后一个获得传国玉玺的袁术，因为想当皇帝受到曹操和刘备讨伐，死在兵荒马乱之中，从此这件神奇的宝物就在历史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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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条件就是这个东西还必须稀缺。人们常常说“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实际上便宜不便宜和东西的好坏，即效用的大小没有必然的联系。非常有用，不可或缺的东西大家不一定会珍惜，很有用的东西可能一钱不值。你不信？你是否曾经为空气花过一分钱？可是你有哪一分钟能够脱离空气而生存？不要以为自己可以憋住气超过一分钟，如果你真的能够全无防护地掉到真空的环境里，后果我就不用说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可是人们形容共产党好处的东西，都是不值钱的：例如阳光、雨露之类，相反如果拿钻石珠宝黄金之类的东西来形容，大家会觉得不合适——党的领导像钻石一样宝贵，党的关怀像黄金一样难得——什么话？！这样说像话吗？为什么不像话呢？钻石和黄金怎么能和阳光空气相提并论呢？黄金和钻石那些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那里比得上党的领导和关怀呢？因此，“物以稀为贵”而不是以有多大用为贵，不贵的东西未必没用，昂贵的东西未必有用。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39
最后就是不能共享。象公路，有用、稀缺但是别人使用不妨碍你使用，所以你不会想占领一段公路。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想把几千年人们为之纷争不已的财产变成公共享用的东西，以此达到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目的。如果你能够使人们共同享用某种东西，那么他们就不会为这种东西你争我夺。
同样的道理，必争之人也有条件：
对于所要争夺的对象有占有欲，没有同性恋癖的女孩子不会去和男孩子争夺恋爱的对象，但是会和其他女孩子争夺男朋友。如果没有欲望，当然也没必要争什么东西。这种占有欲产生于对于竞争对象的效用的认识。
第二，还必须有“本钱”，我们叫做有实力。没有实力，只好放弃。在经济学上，把有购买力支持的欲望叫做需求，光想要还不行。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里面的小女孩在节日的晚上，擦亮火柴，在火光中看见了香喷喷的烧鹅，可是最后却饿死在街头。这个可怜的孩子有欲望，却没有实力——金钱来支持自己的欲望，因此她的欲望不能转变成为需求。我们一生中放弃了的竞争何止千千万万，多数都是自己没有那份实力，所以不得不放弃，像什么国家元首、世界首富、奥运冠军之类，如果有白给的机会，大概很多人都愿意“过把瘾”，因此自古以来，神话幻想总是长盛不衰，但是只有很少人认真考虑过如何争夺这些桂冠。
最后，还不愿放弃。所谓谦让，指的是自己想要又能要，但是偏偏就放弃的行为。人们可能出于很多动机要放弃不同的东西，无论如何，你放弃了，当然就退出了竞争。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东西是你不能放下的呢？你的孩子，你的老婆，你的事业，你的名誉……几乎无穷无尽。
这些条件缺一不可，只要全部具备，竞争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你想躲还躲不开呢！
这６个条件，还是我们控制驾驭竞争的主要手段。你想开汽车，自然少不了控制汽车的速度和方向，而竞争的强度和方向，就由着这６个条件决定了。
东西的效用是可以改变的，因为效用的大小取决于心理的感受，心理的感受虽然基本取决于客观的物质世界，但是人们的主管认识绝不是没有作用的。本来邮票是拿来通信的，价格低廉，后来人们发现它的收藏价值之后，身价何止百倍！过去革命战争年代，人们营养不良，如果有了什么好事，就拿“吃了肥肉”了比喻，尤其是消灭了大批敌人，就说是吃了一块大肥肉。见面问“吃饭没有”，发胖叫“发福”，是称赞的词汇。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吃肥肉的快感正在渐渐消失，营养过剩造成的负效用“痴肥”渐渐困扰越来越多的人，现在人们已经不再用“发福”这个词汇来认真地夸奖别人了。如果人们对于竞争某种东西提不起精神，我们可以通过宣传这种东西的效用来刺激竞争。如果竞争激烈到可能失控的地步，我们也可以通过贬低这种东西的效用来降低竞争的强度。另外，一个东西可能有多种用途，也就是多方面的效用，我们可以强调一些人们忽视的效用，贬低人们熟悉的效用来达到改变东西总效用的目的。因为效用和使用价值不一样，相当大程度上是心理感觉，可以通过灌输某种思想或者信念来加以改变或者调节大小。
但是光是效用的存在与否以及效用总量的大小还不足以决定人们对于东西的欲望。空气和水的用途可以说不可胜计，可是人们很少为它们展开竞争，因为它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很容易得到。改变事物的稀缺程度是人们常常用来改变竞争方向和强度的办法。
当然，具备了效用和稀缺两个条件的物品，还不能构成为竞争对象，还必须同时具备不可以共享这个条件才行。可以共享的东西，在经济学上叫做“公共物品”，例如国防、公路、桥梁等等，都是公共物品。如果一个东西成为公共物品之后，人们就没有必要去为获得它而彼此竞争了。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希望把现在人们追求得最激烈的私有财产变成公共物品，以此来实现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人世间绝大部分邪恶现象的总根源的目的。但是要成为纯粹的公共物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增加消费者或者增加消费量，不会引起成本的增加；
不能妨碍或者阻止任何人使用，或者妨碍及阻止别人使用的代价太大，以至于得不偿失，没有意义。
目前我们对于私有财产还做不到这两点，对国防、公路等公共物品可以部分做到，只能对空气阳光之类完全做到[6]。也就是说，要想实现共产主义，就需要生产力有远远超越我们现在想象的发展，使得任何的占有行为就像和别人争夺空气一样可笑和没有必要[7]。
和共产主义相反，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的，是相反的做法——把本来是可以共享的公共物品变成私有物品或者小团体占有的物品。其实私有制从管理的角度来说，是一种责任制，是把对于稀缺物品的责任、权利、利益完全统一起来的管理方法，可以大大提高我们对于稀缺物品的利用效率。因此私有制本身的出现，就是人类历史上已经完成的最伟大的革命。在私有制产生之后，公有制的遗产仍然存在，在适当的条件下破除这种遗产，常常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40
商鞅变法当中的“废井田、开阡陌”的内容之一就是把当时农村存在的公有土地（如山林地、河滩地等等）让私人开发，变成私有财产，提高这部分资源的利用效率。
我们今天的住房改革，实际上是公房私有化的过程。
我们的国营企业改革，强调“打破铁饭碗、打破大锅饭”，就是把本来是属于公共物品的东西变成私人物品或者小团体共有（比如企业所有）。
所有这些改革，都是把原来没有竞争的领域投入到竞争的激流当中。
控制竞争，还可以从竞争者入手。
自古以来，人们就不断提倡克己、节欲，希望人们能够对于自己的欲望加以克制。这几乎成了所有的宗教的主要教条和道德的重要规范，当然我们也可以做相反的事情。现代经济学的公认开山鼻祖亚当·斯密说过：“但是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时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就对他有利，他还可以告诉他们，为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品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师或者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私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要说唤起他们大公无私的话，而要说唤起他们自私自利的话。我们不要说我们自己有需要，而是说这样做对他们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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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家大了，人民多了，政府就需要养更多的兵才有足够的安全感。汽车多了，道路就显得拥挤，要增加建设才行。香港一些地方的居民，如果全部站在平地上，可能会有一部分人不得不骑到别人的脖子上才能容纳得下，尽管如此，还是觉得空气和阳光够用，只是污染大一些而已。如果不控制人口，将来在逻辑上说，应该也会发生空气和阳光不足的情况——如果不向外星移民的话。
[7]我们常常把私有制社会说成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可能是“人剥削机器人的社会”也不一定。生产力发达到人们不必站到机器前面劳动，只是随心所欲地创作或者创造——这就是“各尽所能”，然后让机器人去完成，机器人如此能干，以至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必费心，实现了“按需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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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感觉到竞争激烈到可能失控的时候，我们应该鼓励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使得竞争缓和下来。如果竞争过于缓和，达不到提高效率的效果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刺激和鼓励人们，强化他们的欲望，激发他们的潜能，鼓励他们大胆投入竞争。
如果一个人没有实力，即使有强烈的愿望，也是不能够投入竞争的。当我们不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人们的欲望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用控制他们实力的相对强弱来控制竞争的激烈程度，让竞争的各方觉得，与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去压倒对方，还不如和平共处，这就是制造和保持均势的方法。
最近台湾海峡局势骤然紧张，我们注意到美国控制台湾海峡局势的主要手法之一就是控制海峡两岸的实力对比。如果美国置身事外，信守“三不”原则，台湾仅靠自身力量，很难在与大陆的军备竞赛当中取胜，因此不可能长期维持分裂局面。但是，如果美国对于台湾是有求必应的话，台湾的经济力量强大，很可能大量购买美国先进武器，在军事上全面压倒大陆，这样必然助长台湾独立的倾向。大陆即使在军事上暂时不能登陆，至少也要炮击金门、马祖，甚至封锁台湾，袭击进出台湾的飞机和船只，否则无法向国民交待。美国并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最近台独势力的抬头，除了李登辉的策划外，美国在对台湾出售武器方面没有控制好数量和节奏也是重要原因。
美国认为，台湾海峡军事斗争成败的关键在于夺取制海权，而制海权又取决于制空权，因此，第一重要的因素是空中优势，第二是海上力量。对应于中国大陆最近在国防方面的发展，美国向台湾提供了F-16战斗机以对抗大陆从俄罗斯引进的SU-27战斗机，提供诺克斯级驱逐舰对抗大陆从俄罗斯引进的“基洛”级潜艇和自制的新型战舰。但是由于法国的竞争，使得台湾同时还获得了幻影－２０００战斗机，“拉法耶特”驱逐舰。虽然大陆也赶紧从俄罗斯引进新型的“现代”级驱逐舰和战斗力更强的SU-30MKK战斗机，但是节奏慢了半拍——新式武器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才能形成战斗力，在我们的军舰还在半路上飘扬过海的时候，台湾的新式武器已经全面装备部队。李登辉抓紧时机抛出了“两国论”，并且一手导演了台湾大选的“弃连保扁”，开除宋楚瑜等丑剧。
美国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愿意中国统一，这是肯定的，一个软弱的中国好欺负，至少不敢得罪他，但是也不希望两岸开战，因此精心策划了两岸武力均势的格局，但是被法国人搅了局，又被李登辉打了个时间差。美国人始料不及，大骂李登辉是“麻烦制造者”，又在联合国驳回台湾加入联合国的申请，表明态度，但是已经难以挽回两岸紧张的局面了。
保持均势，让谁也压不倒谁，是西方人外交的主要原则，这是中国人的大一统观念不容易接受和理解的，不过巧妙地保持均势，或者是调节各方的实力对比，是我们控制竞争的重要手段。在这个方面，中国古代曾经流行的合纵外交战略以及诸葛亮的三足鼎立的战略，都有利用均势的意思，只是“中国特色”在这些战略里的表现是最终压倒对手，均势只是暂时的，并没有永久化的战略意图，而西方人却热衷于均势的永久化。你如果当领导，可能会觉得有必要在几个骨干或者“爱将”之间保持平衡的必要，如果你对某一位特别有才华的“爱将”的意见百依百顺的话，其他人可能会认为他和你一样在单位里是“说话算数的人”，甚至认为比你说话还管用，因为你总是修改自己的看法，接受他的主张。如此发展下去，你对于局面就会失控。当你发号施令的时候，你的下级总是看那个你的心腹的眼神，而不大你的干着急[8]。
当然，最后一点，就是奉劝可能竞争的各方互谅互让，虽然人们常常利用这个方法，但是能否生效自己没有把握，要靠被劝的人的接受与否，因此不能抱太大的希望。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40
凡事都应该立足于自己的实力和行动的基础上，不能过分依赖别人，这是制定竞争战略的一个基本原则。如果我们计划战略的时候，许多关键的环节要取决于别人的意志，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的命运放到了别人的手里。例如在中国统一这个问题上，不能过多地指望外国人的帮助，蒋介石在发动内战的时候就希望美国干涉，结果等到自己和自己的儿子都死了，美国人也只是袖手旁观说空话大话不动真格儿的。反过来，我们也不能指望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帮助我们压迫台湾当局协助我们实现和平统一，尽管在某种情况下，这种可能性不是不会变成现实[9]，但是与其等待天上掉馅饼，还不如自己动手烙饼来的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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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洪秀全当年在冲出广西的路上一纸“诸王受东王节制”的命令，后来断送了东王的性命和太平天国的伟大事业，这恐怕是他始料不及的。
[9] 如果中国将来的国力可能超过美国，美国觉得既然不能消灭和瓦解中国，再说也没有这个必要，与中国交朋友是唯一可行的选择。那时候美国总统到北京探望“美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时候，手里拎着一打精美的礼品盒，其中最上面的一个赫然写着“美国政府支持中国政府收复台湾的声明”，里面最精彩的一段文字就是：“根据国际惯例，一个国家有权使用一切手段保证自己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在必要的时候包括适当地使用武力。美国政府支持中国政府统一祖国的一切努力，当然包括使用必要的武力在内。”当然，第二个礼盒以前曾经是给台湾的，现在送到北京来了——“对华武器销售建议”——“价钱要好好商量，利润最大化嘛。嘿！嘿！……”——美国总统对参议院和众议院如是说。
英国人在旁边说：“这下你明白我当年归还香港的苦衷了吧？”
吕秀莲满身大汗从床上惊起：“中共，发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别来骚扰人家‘深宫怨妇’！”
卫队长报告“总统”说，“吕前副总统”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伤了大脑，最近总是做噩梦。
“总统”说：“别烦我！我正在赶正经事，和秘书一起起草《起义通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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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包含合作和竞争两重性，这两个方面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进步和利益。一般说来，合作的利益是明显的，而弊端则是不容易看出来的，因此人类社会普遍维护合作。而竞争则相反，人们在开始的时候，不见其利，先蒙其害，因此排斥竞争。世界各国的社会道德伦理和宗教教义的最普遍的信条就是鼓励团结合作，反对竞争。
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发生竞争呢？你好我好大家好，和和气气的不是很好吗？我们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会提出更进一步的问题：争来争去，为什么呢？还会追根寻源：竞争是怎么来的呢？用数学言语，就是要确定竞争产生和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如果这些条件具备了，竞争就会产生和发展起来。
竞争在逻辑上的前提有二：
即可争之物和必争之人。
我们把竞争所要追求得到的东西，用法律术语来表达，叫做标的物。在司法竞争这个具体的竞争形式中，标的物就是指诉讼双方所要争夺的东西。我们将借用许多具体的竞争形式当中已经有了明确定义又是为大家所熟悉的术语，这样比较自己另外“生造”一些词汇，增加大家的记忆负担要好一些。但是，在使用时，要注意我们所指的并非某种具体的竞争形式，而是指一切类型的竞争所共同具有的东西。
要成为竞争标的物，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呢？
首先，竞争标的物必须具有能满足竞争者某种欲望的效用。没有用的东西当然没人想要。有什么用呢？能满足人们的某种欲望，这种欲望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我们想生活得好一点，就要消费多一点物质财富，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得到别人的友谊，重视，尊敬，关心，爱情。所有能给我们这一切的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竞争标的物。工人农民多生产，商人多赚钱，学生认真读书，争取好成绩，军人渴望杀敌立功，政治家希望名垂千古，流芳百世，小孩想父母疼爱，青年追求爱情，中年想建功立业，老年想益寿延年……，这里的产品，金钱，分数，军功，历史，家长的爱惜，异性意中人的爱情，雄心壮志的实现，健康的体魄，都可以满足人们不同的欲望。但是，能满足我们的某种欲望的东西不一定会引起我们相互之间发生竞争行为。例如，老年人想长寿，他只须自己小心身体，饮食起居有规律，符合卫生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运动，就可以满足长寿的欲望，不需跟任何人竞争。空气能满足我们求生的欲望，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用跟任何人竞争空气。因此，要成为竞争的标的物，还要满足更多的条件。除了有用外，要成为竞争标的物还必须有限。（相对竞争者的欲望而言，越稀缺则越有价值。）东西对于大家都有用，但是数量有限，你不去拿别人就拿完了。古代人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小人”唯利是图，君子则讲义字当先。但是，如果东西少得厉害，连谦谦君子也坐不稳当，要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了。这里补充一句：多与少是相对与需求而言，并不是指数量的绝对多少。人们常说：“万物生长靠太阳”，但是又有“后羿射日”的传说，是说人虽然需要太阳，但是有一个足矣，多了反而是祸害。我国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有好几万亿以上，但是大家都觉得国家穷，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努力发展生产，并没有“钱太多，不知怎么花才好！”之叹。不过仅仅是少，还不足以诱发竞争。有些东西少，但是人们也不必争夺。例如，人们常说：“大路朝天，你我各走一边。”有个笑话，说军阀韩复渠看见大群足球队员在球场上追逐一个足球，大惑不解，下令给每个球员发一个足球，“免得争了！”实际上，一场球赛，场内有一个足球就够了，球员们争的是进球破门，而不是足球本身归谁拥有。我们已经知道，可以共享的东西不会引起竞争，那么，反过来，竞争标的物的就要具有不可共享性。在原始社会，财产是部落成员共享的，因此人们对于财产并不展开竞争。私有制把财产的共享破坏了，创造了对于财产的竞争。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通过恢复人们对于财产的共享来消灭在这一方面的竞争。当然，共产主义的目的并不是一般地消灭竞争，而只是消灭那种被人们认为是弊大于利的得不偿失的竞争形式。东西好不好，客观上是一回事，人们自己怎么看又是另一回事。广东人吃蛇，吃老鼠，汉族人吃猪肉，中国人吃动物内脏……，但是，很多北方人不吃蛇、鼠，，西方人不喜欢吃内脏，回族人不吃猪肉……从营养科学的意义上讲，这些东西都可以吃，甚至连昆虫都可以吃，而且营养价值很高，但是人们出于各种原因就是有人爱，有人怕。因此，竞争的标的物，除了必须满足前面所说的客观标准之外，还要满足以下主观标准。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41
——竞争者对于竞争标的物的独占或多占欲。
仅仅有值得追求的东西，还不会引起追求。必须要有人有追求的欲望才行。这种欲望与我们在博物馆里欣赏陈列品的精神活动是不一样的，是一种独占或者多占的要求。一个女子看见另一个令大群青年男子仆伏在其石榴裙下的美女，也许羡慕，也许妒忌，因人而定，但是如果没有同性恋的心理，是不会加入求婚者的行列的，也就是说，她对于成为那位美人的丈夫的位置没有独占的欲望。日本的相扑大力士在国内享有殊荣，但是其他国家的男子对于与这种殊荣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大力士体态恐怕不易产生兴趣，如果现在把这个运动列入国际比赛，乐意为了这个冠军而奋斗的外国人可能会比较其它体育项目少得多。禁欲主义是传统社会用来排斥竞争的一种思想，产生于农业社会的宗教基本上都有这个内容。如果人人都做到清心寡欲，什么都不想要，自然就没有竞争，也不会受到没有正确有效地加以控制的竞争的副作用之害了。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曾经达到普遍的禁欲效果，因此也没有消灭竞争及其后果，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为什么？因为：
——竞争标的物的对于竞争者的重要性使得竞争者不愿意或不能够放弃争夺。
我国著名古典文学作品《警世通言》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说的是明朝万历年间，某布政司的儿子李甲赴京在国子监读书，是太学生。李甲是个风流才子，课余结识了京华名妓杜十娘，两人相亲相爱。杜十娘遂有心从良，脱离烟花风尘。因李公子父亲为了这事发怒，使李公子的财路断绝，杜十娘就自费赎身，跟李公子双双回家。不料途中遇到家资巨万的盐商子弟孙富，见十娘国色天香，遂有不轨之心。他假情假意与李公子交朋友，利用李公子惧怕父亲不接受他娶青楼女子为妻的顾虑，提出以千金买十娘的建议，李公子竟然答应了。杜十娘非常伤心，在两个龌龊男人成交的时候，她叫李甲看看她随身带着的大箱子，里面装着许多小箱子，箱箱都是珍宝，每个箱子都远不止千金。在岸上围观群众的惊呼声中，十娘一箱箱撒入江中。撒完以后，她对后悔不已的李甲说：“妾风尘数年，私有所积，本为终身之计。自遇郎君，山盟海誓。白首不渝。我本想以此财宝敬献父母，感动其心，乞望收留，未为难事。谁知郎君浅薄，中道见异，负妾一片真心。妾箱中有玉，恨郎眼内无珠，今众人各有耳目，共作证明，妾不负郎君，郎君自负妾矣！“围观群众无不叹息感慨。李公子羞愧难当，连连向十娘谢罪。十娘仰望苍天，叫道：“天地之大，竟不容十娘。我杜薇之真情，天地可鉴！“说罢抱起宝箱，投江自尽。最后，作者为两个龌龊小人安排了不得好死的结局：李甲疯癫终身，孙富惊吓成疾，不治而亡。 这个故事中的两个男人对于杜十娘都有独占的欲望，可以成为情场上的竞争对手。本来李公子是胜利者，已经赢得了这场竞争，但是后来又放弃了，不再是孙富的竞争对手。
推而广之，佛门弟子为了六根清静，彻底摆脱竞争带来的烦恼，干脆放弃结婚的念头，一心供奉佛祖。如果不然，儿女情长，怎么可能不卷入情场竞争的旋涡？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一度鼓励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利于政权的稳定，大家都与世无争，自然不会有人来与他争权夺利了。可是出家人多了以后，他们又发现生产打仗的人少了，甚至连传宗接代的人都难找。于是，又对于佛教的传播施加种种限制。
虽然我们常常称赞谦让的美德，但是几乎没有人是可以谦让一切的，总有些事情我们是要争一下的。就连出家人，可以不为自己争胜，总是要为了佛祖的真谛一争高下吧？看见一些电视采访队拍下的西藏喇嘛为了佛教的真意辩论得如火如荼的情景，我感到，他们脱离的只是我们凡夫俗子每天的竞争，但是又进入了他们自己圈子里的竞争，还是没有脱离竞争的纠缠。
实际上这个问题人们在实践中已经用自己的行为做出了解答：一个人无论信奉什么意识形态，不管他是认为“施比受更有福”，还是极端的自私自利，都不可能绝对地谦让施予，也不可能绝对地竞争夺取，总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香港同胞赚大陆同胞的钱，可谓天下无双，但是华东大水灾的捐款也是举世无匹。近来抓获的许多唯利是图的贪官污吏，不法商人，走私贩毒的黑社会团伙，可以算得上“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可是说他们“虎毒不食儿”，又是人人都不会怀疑的。尤其是一些犯错误的老干部，要他们顶着为了自己的晚年以权谋私的诱惑恐怕不是问题，可是事情一涉及到子女上学，就业，出国之类的“终身大事”，也顾不得“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告诫，把为之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理想、道德、情操出卖干净了。
经济学把物质分为ＦＲＥＥ ＧＯＯＤＳ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ＯＯＤＳ两类。所谓ＦＲＥＥ ＧＯＯＤＳ 指取用不竭的免费物品，如空气等。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ＯＯＤＳ 就是经济物品，相对人们的欲望而言数量有限，故人们不能纵欲尽享，只能有所节制，并为获得，占有它而努力。竞争的标的物也是这种意义上的经济物品，但不止限于物质财富，而包含成为人们欲望所求的一切物质的或精神的，自然的或社会的，例如名誉，地位，权力，爱情，尊敬，关心，实现理想等等。脍炙人口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表现了这一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欲望分为六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受尊重和有地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而物质财富能够满足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占有的这种有限性和排它性使得越稀少的资源越显得有价值，越成为人们不约而同地追求的对象。当许多人共同追求一个东西，并想占有它时，他们的意图就发生了冲突。在他们之间，就发生了努力击败对手的意图，而强行实现自己的意图的活动，这种活动就叫做竞争。竞争的最极端的形式是暴力冲突。但是最普遍的形式是和平的非暴力的竞争，例如升学、求职、婚姻爱情、购物等等人人都会经历的日常活动。不要一提出谋略问题就以为是政客军人的事，更不要把谋略与欺骗害人混为一谈。谋略的目的是有效地竞争，投入比较少的资源，收获比较多的成果，或者比较有把握地收获到自己想要收获的成果。为了了解竞争的目的，我们有必要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41
在这里，想谈谈关于幸福公式的看法。
西方有人提出衡量人们所得到的幸福量的公式：
幸福量 ＝ 占有量/占有欲
幸福量与占有量成正比，与占有欲成反比。世俗的人们通过增加占有量来增进幸福，而宗教却引导人们抑制进而减小分母，同样可以在心理上增加幸福感，所谓“知足者常乐”。“人往高处走”，可是，真的到了高处，又会感到“高处不胜寒”，还是一样多的烦恼，甚至更多的烦恼。国家元首和平民百姓，谁的烦恼更多一点？恐怕很难说清楚。以担任国家元首的著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为例，列宁没有子女，斯大林的妻子自尽，子女叛逆，毛泽东的子女十个只留下三人，前后娶的三个妻子牺牲一人，病一人，感情不和一人。就他们在革命事业上的成就而言，同时代无人可及项背，但是就个人幸福而言，只能说和大部分凡夫俗子类似：有得有失，不能十全十美。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牢骚理论ＧＲＵＭＢＬＥ ＴＨＥＯＲＹ 认为“需要的满足只能产生短暂的幸福，这种幸福又会趋于被另一种（希望是）更高级的不满所接替。人类想得到永久幸福的希望看来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他举一个例子：“今天，在我们的文化中，一般可以说年轻姑娘最常见的梦想，一种她自己看不透的梦想，是一位男人爱上了她，给了她一个家和一个孩子。在她的梦幻中，她会从此以后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但事实却是，一个人不管多么渴望有一个家，一个孩子，或者一个情人，她迟早也是会对这些福气感到厌烦的，会认为它们是理所应得的，会开始感到不安和不满，仿佛是缺了点什么，仿佛是还应该得到一些更多的东西。于是，她便经常向家庭，向孩子，向丈夫倾泄自己的怒气，认为它们全都是虚假的，或许甚至是一个陷阱，一种奴役。”
对于一般人来说，很遗憾的是，在幸福公式的分子和分母的变动关系当中，存在着“加速原理”。什么意思呢？分子和分母的变化是同一个方向的，在一定的区间内，分母的变动的速度比较分子的快。如果分子增加的速度上升，分母增加的速度更快，如果分子减少的速度加快，则分母减少的速度更快。这个原理作用的结果，往往使人们感到意外。社会急剧贫困化时，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很快就要发生动乱了，但是实际往往是社会贫困化程度加深时，穷人反而比较容易知足。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时，统治者以为老百姓这下该知足了，实际则不然，人们得陇望蜀，反而怨声载道。历史学家在研究欧洲封建社会的历史时，出乎意料地发现，欧洲历史上最可怕的黑死病流行的时候，社会比较稳定。当灾难过去，经济恢复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时，反而不安分了。英国的瓦特．泰勒起义，就发生在“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时候，严肃的历史研究都证明了从黑死病流行以来到那个时候为止，当时是古代英国的生活水平最高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联想到前些时候，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相反，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难岁月里，倒是听不到那么多怨言。人们常说：“吃饱了撑的！”不要不当回事，人类社会其实就是这样的。深圳市前些时候处理了一些犯经济罪行的领导干部，其中文件特别提及一位女干部，说她在以往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包括有多次“昏倒在工地上”的事迹。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却陷入了受贿的泥坑不能自拔。以前，她的分子很小的时候，分母更小，有“小私”的收入，却有“无私”的思想境界。现在，收入提前达到了“小康水平”，可是思想却提前进入了“按需分配”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时代，向人民索求无度，贪得无厌。现在我们周围发生的很多党风败坏的现象，当事人的思想变化大都带有这个特点。实际上不仅是这些人如此，整个社会亦如此。乱世多僧侣，盛世多贪官，这都是人们在思想上“超前”加速的结果。因此，正确处理好分子和分母的关系，不但对于社会的改造，而且对于我们自己思想的改造，甚至对于我们的幸福生活的珍惜，都是十分重要的。
在战略运筹当中，实力和企图之间的“加速原理”对于估计竞争对手的意图，把握自己阵营的思想动态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竞争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自己能否正确地保持清醒当然很重要，但是远远不够。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是说一个领导者被形势所迫，采取了本来知道是不理智的措施，埋下了日后失败的种子。俾斯麦首相在普法战争胜利之后，没有能够象普奥战争结束后那样，采取和平的方案，而是在军国主义者的压力下选择了割取阿尔萨斯－洛林的停战方案，从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下了祸根。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留学美国，知道日本的国力远远不能抗衡美国，但是后来还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亲手设计并且执行了偷袭珍珠港的计划，最后导致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军队占领的结局。我们今天有两件事情受到“加速原理”的影响：贪污腐败问题，沙文主义抬头的问题。当年设计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人穷怕了，没有想到刚刚有一点钱就惹出这么大的荒唐。开始以为只是科级以下的副职犯贪污受贿，没当回事，后来发展到政治局常委、省长都卷入了贪污的漩涡。其实中国现在达到的所谓“小康”水平生活，只是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的标准，是自封的。按照国际水平，中国依然没有脱贫，但是奢侈腐化的风气已经横扫当年蓬勃向上，意气风发的情操和境界，成为我们现在的头号敌人。中国自从八十年代奉行和平外交的战略以来，到２０００年都很顺利，相继收复了香港和澳门，但是轻举妄动的思想正在抬头。目前虽然只是民间的动向，但是正在对我国的国际战略产生深远的影响。邓小平在离开我们的前夕，留下了两个时间表：“五十年不变”和“一百年不动摇”，会不会变？“加速原理”是心理上最重要的致变原因，能够抵抗得住“加速原理”的诱惑，我们才能不变，才能不动摇。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42
4.什么情况下要光明正大，什么情况下可以在背后打黑枪？
什么话，“背后打黑枪”——还可以？什么情况下都应该光明正大，不应该在背后搞小动作，这难道不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原则吗？一般来说确实是这样，但是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完全应该是这样。有些情况下恰好应该相反：不应该光明正大，就是要背后打黑枪才好。不信？举个例子你看看：
伟大的抗日战争孕育了无数英雄豪杰，其中有一个少年英雄的故事足以告诉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打黑枪”不但可以，而且非常应该。抗日英雄王二小在鬼子要求带路去打八路军的时候，并没有向我们一向教导孩子的那样“不说假话”，而是说了“假话”——假装答应敌人的要求，把敌人带入八路军的埋伏圈，最后因为说了“假话”而被敌人残酷杀害，壮烈牺牲。王二小的英雄行为有什么不妥当吗？“撒谎”难道也有对的时候？王二小的英雄行为告诉我们：正是如此。这样一个教孩子“撒谎”的故事，长期作为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主要课文之一，看来注重孩子品德修养的教育界，普遍接受了王二小行为的正义性。
可以说，游击战的原则就是“背后打黑枪”。什么叫“游击”，就是打了就跑，如果你走大路，拿步枪当面打人家的坦克，跑得了吗？所以最好是趁敌人从坦克中探出脑袋来东张西望的时候在路边的草丛里从背后打黑枪，虽然有胜之不武之嫌，但是如果打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打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打的是美帝国主义侵略军，以弱胜强，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纠正一句俗话带来的偏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一直被认为是不正确的做法，实际上，手段是被目的决定的。如果目的是正义的，自然一切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都是正确的，不正确的手段是那些妨碍我们达到目的的做法。例如在抗日战争中的“速胜论”，主张对日本侵略军发动大规模的正规战，打“堂堂之阵”，表面上光明正大，实际上却是亡国之路，倒不如游击战的“打黑枪”这一类的手段更正确，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当中对“速胜论”有精辟的分析和批判。中国工农红军的战士干部们在早期也曾经用过一些意气用事的手法，例如活捉张辉瓒之后，红军的领导本来打算用他向他的家属交换一些部队急需的物资，谈判完成后，却不料一些同志先下手把他杀了并且把脑袋砍下来放在竹排上，顺流漂下赣江，说是“警告敌人”……因为此类做法会激发敌人的反抗，徒然增加我军的战斗伤亡，成熟之后的共产党和红军自然摒弃了这种做法，改成优待俘虏的政策。由此看来，凡是有利于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合适的手段，至于好坏与否，那就要看你的目的正义与否了。除了前面的王二小和游击战的故事之外，还有“叛国”、“通敌”也有正义的例子：有一次游击队在树林里发现了一辆满载弹药物资的日本军车，驾驶室里有一位已经死去的日本军人，他身旁留下的纸条是告诉游击队，他是一个日本共产党员，用这种方式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的行为，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看来，肯定是“叛国”、“通敌”了，但是一切反侵略的的人们都会认为他的行为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是国际主义的光辉典范。
既然竞争活动的性质是由它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决定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一项竞争活动的目的，以及它的目的最终实现的状况，判断该项竞争活动的性质，以及决定我们是否应该积极参加。
理想的竞争
有人得益，无人受害（连机会损失都没有）。在这里，我们引进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叫做机会成本。什么是机会成本呢？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所付出，可能是金钱，可能是精力，也可能是时间。由于我们所付出的东西通常都有限，因此不可能什么事都做，那么当你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就不能用做这个事的时间，金钱或者精力去做其它事情。我们常常把做这个事情的代价或成本认为是我们为了这个事情而付出的东西本身，例如时间，金钱和精力等。但是经济学却不这样看。经济学认为，归根结底你是要用这些资源干点什么，你把这些资源投入一件事当中，最终损失的是做别的事给你带来的好处。你花掉一元钱买肉，你就不能用它来买菜或买米。但是，一元钱能买的东西不可胜计，我们不能说你为了一元钱的肉付出的代价是一元钱的菜加上一元钱的米再加上……这样任何人都不可能买东西了，因为付出的代价等于无穷大。那么这个一元钱的肉的代价是什么呢？只能是一元钱的别的东西。是除了肉之外的一切东西中你最想买的那一件值一元钱的东西。如果你做一件事，你付出的代价是为了做这个事情而不能做的一切别的事情当中对你好处最大或者你最想做的那个事。这个想做而不能做的事你可以把它叫做机会成本，也可以叫做机会损失。在竞争当中，运动员们都想争取拿冠军，拿到的，机会成本等于亚军，他的所得大于机会成本，我们说他有“利润”。其他的实力相当的运动员只拿到亚军或以下，他们的机会成本都是冠军，都蒙受了“亏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任何竞争，都不可能做到没有机会成本，总是有人成功，有人不成功。因此，连机会损失也没有的竞争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存在的可能性的。什么叫理想，至少有一点你不得不承认：那就是不现实。理想指引你前进的方向，但是就像夸父逐日，在地上跑的人是不可能跑到天上的太阳里头去的。你只能在想象中进入你的理想，在现实中是没有机会达到的。不信？问问你自己，一辈子到底实现了几个可以称之为理想的事情？娶了或者嫁了你的梦中情人？考上了重点中学？获得了诺贝尔奖？中了六合彩头奖？……手刃你的仇人？！不过一旦理想成为现实，你可能会发现那恐怕是一场噩梦：梦中女神可能是真正的泼妇（白马王子原来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花花公子）……重点中学就像少年劳改营，繁重的功课，横眉立目的老师，苛刻的校规，冷嘲热讽的同学……奖金没有到手，打秋风的已经把你的财产扫荡了若干遍……，最后你会问自己：难道这些就是我苦苦追求的“理想”？！
因此，理想就让它停留在虚无飘渺之中好了，可以追求，但不用过分刻意追求，尤其不要走火入魔。有些西方人认为，历史上的重大灾难，往往都是理想主义者造成的，好像十字军东征、文化大革命之类，始作俑者开始都抱着自以为崇高伟大的理想发难，最终带来的都是苦难和幻灭。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42
现实生活中的“好的”竞争是积极的竞争。在这种竞争当中，有人得益，无人受害（有机会损失，无绝对损失），损益分配符合公平的原则（按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制订的原则）。什么是绝对损失呢？在这里，我们指竞争的结果使参加竞争的人的状况比较没有参加竞争前有绝对的恶化。举例说，一个运动员参加体育比赛前的身体素质比较一般人的平均水平要强，如果体育比赛的规则没有对他的安全有足够的保障，结果体育竞争的结果使他的身体素质下降到一般人的水平之下甚至伤残，这个就是他所蒙受的绝对损失。一个好的体育竞赛的规则的评定标准，应该是在允许运动员蒙受机会损失的同时，蒙受绝对损失的机会趋于０。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每一个都要付出比其他人要多的辛苦和努力，牺牲自己的休息合作其他事情的机会去训练，最后可能因为拿不到金牌而蒙受机会成本大于所得的“亏损”，但是身体素质绝对比较不参加训练和比赛要有所提高。像这种事情，我们可以说“重在参与”，不是说名次不重要，而是说即使拿不到希望的名次，参与本身也是值得的。
什么叫做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呢？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占有的某种东西越多，再多给我们这些东西给我们带来的效用就越来越少。比方说一个中学生从暑期工中赚到了一百元，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获得自己的劳动收入，这时的心情可能是他在若干年之后，每个月支取几千元工资时所无法比拟的。如果每个月有几千元收入时，可能多个一百元或者少个一百元他已经不在乎，甚至懒得去打听原因。１０元钱给一个打工妹，她可能可以解决了一天的吃饭问题，但是这些钱拿给一个“大款”，大概支付不了他饭后的水果盘。
市场经济在生产方面是高效率的，因为它使资源流向效率最高的地方，但是在分配方面却是低效率的，因为它使产品流向最不需要的人那里，而不顾非常需要的人嗷嗷待哺。因此市场经济按照经济学的原则来看，分配是缺乏效率的，不公平的。而平均主义在分配上确实是高效率的，但是牺牲了生产效率，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不能持久。
这里的公平原则，指的是在竞争中，各得其所，大家都得到了边际效用最大的东西。比如本世纪初登基的英国国王爱德华是个爱情至上的浪漫人物，但是命运之神却叫他治理国家，他不胜其烦。后来为了自己心爱的辛普森妇人放弃了王位，当了温莎公爵。而继位的乔治六世却对于治国很感兴趣，当上国王以后领导英国经历了历史上最严峻的考验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结果，爱美人的得到了美人，爱江山的得到了江山，对两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并不一定是大家得到了同样而且同量的东西才是公平。
比较积极的竞争略逊的是有益的竞争。在这种竞争里有人得益，有人受害（有机会损失，也有绝对损失，但得＞失。），损益分配符合公平的原则。仍然是运动员的例子，本来是大热门，可是骄傲自满，掉以轻心，被“黑马”击败，受到球迷的嘲讽。受到别人嘲讽是任何人都不希望的损害，但是可以给自己一个教训，帮助自己在以后的比赛中提高水平，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如果这位运动员正确对待球迷的嘲讽，也可以从中受益。
中国足球是受到体育爱好者非议和嘲讽最多的项目，很多教练员和运动员甚至为此丢了饭碗，当然心理上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不过从中国足球事业的总体来看，这些人身攻击和心理伤害最终形成了发展中国足球运动的强大压力，使足球事业成为中国获得支持最多的运动项目，也使有才华的足球运动员和教练员成为收入最丰厚的体育工作者。当然这些进步是建立在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而蒙受挫折的教练员和运动员的损失之上的。
较有益的竞争更次一点的是可以接受的竞争。在这个类型的竞争里，有人得益，有人受害（有机会损失，也有绝对损失，但得＞失。）且损益分配不符合公平的原则。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当中的竞争，就是属于这个类型。市场经济的生产效率到目前为止超过了以往的一切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但是它的弊端也很明显。一方面是经济活动中的弱肉强食，使小生产纷纷破产，与能者上同时发生的是低能者下的无情事实，而大多数人都是“低能者”，所谓“能者”在任何时候都是少数；另一方面它的分配制度是“劫贫济富”──在分配领域里是低效率的，与它在生产领域里的高效率恰成对比。８０年代末，北京大学一位教授到深圳教课，大受学生欢迎，学生请他吃饭，席间打开一瓶美酒。这位教授好奇地打听酒的价钱，学生不肯告诉他，只是一味敬酒，教授越发好奇，就向服务员打听。后来深有感触地说：“唉！原来我一个教授辛苦一个月都挣不来半瓶酒呵！”其实，这还不算什么，就是在大学里，一个在学术上很有造诣的文学教授，可能收入远远不及一个初出茅庐但是拥有技术专利的大学毕业生呢！像马克思、贝多芬这些人类的精神巨匠，可以说贫穷潦倒都是他们早逝的原因之一，但是他们创造的财富如果拿到拍卖行去，可以卖的多少钱？谁能说清楚？而他们确确实实“穷死了”！但是，我们在改革中还是要借助市场经济在生产领域里的高效率，同时，接受并在接受的同时改造其在分配领域里的低效率。秦始皇统一中国，仅长平一战就坑杀了４０万人，害人不可不谓荼毒，然而历史学家评论起来，仍然给予“功大于过”的评论。理由是，如果中国不统一，春秋战国的诸侯混战的局面持续下来，人民的苦难更甚于统一战争，而且世世代代持续下去。在外族入侵的时候，分裂的国家软弱无力，很可能保不住文明成果，象古代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印度一样，经历一段很长的文明中断。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42
更差的是得失相当的竞争，这个类型与可以接受的竞争的区别是得＝失。这个类型只是在理论上有意义，实际上很少有这么巧合的。
接下来的是消极的竞争，在这种类型的竞争里，有人得益，有人受害（有机会损失，也有绝对损失），但得＜失且损益分配符合公平的原则。案例有：现代的“劫富济贫”、“行侠仗义”──敲个体户的“竹杠”，向企业勒索各种名目的“赞助”。这些行为，理由上都是分配的效率，但是代价是生产的效率以及竞争的失控，更何况随着失控而来的，往往是连分配的效率也没有，只是便宜了那些为非作歹的坏人。因此，在改革的今天，我们如果能自觉地抵制这个类型的竞争要求，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在道德上最糟糕的是应该反对的竞争。这个类型的竞争行为一无是处，完全是少数人罔顾全社会的利益行事的结果，失＞得，且损益分配不符合公平的原则。例如以权谋私，贪官污吏，奥斯威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之类。
这里强调一点，就是个人标准服从社会标准的原则。竞争本身的动机是自私的，不是利他的，因此很容易导致个人主义，以个人利益为最高的和终极的标准，当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牺牲社会利益而坚持个人利益，这是在竞争活动中，消极结果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团体利益，或者说小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一样，会在竞争中带来同样的后果。在这个方面，应该追求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和谐统一，在发生矛盾的时候，必须做出妥协，追求整体的最大利益。既然是妥协，就不可能是单边有利的方案。东方人强调社会利益和集体利益，常常要求个人做出牺牲，但是很多时候个人的重大牺牲，换来的是集体和社会的微不足道的改善，这就不应该了。有很多报道，说某某杰出人物因为“工作需要”，妻子分娩、父母临终、儿子重病都可以“置之度外”，不愿请假，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多少“工作需要”可以超过那些个人或者家庭的头等大事，除非很多人的生命急等着你解救，否则还是去看看自己的亲人为好。
总的来说，判断一个竞争活动是否正义，是否具有积极作用，主要看它最终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如果利益大于损失，基本上就是积极的，反之，就是消极的。当然，历史上的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好判断。好像努尔哈赤和丰臣秀吉都对本民族的统一和崛起做出了伟大贡献，在这一步都获得了世人的肯定和赞扬，但是，当他们进攻明朝的时候，就得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努尔哈赤作为清朝的开国皇帝永垂史册，而丰臣秀吉却被当成侵略者留下万世骂名，其实他们的目的都是想入主中原，当中国皇帝，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差别是运气不同，努尔哈赤遇到的明朝已经腐朽透顶，而丰臣秀吉遇到的明朝尚可一战。努尔哈赤在进攻宁远被打伤之后，气死在兵营里，但是他的后人再接再厉，终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如果他死后后金内乱，被明朝所灭亡，努尔哈赤岂不成了“乱臣贼子”，在中国历史上默默无闻了吗？相反，丰臣秀吉如果能够如愿以偿攻下朝鲜，占领中国，“定都温州”的话，不但自己当了中国皇帝，而且连带着还把朝鲜和日本变成了中国的两个省……，假如这两个假定在历史上成立了之后，那么努尔哈赤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就要由丰臣秀吉来代替了，大家可能还要这样评价：“丰臣秀吉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把朝鲜和日本两个省并入中国版图的伟大皇帝……”或者“叛乱分子努尔哈赤的野心……”但是，丰臣秀吉的野心在中朝联军的打击下失败了，不但他的中国皇帝梦泡了汤，就连日本的将军梦也完蛋了，最后还落得给人家满门抄斩。这就是“以成败论英雄”的例子，并没有什么冤枉的：成功了，一切牺牲和损失都可以弥补回来，失败了，一切都付诸东流，所有的牺牲和损失都成了浪费。
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强调动机，强调“重在参与”，但是“成者王侯败者贼”的结果标准还是让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德国人有一句成语：“Ｅｎｄｅｓ Ｇｕｔ，Ａｌｌｅｓ Ｇｕｔ．”——“结果好，一切好。”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43
5.自由、爱情、生命，你追求什么？
伟大的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曾经给我们留下不朽名句：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这段诗歌告诉我们，人生并非只有一个目标；几个最主要的目标之间常常会有冲突，也就是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们不得不忍痛割爱，做出取舍。到底取什么？又舍什么呢？在具有充分可行性的时候，当然以效用作为衡量的标准，也就是说，哪个目标更有价值，对我们更有用，我们就优先选择哪个。在可行性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排除不可行的目标，然后才能在可行的目标当中选择效用大的目标。
可行性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满足环境的限制条件，然后要满足实力的限制条件。
坊间有一种说法：“孩子都是自己的好，老婆都是别人的好。”如果你不幸被这句话言中，那么应该恭喜你有个好孩子，但是奉劝你放弃已经成为别人老婆的“美人鱼”，抓稳自己老婆因为做家务而粗糙起来的“熊掌”。很显然，即使你本人具有充分的实力，无论是财也好，是才也好，都可以勾引别人的老婆，也不应该这么做，因为环境不允许，社会不能容忍这样的行为。你最好把你喜欢的这样的女人变成你的“女神”，既然是“神”，你作为人是不能招惹的，歌颂可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诗人但丁就是这样做的。但丁喜欢别人的老婆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但是他努力克制自己，把自己的偶像变成了女神，并且为他的“女神”留下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不朽杰作《神曲》。你可以好好学学他。
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实力的限制。看看比尔·盖茨吧，在个人方面，富甲天下，如果你有那么多财富，真是太棒了！不管是拿来行善积德还是留下自己享受都非常痛快；在对社会的贡献方面，在信息产业方面名垂千古，说不定以后人们会拿他当爱迪生崇拜呢！想不想试一试？听说可以开发一种生物计算机，一般地解解数学题，发个电子邮件什么的，灌碗米汤就够，玩三维动画游戏不够流畅？来喂它两勺牛奶！记得补钙，免得系统崩溃……喂！醒醒！电子学懂得多少？——正在学习三极管的工作原理，暂时搞不明白。——生物学懂了多少？——听说过生物还会放电，不知道是不是爱情的原因？——你多大了？——才八二，不是二八。八十二？！来不及了！这就是实力的限制。为什么提到年龄？因为实力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指标，而是会发生变化的，特别的是在和你的竞争对手的实力变化相比较中发生变化的。如果你今年１５岁，奋斗２０年，可能真的来得及发明生物计算机。但是如果你的竞争对手奋斗１０年就可以成功，你最好放弃，免得到时候侵犯了人家的知识产权。
当我们排除了不可行的目标之后，剩下的目标仍然太多，需要我们做进一步地分类和排列次序。
我们在竞争当中争夺的目标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本身就具有效用的目标，我们称之为价值目标。夺取这些目标，可以满足我们某些方面的欲望。例如裴多菲提到的生命、爱情、和自由，各自都可以满足诗人某些方面的欲望——生存的欲望、爱和被爱的欲望、独立自主自由自在的欲望。当然，对于这些目标而言，排序的标准也很简单：根据效用的大小进行排序。浪漫的诗人裴多菲的标准是：自由第一、爱情第二、生命第三。通常老百姓在实际生活当中的排序恰好相反：先活下来、再能够传宗接代、最后才考虑自由不自由的问题。因为老百姓显然觉得，生命是其他事情的前提，如果没有了生命，则爱情也就没有了依托和意义，自由自在对于死人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不可能有比死更大的“解脱”了。
这里我们实际上就带出了第二类目标：这一类目标本身的效用是为我们夺取价值目标创造条件或者提供条件，除此之外，这类目标所拥有的其他的效用是不被我们重视的。由于这一类目标通常不是竞争的终点，只是竞争的目标链上的一个环节，因此竞争者在夺取这一类目标之后，不会自动停止竞争行为。这种为了获得价值目标提供条件和前提的竞争目标，是由价值目标派生出来的，我们称之为“派生目标”。
当然，有的目标同时具备价值目标和派生目标的特点，例如前面提到的生命，本身就具有效用，但是又是其他效用得以实现的前提。效用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受，如果没有生命，也就无所谓心理活动，其他一切效用都无从谈起。
由于派生目标是价值目标的前提和条件，我们在制定战略的时候，应该优先考虑如何获得派生目标，而不是先考虑价值目标本身。如果我们直截了当地追求价值目标，由于条件不具备，反而会欲速则不达。例如裴多菲很重视的爱情目标怎样获得呢？如果一个年轻小伙子看上了一个姑娘，他可以直接向女孩子表示自己的爱意。女孩子可能接受也可能拒绝——这要看小伙子“配不配”。通常是“不配”，因为小伙子总是想追求最好的姑娘，也就是他自己“配不上”的那位，他“配得上”的还不爱追呢。怎么办呢？有些时候，死缠滥打地纠缠下去，也有可能使姑娘动心：“想不到爱一个人能够爱到这个份儿上，一个女人能够得到如此爱恋，也该知足了……”但是多数情况是令人反感，如果姑娘缺乏修养的话，还可能受到一番羞辱。怎么办？最好的做法是提高自己，使自己“配得上”姑娘。他可以去学习，让自己更有才华——才子和佳人是公认的“天仙配”；也可以去赚钱，听说原始社会的男性在追求异性的时候往往喜欢展露强壮的肌肉，暗示自己有本事“养得起”女人和孩子，有了钱，可以表现自己的本事，也有了实际的能力，可以让自己心爱的人过上富裕的生活；当然，也可以让自己名扬四海，实行“名牌战略”……总之，如果自己追求的女孩子觉得自己“配得上”她，不需要太费力去追求，“意思意思”就可以得到芳心了。
《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就是所有书中的女孩子都觉得是最“配得上”的小伙子，因此他基本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喜欢任何女孩子而不用担心被人拒绝，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几乎没有几个人有那么好的运气，因此爱情成了永恒的主题——得不到的东西才稀罕。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43
在战略上，没有必要隐瞒价值目标，但是通常需要隐瞒派生目标。怎么隐瞒？声东击西是一种示假隐真的方法，在东边咋咋呼呼，在西边动手动脚。还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也是类似的计谋，表面上大张旗鼓要走一条路，暗地里却悄悄走另外一条路。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开始担心项羽会进攻汉中，就把联系关中平原和汉中的栈道烧掉了。当东方的齐国开始叛乱反抗楚霸王的时候，刘邦在韩信的鼓舞下，决定进攻关中平原。但是楚霸王安排了章邯等三个秦国的降将镇守关中，此三人都是久历戎行的沙场宿将，不好对付。韩信表面上大张旗鼓地重修栈道，暗地里却选精兵强将从陈仓小道出击，偷袭敌军，很快突破敌人防御，占领关中平原的大部分地区。
前面的是派生目标的隐瞒。相对而言，派生目标比较多，选择的余地很大，因此比较容易隐瞒。价值目标就不同了，价值目标很明显，而且数量有限，不容易隐瞒，可是还真是有人成功地隐瞒了自己的价值目标。越王勾践就是难得的例子。一个被俘虏的亡国之君，自然而然的战略目标就是复辟自己的政权，恢复自己的国家，然后报仇雪恨。这在伍子胥看来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因此他千方百计要把越国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夫差开始也这么想，后来受到沽名钓誉的诱惑，想表现自己的仁慈大度，就留了勾践活口，给了勾践施展阴谋诡计的条件。勾践忍气吞声，曲意逢迎，讨好夫差，收买伯丕，甚至于尝夫差的粪便这样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终于骗取了夫差的信任，恢复了越国，最后灭亡吴国，逼死了夫差。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时也会隐瞒自己的价值目标。最常见的是自己的恋爱对象不想让别人知道，不过动机却比较简单，主要是怕丢人。恋爱是一种竞争活动，世界上不只你一个男人（或者女人），你所喜欢的对象有很多选择。你必须战胜所有的追求者，证明你是最佳人选。只有很少的人会公开宣布自己的恋爱对象，除了尊重恋爱对象本人的意愿之外，自己不想在万一被拒绝的情况下丢脸是最普遍的动机。
在企业战略的实践当中，淡化自己真实的价值目标——利润最大化——经常可以获得良好的市场营销效果。虽然一直有许多争议，但是学术界渐渐倾向于同意，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唯一的或者说根本的战略目标，是企业行动的动机所在。但是在实践当中，企业往往会强调自己本来并不应该承担的一些社会责任，特别是一些慈善事业，好像自己生来就是为了救济穷人似的。尽管不可能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普遍看法，但是还是可以博得好感，促进自己的生意。不过如果我们的政府官员对此信以为真，或者就以这些似是而非的目标来要求企业，那就本末倒置了。例如有时企业赞助地方建设，支持一些公益事业，实际上出于广告的动机，但是一些地方政府或者民间团体打蛇顺杆上，向企业摊派任务，这就不是了。企业对于社会的责任，最主要是通过获得利润体现出来的生产销售了适销对路的产品，并且已比较低的成本，从而以比较低的价格卖给了消费者。另外通过比较好的经济效益，使得生产要素的提供者，例如工人、股东等等获得了比较丰厚的报酬。公益事业不是企业的责任，企业在获得经济效益之后向政府纳税，政府从财政收入里面拨款发展公益事业——在经济学里，公益事业叫做公共物品，是政府的责任。如果政府不是鼓励企业发展，然后从税收里面获得自己的财政收入，而是要求企业直接向公益事业付款，这样做就是“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
一般来说，价值目标很难隐瞒，多数情况下也没有必要隐瞒。在企业管理的情况下，公开价值目标，可以使有关人士明确自己应该追求的东西，更加有利于协调很多人的行为。另外，公开强调价值目标，可以防止人们在追求派生目标是走火入魔，本末倒置。
相反，派生目标的隐瞒价值就比较大了。战略的对手是企图妨碍或者阻止我们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人，一般很容易判断出我们的价值目标——只要将心比心就够了，因为他（或者他们）也追求同样的目标。如果他能够阻止我们实现这个价值目标的条件——即阻止我们实现有关的派生目标，他的战略企图就会得以实现。派生目标并不止一个，而是像一棵大树一样：树干是价值目标，树枝是派生目标，树枝又有树枝……最后直到树叶。每一个层次都是下一个层次的条件，只要一个层次走不通，最终的价值目标就不可以实现。隐瞒自己的派生目标，使得对手防不胜防，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怎样隐瞒自己的战略目标？前面提到的“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说的是在只有两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假装选择其中一个，而实际上选择另一个的战略。在存在多种可能性的情况下，我们把这个思想加以推广，对手就更难以防范。孙子对此有经典表述：“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艺术。所以你能干的事情，却要表现出不能干的样子；想干的事情却要装作不想干；想去近的地方却让人以为要去远的地方；想去远的地方却让人以为要去近的地方；用利益诱惑敌人；如果敌人发生动乱，就趁机消灭他们；如果敌人力量雄厚严整，就要小心提防；如果敌人实力强大，就要避开他；如果敌人怒气冲冲，就要故意激怒他；如果敌人谦虚谨慎，就要设法使他骄傲自满；如果敌人休息良好，就要设法让他疲于奔命；如果敌人团结亲密，就要设法挑拨离间。攻击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由敌人想象不到的地方出击。这是军事家克敌制胜的法宝，不可以事先到处张扬。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49
让我们完整地看一下孙子的《虚实篇》：
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
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之所战者，寡矣。
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故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
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之地，不知战之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
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
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
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应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孙子说，凡是先到达作战地点等待敌人的，休息好，精力旺盛；而后来到作战地点的军队休息不好，体力和士气都逊色。因此，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能够让敌人听从自己的安排而自己不会受敌人的摆布。能够使敌人自己找上门来，是用利益引诱的结果；能够让敌人不敢来，是让他感到威胁的结果。因此，敌人休息好的，能够让他疲于奔命；供给充足的敌人能够断绝他的供应；坚守阵地的能够引诱他脱离阵地。出击的路线是敌人没有留意的，行动的目标是敌人像想不到的。行军千里而军队不至于过分疲劳，是因为军队从没有敌人的地区走过的缘故。所攻打的地方一定可以攻下，是因为所攻击的是敌人没法防守的地方。所防守的地方一定可以牢固守住，是因为敌人不会进攻这个地方。
因此，善于进攻的将领，敌人不知道应该防守什么地方。善于防守的将领，敌人不知道应该从哪里下手进攻。
微妙呀，微妙呀！我们的军队隐蔽的无影无踪！神奇呀，神奇呀！我们的军队隐蔽的无声无息！这样隐形，才能够把敌人的生死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军进攻而敌人无法防御，是因为攻击了敌人防御薄弱的地方；我军撤退的时候敌人追赶不上，那是因为跑得快，敌人无可奈何。所以我军要想与敌人交战，敌人就是躲藏在高高的堡垒和深深的堑壕之后，也不得不乖乖地出来应战，因为我军攻击的是敌人不得不救援的地方。我军不想和敌人交战，就算是在地上随便画个圆圈防守，敌人也不能和我军交战，因为我军防守的地方是敌人无法到达的地方。
所以让敌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我军无影无踪，敌人就会分散兵力，我军就可以集中兵力。敌人的兵力分散为十支，而我军兵力集中为一支，交战起来我军就可以用十倍的优势兵力打击敌人，这样我军就会在数量上占优势，敌人在数量上占劣势。我军之所以能够以多胜少，是因为我们所要对付的那支敌军在数量上比我军实施进攻的那支部队的兵力少。敌人不知道我军将要在哪里和他交战，不得不处处防备，到处部署兵力。敌人分散了他的军队，则我军在攻击敌人的地点只需要和少数军队交战。
所以，敌人集中防御前面，则他的后面就一定薄弱，集中防御后面，则前面就一定薄弱；所以防备左翼，右翼就一定空虚，防备右翼，左翼就一定空虚；到处防备，则到处兵力不足。兵力不足的军队是因为到处提防对手，兵力充足的军队是因为使对手提防自己。
所以，知道战斗的地点，知道战斗的时间，可以行军千里前去会战；不知道战斗的地点，不知道战斗的时间，则左翼不能援救右翼，右翼不能援救左翼，先锋无法救援后卫，后卫无法救援先锋，更何况在兵力部署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距离远的有几十里，近的也有好几里地那么远呢！
按照我的看法，越国的军队就是再多，对于胜负又有什么作用呢？
所以说，胜利是可以创造出来的。敌人的军队虽然众多，让他找不着要打的人就是了。
因此我们要与敌人斗智，以求了解其作战计划的得失；要佯动引诱敌人采取行动，这样知道敌人的行动对策；侦察敌人的阵地，知道什么地方有机可乘，什么地方是陷阱圈套；进行武力试探，打探敌人兵力部署的虚实。
进行军事情报斗争达到的最高境界是让敌人无法得到我们的军事情报，是他们觉得我军好像无影无踪一般；到了这种地步，就算敌人在我军内部有隐蔽很深的间谍也得不到真实的情报，就算敌人有很富于智慧的幕僚也无法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根据形势采取行动战胜了敌人的事实摆在大家面前，人们还莫名其妙。人们都知道我军打胜仗的情况，而不知道我军克敌制胜的究竟。所以打胜仗是不可以重复的，而应该根据形势采取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
军队的行动就应该像水一样，水的行动避开高地奔流而下；军队的行动，应该避开强大的敌人专拣弱小的敌人进攻。水根据地形决定自己的流向，军队根据敌情决定自己战胜敌人的战略战术。所以军队没有一成不变的作战方法，水没有固定不变的流向，能够根据敌情变化而获得胜利的人，那才算神通广大。所以五行相生相克，没有哪一个能够长盛不衰，春夏秋冬不断变化，没有哪一个季节是永恒的，日子有长短，月亮有园缺。
孙子这里有几重意思：
战争是兵力的较量。兵力的数量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能处处强大；
兵力的战斗力是可变的，因此不可能时时强大；
敌人的作战意图是可以改变的，如果受到利益引诱或者伤害威胁，敌人的作战意图就可以改变；
我们的作战意图也可以改变，应该经常变化，使得敌人无法捉摸。
与派生目标有关的内容包括隐蔽自己的派生目标，使得敌人不知道应该防范的地方，不知道应该进攻的地方，不得不处处提防，防不胜防，然后到处破绽，到处薄弱。
因此在确定战略行动的时候，应当选择能够同时威胁多个派生目标的方案，尽量避免明显的直取某个特定目标的行动；
如果内心已经确定了具体的派生目标，在行动上应该是对手感觉到别的目标受到了威胁，等到选定的目标已经无法防守或者无法进攻的时候，再让对手明白。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50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巴巴罗萨”计划在执行的初期，获得了战略性奇袭和战役性奇袭的双重效果：不列颠空战和南斯拉夫战役、希腊战役、克里特岛战役等等使得苏联错误地以为德国仍然以英国为主要战略目标，侵略苏联的战争应该在英国屈服之后，因此目前是苏联整军备战，将旧防线推进到新国界的大好时机；在战役目标方面，苏联红军最高统帅部估计，如果德国进攻苏联，最优先的战役目标应该是乌克兰，在夺取了乌克兰的战略经济资源之后，苏联的国防将受到严重破坏。但是，正如希特勒自己说的那样，“巴巴罗萨”计划在进攻英国的同时进攻苏联，使得包括苏联在内的全世界“大惊失色”；而主攻方向有三个，同时向列宁格勒、莫斯科、基辅推进，又是出乎苏联红军意料之外。德国军队的战略性奇袭的效果，使得强大的苏联红军在所有三个战略方向上都蒙受惨重损失；战役性奇袭的效果，使得苏联红军在西北方和西方方向上的战略防御几乎完全崩溃，只是在西南方这个原本以为是德国军队主攻目标的方向上保持勉强的招架。在斯摩棱斯克坦克大会战之后，苏联红军已经认定莫斯科市是德国军队的首选目标，可是希特勒却虚晃一枪，在莫斯科门口附近掉头南下，全部包围并且基本上歼灭了开战以来仍然保持完好的苏联西南方面军的８０万大军，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包围战役的纪录。
俄罗斯民族在军事历史上给人的印象是极端顽强，无论在坚守还是进攻方面都是如此，在静态的战争中特别能显示他们的优势。在机动战方面，德意志民族则技高一筹。德国陆空协同的闪电战则是当年机动战的登峰造极之作，苏联的统帅部和下级官兵都非常不适应，虽然红军在装备方面并不比敌人差，在军事学术方面也颇有建树。在坦克战方面，德国组建了坦克师和摩托化步兵师，苏联则组建了更大规模的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在作战方面，苏联红军也出现了２－３个机械化军甚至４个机械化军或坦克军集团反冲击的壮观场面，但是由于缺乏协同经验，士兵和下级军官不如德国军队有欧洲大战的经验，上级军官则缺乏主动精神，因此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惨败。但是苏联国力深厚远远超出世人想象，虽然在短短的几个月中连续蒙受惨败，被俘虏的官兵超过数百万，被摧毁和缴获的坦克过万辆，但是斯大林还是能够组织源源不断的后备军开上前线。从德国军队主攻方向上的西方方面军来看，其主力在白俄罗斯保卫战中被包围，受到歼灭性打击。后来斯大林很快调来后备兵力补充，加强，在斯摩棱斯克保卫战中实际战斗力反而加强了，不过也没有改变战败的命运。接着，希特勒发动“台风”战役，在维亚兹马防线再次合围歼灭了方面军主力，但是斯大林很快又恢复了这个方面军，并且在莫斯科城下挫败了德国军队。西方方面军蒙受的这连续三次惨败的惨重损失如下：在白俄罗斯被俘虏近３３万人，３，３００多辆坦克，１，８００多门大炮；在斯摩棱斯克战役，被俘近３０万人，３，０００多辆坦克，３，０００多门大炮；在“台风”战役当中，被俘６６万人，１，２００多辆坦克，５，４００多门大炮。西方方面军在这三次惨败中合计被俘人员超过１２０万，坦克７，０００多辆，大炮上万门，时间不超过４个月。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军的情况，在西南方面军，蒙受了两次惨败，第一次在五一城、乌曼一带被合围２个集团军，共７个军，１５个步兵师，５个装甲师，１０多万人被俘；后来在基辅战役中更是全军覆没，被俘６６·５万人，３，０００多门大炮，８８０多辆坦克，方面军司令和许多高级将领阵亡。加上北方方面军的溃败和其他比较小规模的战役和战斗的损失，苏联红军几乎达到每个月折兵１００万，坦克２，０００辆和大炮２，０００门的水平，可以说当时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象苏联那样在经历了那样惨重的牺牲之后仍然屹立不倒。真是国如其主，人如其名，苏联外表可能象“纸房子”，可是里头确实是“钢结构”，就象斯大林的名字——“钢”——一样坚强牢固，希特勒可以把他的筋肉一条条，一块块撕下来，但是却无法动摇他的钢铁骨架！
后来许多德国将领叹息，当年如果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之后直扑莫斯科，而置苏联的西南方面军于不顾就好了。在攻占苏联的主要政治、军事、工业、交通、文化中心莫斯科之后，苏联可能就招架不住了。但是笔者看来未必，在军事上，拥有８０万以上雄兵的西南方面军不可能坐视莫斯科危难，肯定会从侧后威胁德军进攻兵团，从而使攻克莫斯科很可能成为假设，苏联元帅朱可夫从军事角度肯定希特勒在当时的情况下选择歼灭南方方面军是正确的，他在《回忆与思考》一书当中这样写道：“我同总参作战部长Ｂ．Ｍ．兹洛宾将军、他的副手Ａ．Ｍ．华西列夫斯基将军以及其他负责人一起讨论了当时前线的形势以后，得出了一个总结论，认为敌人未必敢冒险在近期内进攻莫斯科。敌人没有做好这一进攻战役的准备，因为他们没有具备足够数量和质量的突击兵力。
“此外，敌‘中央’集团军群两翼所处的危险的战役态势也不能不影响战事进程。因为敌军占领的地区形成一条长长的斜线，从叶利尼亚一直延伸到罗加乔夫和日洛宾，而这正是我新近组建的中央方面军部署的地带。诚然，如前所述，该方面军还比较薄弱，总共只有２个集团军（第１３和２１集团军），但是，它的南翼与防守基辅及其接近地的西南方面军相比邻。
“我中央方面军因处于对‘中央’集团军群威胁甚大的这种态势，所以可用来对该敌集团的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
“敌人在基辅以南多处进逼第聂伯河，但暂时未能渡过该河。敌人主要集团正力图占领克列缅丘格地区。
“我们认真地研究了敌人在该地段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方案，得出了我们认为唯一正确的结论，即：希特勒当局看来不能也不敢置‘中央’集团军群的危险地段右翼于不顾，他们将力图在短期内消灭我中央方面军。
“如果敌人得逞，他们就会进至我西南方面军的翼侧和后方，粉碎该方面军，然后占领基辅，取得在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地区作战的主动权。因此，敌人只有在消除西南方向对其中央集团翼侧的威胁之后，才可能开始对莫斯科进攻”。
朱可夫为了向斯大林论证他的观点，丢了总参谋长的官。后来战局的发展证明朱可夫是正确的。
在其他方面，拿破仑不是曾经掏出过俄罗斯的“心脏”吗？但是后来还不是乖乖地放回去，以战败收场？从各方面来看，歼灭西南方面军近８０万人的效果并不比攻克莫斯科而没有消灭这８０万大军差。因为就工业来看，乌克兰及伏尔加河下游是苏联的主要工业区，高加索和乌克兰是苏联的主要能源基地，从农业方面，乌克兰还是苏联的粮仓。歼灭西南方面军虽然没有夺取高加索油田，但是整个乌克兰的工农业包括煤炭电力等能源都落入德国之手，这比夺取政治、交通中心莫斯科的意义并不差。既然这样都不能使苏联屈服，很难想象仅仅是莫斯科失守就会使斯大林屈服。毕竟库图佐夫的战略对于斯大林和苏联人民都并不生疏，他们接受莫斯科失守应该比他们的祖先更加容易。
德国将领们的这些议论，当然反映了西方军事思想的局限，包括著名的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在这个问题上他竟然没有施展他的“间接路线战略”的独到见解，反而附和了德国的败军之将们的意见。
中华军事文明就包含了这个战略问题的解。成吉思汗在进攻西夏和金国的时候曾经遇到了和拿破仑、希特勒在俄国遇到的同样的难题，但是他求出了难题的最优解，因此才有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武功。蒙古骑兵在越过居庸关后，发现金国把重兵囤积在大城市当中，不与蒙古骑兵在野战争锋。成吉思汗果断地把大军撤回，用于其他战场，留下木华梨经略中原。木华梨采取避开大城市，专门攻取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的战略，可以说和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妙。几年之后，金国山河面目全非，大城市陷入饥谨，象熟透的水果一样落入蒙古人怀中。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51
德国军队以机动见长，攻坚和固守都比不上苏联人，就像蒙古军队对金国和南宋军队的优势和劣势比较一样，因此“台风”计划第二阶段直取莫斯科是舍己所长，用己所短，犯了战略大忌。当时，苏联红军各地“勤王”之师正急匆匆赶到莫斯科，进攻莫斯科本身又不可避免的要打巷战，这都是德国装甲兵团所应该避免的。考虑到冬天即将来临，如果不打莫斯科而北上攻打列宁格勒，或者切断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之间的交通在气候方面也不合适。比较可取的是一方面佯攻莫斯科，继续吸引红军向莫斯科集中，同时，主力调头向土拉或者土拉东南方向进攻，经过坦博夫－萨拉托夫铁路线，趁虚直冲伏尔加河下游，渡过伏尔加河以后，再从东面包抄斯大林格勒，在寒冷的冬天里解决相对比较暖和的顿河和伏尔加河下游和高加索地区的战事。获得丰富的高加索石油资源，并且切断苏联从伊朗获得英美援助的路线，在战略上达到和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呼应的效果。在德国军队控制黑海沿岸的条件下，德国军队可以获得一条经过黑海——顿河的水上交通线，支援德军由南向北的进攻，在当时德军由西向东的主要交通线受到几十万游击队袭扰的情况下，水上交通比较安全，而且运输效率也比较高。
估计在大军南下的开始阶段，斯大林的反应是担心德国从南面迂回莫斯科以及莫斯科以东的战略后方，肯定开始加强莫斯科的南翼防线。等到德国主力前锋远离莫斯科之后才回过味儿来，这时，他可以有三种选择：从莫斯科向斯摩棱斯克方向反攻，使战线远离莫斯科；从莫斯科向土拉方向反攻，攻击德国主力部队的后方，牵制其向南方的攻势；最后是急忙加强南方战线。估计他会依次按这三个方向反攻，在莫斯科附近的德国军队可以按机动防御逐次后撤，大量歼灭苏联红军有生力量，保障南方战役的成功，使战线保持在维亚兹马－土拉附近，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守住斯摩棱斯克－布良斯克－奥廖尔－耶列次－坦博夫一线。从后来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经过来看，苏联红军当时的兵力尚不足以突破到斯摩棱斯克附近，但是可能有能力切断维亚兹马－土拉铁路。
希特勒在整个侵苏战争期间，一直动摇于“木华梨战略”和“伯劳希契战略”之间，“巴巴罗萨计划”就反映了这种矛盾。但是希特勒本人是比较倾向于“木华梨战略”的，而德国的参谋本部却坚持克劳塞维茨的决战战略，这使得仅仅凭借直觉和天分决策而没有受过系统军事训练的希特勒对于自己比较喜欢的“木华梨战略”丧失信心，不敢过分坚持。“巴巴罗萨计划”的基础是“木华梨战略”，它计划开始以西方方面军为主攻目标，待将其重创之后，分头攻击乌克兰和列宁格勒，破坏苏联国力基础，最后再由南北两个方向向莫斯科作战略大迂回。实行的结果，苏联红军后劲比预期的充足，屡败屡战，原计划的向南北分头攻击变成集中力量向南攻击，最后由西方正面攻击莫斯科。这“最后”一步棋是导致全局形势逆转的“臭手”。因此德国军队在南方得手后，回到西方进行“台风”战役第一阶段，到此为止都还可以。苏联红军当时正在把战略预备队调往南方，重建西南方面军，德国军队转向进攻西方方面军，着实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但是“台风”战役的第一阶段只是“虚晃一枪”，声东击西，最后还是回到南方战线，如果不是临近冬天，则向北切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间也可以，此乃“木华梨战略”的正解。
第二年夏天，德国军队进攻斯大林格勒战役本身是回到了“木华梨战略”，放弃进攻莫斯科，转向伏尔加河下游，企图切断高加索和里海到苏联腹地的交通，使强大的苏联红军装甲部队和苏联工业失去石油供应，失去经过伊朗获得的外国援助。斯大林和苏联最高统帅部仍然沉湎于莫斯科会战之中，准备再次与德国军队决战，没有料到敌人突然转变战略方向，因此在战役初期苏联红军措手不及，蒙受惨败。但是深受克劳塞维茨熏陶的德国军队没有能够坚持实行正确战略转变，后来进入斯大林格勒巷战，结果和进攻莫斯科一样失策。如果不能从行进间夺取大城市，则应该进行战略迂回，象夺取基辅那样进行深远包围。例如，由沃罗涅日向萨拉托夫进攻，包围顿河北岸的大批苏联红军的后方。在完成深远包围之后，如果苏联红军一味死守，结果和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不会有什么差别，甚至还会因为无路可退而全军覆没。即使德国军队对大城市围而不攻，在战略上都会收到良好效果。列宁格勒是很典型的例子，人们虽然看到该城悲壮的保卫战，但是没有注意到这座英雄城市在被围困期间所吸引和消费掉的资源。可以说苏联红军在保卫列宁格勒时在战略上非常被动，弃之不忍，守之不值，几十万军民饿死冻死的代价牵制的敌军还不如苏联红军自己被敌人牵制的兵力多。
在整个苏德战争期间，自己的战略目标一旦被对手识破，则往往不能实现，甚至蒙受惨重损失。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都是明显的例子。从苏联方面，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不断企图从北翼迂回德国南方集团军群，由于被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曼斯泰因识破了战役企图，每次进攻都没有达到歼灭敌人重兵集团的目的，反而在哈尔科夫受到敌人反攻，蒙受重创。
军事上如此，商业活动也如此。如果你的战略目标很明显可以盈利的，别人为什么不会加入到竞争者的行列中去呢？成功的企业往往都是在开始的时候，干一些别人以为不能赚钱的事情。例如微软公司开发软件、康柏克生产廉价ＰＣ、网景公司生产浏览器等等。等到人人都知道你的战略意图的时候，人山人海蜂拥而上，最后就算是“网络概念”之类的高科技产业，也可能变成巨大的商业泡沫。
选择战略目标，首先进行价值排队，按照价值的大小进行取舍。当然所谓大小实际上指的是眼前的判断：饿得厉害，觉得吃饭最有价值，“确实是民以食为天！”渴得厉害，觉得还是水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东西，科学家去火星找水太对了！由于战略的视野是广阔的，我们必须能够预见比较长远的事情，包括自己的追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会怎样变化。
其次是进行可行性排队，达到的机会大小。这里也要注意可行性的变化，现在认为是不可行的，将来未必。随着实力的变化，环境的变化，对手的变化，不可能的事情将来会变成可能，我们也要把它列入自己的战略运筹之中。
最后，在综合考虑价值和可行性的基础之上，我们设计出自己的目标体系以及由一个目标集合转向下一个目标集合的路线。这样，战略方向就可以确定下来了。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51
6.什么情况下两点之间直线的距离反而比曲线长？
当我们确定了战略目标，包括价值目标和通向价值目标的一系列派生目标之后，从离我们最近的派生目标到终点的价值目标之间，形成了从一个目标走向另一个目标的路线，好象城市里的公共汽车路线一样，把我们从最开始的车站带到目的地车站，这就是战略路线。我们应该按照什么原则来确定战略路线呢？
在几何学上有一个基本原理：两点之间距离最短的是一条直线。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普遍真理，但也不尽然。在战略上，几乎恰恰相反：从起点到目标这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往往不是直线，而是曲线。我们中国人把这种现象叫做“欲速则不达”。西方人公认的２０世纪最杰出的战略理论家英国人利德尔·哈特上尉有鉴于此，把自己的战略理论称为“间接路线战略”。他认为在战略上按照一般的常识直截了当地行动，往往不能达到目的，反而要付出沉重代价，通过迂回绕道的方法，可能更快达到目标。什么道理呢？
首先，战略上的直线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指几何意义上的直线，而是指一般人通常认为应该的做法。既然战略是解决人与人的竞争问题的，肯定要考虑竞争对手的对策，如果你选择的战略是对手可以预料得到的战略，对手必定会针对你的战略采取相应的对策，结果你直截了当地冲上去，正好陷入对方预先布置好的陷阱和埋伏圈之中，即使冲杀出来，也必定伤痕累累，得不偿失。西方人公认的“战略之父”是古代迦太基共和国的名将汉尼拔，据说他行军时经常问向导的一句话是：“有没有走不通的路？”然后他就带军队经过敌人都认为无法通行的道路前进，突然出现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把敌人打个措手不及。但是他的弟弟哈斯多路巴却没有哥哥的战略头脑，在他哥哥孤军在意大利苦斗十多年之后，他率领援军由今天的西班牙经过法国南部进入意大利增援。他哥哥是著名的战将，以少胜多的能手，但是当时的兵力实在太少，以至于如果能够得到哈斯多路巴的援军，很可能可以给与他周旋了十几年的罗马人以决定性的打击，因此哈斯多路巴统帅的援军是决定地中海世界从今往后５００年霸权命运的关键。到达意大利北部之后，他派人捎信穿越敌占区给在意大利南部活动的哥哥汉尼拔。这封信在半路被敌人截获，敌人根据信中的内容在半路伏击他的军队并且全部歼灭，他的脑袋被罗马人砍下来抛到汉尼拔的军营里……迦太基和罗马这两个古代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奴隶制共和国的生死存亡就这样决定了。仔细想一想，古代的通讯条件很差，因此罗马人截获的信件里不可能有准确的行军路线和时间表，只能依靠估计，问题在于哈斯多路巴没有养成他哥哥的习惯，经常问“哪条路走不通？”而是选择了敌人认为他最有可能走的路线和时间表，当然失败是肯定的。
竞争，首先是智慧的竞争，是谋略的较量，你的对手时时刻刻在揣摩你的心思，寻求置你于死地的方法，因此，不要让对手轻易地知道你的战略，为此，就应该曲折一点，弯子多一点，让他想不到，让他知道了也想不明白。孙子要求我们达到“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的境界，就是这个道理。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有一位名将“石壁”杰克逊，据说指挥战争时，就达到这种境界，屡挫强敌。他留下来的传世名言是：“如果我能瞒过自己人，我就肯定能瞒过敌人。”但是他的作战意图，连下级和上司都难以理解，因此不能充分合作，大力支持。后来南方战败，军事历史学家在多年潜心研究之后终于理解了他的作战方案，如果当年他的上司采纳了他的意见，很有可能打下北方的首都华盛顿。不过，这也算是美国人民的运气吧，如果真的那样的话，今天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就不只是一个国家，至少有两个甚至更多的国家，美国会不会有今天那么富强呢？富裕可能相当，但是强大就未必了。
第二，竞争是实力的较量，是力量的竞赛。既然是比力气，一怕对手太强，二怕对手太多。如果你选择的战略是人人都看到，人人都选择的战略，必然会造成“堵车”的局面。这么多对手，这么多强大的对手，你怎么斗得过？即使苦战过关，代价一定不小，当然不可能是高效率的战略决策。当今之世，商业上的战略高手，非比尔·盖茨莫属[10] 。他的起家战略可以总结为在热门的行业里选择一个冷门的角落下手。当年的信息产业刚刚兴起，人们像以往的工业一样把注意力集中在主机硬件上，软件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不赚钱的部分。那个时候电脑很贵，只有专家才能使用，而专家通常都会自己编写电脑软件，因此比尔·盖茨最早的软件叫价不到１００美元，而主机的价格动辄几十万。因此电脑巨人ＩＢＭ才会把如此前程无限的软件生意包给他这样一个毛头小伙子做，如果早知道比尔·盖茨会发达成今天这个样子，ＩＢＭ一定会在软件开发方面投入巨资，并且把它作为自己的主营业务，不让他人分享。正因为ＩＢＭ这类的电脑巨人没有想到软件以后有超过硬件的一天，所以比尔·盖茨在自己事业的早期才会顺利成长起来。他认准了电脑迟早会进入寻常百姓家，而普通人很少懂得电脑编程，因此软件一定可以大有可为。坚持不懈的结果，获得了今日的辉煌成就。与比尔·盖茨同样出名的是苹果公司的乔布斯，他是“软硬兼施”的好手，在软件和硬件方面都是一流的高手，他在电脑业是以独特创意闻名于世的：硬件的鼠标、ＩＭＡＣ电脑，操作系统软件的图形界面，都是电脑业的划时代的创意经典。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51
([10]比尔·盖茨的商业战略大概包含了以下几个要点：
出其不意。在热门的行业里选择冷门的产品下手；
后人发，先人至。开始不赚钱，后来赚大钱。开始争夺ＩＢＭ的ＤＯＳ系统时出价就是最低的，后来成为工业标准，薄利多销。攻击网景公司，白送ＩＥ浏览器，如果不是惹上官司，确实是一步好棋——占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这个时代的商业战略制高点；
乌龟挂靠兔子。开始起步时，挂靠在强者身上，让跑得快的带着自己跑，等到羽翼丰满之后再另立山头。
全胜战略。做什么都要成为行业标准，行业霸主，不满足于小打小闹。首先攻下ＰＣ软件通用平台ＤＯＳ和Ｗｉｎｄｏｗｓ，然后挑战服务器主机的软件平台，开发Ｗｉｎｄｏｗｓ ＮＴ，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把ＰＣ平台和服务器平台整合起来，这就是Ｗｉｎｄｏｗｓ ２０００战略。在牢牢吃定操作平台的基础上，利用顾客对于兼容性的追求，进入各个领域：办公领域的Ｏｆｆｉｃｅ套件，移动计算的Ｗｉｎｄｏｗｓ ＣＥ，家用电器的“维纳斯计划”，娱乐领域的多媒体和游戏……
集中优势，各个击破。比尔·盖茨野心很大，但是每次他只攻击一个对手，同时在为攻击其他对手创造条件。在攻击新对手的时候，他牢牢把握ＰＣ操作系统的主导权不放——这是他的商业根据地。在攻击的时候，选择的是脚跟没有站稳的暴发户和焦头烂额的老大帝国，前一个类型就是网景公司，后一个类型就是ＩＢＭ。攻击网景公司的时候，网景公司刚刚成功，基础还不稳固。攻击ＩＢＭ的时候，ＩＢＭ正在陷入历时１３年的反垄断官司的苦战当中。
其他美国商人的战略手段。例如资产运营，广告促销等等，因为不是他的战略特色，所以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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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代的人们，在深山老林里游荡，周围不时传来野兽的嚎叫和阵阵阴风，人们不由自主地挤在一起，互相扶持，守望相助。当情况不明的时候，跟着大队走，这是我们从远古的祖先流传下来的生存本能。但是在商业社会里，这个本能却会误导我们，让我们在商业活动当中蒙受挫折。根据供求规律，供应商的数量越多，供应量越大，则市场价格就越低，其实是大家都熟悉的道理。如果什么商业机会被很多人看好，这种商业机会很快就会变成一个陷阱，威胁很多企业的生存。因此在商业竞争当中，精明的企业家应该让自己从远古的本能当中解放出来，寻找别人看不到的商业机会，而不要跟着别人走，尤其不要跟着大队走。应该永远追求另辟蹊径，独树一帜。
第三，“磨刀不误砍柴功”，条件是达到目标的前提，只要条件具备，目标的实现就比较简单了。我们的祖先肚子饿了，动手爬上树就摘果子吃，结果还免不了常常忍饥挨饿。现在我们不着急上树，而是先制造工具，然后耕作，收获之后慢慢享用，从起点“想吃”到“吃到嘴”这个目标之间，绕了一个大弯，结果现在的粮食多到让人经常发愁的是营养过剩，不由得怀念起老祖宗的“苗条”身段来了。在自然经济的年代，人们都是直接为自己生产，结果人人都过着匮乏的生活。到了商品经济时代，人人都是直接为别人生产，间接为自己生产，结果自己却可以过上比自然经济要富足的多的生活。有句成语叫“临渊羡鱼”，看着水潭里悠游自在的鱼儿，喉咙里恨不能伸出手来，怎么办？结论是你应该“退而结网”，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伸手抓鱼呢？因为网比手在抓鱼方面的效率高嘛。
第四……，还有第四吗？我不知道，你呢？
既然我们知道应该选择曲线，但是并不是条条曲线都代表正确战略，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分析。所谓曲线，是相对直线而言，所谓直线是指多数人的看法，大家都觉得他们自己应该如此，或者估计你应该如此。这样说来，曲线就是人们认为你不会做的事情或者你不该做的事情。在所有你不能做和不该做的事情当中，有很多是确实不能做和不该做的，你如果选择了这样的曲线，结果只能带来灾难。但是，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在应该与不应该之间，经常存在一些灰色地带，这些地带看似不可能实际上可能，看似不应该实际上应该，因为人们在评估一个方案的时候，经常根据对于情况了解的限度，预先给出一定的保险系数，这样就很容易把灰色地带的可行性排除在考虑之外。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为了防止德国复仇，从瑞士边境开始，沿德国和法国边境构筑了坚固的马其诺防线，一直延伸到法国和卢森堡边境。再过去就是法国和比利时边境，比利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法国的盟国，现在仿效瑞士实行中立，并且在比利时和德国边境上，构筑有坚固的要塞体系和防线。因此，法国人就没有继续延伸马其诺防线到英吉利海峡。法国人估计，德国人最有可能进攻的地点是马其诺防线的东北端，当年普法战争时候，普鲁士军队就是从这个方向攻入法国的；其次可能进攻的地方就是中立国比利时和荷兰。马其诺防线的西端有中立国卢森堡掩护，同时又有难以通行的阿登山林区掩护，应该没有问题。英法联军的作战计划时等待德国进攻荷兰、比利时的时候，以主力进入荷兰、比利时于德国军队决战，然后在优势海军的配合下，沿德国北部海滨地区攻击德国本土。可是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突破法国的马其诺防线，突破口恰恰选择在坦克通行困难的阿登山林区，实际上这个地区经过工兵的清理之后，很快就可以通行。法国以为条条大路通巴黎，哪条大路不好走？德国人没什么理由非要选择没有大路的阿登山区作为战役突破口，因此在他们的战役应变方案当中，没有考虑德军在阿登山林区突破的可能性。等到德军一旦突破，法国人乱了手脚，随手抓到的部队零星投入堵口，结果被蜂拥而至的敌人各个击破，进入比利时的盟军主力陷入重围，大部分被歼灭，部分从敦刻尔克逃走，最后全局尽没，法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红军在收复白俄罗斯的战役当中，也曾经把坦克部队投入“不可能”通过的普里皮亚特沼泽地，突然出现在德军意想不到的地方，获得了突出的战果。如果这两个战役中，德国和苏联的统帅打算先把军队送到月球上去，然后再跳下来，虽然出乎意料，可是在那时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翻山越岭过沼泽这种事情对于军队来说，虽然有不少困难，毕竟还是可能的事。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52
另外，曲线的短和直线的长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如此，而是会在竞争的过程中发生不断转化的。本来，可能直线确实是短，正因为大家都看到它短，所以大家都想取捷径而选择了自己意味的直线战略，但是人多路窄，直线道路很快就水泄不通了，这时短就变成了长。而曲线道路则相反，正因为大家都以为它长，不可取，所以走的人很少，当人们拥挤在直线道路上的时候，曲线道路就成了康庄大道，变成了捷径了。直路如果拥挤还不如弯路通畅来得快，会开车的朋友一定深有体会。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界曾经出现的“一窝蜂”现象就是这样的情况。开始有少数企业发现了一些冷僻的“死角”当中蕴含的商机，抓住了加以开发，获得了成功，其他的企业也随之而来。当大家的产品一同上市的时候，惨烈的价格战迅速展开，经过几轮“大出血”、“跳楼价”之后，商场上惨不忍睹：到处是“缺胳膊断腿”的，奄奄一息的商人，那里还有几个躲在床底下——逃债嘛。这就是直路变弯路的例子，在金融风暴过后，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类现象。
最后，战略和战术的区别在于，战术是短期行为，短期内竞争双方的实力的质量和数量都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影响竞争的各种环境要素也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人们在计划战术行动的时候，可以在基本静态的模式中思维，但是战略指导全局和长期的竞争活动，双方的实力，实力的各个要素，实力的质量和数量，环境的诸因素都在发生变化，因此，短期内的直线在长期当中可能变成曲线，曲线也可能变成直线。这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道理。这里的“东风”，可能是环境自然发展的结果，也可能是人为努力的结果。诸葛亮的东风是自然的结果，作为竞争者来说，只能耐心等待。在奠边府战役的初期，越南军队曾经穿过深山老林“直取”敌人要塞，由于没有大炮支援，伤亡惨重，败退下来。后来根据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建议，越南军队清理奠边府周围的丛林，开辟大炮的通路，终于在大炮的支援下，攻克了法国人精心构筑的要塞。这是人为努力的结果，需要努力＋耐心。一旦条件具备，原来的曲线就会变成直线，而一旦条件改变，原来的直线也会变成曲线。人们习惯于根据眼前的事情来静态地预测将来，根据局部的情况估计全局，这样，就产生了战略思维上的“盲区”，正好给高明的战略家加以利用。
朱元璋打天下，请朱升出主意。朱升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当时在长江下游平原地带，诸侯纷起，战乱频繁，当务之急是生存。在战乱的平原地带要想生存下来，在古代的条件下，只有高筑墙，建立城市防御工事。城市的防御建立起来之后，工商业才能正常发展，这样，税收就有了来源。依托城市，周围的农村也可以控制起来，农村的治安恢复了，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保障，平原地带粮食生产的优势就可以发挥出来，农民安居乐业，粮食积累多，兵源就有保障。在甲兵强盛，深沟高垒完备之前，不要急于称王称帝，免得招惹诸侯的攻击。在政治上保持低姿态，就象打仗的时候匍匐前进一样，不容易挨枪子儿。
毛泽东在他的晚年借鉴了朱升的意见，把我们国家的战略改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总体国策还是这个战略的延伸，是它的修正版：在今天的条件下“深挖洞”就不必了，因为高科技时代的国防不能依靠防空洞，就像电影《地道战》里的一句台词：“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藏是藏不住的。”但是加强国防的指导思想是没有错的。如果我们不是死抠字眼，这个意思还可以照单全收。“广积粮”也太老土，那是自然经济的观念，君不见香港虽然没有寸土种田产粮食，但是世界上从来闹粮食危机都没有香港的份，最要紧的是香港人钱多，不怕没地方买粮食。中国那么大，打起仗来想包围我们，困死我们，饿死我们？那是不可能的，只要有钱，世界上土地多的国家的农民们会抢着为我们种田呢！卡特是农民出身的美国总统，当年跟苏联过不去，想出了农民最损的一招：饿死那XXXX的！就宣布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结果其他全世界粮食出口国的农民都欢天喜地，就是把美国农民活活气死：以为你是农民出身的总统，会为我们农民着想，谁知道把我们坑成这个样子——全世界最大的顾客叫你赶跑了！接下来我们也把你赶跑吧！失去农民支持的卡特总统终于在大选中失败。继任的里根总统虽然咬牙切齿地骂苏联是“邪恶帝国”，另一方面却主动地把面包奉献给“魔鬼”——宣布完全取消对苏联的粮食禁运。中国是一个那么大的国家，１２亿多人口，任何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田地都不能养活那么多人，一定要给外国农民机会挣钱。如果我们的钱多，就不怕别人挣——所有挣回来的钱都是为了要让别人挣回去，不是吗？既然美国农民想挣我们的粮食钱，我们为什么不拿挣他们的汗衫钱来支付给他们？北朝鲜之所以发生饥荒，不是因为有哪个国家封锁，而是因为没有钱进口粮食。因此“广积粮”也就因该改成“多挣钱”，或者说“四个现代化”。至于最后一句“不称霸”就不用改了，现在我们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个人口最多的大国，经过２０年的改革开放，国力有了明显增长，但是基本上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加入ＷＴＯ方面，在申请世界银行贷款方面，都符合贫穷落后这个不光彩的标准，就算再过２０年，中国真正达到那时的国际的“小康”标准（今天我们达到的“小康标准”是“中国特色”的标准。所谓“小康”通常是指中等富裕程度，我们今天的中等富裕程度显然比发达国家的中等富裕程度差得远去了，发达国家今天的“小康”大体应该在人均年收入一万美元左右），也绝对不应该猖狂到称霸的地步[11]。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之所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暴发户忍不住猖狂起来，结果给美国佬在背后“阴”了一下，三兄弟一起栽了跟头。萨达姆的遭遇就不用说了。
在这个方面，蒋介石就缺乏朱升这样的战略眼光。如果不考虑战争的正义性，仅仅从发动内战的时机来看，重庆谈判后，其实和平对国民党有利。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躲在西南大后方，日本投降后，急急忙忙抢占的都是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这些地方如果在经济恢复之后，可以为国民党政府提供丰富的财源，但是眼下需要时间来恢复治安，收拾民心，不宜轻启战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一直活跃在敌人后方，解放区大部分地区的政权建设和经济生产都有稳固的基础，对于战争的支援不成问题。迅速开战，国民党的新占领区全部变成了包袱：吸收了大批机动部队转入城市治安和要地防御，造成前线兵力不足，政权建设缺乏基础，经济建设来不及恢复，不但不能提供财政收入，反而造成混乱。其实这种情形，并非国民党独有，共产党在刚刚接收东北之后也有类似的问题，因此国民党一进攻，共产党就节节败退。惨烈的四平保卫战失利，说明当时我军并不是不想坚守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线，而是实在守不住。《智取威虎山》就是反映了后来我军在东北剿匪，恢复和维护社会治安，为发展经济创造条件的历史的文艺作品。[12]美国特使马歇尔曾经估计到这种前景，他认为国民党政府如果开战在财政上最多只能维持６个月，战争如果超过６个月，经济就要崩溃，仗当然也没法打下去了。因此，他打算让蒋介石和共产党玩“民主牌”，争取国际国内支持，拖延时间，利用拖延的来的这段时间巩固新占领区，恢复经济，整军备战。为了防止共产党得到大城市和工业区这张和平发展的王牌，他还敦促蒋介石不管在军事上是否有利，应该尽全力抢占全国主要的大中城市和工业区，尤其是抢占东北的主要大城市和工业区。等到经济恢复，政权巩固之后，发动战争的借口随时都可以找到。可是蒋介石独裁惯了，吞不下“民主”这颗美国“药丸”，哪怕是假的，也吞不下去。最后把他的西洋“朱升”赶回了老家，发动了全面内战。其实马歇尔并不是不愿帮忙，他是真心想搞垮共产党，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但是美国政治的现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人民希望和平，而没有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和认可，美国政治家就是很想，也不可能大规模援助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要想得到美国选民的认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演几场美国式的民主闹剧。闹剧演不成，自然美国佬也不付款给蒋介石买飞机大炮，在中国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当中，美国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支持实际上很少，和后来对于小小的南朝鲜和南越政府的支持相比，可以说基本上是持超然的态度。现在的文艺作品，尤其是影视作品，凡是反映国共战争的题材，国民党军队似乎清一色的美式装备，浩浩荡荡的坦克机械化纵队，赛过７０年代的解放军。其实从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的纪录片来看，胡宗南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装备和军容，如果不是特别说明，好像和红军甚至北洋军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大盖帽，打绑腿，扛一条步枪的水平。黄维兵团干了一件中国军事史上很出名的奢侈勾当：用８００辆汽车埋到土里，埋没到轮子，形成一条所谓的“汽车防线”，阻挡我军进攻。后来这条“汽车防线”的照片被很多反映淮海战役的书籍引用。其实对于一个１０多万人的兵团来说，８００辆汽车根本算不了什么，美国和苏联的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军的汽车拥有量就不止１０００辆。朝鲜战争中的上甘岭战役，敌人投入２个步兵师，其中一个还是韩国师（后来美国佬给打怕了，换上韩国部队，最后变成了两个韩国师），支援的炮火达到每天２４万发大口径炮弹落到我军阵地上的地步，有的时候甚至达到３０万发的水平，显然国民党在三大战役中的任何一个战场上，都没有这么强大的火力支援，而这三大战役当中，国民党在每个战役中投入的兵力都在５０万人以上，几十个师。根据杜聿明的回忆，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大骂锦西和葫芦岛的蒋军将领救援锦州不力时说∶“我们的将领真无用，以三个军加上优势空军炮火，把塔山都打平了，都不能攻进去，可惜我浪费了二十发二十四生的炮弹。” 看官留意，锦州守敌十五万已被全歼，加上塔山和其它战场的损失，国民党军在辽沈战役中损失兵力已有二十万之众，蒋介石不心痛，反而在乎重庆号巡洋舰主炮打出的二十发炮弹，除了说明蒋介石已经六神无主，语无伦次之外，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元首竟然操心起几十发炮弹的窘境。而在朝鲜战场上，按照李奇微本人的说法，他要求美国政府装备南韩的军队达到火力和美国军队相当的水平，但是显然美国没有全力支持蒋介石内战，这和朝鲜战争中对南朝鲜军队的支持完全不一样。根据我军发表的资料，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歼敌７１８，４７７人，缴获坦克２４５辆，缴获汽车５，２５６辆，缴获火炮４，０３７门，缴获敌机１１架；而在解放战争当中，相应的数字分别为：歼敌８，０７１，３５０人，缴获敌人坦克６２２辆，汽车２２，０１２辆，火炮５４，４３０门，飞机１８９架。我们四舍五入，取个大约数字：歼敌７２万，缴获坦克２５０辆，比较一下，歼敌８００万，缴获坦克６００辆。如果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达到朝鲜战争的水平，我军应该在解放战争中缴获敌人坦克在３，０００辆左右才对，实际上只是五分之一略强。而且解放战争的结局是彻底胜利，而朝鲜战争的结局是平手，解放战争的缴获应该在比例上大大高过朝鲜战争才合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解放战争的统计，基本上没有击毁击伤敌人装备的数字，而抗美援朝的统计就比较详细。为什么？这是因为在解放战争的年代，部队对于击毁击伤敌人装备这件事情不重视，干脆不统计，而抗美援朝战争中，敌人的装备优势太大了，部队自然就重视摧毁敌人装备了。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53
蒋介石后来在辽沈战役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军队在东北被解放军三面包围，只有锦州一条退路，他气得大骂：“马歇尔害死人！”其实是他自己战略失误：如果要速战速决，就不必急于抢东北，只要占领山海关到锦州，切断东北和内地的联系，先解决关内，然后再全力进攻东北。毛泽东当年把这种前景当成内战的最坏打算，他说只要保住了东北，即使全国其他解放区都失陷，中国革命也有希望。马歇尔并不是主张速战速决，因此他当然要求蒋介是尽量抢占经济潜力大的地区，增加经济实力，扩大税收的来源。蒋介石如果要急于动手，就不应该听马歇尔的，如果要听马歇尔的主意，就不要乱说什么“三个月消灭共军”之类的胡话，现在不动手，三年之后见分晓的战略方案才可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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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前一段时间，有人写了《中国可以说“不”》的书，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国可不可以说“不”的讨论。我觉得中国人大可不必讨论如此可笑的问题。
谁会说“不”？有一个弱女子被烂仔非礼，如果还有一点儿自尊，那么就说：“不！”如果已经没有了自尊，就说：“不嘛！人家……”日本战败，被美国占领多年。美国现在虽然已经撤出大部分占领军，但是仍然不时“非礼”日本。日本人一贯心情不好，老说：“不嘛！”最近有些日本人觉得自己的国家这样做太不像话，于是写了一本书《日本可以说“不”》，主张以后不要对美国佬的非礼半推半就，对“米国”说话要去掉“嘛”，只说“不！”这就是“可以说‘不’”这个议题的由来。
试问１９４９年以来，谁敢“非礼”中国呢？美国吗？经历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一想起中国下腹部就隐隐作痛；苏联吗？在珍宝岛打掉的牙齿连吞下去的机会都没有，愣是让中国人捡了便宜；至于周围那些不懂事的小混混，就不用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上从来就是铮铮硬汉，并没有像日本似的被人家“非礼”，欺负了半个世纪。最近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挨了几颗导弹，大家也回敬了美国佬几颗石弹，砸了他在北京的大使馆，后来还逼着他不断道歉、赔偿。比比日本，美国军舰驻扎在皇宫门口，被人家占领冲绳，半夜还给美国大兵进屋强奸女学生，不是给人“非礼”是什么？当然应该说“不”。中国用得着说“不”吗？半个世纪里大部分时间一直打得人家连妈都不认得，是需要说“不”的小娘子吗？问问人家老外，觉得你有那么“楚楚可怜”吗？至于说“不”吗？个个都说你“中国威胁论”。再说了，就算想对美国人表示一下男子汉气魄，也不至于窝囊到去拾日本人的牙秽吧？
[12]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立足未稳就丢失江山的战争，一个是淝水之战，一个是昆阳之战。淝水之战是符坚在北方新统一的地区尚未安定的情况下发动的统一全国的战争，９０万大军一朝战败，整个局面面目全非，江山迅速易手。昆阳之战是王莽篡汉之后，全国局面还没有稳定时爆发的战争，一朝战败，全局崩溃。曹操在赤壁之战后迅速退回北方，实际上是明智之举，不过当初勉强南征付出的代价，使得他今生今世再也没有机会完成统一中国的抱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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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53
战略经典研究：“战略之父”与战略失误。
汉尼拔是西方古代最负盛名的军事家，他以寡敌众，横行敌后１６年，屡战屡胜，威震敌胆，被西方军事学界誉为“战略之父”。但是，“战略之父”的失败正是在战略之上。依笔者的看法，汉尼拔和拿破仑、楚霸王项羽一样，都是在战略、战役和战术上很有天份的伟人，输在运气不佳：自己的失误未必很大，但却是致命的；对手的失误未必很小，但却不是致命的。
公元前２２１年汉尼拔接掌迦太基西班牙驻军的军权时，年仅２８岁。他花了两年时间，彻底征服了西班牙地区反抗迦太基的各个部落和城邦。到第三年，即公元２１８年５月，他率８万７千大军由陆路远征罗马。这年冬天，他击败罗马军队的阻挠，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波河平原。到这里为止，虽然表面上他出其不意，取得了战略和战役上的巨大胜利，但是也许是年纪尚轻之故，把绝大部分导致他后来败亡的错误都犯完了：
⑴、庙算不胜。
迦太基国家没有战斗意志，对于汉尼拔的远征持袖手旁观的态度，自始至终没有对汉尼拔提供过任何有效的支援。汉尼拔实际上是迦太基国内的一个军阀，因此他用来对抗罗马的力量只有比利牛斯半岛上他控制的地盘的力量，而不是迦太基全国的力量，因此进攻罗马是以卵击石。
⑵、没有建设好稳固的后方。
汉尼拔既然是迦太基的驻西班牙军阀，在他远征之前，应该全力建设好西班牙这个战略后方基地。但是很遗憾他没有这样做，以至后来罗马人很快就把西班牙攻下了。他的主要问题是在西班牙没有建立统一的行政、军事指挥权，而是留下互不统属的三个统帅，后来被罗马人各个击破。
⑶、没有拔除敌人的前进基地，也没有建立自己的前进基地。
从西班牙经陆路进攻罗马，必然要经过今天的法国南部的马赛一带，当时叫马西利亚，是罗马人在高卢地区建立的一个行省。汉尼拔在进军罗马的途中没有占领马西利亚，为后来罗马人反攻西班牙留下了跳板，也使西班牙很难发挥战略后方的作用。在汉尼拔纵横意大利１６年的岁月里，来自西班牙的援军只有他弟弟哈斯德路巴的失败的一次，可见他的后方并不通畅。进入意大利以后，汉尼拔没有试图在波河平原的山南高卢建立据点，而是深入到南意大利，也是因为在山南高卢因为马西利亚之故，无法获得西班牙支援，不得不到南意大利以接近迦太基本土。在这里，马西利亚发挥了马耳他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于北非战局的战略性作用，把一支百战百胜的钢铁之师的后方切断，最后困死了这支军队。
如果汉尼拔用他带出西班牙的８万７千大军攻下马西利亚，罗马人的反应很可能是派大军反攻。汉尼拔以逸待劳，可以稳操胜券。后来，罗马人在坎尼战役中投入了到那时为止最大的一支野战军，根据记载，大约只有８万３千人左右。在坎尼战役时，汉尼拔已经屡战屡胜，并且深入意大利腹地，罗马倾国之力，也不过这点兵力。根据常识，人们不会用比对付心腹之患更大的力气来对付肘腋之患，因此，我们可以假设罗马人反攻马西利亚的军队总数不大于８万人，加上当地驻军和同盟国军队，顶多在兵力上与汉尼拔相当。根据汉尼拔在后来形势恶劣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将才，可以认为，罗马人反攻马西利亚成功的概率很小。罗马人在马西利亚既不能取胜，接下来的战略可能是不断反攻，并且巩固山南高卢。汉尼拔在控制马西利亚之后，进仍然可以进攻意大利，退亦可保住马西利亚及西班牙。符合孙子：“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之形。
假如罗马人反攻马西利亚失败，汉尼拔进攻山南高卢亦失败，僵持局面形成，则可能：
罗马人由海路远征西班牙。因为罗马人拥有海上霸权，这是很可能的事。
考虑到历史上，罗马人在马西利亚基地的支援下反攻西班牙开始曾经一度滨临全军覆没的境地，两个主帅双双战死这样的实际，估计在没有马西利亚的情况下形势会更加恶劣。即使出现罗马人占优势的形势，将主力集结在马西利亚的汉尼拔也可以及时回救驰援，不至于象历史实际那样在意大利眼睁睁看着老巢西班牙落入自己的手下败将之手。
罗马人由海路远征迦太基。
因为汉尼拔实际上是西班牙军阀，因此迦太基本土的得失对于他的关系是不大的。相反，迦太基被卷入战争，或多或少都可以消耗罗马人的战争资源。不管迦太基战胜还是战败，对汉尼拔都有益无害，至少比历史实际中迦太基人对汉尼拔远征始终抱袖手旁观的态度强。
其他还有可能发生的事件有：
罗马人控制山南高卢失败，汉尼拔顺利进军北意大利；
迦太基本土出兵参战，反攻西西里或者南意大利；
意大利北部山南高卢诸部起兵反抗罗马；
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诸城市起兵反抗罗马；
西班牙或马西利亚土著起兵反抗汉尼拔；
北非土著起兵反抗迦太基；
马其顿国王进攻罗马。
所有这些事件中，只有西班牙或马西利亚的动乱，北非土著起兵反抗迦太基两类事情对汉尼拔有真正的妨碍，其他都是对他有利的。可见，先攻马西利亚之有利有理。
⑷、没有从海路进军。
汉尼拔既没有攻马西利亚，就应该从海上迂回到北意大利登陆，而不应该经陆路翻越阿尔卑斯山。根据记载，汉尼拔到波河平原时，大军只剩下２万６千人。军队减员巨大的原因有：
因为给养而裁员，估计有１万７千人左右；
留守西班牙的驻军，估计有１万１千人左右；
扣除上述正常减员，在征途中减员人数高达３万４千人。在古代的条件下，因为自然条件的恶劣和沿途土著的袭扰，陆路行军的损失是巨大的，如果走海路，除了遇上大风暴外，一般损失比较小。迦太基本来掌握了地中海的制海权，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时被罗马人夺取，但航海经验和舰队还是存在的。在古代的条件，舰船的速度、续航力和搜索范围及其有限，以汉尼拔进军罗马的国际形势，罗马人不可能不在迦太基所在的北非布置强大的海军主力，而把海军主力放在高卢附近。因此，汉尼拔从海上运兵突然在北部意大利登陆的客观条件还是存在的。当然，由于汉尼拔的舰队规模所限，可能一次运输的兵力有限，但是至少不少于３万人，因为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军队本来就是从北非海运到西班牙的。如果剩下的兵力强大，由于罗马人的海军北上而无法继续经海路进军，也可以经陆路攻击马西利亚，打通支援远征军的通道。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54
汉尼拔之所以把自己在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建立在南部，一方面是因为马西利亚仍在罗马人手里，另外可能也希望从迦太基本土获得比较西班牙更多的援助。结果事实证明他失算了，迦太基没有给他一兵一卒的增援，由于他远在半岛南部，西班牙来的援军在穿过敌国的领土时被歼灭了。
２、通讯的失败：
哈斯德路巴――用骑兵明码传递行军路线情报，结果全军遇伏覆灭。
汉尼拔的弟弟哈斯德路巴能够统帅２万人到达意大利北部，因为马西利亚仍在罗马人手中的缘故，根据汉尼拔的经验，在半路必定已经损失惨重，但也不失为证明哈斯德路巴统兵才能的证明。可惜他犯了明码通讯的错误。他把自己的进军路线和计划写成文书，派通信兵穿过敌国送给汉尼拔，可惜半路被罗马人截获，导致自己被伏击，全军覆没。
马其顿国王腓力――派人传递盟约被截。
汉尼拔在无法从西班牙和迦太基获得援助的同时，试图向马其顿国王腓力求救，建立军事同盟。但是汉尼拔派回的使者被罗马人俘虏，致使联盟功败垂成。后来马其顿终于没有攻击意大利。是因为罗马人在海上加强防备，同时挑动马其顿周围的国家和民族共同攻击腓力的结果。如果汉尼拔在山南高卢建立根据地，与腓力的通讯和军事合作可以通过达尔马提亚，经波河下游进行。
３、为汉尼拔设计战略：
⑴、占领马西利亚，使西班牙到意大利的陆路交通保持畅顺；
⑵、扫清从西班牙到山南高卢的罗马势力，在山南高卢建立自己的前进基地；
⑶、联合马其顿国王腓力，从东面海上进攻意大利，并经波河下游沿亚平宁半岛东岸进攻罗马；
⑷、联合迦太基本土的军队，反攻西西里和撒丁岛，得手后在南意大利登陆；
⑸、在上述战略包围完成后，三支盟军主力进军到罗马城附近与罗马军队决战；
⑹、围攻罗马。
历史实际当中，汉尼拔曾经率领８万７千大军离开西班牙，而罗马人在坎尼调集的最大的一支部队不过８—９万人，而且不是汉尼拔对手，由此可以证明⑴、⑵两个战略步骤是可行的。在历史实际上，汉尼拔确实从山南高卢得到了大量援助，使他得以从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损失中恢复元气，并且多次击败罗马人。可惜他因为高卢人经济文化发展落后，所能提供的援助有限，马西利亚仍在罗马人手里，无法从西班牙获得援助，不得不进入南意大利，试图依靠那里的富裕的城邦，并且从迦太基本土获得援助。
马其顿国王腓力曾经派使者要求与汉尼拔结盟，并且实际进攻了罗马在希腊地区的盟国。由于汉尼拔在意大利南部陷入困境，腓力没有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如果汉尼拔在山南高卢建立前进基地，并且与腓力取得陆路联系，马其顿积极参加反对罗马的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迦太基本土的军队虽然没有直接支援汉尼拔，但是却趁罗马人进攻西班牙时进入了西班牙。由于没有与汉尼拔留下的军队取得协调，因此被罗马人各个击破。迦太基的军队还策动叙拉古反叛罗马，并且在西西里展开了与罗马军队的长期战争。
如果罗马人没有马西利亚作为跳板，直接入侵西班牙的可能性就小得多，即使入侵了，并且击败了留守的汉尼拔军队，汉尼拔经马西利亚回援并全歼入侵的罗马军队也容易的多。迦太基本土就没有借口向西班牙派兵。如果汉尼拔完成了战略的⑴、⑵步骤，吸引了罗马的主力北上，迦太基本土的军队反攻西西里、萨丁、科西嘉诸岛进而登陆南意大利都会是十分诱人的选择。
至此，本战略⑴、⑵、⑶、⑷步骤均可完成，⑸、⑹是战局推移的必然，无需证明。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54
7.战略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可是有多少共产党员可以说得出《毛泽东选集》里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让我来告诉你：
《毛泽东选集》的第一句话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是竞争的一种形式，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的意思推论到普遍的竞争活动当中去：谁是我们的对手，谁是我们的盟友，这个问题是竞争的首要问题，当然也就是战略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利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确定中国革命的敌友，但是我们从事的很多类型的竞争活动并不是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因此我们确定一般竞争对手和同盟者的时候，就不能简单地套用毛泽东的专门用于指导革命斗争方法，不过道理是类似的。
有两个判断竞争对手和盟友的标准：目标和实力。
先看目标：凡是对于我们追求的目标抱有同样欲望的个人或者团体，都是我们潜在的竞争对手。做生意的人常说：同行是冤家，就是这个道理。你的顾客人数有限，每个顾客不可能不吃饭把所有的钱都拿来买你的货，因此你可以做的生意就是顾客的人数乘上每个人能够花在购买你的产品上的钱，如果顾客的人数和价格水平都不变的话，对于你的商品的购买力是一个固定的数额。如果别人做和你一样的生意，必然要瓜分有限的市场，不管人家瓜分掉多少，人家做成功一笔就是一笔，这一笔生意的利润就没有你的份了。因此说，“同行是冤家”。不过，我要告诉你，不同行不一定就不是冤家：香港发生禽流感，卖肉的和卖鱼的生意红火起来了——为什么？肉和鱼是家禽的替代品，如果因为家禽有病不敢消费，消费者自然要多消费肉和鱼。所以，平时卖家禽的人采取任何促销措施，例如降价、赠送小礼品之类，都会抢走卖肉的和卖鱼的人的生意，我们说他们之间也是竞争对手。
相反，凡是有助于我们实现自己目标的个人或者组织，都是我们的潜在盟友。比如卖汽车的人就是卖汽油的人的盟友，汽车卖得越多，汽油的需求量就越大，卖汽油的人就日子好过。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经济学的一个原理普遍化，帮助我们判断竞争当中的对手和盟友。这个原理叫交叉弹性。交叉弹性的公式是这样的：
自己产品的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
交叉弹性系数＝-----------------------------------
别人产品价格变动的百分比
一般情况下，如果其他条件不发生变化，降价会使自己产品的需求量增加，而涨价则恰恰相反，会使自己产品的需求量减少。对于商人来说，需求量增加总是一件好事，但是降价就不是那么心甘情愿。如果别人降价，你的需求量增加，岂不是喜事一桩？你的需求量的变化和他的需求量的变化是同一个方向的，那么你们就是同盟者。分母减少，分子增加，分数应该取负值。也就是说，交叉弹性系数如果是负数，你们就是盟友。
反过来说，别人产品降价，拖累到你的产品需求量下降，显然你下降的需求量跑到别人那里去了，变成了他增加的需求量。你的需求量的变动方向和他的需求量变动的方向正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是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因此，你应该采取措施，阻止你的对手牺牲你的利益来增进他的利益。
简单一点，任何人采取接近自己的目标的行动都会妨碍你接近自己的目标，或者说他好你就倒霉的，他是你的竞争对手；反之，任何人采取接近自己目标的行动都会帮助你接近自己的目标，或者说他好你就好，他是你的竞争盟友。
从这一点看，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我们的交叉弹性的方法是一致的：剥削阶级要改善自己的状况，就要强化剥削制度，增加剥削，这样就侵犯了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们和被剥削阶级之间就是竞争对手，在革命这种竞争活动中，竞争对手就叫做阶级敌人。所有被剥削阶级的解放道路都是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因此他们之间就是朋友，是盟友。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上面的交叉弹性公式改成以下的样子：
自己在竞争当中获得的标的物数量变动的百分比
交叉弹性系数＝---------------------------------------------------
（别人投入实力量变动的百分比）
前面公式分母中的价格实际上是企业之间竞争的主要实力要素成本的指标，成本低的企业可以把东西卖的便宜，因此可以抢到比较多的市场份额。在这个公式当中，我们改成了投入实力量的指标。因为价格作为企业投入降低成本的实力量的指标的表现是向相反的方向变化的，即你为了降低成本而下的功夫越多，你的成本，从而你可以接受的价格就越少，为了和前面的需求量的价格交叉弹性的公式相吻合，我们令分母为负数。
但是，仅仅有交叉弹性的方法，还不能够精确地确定我们的竞争对手和盟友。“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长大成人了，该嫁人了。看上了一个“白马王子”，再看看周围：怎么，满世界竟然有一半都是女人！如果她任性起来，再嚣张起来，岂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要遭殃？等等，那里来了一个女人，“老人家，这么大岁数了身体还硬朗呵？”“哪里，人过七十，一年不如一年啦！”听听，这位像是抢你“白马王子”的人选吗？哦，这里过来了一个女人，嘴里还塞着奶嘴呢？长大以后可能是个绝色美人，准没错！不过到那时我的“白马王子”就和廉颇当年一样，已经到了吃一餐饭就上三次卫生间的岁数了。
这就是实力的标准。想跟我抢？凭什么？如果没有实力，我们就说，某某人“不是对手”，因为他根本不能对你构成任何威胁。同样，太差劲的人也不应该成为盟友，因为帮不上忙还不算，很可能会拖累你。
这里，我们注意一下竞争的“全息原理”，要解决一个弱小的对手，并不一定是容易的事情。首先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多少有那么些实力；其次，以强凌弱，总是“失道寡助”，社会自然同情弱者，对强者群起而攻之。很多人就是这样，吃柿子拣软的掐，以为容易得手，结果失败的很惨：萨达姆侵略科威特，美国侵略越南，苏联侵略阿富汗。费了很大劲，即使赢了，也赢得不光彩，赢得不值（不划算）。何必呢？大企业跟小企业打价格战，几乎总是大企业吃亏。小企业降价，损失一点点，大企业降价，损失一大片。大企业如果想靠降价把小企业挤垮，可能付出的代价比小企业的全部资产本身的市场价值还大。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54
如果在失控的竞争活动里面，比如说战争，你可以干脆利落地把弱小的对手“干掉”，消灭他的实力，甚至生命，就像美国人打格林纳达、抓巴拿马的诺列加将军一样。在受控的竞争里面，讲明是不能破坏对手实力的。假设单位里的一位同事“阴”了你一把，把本来应该属于你的职位给抢了，就算你恨得牙痒痒，也不能动手打人。由于不能直接消灭对手的实力，因此在大多数场合下，军事斗争的原则就要做一些修改，不能够到处都把消灭小的竞争者作为加强自己的办法。我们在前面把受控制的竞争和失控的竞争加以区别，是因为这两种类型的竞争中的战略原则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最经常引起人们误解的就是消灭对手实力的军事原则不能用在受到控制的竞争里面，但是很多人在很多本应该属于受控竞争的情况之下都滥用了这个原则，结果反而对自己不利。
在受到控制的竞争活动当中，由于我们不能直接破坏对手的实力，因此对于小的竞争者下大力气去围剿，却又剿而不灭，甚至惹出一身麻烦，就很不值得。我们对他们或者干脆就视而不见，当他是透明的，好像根本没有这个人一样，或者就收编他，使他化敌为友，成为自己人。所以，西方的企业界时兴收购企业，其中一个动机就是把竞争对手转化。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最近惹上的麻烦，其中一个导火索就是他打垮网景公司，犯了众怒。当年网景公司的老板曾经出价１０亿零１块美元，愿意卖给比尔·盖茨，但是他嫌贵，不愿买。后来网景发达了，比尔·盖茨付出了几百亿美元（包括本来可以卖钱的ＩＥ浏览器，白送给顾客，卷入官司的花费，原来盟友的倒戈，业内的抵制和反感带来的损失等等）的代价，穷追猛打，网景公司倒是一蹶不振了，但是微软也没有讨着什么便宜，如果官司最终以宰割微软结局，比尔·盖茨算是碰上了他的滑铁卢了。想当初，花个１０亿多点不就干手净脚解决掉的竞争对手，何以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来？真是的，现在搞到辞去第一把手的职务，转入“地下”“垂帘听政”进行幕后指挥的地步，何苦呢？和他同名的另一个比尔——克林顿就成熟的多，虽然惹上了莱温斯基案，但是他没有像中国的黑社会大佬惯常所做的那样，雇个杀手“解决”有关的人物，而是选择了勤奋工作，修补家庭关系的策略，最后闹了半天，他的对手也没有把他搞垮。相比之下，不少第三世界的政治领导人都有涉嫌谋杀政敌的丑闻，手段就太过于低劣了。
那么，对于那些太强大，太有实力的竞争对手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他们当作现实的对手甚至是主要对手呢？未必。虽然人类历史上不乏以弱胜强的例子，不过弱者挑战太强者终究是危险的事情。我们可以挑战比我们强大一些的对手，但是通常不应该挑战太强大的对手。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应该成为他们的盟友，利用他们的强大，发展自己的实力。
在这个方面，我们要注意有两种太强大，一种是兴盛的太强大，一种是衰败的太强大。
对于衰败的强大者，不但不应该以他为主要竞争对手，反而应该利用他作为抗衡新兴竞争者的盟友，甚至还应该为此拉他一把，延缓他的衰老。一个竞争对手在强大之后走向衰败，往往有一些无法扭转的原因，就像人的衰老一样。随着他的衰败，他原来掌握的一些宝贝都会逐渐散落出来，被其他人拣走。这些宝贝当中的实力部分，很可能会在重新分配中改变整个竞争形势，使得一些得道的获益者突然强盛起来。这时候要小心对待，最好保证自己是最主要的获益者，如果自己不能成为宰割衰败的太强者的主要获利者，还不如帮助那个老不死的东西藏好他的宝贝，别让人家偷走了[13] 。有的人只看到自己可能从宰割庞然大物中获得一点点利益，就忘记了前面可能存在的威胁，结果连命都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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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英国在历史上曾经积极维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美国曾经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现在我们建立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都有维护衰败的老大帝国，不让别人染指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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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55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政权曾经两次犯同样的战略错误，结果导致了自己的灭亡。北宋曾经和辽国交战多年，对辽国深恶痛绝，但是自己窝囊，打不过人家，又无可奈何。后来辽国后院起火，金人造反，派人来约宋朝夹攻辽国，宋朝没有仔细考虑就答应了金国的要求。不料前门驱狼，后门进虎，金国在灭辽之后突然袭击宋朝，而且比辽国更厉害。北宋在首都失陷后终于灭亡。
北宋灭亡后，南宋偏安江南，心灰意冷，已经渐渐失去了收复失地的愿望。好不容易熬到金国开始衰败，两个庞大的弱国好一段时间相安无事。突然间，蒙古人又崛起在金国北方，派人约宋夹攻金国。金国派人向宋朝陈述利害，要求联合抗蒙，宋朝不听，想想半壁江山，想想“百年国耻”，还是做出了联合蒙古，夹攻金国的战略决策。结果蒙古人灭亡金国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南宋。真是“自作孽，不可活”，这一次，连小命都玩完了。
一般人的心态总是希望能够在变化当中拣点便宜，但是不要忘记，人之所以比动物活得要好，是因为人的理智可以帮助他趋利避害。动物为了眼前小利，咬了诱饵，踩了陷阱，人就不应该这么目光短浅。
对于兴盛的太强大者，假如他的兴盛很长久，自己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不具备向他挑战的条件，其他人也威胁不了他，则可以安心追随他，不必胡思乱想。这一点，中国人的历史观非常典型：当游牧民族刚刚开始入侵农业地区的时候，抵抗侵略就被描绘成正义的事业，当游牧民族夺取了中央政权之后，继续抵抗就变成了“地方割据”了。明朝灭亡前后，有两起投降事件，分别被历史学家下达了不同的判决：负责防守山海关的吴三桂投降被认为是卖国投敌，但是郑成功的孙子坚守台湾，拒绝投降，又被认为是“封建割据”。历史学家的判决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中央政权。如果中央政权在明朝手里，则保卫明朝江山，抵抗满清入关就是正义的。如果中央政权到了李自成手里，吴三桂就应该投降李自成，为李自成的大顺朝抵抗满清，保卫山海关。但是满清统一中国之后，吴三桂再造反就不应该了，这就叫“三藩之乱”。不但吴三桂不应该造反，一切继续抵抗满清的势力都应该放下武器，包括坚守在台湾的郑成功的后人，这时，投降主义成了爱国主义。在这里，爱国主义的标准不是民族主义，不是哪一个民族当家作主，而是服从中央政权，维护祖国统一就好。
如果这种兴盛不稳固，在适当的时机，就可以联合其他人，倒戈相向。刘备就是这样对待曹操的，孙策是这样对付袁术的，比尔·盖茨也是这样对付ＩＢＭ的。
刘备养虎伤身，被吕布夺了徐州，寄居在“乱世奸雄”曹操篱下，整天提心吊胆，假装种菜。后来和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给曹操称赞为“天下英雄”，吓得连筷子都掉了，他反而借打雷掩饰，说是给雷声吓掉的，骗过了曹操。曹操失去警惕之后，被刘备借口打袁术，拐跑了几千人马，另立山头，后来成为曹操最头痛的敌人。看官留意：曹操人称“一代奸雄”，竟然给刘备骗倒，可见世事难料如此！如果你是“上级首长”、“大老板”之类的角色，可要留意：现在到处都是刘玄德那样的“枭雄”，看紧你的公章大印，盯紧你的银行账户，很多人都在绞尽脑汁打它们的主意哟！尤其要小心刘备的眼泪，堂堂男子汉，一个不小心就“感动得”涕泪交加，别给他们的“多情”蒙倒，特别是在人家像勾践那样俯下身子吃你的屎的时候，正是算计怎样割掉你的脑袋呢！
孙策在父亲遇害后，寄居在袁术那里，后来利用传国玉玺抵押，向袁术借了几千人马，挺进江南，重新开创了父亲失去的事业。
比尔·盖茨本来是靠ＩＢＭ这个电脑巨人起家，羽翼丰满之后，抓住ＩＢＭ在大型电脑和个人电脑这两个主营业务上举棋不定的时机，联合ＩＢＭ个人电脑的ＣＰＵ供应商英特尔、整机生产商康柏，一下子就从根本上掀翻了ＩＢＭ在个人电脑方面的江山，同时也把这个电脑行业的“皇帝”拉下了马。几年之后，比尔·盖茨就凭着他的战略运筹坐上了电脑业的头把交椅，君临整个行业。
既然我们不应该选择太强大和太弱小的竞争对手作为我们现实的主要对手，我们应该怎样解决主要对手这个竞争的主要问题呢？
第一、具备潜在对手的条件，也就是说，对我们想要的东西也有占有欲，或者说交叉弹性是正值。他好我们坏，他坏我们好。
第二、门当户对——这里的意思是实力相当，差别不是很大，可以一战。
第三、实力增长的速度最快。
具备前两条，可以是我们的现实的对手，加上第三条，才能成为主要对手。
前面两条很好理解，但是第三条的意思就多一点周折了。
实力增长快，必然强大得快，所以放任他强大起来以后就特别难斗了，应该趁他羽翼丰满之前打倒他。这是很容易看出的道理，不言自明。但是为什么增长得快呢？各个竞争者的情况不一样，不好一概而论，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这样的竞争者的上升形势已成，正在趁势兴起。不论势头是来自环境有利，还是实力成长，总之是形势对他有利。
如果他是竞争者，因为形势好，或者是实力强大，自然要求扩大他在竞争目标分配当中的份额，因此具有进攻性。又根据前面提到的“加速原理”，人逢喜事精神爽，自信心强到很容易过头的地步，野心膨胀，在精神上也特别富有进取性。在竞争活动中，勇于挑战，富于进取精神，当然就意味着对其他的对手有较大的威胁。你作为他的竞争对手，当然受到他的严重威胁，因此你还不能不重视他的扩张野心。把威胁性最大作为判断主要竞争对手的条件，不难理解吧？
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对手往往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对你的威胁最大，对别人的威胁可能也最大。至少他改变了整个竞争格局，而且在这种改变当中，人们认为他可能是最大的获利者，他的获利自然意味着别人的失利。因此大家都为了防止自己的失利而起来防止他的获利，就造成了群起而攻之的局面。比尔·盖茨现在就是这样陷入困境的。我们中国人自古就对这种现象有着深刻认识，像“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满招损，谦受益”、“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之类的成语都是针对这种现象的，在谋略方面也有不少心得。毛泽东生前曾经引用过《三国演义》里面的一个例子，说明古人在这方面的认识和研究已经达到相当高明的水平。他引用的例子是孙权劝曹操当皇帝的例子映射当年林彪称呼他的“四个伟大”的险恶用心。曹操看破孙权的居心，讽刺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这小子想拿我到炉火上烤啊！”因此，对手迅速强盛，可能具有重大威胁，但是也为他的覆亡准备了条件。
最后，并不是最不重要的因素是，迅速强大往往使人忘乎所以，轻举妄动，追求不应该追求的目标，挑战不应该挑战的对手，在战略上，在行动上都不那么谨慎，然后就倒持太阿，授人以柄，给了对手以打击的机会。实际上，迅速扩张的同义词是基础不扎实，根基不稳固，他夺取的江山最容易易手。因此以这样的竞争对手作为竞争的主要对手，并不是最难斗，因为他的破绽百出，如果打了胜仗，也容易收获战果，因为他抓得太多，太快，结果什么都抓不稳。把他一脚踢翻，金银财宝准保撒了一地。暴发户不但对别人危险，自己也不安全，因为他的根基不牢，做事太狂。
所以，当你选择对手的时候，首先应该选择那些暴发户，一是为了自身的安全，二也是看准了他们好打。毛泽东曾经引用过《水浒传》当中林冲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林冲到柴进的家，遇到柴进的武术教头洪教头，洪教头不满意自己的徒弟柴进夸奖林冲武艺好，向林冲挑战，一连三个“来，来，来！”冲上来攻击林冲，然后被林冲借力发力，一下子击倒。这个洪教头很有点儿暴发户的架势：暴发户往前冲，气势汹汹，重心总是不在两腿中间的，而是倾向前进的方向，只要你闪过他的突击，在他的背后或者侧面来一下，他很容易失去平衡，栽倒在地。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55
当年希特勒羽翼未丰的时候，英国首相张伯伦没有及时动手把他掐死——西班牙内战、德国重新武装、德国进军莱因区……等等，都是很好的动武借口，反而把他扶上台，还要送一程，搞了个慕尼黑协定，断送了整个“日不落帝国”的命运。
记住：暴发户危险，但是好打。用“太极拳”的道理来打。
不过如果你就是暴发户，那怎么办？是不是就该一定要冲上去找死？那也未必。暴发户也有暴发户立于不败之地的战略秘诀。
暴发的原因有两种：
环境造成的暴发，这是外因造就的；
实力造成的暴发，这是内因成就的。
其实应该准确地说，没有单一原因所引起的暴发，这里的划分只是强调起主要作用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环境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少人趁势而起，变成了暴发户，变成了先富起来的一群，他们确实是干了不少事情，但是如果没有大环境支持，可能都会因为“犯错误”而被关进“牛棚”。这是我们在现在社会当中见到的最多的环境造成的暴发。所谓“时势造英雄”就是这种英雄。
另外就是自己的实力突然获得了爆发性增长而成为的暴发户。英国的工业革命成就了“日不落帝国”的丰功伟业，希腊的城邦民主政治使得几十个小小城市的文明成为西方文化的经典范例，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得以富强，中国得以统一……
今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突然崛起，改革开放２０年，平均增长速度接近１０％，这么长时间，这么高的速度持续增长的经济奇迹发生在一个如此泱泱大国，解决了这么多人的温饱问题，并且共同富裕起来，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当然，我们也被老外们看成是“暴发户”，也应该做事情稳重一些，想对我们使绊子的人并不在少数。
比较一下，我们自然知道实力造成的暴发比环境造成的暴发持久得多，也坚实得多。
列宁在分析武装起义的战略时指出，起义者应该趁敌人慌乱，“不停顿地进攻”。暴发户就象起义者一样，要趁对手不知所措的时候迅猛进攻，向对手的致命要害下狠手，如果一击不能致命，就要连续进攻，不停顿地进攻，全力以赴，直到把你的对手打翻在地为止。这是暴发户克敌制胜战略的第一要决。如果你在无论什么类型的竞争中突然崛起，你的对手总是有一个不知所措的过程，你要抓紧时机，尽可能地收获你的成果，不要犹豫不决。古代军事家吴起把这种情形形容得很贴切：“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凡是军队打仗的场所，都是决定一个人是站着离开还是倒下成为尸体给人抬走的地方，抱着必死的心情上战场的人才能活着离开战场，如果想侥幸在战场上活下来的人，肯定会被敌人杀死。所以善于指挥战争的将领，你好像是在一条破漏的船上，或者是在燃烧的房子里一样，赶快行动，快点划，快点跑，不要犹豫拖延！这样，使得聪明的人来不及精打细算，勇猛的人来不及发火恼怒，打起来就行了，哪还有那么多罗嗦事儿啊！所以说，打仗指挥的最大祸害就是犹豫不决。你指挥的三军所遭遇到的灾难一定是狐疑所带来的。吴起说的是军事指挥的一般原则，在暴发兴起的竞争者来说，更加重要。一旦你觉得机会来了，势头到了，赶快行动，你是在一条破烂漏水的船上，快划！你是在熊熊燃烧的房子里面，四周纷纷落下火球和崩塌的建筑材料，还胡思乱想什么？跑吧！冲上去，世界就是你的了！
如果你碰到钉子了，很可能是你的对手已经清醒过来，开始对付你了，这时猛冲猛打可能会给对手以可乘之机对你使绊子，赶紧停一下。你要做的事情有：
恢复平衡，收回重心。包括几个方面：
巩固内部。抓好自己人的利益分配，暴发户失败的起点往往是分配问题引起的内部矛盾侵蚀了自己的竞争力。建立相应的适合现在需要的内部竞争的控制体制或者机制，以便提高对外的竞争力和同盟的稳定性。[14]
落实实力的增长条件，保证实力的增长能够保证守住新获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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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从这个角度来说，能否解决贪官污吏的问题，是我们中国人能否抓住当前的千古机遇的生死存亡的战略关键。如果解决得好，中国在２１世纪就可以重新恢复祖先的光荣，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之一。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企图蒙混过关，必将成为下一次动乱的导火索。现在有的人在网络上讨论，到底那个国家是中国的潜在敌国，日本、美国还是印度？其实，应该是中国自己，一个贪官污吏横行的中国才是富强的现代化的中国的最大敌人。历史给了我们充分的时间，但是不会给我们太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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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56
巩固新占领的地盘。英国人的殖民政策比较成功的要点是，基本保持殖民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特点不动，尤其是利益分配关系不变，只是把最高统治者取而代之，甚至只是把对方控制起来，变成傀儡。这样当地社会经历了一阵骚动之后，很快平静下来，接受了新的统治者。而日本和德国的殖民主义者就比较多事，企图对当地做比较多的改变，因此他们的殖民地和占领区的反抗比较激烈，也比较持久。
建立和巩固自己的同盟体系，瓦解对手的同盟体系。一般来说，如果你的进攻势头衰减下来，对手同盟的向心力自然减弱，所以适当地停顿，可以为巩固战果提供条件。
最后还要建立新的竞争控制模式。西方列强在大战之后，战胜国总是喜欢搞些“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之类的事情，就是这个意思，要把胜利成果稳稳当当地慢慢享用。
战略经典研究：这样的盟友不可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意大利是德国的最糟糕的战略盟友，志大才疏，眼高手低，逢打必败。如果不是意大利参战，发动北非战役，德国可以把隆美尔和非洲军团的实力用在进攻苏联方面，打败苏联的机会就大一些。
意大利人在古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民族，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不仅武功强大，而且文化繁荣。进入中世纪以后，两者在罗马人身上都消失了，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的蛮族国家，武不能安邦，文不能治国，乱哄哄过了几百年，教会的统治应运而生。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意大利人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再次令世界瞩目。不过意大利这次的兴起已经与古代罗马不同，这次是“君子动口不动手”，重文轻武。非但如此，意大利整个民族的特点都因此变得文艺化和“非军事化”，一般老百姓用商鞅使用过的语言来说，是“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牧师、政客、文化人、黑手党、游侠、剑客横行，平日里自相残杀，个个好汉，真正国家有难，大家都各自散走。在国家政治生活当中，虽然不乏加里波第和最近被黑手党谋杀的司法、执法界的要人那样的谋国者，但是奈何谋私者众，奸诈狡猾者得势，正气不彰，加上政治制度本身存在问题，因此社会总是动荡不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意大利本来属于德奥阵营，但是战争一开，就两头卖乖，投机取巧。当时意大利对巴尔干半岛特别感兴趣，一方面土地接壤，另一方面意大利侨民多，更重要的是，当地的多数民族并没有组织自己的国家，而且各民族互相之间有着许多历史恩怨，不容易团结对敌，给异族统治以可趁之机。再说，意大利人总忘不了地中海曾经是罗马帝国的内海这一历史的骄傲，作为伟大罗马帝国的正宗传人，有个亚德里亚海作为内海，也算不辱没祖宗。但是当时的奥匈帝国也就那一点点海岸线，让给意大利后自己不是变成了内陆国家了吗？所以万难答应。英法两国慷敌人之慨，何乐而不为？因此答应了意大利战后可以在巴尔干半岛获得所希望的“特殊利益”，意大利很快就上钩，同意加入协约国阵线参战了。
意大利人的祖先凯撒曾经形容法国人的祖先高卢人意气用事，听到风就是雨，办大事欠考虑，好冲动。当年的罗马人自己是否也如此很难说，但是今天的意大利人确实就是如此，行为办事比较情绪化。当时，意大利人奉行的投机战略与美国人奉行的类似，但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就沉着，稳重得多，耐心等到战争的最后一年才参战。意大利就等不及，匆匆忙忙参战，结果，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军队的战争准备根本适应不了政客们的勃勃野心。参战的时机也选得很糟糕∶西线陷入僵局，东线俄国战线刚刚失利，狼狈退出奥匈帝国的加里西亚地区，巴尔干半岛上的塞尔维亚已经招架不住，保加利亚加入了德奥阵营。在奥匈帝国已经稳住阵脚，德国有余勇可贾，而俄、英、法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意大利参战的形势相当严峻。很快，依崇佐河战役，意大利军队以２－３倍兵力猛攻奥匈阵地，损失惨重，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后来奥匈军队从阿尔卑斯山上的提罗尔呼啸着猛冲下来，切断意大利军队后路，意大利军队几乎全线崩溃，靠俄国发动进攻牵制，才使奥匈军队停止推进。由于意大利想占领奥匈的领土没有成功，自己的领土倒被奥匈占去了不少，结果全国舆论大哗，主张参加协约国的萨兰德拉内阁倒台。可是新上台的博利泽内阁还要麻烦，德国感觉到意大利人不屈不挠的斗志确实牵制了奥匈帝国不少兵力，于是决定改变不介入意大利战事的初衷，调兵遣将，配合奥匈帝国军队大举反攻，在卡波莱托大破意大利军队，前锋逼近威尼斯。于是博利泽内阁下台，奥兰多出任首相，并且军队首脑卡多尔纳也被撤换，由阿芒多·迪亚斯将军接任。英法军队还进入意大利，帮助稳定军事形势，如此勉强支撑到战争结束。
本来，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到了墨索里尼执政的时候，本应该吸取教训，在“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方面多“察”一点，但是不然，墨索里尼的荒唐要远远超过决定参加协约国的前政府首脑。当时，法西斯阵营里除了德国、意大利之外，还有日本、西班牙。最狡猾的是西班牙的佛朗哥，虽然他夺取全国政权时利用了德国、意大利的援助，但是德国、意大利有难时，他却装聋作哑，搪塞过去了事。甚至在德国击败法国，法西斯事业如日中天，最为辉煌的时候，即使希特勒亲自出马，也没能说服佛朗哥参战。其次是日本，开始进攻中国，向苏联挑衅，吃亏之后，自觉不敌苏联，赶紧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躲到一边看热闹。德国进攻苏联，歼灭了数百万苏联红军，兵临莫斯科城下的时候，日本依然沉得住气，没有对苏联动手。等到日本参战的时候，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并且做好了充分准备，在自己最具备优势的海军领域里参战的，而且在德国响应日本对美国宣战后，日本依然没有对苏联宣战，也没有采取任何有助于德国改善苏德战场形势的重大军事行动。只有墨索里尼，战争准备比谁都差，但是投入战争比谁都冒失，当然所得的战果比谁都小，而吃的亏比谁都大。
意大利的军队的装备基本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遗物，算得上现代化的很少，军队的训练，素质都很差，只能对付非洲的土著军队。意大利的将军们怯于“公战”，完全不想打仗。宣战几个月后，除了对法国趁火打劫小打小闹在边界上搞了一些实效不大的小动作之外，对英国基本上无所作为。墨索里尼对将军们说，完全用不着打仗，英国很快会投降的。等到确认英国是决心战斗到底之后，墨索里尼才开始赶他的将军们向英国在东非和北非的殖民地进攻。当时，英国在埃及和肯尼亚等地驻军５万人，由韦维尔将军统帅，意大利在非洲却有５０万大军。这５０万大军分别驻扎在利比亚（北非）和阿比西尼亚、索马里（东非）等两处，无所作为。在墨索里尼一再催逼下，统帅两支大军的格拉齐亚尼元帅和奥斯塔公爵不得不在边界上采取了一些细小的军事行动，占领了一些哨所、居民点，然后就算交差了。他们万万想不到，对方的“老虎屁股摸不得”，英国人就连这点小小的不恭敬也不能容忍，一个反扑，整个意大利非洲殖民帝国立刻土崩瓦解。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56
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０日，意大利对英法宣战，９月１３日，意大利军队越过利比亚埃及边界，推进不远，到西迪巴拉尼就安营扎寨不动了。１２月７日晚，英军开始反攻，以３万人，２７５辆坦克进攻意大利军队的８万人，１２０辆坦克。１２月１１日，意大利军队全线崩溃，被俘虏近４万官兵（比全部英国进攻者还多１万人！），４００门大炮。由于英国统帅部想不到意大利军队如此不堪一击，遂下令按原计划撤出一半部队回防埃及，增援苏丹前线。战场上一度出现意大利人往西跑，英国人往东跑的荒唐局面。过了３个星期，英国统帅部发现意大利人真是垮了（没有比俘虏人数更准确说明战斗结果的了），才从巴勒斯坦派兵过来支援向利比亚进攻的英军。１９４１年１月３日，得到增援的北非英军越过边界进入利比亚，进攻意大利的巴尔迪亚边界防御地带，３天的战斗之后，英国人又是一场漂亮的歼灭战∶俘虏意大利官兵四万五千余，大炮４６２门，坦克１２９辆。１月２１日，英军推进到东利比亚主要的港口要塞托卜鲁克，第二天冲进去，抓了３万意大利军人，缴获大炮２３６门，坦克８７辆。但是狂热地关注巴尔干半岛局势的邱吉尔完全忽视了迅速全歼意大利驻北非的东非全部军队，并且夺取其全部殖民地的机会，下令不得增援在利比亚的英军，所有机动兵力都集中在希腊登陆，企图重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希腊战线的旧梦。但是尽管如此，剩下的弱小的英军又一次痛歼庞大的意大利军队。１９４１年２月３日，英国侦察机发现意大利人有逃出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的迹象，原本准备等到１２日援军到后发动进攻的英军提前行动，直趋意大利军队逃跑的路线。英军出动兵力三千人不到，２月６日夜在班加西以南的贝达富姆地区全歼意大利军队，俘虏两万人（平均每一个英国兵俘虏８～９个意大利兵），２１６门大炮，１２０辆坦克。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得意洋洋地引用邱吉尔的名言来形容这次歼灭战∶“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向这么少的人献出这么多的贡品。”
在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由总司令奥斯塔公爵统帅的驻在索马里的意大利军队有３０万人，而在战争爆发前，英军在相临的苏丹有９，０００人，肯尼亚有８，５００人。战争爆发后，意大利军队按兵不动，１个月后，进入苏丹，占领了几个边界哨所之后，又没有动静了。８月份认真一点，占领了英属索马里。到了１１月，１０万多英军开始从苏丹，肯尼亚分头反攻，在阿比西尼亚北部的厄利特里亚山区的崇山峻岭之中遇到了意大利军队自开战以来最顽强的抵抗，但是在索马里，英军轻易就攻克了主要城市基斯马尤和摩加迪沙，然后转而与北路英军夹攻阿比西尼亚。５月１９日，意大利“名将”（据说是以骁勇善战出名？！）奥斯塔公爵率领２３万多意大利官兵投降。意大利的东非殖民帝国就此宣告灭亡。
意大利在非洲之所以没有被全部扫地出门，是因为邱吉尔犯了与希特勒在敦刻尔克附近犯的同样的叫停的毛病。他命令英军在攻克班加西之后，将主力调去希腊登陆，其余部队在意大利军队的阿盖拉防线附近监视并且休整，没有乘胜直取的黎波里，把意大利人彻底赶出非洲。这一下可好，隆美尔带领德国装甲师来到了非洲，一个反攻，大败英军，连领导反攻利比亚的英军名将奥康纳也俘虏了，一同被俘的还有他的继任人，英国第八集团军新任总司令尼姆将军。丢盔弃甲的英军一路沿着当初追击意大利军队的路线向相反方向逃跑。以后，直到阿拉曼战役以前，基本上轮到英国军队向隆美尔指挥下的德国意大利联军“这么多的人向这么少的人献出这么多的贡品”了。后来英国军队倾全国之力来攻打隆美尔统帅的一支“偏师”，几乎每次战役都在兵力兵器上享有巨大的优势，但是结果几乎都一样∶“沙漠之鼠”给“沙漠之狐”追得满沙漠乱窜。当时在隆美尔指挥下的意大利军队，尽管武器装备被隆美尔称之为“破铜烂铁”，但是作战还是不乏英雄事迹。可见意大利军队主要的问题的指挥领导的问题，其次是士气问题，再次是装备问题，另外训练不足也是失败的原因。
意大利的海军也是败多胜少。本来意大利海军实力不算弱，国土在地中海的正中的位置，可以切断东西两头英国的殖民地的海上联系。但是意大利人在军事学术方面的成就，反而耽误了其军事实践，真是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意大利的朱里奥·杜黑首先提出“空中优势”“制空权”和“战略轰炸”等现在空军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概念，对于世界空军的学术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意大利方面也因为杜黑的理论，空军受到重视，飞机发展到３，２００架（虽然性能比较落后，多数也比较陈旧），并且其在军事方面的利用，基本上可以自作主张，受到政界和其他军兵种的干预比较少。可是由于意大利本身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没有能力发展大量的重型轰炸机，实现杜黑战略轰炸的梦想。
杜黑主张限制陆海军的发展，集中经济资源发展空军战略轰炸机群。战争一爆发，仅仅由空军进攻，陆海军防御。由于空军逐个夷平敌人的城市，交通枢纽，工业中心和军事基地，敌人必然因为继续进行战争的代价太大而屈服。这个理论后来被英美接受，意大利和德国、日本一道成了受害者，给敌人的战略轰炸机炸得稀烂，这是杜黑始料不及的。
在意大利，陆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力，对国家国防政策发挥主导作用，是不可能限制住的；意大利又是一个边界以海岸线为主的国家，海运事业发达，限制海军发展也不合适。空军不仅在意大利，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新的军种，即使政府大力支持，也办不到仅仅靠轰炸就迫使敌人屈服的目的。只是做到空军在国防上取得了独特的优越地位，海军和陆军都没有自己能够支配的航空兵种。意大利空军既没有战略轰炸的实力，又不重视战术轰炸，高不成，低不就，对于其他军种的战斗带来及其有害的后果。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56
意大利当时在地中海的战略形势非常好，其殖民地从东西两面包围着英国的重要殖民地埃及，如果空军的海上攻击能力比较强的话，英国既不能从地中海增援，也不能从红海增援，埃及就成了意大利的瓮中之鳖。但是意大利空军既没有去“夷平”英国的或者埃及的城市和基地，也没有对于英国与埃及之间的海上交通造成严重妨碍。英国从埃及运兵到希腊登陆，经过爱琴海的克里特岛到土耳其之间的入口，那里有意大利占领的罗德岛和莱罗斯岛，那里的意大利空军没有积极干扰。在英国从直布罗陀经过马尔他到埃及的航线上，散布有撒丁岛、西西里岛、班泰雷利亚岛、配拉杰群岛、利比亚、克里特岛，包括意大利本土，这些地方的机场都分布在航线的两侧，如果意大利空军有当时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对海攻击能力，这条航线早就不能使用了。同样，在阿比西尼亚的意大利空军可以从索马里开始突击企图从印度洋进入红海的英国运输船，然后在厄利特里亚沿红海狭长的水道再加以攻击，这条航线也无法使用。但是意大利空军什么也做不来，埃及成了英国主要屯兵场，东克阿比西尼亚，西击利比亚，使意大利的非洲帝国之梦幻灭于一旦。意大利的空军不但攻击无能，甚至连侦察也十分差劲，结果英国舰队横行地中海，意大利舰队却被迫逃到撒丁岛和比较靠北的基地去躲避英国航空母舰飞机的袭击。
总之，战争过程表明，意大利三军都没有适当的战争准备，根本就不应该参加战争。意大利当时刚刚攻下阿比西尼亚，本来最合适的国策是消化掉刚刚吃下的战利品。从今天看来，利比亚是石油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是在当时意大利根本就没有开发。从德国的战略来看，也没有要求意大利参战的必要。希特勒一直忽视北非战场，就是不希望在那里惹麻烦。如果意大利保持中立，反而可以帮助德国破坏英国的海上封锁。意大利不参战，英国没有开辟地中海战线的需要，当时意大利舰队虽然战斗力有限，但是毕竟在战舰的数量上超过英国的地中海舰队。英国正苦于德国的潜艇战，护航兵力严重不足，没有在意大利愿意中立的情况下主动挑衅的道理，正像西班牙虽然也是法西斯国家，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能从始至终保持中立一样。战争进行到后来，意大利人虽然投降倒戈反抗德国，但是其在非洲、巴尔干、爱琴海上的殖民地全部丢失了，国家蒙受巨大的灾难和损失。所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57
8.国家元首和家庭主妇共同的基本功。
要说竞争的哲理，最玄妙的莫过于道家的学说了。老子曾经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话，让我很久回不过味儿来。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什么是“小鲜”？需要“烹”的东西，又要新鲜，老子那个时代没有冰箱，他老人家生活在南方，因为气候潮湿炎热，食品容易变质霉坏，南方人特别讲究食品的鲜活，大概是小菜一碟那么个意思吧[15]？治理一个大国就像炒一碟小菜那么简单？又或者倒过来说，炒一碟小菜和治理一个大国一样复杂？那岂不是说国家元首＝或者≈家庭主妇？！至少本事差不太多吧？
你说是不是吓你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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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老子在这里的意思，有的书解释为“煎小鱼儿”，大概是不好乱翻动，否则小鱼儿就破碎了。老子是不是把“小鲜”就是指我们今天人理解的“小鱼儿”，就像北京人流行的“盖帽”的口头禅是不是来源于警察的“大盖帽”，可能连北京人都未必知道。如果500年后的《北京古话辞典》要这么说，你也没办法。去做一道小菜的意思比较宽一些，即使老子不是指“煎小鱼儿”，也差不太远。根据上下文的意思，老子在这里主张“道法自然”来治理国家，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意思，只要放手按照客观规律去做，别的就不要多事。好像我们今天说政府对企业行为要少干预一样，因为市场机制这个“看不见的手”会“自然”地引导企业活动一样。我国历史上搞“大跃进”想一下子“超英赶美”，结果反而把国民经济搞糟了，这就是违背“无为而治”的道理遭到失败的例子。我觉得老子的意思是用“道”来治理国家，在做事情上，大事小事都一样要服从“道理”，只要根据道理去做，没有做不好的事情。“烹小鲜”的结果就是做出来味道好（或者说色香味俱全），怎样做得到，这里的道理和治理一个大的国家一样。“无为”不是“不做事”，而是指“不乱来”，“从小事情做起，从小处做起”，“从最基本，最基层做起”到不能乱来，事情自然可以做好了的意思，就像学生打好基础，不是说不读书一样，而是不必三岁看懂《红楼梦》。这个道理在数学上和微积分的原理是一样的：积小胜为大胜，积小变为大变。“小”则是“调味法”，“大”则是“看火候”，请看官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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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治大国和烹小鲜如何“若”呢？“若”在哪里呢？老子没有明说——看来在竹简上写字相当麻烦，给他老人家省略掉了，我只好放胆乱猜：“治大国”太复杂，没几个人有机会尝试，不好理解。“烹小鲜”简单一些，家家户户都有经验，就从炒小菜的功夫往回推导到治理国家的道理吧。
烹小鲜最主要的功夫在哪里？如果不考虑材料的话，一看火候，二看调味，其他的都在其次。火候和调味有一个道理是共同的：恰到好处为之好。火候不够，菜不熟；火候过了，烧焦了。山珍海味，无盐无味，但是盐多了太咸，盐少了太淡。因此火候和调味，都要达到恰到好处，才显出厨师的才能。改革开放以来，从一些流行的语言当中，可以看出其中之“若”：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要“两手抓”，否则味道要么淡了，要么咸了——“若”烹小鲜当中的调味；“抓住机遇”——火候到了，还不下菜猛炒？！——“若”烹小鲜的看火候差不多吧？
战略决策也是这个道理。一方面是资源分配，实力部署，一方面是把握时机，果断行动，都要掌握到恰到好处。决心采取防御态势的方向，投入的实力太少了，一旦对手突破，我方将可能蒙受重大损失。投入防御的实力太多了，势必削弱我方的进攻力量。在竞争的过程中，双方的实力对比和环境要素都在变化，最有利于我方的时机不是经常存在的，因此一旦这种时机来临，要当机立断，果断行动。
如何分配资源，部署自己的竞争实力，应该掌握两个方法：
第一个是“调味法”。“调味法”就是像我们平时炒菜调味那样来掌握各种实力要素投放的比例和数量。我们平时怎样调味呢？拿放盐来看，我们先试着放少量盐，然后尝尝味道看有什么改进，通常我们都掌握在差一点儿的程度上，然后再加少许，再尝尝……直到味道合适为止。这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这个方法在经济学上叫“边际分析”，在数学上叫“微积分”。当我们反复试验，认定盐已经加够了，我们就转向另外的调味品，例如酱油、醋、糖等等，最后美味佳肴就出来了。只不过我们反复多次之后，熟练了，可能只需一两次试验就可以成功。调味法的基础是边际效果递减规律。边际这个词是经济学界对英文Margin的翻译，很多中国人对此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为何。其实我们用中国的一句成语来解释是最合适不过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增加量的意思。那么边际效果递减规律呢，它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把资源连续用在某个方面，后面投入的一个单位的资源取得的效果比前面投入的一个单位资源取得的效果要小，呈递减趋势。
如果你能够回答我的ＩＱ测试题，你就可以理解这个规律了：
你任何时候吃饭，哪一口饭最香，哪一口饭最难吃？
很显然，肚子越饿，饭越香。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好了，很多时候并不是饿了才去吃饭，但是相对而言，吃第一口饭的时候总是比较饿的，而最后一口饭即使没有吃饱，也是相对不那么饿的时候吃的，因此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是开始吃的时候比较香，然后越吃越不想吃，最后是实在吃不下了，才把碗筷放下。如果我们能够吃饱，往往最后那一口在感觉上是可有可无的，多吃一口也可以，少吃一口也不饿。所以，我们家庭里日常吃饭之后，常常有些剩饭，有时候剩饭不多，留下来麻烦，倒掉浪费，总是要某人吃掉。这个事情绝对不是美差，负责吃剩饭的，通常是最富有牺牲精神的家庭成员，例如男性家长或者健康老人，很少有人逼孩子吃剩饭的，因为吃剩饭有点儿“痛苦”，是一种“牺牲”。
因为边际效果递减规律，所以我们不应该连续不断地将资源投放到某个方面而不考虑其他方面的需要。应该像我们通常吃饭的时候那样，一口饭，一口菜，轮着吃，这样吃饭才会比先吃完饭再吃菜，或者先吃完菜再吃饭要香。
要想把味道调到最好，首先要看我们有多少资源可以用来调味，然后是怎样调。引申开去，我们可以达到使用一定数量的资源，获得最佳效果的目的。下面有两个公式，只要满足了公式要求，我们就可以达到用有限的资源获得最大限度的效果的目的：
P1Q1+P2Q2+……PnQn＝TR ………………………………（１）
MR1/P1=MR2/P2=……=MRn/Pn ………………………………（２）
其中：
Ｐ——某种资源的价格；
Ｑ——某种资源的数量；
ＴＲ——资源总量；
ＭＲ——边际效果，即总效果的增加量；
第一个公式当中，PnQn 表示投入在某种用途上的资源的价格乘于数量，合计相当于投放在这个用途上的资源成本。公式的总概念是我们的资源总量都分配到各种用途上了，没有因为盗窃、浪费等等蒙受的损失。我们全家外出的时候，总要把门锁上，这一把锁，就是为了满足第一个公式而锁上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把第一个公式叫做“一把锁公式”。
第二个公式当中，MRn/Pn 表示每单位货币资源成本所造成的边际效果或者说总效果的增加量。比如说，每一元钱成本所引起的效果的增加量。
打个比方，我们有２０元钱，打算买一些苹果，小贩告诉我们，每个苹果１元钱，任我们挑选。我们怎样花完这２０元，可以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利益呢？
进一步仔细考虑：第一个苹果应该根据什么原则选取，对我们的利益最大？
——哪还用问？肯定是最大的那一个！
没错。每花一元钱，就在剩下的苹果堆中挑选最大的那一个。花到最后一元钱的时候，我们刚好买到了从第一大到第二十大的苹果，留给小贩的是第二十一大的以及更小的苹果。这样，我们掏的２０元钱就买到了最多的苹果——不是个数多，而是重量多。如果我们把这个例子里面的苹果替换成边际效果（总效果的增加量），把金钱替换成投入的资源数量（如果需要，可以仍旧用金钱来表示），调味法就可以掌握了：
好像打扑克时分牌一样，我们把资源一个一个单位地分发到不同的用途上去。每分发一张扑克牌（一个单位的资源），我们不是像实际打牌那样按次序轮流分发，而是根据哪一个用途获得这一张牌对我们追求的效果的增加量最大，我们就把下一张牌发给那一个用途的原则来分发。由于存在边际效果递减规律，因此得到牌越多的用途，再多发一张牌所可能给我们的边际效果肯定比上一张牌要少，就像我们吃饭越吃越不想吃一样。这样，我们就应该把牌发给其他相对而言边际效果比较高的用途。因此，我们把第二个公式可以叫做“最大增量公式”。最后的一连串等号表示“选无可选”的意思，如果还存在某个MRx/Px大于MRy/Py则意味着我们还可以通过选择把资源投入MRx/Px来增加效果，如果没有选择的机会了，就意味着已经达到了最好的效果。这种情形，几乎人人都有经历：当你走出商店门口的时候，就是满足了这个条件——如果你觉得什么东西买少了，那是因为这种东西的MR/P比较别的商品大的缘故，那么你就不会走出商店。我们有时候看到人们在超级市场的收银台前放弃了自己刚才挑选的一些商品，这里留个ＩＱ题给你：
为什么人们挑选出来的商品自己并不一定买？
调味过程中，我们放盐增加咸味，觉得差不多了，我们又转向增加菜肴的酸味、甜味、辣味等等，最后得到了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
其他事情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一个白领丽人早上起来化妆，刚刚完成眼睛的化妆，丈夫就催她说时间到了，今天有重要会议需要她提前做准备，她只好赶紧停止化妆，出发上路。你说她在路上会怎么办呢？会不会想：“至少化好了眼睛，总好过一点儿都没有化妆！”
大概她或者是补妆，完成其他部分的化妆；或者全部擦掉，干脆全部不化妆：“光化眼睛，其他地方没化妆，不伦不类的，像只‘国宝’大熊猫，还不如没有化妆！”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57
打仗以坦克为陆战之王，如果军队全部装备坦克，战斗力岂不是天下无敌？但是这样的军队缺乏后勤保障，缺乏对空掩护，缺乏在崎岖地形作战的能力，缺乏对付零散步兵袭扰的能力，缺乏……因此，现代化的军队都实行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的编制，保证军队有全面的作战能力。
第二个原则恰好相反，是突破有效的原则。
调味法可以说是面面俱到的原则，如果我们在竞争里使用这个原则，就会犯平均使用力量的错误。正如孙子批评的：“无所不备，无所不寡”。你企图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结果什么情况都应付不来，因为你的资源太分散，解决什么情况都不够。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过我们身边发生过的事情：当你刚刚进入小学的时候，天真烂漫，小朋友之间本来的那一点点儿天生的差别算不了什么。但是，学期结束，总要评出个什么什么“少年”来吧？有一个幸运的小朋友仅仅因为运气好，比其他小朋友好那么一丁点儿，就评上了个“什么什么少年”。第二个学期，他受到鼓舞，再好上那么一点儿，……直到高中，从“什么什么少年”升级成为“什么什么青年”，而其他同学，从“什么也不是少年”变成了“什么也不是青年”，所有的荣誉和称号都被那个幸运同学垄断了，而且这种垄断的时间越是长久，就越是不可动摇。是不是他就那么厉害呢？不然，出到社会以后，才发现那些好像“什么也不是青年”原来也是那么杰出，富有才华，甚至不少人还超过了那位“什么什么青年”。不是吗？为什么有这种现象呢？这可以归功于那位幸运小朋友当年第一次的突破成功，成就了十几年的荣誉垄断。
现代管理学里面，有一个所谓“满意”的决策原则，意思是说我们决策不一定要求最大的效果，只要满意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可以明确地知道结果，那么我为什么要对第二好的结果满意呢？因此，“满意”的决策原则只能是在对于结果不确定的情况下采用，尤其是对那种风险和利益的概率同比例变化的结果适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面对的情况是可能的利润越大，风险就越大，我们追求高额利润，但是有不愿承担太大的风险，因此权衡利弊，选择一些利润虽然不那么大，但是风险可以承受的决策，这就是“满意”的决策。但是在实际多数情况下，最好的结果不一定和最大的风险联系在一起，至少不是那么明显的联系在一起。比如你在时装店你挑选衣服，好的衣服一般都比较贵，既然是明码实价，就不是风险。如果有两套衣服在同样价码的条件下，买下不是第一的那一套，你怎么可能满意呢？也许第一和第二原来的差别并不大，甚至只有最挑剔的专家才能分辨，但是只要消费者认定某个商品是第一了，第二就没人理睬了。因此必须取得突破，在某个地方压倒对手，成为第一，否则你就注定是个“什么也不是”的人物。但是，你只要赢了一点点，哪怕是一丁点儿，就足以压倒所有对手而集“三千宠爱在一身”了。
人类追求尽善尽美的本性，使得人类竞争当中必然要求突破有效。根据突破有效的原理，我们不能够四平八稳的配置我们的实力，必须有所侧重，追求突破的效果。
突破原则首先在军事上有效。最典型的例子是古希腊的埃帕米农达斯的底比斯方阵战胜斯巴达方阵的战例，恩格斯称赞说：“埃帕米农达斯第一个创立了直到今天仍然解决几乎一切决战的伟大的战术原则：不要沿正面平分兵力，而把兵力集中在决定性的地段进行主攻。”当时希腊的方阵一般纵深８～１６列，而埃帕米农达斯把精锐武士集中在左翼，排成纵深五十列的梯形方阵，左厚右薄，首先在左翼突破，然后卷击右翼，打破了曾经威震希腊的斯巴达重装甲步兵的方阵。斯巴达人再能征惯战，在古代肉搏的战斗条件下，一个人受体力限制，是不可能连续战胜５～７个战士的，何况底比斯最精锐的武士全部集中在这里呢？
最伟大的成功是成吉思汗的蒙古轻骑兵的战略机动性。现代军事上讲究火力、防护力和机动力的统一，古代军队应该是杀伤力、防护力和机动力的统一。古代的中国中央政府的正规军队，因为手工业发达，所以在杀伤力和防护力方面领先一些，因此能够称雄各国。成吉思汗在中国军队的传统上，结合蒙古游牧民族的特点，着重发展了轻骑兵的战略机动性。金国主力骑兵重甲连环，侧重防护力和杀伤力的结合，其“铁浮屠”所向无敌[16]。可是蒙古轻骑兵一人数马，轮流乘骑，保持马力和速度，饥渴的时候甚至以马奶充饥，结果获得了古代军事历史上的超级战略机动性：蒙古军队曾经从太行山迂回金朝军队的南口防线，逼近中都（今天的北京）。在金朝大军云集中都（北京）准备决战的时候，一支蒙古轻骑却悄然飞过万重关山，直取东京（辽阳）。然而敌人早有防范，指挥这支轻骑兵的将领哲别命令全军撤退５００里，待敌人以为危险过去，疏忽大意的时候，一夜奔袭，攻破东京。蒙古轻骑兵的战略机动性在古代是绝无仅有的，因此蒙古军队总是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突击敌人以为安全的地方。他们的军队很少，但是每次战斗都能够迅速集中，突击敌人的要害。在与金国的战略决战野狐岭战役当中，金国集中５０多万大军，浩浩荡荡，鼓行前来。结果蒙古全军突击金国军队前锋，前锋崩溃，全军崩溃。因为蒙古军队快速，就算是距离几里地的军队，也来不及互相救援，而一支军队溃散，就会动摇其他军队的士气。后来南宋的文天祥，诗歌写的不错，可是一看他的戎马生涯，就不敢恭维他的军事才能：军队稀里糊涂就给敌人打散了，自己当了俘虏。这也难怪文天祥，全世界当时的军队和统帅都没有适应成吉思汗的军队和战略战术。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57
[16]金国也有一兵二马的轻骑兵，因此采取了很有特色的穷追战术对付战败的敌人。从相当于今天沈阳的地方穷追辽国皇帝，一直追到内蒙古的河套地区，终于抓住了。后来又从河南穷追南宋的皇帝，直到浙江南部，把皇帝赶下大海，实在没法追了，这才班师回朝。但是入主中原之后，利用中原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发展起来重装骑兵集团和大规模步兵集团，轻骑兵反而没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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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麦克阿瑟是成吉思汗的现代崇拜者，他模仿成吉思汗，在太平洋战争中设计了“蛙跳”战略，在朝鲜战争中策划了仁川登陆，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后来遇到了成吉思汗的正宗传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他的军事生涯就打上句号了——很落魄的那种句号。美国军队现在还再根据成吉思汗的军队来设计21世纪的美国军队，其中用轻骑兵了代替重骑兵的思想就用到了坦克设计上。现代主战坦克的重量达到５０～６０吨，走不远，走不快，一旦有事，靠火车或者轮船运输，好几个星期也赶不到地方。美国人计划开发一种轻便到能够空运的大威力坦克，一旦有事，可以迅速空运到出事地点。军队现在的重型师的编制也要相应改造成轻型师。这实际上是“盗版”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作战思想。
商业活动的原则其实也在突破上，做生意必须与众不同，至少在某个方面压倒对手，才能获得成功。市场只认识第一，不认识第二。你起码在某个方面能够获得第一，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否则只是混口饭吃而已。
总的来说，调味必须面面俱到，这样才能有效地利用资源；同时我们还必须时刻记住我们是在和别人抢饭吃，必须要有所突破，才能战胜对手。你不能只看着自己的炒菜锅，还要留心别人的锅头。所以四川的菜在麻辣上有所突破，广东的菜在鲜活上有所突破……，有没有最好的味道呢？恐怕没有，只有各具特色的菜肴，各种菜肴都有自己忠实的拥护者。突破才能赢得顾客，才能赢得自己的拥护者。
做生意最害人的思想是“别人能活，我为什么不能活？”然后照抄别人的生意。殊不知别人已经经历了一段“如入无人之境”的大好时光，投资已经全部或者大部分收回，在生意方面已经是驾轻就熟，正在准备用价格战或者品牌战伏击你这个“初哥”呢。而你却是刚刚入行，投资债务背了一身，做生意还是“找不着北”的时候，给人家兜头打了一个闷棍，真是“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不败何待？
烹小鲜的第二要诀就是掌握火候。什么是战略的“火候”呢？就是时下时髦的词汇“机遇”，指的是环境变化和实力变化的最佳配合的时候，也就是形势最好的时候。
什么是形势呢？形势是竞争交锋前的综合局面，这种局面由竞争各方的实力，各方实力之间的结盟和矛盾，竞争各方对环境的改造和利用，实力与环境的结合，所有这种情形所造成的一种竞争力的相互作用和互相抵消的均衡局面，这种局面对于竞争的结果将会产生重大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也是谋略设计的依据。形势是由竞争各方的实力对比状况，以及所处的特定环境所构成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隐约地向人们指示出竞争最有可能的发展方向，各方成败的概率以及获胜的方向和机会所在。形势对于竞争的意义，就象物理学中的势能一样，本身并不意味着竞争的结果。在物理学上，势能越大，转化出的动能就越大，如果加以利用，做功也就越多。例如我们在人行道的边上放一块砖头，砖头向马路上伸出半截来，你感到害怕吗？大概你把脚掌放到砖头下面也不担心会被掉下来的砖头砸伤。可是这块砖头如果放在１５０米高的摩天大楼顶的边上，即使没有伸出来，你也会感到不安：万一风大，把它吹下来了怎么办？这么高，掉下来可能把小轿车顶都打穿！别提人脑袋了。竞争也类似，如果竞争各方的实力对比越悬殊，环境越有利于占优势的一方，则竞争结果就越有可能是优势者获胜。因此，战略的第一要务就是制造这种优势差，扩大这种优势差。这种优势差就是包含于形势中的势能。孙子说：“如转木石，木石之胜，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好像我们转动木头和石头那样，木头和石头的性质是，放在平稳的地方则老老实实，放在不平稳的地方则会滚动，如果把它们切割成方形，它们就不容易滚动，如果打磨成圆形就很容易滚动。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所创造的形势，就好像在千仞高山上向下滚动园园的石头那样，势不可挡。《孙子兵法》在体系上，＜军形第四＞讲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形势，或者战略势能，即指这种优势差，是相对静止的东西。而接下来的＜兵势第五＞，指的是变动中的战略形势所产生的一种冲击力，即所谓的战略动能，在形势迅速变化中，竞争双方的优势差迅速变化，从而导致成败概率急剧变化的过程。由于变化过于迅速，处于不利的一方来不及采取反措施，以致处境急剧恶化，甚至于迅速溃败。“势如破竹”，“兵败如山倒”，“崩溃”这些成语词汇都是用来形容这种动能发生作用的情况的。然后的＜虚实第六＞则着重指出这种冲击力所应作用的对象，即对手的实力和环境结合的弱点。孙子的这三篇正是我们现在所要探讨的。
势能公式：
W = PS
其中：
Ｗ：势能；
P：实力的总体优势系数；
S：环境的总体有利系数。
比如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成功与否，固然取决于他的形象、表演才华、名声等实力要素是否强大，也取决于和观众的关系。我国演艺界过去重视与评判的关系，轻视与观众以及传媒的关系，最近不少当红明星在这方面吃了亏，渐渐注意了这方面的改进。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58
一支军队要想战胜对手当然必须有强大的实力：众多的兵员、训练有素、武器先进、指挥上乘……，这些实力要素还必须和环境要素相结合才能成功。比如抗美援朝当中的上甘岭战役，我志愿军的胜利依靠：参战部队的英勇善战，包括炮兵、防空兵、装甲兵在内的特种兵部队装备和技术战术水平的提高，指挥员的坚守防御的指挥水平，上甘岭的山地条件以及我军在战前修建的巨大的地下工事体系。
实力，实力要素在特定环境中的部署，和环境的结合，对于环境的利用，改造，然后和对手、盟友的同样情况加以比较，胜负的态势就已经可以明显看出来了。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战略分析的方法：形势——谋略空间分析法。
形势—谋略空间[17]是在实力和环境的比较优势分析分析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形势判断和谋略分析空间方法。该空间可以帮助竞争参加者判断总的竞争形势的绝对优劣，以及局部竞争形势的相对优劣，并进一步指出了谋略在改造形势和利用形势时努力的方向和任务。
形势—谋略空间是一个三维空间，包括实力维，环境维和时间维。在坐标系上，Ｘ轴标示实力诸要素，按相对于对手的强弱次序排列，靠近原点一端表示己方相对较强的实力要素，远离原点的表示己方相对较弱的实力要素。各实力按其对于竞争影响的关联度大小划分，关联度表示每个实力要素对最终结果的贡献，Ｙ轴表示环境。我们规定，越靠近原点的一端，就是对我方越有利的环境要素。向远离原点的方向依次为基地；我方控制环境；对手的基地。Ｚ轴则可以用来表示时间。先看Ｘ轴表示实力值的对比。同一种实力要素，以我方该要素的值为分子，以对手的实力要素值为分母，计算优势系数，公式：
我方实力要素值
单项实力要素优势系数 ＝ —————————
对手实力要素值
优势系数 ＞ １，表明我方在该实力要素方面占优势。
优势系数 ＝ １，表明均势。
优势系数 ＜ １，表明对手在该实力要素方面占优势。
总体优势系数的计算，通常要把各种不同实力要素值都折算成同一单位的值。例如，在商业竞争中用金钱来统一各种实力要素的计算。其他的情况，可以选择一种最有代表性，最易折算的要素值来统一计算不同的实力要素，或者，人为地构思一种竞争力值来统一计算。例如，在军事斗争中，人们常用“战斗力”来统一计算各种实力要素的值。在谋略学中，我们一般地把它统称为“竞争力”。在这种统一值确定后，分别算出各种实力要素的值以后，就可以代入下式，算出总体实力优势系数：
我方各实力要素竞争力值之和
总体实力优势系数 ＝ ———————————————
对手各实力要素竞争力值之和
优势系数 ＞ １，表明我方总体上占优势。
优势系数 ＝ １，表明双方总体上处于均势。
优势系数 ＜ １，表明我方总体上居劣势。
在Ｘ轴上，优势系数越大，越接近原点，反之，越远离原点。
同样的，我们可以为各种不同的环境要素统计计算出有利度。单项环境要素的有利系数用以下公式计算：
对我方实力要素的加强倍数
某项环境因素对某项实力要素影响的有利系数＝————————————
对对手实力要素的加强倍数
有利系数 ＞ １， 表明该环境因素对我有利，是有利环境。
有利系数 = １， 表明该环境因素对双方有同样的影响，是中立环境。
有利系数 ＜ １， 表明该环境因素对我不利，是不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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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形势－谋略空间的设计方法：
——作正方形１个。
水平双轴表示实力值，垂直双轴表示环境的有利度（环境乘数）。
实力轴左表示强，依次向右减弱；上为己方，下为对手。
环境轴上表示对己方有利，依次向下减为不利。
轴刻度均为１，表示１００％。
——按比例标上数值。
确定决定竞争形势的主要环境、实力要素以及各自在竞争中作用的百分比。
依强弱及比例标于图上。
——画出势能分布及求出谋略集合。
确定图上势能的分布，标出优势、均势、劣势三空间。
寻求使交锋发生在势能最强空间的途径——交锋性谋略集合。
从实力和环境两轴上寻求推进己方优势空间的途径——战略性谋略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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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58
环境对竞争的作用，是通过对实力的竞争效能的影响进行的。人们在形容一些雄关险隘时，常常形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说此关隘使得兵力的战斗效能增加了万倍以上。类似的例子，在经济决策中，投资环境常常是投资决策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一个考虑中的投资地点缺乏基础设施，投资者势必要投入较多的资金加以建设，结果资金利润率会下降。亦即投资者的实力—资本的竞争效率将减弱。反之，投资在有良好环境的地方，资本将受益于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效益，其赢利的潜力将大为增加。在旧式的社会环境中，青年男女缺乏接触的机会，主要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亲。他们本人所具有的实力，如相貌，才华，个性，谈吐在成婚前对于择偶的作用大大降低，而他们家庭的实力，才是决定他们婚事成功的主力。这是贾宝玉，林黛玉式的封建婚姻悲剧的原因所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这种情况就颠倒过来了。但是在不同的环境里，不同的实力要素对竞争的作用还是有差别的。例如，在农村，体格健壮，能干体力活，勤快等要素，就比在城市里重要，而住房，相对就不如城市那么重要。
环境对实力的加强倍数值可以为正值，也可以为负值，即削弱值，正如实力要素有正负之一样。一般而言，人口稠密的居民点，通常投资环境比较好。但是对于排污量大的企业，在这种地方生产相应地要提高三废处理的标准。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要使三废排放值下降一个百分点，投资有递增的趋势。因此，这些类型的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往往宁可选择基础设施差一点的乡村，而不选择城市。因为城市那里的环境对其资本的赢利能力有削弱的作用。
同样的环境，可能对竞争双方的同一种实力要素有着同样的影响，但是程度不同。天气冷暖，对于马拉松运动员的竞技状态当然会有影响，但对于不同国度的运动员影响不同。一般而言，炎热的气候对热带地区长大的肯尼亚运动员的不利程度不及对寒冷地区的挪威运动员那么严重。因此，我们在评估一种环境要素的作用时，别忘了对于形势有意义的，是对竞争双方实力的相对作用。工农红军在深山老林里打游击，自然少不了跋山涉水，餐风露宿的辛劳，但是相对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而言，又是有利的环境，因为可以减小敌人的优势。
仅仅知道形势对比的优劣，还不足以定计。须知优势的大小只是表明胜算的多少，是一种概率的概念。很多情况下，占优势的一方贸然发动进攻，结果却意外地遭到失败。例如美国对朝鲜、越南的用兵，苏联入侵阿富汗，都是如此。竞争者还必须从形势中看出竞争发展的最可能的趋势，预见未来。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明确形势的变化主要依赖两股动力—实力的变动和环境的变动，特别是这种变动所造成的差异对于形势变化的方向有什么作用。这就是Ｚ轴的作用。
《孙子兵法》当中有“治气、治心、治力、治变”一说：
“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因此三军的士气可以打掉，将帅的意志也可以打掉。因为早上的军队士气旺盛，中午的军队疲劳懒惰，傍晚的军队准备撤退返回营地，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就要避免在敌人士气旺盛的早上与他交战，而要攻击中午懒惰傍晚想回军营无心恋战的敌人，这就叫做“治气”的战法。以严整对付散乱，以沉着对付喧哗，这就是“治心”的战法。走比较少的路等待远道来战的敌人，休息好等待疲劳的敌人，吃饱饭对付饿肚子的敌人，这就是“治力”的战法。不要袭击旗帜鲜明的敌人，不要攻击阵势严整的敌人，这就是“治变”的战法。
其中“治气”就是利用敌人的实力要素的竞争力在一天不同时候的变化而制定的战法。
战略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造势、蓄势与用势。
由于形势的优劣近似于竞争胜负的概率大小，而“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古代人所说的善战的将领，所打败的是容易被人打败的敌人。所以善于指挥打仗的将领所获得的胜利，没有足智多谋的名声，没有勇武盖世的功业。正因如此他们的胜利才是毫无疑问的胜利。之所以是毫无疑问的胜利，是因为他们为胜利采取的措施是必然胜利的措施，就是保证他们能够战胜一个已经失败了的敌人。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首先要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但是不要放过打败敌人的机会。所以必胜的军队实现创造获胜的条件然后再向敌人挑战，而必败的军队却是先向敌人挑战然后再在战斗中碰运气。孙子在这里的意思和他曾经提到过的：“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引导出的结论又进了一步。孙子在当时，已经产生了构成今天的概率论的一些基本思想，猜到了一些原理，如数学期望，大数定理，中心极限定理等等，这在充斥着迷信的古代是难能可贵的。根据这些原理，孙子否定了侥幸取胜的心理，而把胜负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因此，他要求多算才战，即获胜的概率比较大的时候，才向敌人挑战，并且要在战前就“所措必胜”。这就提出了造就有利形势的问题。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58
竞争者能不能造势？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中国民间把这个问题表述为：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结论似乎都是一样的：形势比人强。从整个人类社会来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确实如此。但是在竞争的局部来看，就不一定要听天由命。强者决定形势，弱者被形势决定。明智的战略家设计并且创造形势，而缺乏战略头脑的竞争者却被形势前者鼻子走。
战略家的首要任务是“造势”，什么叫“造势”呢？就是孙子说的：“上兵伐谋”的意思。
伐谋的主要内容特别指在竞争中把主要精力放在使实力的增长具有比较优势，并且使之竞争力在交锋时能达到巅峰状态；同时改造环境，使之与实力有最优的配合。在战略上，扩大优势空间，在战术上，只在优势空间内与对手周旋。凭借优势，力争在击破实力型竞争中“不战而屈人之兵”；在达标型竞争中夺取所争夺的目标如“探囊取物”，手到擒来。
除了伐谋之外，伐交也是造势的主要手段。
伐交就是同盟争夺战。自己的实力不足，靠盟友的支援补足。对手建立了强大的同盟，通过瓦解对手的同盟来削弱对手的竞争力。
怎样伐交呢？最根本的原则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因此中国古代军事家非常推崇“义兵”的思想，中国现代军事家依然崇尚“正义战争”的概念。因此，战略的水平到达一定的高度之后，自然而然的和社会的道德规范融合在一起了。合乎道义才能得到最广泛的支持和同情。
另外在手法上，毛泽东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和统一战线的思想，堪称经典。什么是矛盾，差异就是矛盾，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只要超过两个人，差异就会产生，矛盾就会出现，就可以加以利用。人数超过三个，就会出现多数和少数的问题，就有争取多数的机会和各个击破的机会。当年成吉思汗粉碎俄罗斯王公的联军就是用的这种战略分裂了联军，最后全部加以毁灭。
造成了有利形势之后，就可以着手收拾你的对手了。毛泽东说过：“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伐兵就是扫灭对手的行动。伐兵就是交锋。就是竞争双方直接以实力进行较量。如果“伐谋”，“伐交”成功，则交锋只不过是收获果实而已，反之，只能靠碰运气了。
孙子说：“其下攻城”。
指放任对手集中实力，并与环境取得最佳配合后，在对手的优势空间的纵深处与之交锋。一般人们把这种做法称之为“蛮干”。
“蛮干”当然降低了成功的机会，但是提供了检验实力的最严格的条件，因此我们在良性竞争活动规则制订过程中应该遵循“攻城原则”。给竞争双方以同等的环境条件，让他们仅仅依靠实力交锋，不能借助环境的帮助，这样才能检验出双方实力的真正优劣。[18]
在竞争中对于形势的适应、利用、控制和创造是战略规划的全部任务。
当我们在进行战略规划的时候，首先应该从环境、竞争各方的实力及其对比等方面把形势认识清楚，并且把适应形势生存下来作为战略的第一要务。我们从两方面来进行适应：第一，使我们的实力和环境互相适应；第二，使我们的实力与对手互相适应。
现代海军陆战队员和空降兵、侦察兵等有机会到敌人后方执行任务的兵种成员都需要进行严格的求生训练，比如在孤岛或者深山密林当中生存，这些就是适应性训练。环境当中的一些要素可能会对我们的实力构成削弱和破坏，适应就是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使自己的竞争力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下也不会显著削弱。企业的适应性表现在应付经济波动尤其是经济衰退的能力上。
另外，遇到具有特殊实力要素的和采用特殊竞争方法的对手，我们还应该能够适应对手，不至于遭受致命打击。古代罗马人在遇到汉尼拔的战象时，惊慌失措，狼狈逃窜。后来仔细研究了战象的特点，设计出应付的方法：当敌人的战象冲过来的时候，让开一条路，不要让战象撞倒，同时发射火箭，大喊大叫，惊吓战象。在决定迦太基命运的扎马战役当中，汉尼拔的战象不但没有冲乱罗马军队，反而受到惊吓，回头冲乱了迦太基自己的阵脚。德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第一次看见坦克这样的庞然大物，虽然那时的坦克战斗力有限，但是已经吓坏了德国人，使他们弃阵而逃。到了英国军队第二次使用坦克的时候，德国人已经知道自己可以怎样对付这些庞然大物了。清朝军队骑射打天下，倚重骑兵的集团冲锋。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在白河口附近冲击英法联军步炮兵方阵，全军覆没。后来到了抗日战争，中国人已经知道怎样利用落后的武器对付装备先进的外国侵略者，到了抗美援朝，英雄的志愿军更是把最强大的美国佬打得丢盔弃甲，成为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最辉煌的战史。
当我们在竞争当中适应了形势之后，就站住了脚跟，至少不会被对手一击致命。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59
在完成了适应形势的战略任务之后，下一个就是利用形势。这个任务也分为利用环境和利用实力两个方面。
利用环境包括利用环境加强自己的实力和削弱对手实力两个方面。环境对于实力的加强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提供实力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保护实力在竞争当中不容易受到对手的损害。西方古代有个神话故事，说的是希腊大力士赫丘力和巨人安泰决斗。安泰的母亲是大地之神，任何时候只要安泰一接触地面，他所受到的伤害和消耗的力量马上可以得到恢复，所以很难对付。后来赫丘力把安泰举起来，不让他接触地面，在空中把他打败了。军事上的包围正是这样的战略，切断敌人利用环境的机会，削弱他们的实力。康熙皇帝命令黑龙江将军萨布素进攻侵占雅克萨的沙俄军队，让他带上大炮，轰击雅克萨城墙。如果敌人火力强大，不容易攻克，就采取围困的方法，困死敌人。最后，如果连围困也不能战胜，在撤退之前要把雅克萨周围田野的庄稼全部割掉或者破坏。为了完成包围任务，萨布素特地调动黑龙江水师参加封锁，使得俄国军队无法从水陆两方面补给雅克萨守军。８００多俄国士兵被清军围困达１１个月之久，最后只有６６人侥幸生存，被迫求和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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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由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开始，台湾问题再度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台湾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我国在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之间“伐谋”不胜，整个大陆在经济建设方面与台湾的差距越拉越大，自己国内的老百姓尚且千方百计往外跑，甚至不惜重金偷渡，客死他乡，好像最近在欧洲闷死在货柜车里的几十个偷渡客一样。台湾人已经跑出去了，虽然现在很多人不愿独立，但是你再叫他回来，确实也不那么容易。
我国过去虽然“伐谋”不胜，但是“伐交”却卓有成效，美国当年为了从越南脱身，实际上是抛弃了台湾当局这个“老朋友”。可是当时我国“伐谋”不胜的后果，无力“攻城”，错失良机。
既然我们知道了历史，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战略就是现成的了：
“上兵伐谋”，还是要缩小在发展上和台湾的差距，好像现在的广东，成为很多香港人考虑置业定居的选择，而内地人对于移民香港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狂热了。如果没有发达的社会现实，台湾人民肯定担心１２亿大陆同胞跟他分家产，当然不愿意接受我们中央政府的管治。
“伐谋”成功之后，“伐交”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中国越富强，外国就越重视中国中央政府而轻视台湾当局，就越不愿为台湾问题与中国翻脸。
如果没有“伐谋”和“伐交”的胜利作为前提，勉强“伐兵”和“攻城”显然都是下策，是不得已的选择。如果在战略上走到了“不得已而为之”的地步，则应该算是“臭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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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己和对手的实力，首先就是发挥自己的长处，攻击对手的短处。如果我的东西便宜，我就和对手打价格战，如果我的东西比对手贵，我就打品牌战或者品质战。美国人打算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经济上有自己的小算盘：“中国虽然有世界上第三大的国土面积，但是扣除了青藏高原整个第三级阶梯大多不合适发展农业之外，第二级阶梯只有四川盆地比较好用，其他地方荒漠多过甘泉，最好的第一级阶梯东部地区，虽然耕地不少而且质量不错，但是拥挤着１１亿多人口，盖房子修马路就用掉不少耕地，实际上中国耕地面积总体上不如美国，人均计算就更不用说了。因此中国一定是美国农产品的最大买主：１２亿人口，１２亿张嘴——太棒了！”实际上怎样呢？中美刚刚达成世贸协议，美国就以“反倾销”罪名起诉中国的果汁制造商——显然著名的“华盛顿苹果”斗不过中国苹果。中国的猪肉估计很快就会进军美国——以每公斤６～７元的成本对付１０～１１元的成本，又是中国人的压倒优势。
中国确实是耕地少，因此大量使用耕地的产品最终比美国贵，但是中国人比美国人穷得厉害，本来是不好意思的事情，但是在经济上坏事却变成了好事，成了中国最大的王牌——劳动力成本低廉。所以凡是大量使用劳动力的产品，中国通常都占有优势。但是需要大量土地生产的产品，尤其是粮食，中国相对美国来说并不占优势。
不过从长远来看，中国人贫穷的优势不可能维持很久，毕竟我们的发展速度持续十多年世界第一，而我们的目标正是摆脱贫穷。一旦中国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再贫穷，中国的劳动成本必然上升，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就不复存在，而被其他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所压倒。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在劳动密集型的典型行业纺织业方面到处排挤中国的产品，在不少国家把头把交椅从中国人的手中抢走了。因此中国人必须发挥人多的另一个优势：这就是头脑多，用智力密集型的来代替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这就是科教兴国战略的出发点。中国自古重视教育，问题在于我们需要给头脑一个自由发挥自由想象的空间，并且给知识产品化提供必要的土壤——保护知识产权和提供风险投资的机制。目前，我们重视科教投资，忽视知识产权保护，更不敢给头脑以自由想象的空间。当然，我们目前还是吃“穷饭”，这些都无所谓，但是等到我们富裕起来之后，这些就成为基本的立国条件了。
另外，一般人不容易注意到的，是实力有正负之分。使自己的负实力转化为正实力，使对手的正实力转化为负实力，是战略运筹上更加高明的地方。所谓缺点，就是负的实力要素，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自己的缺点，就是把负的实力要素转化成了正的实力要素，因而增强了自己的竞争力。对于竞争对手，却要设法把他的正的实力要素转变成为负的，削弱他的竞争力。相传是姜太公所作的《六韬》有一段话：“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太张必缺。”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要进攻强大的敌人，必须要设法让敌人强大起来，让他野心勃勃到处扩张，太强大必然不可能持久，扩张太快必然破绽百出。当然，敌人强大之后，不一定不能够持久，关键在于他的强大是冰山一角，还是勉为其难。同样，敌人的扩张能否破绽百出，为我所用，要看敌人是否厚积薄发，还是强弩之末。另外自己能不能利用敌人的失误或者破绽，也是问题。勾践鼓励夫差大兴土木，建筑宫殿，实际上是设法使吴国荒废农业这个古代社会的根本；鼓励夫差争霸中原，正是要是吴国军队主力集中到北方，并且在与强大的齐国争霸战中消耗掉，为越国从南方偷袭吴国创造条件。相反，韩国派郑国去给秦始皇修建水利工程，以为可以消耗秦国国力，因为短期内韩国不能利用秦国国力削弱的机会，反而在长期当中大大增强了秦国的国力。苏联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死伤惨重，几乎灭国，心有余悸，因此在战后过分追求军事强大，最后反而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接下来就是控制形势，控制形势包括软硬控制和对环境的控制以及对实力的控制三个方面。所谓“软控制”指的是掌握主动权，使形势按照自己的战略发展，主要取决于战略家的战略运筹水平。所谓“硬控制”指的是利用强大的实力对于竞争的环境实行可靠的控制，并且将竞争各方的实力都处于自己的牢固控制之下，一般是指竞争获胜之后的战略。在秦始皇之前，孔夫子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一直是春秋战国诸侯的道德标准，秦始皇改变了这个标准，所灭的国家从此成为郡县，成为皇帝管辖下的地方政府机构。在市场竞争当中，收购了竞争对手的企业，就是在“肉体”上消灭了“敌人”，完成了对于竞争形势的“硬控制”。在情场竞争当中呢，当然是完成结婚仪式之后，竞争才能算告一个段落。
软硬控制的目标，一个是环境，另一个是实力。
控制环境的手段是实力。我们用金钱买下了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使用权，我们就“占领”了这块土地，实现了对这块土地的控制。如果商家大作广告，使得某个地方的消费者忠实地购买它的产品，也可以说控制了某个市场。当然，前面的控制比较实在，我们就说是“硬控制”，后面的控制不够实在，很容易丧失，我们就称之为“软控制”。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59
控制实力的手段是其他的实力以及实力本身的控制机制和管理体系。一家股份公司的最大比例的股份如果被新股东购买，引起控股权的转移，这家公司就易手了。如果老股东企图保住自己控股权，就必须动用资金进行反收购。这是“硬控制”方面的问题。“软控制”就是原来实力的主人能不能继续对实力进行有效控制的问题，我们在前面的“宦官现象”的内容里面讨论了这个问题，这里从略。
控制形势之后，还要对形势进行改造，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每战必胜。我们经常说的一句套话“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就是这个意思。
形成了有利形势之后，我们“势能”在手，如何“破敌”的问题就提上议事日程了。在这个方面，日本人有很好的心得可以供我们参考。我们在电影上得到的日本人的“大将风度”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呢？大概是这样吧：盘腿坐在榻榻米上，身板挺直，好像在闭目养神，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听不见，看不见……突然瞪大眼睛，发出命令……！……！！……！！！他们总是准备的很好，不声不响，而后时机成熟时突然猛烈喷发，一击致敌死命。著名的珍珠港事变就是一个典型范例。不过发明权还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有“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九年不飞，一飞冲天。”的说法。孙子兵法说：“势险节短”。“势险”就是形势包含的“势能”很大，很险峻。“节短”就是节奏要短，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势能”释放出来，这样才能获得强大的“动能”去冲垮对手。一把几公斤重的铁锤，挥动起来可以轻易地打碎一个人的脑袋，但是静静地放在地上的几十公斤重的杠铃，却可以被人轻易举起。如果我们不注重动态运用我们的优势，我们只能形成静压强，要压垮对手需要非常大的势能做后盾才行，这与我们谋略所讲究的效率目的相违背。根据前面介绍的边际效果递减规律，我们形成在某些领域里的优势是以牺牲其他领域的发展为代价的，如果虽然优势很大而持久不决，最终可能会在其他领域里被拖垮。苏联的瓦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苏联在崩溃之前，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军事优势，由于不能释放出来，最后在经济方面拖跨了自己。当时，很多军事专家都认为，苏联军队可以在３个月甚至１个月不到的时间内占领整个西欧。如果苏联当真动手占领了西欧，获得了西方的财富和资源，这个国家可能不至于迅速垮掉。但是在核时代，核大国之间如果要动手，就要冒全人类同归于尽的风险，实际上大打是不可能的。既然短期内不能够用军事优势解决问题，军事均势才是更好的选择。可以把资源转用于其他更有意义的领域。
总的来说，战略可以分为两大类：交锋战略和发展战略。交锋战略指导我们怎样使用自己的实力在特定的形势下去战胜对手，这类战略的指导方向是指向形势——谋略空间左上角的原点，也就是设法使交锋发生在我方势能最强的地方。用我方的最强攻击对方的最弱，利用环境增强我方的强大，增加对方的弱点。比如抗美援朝时期，我军刚刚建立空军，怎败敌人老牌的强大空军呢？我军使用战斗机集中攻击敌人的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尽量避免和敌人的战斗几个都，因为我们的飞行员的经验和训练都远远不如敌人，格斗不占上风，但使用专门为空战设计的战斗机攻击专门为轰炸设计的轰炸机，飞机性能就占了很大优势，总的来说，我们年轻的空军打赢了。在战役战术指挥上，尽量组织大规模空战，避免少数飞机之间“单挑”，好比打群架，个人的技能相对就不重要，协同和纪律更重要。就像法国兵打马木鲁克兵一样，人少打不赢，因为人家武功好，“单挑”打不过，人多反而打赢了，因为我们协同和纪律好。在作战地点上，尽量靠近我国边界，一则出击时间短，我军飞行员以逸待劳，二则留空时间长，不必担心油料不足，三则万一失利，飞回我国境内就可以摆脱敌人，当时美国空军还不敢明目张胆侵犯我国领空。有一首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据说取材于长城抗战。当年日本鬼子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飞机大炮加坦克，一轰一冲，中国军队就垮了。后来中国军队就找日本鬼子的弱点，找来找去，发现日本人晚上睡起觉来跟死猪一样，因为老打胜仗，看不起中国人，晚上也缺乏警戒。结果中国军队半夜摸上敌人阵地，抡起大刀，一刀一个脑袋，砍了个痛快！后来这首歌就传遍了全国抗日军民。发展战略是在竞争的过程当中，把握和引导形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包括选择最能增强自己竞争的实力要素优先发展，各种要素之间的均衡发展，实力要素和环境的结合，环境的控制和改造，基地的选择和建设等等。发展战略的指导方向是指向形势——谋略空间的右下角的原点，也就是扩大我方的优势空间，压缩我方的劣势空间（即对手的优势空间）。所谓发展形势，指的就是发展战略的任务。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59
战略经典研究：民以食为天。
建国５０年来，我国在发展农业上自以为值得骄傲的成就是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穷国的吃饭问题。但是，这种解决是在相当勉强的水平上的，既不彻底，也不可靠。几乎年年都有局部地区的吃饭问题出现麻烦，严重的时候还引起过恐慌，需要国家紧急进口粮食。之所以我国的农业长期徘徊在温饱水平上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农业在工业化过程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以及国家据此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业担负着为工业提供粮食、原料、资金和劳动力的使命，这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这么做的。由于我国工业的底子薄，竞争力弱，因此，特别要求农业提供的粮食和原料保持价格低廉。以这种方式来实现农业向工业的资金转移。我国农村流传“无农不稳，无工不富”的说法，正是这种情况的体现。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过剩，因此对工业提供劳动力并不构成对农业的严重负担，相反，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才是对工业的沉重压力。因此，我国农业对工业化的主要贡献表现在提供粮食、原料以及通过保持农产品低廉而实现的资金转移。这种状况，由国家的统购统销和保持主要食品低价的政策加以维持。但是，农产品价格低了，农业本身的筹资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就随之下降，造成了我国农业生产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自从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政府多次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在剌激农业发展方面成效显著。但是，政府为了保证城市人民生活，稳定大局，支付了大量价格补贴，仅粮食一项，８０年代每年补贴就高达３００亿元。考虑到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工业，农产品的价格补贴，实际上是资金从工业向农业回流，加上政府长期以来实行农业生产资料低价和有关企业政策性亏损等形式的回流，使得８０年代上半年我国农业生机勃发。但是，这种回流，最终是以增加工业成本，降低工业竞争力为代价的，目前我国的工业实力，还不能完全承受得了。因此，国家势必要限制这种资金回流。在政策上，政府双管齐下：一方面，仍然没有完全放开农产品价格；另一方面，却允许相当数量的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销售随行就市，造成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又回到低水平徘徊，回到靠行政命令、政治优势来解决吃饭问题的老路上去了。
第二个原因是我国农业的资源极不平衡，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农业劳动大军，却相当缺乏耕地，极度缺乏资金。由于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作用，继续增加劳动投入的经济效益是成问题的。在我国的不少地方，继续增加劳动投入的经济效益，仅能勉强解决新增劳动力的口粮。而且，由于我国工业规模有限，不但不能吸收农村过剩劳动力，在文革期间，还一度以“上山下乡”、“五·七干校”的名义，向农村转移过剩劳动力，同时，农业还不能从工业方面得到大量的资金投入，难于象日本、西欧一样进行集约化经营，大幅度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解决粮食问题的另一条出路，即投入大量耕地实行粗放经营，因为我国缺乏耕地，此路也走不通。
吃饭问题对于农业的压力，使得政府实际上不敢放弃“以粮为纲”的政策，而现代化的目标，又使得政府不得不执行工业优先的产业政策。这两项互相矛盾的政策的结果，是农业无法自行积累资金，也很难从工业方面获得大量的资金。７０年代的时候，政府一度下大决心要在８０年代初实现农业机械化，但最后终于放弃了，因为农业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谈不上扩大再生产。
进入８０年代，由于在农村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农村工副业逢勃发展，农村的发展一时光辉灿烂。但是，进入八十年代后期，农业的老问题又暴露了──仍然是吃饭问题，缺乏资金。本来，乡镇企业的发展，为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积累资金提供了一条很好的出路，但是，乡镇企业与城市国营企业争能源，争原材料的矛盾，最后还是以乡镇企业退避三舍来解决。
综上所述，可见我国农村的困境在于，吃饭问题负担太重，工农业在原材料，能源、资金方面存在矛盾。
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是怎样解决农业问题的，也许会有所启发。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新大陆国家，如北美洲和大洋洲诸国，它们用移民来开发广阔的处女地，依靠丰富的土地投入，肥沃的天然肥力，保持较高的的农业利润率，从而使农业迅速积累资金，采购现代化的装备，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一种农业自力更生，自主实现现代化的类型。第二种是旧大陆国家，它们走的路子是牺牲农业，迅速实现工业化、都市化。这期间，农业经历了一个严重的衰落阶段（例如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后的西欧发达国家），甚至达到无力满足本国的粮食、农业原料需求的地步，只好靠用工业品向殖民地和其它国家换回来，亦即用进口来解决农产品的供给问题。由于工业的兴盛，都市的繁华，农业的不景气，这使得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大片土地荒芜，耕地价格下跌。这样，农村分化出来的富裕农民才可以靠种大片土地来提高利润率，筹集资金，实现农业现代化。但是，这样实现的现代化，在遇到新大陆的现代化的挑战之后，遇到极大困难，最终是靠本国工业强有力的支持才能站住脚的。工业对农业的支持，表现在这些国家靠政府的津贴和保护来维持一种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从而使工业的成本提高。这些国家工业的竞争力强，可以负担得起支援农业的使命。
我国缺乏丰富的可耕荒地资源，人口基数庞大，当然不可能走新大陆的模式。我国的工业化起步晚，底子薄，规模小，竞争力弱，也很难给农业以充分的支持。
为今之计，要走出低水平循环的困境，关键是要打破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观念，把眼光扩展到全世界。实际上，我国现在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已经出现问题，自７０年代以来，我国大多数年份都是粮食净进口国，而且进口额长期有上升的趋势。如果按照自给自足的观念，这种趋势是不应该发展下去的。但是，前面已经分析过，扭转这种趋势的巨大代价，是我国目前的经济所难以负担的。中国人多地少，但世界上并不是处处人多地少，有很多的地方是地多人少，如果能利用世界上的耕地资源来为我国人民解决吃饭问题，中国的温饱问题才能根本解决。但是，要进口粮食，就必须解决外汇问题。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6:59
有一种很具有代表性的反对意见，即认为中国人口那么多，有哪一个国家能“养得起”？
因此，出路还是自己养自己。但这种意见有几个逻辑矛盾：既然没有一个国家能养得起中国人，则中国自己就能养得起吗？如果自己养自己觉得吃力，为什么不让所有的粮食出口国一起分担这个责任？进口粮食，是基于自给的代价太大，而且只是主张部分人口的粮食靠进口，并不是全国的耕地丢荒。中国有１２亿人口，到这个个世纪中叶可能增加到１５亿。如果要过上小康的日子，人均消费粮食至少要在５００公斤以上。而我国耕地约２０亿亩，其中种粮耕地，亩产不足３００公斤。如果我国的耕地下降能够受到控制，并被新开恳地抵销──目前做不到；又如果能把全部耕地种上粮食──目前只有１７亿亩左右，另外３亿亩中的一部分并不适宜种粮，如菜田、山坡地等；又如果能有足够的投资使得全部２０亿亩耕地的单产平均能达到３００公斤，也只能生产６，０００亿公斤粮食，亦即１５亿人人均４００公斤。每人离小康标准还差１００公斤，全国还需要进口１，５００亿公斤。如果现实一点，考虑到粮食之外，还要消费其它农产品，我国要增加进口３亿亩耕地的粮食产量９００亿公斤，这样，进口量达２，４００亿公斤。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想过上小康水平的生活，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要吃进口粮食。如果想不吃进口粮，唯一的办法是把粮食单产提高到４００公斤，并且保持粮食播种面积不再下降。且不说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不可避免地要吞噬城镇周围的良田，只是亩产４００公斤的目标在目前对中南诸省就已经不容易，更何况我们要使西北、西南、华北、东北都要达到这个水平？我国能不能负担得起这个投资呢？即使负担得起，这些投资如果用在别的方面，会不会效益更好呢？
我国经济地理的一个特点是人口密集的地方，经济也比较发达，尤其是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农村，创汇能力也比较高。尤其是在毗邻港澳的广东，与台湾一水之隔的福建、浙江农村的创汇能力能大幅度提高。而更北一些的上海、江苏、山东、天津、辽宁，甚至内地的边境省区，农村的产业都有很大的创汇潜力。在这些地区，我们应该帮助农村在增产粮食和发展创汇农业生产，解决进口粮食的外汇之间进行选择。如果投资到创汇生产，能够赚到的外汇，用来进口粮食，比把这一笔投资投入粮食生产更多，就应该把这笔投资投到创汇农业生产上去。如果一块耕地，用于非粮食生产，其创汇增加值能够进口超过这块耕地上预期能生产的粮食，则这块耕地就可以改为非农业生产用途。我国的沿海地区，除辽宁省外，都是人多地少。除个别地区外，农村人均收入都较内地高，经济发展也较快，生产粮食的成本很高，而发展农村创汇的条件又比内地好。如果沿海地区的创汇农业带形成了，不但可以解决这些人口稠密地区的吃饭问题，而且还可以筹集到现代化所急需的资金，使我国工业的农业能力有可能集中到内地。
考虑到粮食作物的增加值较低，如果大部分农村劳动到本世纪末仍然从事粮食生产，他们的增加值水平很难比现在有很大的提高，按计划，我国要达到人均收入８００美元的目标。考虑到工农差别，假设农村只需达到２００美元，一个农村劳动力负担３个人的人均收入，就需生产出６００美元的收入，折合５，０００元人民币左右，可购稻谷５吨多。这么多稻谷，如按单产３００公斤计，需稻田１５亩，按单产４００公斤认计，也需１０亩。这样大规模的生产，只有发展粮食专业户才能做到，但我国耕地有限，能发展多少粮食专业户呢？剩余的劳动力怎么办？这也迫使我们把思路转向创汇农业，因为只有跳出粮食生产的束缚，才有可能在一亩地上创造出相当于几十亩地，甚至几百亩地产的粮食一样多的价值，才有可能解决几十亩，甚至几百亩粮田才能解决的就立问题。
当然，工业的创汇能力要超过农业，但工业现代化所需要的外汇更多。不充分发挥农业的创汇潜力，仍然会回到工农业争资金的老路上去，工农业互相牵制，都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如果我国能认真把农村创汇农业抓起来，尤其是那种“两头在外”的产业，既可以解决农业本身现代化改造所需的资金，又可以借助国际市场保证我国的农产品供应，那样，我国在农村现代化的奋斗中，一定会处于更为主动的地位。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00
战略经典研究：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的不同结局。
这里说的是如何控制形势，尤其是在自己战胜之后，掌握了主动权，如何用好。
经过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普鲁士击败了奥地利，使建立排除奥地利的德意志帝国的历史之门为之敞开。当时的普鲁士宰相俾斯麦老谋深算，给奥地利以宽大的条件，奠定了此后德奥五十年同盟的基础。因为当时民族情绪高涨，“血浓于水”的意识深入人心，因此俾斯麦的谋略得以实施。
１８７０年的普法战争之后，俾斯麦仍然企图故伎重施，给战败的法国以比较宽大的条件，但是，这时的民族主义已经发展成了沙文主义，割地赔款的呼声压倒了富有远见的和平战略。结果，法国被迫割让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巨额的赔款，种下了德法两国几代人的仇恨。
古代罗马的邻国萨莫尼安人击败了罗马军队，将五万人包围在峡谷之中，走投无路的罗马执政官派代表求和。萨莫尼安人的领袖蓬提阿斯向父亲请教处理的办法。他的父亲对他说：
“我的儿啊，对于大仇只有一个对付的办法—不是极端的仁慈，就是极端的严厉。严厉使人害怕，仁慈使人和解。你要知道，在一切胜仗中最重要和最伟大的是准备最后的胜利。全部释放他们，不要惩罚他们，不要给他们以侮辱，不要使他们有任何损失，使他们因受你的大恩而感激你。我听说他们对于他们的荣誉是很敏感的。只有深受恩惠的感动，才会使他们努力想在这件仁慈的举动方面超过你。你有力量使这种仁慈作为持久和平的保证。如果这个办法不合你的意的话，那么，就把他们全体都杀掉，不要留下一个去传递消息。照我的意见，我劝你采取前一个办法，不然就采取后一个办法。如果你对于他们加以任何侮辱的话，罗马人一定会报复的。在那种情况下，你应当首先给他们以打击，而绝对没有一个打击比同时杀戮他们五万个青年更严重的了。”
蓬提阿斯没有接受父亲的意见，而是让罗马人在接受“轭门之辱”后回到自己的国家。轭门是由三根长矛扎成的，当时的人们认为，战败的军人钻轭门是一种奇耻大辱，类似韩信蒙受的“胯下之辱”。
后来，萨莫尼安被罗马灭亡，蓬提阿斯身首异处。
这是欧洲文化当中对于战败国外交的指导性经典。俾斯麦的主张及其对奥地利的外交，可以说是实践了蓬提阿斯之父的主张，而对法国的处理，则是实行了蓬提阿斯本人的主张。如果德国当时实行了蓬提阿斯父亲的主张，可能会有这样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作法，但是结果都会比历史上实际实现的方案好：
第一套，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方案是“极端的仁慈”案，原则如下：
让法国人得到意外的惊喜，产生感激之情，进而愿意与德国缔结较为长久的同盟。在历史上，战败国总是免不了要遭受割地赔款的损失以及其他耻辱，尤其是首先挑起战争的一方。这时，可以根据欧洲人的习俗和心理选择适当的方案。可以考虑的处置有：
免除法国对德国的赔款责任，但是法国政府必须对遭受战祸地区的两国人民做出充分的赔偿。
这个条款既使法国政府承担了首先发动战争的责任，又使法国政府和人民感到了德国的宽大，因为蒙受战祸的地区绝大部分是法国领土。由于德国是战胜国，又是条款提出国，德法边界的人民会认为是德国的恩惠，尤其是战区的法国人民，将来一旦两国再度爆发战争，他们对德军的敌意应该会有所减轻。
法军所有重型进攻性装备（例如５０毫米以上口径的大炮及装备有这些大炮的兵器）在德国监督下立即封存一段时间，但是财产权仍旧属于法国政府。在封存武器的期间，如果法国受到第三国侵略，德国有责任保护法国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法国应立即平毁边境上一切针对德国的军事工程设施，但是保留必要的海关设施，如铁丝网等。裁减常备陆军规模。裁军的条款有进一步明确战争责任的含义，同时也可以保证德国的安全在一段时间内不受法国威胁。如果德国能在随后不久即能与法国缔结军事同盟，则取消或者修改这个条款都可以作为取悦法国军方的王牌。法国军方首脑不得不顾虑，如果拒绝与德国建立军事同盟，则恢复强大法军的军人职业理想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实现，只有建立法德军事同盟他们才能获益。这样一来，在法国军队，法国军事工业界当中的亲德集团自然兴起，两国的军事同盟就有了社会基础。
同时，德国本身发动一场宣传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运动，并且要求法国政府积极配合。
总之，战后处置的目标是尽可能消除两国敌意，尽快达成军事同盟。
德国、法国、奥地利在当时一旦形成军事同盟，将拥有欧洲第一、第二及第四强大的陆军，第二、第三及第五或六位的海军。这个同盟可能的对手只有英国和俄国，这两个国家，甚至加上欧洲的其他国家结成军事同盟，顶多只能在海军上占有不大的优势，在陆军方面则是绝对的劣势。由于大陆国家均不能免于德、法、奥同盟的武力威胁，敢于公然对抗的国家必定不多，则同盟可以将资源集中投入海军建设，迫使英国或者为维持海上霸权而耗尽国力，拖垮经济，或者放弃海上霸权，从而放弃到那时为止的世界霸权。这是“胜敌而益强”的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牺牲阿尔萨斯—洛林和若干赔款，换取世界霸权是值得的。德国当时意气用事，通过惩罚和侮辱法国所得到的只是芝麻，丢掉的却是地球那么大的西瓜。
不过，此案却不容易被迷信武力的普鲁士容克地主接受。
如果不接受“极端仁慈”的方案，则可取相反的“极端严厉”的方案。“极端严厉”的方案的目的是使法国从此不再具有挑战德国的实力。但是，由于法国当时综合国力之强盛，以及当时德国国力之有限和国际干涉，此案的目的在当时难以达到。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00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考虑：
一、搬迁法国大型兵工企业到德国，国内小型军火企业只能生产警用装备和防御性武器，法军交出所有重型进攻性武器并且今后不得拥有这类武器，平毁德法边界上的国防设施，限制法国常备军到一个小得不足以威胁临国的水平。
由于普法战争是法国首先进攻，因此这条比较容易得到国际谅解，法国一般民众在心理上亦不会十分抗拒。
后来两次世界大战，战胜国都对德国实行了这个条款，没有什么困难。
二、割地达到兰斯—第戎线。
该线法国一侧，几乎没有天险阻挡，而且距离法国北部工业区、首都巴黎、中部和南部都很近。德国一侧，则顺比利时、卢森堡和瑞士边界，越往德国腹地越狭窄，而且山地越崎岖，关隘越险阻。这样，一旦德法再战，德国就处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军事地理形势。加上这条线以东的经济力量割给德国，法国国力将大大削弱。
本条涉及领土，国际干预和法国人民的反对均会强烈，最难实现。
三、占领塞纳河以北除巴黎及其郊区以外的地方。
此地为法国主要工业区，德军迫法国首都而营，法国的心脏暴露于德军刺刀之下，任何反抗企图都不得不三思。
本条为当时普军实际占领区，只是在撤退时间上做文章，实行起来不难，但是合法化就很难。此方案相当于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对战败国的处置方案，但是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同盟国对轴心国的方案温和多了。
另外，当时法国发生巴黎公社革命，德国很快与法国缔结了和约，释放了十万战俘帮助梯也尔政府镇压巴黎公社，使其迅速地渡过难关。
如果德国在当时采取“坐山观虎斗”，甚至是“锄强扶弱”的政策，延续法国的内战，待两派两败俱伤之后，再用刺刀扶持君主复辟，更能收极度削弱法国的效果。
当时梯也尔政府进攻巴黎公社主要依靠德国释放的战俘，这是一个最有利的筹码。德国或者可以利用战俘逼迫梯也尔政府接受更苛刻的和平条件，如果遭到抵制，则可以通过控制释放战俘的数量和速度，有意识地延长法国的内战。梯也尔政府内忧外患，腹背受敌，自然希望先解决德国问题，然后集中力量解决巴黎公社，这样，可能接受德国方面较为苛刻的要价。
实际在历史上，德国没有采取蓬提阿斯父亲的方案，而是采取了蓬提阿斯本人的方案。结果德国在普法战争之后，发现法国出乎意料地很快复兴，于是处心积虑寻找另一次打击法国的机会，直到世界大战的爆发。早知后来需要和法国再次决一雌雄，何必当初纵虎归山？
当然，“极端严厉”的方案既不可能吞并法国，则德国终不能放心这个巨大的后顾之忧，宰割法国所得到的好处，皆尽耗费在提防法国的开支当中。将来德国无论与任何国家争夺霸权，一旦与别国开战，战况不利，法国必定倒戈相向。就象当初拿破仑征俄，强迫普鲁士和奥地利作为仆从国参战一样。开战时是共同出兵的盟国，一旦战况不利，立即倒戈相向。如果仅仅俄国军队与拿破仑交战，而普奥仍然与法同盟，甚至只是中立，拿破仑都不会在莱比锡战败，其欧洲霸权仍然是稳固的。因此，“极端严厉”的处置方案充其量可能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一定程度上压制法国的复兴，但是无助德国的世界霸权的争夺。光凭德奥同盟，无论加上多少欧洲其他的众小国，都难于与英俄同盟抗争，更何况还有法国的牵制？即使从压制法国的角度来看，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对德国的结果比本方案都更加严厉，但是战败国很快就复兴了，因此严厉的方案对付现代国家的效果实在有限，由此看来，“极端严厉”的方案只能算下策。不过这个方案比较附合当时统治德国的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思潮，比较容易在当政者当中获得支持。
俾斯麦既后悔当初，遂设法补救。割到手的领土已经不可能归还，但是“极端严厉”地对待法国的方案在德国还是很有市场的。于是德国一直整军经武，伺机给法国以第二次打击。可是由于普法战争和德国统一，欧洲列强都已对德国刮目相看，提高了警惕。除了德国和法国之外，俄国是当时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陆军强国，因此俄国的态度对于德国能否对法国采取行动至关重要。为了拉拢俄国，俾斯麦拼凑了所谓“三皇同盟”，包括德国、奥地利、俄国三国的皇帝，理由是对付欧洲的民主革命浪潮，保卫封建制度和君主专制政体。但是狡猾的沙皇看透了俾斯麦的诡计，将计就计，一方面加入“三皇同盟”，获得德奥支持，与英国争夺东方；另一方面却坚决反对德国再度进攻法国，担心一旦法国衰弱不堪，德国的进攻矛头必然转向自己。
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除了边境少数地方之外，基本没有占领德国，但是却要求德国人赔偿天文数字般的战争赔款，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准备了土壤。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基本上放弃了赔款要求，但是对主要战败国实行军事占领，保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00
战略经典研究：盗版战略和反盗版战略。
做生意也可以利用孙子的“治变”这个战法。在市场营销学里面有个重要的思想：“产品生命周期”，说的是一种新产品从开发到退出市场之间在市场上大概会经历四个阶段：
l引入期（也有叫做“介绍期”），就是推出新产品的时期；
l成长期，新产品已经为市场接受，开始快速成长；
l成熟期（也有叫做“饱和期”），潜在的消费需求基本上已经满足，只剩下少量更新换代的需求；
l衰退期，由于某些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非常长，或者是有更新的产品出现，该种产品逐渐退出市场。
所有四个阶段当中，只有成长期最令商家兴奋，其他时期或者太艰难（如引入期），或者太无奈（成熟期和衰退期），是有战略头脑的商家所不应该选择的。
从我国政府来说，大力发展高科技，肯定积极支持新产品的开发，可是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开发新产品好比突击队突破地雷区和铁丝网，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开发新产品是做别人没有做过或者是没有做成的事情，本身就包含着比较大的风险，因此需要高额利润来买保险，不然不划算，这就是风险投资的概念。东西拿出来之后，别人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你还要费力地推广，让别人知道这个东西的用途和好处，这样广告和其他促销的开支肯定少不了。辛苦了半天，好不容易熬到了成长期，眼看可以收获了，但是前期的投入已经使公司的实力不堪重负，如果这个时候遇到新锐的竞争对手插入，很可能遭受重创。
最好的战略是让别人去踩地雷，然后自己踩着别人的后背冲上去抢夺胜利果实——也就是说在成长期的开始及时果断地大规模插入，这是最有效率的产品生命周期战略。做生意其实就是抢生意，你做了别人就没的做，除非是在完全垄断的市场，否则，“抢”字当先。在 成长期插入有几个好处：
开发商滚地雷，炸铁丝网，已经在介绍期内伤亡惨重（财务状况目不忍睹），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也。这时他已经趴在地上呼呼喘气，而你踩着他的背越过地雷阵冲上去收获胜利果实，他就算再不乐意，也拿你没有办法，这个世界是讲究实力的，没有实力，你奈我何？
其他后来的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愣在那里搞他的老产品，等我先发制人，站稳脚跟之后，我的品牌，我的销售网络，我的经验，我的利润……足以竖起一道万里长城，阻止所有的后来人进入市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实行成长期插入战略成功，那将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市场产品战略。我们在商业实践当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战略的威力，尤其是在“盗版”处处打垮“正版”的商业实际当中，更是如此。微软公司在中国提出“我自豪，我用正版”的广告口号抗衡盗版，但是盗版商人的口号是“我实惠，我用盗版”，就目前的形势来说，盗版好像压倒正版商家。
因此，国家如果想鼓励高科技，就一定要在开路先锋后面切实竖起一道万里长城——知识产权——谁挖地雷，谁收获胜利果实，绝对不能让拣便宜的人压倒辛苦耕耘的人，不能让搞高科技的个人和企业在市场经济当中“无私奉献”。从企业来说，争取利润并不错，因此成长期一开始就果断地大规模插入确实是有效的战略，当然个别企业的成功可能是建立在全民族科技事业发展缓慢的废墟之上，因此责怪企业是不妥当的，国家应该负起责任，引导市场走上发展高科技的道路。完全自由放任，就会培养起香港式的急功近利的市场风气，破坏高科技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条件。香港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但是高科技却不如台湾发达，政府在引导方面的努力不够是重要原因。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01
9.你凭什么会赢？
凭什么？当然是凭本事、凭资源。所有这一切，你在竞争中能够支配把握的一切有助于达到目标的手段、条件、能力，我们都叫做实力。
竞争，不管是什么形式的竞争，都是实力的较量。一个中国象棋的初学者与象棋大师对弈，如果象棋大师不让子，或不想用自己的失败来鼓励初学者，则初学者战胜象棋大师的机会几乎可以说是等于０。但是如果象棋大师让子，只用五个卒子和一个老帅对抗初学者的整齐阵容，想要不败，机会又几乎为０。因为象棋的不同棋子之间的实力相差甚远，例如车的战斗力就远远超过卒子，因此还不够典型地表现出实力的概念。围棋的棋子是无差别的，让子也是标准化的，则让子的多少，大致可以衡量出对手之间的实力差来。可以说，一个九段棋手与基本掌握围棋规则的初学者对阵，他能让的子也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实力差是可以用让子的数量近似地衡量出来的。
什么是竞争的实力呢？
在任何类型的竞争当中，唯一的竞争手段就是实力，我们有时候也叫做力量。什么是实力呢，实力就是竞争者在竞争当中所拥有的，能自由支配运用，或与其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的一切影响竞争过程和结果的手段，条件及因素。至于为什么用“实力”这个词而不用别的词呢？主要是因为这个词的意思比较贴切，准确。例如，“力量”这个词也可以用，但是在一些场合就不一定符合人们的习惯。我们通常不说某个女孩子的身材很有“力量”去竞选模特儿，但是说她有选上的“实力”则大家都能接受。有时说“条件”好坏，也能表达“实力”的含义，但是“条件”这个词的外延太广，把环境的因素也包括进去了，容易引起误解，不符合语义精确的要求。“竞争力”这个词倒是符合语义精确的标准，但我们打算把它用作实力和环境结合形成的合力的计量单位，而不把它当成这个概念使用。“实”指对于竞争的过程和结果发生“实实在在的”的作用和影响，“力”指具有竞争力。在不同的竞争活动中，按照习惯，我们有时把实力叫做“力量”，有时叫做“条件”，有时也叫做别的什么，只要忠于这个基本意思就行了，但是在谋略学中，在学术的意义上，我们只提实力。
我们提到实力，总是要强调它的“所有权”，即它是由占有它的竞争者排他性地拥有，或者说独占，并因此而能够自由地在竞争中支配运用的。这里所说的“拥有”和“自由支配运用”排除了相对独立的，不受控制的同盟者所拥有的实力，也不包括那些名至而实不归的实力，例如傀儡皇帝的国家权力，街头乞丐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些条件，因素虽然对于竞争的影响并不小，但是不受竞争者支配，也与竞争者没有联系，这类的条件、因素是环境因素而非实力。例如在世界马拉松比赛当中，气温和湿度对于比赛影响很大，北欧的运动员希望气温低一些，湿度别太高，而非洲运动员却知道高气温和高湿度对于自己影响比较小，对于北欧运动员影响比较大，因此希望气候能够帮助自己击倒对手。到底天气听谁的话？谁的话也不听，因为天气是环境因素不是实力因素，所以运动员们只能“听天由命”。
为了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能够引入数学方法，并保证思维的严密性和灵活性，我们还在定义实力概念时，引用了负数的概念。有的实力要素并非竞争者所愿意“占有”，而是不得不与其“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这里所说的“与其密切相连，不可分割”则主要强调发生负作用的实力要素。和数学中的正负数的概念一样，负的实力要素会削弱竞争者的竞争地位。
前面提到的楚霸王和林黛玉的性格比较褊狭，这个方面是他们在竞争当中的负的实力要素。楚霸王由于性格褊狭，分封不当，用人不当，以至刘邦、彭越、英布等诸侯王反叛，韩信叛逃，范增不用，最后搞到全军逃散，自刎乌江。司马迁借韩信之口评项羽，说他虽然勇武，但是不能任贤用将，是匹夫之勇。他为人恭敬慈爱，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但是别人一旦有功当封爵位时，他却把封印抓在手里，摩园了棱角还舍不得给别人，这个是“妇人之仁”。在司马迁的笔下，刘邦和项羽的个性反差是很大的。在微观上，或在小节上，刘邦是个市井无赖，而项羽却是个正人君子；而在宏观上，大节上，刘邦却显得仁爱大度，他的“约法三章”，可说是千古美谈，而项羽凶暴残忍，坑杀秦降卒二十万，烧阿房宫等，和他私下里“恭敬仁爱”的个性完全相反。很可能他们的个性都受下属的影响，刘邦出身低下，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他很有自知之明，从善如流，重用张良、陈平、萧何、韩信等当时的英才，言听计从，因此在大政方针上表现卓越；而项羽可能受他手下的赳赳武夫们左右，一味报复秦的暴政，以暴易暴，不能采取有远见的政策。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项羽武功盖世，可能与军人更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对于象韩信、范增那样的知识分子类型的人感到格格不入吧。
林黛玉的个性前面已经提过，这里不再重复。
我们平时经常谈到的缺点、弱点，都可以说是负的实力要素，在竞争中是帮倒忙的。但是，关于正负实力的划分，不要绝对化。例如，痛觉，本来是提醒我们避开危险的一种警告信号，如果在竞争中用得上的话，应该算是正的实力要素，因此，医学上和常识上，人们都把失去痛觉认为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但是，同样在医学上，痛觉，和对疼痛的规避行为，又是医生和护士在护理和手术期间的难题。很常见的，是小孩子怕打针吃药。人类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本来是一种理智的行为，但是在竞争实践中却常常为了这种近似本能的行为方式而受骗上当，或受到威胁。孙子看到了这种关系，在关于将领的论述中，谈到了这种在竞争中实行的正负实力的转化。他说：“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意思是说，当将军的人有五种危险的个性：勇敢不怕死的，可能在战争中因为轻率而被敌人消灭；小心谨慎的，可能因为在战争中过于担心损失而被敌人逼入绝境；容易生气的，容易上敌人激将法的当；廉洁自爱的，可能对于敌人的诬陷过于敏感，以至于做出不理智的行为；关心爱护人民的，可能整天被军队如何避免侵害群众利益和为人民解除困难之类的事情烦扰，因此不能执行正确的战略方针。所有这五个方面的个性，都可能引起将帅的失误，导致军事失利。大凡军队覆灭，将帅战死，肯定是这五个方面处理失当所导致的危机，因此将帅不可以掉以轻心。在这“五危”当中，有不少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优秀品质”，如不怕死，廉洁，爱民等等。但是，孙子认为，也可以利用这些正的实力要素的负的方面，来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中国在近代饱受列强凌辱，人们抱怨当时的政府腐败无能，进而指责当时的军队贪生怕死，以为勇敢就能救国。实则未必。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有一个战例很突出。当时正值“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之后，国民党政府一改“不抵抗主义”，在上海主动向日寇发动进攻，全国军民斗志昂扬，各地援军纷纷赶到上海。广西的第二十一集团军一上前线，就发动反攻，士兵们英勇无畏，端着步枪，挺直身体，直冲敌军坦克。但是这座以六个师英勇官兵的生命所建造起来的“血肉长城”仅仅战斗了一天就崩溃了。事后刘斐评论说：“这些人不知道现代战法，只凭一股勇气，拿着刺刀向坦克冲锋，自招死亡，不败何待？今后训练部队，指挥作战，应当切戒。”后来，共产党抗日虽然积极勇敢，但是再也没有象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勇敢，而实际上愚蠢的自杀式的集团冲锋战例了。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02
在竞争的实际当中，通过精心策划的竞争行动，使双方的实力的正负性质发生变化，或利用正实力要素中的负的方面，或利用正的实力要素中正的方面，所谓正负转化，正负相生，正负相寓，是谋略学的一个“人人心中有，而笔下无”的课题。
中国在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中，穷是我们的负的实力要素。但是不要一说穷就抬不起头，正是这个穷，使中国的劳动力特别便宜，产品在价格方面的竞争力特别强。所以，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使得西欧北美被迫借助于非市场的力量来保卫本国市场。
在世界盛行减肥风气的今天，一个人如果身材肥胖，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不利于竞争的负的实力要素，尤其是在经常需要抛头露面的表演行业。但是，不少著名电视电影明星却是地位和体重都超一流的演员。常言道：“心宽体胖”。乐天性格常常是一个人正常发胖的主观心理原因，这个现象被社会默认为胖人的性格。他们充分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极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个乐呵呵的胖大哥胖大嫂，赢得了观众的普遍赞赏，在影视界的地位和受观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外貌和身段一流，而演技和受欢迎程度三流的青年女演员。在世界各地，象这样巧妙地利用不利的身材条件这个负实力要素的正的方面取胜的胖演员、甚至侏儒演员也不乏其人。
同样，相貌也一般被认为是演员的主要本钱之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就算自己长得难看，也喜欢看漂亮的人，这是观众的心理。但是，在我国，也有很多演员在这方面的本钱是不怎么样的，例如我国的不少戏剧、小品的演员，但是他们的受欢迎程度是其他只是相貌出众，而演技平平的演员所难以企及的，就是相貌和演技都很出众的演员，也不容易超过他们。如果你特别留意，就会发现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有意无意地利用了自己相貌不够英俊这个负的实力要素当中的喜剧效果。有的演员相貌英俊，仪表堂堂，演技也不错，如果演正面人物，那是没什么说的，但是和他们在一起演喜剧，在相貌上的正的实力要素反而帮了倒忙，不如他们的一脸滑稽相更具喜剧效果，因此在表演中起了衬托“红花”的“绿叶”的作用，“主要英雄人物”（实际上应该是主要喜剧人物）的角色反而落在了喜剧或者小品演员的身上了。同样，如果我们设想他们长着英俊演员的样子，他们的戏会演成什么样子？喜剧效果还能如此之好吗？
韩信的“背水阵”是把负的实力要素转化为正的实力要素的例子。韩信进攻赵王歇和陈余率领的大军，兵力少，新兵多，缺乏训练。韩信估计他们在战争中一触即溃，他就把自己的士兵安排在河边，不让他们有逃跑的机会。这就是孙子提出来的：“置之死地而后生，陷之亡地而后存”的思想的实践。人都会怕死，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但是如果走投无路，陷入绝境，求生的本能就会战胜怕死的本能。
实力是一切竞争的物质基础，它决定了竞争者在竞争中的地位是优势还是劣势。有的人以为除了实力之外，还有什么神秘的东西能够决定竞争的结局，例如命运，神力，诡诈等等，除了迷信之外，在很多情况下其实只是误解。
不同的性质的竞争，其所使用的实力要素是不一样的。林妹妹多情善感，娇弱无力的女儿个性，曾经迷倒了宝二爷，但是现在如果要帮助某建筑公司在提高建筑工程的质量水平的竞争中稳操胜券，就显得风牛马不相及。具体的竞争形式的具体的实力要素，是竞争者所要研究了解的，我们不可能一一顾及。在这里，只拣大家平时最常用的实力要素来进行分析。
我们常用的实力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实力要素，其中物质方面的实力要素通常主要有：
（１）、人力。包括体力，技巧，受训练程度，人数等。
（２）、物力。包括占有资源多少，所使用的器具的效率。
（３）、社会力。包括组织、管理、结盟等带来的竞争力。
还包括精神的实力，主要有：
（１）、神经及心理力。包括个人及社会。例如，反应敏捷程度，勇敢，沉着等。
（２）、知识力。即拥有文化知识，科学技术总量的多少及其结构。
（３）、智慧力。主要指谋略水平的高低，运筹能力的大小，或运用知识力于竞争致胜的能力。（有的人知识量很大，却不善于在竞争中加以运用，例如纸上谈兵者。）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主要体现在领导者或领导集团身上。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03
下面我们进行常用实力要素分析：
（１）．物质类要素：
Ａ．人力；
人力这个实力要素在不同的竞争里强调的重点不同，大概包括人的体格，健壮程度，健美，例如在体育竞赛当中；人数，在政治、军事斗争当中是重要的因素。训练程度，技巧，在体育活动中是主要的因素。
人力要素在人类原始状态时的竞争中是决定性的因素。人类凭体格生存，凭强健和人数厮杀。凭健美竞争配偶。随着文明的进步，体力的作用相对下降，而训练程度及技巧的作用相对上升。但是无论人类社会如何发展，这个要素总是实力的基础，因而人类总是十分重视它。
在这个要素中，有一部分是属于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过程，另一部分则属于人类可以控制的人为过程。例如，遗传则是自然过程。一个人生下来是无法改变自己的遗传基因的。这是绝大多数人的一个难题。人类有衰老过程，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一个人可以生得很美，很健康，很强壮，可是不能永远如此。
对于自然过程，人所要做的事是保证其正常发展所需的条件。例如，营养，阳光，水等，防止其被外力扭曲，中断。例如防止受伤，後天畸形，及一切意外伤亡事故。
所谓人为过程，则是指人的意志和手段可以加以影响的实力变化过程。例如体格，可以通过锻炼，加强营养，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加强。现代人的身体发育过程既是自然过程，也有一部分可以算是人为过程。而训练，技巧则全部属于人为过程。自然过程和人为过程的分别不是绝对的。例如遗传，对于任何一个已出生的个人而言，是无法自己改变的。而对于一个未婚的人而言，却有机会通过寻偶过程，为自己的後代选择遗传基因的组合。对于一个民族，社会更是如此。例如古代斯巴达城邦国家，就是有一整套的优生传统，保证其种群有优秀的遗传基因。可以想见，生物工程，遗传工程和优生学都有进一步的发展的将来，人类将可以克服传统习俗的偏见，越来越自由地为自己的後代选择遗传基因的组合。以增加人类在与自然竞争中的地位。而人为过程如在人本身处于可为但不为的状态下时，也变成为一种类似于自然过程。例如文盲也并非全无知识，而是随时间推移，道听途说积累起来的。
任何一个人，在竞争中对于这两种过程的基本谋略有二：
（１）、重点放在人为过程上。在人类社会当中有一种现象，即先天条件优越的人，尤其是形象健美的人，其後天才干却反而不出众，而先天不足的人，却有一些超群的後天才能。这就是“红颜薄命”的由来。因此，不为先天条件的优劣所动，而以後天才干的发展程度来评价一个人的得失，是基本的指导思想。一个人先天优越，再加上後天发展，必然是得天独厚。反之，仅有先天条件，而无後天发展，势必在竞争中居于不利地位。而一个人先天不利，如果後天发奋，则有机会弥补劣势。反之，则会成为负担而无法再起。我们这个社会评价一个人的功过，应该是从他的天生的条件起，计算他由此起点到生命的终点前进了多远。天生条件优越的，大家对他要求高些，先天不足的，要求低些，这是很正常的。这个不仅是社会习惯和心理，在一些体育项目中已经成为了正式的规章制度。例如拳击、举重、摔跤等，就是按照体重分开级别进行比赛的。但是，象篮球、排球这些项目，没有按照身高来划分级别，基本上成了高个子的垄断项目，绝大多数人仅仅是因为身高在中等甚至中等以上但是没有达到特别高而不可能在这些项目中获得成就，从鼓励参与和群众性的体育精神来说，是不恰当的。从谋略学的观点来看，自然过程可以看成是相对于人为过程的常量，人为过程才是变量。花很多精力去企图改变几乎不可变，或至少是很难变的事物，所付出一定多，而所收获一定少，还不如把精力和资源花在那些易变，多变的事物上。举例说，健美运动是近年来新兴的体育运动。按照中国人的观点，人的美貌包括面貌、体型、姿势、动作以及言语风度等等，其中面貌是最自然的，也是最不好改变的，其它都是人为努力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的。就“体育”二字的本义，言语不算，因此健美运动的矛头直指体型、姿势和动作、而在三者中，又重点指向体型当中的肌肉发达方面。虽然专家一再说，女子健美不要太强调肌肉，但是潮流似乎不可阻挡。这很难怪，没有那个人说是靠健美运动把鼻子练高了两毫米，或者把身高练高了二十公分（即使真的做到，表演时也很难表现出来），但是肌肉发达，则是几乎人人可以做到，一上表演场地，人人都可以看出成效。一个女运动员，如果原来体重１２０公斤，经过运动，降为６０公斤，形成按她的身高和其它条件来说是标准优美的身段，但是在台上，如果没有显出发达的肌肉，似乎跟其他有相同身高体重，但是没有进行过健美运动的女子没有什么差别，观众很难拿她和１８０公斤的女子联系在一起。因此，爱漂亮的女孩子没有几个会把改变面貌的希望放在健美运动上，要想相貌漂亮一点，最简单的是化妆，大胆的去做美容手术，割个双眼皮，隆个高鼻梁，消除几条皱纹什么的。她们如果也参加健美运动，那主要目的是想有个优美的身段，她们还可以有同样优美的姿势，动作和健康的气质，但是五官是练不出什么名堂的。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03
（２）、扬长避短，有选择地发展最有利的方面。西方一些国家在宪法中写到：“人生而平等”，这个原则在道义上接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实际上，人与人之间，无论在社会意义上，还是在自然意义上，都是不一样的，造化待我们是不平等的。除了先天性残疾之外，就算是“正常人”，也常常发现自己智商差一点，或相貌差一点，或身高差一点……，认为自己天生十全十美的人恐怕没有几个，哪怕是现在从事模特儿工作的人也是如此。因此在重视可变因素的同时，还要有所侧重。伤残人士是不幸的，全社会都应该给予他们关心和帮助。不过大家可能也会注意到，伤残人士在人生的奋斗当中，也有许多超过我们的地方。首先是他们如果身上某些器官失去了正常的功能，另外的器官功能就异常地发展起来，去部分地弥补失效器官的功能。例如，大家都承认，盲人的耳朵特别灵敏，触觉也特别灵敏，超过正常人的水平。如果一个人，双手残废了，他的脚可能灵活到超过我们的不常用的左手，有的人甚至可以用嘴来写字，画画，系鞋带等。有的伤残人士在他们的运动会上取得的成绩，就是一般没有经过正规体育训练的人也不容易达到。他们的成功，就在于把自己的努力集中到那些不比正常人逊色，或至少是差距最小的的器官上，在这些方面发展出超人的能力，为自己在人生竞争中拿到应得的名次。这就是伤残人士的成功之路。那么，“正常人”但是又这里那里“差一点点”，又该怎么办呢？道理一样。在我们有条件弥补那“一点点”时，当然不要放过机会，但是如果这“一点点”“不可救药”，也不必灰心。任何人不可能样样全能，“十项全能”运动员几乎没有一个是在十项中样样拿冠军的，而样样都拿不到冠军倒不奇怪。如果我这也差一点点，那也差一点点，我就把精力集中在我最优秀的方面，或者说集中到比强者差得最少的方面，在那里打开自己的成功之路。在一个崇尚智慧的社会里，恐怕在所有的“差一点点”当中，以智商“差一点点”最令人烦恼了。有一句话，是对这些人大不恭敬的，叫：“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排除其中的不敬之意，其实也不啻为头脑不够灵活的人士的一条成功之路。以体育竞争为例，如果一个人不够聪明，头脑比较迟钝，可以选择一些用脑比较少的项目。比如拳击和围棋相比较，用智力比较少，一个运动员如果智力不突出，比较专业棋手有些“先天不足”，就可以选择用智力较少的项目。实际上，只要拿了冠军，社会一致承认，并不会因为拳击比较围棋需要较少的智力而有所歧视。相反，可能因为拳击是一般大众易于了解的项目，更加刺激，反而比较更受欢迎。我在深圳工作，经常看香港电视剧。我注意到，凡是有下围棋的镜头，围棋的下法都是外行的。一副棋盘，所有的棋子都摆在中央，而边角上竟然是空的，那些“武林高手”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以棋会友”。其实，哪怕是初学者也知道，围棋讲究“金角银边草肚皮”，下棋的顺序都是由四角的争夺开始，进而到四边，最后才是争抢中央的地盘。舍边角不顾，一开始就争夺中央，就象下中国象棋让老帅带头冲锋，渡河决斗一样违背棋理。但是，以香港两家电视台有这么多职员演员参与节目的制作，竟然没有人提出异议，播放了这么多个这样的节目，也没有在观众里引起强烈的反应。可见了解围棋的人之少。可是，如果是西方式拳击中，来几招李小龙式的中国功夫腿，恐怕要想瞒过观众是很难的。所谓“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多数中国人为我国的围棋国手欢呼，是因为他们为国争了光，至于他的棋中的精妙之处，则只有少数对围棋有造诣的人才能欣赏，但是，几乎人人都能欣赏一场精彩的拳赛，尽管未必人人都喜欢这种运动。
人数是我们在竞争中最常用的第二个关于人力的要素。政治几乎主要是人数的学问，尤其是在民主政治的情况下，谁的选票多，谁就可以战胜对手。
近些年来，关于人的素质之类的话题渐渐多了起来。除了爹娘给我们的天生本钱之外，人的素质主要是由后天的训练、教育形成的，因此人的训练教育水平是我们今天衡量一个人的素质的最主要的标准。
从一个机构组织来说，个人的实力和人数虽然重要，但是不难得，难得的是人才，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就是这个道理。所谓人才，是指那些具有特殊才干的人物，包括组织领导的才能、专业技术的才能等等，尤其是那些具有垄断才干的人，做好什么事情，非他莫属。人才的重要性甚至可以决定历史命运和国家兴亡，春秋战国时期最为典型。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04
２、物力。
（１）、占有的物质资源的多少。
占有即可以排他性地自由支配。物质资源包括财力。对于物质资源的占有欲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本能的内在动机，来源于求生的需要。一切生物为了生存的需要，都要与环境进行物质交换，而这种交换是有针对性的，因此生物大多有摄取和占有特定物质资源的倾向。所谓葵花向阳的现象，说明甚至连植物这样的没有直觉的物种，也有趋向物质资源的活动。作为生物之中最高级的人类，在追求物质资源的本能方面，更是登峰造极。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曾经提出了所谓“经济人”的假设，他们认为人在经济活动之中表现出来的人性主要有三个方面：
追求自己的利益；
多占的欲望；
理智。
前两方面与一般的生物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人所特有的主要是理智。只有人，才能克服眼前利益的诱惑，放眼长远利益，才能使局部利益服从全局的利益，才能产生出超越生物性利益的社会性利益，才能具有由此而来的牺牲精神和聪明才智。
（２）、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
人类与其它生物的区别不仅在于理智地追逐大自然天然形态的物质资源，而且尤其表现在用自己的活动去改变物质的天然存在方式，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因此人类对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潜力是无穷无尽的，但在任意的一个具体历史时期内，人类对物质资源的开发程度却是一个有限的水平，因而他们只能实际利用其已开发出来的那一部分，如果这一部分满足不了需要，人类就感觉不足了。很多情形下，人类所面对的困境，并非物质资源短缺，而是开发不足。人所共知，新疆是个好地方，资源比小小的香港丰富不知多少倍，但由于开发程度低，现在反而不如香港繁荣。人类之所以能超越一切生物，主要是靠劳动，也就是对资源的开发能力和活动。因此，对于开发的重视，应远远超过对于占有量的重视。由于传统思维方式是建立在人类对物质资源的低水平的开发能力之上的，其特点表现为不适当地强调占有，忽视开发的巨大潜力。这种思维的后果之一是诱发了许多不必要的竞争。而重视开发的思想，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消饵或避开不必要的或得不偿失的竞争。战后的历史一再证明，通过战争去掠夺土地和财富，通常不如贸易和生产能给人民带来更大更持久的福利。
（３）、器械的精良程度和技术水平。
物力本身在很多竞争中都是争夺的对象，即构成利益的主体，但又是竞争的实力。这种现象来源于物的效用，人类文明在物质方面，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善假于物也。”物的有用性，可以为人支配，也可以反过来又可以支配人，利用人。
在谋略方面，主要要看到物的用人性，意即物质利益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力，并且善于利用这种影响力。在社会性的竞争里，有许多情况下都要求遵循下面的谋略路线：
用其它实力来夺取物力—用物力来扩张其它实力—用其它实力来夺取更多的物力—用更多的物力来进一步扩张实力—把物力的扩张过程看成是资本增殖过程，其道理是基本一致的。
必须用机会成本的观念来看待物质利益，物质实力与其它实力的得失，看待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表面利益与实际得失的关系。尤其要避免“拜物教”的思维陷阱，勿食诱饵，勿贪小利而失大计。
传统思维看到物的用人性之後，往往提出一个相反的原则：即用物而不为物所用。发展到极端，就导致禁欲主义。实际上，任何人无论是否认识到物的用人性，想不为物所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物的效用，而追求这种效用就成了人类的一种动物性的本能。关键在于，用机会成本的观念去分析自己为别人用物力所驱使，可能付出的实际代价是什么，有多大，而自己所能获得的实际的和最终的利益又是什么，有多大，再用自己所接受的伦理价值观念来衡量，能否接受。
同样，在用物力利用别人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对方在价值观念上能否接受，是否违反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如果不违反，则可放胆利用别人，亦可为人所用。
３、社会力。
指获得社会承认，并且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所获得的实力。它包括：
组织及管理。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回事，这里从略。
感召力特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人格和活动对周围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力。社会上流行的明星崇拜，个人崇拜都是感召力发生作用的例子。
感召力的特点，是个人感情色彩特别浓，而且常常因人而异。感召力的作用是通过被感召的对象的心理，情感和思想上的共鸣来实现的，而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是因人而异的。
爱情是一种感召力，我们常常用“各花入各眼”，“情人眼里出西施”来形容这种感召力作用的个性特点。感召力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作用的实现，是通过对象的内心共鸣来进行的，因此，本质上是自觉自愿的，来不得勉强和威逼。但是，我们不要忽视了社会从众心理的巨大作用。当一种感召力发生作用时，在一部分人当中产生共鸣，由于这些人的行动，感染了其他没产生共鸣的人也起来追随。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13
２、物力。
（１）、占有的物质资源的多少。
占有即可以排他性地自由支配。物质资源包括财力。对于物质资源的占有欲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本能的内在动机，来源于求生的需要。一切生物为了生存的需要，都要与环境进行物质交换，而这种交换是有针对性的，因此生物大多有摄取和占有特定物质资源的倾向。所谓葵花向阳的现象，说明甚至连植物这样的没有直觉的物种，也有趋向物质资源的活动。作为生物之中最高级的人类，在追求物质资源的本能方面，更是登峰造极。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曾经提出了所谓“经济人”的假设，他们认为人在经济活动之中表现出来的人性主要有三个方面：
追求自己的利益；
多占的欲望；
理智。
前两方面与一般的生物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人所特有的主要是理智。只有人，才能克服眼前利益的诱惑，放眼长远利益，才能使局部利益服从全局的利益，才能产生出超越生物性利益的社会性利益，才能具有由此而来的牺牲精神和聪明才智。
（２）、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
人类与其它生物的区别不仅在于理智地追逐大自然天然形态的物质资源，而且尤其表现在用自己的活动去改变物质的天然存在方式，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因此人类对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潜力是无穷无尽的，但在任意的一个具体历史时期内，人类对物质资源的开发程度却是一个有限的水平，因而他们只能实际利用其已开发出来的那一部分，如果这一部分满足不了需要，人类就感觉不足了。很多情形下，人类所面对的困境，并非物质资源短缺，而是开发不足。人所共知，新疆是个好地方，资源比小小的香港丰富不知多少倍，但由于开发程度低，现在反而不如香港繁荣。人类之所以能超越一切生物，主要是靠劳动，也就是对资源的开发能力和活动。因此，对于开发的重视，应远远超过对于占有量的重视。由于传统思维方式是建立在人类对物质资源的低水平的开发能力之上的，其特点表现为不适当地强调占有，忽视开发的巨大潜力。这种思维的后果之一是诱发了许多不必要的竞争。而重视开发的思想，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消饵或避开不必要的或得不偿失的竞争。战后的历史一再证明，通过战争去掠夺土地和财富，通常不如贸易和生产能给人民带来更大更持久的福利。
（３）、器械的精良程度和技术水平。
物力本身在很多竞争中都是争夺的对象，即构成利益的主体，但又是竞争的实力。这种现象来源于物的效用，人类文明在物质方面，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善假于物也。”物的有用性，可以为人支配，也可以反过来又可以支配人，利用人。
在谋略方面，主要要看到物的用人性，意即物质利益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力，并且善于利用这种影响力。在社会性的竞争里，有许多情况下都要求遵循下面的谋略路线：
用其它实力来夺取物力—用物力来扩张其它实力—用其它实力来夺取更多的物力—用更多的物力来进一步扩张实力—把物力的扩张过程看成是资本增殖过程，其道理是基本一致的。
必须用机会成本的观念来看待物质利益，物质实力与其它实力的得失，看待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表面利益与实际得失的关系。尤其要避免“拜物教”的思维陷阱，勿食诱饵，勿贪小利而失大计。
传统思维看到物的用人性之後，往往提出一个相反的原则：即用物而不为物所用。发展到极端，就导致禁欲主义。实际上，任何人无论是否认识到物的用人性，想不为物所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物的效用，而追求这种效用就成了人类的一种动物性的本能。关键在于，用机会成本的观念去分析自己为别人用物力所驱使，可能付出的实际代价是什么，有多大，而自己所能获得的实际的和最终的利益又是什么，有多大，再用自己所接受的伦理价值观念来衡量，能否接受。
同样，在用物力利用别人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对方在价值观念上能否接受，是否违反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如果不违反，则可放胆利用别人，亦可为人所用。
３、社会力。
指获得社会承认，并且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所获得的实力。它包括：
组织及管理。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回事，这里从略。
感召力特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人格和活动对周围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力。社会上流行的明星崇拜，个人崇拜都是感召力发生作用的例子。
感召力的特点，是个人感情色彩特别浓，而且常常因人而异。感召力的作用是通过被感召的对象的心理，情感和思想上的共鸣来实现的，而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是因人而异的。
爱情是一种感召力，我们常常用“各花入各眼”，“情人眼里出西施”来形容这种感召力作用的个性特点。感召力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作用的实现，是通过对象的内心共鸣来进行的，因此，本质上是自觉自愿的，来不得勉强和威逼。但是，我们不要忽视了社会从众心理的巨大作用。当一种感召力发生作用时，在一部分人当中产生共鸣，由于这些人的行动，感染了其他没产生共鸣的人也起来追随。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13
人类的亲情也是一种感召力，按其产生的机制不同，大体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长期生活当中产生的互相了解，信任，扶助的感情。这种感情是最可靠，最稳固的。有的人很重视关系，却忽视生活经验，这是不可靠的。我们看到不少关于家庭破裂的例子是由于缺乏共同生活的经历而导致的。故事常常形容某个丈夫或妻子对于事业狂热到使自己的配偶感到受到冷遇，最后的结局是迫使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当然，文学作品中的“工作狂”通常会占上风，不过在生活当中又另当别论，结局是多样化的。不仅夫妻关系如此，其它家庭关系无不如此，包括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如果没有共同生活作为基础，在这些关系中就很容易失掉感情色彩，只剩下赤裸裸的同盟关系，宗法上的关系只是在需要互相利用时的一种借口。传统的社会由于生活节奏慢，大家庭多，人们花在共同生活当中的时间多，因此使人感到“人情味”足一些。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大城市，人情冷漠的倾向正在发展，在西方已经到父母叫孩子做家务都要算钱的地步，这个现象当然还有不同的教育观念的影响。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所不能接受的。
第二种是社会观念的产物。有关这个现象的故事，是一些自幼与父母失散的儿童，在成年后寻找双亲。幼年的共同生活经验，早已随着新陈代谢的过程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在记忆中消失了。但是正是由于社会观念的作用，使得这些人会做出寻找双亲的行为。不过，至少在见面之初，感情的基础是不强的。有一句话叫：“梦中情人”，我们改为“梦中亲人”，就很恰当地表达了这种感情的实质。社会观念帮助这些童年失去父母之爱的人塑造了理想的“梦中亲人”的形象，他们就这样先入为主地以为父母就是想象中的那样可亲可敬，对自己的关怀无微不至。但是，当现实使他们知道是犯了错误后，他们会逐渐调整自己的态度。所以，我们经常看到长期失散后重逢的亲人在惊喜之后逐渐萌生的一层淡淡的隔膜，感情很不容易达到长期共同生活的亲人的那种境界。表现在大家对于彼此之间的关系比较敏感，重视，也刻意维护，不象长期共同生活的亲人那样自然，那样轻松自在。
第三种应该是性心理的产物。人从动物进化而来，很多原来的动物性的本能都升华了，其中性关系和性行为恐怕是达到最高境界的前动物性本能之一。虽然性行为本身作为动作过程和动物的性行为差别不大，但是作为这个过程的心理准备和随着这个过程而不断加深的，是两个当事人之间的爱情关系。这是人类所独有的。最初，也许只是两人之间相互激发性欲的爱抚活动派生出的一种心理活动，后来伴随着人类社会性的发展而广泛化，成为愿意共同生活的两个异性伴侣全面互相关心，互相负责的一种感情和社会关系。以致于在一些情况下，与单纯的性行为产生了偏离。有时，我们也听说其中一方因伤残而丧失了性能力，但是夫妻关系仍然维持。甚至有医生写道，有个病人要求做手术以减低自己的性欲，免得影响了与自己的性能力较差的配偶的感情。弗洛伊德在这方面有很多论述。
人类进入到阶级社会以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相互间防范的心理壁垒越筑越高。心理学家会告诉我们，两个陌生人，如果没有异性相吸的因素，甚至不愿意坐或站得太近，如果太近，就会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我们在拥挤的公共场合，如公共汽车上，电梯里面经常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性活动和性心理却把两人引向互相进入，合二为一的境界。经过了正常的性活动之后，人们自然会很珍惜这样一段经验，所谓“一夜夫妻百日恩”。
每个人，每个社会团体本身都与外部社会，与其它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团体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处于社会关系网中的某一位置上。
在原始社会中，这种社会关系的核心是血缘关系，其标志是亲情的远近。进入阶级社会以後，血缘关系依然存在，但相对地位降低了，被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所取代。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在一个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中占有固定不变的位置。其标志是握有影响别人的权力的大小。进入现代社会，金钱雇佣关系占了主导地位。
今天的社会关系基本上反映了社会关系形成的历史，大体有:血缘关系，权力关系（上下级关系），交易关系。
Ａ．血缘关系：
血缘关系起源于人类繁衍需要而产生的天然亲情关系，历史最为久远。发生血缘关系的双方有义务互助。其关系的紧密程度完全取决于亲情关系而激发出来的自愿心理，因此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今天，血缘关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发挥着大作用，尤其在直系亲属之间。与此类似的有：朋友关系，熟人关系，同胞同乡关系等。这种关系的特点都是自愿，单方向地付出，不指望用金钱或物质计算平等的报答。
Ｂ：权力关系。
权力关系的特点是其具有单向强制性。握有权力的一方要求另一方无条件地服从，对于反抗者施以惩罚，而给服从者以某种奖励和鼓励。权力的大小有两种衡量标准：
ａ、作用的范围；
ｂ、奖惩的程度。
通过权力社会把所有成员组织起来，服从一个权力体系，统一行动，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权力本身也带有目标和手段的两重性。权力常常是竞争的对象，竞争者夺得权力之後，就利用权力为自己捞取好处，满足自己的欲望。权力本身也具有效用，它能够满足人们追求社会地位，重视自我完善的欲望。
但权力更多还是被用做一种工具，用来成就某种事业，建立功勋，获得物质利益，因此也是实力的一种。
获得权力的道路有两条：
一条是在已有的社会组织内发展，追求权力作为奖励，逐级上升，因此权力越来越大。
第二条是打破现有的社会组织，重新建立一个新组织，通过它获得权力。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操心的是社会资源和财产的分配，而权力的分配是财产分配的条件，因此我们看到的政治往往表现为权力斗争。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14
Ｃ、交易关系。
交易关系与权力关系一样，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家族的关系扩展到全社会的任何一个人。交易关系能使双方至少在形式上实现平等，互利和自愿的原则。发生交易关系的双方，在没任何胁迫下，独立地进行价值判断，根据自己将要获得的价值，确定自己将要获得的价值。一般原则是所得至少等于所支。因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对事物的评价是会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可以使交易双方在交易後都能满足收获不小于支出的原则。
实际上交易关系中的平等背後，掩盖着实力对比不平衡所引致的不平等。尽管交易的发生必须有双方都同意为条件，但自愿的程度和性质有不同。有的可能是走投无路，迫不得已；而有的可能是漫不经心，锦上添花。更不用说，有的自愿是在受骗情况下的“自愿”，实际上是不自愿。
交易关系与血缘关系或亲友关系的区别，在于它是讲价钱的关系，不是无偿付出的。它与权力关系的区别，在于它是一种自愿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交易关系在人际关系当中发生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尽管人们有时因为它的冷酷无情，斤斤计较而给予诸多批评，但这种关系仍然在稳步地扩大自己的作用范围。对于血缘关系，它享有互利互惠的优势。对于权力关系，它享有双方都自愿的好处。一句话，它的优势是不要求任何一方做出牺牲，单方面付出，同时对交易双方都有利益作为发展关系的鼓励。因此，交易关系已经在侵蚀血缘关系和权力关系。使得在竞争中援引血缘关系和权力关系时，不得不考虑交易的原则。例如在我国很多地方仍流行的婚姻陋习当中，很突出的一项就是财礼太重。本来婚姻关系是血缘关系中的本源，是无数罗曼蒂克故事的光辉结局，可财礼却令它黯然失色。尽管政府和工、青、妇等群众组织一再反对，此风却日盛一日，究其原因，娘家损失了培养了二十来年的全劳动力，在以人力为主的中国农村仍是一项很大的损失。而夫家得到了这个劳动力，自然“应当”对娘家的损失有所补偿。因此要财礼的，要得理直气壮，给财礼的，给得理所当然。而在城市里，由于劳动力对家庭的意义下降，小两口分开过已成为大趋势。因此娶妻嫁女就不是一方上另一方家门，而是小两口分离出去，独立门户，娘家婆家在经济利益上没有发生单向转移，因此自然就没有回流的要求。这样财礼的意义和性质就改变了，甚至连这件事也可以改革掉了。现在很多文章呼吁革除这些陋习，但是没有想到这些陋习的经济基础不改变，这些陋习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也不会改变。眼下时兴的财礼价码，一般相当于一个农户养大一个女儿的费用，考虑到通胀因素，多数还不到这个价格，不足的部分算是血缘关系的功德吧。
贪污腐败，是交易关系侵蚀权力关系的典型现象，自不待言。更有甚者，有人扬言：“没有金钱买不到的权力。”只要出价够高，什么权力都可以买到。这种说法当然过分一些，但是不可否认，经济关系最终是可以支配政治关系的，从这种意义上看，交易关系进入权力关系，决不是贪污腐败那么简单，还有更为深远的作用，对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官本位体制是一个致命的腐蚀。
（２）、精神类要素。
Ａ、心理及性格。
心理素质对竞争有重要的影响，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有一些行业在招募人员时，常常要考查心理素质。例如反应灵敏，迅速，坚强，镇定等，因为这些心理素质对于某些职业特别重要。
个人的心理素质优劣的意义是很多人都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在国际竞争中的意义，就要多些研究了。例如日本的兴盛，尽管得利于其天时、地利，但日本民族的那种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精神，发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是不容怀疑的。他们对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总是那么执着，那么认真，坚定不移。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曾经走过弯路，做过错事，他们一度认为侵略战争是正义的事，因此慷慨赴死，“神风突击队”的那种精神连敌人也不得不钦佩。战败后，大多数日本人民觉悟到侵略不是民族自强兴盛之道，又一头扎到经济重建当中，是那么执着，狂热，以至于赢得了“经济动物”的雅号，虽然都有偏激之处，但整个民族的精力被这种心理素质都集聚到要前进的方向上，使得他们无论投身什么竞争，都表现出巨大的冲击力。反观我们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有好几种心理素质使得我们起起伏伏，不能稳定地发展。第一种心理素质来自几千年的文明领先地位和小农经济，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知足常乐”。严重缺乏竞争意识。第二种就是“急于求成”。在沉睡几百年之后，发现自己已处身屈辱，落后，仰人鼻息的地位，因此，“急起直追”，但失冷静，科学的态度。大跃进就是典型。第三种是第二种的必然结果，就是自暴自弃，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否定祖先和祖先灿烂的文化。这种情绪最为可悲。我们的祖先怎么样呢。有人说他们建造万里长城是“保守”，可他们在全世界大多数民族还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时，就创造了首屈一指的文明，并把这种领先地位保持了五千年。接受他们的文化遗产的，不仅有中国大陆上的人民，而且有日本，南朝鲜，香港，台湾，新加坡，为什么别人上去了，我们这么潦倒呢？能怪文化遗传基因吗？实际上，我们借用马克思的一段话，我们的祖先播下了龙种，却收获了一群没出息的跳蚤。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经常分裂成极端的派别。鲁迅先生有见于中华民族的这些不良心理，提出了“韧的战斗”的口号，毛泽东同志更有名著：《论持久战》，全篇都渗透着这种精神。
Ｃ．知识；
我们在这里讲的知识，主要是对指周围世界的认识。在古代，是以亲身经历得来的认识为主，以口头传授的间接知识为辅。现在则不同了，除了纸张出版物之外，还有各种电子媒介，我们得到的知识已经是以别人的经验为主。所谓“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现在人人都可以做到。弗兰西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已经认识到知识是竞争实力的诸要素之一。但是，有丰富的知识和善于运用知识于实践当中是两码事。赵括的“纸上谈兵”典故，常常被我们用来指徒有知识而缺乏智慧的人。我们还把这种人叫“书呆子”，列入蠢人行列。
Ｄ．智慧。
我们在这里讲智慧，是指在实践中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在竞争中的智慧可以近似地看成是谋略水平，当然智慧的内容范围要更广泛。
珠海市曾经有一家投资达３８００万美元的玻璃厂有限公司，常年亏损，负债高达３亿元以上，成为珠海市财政一大包袱。后来，仅有１．４亿资产的珠海东大集团把该公司兼并了，不但清偿了积欠的全部债务，而且净赚１亿元。该公司的“蛇吞象”是怎样实现的呢？
东大集团把玻璃厂全部搬迁，利用原址开发房地产。
这个例子，和哥伦布的“竖鸡蛋”故事一样简单而又出人意料。玻璃厂有限公司的原班管理人马没有“打破蛋壳”，老是围绕玻璃做文章，尽管房地产业在特区蓬勃发展，他们不是不知道，但是就是想不到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当然，当年工商营业执照上规定的狭窄的“营业范围”恐怕也是一种更高级的“智商欠缺”，害死了不知多少企业。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14
竞争是一种实力的较量，因此在制定战略的时候，要比较竞争各方的实力。在比较实力的时候，应该把实力的要素进行逐个分解，评估出对于竞争发生作用的大小，对于总体竞争力的贡献，然后再分析各个实力要素之间的关系，其竞争力的发挥条件等等。比方说，一个企业的实力要素按照经济学的标准可以分为三类：劳动、土地和资本。拿劳动来看，我们可以大致分为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两类，其中对于企业实现自己的市场竞争目标作用比较大的是复杂劳动。当我们考察复杂劳动的时候，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经营管理劳动和技术劳动。如果一个企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企业，经营管理的作用更重要，反之，如果企业是科技开发主导的企业，可能技术劳动就是决定性的……这个过程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实力，为有效率地使用打下基础。我们在分解的基础上分析每个实力要素，了解它的功能，状况，然后还要注意它和其他实力要素之间的关系，它发挥作用的条件。比如我们具体分析企业的技术骨干的状况，在这个基础上知道自己企业的技术力量的优势和不足，接下来我们要探讨技术骨干发挥作用的条件。技术骨干主要是脑力劳动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别在于：脑力劳动通常提供的是无形产品，不容易考核，因此比较多的依靠劳动者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而体力劳动者提供的通常是有形产品，容易考核，企业除了努力提高劳动者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之外，严密的组织和细致的管理效果也很显著。几乎所有的工厂都有考勤打卡机，但是如果作家协会或者科学院要给作家和科学家安装打卡机，大家会觉得怪怪的，不可思议。对于脑力劳动者的作用要发挥得好，必须让他们心情舒畅，自觉自愿地积极工作。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14
战略经典研究：人才得失与战国七雄。
在春秋各大国当中，下场最可悲的当数晋国。这个在春秋之世长期称霸诸侯的大国，居然被几个士大夫瓜分掉了。晋国的可悲还在于，当时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大国只有晋国和齐国，由于齐国受到大海的限制，不具备统一中国的条件，而晋国在当时是最具备统一中国条件的高度文明的大国。在经济地理上，晋国占有当时最富裕的中原地区的大部分，从函谷关一带延伸到大梁，即今天的开封及其周围地区。这片地区，从夏朝到商朝都是统治中心、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周朝虽然把政治中心一度迁移到了关中，但是中原作为中国古代经济中心的事实仍然没有变化。因此，在整个春秋时代，中原始终是诸侯争夺的目标。开始有齐国的霸权，对抗北方和中原的戎狄部落对中原华夏各国的侵扰，遏制楚国为代表的南蛮部族的北进。齐桓公和管仲死后，齐国内乱，不复为霸。领导中原各国对抗周边落后部族和国家侵扰的历史重任就落到了晋国身上。在此之前的过渡时期，宋襄公一度不自量力，高举“仁义”大旗，抢挑霸主重担，结果丧师失地，徒然贻笑大方。晋国在城濮之战大破楚军，迫使楚国停止向北方蚕食，改向东方淮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发展。晋国又扶持东方新兴的吴国与楚国为难，破楚入郢，使楚国一度濒临灭亡的边缘。同时，反击乘虚东进的秦国，连续击破秦军，拓展疆土到黄河以西，今天陕西东部和北部地区，只要向西作进一步的推进，即可进入关中平原，秦国已经无险可守。在人才方面，后来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军事、经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许多人，都是原晋国地区的人，如吴起、商鞅、韩非等。只是因为三晋的政治发展的状况，才迫使他们离乡别井，另择明主。
在三家分晋之前，晋国已经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外交、经济、军事条件，唯一欠缺的是多年来争霸中原所耽误了的内政改革。这正是最致命的失误。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内政改革，士大夫的权势日隆，国王渐渐失去了对于国家事务的控制权。虽然晋国在对外事务上连连获胜，但是对于国王来讲，江山易手，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只是便宜了那些篡夺政权的叛贼。
三家分晋之后，魏文侯重视人才，在西门豹、吴起等一批豪杰的辅佐下，励精图治，企图重振晋国的霸业，无奈国势与统一的晋国无法相比，虽然强盛了三代君主，终于还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三家分晋之时，韩国占了前晋国经济上最富裕的地区，但在军事上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因此在整个战国时期，一直老老实实，不敢惹事生非；赵国占了战略位置最优越的太行山区及华北平原，由于当时华北地区开发程度相对不如中原，因此在三晋中是最贫瘠的（虽然比较三晋以外的其他国家并不差）；魏国则兼而有之，富裕在韩之下，赵之上，战略位置在赵之下，韩之上，遗憾的是国土分散穿插在赵韩两国之间，类似刚独立时的巴基斯坦。魏文侯的战略是厉行内政改革，选贤与能，对外是向河西发展，同时与赵、韩建立同盟关系，矛头直指秦国。在吴起和西门豹等人的统帅下，迭破秦师，直逼关中渭河平原。如果魏武侯和魏惠王能够全盘继承魏文侯的内政外交战略，继续重用吴起等人，很可能会破坏秦国的根本之地关中平原，据为己有，并且以此为根据地统一中国。当时以魏国的军事地理形势，一旦控制了山西高原和关中平原，进退攻守自如，力量远在韩赵两国之上，两国将逐渐沦为附庸。如果反抗，要消灭也不是难事。魏国的军队，大概是吴起练兵有方，后来孙膑形容魏军，说他们∶“素悍勇”，一惯骠悍勇猛，可见战斗力是在诸侯当中相当强的。“围魏救赵”战略虽然是后世奉为经典的楷模，但在当时，也有以弱敌强的成分在里头。庞涓之所以最后成擒，主要原因是恃强轻敌，以少数轻骑追击齐军主力而致，但是如果魏军的战斗力不强，自然就不会轻敌，这也从反面证明魏军有强大的战斗力。商鞅后来曾对秦孝公说∶“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心腹疾，非魏并秦，即秦并魏。何者？魏居岭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取地。”可见，魏文侯领导下的魏国，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是可以使魏国继承晋国成为最有统一中国条件的国家。
可是魏文侯死后，魏武侯一改父辈建国方针，整个南辕北辙。在内政方面，虽然没有明确记录，但是从魏武侯视察西河时候，惊叹山河险阻，易守难攻时吴起的答复中可以看出魏国内政的变化。吴起说：“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现存的《吴子》，即《吴起兵法》，相传为吴起所作。从其内容来看，大多数是魏武侯请教吴起有关战略战术问题，吴起的答复。从魏武侯的提问来看，他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君主，在军事方面，比较注重战术细节。可能因此而忽略了内政，又或者是太好战，以至赋敛过重。吴起虽然教导兵法不误，但是对他的德政不修颇有微词，因此奉劝他：“在德不在险。”两人的分歧已经跃然纸上。
对外方面，魏武侯一改父亲西出关中的战略，回头首先恢复晋国旧有的版图，而且特别重视攻击富裕的平原地区城市，把魏国引上了由盛而衰的道路。如果他不攻平原经济发达地区，而攻上党一带的晋东南山区，打通安邑至大梁之间的联系，分割赵韩两国，虽不如向河西发展理想，但如果能够首先灭掉赵韩，恢复晋国，则统一大业尚有可为。可是进攻富裕的平原地区，不但对对方重点防御的大城市的攻击不易凑效，而且目标太大，容易招来诸侯的妒忌和干涉。魏武侯在魏文侯破秦的基础上，贸然与赵、韩开战，从此根本改变了魏文侯时代吴起参与制订的东和三晋，西破秦国的战略。后来由于听信谗言，迫使当时最有才干的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吴起离魏入楚，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看来吴起自己也不下去了。到魏惠王时代，东击赵国邯郸，被齐国干涉，又恰逢齐国起用大军事家孙膑，魏军战败于桂陵。当时如果庞涓在破赵之后回师大梁，在军队充分休整之后再寻求与齐决战或者议和，则破赵的成果有希望保存。庞涓可能因为与孙膑的个人恩怨，以及破赵之后的骄傲心理，以疲惫之师轻装冒进获致惨败。以后，不得不归还所占领的邯郸，与赵国和好。后来，因为与韩开战，再为孙膑所趁，马陵一战，主帅庞涓被擒（或阵亡），太子也当了俘虏。由于专注与东方的争夺，秦用从魏国投奔来的商鞅，从河西反攻，收复被魏文侯夺占的河西地区，进而占领了魏原有的河西地区，直逼魏国首都安邑。魏不得已向东迁都到四战之地大梁，以后不断遭受强邻欺侮。这时，由于秦国孝公去世，惠文王立，因曾经反对变法而受罚，此时欲报复商鞅，商鞅惧而投魏。魏再度拒绝商鞅，使自己复兴霸业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15
当时，魏国由于魏文侯招贤纳士，加上魏国本来就是中华文化的中心地之一，天下豪杰尽产生于魏，集中于魏，如吴起、西门豹、乐羊等，这个实力强大的人才群体，是魏国正确的建国方针和战略策略的保证。魏文侯一死，尽管魏国运气仍然很好，在人才方面的优势因失伯乐而不复存在，武侯时，逼走吴起。魏惠王时，丞相公叔痤推荐商鞅，劝惠王“举国听之”，否则杀之，惠王不听，商鞅出奔秦。秦孝公举国以听商鞅，厉行变法，奠定秦国富强根基。商鞅在得知魏国遭受马陵之败后，对秦孝公说∶“今以君之贤，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败于齐，诸侯叛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必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在获准后还亲自统兵，尽夺魏河西之地，消除了秦国国防方面来自东北方向的威胁，使秦从此以后，进可攻，退可守，获得战略地理上的绝好形势。历史也许总是注定要给人们留下许多遗憾。战国时代可称为首屈一指的大政治家（从夺河西一战看，也是大军事家）商鞅，居然受到受自己恩惠不尽的王室和国家的迫害！更有甚者，商鞅之才已经获得实践证明之后，整个大活人自己跑回魏国来投魏惠王，居然不获接纳！！！真是太荒唐，太可惜了！魏国除了赶走吴起，两次拒绝商鞅之外，还放走了孙膑和乐羊的孙子乐毅。这四个人当中，除吴起到楚国后，忙于内政，同时不知是否因为效力魏国多年，不忍亲手破坏自己的心血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没有引导楚国大举伐魏，只是在南方“挠挠痒痒”，没动“真格儿”，以及乐毅因长期居住在赵国，与魏国没有重大恩怨外，另外两人，一东一西，两面夹攻，把魏国的霸业破坏得干干净净，并且进一步动摇了魏国立国的根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魏国的兴衰全系于人才之上，古今中外，象魏国这样典型，这样富于戏剧性的历史现象真是很不多见。也许涉及的战略问题过于深奥，不易为文艺家所理解，这方面的文学艺术作品没有传世之作，真是浪费了好题材！这是后人的遗憾。这些人的个人经历是戏剧性的，业绩是震撼性的，对于中国的历史影响是重大而且深远的。一直到今天，我们国家沿袭了几千年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体系和居民管理的户籍制度，根源仍在这几个人身上。吴起有“杀妻求将”的故事，有伏王尸报仇的故事，孙膑有与庞涓的个人恩怨，其复仇经历比较《哈姆雷特》和《基度山恩仇记》的气势和用心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商鞅的“求职”经历已经叙述过，在此不重复。这些题材如果在文学艺术上精心加工一番，一定可以形成传世之佳作。
除了上述内政军事方面的人才之外，魏国还产生了外交方面的天才人物，可惜也为敌国所用，致使国家蒙受惨重挫败。古今中外，舌头最管用的当数苏秦和张仪这一对师兄弟。这两个家伙，一文不名，两袖清风，只凭三寸不烂之舌在当时的战国七雄之中，所到之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个个国王对他们优礼有加，唯恐得罪，争先将本国最高的职位奉献给他们。而他们则是爱干不干，心情好就多留几天，心情不好，拍屁股走人，“炒”国王们的“鱿鱼”是家常便饭。其中张仪又是魏国人，苏秦离魏国比吴起要近，是周天子领土上的洛阳人，而吴起是卫国人，当时从卫国到魏国首都安邑比较从洛阳到魏国在苏秦时期的首都大梁要远，而且去安邑尽是山路，而洛阳到大梁却是一马平川。这两个人和商鞅一样，谁用谁富强，谁不用谁倒霉。秦惠文王杀害商鞅之后，对游说之士有偏见（说来也是商鞅变法的主张），把前来游说统一天下方略的苏秦轰跑了。苏秦受此大辱，遂倡导山东六国合纵抗秦，与秦为难，由此而起百余年，秦国东进最主要的外交阻力就是六国合纵。破坏合纵的，恰好是两个魏国人。一个是张仪，首倡连横亲秦，奠定破坏合纵的根本外交战略路线。但是在行动上最早破坏合纵的，是秦相公孙衍，又是魏国人。当苏秦正筹备合纵之时，公孙衍（又名犀首，不知是否花名，形容其“头上长角”，如犀牛般凶猛？）统帅秦军大破魏军４万余，擒大将龙贾，取雕阴（今陕西延安到洛川途中的地方）。苏秦此时恰逢张仪来投，遂用“激将法”助张仪入秦以为内应。张仪尚未见用，公孙衍又游说魏齐两国背叛合纵，夹攻赵国，使合纵瓦解。秦惠文王吃了不用苏秦的亏，不得不改变了对纵横家的偏见，起用张仪。张仪系统地提出远交近攻，连横亲秦的外交战略，并且付诸实践，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使公孙衍在历史书上消失了光彩。后来秦国还有一个魏国人任相，就是甘茂，但是他的业绩也没有前面那些人那么光辉和富于戏剧性。
所以，秦国统一天下，靠的是魏国的谋士，秦国的战士（如白起、王翦等人），对于魏国来说，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以当时的历史，战士是谋士的变法创造的，没有商鞅变法，秦国人不会勇于公战，自然也不会产生杰出的战士。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15
当时除了晋国和秦国具备统一中国的物质条件之外，楚国也具备条件。当时的楚国是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东临大海，北界淮河－桐柏山－伏牛山－秦岭，西依大巴山－巫山，南至大海。在灭亡吴、越之后，东面基本不受威胁。在北方，最薄弱的地理障碍是淮河，北岸是一批弱小的小国构成的缓冲地带。东北与齐国为临，但是中间有宋、鲁等国缓冲。正北方是三晋当中的韩、魏两国，楚国沿伏牛山到桐柏山建筑了城墙防御体系“方城”。西边的地理形势本来对于楚国是很有利的，险峻的秦岭、大巴山、巫山当中只有几条险要的峡谷通道∶丹水河谷，汉水河谷和长江三峡。在秦灭巴、蜀之前，楚国所需要关心的只是丹水河谷和汉水河谷，尤其是方便秦军后勤支援的丹水河谷。因为楚国拥有如此优越的地理形势，楚国的先王们在春秋时期积极北进，争夺中原。“问鼎中原”这个成语就是楚国人创造出来的。如果不是晋国联合诸侯抵抗，楚国统一中国的机会是很大的。可惜到晋国的国力衰竭的时候，楚国也被孙子和伍子胥领导的吴军攻破，直到战国时期没有完全恢复元气。更有甚者，楚悼王见吴起在魏国的功绩，邀请他主持楚国改革，可惜不被楚国贵族集团接受。楚悼王一死，吴起遇害，屈原受贬，楚国开始了屈辱的篇章。
楚国在春秋时期还是一个和秦国类似的落后国家，被中原列国排斥在外。经过与中原各国的经济文化的长期交流，楚国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基本上达到了中原各国的水平，并且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李耳和屈原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很遗憾的是，在整个战国时期，各国都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秦国的商鞅变法，韩国启用申不害，魏文侯招贤纳士，开发河西，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齐威王用田忌、孙膑等富国强兵，燕昭王用乐毅称雄东方，但是楚国的改革是最短命，最没有成效的。国土面积最广大的国家，在整个战国时期日子过得最窝囊。尤其是楚怀王，更是给张仪象耍猴一般捉弄，最后被关在秦国，悲惨死去。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16
10.好事和坏事。
有实力是好事，但是不一定是好事。因为实力有正负之分，正的实力能够帮助你克敌制胜，但是负的实力要素却会帮倒忙。比如说前面分析过的常用实力要素当中，人力当中的人体方面，有健康、强壮、优美三个正的要素，但是相应的，残疾、疾病、弱小、丑陋是三个负的要素（我们把残疾和疾病合而为一，严重的疾病和残疾一样，残疾相当于终身患了一种严重的疾病）。如果我们有了负的实力要素，在竞争当中，这些要素不但帮不上忙，反而会拖累我们。《三国演义》当中，刘备治理新野成功，获得百姓拥戴，这是正的实力要素。但是曹操南下，百姓跟着逃跑，拖累了刘备的军队，就变成了负的实力要素。刘备在战败之后巧妙地把原因归结为自己热爱百姓，又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军队实力的损失变成了自己政治声望的增长。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道：“美中不足今方信，齐眉举案，到底是意难平！”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我们希望自己天生下来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但是身不由己。即使是十全十美，也未必就好。
人类历史上有无数过客，有谁的命运接近十全十美呢？可能只有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最接近十全十美：
一出生就在帝王之家，这是没有几个人能够享有的机遇；
标准的希腊美男子，是艺术家们最喜欢的男性模特儿，这又是男子汉可望不可及的天生好运；
得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的亚里斯多德的悉心教育，可怜天下父母心，当今谁不向往自己的子女获得如此机遇？
身为国王，每次战斗冲锋在前，典型的马其顿勇士，品格光辉照人；
不但武功盖世，而且到处建设，据说在征战过程中忙里偷闲，规划了70多座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至今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仍然屹立；
深谙韬略，几千年后依然被后代奉为楷模；
得到一份完美的遗产：父亲腓力是伟大的改革家，创造了当时所向无敌的马其顿方阵战术和希腊统一的一切条件，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等条件；
在他刚刚成年，能够独立管理国家的时候，他父亲刚好被政敌谋杀，给了他施展才华的大好时机；
他的敌人都是分裂、衰败的敌人，给了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机遇；
他的敌人都是富有的敌人，给了他无穷无尽的财富去从事伟大的事业。
就是这样一个几乎十全十美的人，最后在追求十全十美的理想当中，得到了令人遗憾的结局——三十多岁，正当血气方刚，大有作为的年华，却被自己那些不争气的部下活活气死在宫殿里。亚历山大企图征服他所知道的整个世界，为他的远征打上圆满的句号，最后只剩下印度了，征服了印度就可以功德圆满了，而印度的抵抗已经被他瓦解了。在这种大好形势之下，他的部下竟然为了享受征服带来的美好生活而拒绝继续前进，使他功败垂成！从此之后他郁郁寡欢，年纪轻轻就在宫殿里了结了一生。
你享有亚历山大那样的好运气吗？完美的人，完美的条件，完美的机遇……但是即使是他也没有得到完美的人生，因此你我有哪些不完美不理想之处，又有什么奇怪呢？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16
在竞争当中，你可能在不少地方不如你的对手，甚至有负的实力要素拖累，而你的对手则可能在不少地方压倒你。重要的是能否让原本负的实力要素转化为正的实力要素，而让正的实力要素转化为负的实力要素。这是竞争战略上的更高层次的造诣。一个演员，如果形象条件不够好，但是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的歌喉或者演技，赢得观众的爱戴，我们说这位演员实行了“扬长避短”的战略，由自己的优势实力要素的充分发挥来弥补自己的负的实力要素所造成的不利形势，这是一种常见的成功战略。但是有的演员却将计就计，巧妙地把负的实力要素转化为正的实力要素，获得了成功。比如说，形象好的演员，适合扮演正面的，严肃的角色，而形象不好的演员就选择反面的，滑稽的角色扮演，追求喜剧效果。一个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的演员，如果扮演喜剧角色，反而不如贼眉鼠眼，猥猥琐琐长相的演员扮演容易获得成功。著名电影演员孙飞虎，演完蒋介石又演曾国藩，获得事业上的成功，用他自己的一句自嘲的笑话来说“多亏了我的那双三角眼”！
产品拥有上乘的品质，当然是正的实力要素，但是如果竞争的是廉价商品的市场，正的实力要素反而会转化成为负的实力要素。中国家用汽车市场的巨大潜力，使得全世界的汽车生产商都不敢掉以轻心。但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购买力不强，估计高档汽车在一段时期内的销售量不会很大，而经济型轿车的前景却令人叹为观止。面对这种市场前景，一贯以生产高档轿车而闻名于世的德国奔驰汽车公司着实犯难：不进入经济型轿车的市场吧，如此潜力巨大的市场机会就这样白白错过，实在是心有不甘，进入这个市场吧，生产低档轿车又有失奔驰的高贵身份……思量再三，还是设计了几款经济车型推向中国市场，结果市场反应冷淡，嗤之以鼻。在这里，奔驰品牌的高贵反而变成了负的实力要素。
实力要素有正负之分，可以实现转化，环境要素也有正负之分，也可以实现正负的互相转化。在这个方面，我们看一看历史上有名的“史里芬计划”的奥妙和玄机。
史里芬是德国直到十九世纪末的参谋长，他主持制订的作战方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爆发时被德军采用。
史里芬和西方许多军事家一样，是古代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崇拜者。汉尼拔在公元前２１６年８月２日统帅四万七千军队在坎尼包围八万三千罗马军队，仅仅激战一个白天，强大的罗马军团只有万余残兵败将侥幸逃离战场。而汉尼拔军队的伤亡八千人左右，只比所歼灭的敌军的十分之一略多一些。以包围全歼为特点的坎尼战役成为普鲁士军队战役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史里芬制订对法作战计划所追求的目标。
当时正值普法战争之后，德国占领了阿尔萨斯－洛林，法国利用梅斯－南锡一带的山地构筑了坚固的防线，并且驻扎重兵防守。成了法国抵抗德国进攻的正的环境要素。
史里芬计划的目标是包围歼灭法国军队的主力。其基本构想是以偏师在法国已经严密设防的德法边境依托工事防守，主力取道荷兰、比利时，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估计会集结在德法边境一带的法军主力的侧后，进而压迫包围其于法国瑞士边境一带歼灭之。
这个计划在战略上的高明之处在于把敌人的坚固防线这个正的实力要素转变成为负的实力要素。如果德国人从正面进攻法国人的坚固防线，这道防线就是法国人重要的正的实力要素，可是如果德国人迂回绕过这道防线，这道防线就转化为负的实力要素：法国人为了建造防线，投入了大量资源，为了不让对手夺取，必须驻扎相当的军队。当驻扎在防线里的军队遇到敌人正面进攻时，正好可以依托既设阵地与敌人决战，而当敌人绕过防线，法国人因为在防线上大量驻军，野战机动部队就少了。而且法军决策机构将有可能在抽调部队离开防线反击和按兵不动坚守防线之间犹豫动摇：如果大军离开防线，则再坚固的防线没有人也是守不住的，敌人占领了防线之后，防线就变成了敌人的实力；如果留下足够的军队驻守防线，那么野战反击的兵力就不足了。法国人的防线还可以这样变成负的实力要素：如果德国人从正面进攻，依托山岭建筑的防线就是正的实力要素，而如果德国军队绕过防线把法国军队包围在崇山峻岭之中，切断后勤支援，则山区反而成为法国军队的陷阱。
他说：“法国在对德国的战争中，最初可能采取守势，尤其以在不能寄希望于俄国的有效支援时更是如此。法国根据这种估计，早已建筑好了阵地，其中大部分是永久性筑垒，其中的贝尔福、厄比纳尔、图尔、凡尔登等大要塞是主要据点。这个阵地可以由法国重兵把守起来，给进攻者造成极大困难。
“攻取各大要塞，不能直接进行，因为这势必要大量攻城战具，耗费时日与兵力亦多，实施包围尤属不可能之举，而只有从一侧实施进攻。攻者最好向各要塞之间的间隙地前进……
“因此，对贝尔福、凡尔登一线阵地实施正面攻击，很少有成功的希望。自南而北的包围运动，必须先行实施对瑞士的成功战役，先行攻占汝蜡诸要塞——此举需耗时日，且在此期间法军将不致无所事事。
“法军为对付自北而南的包围运动，必将据守自凡尔登与梅齐埃尔之间默兹河一线，但据悉齐真正的抵抗并不在这里，而在埃纳河南岸大约圣门胡德至雷特尔一线。法军似亦考虑于艾耳河南岸之一线构筑中间阵地。如德军阵地，其支撑点为莱姆斯、拉昂及拉菲雷各要塞……
“德军不能以充分信心，进攻所有上述支撑点。比起正面进攻辅以左翼包围更有利的行动，似乎是自西北方向直接攻击法军翼侧，指向梅齐埃尔、雷特尔、拉菲雷各要塞，并渡过瓦兹河直捣法军阵地后方。
“为使上述行动奏效，须先行攻占默兹河左岸法比边界，以及梅齐埃尔、赫尔松与莫伯日3个设防市镇、里尔和敦刻尔克；此行动势须侵犯卢森堡、比利时及荷兰的中立。
“侵犯里森堡中立，除将招致抗议外，不致有何重大后果。荷兰敌视同法国结盟的英国，无异于德国敌视英国，与之达成协议当属可行。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16
“比利时则似将进行抵抗。比利时面临德军在默兹河北岸前进的时候，将计划向安特卫普退却；德军须在该地阻住比军，也可在北方封锁歇尔德河，切断比利时与英国的海上交通，已达孤立比军的目的。列日和那慕尔的守军兵力薄弱，可仅对其加以侦察监视。德军将可以攻占于伊或予以压制。”
此计划有几个要点：
１、不怕法军突入阿尔萨斯—洛林，在德法边境的守军要少。
一方面，要集中主力经荷兰、比利时进军；另一方面，德法边境一带，有孚日山脉，进而有莱因河，均为易守难攻之地，大兵团无用武之地。而且，法军越推进德国领土，其后方就越容易被德军主力切断。
２、先法后俄。
估计俄国会出兵支援法国，但是，俄国比较落后，预计其军队动员、集结和做好战斗准备的时间会比较长，因此，在面对俄国的东普鲁士，只能部署少量军队迟滞俄军的进攻，并且依靠奥地利军队牵制俄军。待主力歼灭法军之后，再移师反攻俄军攻势。
以上１、２两条，是为了保证主力拥有尽可能多的兵力来歼灭法军。
３、主力取道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进军。
这样，可以避德法边境法军坚固防线和主力集结之“实”，击法国于弱小中立国不设防边境之“虚”，并可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法军主力侧后，为包围创造有利条件。之所以经三国进军，主要因为德国军队主力人数众多，需要有宽广的正面来展开部队。卢森堡和比利时南部是丛林密布，崎岖难走的阿登高原，荷兰是低地国家，水网地带，一旦受到进攻，只要打开水闸，就是一片泽国。如果大军受阻的时间比较长，出其不意的效果就降低了，法军也会重新部署。同时攻占三个国家，保证大军推进有足够宽广的战线，不至于顿兵于坚城要塞之下，坐失战机。
４、“袖拂海峡”，大军右翼沿海岸线推进。
一方面，右翼有大海保护，另一方面，控制英吉利海峡沿岸港口，使英国不易干涉法国战事。
５、大军右翼在巴黎西南开始折向东南。
在普法战争期间，巴黎曾经作为一座坚固的要塞长期阻挡德军进攻。史里芬为了保证不再让巴黎有机会阻挡德军主力，要求主力首先迂回巴黎，切断其与外界的联系和交通，使各地援军无法进入巴黎。巴黎仅靠动员本身的人民，不可能形成有效的进攻性力量。这样，德军只用小部队围困监视即可保证大军后方的安全。当然，运气好的话可以从行进间拿下巴黎，或者接受巴黎投降，这样，将使法军主力未战而士气先馁，为两军主力决战创造有利的心理条件。
可惜史里芬“出师未捷身先死”，准确地说，是“未及出师身先死”。继任德军总参谋长的是指挥过普法战争的老毛奇元帅的侄儿小毛奇。在欧洲战争史上，有两个杰出统帅的侄儿断送了军队和国家的命运，就象我国以“纸上谈兵”而闻名的赵括一样。法国拿破仑的侄儿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投降；德国老毛奇的侄儿小毛奇，输掉了马恩河会战。看来人们总有“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观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虽然屡试屡败，但是人们好像“虽九死其犹未悔”，一有机会，又旧病复发。
小毛奇基本上接受了史里芬计划，但做了如下重大修改：
１、大军没有进攻荷兰，结果受阻于比利时列日要塞达两周之久。
小毛奇认识到破坏中立国的领土完整在国际舆论和道义上的代价，因此，少破坏一个是一个。由于没有破坏荷兰的中立，十七个军挤过比利时和卢森堡，在列日要塞受阻。德军从８月３日血战至１６日，付出了二万五千人伤亡的代价才攻陷列日要塞。结果法军利用这段时间判明了德军意图，重新部署兵力，将主力调到法比边境，展开了边境会战。
因为史里芬计划规定击败法国的时间是六周，在列日要塞受阻的两周达计划时间的三分之一。列日要塞防御战的战略意义是使德军计划的战略突然性尽失，为英法联军调整部署赢得了时间。
如果德军按计划要求进攻荷兰，就有机会迂回列日要塞，赢得宝贵的时间。
２、增加德法边境的军队实力，相对削弱了主力的兵力。
小毛奇没有吃透史里芬计划在德法边境诱敌深入的精神，反而屈从于当地守将皇太子的要求，以六个师加强之，使德法军兵力对比在法军向法比边境调整兵力后达到２５个师对１９个师。而根据史里芬计划的精神，此地不但原来的１９个师不需要加强，而且调走６个师也没有问题。（史里芬原计划只部署９个师，因为实战时已经比计划时过了几年，双方兵力有了增长，故适当增加兵力无妨）。
３、向东普鲁士战场增兵。
突破列日要塞后，德法军主力在法比边境遭遇，激战的结果是法军败退。这时候，东普鲁士传来消息：一贯以庞大臃肿愚昧拖拉闻名，被人戏称为“压路机”的俄军出乎意料地提早发动了进攻。小毛奇顾虑东线有失，就从西线抽调２个军加１个骑兵师增援东线。结果这些部队正在途中紧赶慢赶的时候，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指挥的东线德军已经告捷于坦能堡，西线主力则败于马恩河，只好又折返西线。两头都没有赶上，白白浪费了兵力。
４、分兵围攻比利时和法国留在德军主力侧后的要塞。
当时，德军后方有安特卫普、那慕尔、莫伯日等要塞，小毛奇派了３个军去攻打。
５、同意德军右翼不必经过海岸，并且在巴黎东北方折向东南。
因为分兵的结果，德军主要战略方向上的右翼兵力严重不足，迫使小毛奇不得不放弃让右翼依托海峡的初衷。这样做的后果是为英军在德军侧后登陆留下了祸根并且保留巴黎要塞于德军主力的侧后，直接导致马恩河会战的失利。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17
在德军不断削弱主要方向上的兵力优势的时侯，法军却不断向主要方向增兵。当时，驻防巴黎的加里埃尼将军发现德军转向，而且德军兵力并不占优势，立即以本部第六集团军向德军第一集团军侧后主动出击，迫使其向西南调头，造成与第二集团军之间宽达５０公里的缺口，结果为英法联军所乘。由于一再分兵的结果，在决定性的右翼，德军与英法军的兵力对比是２３个师对４３个师。因为是在平原上的遭遇战，双方都没有可资利用的地形和工事，因此兵力对比和位置轻易地决定了战役的结局和史里芬计划的命运。
如果小毛奇吃透史里芬计划，或者是史里芬能够长寿到亲自指挥实施他本人制订的计划，在马恩河战役中，德军的右翼应该会增加：
调往左翼的１２个师；
调往俄国的２个军和１个骑兵师，共７个师；
攻打要塞的３个军中的２个军（留１个军主要监视要塞），共６个师。
合计是２５个师，相当德军右翼实际兵力的一倍有多。兵力对比将为德军４８个师对英法军４３个师。在这种形势下，马恩河会战不会发生，即使发生，结局和边境会战一样，仍然可能是德军占上风，因为历史表明德军的战斗力比较强。
由于有这些兵力加强，德军也不必修改史里芬计划中的右翼依托海岸线和迂回巴黎的要点。
到这里，我们看到史里芬计划是怎样一步步被小毛奇歪曲并且走向失败的：
因为想照顾国际影响而少破坏一个皇帝有好感的国家的中立[19]，使大军为一个要塞所困，让英法军有及早判明德军意图并且调整部署的时间。边境会战以后，就形成了主力对主力的“顶牛”局面。
因为分散兵力，又导致修改史里芬计划中的两个要点：右翼依托海峡和迂回巴黎，当然也违背了史里芬计划的基本要求：确保决定性的右翼在兵力上的优势。
史里芬生前曾经预计到后人可能会曲解他的计划，临终时千叮咛万嘱咐：“战争不可避免，保持我军右翼强大！”但是他的接班人不听老人言，终于带领德国走上了万劫不复之路。
史里芬计划虽然在实战中受到挫败，但是，即使是敌方的战略家，也对计划本身称赞备至。英国著名战略家利德尔·哈特上尉甚至用“完美”这样的词汇来称赞这个著名的战略计划。从军人的角度来说，一个如此出色的作战计划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确实是非常可惜的事。以至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总参谋部想不出更好的方案来代替史里芬计划，因此拿出了一个史里芬计划的修改版作为德军进攻法国的作战方案，企图重温旧梦。不料事有凑巧，这个计划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为比利时所得，也许是这个计划的命运不济，德国总参谋部才在希特勒的干预下接受了曼斯坦因的“大镰刀计划”。这个历史事实除了说明史里芬计划对于德国军人的影响之外，更说明了他们的遗憾和不甘心，总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按自己的理解实现史里芬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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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后来战争失败，德国革命，德国皇帝逃到荷兰避难，算是“好心有好报”吧。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17
11.如果我样样不如人……
前面说过，要和人竞争，就要有实力。实力有方方面面，多种要素，扬长避短，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很好理解。但是一联系到自己个人的时机，往往很扫兴地发现：“我样样不如人……”这时候，眼前一黑，好像到了世界末日。不用那么悲观，即使你样样不如人，也不是完全没有制胜的机会。讲到竞争，一般人就联想起打仗，要么输，要么赢，但是打仗并不是竞争的最典型的形式，而且很多时候，打仗也不是一战定乾坤。经过竞争，获得进步，这是竞争最典型的结局。很多情况下，你的竞争对手并不是你的仇人，他获得进步也不是什么坏事，最要紧的是你自己进步多一点，大一点。
看看你的对手，他样样都比你强，但是由于他的资源有限，他不可能样样都发展。在他的角度，要想最有效地利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跟你竞争，就要投入最少，收获最大。怎样才能做到投入最少，收获最大呢？他最好选择比你强的最多的实力要素加以开发，然后进入需要这种实力要素最多的领域发展。这样，他在与你相比差距最小的实力要素方面的投入自然就削弱了，这就给你以可乘之机。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开始的时候是“样样不如人”，由于你集中力量开发自己与对手差距最小的实力要素，而你的对手却集中力量发展与你实力相比差距最大的要素，最后，他可能在总体上仍然比你强，但是并不是样样都比你强，你也终于有了比他强的地方了。
这就叫“比较优势”的原理，用在战略指导上，我们把这种理论指导得出的战略叫做：“比较优势的战略”。
美国佬跟越南人打仗，样样都比越南人强：高科技武器，经济发达，动不动就把对方的阵地炸成一片火海；营养好，人高马大，训练也好。越南人怎么办呢？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抓住美国佬的裤腰带”，意思是近战肉搏。本来越南人天生个子矮小，后天营养不良，一对一地单挑未必能够打得过美国兵，为什么还要去抓美国佬的裤腰带呢？如果美国佬坐在坦克里或者飞机上，一个人可以对付一百个越南人都不止，但是如果近战肉搏的话，一个高大的美国佬能够和两个矮小的越南人打个平手就很困难了。加上美国佬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高科技优势，把功夫都下在开飞机，开坦克，玩电脑之上，而越南人一心一意要抓“美国佬的裤腰带”，专心练习肉搏，最后反而压倒了高大的美国佬。后来战争就打成这个样子：美国佬开飞机去炸越南人，越南人就到飞机场去打美国人，连飞机一起打。最后美国佬招架不住，想想越南毕竟是人家的地方，多管闲事管出这么大的麻烦实在是不值得，虽然在总体上仍然比越南人占优势，但是灰溜溜逃走了。从那时候到现在，凡是打仗，美国佬特别怕别人抓住他的裤腰带，因此都是用飞机远远地炸人家，炸得稀烂之后才敢偷偷摸摸爬上去。
科索沃战争中，南斯拉夫人民军犯的战略错误就是没有想办法抓美国佬的裤腰带，干给人家炸，毫无还手之力。有人说，美国佬的裤腰带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比如北约驻扎在波黑的部队，北约，尤其是美国驻扎在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部队。允许北约从其领土上发动进攻的邻近国家境内的北约军队，都可以成为打击对象。特别是驻扎在波黑的数万北约军队，更加成为游击队进攻的目标，事实上成为“人质”——法国人曾经尝过这种味道。凡是参加对南斯拉夫轰炸的国家的军人，都可以成为攻击目标。如果每星期北约都有人员伤亡，轰炸不能使南斯拉夫屈服，北约就很有可能在科索沃战争中失败。
“局部战争”是超级大国制造出来的游戏规则：要把战争局限在对他们有利的“局部”，因此美国人对于中国军人提出的“超限战”感到头痛。萨达姆以为既然美国人说“局部战争”大概可以把战争局限在科威特吧？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不都是这样吗？因此把大军集中在科威特，忽视了本国的防御，结果吃了大亏。可以看出，美国人自己并不相信“局部战争”这个邪，只是看对于自己是不是有利。最近在英特网上有不少关于美国干预台湾回归祖国的议论，其中提到美国兰德公司建议使用美国舰队攻击中国本土，如果发生这种事情，中国人当然应该直接攻击美国本土，而不应该把战争局限在中国领海。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17
战争如此，经济建设和其它的竞争活动也是如此。中国人和美国人做生意，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是“样样不如人”，可以２０年之后，我们的国务院总理不远万里，跑去美国，为的是给人家“消消气”，为什么？悄悄告诉你吧，因为我们和美国佬做生意占了人家太多便宜，所以要给人家说几句好话。为什么不是美国人来中国说好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各自的比较优势：经济学说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要素主要有４种：土地（自然资源）、劳动、资本、企业家，其实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不过科学技术是包含在４种生产要素之中的，表现为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一个国家的某一种生产要素比较其它国家丰富，那么这个国家生产的需要这种生产要素比较多的商品就会相对便宜，在市场竞争中可以压倒对手，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国家在这方面有比较优势。比如中国人口多，劳动力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工资低），因此中国在需要比较多廉价劳动力的轻工业品和纺织工业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美国科学技术发达，美国在高科技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如果双方都放手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那么在中美商业竞争当中，鹿死谁手还很难说。但是，最终鹿是实实在在死在中国人的手里了，为什么美国人在做生意方面那么“不经打”，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把廉价的轻纺产品卖给美国人，而美国人作茧自缚，不愿把自己占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产品卖给中国人，左限制，右限制，最后把自己捆成了一个粽子。你看一下美国的高科技产品，比如说轰炸中国大使馆的Ｂ－２轰炸机，每架售价近１０亿美元，中美贸易当中美国方面的赤字３００亿美元左右，卖３０架飞机就解决了，但是美国人连１架也没有卖。不是我们不想买，而是美国人不准卖。美国人的思路是：如果我把高科技卖给中国人，中国人有了高科技，以后就会超过我了，因此不能卖。尤其是不能卖Ｂ－２轰炸机那样的高科技武器，免得以后中国人拿Ｂ－２来轰炸美国。
以前俄罗斯也曾经有过类似美国人的考虑，因此好东西都自己留着不卖。但是从商业的角度看，好东西留着不卖是不能产生利润的，没有利润，社会的生产资源就不会经过市场流向好东西的生产，结果好东西反而就因为你太珍惜而不能发展了[20]。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大部分家当，政局动荡，经济剧烈滑坡，连吃饭都成问题，这时候千方百计搞钱就成了俄国人最关心的事情，以前藏着掖着的宝贝都要派上用场了。那个时候，俄罗斯最好的东西是武器，比如苏－２７战斗机，机动性在当时举世无双，以前苏联连米格－２３都不愿意卖给中国，让中国空军装备到米格２１为止，现在俄罗斯连苏－２７都愿意卖，最后连生产许可证都卖给了中国。几年过去之后，俄罗斯人终于发现，用宝比藏宝更划算：苏霍伊设计局卖苏－２７赚了大钱，他们的科学家吃得饱，穿得暖，干活也卖力，新的高科技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苏－３０、苏－３５、苏－３７……最近还展示了新开发出来的“金雕”前掠翼战斗机，中国空军刚刚装备苏－２７不久，又想要苏－３０，这边苏－３０刚刚签约，俄国人又在大张旗鼓地展示他们新式的苏－３５、苏－３７了，这些新式高科技武器的战斗力是苏－２７的好几倍，喂！中国人，来买吧！如果将来中俄因为什么事情处理不当搞到互相开战的地步，中国当然会使用苏－２７，但是对手仍然拥有比我们强好几倍的武器，可见卖武器如果不是卖给马上开打的敌国，其实对自己国家的安全威胁有限，反而对那些购买武器的国家的军火工业有威胁。相反，把宝贝自己留着不卖的美国人，不得不动手削减高科技武器的生产和订货：航空母舰、核潜艇、Ｂ－２轰炸机、最新式的Ｆ－２２战斗机……这些高科技产品都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正在渐渐干枯。限制军火出口，保卫国家安全，似乎情有可原，但是美国人把几乎所有的高科技产品都和军事挂上钩，这就大可不必。不愿卖给中国人，卖给自己的盟国也可以吧？但是连盟国也舍不得卖。
高科技有了市场，就有了生命的源泉，自己就会不断发展，如果不卖，就是自断源泉。美国最近的几种高科技武器的开发，都亏了血本：“海狼”级核潜艇、Ｂ－２战略轰炸机、Ｂ－１Ｂ战略轰炸机、Ｆ－２２战斗机、Ｆ－１１７战斗机。相反，坦克因为可以出口，成为盈利的大项目，不断升级换代。
最近以色列要卖给中国预警飞机，美国佬着急，赶紧告诫以色列人：喂！中国人和你的世仇阿拉伯人好的很呢，万一中国人把你的技术告诉了阿拉伯人怎么办？以色列人以犹太人特有的精明对于美国人的告诫嗤之以鼻：没卖你的东西，瞎操的什么心？——那里面的潜台词是：等我赚了钱，他爱卖谁就卖谁，始终是学生嘛，如果不是老师蠢到不懂得拿先进的科学技术来赚钱，学生是赶不上老师的。像你美国佬那样藏着掖着，迟早要给别人赶上！最后美国佬急了，祭起制裁这个法宝，以色列不得不让步——吃人家的嘴短，生意给俄国人抢去了，精明的犹太商人留下一脸酸水！
美国人后来学聪明了，最近开发ＴＭ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ＪＳＦ（联合战斗攻击机）都到处游说盟国加入。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18
[20]当我们热心于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天天成为我们桌上菜，盘中餐的动物的命运？骂人都用“猪”，可以你看“猪丁”多兴旺啊！你想过“珍惜”它们吗？——没想过？——这就是它们家族兴旺的原因。中国北方的农民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民间喜欢给特别珍惜的孩子起个贱名，诸如“狗剩儿”之类作为小名，取意为好养，生命力旺盛的意思。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18
12.法国兵和马木路克兵。
拿破仑在记叙征服埃及的战争的时候，曾经比较过他的部下和敌人：
“一个马木路克骑兵比一个法国骑兵要强些，因为他们的训练和武装都比较好。一百个马木路克骑兵与一百个法国骑兵交战，马木路克人有胜利的机会；可是当两个部队各自的骑兵超过二百人时，那么胜利的机会就在法国人方面。”马克思对于拿破仑的意见很重视，后来成为他认为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理据之一。
管理也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一样，是生产力的软件，可以是硬件发挥出更大的生产力。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小国寡民，几万军队，却横扫欧亚大陆。从武器方面来看，作战双方都是冷兵器，所谓“你有，我有，全都有”，但是战斗力悬殊非常大，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秘密武器就是比较优越的军队和社会组织。
人类历史上有两种极端的政体形式——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各自有不同的优点和缺点。一般说来，民主政体眼光向下，比较利于发挥基层老百姓的积极性，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专制政体眼光向上，方便统治者的管治。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民主政体适合生产要素流动性比较大的市场经济，而专制政体适合生产要素流动性不大的计划经济，包括自然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21]。在市场经济当中，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构成经济环境的重要部分，牵动每个生产者的日常经济活动，因此不关心不行。在计划经济当中，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自动发生的，所以日常经济活动和政府的活动没有直接关系，老百姓也懒得操心。
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之后，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正在逐步加强，从企业的角度看，整个经济正在从资本经济过渡到知识经济，企业的管理必然从专制特色比较多的模式（我们叫做“打卡机模式”）转变到更加强调民主的模式（我们叫做“ＳＯＨＯ模式”——在家办公或者说分散办公，移动办公等）。注意培育相应的土壤，民主才能健康地成长。
我们一般认为农业社会就一定是专制政体，工业社会就一定是民主政体，其实并不见得。农业社会就有民主政体的国家存在，而且影响很大[22]，工业社会也有专制政体存在，法西斯主义在历史上曾经有可能代替现代西方的民主政体成为工业社会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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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我们一般认为现代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才是唯一的计划经济，其实古代的小农经济一样是计划经济，只不过是分散的计划经济，那时的计划就是传统和习俗。比如我国的农历，就是一部农业生产的年度计划书，古代人对于天文气象和历法的研究，可以说是计划的基础理论研究。计划经济的特点是所有的生产要素的配置方案都是固定不变的——２０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解放前北方地区农民的生产要素的配置方案的典型。
[22]除了古代的希腊罗马之外，中世纪也有民主政体长期存在。在欧洲，意大利北部，莱茵河流域，波罗的海南岸都存在着许多实行民主政体的自治城市和城市联盟。日本的界市也是类似的自治城市。德国人现在很喜欢的“汉莎”就是中世纪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民主自治城市联盟的名字，汉莎同盟当时曾经打败丹麦，获得了波罗的海地区的霸权。意大利北部的自治城市联盟叫做伦巴第联盟，多次击败“神圣罗马帝国”和其他欧洲强国。威尼斯一度控制了地中海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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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人类古代文明史上民主和专制的两大决战。
马克思曾经说，古代东方文明是“早熟的婴儿”，而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才是“正常的婴儿”。笔者的意见是恰好相反：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的城邦部落民主政治加商业市场经济文明是“早熟的婴儿”，而古代东方的专制主义政治加农业自然经济文明才是“正常的婴儿”。因为古代的世界，不足以支持普遍的市场经济文明，而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土壤，民主政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凋谢只在迟早之间。希腊罗马的民主政治，是在爱琴海和地中海所赋予的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和古代埃及，巴比伦文明的经济条件的支持下才得以“早熟”的，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特殊例子，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样，才符合马克思本人主张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之所以认为独特的希腊罗马的古典民主文明“正常”，只是表明了他本人在政治上对民主制度及其渊源的偏爱。
从整个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希腊罗马的民主政治确实对于全人类贡献良多，远远超过其延续时间、领土面积和人口等等的比例。从这一点来看，其“早熟”，确实是全人类的共同幸运，其“英年早逝”，又是全人类的共同遗憾。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18
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民主政治的根基是生产资料比较平均地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而市场经济可以通过财富的再分配和商品交换本身的平等的形式来保持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并且唤起平等的社会观念。所以原始的氏族民主制度在原始社会中产生，由于没有市场经济的支持，对于文明的进步意义不大。只有到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社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独立自耕农和中小工商业者的时候，也即是现在所谓“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时候，希腊罗马式的古典文明才获得了坚实的基础，并且才能够发挥其巨大的文化创造力。以后，到大地主或者大工商业垄断巨头形成以后，民主政治就寿终正寝了。
估计在古代希腊之前，腓尼基人有条件创造古典的，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但是史料不足，不能下结论。腓尼基人是地中海地区已知的最早的航海民族。众所周知，古代人航海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或者旅游探险，而是为了谋生，在地中海的条件下，腓尼基人为打鱼航海的可能性不如经商的可能性大。腓尼基人居住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沿海地带，当地自然条件不是很适合发展农业，但是经商的条件却得天独厚：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几乎等距离，向西方有便于航海的地中海，古代东方发达国家的产品与地中海沿岸的部落的土特产交易有厚利可图。但是正因为其地处两大文明之间，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其小国寡民，无以抗争，只能奉行“墙头草”外交。估计即使曾经建立过民主政治，也不知何时被邻居糟蹋掉了。今天，我们只能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创造了拼音文字等来加以推断其社会经济曾经达到了比较高的发展水平，他们如果没有外力干涉，有建立发达的民主政治的条件。后来腓尼基人大概愤于家乡的压抑，纷纷“离乡背井”远走他乡，在地中海沿岸到处建立殖民地，估计其中的一些地方可能发展出比较高的民主政治形式，其中一部分腓尼基人远航到今天的突尼斯，建立了迦太基。到迦太基人与罗马人发生“布匿战争”的时候，我们从当时的史料得知，迦太基基本上实行罗马式的共和国民主政治，从汉尼拔独断专行地进攻罗马来看，可能迦太基已经进入到共和国后期的寡头政治的阶段。一般老百姓对国家漠不关心，也无权过问，几个寡头互相勾心斗角，以国家命运作为赌注，依靠雇佣兵横行天下。因此，迦太基败于罗马是势所必然，因为其民主政治早已大势已去，而罗马人的民主政治却如日中天。
古代“早熟”的民主文明的实际第一次夭折，可能发生在腓尼基人某个城邦或者殖民地身上，但是就本书的题目来说，既不知当时人如何下棋，自然谈不上悔棋，更不可能复盘了。现在已知最早的，是希腊的民主政治文明的夭折过程。
希腊民主政治的代表是雅典的政治，雅典是希腊当时最富强的民主国家。雅典的民主政治产生于梭伦的改革，到伯里克利时代达到顶峰，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战定乾坤，以后迅速衰落，一蹶不振。曾经亲身参加战争的雅典公民希罗多德写到：
“这是希腊人历史上的最大的一次骚动，同时也影响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世界，可以说，影响到几乎整个人类。”
这句话经历了几千年，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深深地体会到其中的沉甸甸的份量！希腊古典民主文明，尽管“英年早逝”，全人类至今还享受其如此丰厚的文明成果，如果她能够在她青春勃发的岁月多活一些时候，不知又有多少文明佳作传世！
雅典城邦的强盛是其民主政治的结果，也是希腊波斯战争的副产品。在波斯的大流士大帝向希腊人索取“土和水”的时候，只有雅典人和斯巴达人起来领导全希腊为自由而战。斯巴达人向来奉行外交“孤立主义”，不关心周围的世界，一心镇压其奴役的希洛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波斯人战败退走之后，就回乡休息了，其中还有担心其派遣的盟军司令“受腐朽生活方式和思想腐蚀”的考虑（正如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一方面嫌人口太多，另一方面又害怕人们“叛逃”，限制向海外移民一样）。雅典人则对此加以利用，乘战胜之威，号令全希腊，建立了反波斯联盟“提洛同盟”，获得同盟的领导权，又利用这种权力进一步统治和掠夺希腊的其他盟邦，这样，就使雅典人渐渐陷入两面受敌的不利战略形势当中。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19
斯巴达人发现雅典人统治全希腊的野心与自己建立地区霸权主义的野心相冲突，遂起来领导希腊的反雅典力量对雅典发动战争。当时斯巴达人有两个企图：
１）阻止雅典人重建被波斯人破坏的城墙和要塞；
２）阻止雅典人在征讨波斯的战争中建立新的殖民地。
曾经领导萨拉密海战的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用现代官僚主义者很习惯的“研究研究”的办法（敷衍斯巴达使臣，拖延时间），秘密突击完成了工事的建筑，使斯巴达人使臣面对突然发生的既成事实目瞪口呆，无计可施。
当雅典人在今天希腊土耳其边界附近的色雷斯地区建立殖民地时，斯巴达企图出兵干涉雅典与当地其他希腊人的冲突，不料本国的被奴役民族希洛人突然起义，起义军占领险峻的伊汤姆山顽强抵抗，坚持武装斗争长达十年之久。工商业落后的斯巴达人缺乏攻城设备和技术，对起义军一时束手无策，不得不向自己的名义上的盟国，实际上的潜在敌国雅典求援。雅典派遣的援军到达之后，斯巴达人又顾虑雅典人在自己国内传播民主精神，同情起义军，旋即又把他们送走。雅典人借口无端受到斯巴达人怀疑的侮辱，回国后公开撕毁与斯巴达签定的反抗波斯的同盟条约，并且与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夙敌亚哥斯（现在中文地图又译阿尔戈斯）结盟，同时和在奥林匹斯山南的帖撒利（现中文地图译为色萨利）也签定了反斯巴达的同盟条约。雅典乘斯巴达内外交困之际，向斯巴达的主要海军提供者，仅次于雅典的希腊工商业大国科林斯下手，争取科林斯的盟国麦加拉（今中文地图译为墨伽拉）倒戈，并出兵驻守，直逼科林斯城下。
斯巴达人慌了手脚，不得不与希洛人起义军议和，允许他们以自由民身份携带家属财产一同离开斯巴达。古代世界的奴隶起义象这样以起义者全身而退为结局的，在历史记录中这是唯一的一次，而镇压者又是以固执闻名的斯巴达人，可见当时斯巴达人的危机感之深。
雅典人接纳了希洛人起义军，并且把他们安置地处在科林斯地峡的西北出口科林西亚湾的狭窄的湾口北岸上的城市诺帕克都（现在中文地图译为纳夫帕克托斯），指望将来可以和雅典一起两头封锁科林斯的两个出海口。
雅典人同时还进攻可以封锁科林斯地峡南部萨罗尼科斯湾出口的厄基那岛（现在中文地图译为埃伊纳岛），打败厄基那海军，俘虏战舰７０艘。
科林斯企图乘雅典军队主力不在时偷袭麦加拉，被雅典临时征召的老弱士兵组成的队伍击败。
在形势非常有利的时候，雅典人受到埃及人民反抗波斯暴动的鼓舞，派遣自己和盟国的２００艘战舰和一支强大的远征军前往增援。这样，自然就减轻了对斯巴达及其同盟的压力，并且导致希腊战局逆转。雅典先后在彼奥提亚受挫，接着麦加拉、优卑亚岛（现在中文地图译名为埃维亚岛）、萨摩斯岛等盟邦纷纷叛变，雅典被迫与伯罗奔尼撒同盟签定了５年休战和约以救“后院”的“火灾”，后来又签定了三十年休战和约。除麦加拉外，雅典基本保全了所有的盟邦，“后院”的“火灾”算是扑灭了，可是，远征埃及的希腊军队在波斯大军的反攻下节节败退，最后全军被困在尼罗河中的一个岛上。波斯人把周围的水排干，全歼了希腊远征军，同时在尼罗河口又歼灭了赶来增援的５０艘希腊战舰。
当雅典人的远征军正在埃及苦战的时候，希腊世界的第二大商业和海军强国科林斯却开始向其殖民地，第三大海军强国科西拉下手，两国爆发海战。科西拉向雅典求援，雅典遂参加了科西拉对科林斯的战争，并且打败了科林斯。科林斯遂拉拢斯巴达终止和约再度开战。
雅典的将军伯里克利鼓动雅典人民迎接斯巴达的挑战，并且制订出如下战略方针：
提洛同盟的优势在于工商业和技术，以及基于工商业和技术之上的海军优势；
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优势在于农业和人口，以及基于农业和人口优势之上的陆军优势。
雅典应该利用自己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与希腊其它地区的唯一通道科林斯地峡出口附近的地理位置，实行坚壁清野，避免与敌人的优势陆军决战，同时牵制其主力于雅典城下，使之不能深入希腊其它地方；
雅典同时应派遣海军歼灭敌人的海军，包围和控制自己的盟邦，并且深入到敌人后方的沿海地区登陆，广泛进行破坏，消耗敌人长期战争的力量。
在执行这个战略的过程中，切记抓住两个要点：
在战争过程中不再进行扩张；
保证雅典城本身的安全。
这前者显然是战争上一个阶段远征埃及的教训，后者的意义不言自明。
雅典当时每年本国的财政收入约５００他连特白银（１个他连特等于２６公斤。希腊币制是１个他连特等于６０米那，１个米那约４３３克；１个米那等于１００个德拉克马，１个德拉克马约４·３３克；１个德拉克马等于６个欧布尔，１个欧布尔约０·７２克。），盟国进贡６００他连特白银，国库历年积存６，０００他连特白银，战利品，祭祀用的器具等价值共约５００他连特白银。伯里克利说，一旦战事危急，雅典娜女神像身上装饰的４０他连特的纯金箔都可以借用。和平时期，雅典的财政主要用于公共工程和公众节日和庆典，因为没有常设的官僚和公务员，因而开支项目不多。战争时期，主要开支转为军费，军费主要分为士兵军饷，战舰，军事工程三大开支。军饷开支最主要，平均每个士兵或者水手每天１个到半个德拉克马不等，１个他连特可以支付大约１万人的军队１天的军饷。当时士兵的武器，盔甲和其他装备是本人自己准备的。国家为海军提供光身的战舰，战舰上的桅杆，桨，缆绳，锚具等是由舰长自己提供的。对于骑兵也是如此，私人自带马具，武器装备，国家提供战马。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财产基础之上的，当兵是富裕公民的特权，因此他们常常把军事装备当成“斗富”的内容，就象现代中国人的家用电器，香港人的“豪宅”，美国人的汽车一样。每逢战争，男人们就象赶庙会一样装扮自己，配备精良的武器装备，雄赳赳气昂昂地地招摇过市，可以有象现代妇女们在晚会上身着绚丽时装，翩翩起舞一样的心理满足效果。在这种社会风俗下，国家的军费开支比现代人想象的要少得多。指挥战舰的舰长和带兵的长官，还经常豪爽地代国家垫支军饷，或者额外奖励部下。这种全民皆兵的制度，是古代希腊人城邦兵制的主要形式，此外的主要补充，是雇佣兵制。
雅典当时有精锐的重装步兵１３，０００人，装备训练和体质都较差的各地驻防军队和雅典城防部队１６，０００人，骑兵和骑兵弓箭手１２，０００人，另外还有１，６０的徒步标枪手和弓箭手。海军方面，有３００艘三列桨战舰。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19
当然，不要用今天常备军的观点来看待这些数字。这里只是指雅典公民具有的当兵的资格，平时并不总是集结着这样一支大军的。古代希腊社会里，当兵是自由公民的一种特权，能够服役的兵种说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雅典，最富裕的公民能够出任军舰的舰长，其次可以到骑兵里服役，一般的“中产阶级”可以担任重装步兵，穷人只能当轻装步兵，奴隶则担任桨手和杂役。在雅典，因为实行装备自理的政策，自由民服役的区别主要是财产能力。能够把国家提供的光身军舰装备起来的富裕公民，有资格担任舰长；有能力不但自备武器盔甲，并且能够提供马具（或者也提供战马，但不一定，有时，国家向同盟国购买，或者要求同盟国提供）的公民，有资格担任骑兵；收入中等的多数自由民可以装备重装步兵的装备，就有资格担任重装步兵；贫穷的自由民只能自备简单的梭镖，短剑之类，有时甚至在战场附近找些石块为武器，他们只配当轻装步兵；奴隶则跟随主人作战，为主人提供劳务，不算士兵。所以能够担任舰长的自由民，必须能够提供足够担任桨手的奴隶，非大奴隶主不能担当此任。当然，这是指一般情况，在战争的紧急形势下，也有穷人当重装步兵的，实行严厉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斯巴达人在危急时刻甚至解放奴隶来参战。
为了保证雅典城的安全，伯里克利鼓动人民立法规定：提出１，０００他连特白银储备和１００艘三列桨战舰的舰队不得作为它用，只能用来保卫雅典城本身的安全，挪用或提议挪用者处死。
战争重新爆发后的第一年，这个战略大见成效：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大军驻扎在雅典城郊无所作为，雅典海军１００艘军舰则环绕伯罗奔尼撒半岛到处登陆，大肆破坏，使对方防不胜防。雅典人踌躇满志，趾高气扬地在每年冬天举行的悼念阵亡将士的追悼会上请伯里克利发表演说。这篇演说非常精彩，后来和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一起，成为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的经典表述。
伯里克利说：
“过去许多在这里说过话的人，总是赞美我们在葬礼即将结束时发表演说的制度。在他们看来，对阵亡将士发表演说，好像是给予他们光荣的一种表示。对于这一点，我不同意。我认为，这些在行动中表现自己的勇敢的人们，在行动中就已经充分地获得荣誉了，正如你们刚才从国葬仪式上所看到的一样。我们相信，这许多人的勇气和英雄气节并不因为别人怎么说而有所改变。当听众不相信发言人说的是实话的时候，发言人的发言很难说是恰当的。那些知道事实并且热爱死者的人，以为发言太没味道，还不如自己知道的或愿意说的多；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会对死者妒忌，认为发言人过于吹嘘，把死者说成比自己还有能耐，能够完成自己所不能完成的业绩。歌颂他人，只有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才能为人们所容忍，这就是让听众觉得死者的所作所为当中，自己有些也可以做到。超出这个界限，人们就会产生怀疑和妒忌。但是事实上，这个制度是我们的祖先所创立并且赞许的，我们有义务遵循传统，尽量来满足大家所希望得到的。
“首先，我要讲到我们的先人，在这样的典礼上，追忆他们的功业，以寄托对他们的敬意，是恰当的。在这块土地上，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由于勇敢和美德，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自由的国度，让我们歌颂。尤其值得我们颂扬的是我们的父辈，除了传给我们祖先的基业以外，还流血牺牲历尽艰辛，缔造了今天的帝国并且把她留给了我们。今天诸君齐集在此，大都年富力强，我们已经扩张了这个帝国，并且组织了国家，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平时，我们都完全能够照顾好我们的帝国。
“我不想发表老生常谈，所以我不会提我们扩张势力的征战，也不说父兄们抗击希腊内外敌人的武功。我所要说的，首先是我们那久经考验的精神，我们的制度和使我们伟大的生活方式。然后，我要歌颂那些阵亡将士。我认为，这样的演说在目前是适当的，同时，对所有参加典礼的人，无论是公民还是异邦人，都是有益的。
“我们的制度并非抄自临国的法律，相反，我们不必模仿别人却是别人的典范。我们之所以被成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为大多数人民，而不是被少数人所把持。在法律方面，情况不同的人都得到公平的对待；在社会地位方面，在公务生涯中居领先地位的人都是要有真才实学，而不能徒负虚名，阶级地位是不予考虑的；甚至是贫穷，也不能阻挡一个人的进步；一个能够服务于国家的人，不应受到他个人的状况的影响。我们在政府事务中享有的自由也扩展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会处于妒忌而互相猜忌，当我们的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会因此而感到不快，甚至不会给人脸色，虽然这种脸色并不能伤人，却着实招人讨厌。我们之间潇洒随和地交往，但是作为公民却严格遵守法律。正是对于违法乱纪的担心成为了我们的主要保障，教导我们要服从政府和法律，尤其是那些保护受害者的法律，无论是成文法还是不成文法，违反了就会蒙受耻辱。
“非但如此，我们还有许多在日常劳碌之余愉悦身心的办法。我们年复一年地举行庆典赛会和祭祀活动，我们私人住宅的豪华典雅成为我们驱散忧烦和获得安乐的源泉，我们伟大的城邦把全世界的出产都吸引到我们的港口，使我们雅典人享受其他国家的成果就象那些出产国人民一样方便。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军事政策，也会发现和我们的敌人的不同。我们向全世界敞开我们的城市，没有任何法令无端地限制外国人获得任何学习和观察的机会，尽管敌人可能会从我们的自由中获得情报的好处；我们信赖公民自发的爱国精神胜过依赖那些制度和政策；在军事教育方面，我们的敌人从小就严酷训练其勇敢精神，而我们雅典人完全自由自在地生活，却也能够随时面对真正的危险。拉西第梦人入侵我们国家从来都不敢独自前来，而是拉着所有的同盟者一同前来；可是我们雅典进攻邻邦的国土却是独往独来，轻而易举就征服了那些保卫家园的敌人，这就已经足以证明了。敌人从来没有遇到我们的全部军力，因为我们同时要把我们的公民派到海上和陆地上执行上百种任务；敌人无论在那里与我们的部分兵力交战，如果胜利了就可以夸口说战胜了我们的国家，反之如果战败了就可以说成是败在我们全体人民之手。尽管我们天生好逸恶劳，我们的勇气来自本性而非人为塑造，但是我们依然愿意面对危险，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双重好处，我们可以在事前免受训练之苦，并且能够和经常刻苦训练的人一样在需要的时刻无畏地迎接艰险。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城邦值得推崇的优点。当然还不止这一点。
“我们爱好美好的事物，但是并不因此而沦落到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并不因此而陷于软弱。我们把财富视为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不是向人炫耀自己的本钱。至于说到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可耻是不择手段地避免贫穷。在我们这里，每个人不仅关心自己的事情，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自己的事情都很忙的人，对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这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不能成为一个关心自己事情的人，而是根本不会照料自己事情的人。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或者把决议提出来进行适当地讨论，因为我们是言行一致的，最糟糕的是没有适当地讨论后果就贸然开始行动。这一点又是我们不同于其他人民的地方。我们能够冒险，但是又能够在冒险之前深思熟虑。别人的勇敢来源于无知，当他们停下来思考的时候，他们就不知所措了。真正勇敢的人是那些最了解人生幸福和患难的人，他勇往直前，担当得起将来会发生的后果。
“另外，在交友之道方面，我们与其他人也形成鲜明对比。我们的交友之道是付出而不是索求。这使我们的友谊更加可靠，我们要不断表示我们的善意，使受惠的人永远感激我们。但是那些受惠的人则不然，他们缺乏热忱，他们报答我们不是发自肺腑，而是归还欠债。在这方面，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施恩于人，不是患得患失，而是处于慷慨大方，因此决不后悔。由此我可以断言，总的来说，我们的城邦堪称全希腊的学校；我们的公民在生活的个方面独立自主，同时不失高尚儒雅，多才多艺。我不是在典礼上自吹自擂，你们只要想一想：正由于以上所说的优点，我们的城邦才会有今天的强盛。我们所知道的国家中，只有雅典才能在考验中证明自己比人们预料的更加伟大。在雅典的情况下，也只有雅典，入侵的敌人不以战败为耻，被他统治的属民不会抱怨他不够格统治。真的，我们遗留下来的帝国的标志和纪念物是伟大的，不但今天，千秋万代也会颂扬我们。我们不需要荷马，也不需要其他人来歌颂，因为他们只能让我们高兴一时，但他们并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我们的冒险精神在每一片海洋和每一块陆地驰骋，我们把恩惠施与朋友，把灾难降临敌人；我们的业绩将世代被人传诵。
“这就是这些人们为之慷慨赴战，慷慨就义的一个城邦，因为他们只要想到这个城邦可能丧失，就会不寒而栗。当然，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人，都应该忍受一切痛苦，为之效劳。为此，我不惜口舌来谈论我们的城邦，因为我要清楚地告诉大家，我们要争取的目标比那些没有我们优越的人所争取的目标更为远大，我要以此来表达我对阵亡将士们的歌颂。这是最重要的部分，我已经说完了。……”
在发表完这篇精湛的演说之后不久，形势出乎意料急转直下。因为大量人口拥挤在城市里，古代人的医疗卫生知识和条件都比较差，导致瘟疫流行（估计是鼠疫或者斑疹伤寒）不止，雅典全城的军民纷纷病倒。根据当时的估计，重装步兵死亡近４，４００人，骑兵死亡３００人，平民死亡人数无法统计。后来历史学家估计雅典人口因此减少达四分之一。另外，由于瘟疫的蔓延和人们对此束手无策，雅典人民继续战争的意志大大消沉。人们指责伯里克利给他们带来了灾难，把他们引入战争，将他的首席将军职务罢免了，并且课了他一大笔罚款（历史学家估计１５到８０他连特白银，根据全国财政收入一年只有５００他连特，可见伯里克利之富有）。后来，在他们冷静之后还是觉得，只有伯里克利才能领导他们摆脱困难，于是在重新开战后的第三年春天再度选举他担任首席将军，领导战争。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20
雅典人基本坚持伯里克利战略，但是加入了疏散人口的因素。他们结合对于一些战略要点的控制组织了新殖民地的建设和移民。主要集中在：厄基那，安非波利，爱昂。厄基那的殖民地的建立目的在于封锁科林斯地峡的南部出口，配合诺克帕都的希洛人起义军移民封锁科林斯地峡的北部出口，围困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海军主力科林斯，以确保雅典在爱琴海的海上霸权。安非波利和爱昂在色雷斯，可以保证那一带的同盟国的忠诚和雅典与黑海沿岸，小亚细亚沿岸的交通线和贸易联系，当时雅典进口的粮食相当一部分是来自这些地方的，另外，附近还有一个银矿，对雅典的财政非常重要。为此，雅典军队加强了对色雷斯地区的斯巴达盟国波提狄亚的围攻，并且迫使该城投降。
雅典及其同盟国在对科林斯湾出口北岸地区的争夺中，凭借海军优势，一再挫败斯巴达及其同盟国军队。
斯巴达人的战略开始比较简单，就是一味寻求陆军决战。每年调集大军开到雅典城郊，大肆破坏，引诱雅典人出城决战。但是雅典人民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坚持坚壁清野战略，尽管受到瘟疫袭扰，仍然毫不动摇。斯巴达人无计可施，到第三年，改变战术，变直接挑战为围点打援。集中兵力包围雅典附近的主要盟邦普拉提亚，吸引雅典人来援。但是雅典人一直到该城陷落也没有上当出战。
这时候，雅典方面，发生了伯里克利去世的重大变故，整个国家顿失领导中心；斯巴达方面，阿基达马斯国王的陆军决战战略屡试屡败，中央政府渐渐对于战争与战略失去了控制，双方都自然地进入了一种“将能而君不御”的境界。前方的统兵将领各显其能，在战争过程中逐渐引入了新的战略因素。
首先是雅典的将军德摩斯提尼，因为在科林斯湾北岸的丛林地区被当地斯巴达盟国的轻装步兵击败，“无颜见江东父老”，遂率一支小部队在斯巴达后方沿岸附近的一个小岛派娄斯登陆建立据点，由此骚扰斯巴达后方，鼓动希洛人起义。不料，产生了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巨大后果：斯巴达人因为希洛人是心腹之患，遂倾全力反攻这个荒岛，又派军队占领这个岛屿南部的另一个岛斯法克特利亚，配合海军登陆派娄斯。德摩斯提尼招来封锁科林斯湾的雅典和同盟国舰队，包围了斯巴达舰队，并且迫使斯巴达人交出战舰，同时，反过来包围了派娄斯以南的斯法克特利亚岛上的斯巴达军队，使他们和陆地上的强大的斯巴达大军失去联系。斯巴达人被迫派出使者到雅典求和。雅典人受到意外战果的鼓舞，拒绝了斯巴达人的求和，反而大举增援德摩斯提尼。派娄斯的雅典军队获得增援后，大举登陆斯法克特利亚，斯巴达的重装步兵在岛上崎岖的山地上施展不开，被雅典盟军的轻装步兵击败。因为德摩斯提尼的雅典重装步兵当初就是在树林中被斯巴达盟军的轻装步兵击败，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雪战败之耻。走投无路的斯巴达败兵被迫向雅典人投降。这一战，虽然歼灭的斯巴达军队只有４４０人，但是毕竟是雅典和斯巴达陆军之间自开战以来展开的第一次分出胜负的会战，而且结果是被公认为希腊世界所向无敌的斯巴达陆军遭到最明白无误的惨败。而且第一次发现，具有宁死不降传统的斯巴达军人，居然也象其他希腊人一样，在绝望的战争形势下也会选择投降。这次被俘的斯巴达军人共２９２人，超过参战人数的一半。这些俘虏还为自己辩解，说其实战死的军人未必是因为不怕死，因为当时轻装步兵投掷过来的标枪和石头是不认得勇士和懦夫的。这一战大大鼓舞了雅典军民及其同盟国的士气，大灭了斯巴达陆军的威风，使战局进一步向有利于雅典方面发展。
雅典人把伯罗奔尼撒半岛周围的重要岛屿逐一攻克，并且更加频繁在半岛本身登陆破坏。斯巴达人束手无策。
本来，雅典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对同盟国的政治经济压迫由于战争的艰苦和长期化而恶化了。前面已经提到，战争爆发之初，雅典国库库存储备只有６，０００他连特，仅仅围攻波提狄亚一城就花费了２，０００他连特。为了筹措战费，雅典派出很多官吏到各盟邦征收苛捐杂税，引起各同盟国不满。开战后的第二年，就发生雅典的征税官兵在小亚细亚被杀的事件，接着，又发生列斯堡岛上的主要城邦密提林的反雅典暴动。由于斯巴达人犹豫不敢大力增援，这些反抗的星星之火很快就被雅典人扑灭了。
斯巴达的一个前线指挥官伯拉西达看到了其中的机会，遂率领一支部队从陆地上远征色雷斯。所到之处，原来臣服于雅典的城邦纷纷反叛，连雅典人的殖民地安非波利也投降了。自从派娄斯战役开始的对雅典人有利的战局开始逆转。后来，虽然伯拉西达战死，但是雅典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意与斯巴达举行和平谈判，签订了以当时的雅典将军尼西亚斯命名的和约“尼西亚斯和约”。“尼西亚斯和约”不但规定双方停战，而且规定双方要结成同盟，共同主宰希腊世界。主要精神和后来美苏英法中共同主宰世界的雅尔塔体系一样。和约的有效期规定为５０年。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20
战争的这个阶段的实践证明，虽然伯里克利战略有重大缺陷（没有估计到瘟疫），但是基本上是正确的。雅典人在战争的全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里掌握了主动权。相反，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的战略指导基本上是错误的，军队虽然战斗力强大，人数众多，基本上被对方“使无斗”，置于无用之地。而伯拉西达的战争实践所代表的战略路线，才应该成为斯巴达的战争指导方针。可是，在当时并没有成为斯巴达全国的战略指导方针，因此，伯拉西达在得不到国内足够支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终于扭转战局。迫使雅典方面不得不同意在比较平等的条件下举行和平谈判。
双方正确战略的特点，都是在正面形成僵局的条件下，把着眼点放在敌人的侧翼和后方的薄弱环节，以持久战的形式逐步消耗敌人的战争潜力，为最后的全面总攻创造条件。这种战略，英国人用来争夺欧洲霸权，中国共产党用来指导抗日战争，保卫国家，历史渊源都是十分久远的。
“尼西亚斯和约”很快就被破坏了。双方城邦内部都有强大的主战势力，推动战争重新爆发，尤其是雅典方面，以斯巴达在雅典的利益代理人亚西比德为首，主战尤其积极。他主战的原因除了斯巴达人没有在和约的签订方面充分考虑到他的利益之外，还有他是斯巴达利益的代理人，对斯巴达人了解比较多，因而对于斯巴达人的弱点认识比较其他雅典人深刻，可对雅典本身的弱点却没有足够的认识。在城邦内部的社会因素来看，经过长期战争，小生产者形成的“中产阶级”已经渐渐失势，大地主，大工商业巨头逐渐在城邦政治中占据上风。在雅典，尼西亚斯代表的是一批既得利益的保有者形成的集团，他们希望保持已经获得的利益，不愿意冒继续战争的巨大风险；亚西比德却代表那些不满足已经获得的战果的社会集团，主要是大工商业者，要求通过战争垄断地中海的航运和工商业利益；另外，还有那些在战争中破产了的人，他们希望通过战争挽回损失，这两部分人占了雅典社会的大多数。尼西亚斯有多达１００他连特白银的私人财产，他的私人财富来源是雅典附近的罗立温银矿，有１，０００个奴隶矿工为他劳动。斯巴达人一进军到雅典城郊，他的银矿就不能维持正常生产，因此他迫切要求停战。所以后来亚西比德特别鼓励斯巴达人在雅典郊区建立要塞，除了战略上的正当理由之外，私人方面的原因就是要破坏尼西亚斯的私人财源，以报复尼西亚斯对他的攻击。亚西比德在他自己的演说当中，也谈到了他自己的巨大私人财产。他曾经作为雅典城邦的代表，私人出资奥林匹克赛会，一个人出７辆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双轮马车参加比赛，赢了第一，第二，第四名。过去从来没有一个私人出过这么多马车，因为买马，养马，训练驭手都是很费钱的。此外，他还供养歌唱队，供城邦公众节日时演出之用。根据修昔底德的看法，估计他奢侈无度，可能在私人财务方面出现了问题，因此渴望冒险。在斯巴达方面，分歧是在城邦之间产生的，因为斯巴达人的社会分化并不明显，习惯军事化的社会生活，因此意见比较容易统一。科林斯一直是伯罗奔尼撒同盟中主战最力的城邦，为了继续达到消灭商业夙敌雅典的目的，不惜在和约签订之后，与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夙敌亚哥斯结盟。斯巴达急于与雅典和平，除了担心雅典调到派娄斯的希洛人起义军煽动境内的奴隶起义之外，还因为与亚哥斯的和约到期，害怕两面受敌。
在科林斯的鼓动下，前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主战城邦都团结在亚哥斯周围，准备联合向斯巴达－雅典的联合霸权挑战。但是，在亚西比德的努力下，亚哥斯终于选择了与雅典结盟共同对付斯巴达的战略。于是，亚哥斯－科林斯同盟又瓦解，主张继续对雅典作战的国家再度与斯巴达联合征讨亚哥斯。这次，雅典的反应迟钝而且缓慢，只派出很少的军队参战，而且是分两批到达，第二批军队到达时，战役已经结束。亚哥斯战败，再度与斯巴达签定５０年和约。雅典又失去了一个强大的盟友。在与亚哥斯的战争中，雅典援军事实上已经在战场上与斯巴达军队交锋了，但是斯巴达人并没有因此而解除与雅典的和约，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实力缺乏信心。
雅典方面，则利用停战期间，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攻下了由斯巴达移民建立的中立的弥罗斯岛，使之成为自己的殖民地。
在这个时候，雅典人犯了一个决定性的错误：远征西西里。这个计划的制订者和鼓吹者是斯巴达人在雅典利益的代理人亚西比德。根据他自己的说法：
“我们航往西西里的目的是首先征服西西里人，如果可能的话；征服西西里人之后，就征服意大利的希腊人；其次，我们想进攻迦太基帝国和迦太基本身。最后，如果所有的计划或者大部分的计划成功的话，我们将带着我们在西方所获得的一切希腊军队，并雇佣大量的土著军队—伊伯里亚人和其他蛮族（他们现在是被公认为那些地区最善于战斗的人）来进攻伯罗奔尼撒。除我们现有的舰队外，我们还要建造更多的三列桨战舰，因为意大利富于木材；利用全部舰队，我们将封锁伯罗奔尼撒，同时我们的陆军将在陆地上进攻你们的城市，有些用袭击的方法，有些用围攻的方法，把它们攻下来。我们希望这样就会很容易地使战争获得胜利的结束，以后我们将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主人翁。至于金钱和军粮，我们不怕缺乏，因为我们在西方所征服的地方将充分地供应给我们，而不需要动用我们在希腊的资金。”
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利用与斯巴达休战的时间扩张自己的帝国，以便获得更多的战争资源，以便在将来重新开战时拥有更大的优势。但是，由于雅典已经与亚哥斯结盟，并且实际上卷入了亚哥斯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时候劳师远征，很容易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实际上的结果正是如此。
远征发动之前，雅典发生了赫尔密神像被人涂污的事件，有人攻击亚西比德及其纨绔子弟党羽应该对此事负责，并且是他们反对民主政治，企图建立专制政体的总体阴谋的一个部分。在亚西比德率军出发以后，议会通过了传招他回国受审的决议，并派传令官押解他回国。
亚西比德在回国途中逃走，跑到斯巴达揭发了雅典的战略，鼓动斯巴达趁雅典人劳师远征的时机，立即进攻雅典本土，同时大力增援雅典在西西里的头号敌国叙拉古。斯巴达采纳了亚西比德建议的战略，向雅典发动了进攻，在雅典的城郊建立城堡，驻扎军队，并且大力增援西西里。
人类古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两次民主与专制的决战：一次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次是罗马内战。决定战争结局的战略其实是一样的。其战略是在与自己的冤家对头处于战略僵持，形势对自己稍微有利的情况下，腾出手来进攻一个巨大的中立国，以求增加自己的战争资源。雅典人进攻西西里，马略进攻非洲（朱古达战争），苏拉进攻亚洲（密特里达梯战争）。
这些前人留下来的战略教训和经验是：在人们实行战略迂回的时候，要看清楚前进路途中的障碍，只找那些自己很有把握解决的小麻烦，不要试图在已经有的大麻烦尚未解决的时候，又招惹新的大麻烦。
雅典在战争过程当中建立的厄基那，安非波利，弥罗斯，爱昂等殖民地，都是“小麻烦”，原有的城邦很容易消灭，即使反抗再力，也不过是迫使雅典撤退而已，不会伤害其元气。就象马略进攻努米底亚，苏拉进攻本都国王密特里达梯一样，对手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在“招架”得住的情况下，进攻者大不了可以从容撤退，不会有生命危险。而“大麻烦”就不同了，对手不但具有“招架之功”，而且更有“还手之力”，解决不了，连命都得搭上。后来拿破仑陷入西班牙游击战，日本侵略中国，美国侵略朝鲜和越南是同样的道理。
雅典远征军到了西西里，统帅是原来主和派的领袖尼西亚斯。也许是因为思想上有抵触情绪，到了西西里之后没有发动出其不意的猛攻，而是全军乘船绕西西里走了一圈。不紧不慢地问同盟者讨军费，只拿到３０他连特，又攻下几个小城邦，抓了一些奴隶，卖了１２０他连特，又走访了几个盟国，约好出兵相助。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雅典人在围攻比叙拉古小得多的波提狄亚就花费了２，０００他连特，就可见这次环岛航行的荒唐。更何况雅典的这支远征军是历史上希腊人组织过的最豪华奢侈的远征军，共有１３４条三列桨战舰，另有２条５０桨大船，载有重装步兵５，１００人，弓箭手４８０人，投石手７００人，轻装步兵１２０人，还运了３０匹马。另外，有３０艘商船运输军需品，有许多工匠也随军行动。大军还征发了１００艘小船。在军队后面，还有浩浩荡荡的无数商船和商人运输着数不清的货物随军行动，希望跟着远征军到遥远的国度发一笔横财。整个夏天就这样无所作为地放过去了，接着，秋天又过去了，直到冬天，雅典人才开始进军到叙拉古城下，与叙拉古人开始交锋。雅典人运气很好，一战击败了叙拉古人，但是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叙拉古人撤退到城里，婴城固守，坚壁不出。
在强敌压境的形势下，叙拉古人的民族英雄赫摩克拉底领导人民起来抵抗。
叙拉古也是和雅典一样实行古典民主政治的城邦，军队由１５个将军指挥，军队散漫没有纪律。赫摩克拉底说服同胞改革了这种制度，把将军减到３人，把指挥权力集中起来。同时，加强了军队的训练。赫摩克拉底还派代表说服斯巴达人参战，鼓动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城邦都起来反对雅典，支援叙拉古。
拖拖拉拉的尼西亚斯仍然按兵不动，只有一些小规模的冲突。尼西亚斯要求雅典增援骑兵，并且提供军费。到春天，他得到了２５０名没有战马的骑兵，３０名骑兵弓箭手和３００他连特白银。
到了夏天，西西里岛上的雅典同盟国送来了４００名骑兵，并且帮助使雅典的骑兵装备了战马。这样，尼西亚斯总共有了６５０名骑兵。可是在得到骑兵增援之前，他让６，４００人的重装步兵和１３４艘战舰无所事事的呆了一年。
尼西亚斯在得到骑兵增援和军费之后，开始在建立在半岛之上的叙拉古城向陆地一面建筑城墙，包围叙拉古城。叙拉古人反包围的战斗连连失利，眼看城市就要被围困。这时，斯巴达将军吉利普斯率领近３，０００人的援军赶到，和叙拉古军队一起挫败了雅典军队的围城企图。
尼西亚斯向雅典求援，要求增兵一倍，否则就撤军。他本人还提出因病辞职要求。雅典人不知何故，对尼西亚斯情有独钟，偏偏不准他辞职。但是，派出了曾经创造派娄斯大捷的德摩斯提尼和有在西西里作战经验的攸利密顿两位将军来协助他指挥战争。
远征到了第三年，面对师老兵疲的雅典远征军，叙拉古人斗志更加旺盛。斯巴达人的到来带来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纪律，三年的反围攻战斗，也把叙拉古军队锻炼得更加成熟。当时，尼西亚斯把海军舰队停泊在叙拉古南部紧邻的大港，叙拉古城本身构成港口的北部，南部是普利姆密里昂，两处控制了港口的出入。叙拉古人在赫摩克拉底的鼓励下，装备好他们的舰队，勇敢地冲入港内与雅典海军作战。虽然雅典人在海战中取得了胜利，但是斯巴达将军吉利普斯率领陆军趁雅典人全神贯注于海战时，突然袭击普利姆密里昂的雅典军要塞。雅典守军瘁不及防，三座要塞全部失守。叙拉古人一举完成了对雅典远征军的海上封锁。而且，因为这三座要塞是雅典远征军粮草辎重的主要存放地，而且还有大量的官兵私人物资，包括私人提供的军需物资和财产，尤其是舰长们用来装备战舰的装备。一下子，雅典三军为之气馁。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21
赫摩克拉底领导叙拉古海军总结了海战失败的教训，设计出了一套适合训练不足，技术不精的叙拉古水兵对付技术精良，训练充分的雅典水兵的战术。雅典的水兵适合在风浪比较大的开阔海面迎战敌人，他们娴熟的驾驶技术使他们可以灵活地操纵战舰绕到敌舰的侧面，用自己的舰首撞击敌舰的船身，或者撞断敌人的船桨。驾驶技术比较逊色的叙拉古人决定在风平浪静的港口里进攻雅典舰队，为了不让敌人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叙拉古人把军舰密集排列起来，用舰首撞击雅典军舰的舰首。为此，叙拉古人特地加固了自己战舰的舰首。为了发挥自己在轻装步兵方面的优势，叙拉古人在战舰上部署了许多轻装步兵，准备了许多标枪和石块，待战舰接近敌人的军舰时就向敌人甲板上的重装步兵投掷，不给他们有跳帮肉搏的机会。叙拉古人并且准备了大批小船，载有轻装步兵，专门近战用标枪杀伤雅典人的桨手。他们还设计了一套时间差的战役安排。他们把通常在城里的食品集市搬到战场附近。战役进行到快吃午饭的时间，叙拉古战舰全体倒划撤退，雅典人以为他们象往常那样回城市的食品集市上开饭（当时没有由军队集中供应伙食的制度，官兵们要在战斗间隙到集市上自费买食品），也撤退到岸边登陆做饭。不料叙拉古人没有回城，他们在离战场不远的新设的食品集市快速开饭，然后迅速登舰返回战场，雅典人扔掉来不及食用的食物，急忙上船仓促应战，结果战败。因为雅典人战前已经建立了坚固的水寨，得以保存大部分的战舰，但是海军优越的意识因为敌人出其不意的新战术而完全丧失。
正当雅典海军新败，全军被敌人困于港中水寨的危难关头，曾经创造派娄斯大捷的德摩斯提尼率领大批援军赶到了。德摩斯提尼带来了７３艘战舰，５，０００名重装步兵，以及根据他的经验，特地召集的许多同盟者的轻装步兵（古代希腊罗马的轻装步兵主要使用投射兵器，如标枪，弓箭，弹弓等，战斗时快速在步兵方阵前面和周围进退，射击敌人的重装步兵，打乱其阵脚，杀伤其士兵，为自己的重装步兵短兵相接创造有利条件）。
德摩斯提尼知道尼西亚斯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按兵不动，坐待敌人从容准备，而自己则师老兵疲，心灰意沮。他建议立即发动猛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为了加强出其不意的效果，他决心全军夜袭。
袭击开始时叙拉古人确实措手不及，城外的前哨据点多处失守。雅典人一方面拆除敌人的工事，一方面继续进攻。叙拉古人和斯巴达人叫喊着从各处赶来反攻雅典人。因为双方都没有足够的夜战训练和经验，叙拉古人不知敌人已经在战场上占据优势，自己的阵地多处失守的事实，只是在黑灯瞎火中大喊大叫地向敌人冲杀；相反雅典人对于自己的有利形势也不知底细，当人们高声喊叫时，自己带来的亚哥斯盟军说的是和敌人斯巴达人一样的多利亚方言，自己的西西里盟军说的语言和叙拉古人说的听起来是一样的，这样，突然间在雅典人当中发生了“四面楚歌”效应。胜利的雅典人以为自己中了埋伏，被敌人包围了，因而慌乱起来，四散逃走，结果反胜为败，而且因为夜间迷路，自相践踏，伤亡惨重。
是夜虽然战败，但是雅典军队仍然占有数量优势，德摩斯提尼主张趁现在海军恢复数量优势的时候，尽快全军撤退。但是磨磨蹭蹭的尼西亚斯却坚持认为，我们困难，敌人可能更困难，三年围困，叙拉古人已经民穷财尽，只要再坚持一下，他们就会投降的。
在双方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尼西亚斯坚持没有得到国内民众大会的授权，决不可以撤退。他担心自己回国后会被人民以败军之将的罪名处分。德摩斯提尼在坚持撤军的同时，主张作为过渡措施，先全军转移出被包围的大港，撤退到叙拉古城以北，比较接近自己盟邦的地区。这样进可以攻城，退有盟邦依靠，更重要的是雅典的海军有机会在开阔的海面上重展昔日风采，一吐大港中所受的窝囊气。但是尼西亚斯认为任何移动都是向敌人示弱，都会鼓舞敌人的士气，而打击盟友的士气。最后，雅典军队还是原地不动。
不久，斯巴达将军吉利普斯带领大批援军赶到，尼西亚斯后悔了。雅典人决定当晚突然撤退。正在准备期间，发生了月食（现代人据此推算那天是公元前４１３年８月２７日），随军的占卜师认为不宜出行，应该等到三九二十七天之后，才可以讨论行军的事宜。
这次偶然的月食，决定了雅典古代民主政治的命运。
叙拉古人探得雅典人的撤退打算，士气大涨，很快发动了水陆夹攻。无心恋战的雅典人再度战败，统帅军队的三将军之一的攸利密顿在海战中阵亡。
雅典人经过充分准备后发动了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海战，力争突破叙拉古海军的封锁，冲入大海逃走。双方投入了全部军舰，拥挤在港区狭小的水面上搏斗。雅典海军遭到决定性的挫败，整个远征军已经陷入绝境。
德摩斯提尼主张集中剩下的６０艘战舰与敌人的不到５０艘战舰决战，但是已经心惊胆战的雅典水兵拒绝登舰作战。
叙拉古将军赫摩克拉底料到敌人肯定会连夜逃跑，但是他无法动员已经在祝捷大会上酗酒狂欢的士兵重新投入战斗。他派奸细到雅典人的军营到处散布谣言，说叙拉古人已经在附近设下埋伏，准备夜战歼灭雅典人。雅典人因为吃过夜战的亏，又一次错过了逃走的机会。这是关系４万人生死存亡最后的一次机会。
雅典人最后动身的时候，海战失败已经过了两天。叙拉古人及其盟军从容布置好埋伏，雅典向任何方向行动都受到敌人行动迅速的骑兵和轻装步兵围攻和袭击。首先是德摩斯提尼带领的后半部分军队被切断包围，然后是尼西亚斯的前半部分军队被赶到河里歼灭。至此，整个雅典远征军全军覆灭。这支希腊人历史上最庞大的远征军，有大小船舰３００余艘，军人４万余，征战三年多，一朝覆亡，只留下７，０００多俘虏。这些俘虏，包括两个将军尼西亚斯和德摩斯提尼，后来大部分被愤怒的叙拉古人处死，其余的被卖为奴隶。
想奴役别人的人，到头来是自己被别人奴役。
西西里远征失败之后，整个希腊世界都翻了个个儿。雅典的提洛同盟土崩瓦解，盟国纷纷暴动，雅典人疲于奔命。他们动用了原来封存的１，０００他连特的紧急备用金，重新装备了一支舰队，再度与敌人周旋于大海。但是，他们的敌人不仅有伯罗奔尼撒同盟，而且有在西西里新结的仇家，往日的敌人波斯帝国也趁火打劫，他们一同缔结了反对雅典的同盟。雅典四面受敌，危在旦夕。在这危难时刻，他们想起了被他们通缉的同胞亚西比德。
亚西比德可以算是古代希腊第一名的纵横家，凭借一条三寸不烂之舌，在雅典煽动起希腊历史上最豪华，最强大的一支远征军；继而跑到敌国斯巴达，又断送掉了这支远征军；现在，当斯巴达人联合西西里人对雅典“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其当初组织远征军的战略意图来对付雅典人自己的时候，他们以为亚西比德已经“江郎才尽”，没有利用价值了，结果他们为自己对亚西比德的轻视又付出了成千上万条生命的代价。
当远征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希腊时，亚西比德帮助斯巴达人组织建立了斯巴达－波斯反雅典同盟，同时煽动了提洛同盟中仅次于雅典的大城邦，一贯以对雅典人忠实而著名的开俄斯为首的反叛雅典的同盟国暴动浪潮。斯巴达国王阿基斯以为，亚西比德现在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以斯巴达——波斯——西西里同盟的无比强大的军力，人力，物力，财力，何愁雅典不灭？于是，他因为亚西比德与他的政敌私人友谊较好的私人恩怨，开始排挤迫害亚西比德。亚西比德投奔了波斯具体负责希腊事物的小亚细亚总督，煽动他保持希腊世界自相残杀的格局，克扣支付给斯巴达海军的军费，在打击雅典的同时削弱斯巴达，为波斯加强对小亚细亚希腊诸城邦的统治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这样，他就破坏了自己一手建立的斯巴达——波斯同盟。为了向那些迫害他的同胞报仇，他放出消息，要他的同胞破坏民主政治，建立寡头专制政体，这样，他就可以带波斯帝国来挽救雅典。主张建立寡头政治的党派借口邀请亚西比德带波斯援助，刺杀了民主派中当初主张审判亚西比德的人，发动政变，建立了寡头政权“４００人议会”。当权者当初是以亚西比德的名义上台的，可是当他们当权之后，又不想让亚西比德回来了，而想自己牢牢控制权力。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亚西比德没有回国去与他们计较，而是来到雅典派出来镇压同盟国叛乱的军队当中，说服这支军队跟随自己，回去推翻寡头政权恢复民主政治。城里当权的那帮人，以推翻了民主政体为由，要求斯巴达人撤军，结果斯巴达人反而兵临城下。他们的舰队在保卫海上交通线的战斗中又吃了败仗。雅典人看见他们以招回亚西比德为名上台，现在变卦了，把亚西比德拒之门外，而且和不能和，战不能战，于是他们又推翻了寡头政权，恢复了民主政治，招回亚西比德。这时，在萨摩斯的雅典海军与斯巴达——西西里的联合舰队在赫勒斯滂海峡（现在的达达尼尔海峡，控制黑海出口，黑海沿岸是雅典的主要粮食来源地）的塞诺西马地角会战，雅典海军以７６艘战舰对联军８６艘战舰，大获全胜，使自远征军覆灭以来一边倒的战局又开始恢复到相持状态。亚西比德虽然没有参加战斗，但是参战部队是因为受他鼓舞，以为他可以为他们从波斯总督那里得到援助而鼓起战斗勇气的。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21
雅典人迎回亚西比德，重新选举他为将军。亚西比德很快就显示出了他的统帅才能，在塞西卡斯战役歼灭了斯巴达舰队，重新恢复了雅典的海上霸权。斯巴达再度向雅典求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雅典人并没有抓住这次机会，而是在新的主战派领导人克里奥丰领导下傲慢地拒绝了斯巴达人。斯巴达人回到自己的半岛，收复了派娄斯这个雅典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方的游击基地，使雅典人不能由此支援希洛人的起义，自己免除了心腹大患，又拔掉了雅典在科林斯地峡上占据的尼塞亚港口据点，使通向雅典城的道路畅通无阻。现在雅典人的一切希望全部集中在亚西比德和他所统帅的强大的海军身上了。
亚西比德为了切实控制住雅典的主要粮食来源和贸易通道，乘胜攻克了拜占庭，完全控制了黑海的出入口。这时，他达到了一生事业的顶峰：他使西西里大败之后的雅典起死回生，战胜了东地中海三大强国波斯，斯巴达，叙拉古所组成的包括绝大多数希腊国家在内的强大联盟，重新获得了海上霸权。雅典人民为亚西比德举行了有史以来最隆重的欢迎仪式，亚西比德在２００艘装饰华丽的战舰的护卫下，头戴桂冠，吹吹打打地回到雅典，当选为雅典的首席将军。
这时候，人们被希腊世界代表民主政治的一方战胜代表专制政治的一方军事胜利蒙蔽了双眼，看不到雅典本身，民主的土壤已经严重地“水土流失”，越来越贫瘠。在伯里克利时代，他号召雅典人起来向斯巴达的霸权挑战的时候，雅典有１３，０００多重装步兵，１６，０００多驻防步兵，１２，０００多骑兵和骑兵弓箭手，１，６００多轻装步兵。这里表面上说的是军事实力，但是由于希腊人当兵是一种公民特权，所担任的兵种是由其经济实力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可以推理，所有担任骑兵和重装步兵的雅典公民，来自中等富裕的家庭，大致象我们中国革命时划分的中农，富农，个体工商业者。轻装步兵的家庭大约类似贫下中农，城市贫民。而舰长的家庭就类似地主，资本家，当然，前面应该有个定语“大”。“中小”地主，资本家的家庭成员应该分别在骑兵，重装步兵里。但是经过西西里远征之后，雅典的步兵大部分在异乡战死，仅重装步兵就超过一万人，全部合计是四万多人。扣除雅典盟国的军队，雅典至少损失了７，０００左右的重装步兵，考虑一家有２人以上参战的情形，估计有至少有４，０００个家庭受到失去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主要劳动力的影响。这一次惨败对雅典社会结构的打击是深重的。环绕亚西比德回国而引起的党派之争当中，双方都接受雅典只应该有５，０００人拥有完全的公民权的事实。可见大批“小康之家”在战争中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可否认有暴发户，但是多数绝对是破产了。这些生活无着的人家，如果还有主要劳动力，或者是苟且偷生，不问政治；或者是投靠巨富，成为附庸或者帮凶。其中有心改变目前困境的人，无不把希望寄托在战争上。因为只有战争才能带来暴发的机会。这些残存的民主的社会基础，意识到自己力量的薄弱，所以在处理内政的时候，特别容易走极端。雅典后来的军事力量基本上以海军为主，也说明民主的根基已经从根本上动摇。
轻浮滑头的亚西比德很快在战争中犯了“大意失荆州”的错误。波斯王子居鲁士奉命来到小亚细亚，指导波斯帝国的对希腊政策。居鲁士前思后想，觉得还是亚西比德为他的前任制订的战略好。他决定仍然实行帮助希腊人自相残杀的政策，最终达到报先皇远征希腊失败之仇的目的。现在既然斯巴达在战争中处于下风，波斯就对亚西比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亚西比德自己制订的战略来对付亚西比德指挥的雅典海军。在波斯帝国的大力支援下，斯巴达重新建立了海军。这时，由于斯巴达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民参加海军，他们在海军战术和技术方面已经可以不让雅典人专美，同时产生出一代杰出的海军军人。他们的代表就是斯巴达新任海军大将来桑德。
来桑德知道现在雅典民主和雅典海军的灵魂就是亚西比德，他耐心地等待敌人“灵魂出窍”的时机。一次，他得知亚西比德离开舰队去筹集军费，他就率领斯巴达舰队偷袭雅典海军，取得了重大胜利。雅典海军和雅典人民经历过无数次的胜利和失败，但是这次失败使他们失去了一个能干的统帅。由于亚西比德过去曾经有过勾结敌人出卖祖国的历史，加上他过分膨胀的野心和权势，都使雅典民主制度的保卫者们决心利用这次战败除掉他，以防止出现独裁者。亚西比德逃往黑海，以后再没有机会回到祖国。
同样，斯巴达人也免除了来桑德的职务，担心他和波斯王子居鲁士过分亲密的私人关系会导致向波斯出卖斯巴达的利益。
双方接任的海军统帅旗鼓相当，各自击败对手一次。但是雅典的将军科农或者是技高一筹，或者是运气较好，重创斯巴达舰队。迫使斯巴达再次求和。又被雅典民主派的首领克里奥丰拒绝。斯巴达新败之余，无可奈何，只好接受居鲁士王子的要求，重新起用来桑德指挥斯巴达海军。来桑德果然不负众望，一次趁雅典人登陆时发动偷袭，一战全歼雅典舰队主力，决定了雅典的命运。
斯巴达人在来桑德领导下，水陆并进，直逼雅典城下。经过６个月的长期围困，雅典人最后投降。雅典的古典民主政治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按照斯巴达的要求，雅典民主派领袖克里奥丰被处死，雅典改成寡头专制政体。古代人类最明亮的民主灯塔就此黯然消逝！
人类历史上继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第二次民主与专制的决战是古代罗马帝国取代共和国的内战。雅典民主制度的衰亡是伴随着外国的军事占领，表现为代表专制制度的国家战胜代表民主制度的国家的一场漫长的征战。这场征战掩盖了雅典本身所代表的古典民主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性。而罗马的民主是在内部产生的，又随着本身的发展而自然走向灭亡，其历史必然性表现的更加充分。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23
罗马的民主政治的基础和雅典稍有不同。罗马不是一个港口城市，居民以农业为主，民主政治是向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学来的。伯里克利演说中提到“我们的制度不是模仿别人……”，就是针对罗马派人到希腊学习政治制度一事而发。作为农业社会，早期的罗马似乎有由原始公社的民主制度进入专制王权的倾向，但是因为受到希腊文明的影响，罗马的平民奋起斗争，渐渐形成了以希腊，尤其是雅典的民主制度为原型的民主政治体制。几乎是雅典的民主政治在东地中海走向衰亡的同时，罗马的民主政治正在中地中海兴起。由于罗马的民主制度缺乏希腊那样雄厚的工商业基础支持，因此罗马人在文学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天才就其文明的规模和持续时间之长而言明显不如希腊人。罗马人主要以土地为财富的来源，加上民主制度为其提供的政治稳定性和连续性，和动员人民力量的深入和广泛，罗马人为后人留下了赫赫武功的辉煌记录。他们建立的庞大帝国是欧洲君王们世世代代经久不衰的梦想，一直延续了整个中世纪。象希腊的古典民主制度一样，罗马民主政治也包括了政府权力的分割和抗衡制约，公开表达政治主张，进行政治辩论（相当于后来的言论自由和舆论），强调法制和传统（相当于不成文法，是对成文法的补充），按照财产而不是血缘关系划分阶级和规定相应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对贫困的自由民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保护他们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限制富裕公民对财富的垄断，限制他们的专横。当然，还有普遍而且深入的公民教育。罗马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其对外政策。希腊人的国家是以城邦为基础的，规模很小，如果发生战争，往往着眼于商业理由，以控制贸易路线，打击商业竞争对手为目的，不求占领大片的土地。罗马人虽然武功了得，征服了无数国家和人民，但是在战争没有超出意大利范围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遵循希腊人的原则，但是作了适应一个农业社会的修改。罗马人在发动战争时，主要考虑的是战略因素，而不是商业因素。他们奉行“枪打出头鸟”的战略，把附近有能力威胁自己的国家一一铲除，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在把一个国家征服之后，强迫这个国家裁减军队和军备，拆除针对罗马人的各种军事工程设施，支付赔款。同时订立军事和外交同盟，规定被征服的国家在罗马人提出要求的时候，应该以自己的经济力量或者军事力量支援罗马人的战争，而罗马人则有义务保护他们的安全。罗马人一般不大量没收被征服国家的土地，他们只是根据军事需要建立若干要塞和少量的殖民地。他们也不改变被征服国家的政府，而是仍然由被征服的人民自治。很重要的一点是，罗马人在收完赔款之后，在和平时期一般不再征税。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渐渐感觉到在罗马人的统治下，经济负担反而比较当初与罗马对抗时轻，而且生活安定，安全。罗马人实行严格的纪律，驻军扰民的事情一旦揭发出来，将受到严厉惩罚，这也很得被征服人民的拥护。渐渐在罗马周围建立起一个同盟国圈，成为罗马的军事缓冲地带。罗马最强劲的对手汉尼拔曾经企图破坏罗马的同盟体系，但是因为这个同盟体系对罗马的向心力太强大而基本失败了。可见罗马人在外交上奉行的化敌为友的战略还是相当成功的。
罗马民主的基础是自耕农的数量优势和对政治的积极参与。由于民主制度保障了他们不致因为债务而沦为奴隶，对外战争也缓解贵族对于国内的土地兼并。罗马人虽然对某一个被征服的国家并没有占领大片土地，但是因为罗马人征服的国家太多，而罗马人始终就以罗马城的居民为主，因此土地兼并问题相对不很严重。国家掌握的大量公地成了贵族兼并的主要目标，而自耕农的土地相对比较安全。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和民兵制，当战争爆发时才临时征召士兵，战争一结束，各自回到日常工作和职业中去。
布匿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罗马的对外政策，并且进一步改变了罗马的社会，动摇了民主政治的根基。但是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果代表民主政治的城邦被代表专制的城邦打败不同，罗马人在布匿战争当中大获全胜，因此民主制度的危机没有马上表现出来。布匿战争对于罗马民主制度的致命伤害有几个方面：
在短短的时间内丧失了大量的劳动力，极大地打击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自耕农的经济地位。仅仅汉尼拔进攻意大利的头两年，就歼灭了１０万罗马军队。出色的战果除了来自汉尼拔本人的将才之外，罗马的民兵不敌迦太基训练有素的职业雇佣军也是重要的因素。当时罗马人自己动员了１３个军团，同盟国也动员了１３个军团，共计２６个军团，平均每个军团４，０００人到５，０００人，总共有１０万人到１３万人，其中有一半是罗马人。全罗马人口估计有５０到７０万之间，其中１７岁以上的男子估计有２５万人左右，至此战死的已经达到五分之一以上。汉尼拔横行意大利１６年，战争又扩展到西班牙，西西里和迦太基本土。再考虑到第一次布匿战争的损失，第三次布匿战争时三年围攻迦太基战役的惨烈，估计男性劳动力损失达三分之一（包括受伤丧失劳动能力的）。农业经济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和劳动力，尤其是男性劳动力。在自耕农的经济情况下，丧失劳动力的后果极其严重，很可能导致出卖土地甚至破产。历史学家估计，到奥古斯都的时代，罗马公民大概有５２万到７８万左右。在他以前，凯撒曾经把给自由民的救济口粮由３２万份减到１５万份，由此我们可以估计，贫穷的自由民达到自由民人口的半数，而其中一半是无产者。这些公民，名义上虽然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利，实际上他们已经被贫困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政治已经不能有效地参与。民主，无民参加则民不能做主，而“民以食为天”，连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参政的唯一政纲只能是“有奶便是娘”，并不能真正地当家作主。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24
罗马的民主政治的基础和雅典稍有不同。罗马不是一个港口城市，居民以农业为主，民主政治是向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学来的。伯里克利演说中提到“我们的制度不是模仿别人……”，就是针对罗马派人到希腊学习政治制度一事而发。作为农业社会，早期的罗马似乎有由原始公社的民主制度进入专制王权的倾向，但是因为受到希腊文明的影响，罗马的平民奋起斗争，渐渐形成了以希腊，尤其是雅典的民主制度为原型的民主政治体制。几乎是雅典的民主政治在东地中海走向衰亡的同时，罗马的民主政治正在中地中海兴起。由于罗马的民主制度缺乏希腊那样雄厚的工商业基础支持，因此罗马人在文学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天才就其文明的规模和持续时间之长而言明显不如希腊人。罗马人主要以土地为财富的来源，加上民主制度为其提供的政治稳定性和连续性，和动员人民力量的深入和广泛，罗马人为后人留下了赫赫武功的辉煌记录。他们建立的庞大帝国是欧洲君王们世世代代经久不衰的梦想，一直延续了整个中世纪。象希腊的古典民主制度一样，罗马民主政治也包括了政府权力的分割和抗衡制约，公开表达政治主张，进行政治辩论（相当于后来的言论自由和舆论），强调法制和传统（相当于不成文法，是对成文法的补充），按照财产而不是血缘关系划分阶级和规定相应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对贫困的自由民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保护他们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限制富裕公民对财富的垄断，限制他们的专横。当然，还有普遍而且深入的公民教育。罗马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其对外政策。希腊人的国家是以城邦为基础的，规模很小，如果发生战争，往往着眼于商业理由，以控制贸易路线，打击商业竞争对手为目的，不求占领大片的土地。罗马人虽然武功了得，征服了无数国家和人民，但是在战争没有超出意大利范围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遵循希腊人的原则，但是作了适应一个农业社会的修改。罗马人在发动战争时，主要考虑的是战略因素，而不是商业因素。他们奉行“枪打出头鸟”的战略，把附近有能力威胁自己的国家一一铲除，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在把一个国家征服之后，强迫这个国家裁减军队和军备，拆除针对罗马人的各种军事工程设施，支付赔款。同时订立军事和外交同盟，规定被征服的国家在罗马人提出要求的时候，应该以自己的经济力量或者军事力量支援罗马人的战争，而罗马人则有义务保护他们的安全。罗马人一般不大量没收被征服国家的土地，他们只是根据军事需要建立若干要塞和少量的殖民地。他们也不改变被征服国家的政府，而是仍然由被征服的人民自治。很重要的一点是，罗马人在收完赔款之后，在和平时期一般不再征税。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渐渐感觉到在罗马人的统治下，经济负担反而比较当初与罗马对抗时轻，而且生活安定，安全。罗马人实行严格的纪律，驻军扰民的事情一旦揭发出来，将受到严厉惩罚，这也很得被征服人民的拥护。渐渐在罗马周围建立起一个同盟国圈，成为罗马的军事缓冲地带。罗马最强劲的对手汉尼拔曾经企图破坏罗马的同盟体系，但是因为这个同盟体系对罗马的向心力太强大而基本失败了。可见罗马人在外交上奉行的化敌为友的战略还是相当成功的。
罗马民主的基础是自耕农的数量优势和对政治的积极参与。由于民主制度保障了他们不致因为债务而沦为奴隶，对外战争也缓解贵族对于国内的土地兼并。罗马人虽然对某一个被征服的国家并没有占领大片土地，但是因为罗马人征服的国家太多，而罗马人始终就以罗马城的居民为主，因此土地兼并问题相对不很严重。国家掌握的大量公地成了贵族兼并的主要目标，而自耕农的土地相对比较安全。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和民兵制，当战争爆发时才临时征召士兵，战争一结束，各自回到日常工作和职业中去。
布匿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罗马的对外政策，并且进一步改变了罗马的社会，动摇了民主政治的根基。但是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果代表民主政治的城邦被代表专制的城邦打败不同，罗马人在布匿战争当中大获全胜，因此民主制度的危机没有马上表现出来。布匿战争对于罗马民主制度的致命伤害有几个方面：
在短短的时间内丧失了大量的劳动力，极大地打击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自耕农的经济地位。仅仅汉尼拔进攻意大利的头两年，就歼灭了１０万罗马军队。出色的战果除了来自汉尼拔本人的将才之外，罗马的民兵不敌迦太基训练有素的职业雇佣军也是重要的因素。当时罗马人自己动员了１３个军团，同盟国也动员了１３个军团，共计２６个军团，平均每个军团４，０００人到５，０００人，总共有１０万人到１３万人，其中有一半是罗马人。全罗马人口估计有５０到７０万之间，其中１７岁以上的男子估计有２５万人左右，至此战死的已经达到五分之一以上。汉尼拔横行意大利１６年，战争又扩展到西班牙，西西里和迦太基本土。再考虑到第一次布匿战争的损失，第三次布匿战争时三年围攻迦太基战役的惨烈，估计男性劳动力损失达三分之一（包括受伤丧失劳动能力的）。农业经济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和劳动力，尤其是男性劳动力。在自耕农的经济情况下，丧失劳动力的后果极其严重，很可能导致出卖土地甚至破产。历史学家估计，到奥古斯都的时代，罗马公民大概有５２万到７８万左右。在他以前，凯撒曾经把给自由民的救济口粮由３２万份减到１５万份，由此我们可以估计，贫穷的自由民达到自由民人口的半数，而其中一半是无产者。这些公民，名义上虽然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利，实际上他们已经被贫困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政治已经不能有效地参与。民主，无民参加则民不能做主，而“民以食为天”，连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参政的唯一政纲只能是“有奶便是娘”，并不能真正地当家作主。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25
大土地所有制的扩张和奴隶制的加强。由于罗马人在布匿战争中把征服的地方扩大了两倍以上，获得了大量土地。罗马人鼓励意大利人去开发这些土地，规定只要交纳税收，就可以获得土地的使用权。这样，富裕的和有权势的公民乘机大量占有土地，建立了大庄园。因为自由民有服兵役的义务，而且在很多方面享受法律的保护，这些庄园主不愿雇佣他们，而愿意购买因为战争而来源充足，价格便宜，又不用服兵役的奴隶到庄园劳动。
建立海外行省，导致职业常备军和官僚机构的产生和膨胀。路途遥远，战争延长，使一部分军人和军官渐渐走上职业化道路。军队指挥官长期“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惯了，独立的倾向越来越强。他们和出生入死的士兵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了一个以战争为职业的特殊利益集团。当时，罗马是政治中心，元老们都集中在那里，而且罗马的法律和传统是限制元老投资工商业，鼓励他们投资农业的。因此这些职业军人，以及那些在行省官僚机构供职的官吏，主要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和行省当地的豪强大族的利益。这批地位仅次于元老的阶级就是骑士阶级。罗马和雅典不同的地方是一个陆军强国，因此当年设计公民服兵役特权时，不象雅典那样重视军舰的舰长，而且罗马人的海战战术是以接舷跳帮肉搏为主，可以说是海上陆战，所以最花钱的兵种就是由国家提供战马的骑兵。在骑士阶级的包括富有的工商业者，类似现代公务员的国家行政官吏（但不是政客，他们在元老这个阶级里），中小地主。
布匿战争在当时国际战略格局当中，打破了整个环地中海地区的力量平衡，从此罗马作为超级强国迅猛扩张，直到极限为止。骑士阶级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迅速发展壮大，使他们开始不满足自己仅次于元老贵族的政治经济地位，于是他们开始向元老院发动内战。
他们主要的政治纲领包括：
司法权。元老院经常利用司法机构监视和打击骑士在行省的势力，因此骑士要求夺取司法权；
重新分配国有土地。一方面利用罗马平民反抗贵族的传统争取平民的支持，但主要是在打击元老贵族的基础上取悦军队；
被征服地区人民的罗马公民权。实际上是打破罗马贵族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使行省和“盟国”的贵族都能分一杯羹。
斗争最早是围绕国有土地的再分配展开的。在公元前３６７年曾经通过一个“李锡尼法案”，规定每人占有国有土地不得超过５００犹吉拉（相当于１２５公顷）。那时罗马还是个小小的城邦，出城几十公里就是敌国，国有土地数量很少。但是贵族们一直以蔑视的态度来对待这个法令，基本上不予理睬，尤其是在战争中掠夺了大量敌国土地收归国有之后，他们更是利用权势假公济私，大量抢占土地。
公元前１３３年，在布匿战争中荣立战功的提比略·格拉古当选保民官，重新提出“李锡尼法案”，并且加以修改：如果有儿子，每个儿子可以多占２５０犹吉拉土地，以２个儿子为限。即一个罗马公民最多可以合法占有国有土地１，０００犹吉拉（２５０公顷）。成立三人委员会具体执行，使贵族不能再象过去那样无视这项法律的存在。暴跳如雷的贵族们谋杀了提比略·格拉古和他的３００多名支持者。
公元前１２４年，提比略·格拉古的弟弟盖约·格拉古当选保民官，再次提出土地法案，同时，还提议把司法权由元老院转到骑士阶级手里，对罗马公民免费提供粮食。盖约·格拉古大兴土木，开工许多公共工程，使承包的工商业者（骑士）大发其财。他还主张建立殖民地来安置老兵和无产者，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同盟国公民。盖约·格拉古的策略是组织包括骑士，同盟国贵族和骑士，平民（小生产者，包括自耕农、手工业工人、小商贩），无产者在内的反抗元老院贵族的统一战线。但是元老院贵族再次用武力，残酷杀害了盖约·格拉古和他的支持者，废除了他们制订的法律。
格拉古兄弟之死，使骑士阶级认识到必须用武力才能解决罗马共和国的社会矛盾，内战开始了。
首先是执政官盖约·马略在镇压今天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一带的盟国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反抗罗马的战争中，借口元老院不能及时提供足够的军队支援前线，遂以执政官“将在外”的名义，私自征召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在征召时不考虑财产，地位，而且一切听命于马略本人，开罗马军阀风气之先。马略用这支军队进攻罗马，并且开始将贵族当中的反对派列为人民公敌，开始大举屠杀和迫害。
以后，元老院又支持另一个军阀苏拉来对抗马略。苏拉在小亚细亚的密特里达梯战争击败本都国的国王密特里达梯，建立了一支更强大的军队反攻罗马。民主派仓促组织的民军抵挡不住苏拉的职业军人的强大攻势，纷纷土崩瓦解。苏拉进入罗马之后，也对民主派展开大规模屠杀，后来索性在罗马建立起独裁政体。苏拉和元老院以保卫贵族寡头共和为初衷，最后反而自己走上了独裁的道路，这不能不是历史对他们的讽刺，也说明在罗马，专制战胜民主，取代民主已经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原来从民主制度中受益的阶级，现在乞灵于专制制度的保护，如平民阶级；原来从贵族寡头共和制度中受益的阶级，现在也转而投靠了专制制度。
在军阀混战的同时，罗马的同盟国发动了争取公民权的战争，迫使罗马先后给予他们公民权。
奴隶也乘机发动起义。奴隶起义的结果，商品化的大地产衰落，其政治代表元老阶级也随之衰落。苏拉以后，就再也没有代表元老贵族的强有力的政治人物在罗马出现过。
前后“三雄”政治，实际上已经不带有反对大土地贵族的政治意义，而演变成了代表骑士阶级不同集团的军阀混战。无论谁取得政权，都一定会把政体改造成军事独裁式的君主专制。前“三雄”是克拉苏、凯撒、庞培。克拉苏是镇压斯巴达克起义的刽子手，后来在东方反对安息人的战争中全军覆没，脑袋被砍下来送给安息国王当演戏的道具用。凯撒获得征服高卢的机会，在高卢大大地扩大了势力。而庞培的势力主要集中在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庞培趁凯撒在高卢时鼓动元老院剥夺了凯撒的兵权，恺撒遂率领大军奔袭罗马，把庞培及其党羽赶到巴尔干半岛，后来又追上去，在法萨卢战役中歼灭了庞培的主力。庞培逃到埃及后被埃及人所杀。恺撒追到埃及之后，娶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为妻，大有依靠行省贵族力量和东方君主专制传统的力量改造罗马帝国的架势。残余的罗马元老贵族利用罗马人对行省人的排斥，谋杀了恺撒。
恺撒的部下安东尼、继承人屋大维和骑兵将军雷必达组成了“后三雄政治”。他们消灭了谋杀恺撒的元老及其军队，然后又开始互相争夺。结果屋大维获胜，建立了比较稳定的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的政体不同于当时的古代东方的君主专制，也不同于后来欧洲的封建君主制，而类似于日本的“幕藩体制”。他们的最高统治者虽然后人都称之为“皇帝”，但是当时他们自己给自己的职位是“最高统帅”，相当于日本的“征夷大将军”。这种称呼和一般君主制以宗教理由为基础是不同的，实际上是军事独裁。日本的“征夷大将军”之上有个名存实亡的“天皇”，罗马帝国的“最高统帅”之上仍然有各种共和国的政治形式作为装饰，如元老院之类。日本的幕府制度比罗马帝国稳定的因素在于，将军和诸侯都是名正言顺世袭的，而罗马的“最高统帅”则是其军事副手接任，连血统也不讲，顶多认个干儿子，任何人只要有足够强大的军队，都可以当接班人。因此罗马帝国改朝换代大致上都是经过军阀混战实现的，大家都奉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信条，只要抓得住军队，没有人不敢当“最高统帅”的。
从雅典的经验看，古典的民主政治如果在与专制政治的国家的战争中失败，当然不能幸存；从罗马的经验看，打赢了也未必就能幸存。关键在于能否满足古典民主政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小康人家在数量上的优势和在政治上的积极参与。另外，由于古典民主制度限于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只能采取直接参与和代议制相结合的形式，要直接参与，当然距离不能太远，这样就形成了城邦的特色。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25
可以说，帝国是民主的克星。首先，帝国突破了城邦的局限，信息传播手段的局限性使得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民主政治成为不可能，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民主城邦就渐渐成为沧海一粟，其范围和意义相对就下降了；建立帝国必然引起强烈的反抗，激烈持久的战争，结果无论输赢，都必然造成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小康公民在数量上和政治上的优势丧失。说实在，罗马人为了保护他们的民主制度是花费了不少心血的。当他们卷入对外战争的时候，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化敌为友的同盟体系，在这方面比雅典的化友为敌的提洛同盟要高明，这才使他们能够横行整个意大利而民主政治得以保存。伯里克利虽然以自己是别人的榜样而自豪，但是却没有注意到学习经验的同时也可以就教训进行“复盘”，这样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罗马人虽然在民主制度方面起步晚，而且学习别人，但是他们在两方面是当时可以骄傲的：他们在一个商品经济欠发达的农业社会里建成并且发展了古典的民主制度；他们在征战中摸索出了保存民主制度的方法。他们的遗憾在于，当他们遇到一个异常强大的对手迦太基时，他们对结果没有经验，也没有准备，以至随波逐流，走上君主专制的道路。
我们看到，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是小康之家的数量优势，建立帝国所引起的一个致命后果是大批男性强劳动力的损失，导致大批小康之家的破产，民主的社会基础日益消失。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纲领实际上是亡羊补牢之举。通常，劳动力的损失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挽回，但是在劳动力刚刚丧失的头几年熬不过去的人家，可能会欠下大笔债务，如果无法偿还，根据罗马的法律，如果债务人交出全部财产，债权人不得将其监禁。这样，他们就不得不交出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财产，沦为无产者或者佃农。根据罗马的国情，大土地所有者都不愿雇佣公民，宁可买奴隶来种植。格拉古希望立法把土地分给贫穷的公民，相当于送财产给他们，帮助他们重新成为小康人家，是很有历史眼光和战略眼光的。但是要元老们交出已经多年投资的土地，这是不可能和平实现的。如果他们能够从别人那里吸取到经验，也许他们会在战争之前就制订好有关法律，因为分配总是比再分配要容易得多。
考虑到战争对小康人家的影响，如果战利品大部分国有化，特别是土地、奴隶的国有化。凡是应征入伍的军人，根据军功授予战争得来的国有土地，凡是在战争中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力的军人家属，根据丧失劳动力的程度，决定无偿给予奴隶的多少。由于军人可以因为战争获得土地，则他们在战争中因为捐税和服兵役所蒙受的经济损失可以得到一定的补偿。因为战争而减少了劳动力的家庭，可以得到战俘作为奴隶，使之土地不再因为缺乏劳动力而荒废。由于战争夺得的土地多数在远离罗马的地点，可以根据土地的价值和离开罗马的距离确定一个优惠比例，鼓励罗马的大土地所有者以近地换远地。例如，某元老在迦太基想要一块１０公顷的国有土地，他就必须把在罗马的２公顷相同肥沃程度的私人土地拿出来交给国家来交换。国家在获得这２公顷土地之后，按照法律把它分配给参加战争的军人，这样做的结果将加强小康农家在罗马的数量和地位，而把大地产引导到远离罗马的地方，同时也就间接削弱了他们的势力和影响。小地产越多，兼并越困难，进行大规模商品化经营就越无利可图，这样迫使元老贵族渐渐放弃在罗马城周围的土地，转移到新征服的地区。
在新征服地区推行在意大利已经成功的同盟体系制度。在各同盟地区实行城邦民主制度，城邦自治，公民权城邦化。作为帝国的政治中心的罗马，应该设立同盟代表大会，同盟法院，制订同盟内部关系法。罗马人在被征服的地区的城镇里普遍实行民主，自治已经是历史事实，这里不多评论。授予非罗马居民罗马公民权的问题是骑士阶级提出来的，后来引起同盟战争。在战争初期失利的情况下，罗马人匆忙把罗马的公民权授予同盟国的自由民，以后推广到了整个帝国。在当时的信息传递的条件下，罗马公民权的参政意义对于罗马城以外的自由民并不大，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参加罗马的各种会议和政治活动，还不如公民权城邦化来得实在。如果同时实行所有城邦公民权在帝国范围内一律平等，则和把罗马公民权扩大到整个帝国是一样的效果。
同盟代表大会主要的任务是制订同盟关系的有关法律，相互经济合作事宜，救危扶难；决定整个帝国的基本对外政策，宣战，和谈，战争负担和战利品的分配，战争结果的安排；选举同盟法院，根据同盟关系法和其他法律，处理盟国之间的纠纷。根据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发动过程，可以看到当时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同盟代表大会，对雅典的宣战就是由科林斯在会上提议，说服所有同盟国之后实现的。罗马人的民主制度是从希腊学习引进的，引用希腊人的这个现成的先例应该没有什么困难。
同盟法院是比较麻烦的事情，牵涉到强制执行的问题，直到今天都没有真正实现。海牙的国际法庭只是一个舆论工具，联合国安理会能够实施的强制只有在经济封锁上可以行得通，动武就没有成功的例子。当然，法律不健全是今天联合国的一大问题。
在中国，春秋“五霸”就实行过强制执行。当时的霸主有义务带领盟国惩罚那些背盟的国家。在雅典的提洛同盟，雅典就多次实行过征服那些背盟的国家。在罗马帝国的情况下，多数同盟国都是曾经被罗马征服过的，或者是罗马的附庸国，因此，建立同盟法院，并且强制执行法律是具备条件的。
通过这种政治形式，使古典的民主制度能够突破城邦的局限，扩展到帝国的范围内，欧洲历史将会大不一样，人类历史将会大不一样。一般而言，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其市场经济比较发达，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较高，文化和科学昌明，社会进步比较快。在希腊的例子，我们很容易注意到斯巴达这个专制城邦国家在文学和科学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建树，连他们的历史都是雅典人写的。相反，雅典的文化和科学就繁荣得多。例子并不仅如此，斯巴达的盟国叙拉古是实行民主政治的，该国就产生了古代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阿基米德。
罗马帝国是在民主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她的刹那光辉很快就消逝在军阀混战的昏天黑地之中，后来整个被野蛮人所毁灭，这是罗马民主的悲剧。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要吸取这个历史教训：小康之家，或者说中等收入的家庭必须在所有家庭总数中占比较大的比重。如果说过去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现在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到使所有人都能够分享到现代化的果实上来，否则法制和民主都不可能健康成长。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28
13.弹性的意义。
弹性是一个力学上的概念，说的是物体在受到外力作用的时候会发生形变，但是在除去外力之后又恢复原来的形状和体积，这种性质称为弹性。弹性有一定的限度，在这个限度以内，固体在外力作用之下发生的形变和它所受到外力成正比，这个定律叫胡克定律。在社会科学方面，经济学是最多引用弹性概念的学科。经济学里讨论的弹性概念指的是当存在两个相关的变量的时候，一个变量对于另一个变量的变化做出反应的灵敏程度。常用的弹性概念包括需求的价格弹性、收入弹性、交叉弹性，供给的价格弹性，国际贸易的进口弹性和出口弹性等等。
弹性概念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做出各种决策。例如需求的价格弹性有什么用呢？我们做生意实际上就是卖东西，价格是我们出售商品时能够获得的单位收入，当然是越高越好，可是东西贵了就不好卖，因此我们知道生意的好坏取决于两个因素：价格和需求量。麻烦的是正好应了我们民族的一句古老的成语：“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价格和需求量的变动方向恰好相反：想要价格贵，需求量就少，想要需求量多，价格就不能上去。我们怎么能够尽可能卖到最多的销售额呢？这时候弹性的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了。
如果需求量对于价格的变动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其程度超过了价格变动的程度，比方说，我们降低价格５％，引起需求量猛增了１０％，我们就说这种商品是富于弹性的商品。反之如果反应不大，比方说我们提高价格１０％，销售量才下降５％，我们就说这种商品是缺乏弹性的商品。
对于富于弹性的商品，如果降价，我们在价格方面付出的代价比较销售量方面的得益相对要小，因此降价可以增加销售收入。反之，缺乏弹性的商品，如果涨价，卖主在销售量方面的损失不如他在价格方面的获益，因此涨价可以增加销售收入。
知道价格弹性的用途之后，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从长远来看，汽车、家用电器、化妆品、首饰之类的商品是倾向于降价的，因为只要能够获得利润，企业在市场竞争当中总是力图比对手先降价，以便增加自己的销售收入和市场份额。而缺乏弹性的商品，长远来说总是倾向于涨价，象电、自来水、大米、面粉之类，因为企业喜欢在不丧失太多市场份额的前提下抓住一切机会涨价，增加自己的销售收入。
我们除了在市场销售的时间当中利用弹性的原理来把握价格和需求量的关系之外，还可以利用弹性来预测投资的前景。近年来，不少企业在投资热火朝天的家用电器项目的时候吃了大亏，其中对于价格的走势难以把握是一个重要原因。本来以为价格会保持在某个水平之上，实际上投产的时候，已经降到大大低于预期的水平。如果投资者知道弹性原理，了解自己投资的产品的需求弹性，就会知道，如果是缺乏弹性的商品，将来价格很可能比现在的水平要高，因此只管放胆投资；如果是富于弹性的商品，将来的价格肯定比现在要低，弹性越大，低得越厉害，因此对于将来的投资回报不可以过分乐观。
弹性原理在经济活动当中获得广泛运用，在其他方面也可以有广阔的用武天地。
举个例子，男女不平等怎么来的？——当然是封建制度造成的，是剥削制度的后果。但是从１９４９年开始，剥削制度已经成为历史，男女就完全平等了吗？好像还不是那么回事，社会上总是男人的地位压倒女人——在凶的女人也是在家里发出“狮子吼”，到社会上就满不是那么回事了。男人有没有责任，肯定有，但是女人自己应该负最主要的责任。从男女之间的竞争角度来看，女人的心思是放在弹性小的实力要素上，男人的心思是放在弹性大的实力要素上，因此女人处于弱者地位是自找的。几乎全部女人都对自己的外表很重视，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来装扮自己，可惜人长成什么样子大体是天生的，无论怎么打扮，长进最多不过百分之几十。除此之外，女人还重视爱情和家庭这个男人也有份的东西，但是太重视了，以至于其他的东西女人都不放在心上。而家庭是自己的，搞得再好，只能影响自己的家庭成员，对别人，对社会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因此不能提高女人的社会地位。如果一个男人操心女人的事情，会被人们认为“没出息”、“婆婆妈妈的”、“妇人之仁”之类，那么男人应该干些什么呢？——干一番事业。什么叫事业？做学问，保卫国家，赚钱，工作……男人英俊一点是不是讨女人喜欢？是的，和女人漂亮讨男人喜欢一样，但是男人为什么不去化妆？因为男人有事业才更能够讨女人喜欢，任何事业，都可以使男人有可能比他天然不加以努力的情况下有几十几百倍的长进——他做学问，成为万人之中首屈一指的智者；他保卫国家，统帅几万人的集团军司令；他赚钱，从身无分文到腰缠万贯……，这些都是弹性大的事情，都是有社会意义的事情。所以，男女本来都是一粒受精卵，可以后来成年之后大家的社会地位却差别很大，不是因为上帝对女人不公平，而是因为大部分女人都过于操心弹性小的东西，在这些没长进的事情上耗费了太多的精力，所以在弹性大的，有长进的事情上就没精力了。如果女人能够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弹性大的事情之上，则没有什么东西是男人专美，而女人不能的。留意我们所知道的“巾帼英雄”，“女中豪杰”，“女强人”，她们的成功毫无例外都是进入了原来人们以为是男人的专属领域：花木兰和穆桂英去当兵打仗，武则天当皇帝，西施、王昭君、貂婵、杨贵妃干预政治[23]，居里夫人进了实验室……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28
[23]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四大美人”真的是那么美丽吗？未必。如果她们只有美丽，我们不会知道，因为她们的美丽导致了国家的兴亡（这就是政治），才会流芳百世。其实至少杨贵妃不但不符合我们今天的审美标准——体重超标兼年龄偏大，恐怕在当时也不被御林军的官兵看好，否则不至于那么忍心活活逼死一代艳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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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现在，男人体力强健的传统优势越来越被男女差别不大的智力所取代，成为主要的人际竞争的主力要素，社会又比较开明开放，女人的机会越来越多，因此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应该有比较大的改善才对，首先应该由女人自己争气才行。
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经济突飞猛进。英国是个小小的岛国，国内市场容纳不了突然增加的产品。英国人一方面大力开拓殖民地，另一方面推动国际贸易。英国的经济学家也不甘寂寞，积极鼓吹自由贸易的好处。英国当时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的理论，主张各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实行国际分工，专门生产自己有相对优势的产品。法国人本来是英国人争霸世界的主要对手，斗败下来以后，对昔日的冤家对头佩服得五体投地，所有治国方略全部照抄英国，尤其是经济学理论。但是德国人则不以为然，德国经济学家弗利德里希·李斯特反对自由贸易，主张保护主义。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德国人从被法国人拿破仑叔侄欺负的弱小民族一跃成为欧洲最富强的国家，并且反过来欺负法国，甚至俘虏了拿破仑的侄儿路易·波拿巴皇帝，使法国人蒙受亡国之辱。
李斯特的思想主要是注意到落后国家（现在所谓“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都是集中在传统产业方面，而好像农业、矿业等传统产业对于国家的富强是属于弹性小的产业，也就是说你费了半天劲，也看不到什么收效。但是英国人的比较优势强大的产业——机器大工业却是对于国家富强富于弹性的产业，如果一个国家把资源投入到这些产业当中去，富强的步伐才会加快。如果听英国人的话，德国人永远只能卖土豆和马铃薯酒，而不能生产机器，因为英国人的机器便宜，而德国人的土豆便宜。按照李斯特的意见，我们德国人的机器工业一定要发展，老外嫌贵不买不要紧，我们德国人自己无论多贵都要咬紧牙关买自己的机器，不买英国人便宜的机器。
一个世纪过去了，卖土豆的名声和德国人好像联系不到一起了，今天德国的机器畅销全世界，不算便宜，但是远远比英国人的机器受顾客欢迎。机器是英国发明的，但是最好的机器是德国人造出来的，坦克是英国人发明的，但是最好的坦克是德国人造出来的。如果当年德国人专心生产自己好卖的产品，贪图英国的机器便宜，今天德国还会和中国、印度等国一起在世界银行争夺开发落后地区的贷款。
女人天生比男人好看，结果女人下死劲儿让自己更好看，但是功夫却下到了弹性小的地方，反而成就了男女不平等。如果男人认为自己天生比女人力气大，然后把功夫下到力气方面，多数不成功（可能只有少数运动员成功），因为这个社会重视长得最高的器官是不是好用，不重视你整个人是不是长的最高。一个人最高的器官是他的大脑，如果头朝地走路，人们一定认为这是个疯子，所以孔夫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为什么？大脑的功能是人体所有器官当中最富于弹性的，其次才是手，再次是其他器官。今天我们拿人类和动物互相比较，我们发现，人类的大脑比动物强很多，人类的手也比动物能干，但是其他器官多数不如动物。猴子的爪子比人手灵活，如果比赛抢苹果可能比人快，但是猴子做不出任何简单的工具，因为它的大脑不如人脑管用。如果男人一味开发自己的力量，最终只能成为类似“人猿泰山”那样的怪物，整天拍着胸脯“哦！哦！……”乱叫，成为人家笑柄。
我们在分配资源，开发自己的实力的时候，应该注意各个实力要素的弹性，如果弹性小的，就不要投入太多资源，如果弹性大的，就应该投入比较多的资源。
德国海军，是现代史上走过最曲折道路的海军：两度辉煌，两度覆灭。最后，德国海军用自己的实践总结了一整套在海上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
德国公海舰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当时世界上仅次于英国主力舰队的第二强大的海军舰队，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基本上被困威廉港，只是作为“战后谈判的筹码”，无所作为。力主实现主力决战的德国公海舰队司令舍尔海军上将领导了日德兰大海战，结果虽然在战术上取得了较有利的战果对比，但是在根本扭转双方的海军兵力对比和突破英国海军封锁这个战略目标上却遭到了挫败。
在主力舰队决战失败后，德国发现，打击英国更有效的手段是实行“无限制的潜艇战”。可是在德国开始这么做的时候，美国已经参战，无济于事了。
德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军史中吸取了以下教训∶
n德国比较短的海岸线及其出口的地理形势容易受到封锁；
n德国军舰重视防护力超过重视火力的设计思想是正确的；
n在海军建设上，强调射击技术训练重要性的思想是正确的；
n潜艇战是弱国海军对抗强国海军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
n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根据以上教训，采取了以下措施∶
占领挪威和法国，获得英国无法封锁的有利的战略地理形势。希特勒一度想把西班牙拖下水，进一步攻克英国的直布罗陀要塞，并且封锁地中海西口，由于佛朗哥要价太高而没有实现。在动员西班牙参战的问题上，希特勒没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到底，这是一个重大失策。西班牙参战，或者被德国胁迫参战，对于地中海的战局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对英国和南非、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重要殖民地的联系有重大妨碍。以西班牙、葡萄牙为基地的德国海空军可以有效地封锁地中海西口，并且使英国经南非的交通线受到严重威胁，必须绕道大西洋中部。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不可能继续坚守马耳他，也很难保卫埃及。
占领挪威，也是英国人的企图，但是德国人快了一步。德国占领了挪威之后，切断了英国支援苏联的最短、最经济的路线，并且从那里向大西洋多次派出舰艇袭击英国海上交通线。其中最著名的是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突入大西洋的战役，该舰虽然被击沉，但是牵制了几乎整个英国海军，并且击沉了英国最强大的战斗巡洋舰胡德号。但是挪威作为德国海军基地的缺点是距离英国主要交通线太远，并且工业力量相对薄弱，对于军舰的维修不利。
法国海岸比较挪威更好，后来成为德国潜艇出击的主要基地。俾斯麦号在击沉胡德号后，之所以不愿意返回挪威基地，其目的在于进入法国港口，以便将来再次出击。但是法国海岸对于德国海军而言，又被英吉利海峡封锁，必须绕道英国西北的大西洋水域，在英国掌握海上霸权的形势下，太危险。就连俾斯麦号这样强大的战舰尚难免一死，其它水面舰只就更不用说了。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29
当然，德国还可以通过动员日本、西班牙参战，占领埃及、印度、南非等来控制地中海、印度洋，但是那已经远远超出方便海军出击的地理位置这一比较小的战略目标了。而且，即使所有这些全部做完，也不能直接威胁英国最主要的与美国之间的交通线。
由于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造舰经验，德国造出了俾斯麦号这样强大的战舰和射击技术精湛的官兵，在纯战列舰对阵当中仍然占有优势。但是这个经验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海战史当中已经失去其战略意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海军最主要的变化是“大舰巨炮主义”的过时和海军航空兵的兴起。所以，基于“大舰巨炮主义”的造舰思想和建军方针都已经失去战略价值。但是美国海军创造性地把德国人的经验运用于航空母舰和舰载飞机的建造，获得了战略性的成功。当年，日本海军司令东乡平八郎曾经说过∶“我宁可要一门百发百中的大炮，而不要一百门百发一中的大炮。”这种重视命中率，重视首发命中的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发挥其指导兵器设计思想的战略作用。可以说，当今兵器革命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就是命中率，这是一切导弹武器滋滋不倦追求的目标。
至于用潜艇来达到击败英国的战略目标，这个任务就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潜艇部队司令，后来的德国海军司令，德国国家元首邓尼茨来执行了。邓尼茨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法西斯阵营里最有才干并且最幸运的军事指挥专家。他从事自己所专长的潜艇部队最高指挥的任务，经历了战争的全过程，并且得到希特勒始终如一的支持，而且是越来越有力的支持，直到越过许多纳粹党棍把国家元首的职位都传给了他。在这种条件下，他曾一度几乎达到迫使英国屈服的地步。后来，他受到了包括战胜国在内的所有军事同行的尊重和羡慕，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十年与二十天》。
邓尼茨的幸运来自希特勒不懂海军，可是他的不幸也在于此。希特勒有过当步兵的经验，因此自认为懂得陆军，所以在各军种当中，过问，干预陆军事务最多。空军和海军则交给当时的军事专家们去处理。空军方面，交给戈林这个空战英雄，可惜戈林本人热衷于纳粹活动远远超过空军专业事务。海军方面则交给雷德尔海军司令。雷德尔本人是过时的“大舰巨炮主义”的积极奉行者，上任之后积极推动大型舰艇的建造计划，“俾斯麦”号、“梯尔皮茨”号等大型军舰下水都是他积极推动的结果。由于他心爱的海军建设计划（Ｚ计划）要到１９４５年才能完成，到那时，德国将拥有１３艘战列舰，４艘航空母舰，以及大量其它水面舰艇，３５０艘左右的潜艇，所以他极力反对德国与英国开战。如果按照他的意见，德国可能要到１９５０年左右才能建设其海军达到压倒英国的优势，而且仅仅是大型水面舰艇舰队能够达到这种水平。１９３９年，英国已经有战列舰１５艘，航空母舰７艘，加上其盟国法国的舰艇，英法共有战列舰２２艘，航空母舰８艘。考虑到现役的舰艇十年后老化和退役，以及德国工业发展有超过英法两国之和的趋势，估计如果没有爆发世界大战，以战列舰为主的德国海军实力到１９５０年左右有可能超过英国，而略逊于英法之和。但是根据后来海战的实践来看，即使到那时，德国未必能够占尽优势，主要是英国在海军航空兵和雷达方面的优势当时并没有被人们所认识。德国的大型水面舰艇后来吃的主要是这两方面的亏。“俾斯麦”号和“梯尔皮茨”号这两艘姐妹舰双双被敌机炸沉。“沙恩霍斯特”号在海战中因为雷达技术不如敌人而被敌人军舰击沉。这些都是雷德尔在担任海军总司令期间始料所不及的。当然也是各国海军当时都没有预料到的。
雷德尔企图建设一个在对手已经非常强大的领域里占优势的海军，这是他失败的战略所在。英国当时建设的是一支均衡的海军，各兵种的发展都比较平衡，当然，突出了大型水面舰艇舰队。德国如果也企图建设一支同样均衡的海军，势必长期保持落后态势，即使在工业发展超过英国的有利条件支持下，德国也要过十年才能赶上英国。在当时德国的历史条件下，德国打败英国的途径有三个∶
征服整个欧洲大陆，由陆军进行；
战略轰炸，只是意大利的杜黑主张，当时仍然停留在理论上；
击败英国海军，然后封锁英国或者在英国登陆。
因为在各军种实力的排序，德国是陆、空、海，而英国是海、空、陆，希特勒优先选择征服全欧洲，其次是轰炸英国，最后才考虑海军的战略是有道理的。不过雷德尔作为海军司令，肯定不甘心海军无所作为，也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他争取到的战争资源却由于战略思想的错误而没有发挥应有的战略作用，这才是不应该的。希特勒在德国主力舰“俾斯麦”号被击沉之后，果断下令停止建造对于夺取制海权弹性比较小的大型水面舰艇，并且集中力量进行弹性比较大的潜艇战，虽然为时过晚，但这是正确的。他当时一定后悔当初听了雷德尔的话，拨款建造了这么多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战列舰。如果这些工业能力用于发展空军，他可以在关键性的不列颠空战当中增加至少８００架飞机，在进攻苏联时至少多１，０００辆坦克，这都有可能在生死关头决定战争结局。考虑到１９３９年开战时德国只有２艘战列舰，３艘袖珍战列舰，２，５００架飞机，２，８００辆坦克，就可以看出这个交换的战略意义。当然，这个交换并不是按照价格计算的，而是考虑了经济学上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按照价格算，可能５艘战列舰要远远超过８００架飞机和１，０００辆坦克，但是德国飞机工业或者坦克工业在已经充分运转的情况下要增加那么多的产量，代价是很大的。如果德国当时由于多了８００架飞机能够获得英国上空的制空权（当时如果英国没有雷达的话，德国空军没有多这８００架飞机也能达到目的），则德国就可以在英国本土登陆；又或者德国因为多了这１，０００辆坦克就能够多组建１至２个坦克集群，可能斯大林未必能够守得住莫斯科。
当然，作为海军司令的雷德尔不可能这么向希特勒建议，尽管空军司令戈林和陆军司令勃劳希契倒很乐意这样。如果雷德尔把５艘战列舰改成５艘航空母舰，他的思想已经先进到珍珠港事件之后了，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即使如此，德国仍然不可能在海军航空兵方面占优势，因为开战时，英国的航空母舰已经有７艘，法国有１艘，合起来对付德国是８∶５的优势。在战前计划造舰时，不可能预计到法国这么快就退出战争。在这方面最先进的是日本海军，其开战时的海军达到每建造１艘战列舰就建造１艘航空母舰的比例，为１０艘战列舰和１０艘航空母舰（以战后的观点，这还是“大舰巨炮主义”，要达到２０艘航空母舰比０艘战列舰才行），从而使日本海军在开战之初以一个工业落后的小国家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力量。如果雷德尔那时有日本海军将领那样先进的头脑，他应该提出相应的造舰计划，使开战时德国拥有２艘航空母舰和２艘战列舰，另外一艘战列舰的费用用来建立相应的海军航空兵部队，发展相关的兵力兵器。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29
雷德尔不但海军战略思想陈旧，而且忽视了德国海军本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功的使用潜艇于战略目的的经验。在建造潜艇的计划中，他主张建造大型的（排水量２，０００吨左右）所谓“水下巡洋舰”，用于进行水面炮战，并且配合大型水面舰艇遂行远洋作战任务。不主张建造那种吨位较小（排水量５００吨左右），配合大型水面舰艇作战能力较弱的，只适合攻击商船的中小型潜艇。邓尼茨批评雷德尔主持制订的“Ｚ计划”∶
“我认为‘Ｚ’计划存在以下缺点∶
“１、实现该计划至少需要６年时间。在这期间德国海军若与英国作战势必处于无武装状态，何况这段时期的政治局势又相当紧张。
“２、如果我们着手建造大批的战列舰、巡洋舰和航空母舰，那毫无疑问敌人也会急起直追。在随之而来的军备竞赛中我们肯定会处于劣势，特别是刚开始时我们服役的大型军舰还远远不到敌人的３５％。
“３、由于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了空中威胁，在停泊港和修船港的德国战斗群易遭英国空军的攻击，而且距离很近无法躲避。对于潜艇，我们能建造钢筋水泥洞库来加以防护，而对于大型水面舰艇则不可能。相反，英国舰队却能疏散到英国北部海区，而使德国空军鞭长莫及。
“４、该计划没有考虑到与英国相对的我国的地理位置。德国所要打击的英国的生命线位于英国本岛以西的大西洋公海上。德国海军兵力要在这里发挥作用，就必须进入这些海区，并能在这里站得住脚。因此在选择我方的海军兵力时要考虑它们是否完全符合上述先决条件，这是十分重要的。
“可想而知，德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不利于德国海军向大西洋海域推进。相对于英国的海上航线而言，我们可以说是处于后院。位于我国对面、依靠其天然地理位置控制着北海水域的就是英国。由于战时英吉利海峡难以通行，因此德国海军部队在经北海向设得兰－挪威海峡航行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极易被敌人发现和遭到袭击。”
根据邓尼茨的意见，德国海军应该全力生产５００到７００吨的中小型潜艇，迅速达到３００艘，以保证一旦开战，随时都有１００艘潜艇在战斗，另外１００艘潜艇在航行（出击或返航），１００艘潜艇在维修或者训练。这样有把握做到立即使英国的造船量大大少于损失率，很快使英国无法得到足够的船只支持其军事行动，最后甚至连正常的工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也无法维持。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如果在优先保证赶造３００艘中小型潜艇保证战争急需的前提下，能够建造若干艘航空母舰以便支援潜艇作战，在今天的观点来看，是对邓尼茨３００艘潜艇计划的最有力补充。邓尼茨在其回忆录中多次强调潜艇的弱点，航速太慢，因此作战近似“守株待兔”，只能等待猎物自己送上门来，而且指挥塔太低，观察范围小。而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正好相反，相对于军舰的速度快，观察范围广，和潜艇正好可以取长补短，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当时德国海军发展大型水面军舰的目的和潜艇是一致的，主要用于海上破交战，至少没有很快考虑进行主力舰队决战的意图，而航空母舰在遂行大型水面军舰的作战任务方面，一点也不比战列舰差。在当时，人们曾经误以为最新式的战列舰是飞机炸不沉的，但是美国的海军将领米切尔已经试验过飞机可以击沉旧式战列舰，而且飞机使用来攻击军舰的主要兵器是鱼雷和炸弹，当时这两种兵器的战斗部装药量都已经可以不小于战列舰主炮炮弹，至少击沉巡洋舰以下的军舰不成问题是被当时的人们所认同的。从当时的建造成本来看，一艘航空母舰的成本不超过战列舰，大型航空母舰的成本才相当于普通的战列舰。根据德国已经建造成功的几艘战列舰的作战性能来看，都是超过当时战列舰平均水平的最先进的战列舰，其成本肯定相当于一艘大型航空母舰及其舰载机的成本总和。当时一艘战列舰排水量大概有３５，０００吨到４０，０００吨，装备３８０到４０６毫米口径大炮，而航空母舰只有１７，０００吨到２７，０００吨，运载４０到９０架飞机。德国造的“俾斯麦”号的排水量达４１，７００吨，８门３８１毫米大炮，主要装甲厚达３２０－３６０毫米。“提尔皮茨”号与“俾斯麦”号同级。这两艘军舰的建造资源可以建造３艘重型航空母舰并使之装备飞机。
如果德国海军在１９３９年能够拥有３００艘潜艇和２艘大型航空母舰，４艘左右的中小型航空母舰，则英国的海上霸权必定面临严重挑战。即使对航空母舰思想解放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只建造２－３艘中小型航空母舰，英国海军就很难吃得消了。
当时，希特勒为了实现其侵略野心，对于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的发展是颇下了一番苦心的，尤其是装甲兵和空军的发展，以及闪电战战略战术的采纳。他在这方面的见地确实要超过许多职业军人，特别是那些死抱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教训的人。但是，由于德国军事文明当中，缺乏海军传统，因此希特勒和他的顾问们基本上不懂得海军和海军战略。德意志民族各国都是生活在基本上是大陆性地理条件的地区，即使靠海，海岸线也极短，历史上从未建立过强大的海军，海军对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也没有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军事文明的背景下，德国威廉二世皇帝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盲目地建立了世界第二强大的海军，到战争爆发之后，居然不知该怎么使用，最后竟然把这支世界上第二强大的海军困在港口里寿终正寝。
邓尼茨是当时最优秀的潜艇战术家和潜艇战略家，也是德意志民族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海军将领，但是从他的著作中，看不出他具备整个海军战略的头脑。虽然由于英国空袭塔兰托开创了海军航空兵的新纪元，珍珠港事件奠定了航空母舰取代战列舰作为海军主力舰艇的地位，这些在海军史上划时代的变革，他基本上没有探讨。大概这也是德意志民族缺乏海军传统的一种反映吧。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29
从战略思想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海军有三种可以发挥战略作用的兵器：战列舰、航空母舰、潜艇。其中弹性最小是战列舰，花费最大，每次齐射只能将几吨的弹药投射到２０公里左右的敌人头上；航空母舰其次，花费第二，但是每次攻击可以把几十吨的弹药投放到几百公里外的敌人头上；潜艇的弹性最大，造１艘战列舰的军费可以造几十上百艘潜艇，每艘潜艇攻击一次也可以把几吨的弹药发射到２０公里外的敌人那里，而且自己不容易被敌人攻击。因此最好是把海军资源投入航空母舰和潜艇的建设方面，作为海军弱国，则应该集中力量发展潜艇。
国际贸易当中，弹性原理也非常重要。英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曾经研究过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本来，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调节一个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货币的比价，使得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保持平衡。比如我们看到外国的东西好，想买，但是外国人不接受我们的人民币，于是我们要把人民币兑换成外汇。反过来，外国人看到中国的东西便宜想买，也要把他的钱兑换成人民币（这是理论上，实际上中国人接受美元，所以外国人只要兑换成美元或者其他“硬通货”就行）。我们想买的进口货多，需要的外汇就多，外汇一难得就涨价。外国人买我们的东西多，我们赚到的外汇就多，外汇就不值钱。所以，一个国家的货币于外汇的比值是由国际贸易决定的。我们买人家的东西多，我们国内能够买到的外汇就少，外汇一少，外汇就涨价，相对我们的货币就贬值。我们的货币贬值之后，外国的东西按照我国货币计算的价格就贵起来，我国产品按照外汇计算就会便宜下来，这样，我们就会减少购买外国货，而外国人就会多买我国货，久而久之，外汇又会便宜下来，我国的货币又会值钱起来。可是罗宾逊夫人发现，有些国家在货币贬值之后，国际收支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日益恶化，陷入严重的外债危机，甚至引发社会动乱。拉丁美洲各国和前苏联东欧都是这样，今天的俄罗斯和东欧不少国家仍然存在这个问题。有一些肤浅的人以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但是罗宾逊夫人不是这样认为，至少拉丁美洲国家公认的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可见问题不在社会制度上。经过科学研究，她提出了“罗宾逊稳定条件”，基本原理就是弹性原理。大意是这样：一个国家要想经过市场经济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必须满足她的稳定条件，就是进出口弹性都要大。前苏联东欧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大部分不能满足她的稳定条件，所以货币贬值不能改善国际收支赤字，反而会是赤字恶化，最终导致债务危机。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出口商品大体上有两类：军火和初级产品。前一类商品的出口弹性小，不是说人家愿意出高价你就愿意买的东西，要考虑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后面一类商品，或者是矿产品，或者是农产品，是引致的需求，也就是说这些东西不能直接工人们消费，而是作为其他产品的原料、燃料等等，需求弹性也不大。好像一座发电厂，每年需要的煤的数量是由发电量来决定的，如果发电量不大，煤的价格再便宜，也不会多买。这样，买煤的人如果把煤的价格降下来，最终不会多卖多少，反而会使自己卖煤的收入减少。前一段时间俄罗斯国际收支严重逆差，俄罗斯政府拼命贬值卢布，结果国际收支更加恶化。
根据罗宾逊稳定条件，一个国家应该发展弹性大的商品出口（多数制成品都是弹性大的商品，比如汽车、家电之类），如果不能满足罗宾逊稳定条件，则不应该利用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应该考虑其他方法。
所以大家看到亚洲金融风暴，日本和韩国实行货币贬值，很快改善国际收支状况，而俄罗斯越贬值越惨。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29
14.红颜薄命的诸葛亮战略和收下女人服装的司马懿背后的真正伟大的战略家。
《三国演义》是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各国的战略文学经典，诸葛亮在罗贯中的生花妙笔之下，成为东方战略家的文学楷模，但是在历史上的诸葛亮在他所处的时代，并不是最伟大的战略家。在《三国演义》当中最伟大的战略家是罗贯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韩浩，他的深谋远虑表现在他的屯田战略，这个战略为中国的重新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后也为诸葛亮和姜维所抄袭。
东汉末年，天灾人祸，盗匪横行，基本的社会生产生活条件已经破坏殆尽，在曹操平定北方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恢复生产，恢复社会秩序，屯田是当时把维持社会治安和恢复生产结合的最好的方法。曹操受当时平定北方的战绩鼓舞，想一鼓作气统一中国，但是在赤壁之战失利之后，终于接受了韩浩提出的屯田的主张。到后来，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曹魏虽然兵力占优势，但是都是坚持战略防御，为的是保证韩浩屯田战略的实施。当时曹操占有中原这个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受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战乱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如果不恢复生产，不实现社会稳定，是不可靠的战略后方。而刘备和孙权所占据的南方，在当时是蛮荒之地，人口稀少，经济不发达，但是受战乱影响比较小，社会比较安定。南方北方的军阀短期交锋，胜负不定，但是如果长期相持，中原的经济实力肯定压倒南方。曹魏不败即胜，孙刘不胜即败，而曹魏兵力强盛，尤其骑兵强大，要想逐鹿中原，打败曹魏，谈何容易！诸葛亮为什么不直取长安，而要六出祁山，把进军矛头指向西北的不毛之地？蜀汉以步兵为主力，在汉中和蜀道的山间作战，翻山越岭，比较曹操的骑兵占优势，但是一旦进入关中平原与曹魏的骑兵决战，必败无疑，为此，诸葛亮力图控制西北，获得军马的来源，建立汉军骑兵集团，然后与曹魏的骑兵决战。但是就连这一点，诸葛亮也没有做到，到死都没有建立强大的骑兵。即使诸葛亮实现了他的战略目的，控制了西北，获得了军马来源，也未必能够打败曹魏，因为古代的骑兵是非常费钱的兵种，维持一个骑兵的军费大约相当于维持５个步兵的军费，中原的财力远胜四川，即使诸葛亮能够占领西北的马匹产地，曹魏依靠蒙古和东北的马匹，依然可以组建更加强大的骑兵集团。诸葛亮和孙权也曾经抄袭韩浩的战略，但是当时地广人稀的江南和四川的社会经济条件远远不如中原，南方和西南的蛮荒之地，开发困难，在经济竞赛中肯定输给曹魏。因此，韩浩的屯田战略是必胜的战略，而诸葛亮的战略是必败的战略，孙权的战略是等死的战略。诸葛亮看到这一点，在《后出师表》中表达的很清楚：拖延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不如拼死一搏，如果赢了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否则只有“死而后已”。
这里的韩浩的屯田战略和诸葛亮的碰运气战略正好是成功和失败战略的经典。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30
什么是最好的战略呢？孙子曾经说过：“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所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的胜负原因不过是大家都能看到的，没什么了不起。如果打了胜仗，天下人都说打的好，未必是打得最好。能够举起秋天动物身上新长出来的纤细茸毛，不会有人夸你力气大，看得见太阳和月亮，不会有人夸你眼睛好，听得见惊雷也不会有人夸你耳朵好。古代贤人所说的善战，指的是战胜容易战胜的敌人。所以对于善战者获得的胜利，别人不会夸他胜得有智慧，也不会称赞他胜得勇猛。这样，他才能确实保证肯定胜利。之所以能够确实保证，是因为他所采取的措施是必定导致胜利的措施，这样，他最后战胜的敌人是已经必然失败的敌人。善战的人，立足在不被打败的基础之上，但是不放过打败敌人的机会。所以，那些战胜敌人的军队都是在已经具备了战胜条件的时候才寻求战机，而打败仗的军队则是不管是否具备战胜敌人的条件，先打起来再碰运气。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说：“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意思是说：刘备考虑到割据的局面不可能长久，要想统一中国，就不能偏安在蜀中一隅，所以把讨伐曹魏的使命托付给我。以刘备的明智，衡量我的才能，知道派我讨伐曹魏，是以弱敌强，胜算不大。但是如果不讨伐曹魏，蜀国也会灭亡。与其坐着等死，倒不如跟他拼命？十足是先战而后求胜的败兵战略。因此我们说，虽然诸葛亮送妇女衣服给司马懿，讽刺他像女人一样不敢应战，但是在战略上，他自己倒是应了一句形容女人的成语：“红颜薄命”——开始得轰轰烈烈，结束得凄凄惨惨。
在这里，孙子教导我们最好的战略是导致我们比对手享有绝对优势的战略，是导致我们轻松战胜对手的战略，而不是陷入苦战的战略。在没有掌握优势的时候，不要轻率出手。他又教导我们，要在人家意想不到的地方寻找最优战略。人人都想得到，人人都会做，你跟别人一样，自然不可能有什么优势，即使付出了超常的努力，也不过“超常”那么一点儿——毕竟你也不是“马王爷三只眼”，本来就和别人差不了多少。苦战半天，不过争了个僵局，何苦呢？而别人看不到的战略，并不是藏着掖着的战略，而是摆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战略——让你看，仔细看，看个够，还是看不明白，这才是高明的战略。
韩浩的时代，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建立强大的军队，打败所有对手，这是天下人对于战略的一致意见。但是韩浩独辟蹊径：你打仗，我种田。别人都想不到，等到最后发现粮多兵多的逻辑的时候，他韩浩还占了一个田多的优势。诸葛亮就是这样给逼到走投无路的“先战而后求胜”的战略绝路上去的。三足鼎立的格局形成之后，吴蜀两国也先后发现了经济建设的战略意义，开始了我国历史上大规模开发经营南方的时代。现代人熟悉的吴国派军队登陆台湾，《三国演义》里精彩的七擒孟获的故事，都反映了这样的战略认识。如果中国像西欧那样，是个到处平原的地方，那么也许割据的局面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中国的地理使得诸葛亮和孙权之辈开发南方边疆的战略无法对抗韩浩的中原屯田的战略，偏安一隅在中国是不可能长久对抗中央的。
所以说，诸葛亮有智慧的名声，他所做的都是天下人以为聪明的事情，刘、关、张勇猛超群，但是陷入苦战才会被人认为勇猛，而战略失误才会带来苦战，但是韩浩就被人们忽视了，轻松打败敌人，不会经历苦战，也不会被人们认为勇猛。虽然他是最聪明的人，但是人们都看不出他的聪明之所在，老老实实种田，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怎么看也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的样子，不象是个聪明人，反而以为他在战略决策上的手下败将诸葛亮比他聪明。大概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30
接着《三国演义》的故事，我们来看看战略上的大智大勇和小智小勇的范例：智谋方面，最典型莫过于韩浩的屯田和诸葛亮的六出祁山，成败利钝，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关于人物勇猛的，莫过于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张翼德当阳桥头一声吼、关云长千里走单骑，不过多数都是战败时候的表现，在战略上，可以算是小勇的典范。司马懿忍受敌人的嘲笑和战友的误解坦然接受诸葛亮送来的女人衣服，坚守不战，坚持韩浩的战略，应该是《三国演义》里战略上的大勇范例。历史上的极端大勇的范例，莫过于勾践的卧薪尝胆的故事。还有一个被人们忽视的故事，就是汉朝的和亲的故事。中国历史上汉族和北方游牧少数民族曾经经历了无数战争，但是在中华民族历史早期保卫了先进的中原文化的汉朝统治者在战略上的远见卓识和大智大勇，是使中国避免走上古代罗马帝国败亡道路的重要原因。汉高祖刘邦曾经想一举平定北方，但是几十万大军被匈奴包围在平城，几乎没命。刘邦忍辱负重，提出和亲政策，让皇室的金枝玉叶下嫁蛮邦，年年进贡。三代人的委曲求全，终于为汉武帝犁庭扫穴，荡平匈奴准备了充分条件。更伟大的是，汉武帝在匈奴战败来投诚的时候，以礼相待，互相约为“兄弟之国”，不欺负战败的对手，最终使得匈奴从敌对民族转变成为兄弟民族，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这就更伟大了。后来中国动乱，有人劝匈奴领袖刘渊独立，刘渊不干，说我们匈奴和汉朝是“兄弟之国”，现在兄弟被别人灭亡了，我们应该帮他报仇复国才对，并不像现在有些汉族人在台湾住久了，就认为自己和祖国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后来打起了大汉的旗号。相比之下，北宋的宋太宗赵光义轻率浪战，一而再，再而三，终于断送了北宋江山，更加断送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大好时机。宋太宗对于中国统一没有采取类似韩浩的战略，操之过急，想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国防要地，驱逐契丹骑兵于阴山－燕山以北。刚灭北汉，就急忙发动了攻辽之战，结果宋军精锐禁卫军主力遭到契丹骑兵冲击，在高粱河惨败，宋太宗慌忙微服乘驴车只身逃脱，新立的北宋从此锐气尽失。本来北宋刚刚建国，需要一段养精蓄锐的时间来恢复新近遭受的失败，而且时机又很好，辽国虽胜但是急于处理内政，主动议和。如果宋太宗赵光义及时抓住机遇，实现宋辽和平，仿效汉武帝，先实行“和亲”政策，促成民族团结融合的形势，然后在经济条件允许以后，组建强大的战略骑兵集团，在时机成熟时再重开战端，则卫青，霍去病的战功又可重现，更重要的，后来女真，蒙古的入侵历史很可能要改写。那样一来，中华民族的历史要改写的可就太多了！宋太宗比较莽撞，以为宏观上宋朝国力比辽国强大，社会比辽国先进，肯定能够打垮辽国，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了对辽国的战争。不料萧太后“巾帼不让须眉”，继高粱河大捷之后，又在歧沟关大破宋军主力，以后更反守为攻，大举向河北平原出击。虽然宋朝军民千方百计使华北平原要塞化，但是要塞之间的农村还是任由辽国骑兵驰骋，多次往复之后，只剩满目创痍。宋朝不得不与辽国签订屈辱的“檀渊之盟”。以后，宋朝陷入了一种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的恶性循环当中：因为华北平原无险可守，为了对付游牧骑兵的入侵，就必须动员大批人力物力建筑星罗棋布的要塞体系；有了要塞就必须有足够的驻军，人少了守不住，被敌人占领之后因为有现成的工事可以利用，将来自己想要收复就困难了；驻军多了又怕被敌人包围歼灭，因为担心敌人久困长围，必须囤积大量粮草和军用物资以维持驻军日常和战时需要。为了完成防御任务消耗了国家的资源之后，战略进攻力量就没有能力组建了，所以北宋虽然养兵众多，兵员数目从开国时的１９万多人发展到对辽和西夏两线作战时的１２０多万人，但是战略进攻能力却极差，因此北方的被动防御的战略格局始终没有机会打破。北方糜烂的经济重担不得不整个压倒大后方身上，这样社会矛盾就激化了。农民起义到处开花，又使北宋政权投入更多的国力加强其军事官僚机器。这些问题的尖锐化使统治阶级内部关于如何解决危机的争斗更加激烈起来。
如果宋太宗能够吸收西汉解决匈奴问题和唐朝解决突厥问题的经验，在灭亡北汉之后不急于对辽开战，至少是在高粱河大败之后，学习刘邦在平城之围以后的经验和政策，接受辽国的和约。待国家经济政治重上轨道，有了相当积蓄之后再谋大举，比较稳妥。同时，利用和平时机组建一支１５万到３０万的骑兵作为战略打击力量，控制在中央手中，一方面防止出现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另一方面以快制快，剥夺游牧骑兵在机动性方面的战略优势，可以有效地完成国防任务。根据宋代的历史经验，当时辽，金，蒙古都没有达到匈奴“控弦之士”３０万的水平，辽国攻宋的骑兵部队的战斗人员大约不超过６万，（辽国军制，一个骑兵配备一名负责筹措粮草的人员和一名负责看守行李和帐篷的人员，因此战斗人员仅占骑兵部队人数的三分之一），蒙古骑兵在最盛的时候大约也只有１２－１４万左右，因此１５万骑兵已经是防守有余，如果有３０万，则灭亡辽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具备了，所缺的只是良将而已。
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农业社会供养一匹战马的代价不大于供养３名步兵，则供养一名骑兵包括其装备训练的费用，不超过供养５名步兵，因此，建立并且维持１５万骑兵的费用约等于建立并且维持７５万左右的步兵，如果是３０万骑兵，大体相当于１５０万左右步兵的开支。在北宋对付辽国的具体国防形势来看，即使花费了这么大的军费，因为在减少构筑国防要塞工事（包括其中囤积的大量物资）方面因此而获得的节省，实际上是可以达到节省国防开支的目的。在国防上转变为战略进攻地位，经济负担减轻，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随之缓解，北宋的历史就可以几乎大部改写。当然，不仅北宋，包括辽，金，西夏，蒙古等所有中华民族的历史都可以改写。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30
宋朝要塞国防工事体系对于国家经济的影响，现代人很难理解。宋朝在城市保卫战当中最著名而且有著作传世的，当数配合刘琦防守顺昌的知府陈规。根据陈规著作中的意见，防守城市至少应该建筑３道城墙，２道壕沟。在城墙上还应该建筑很多防御工事，如敌楼、马面墙等等，另外还应该有供防守人员休息的场所。在城墙外面和城墙之间，还应该布置很多障碍物和陷阱，在城墙附近，应该在平时就储备一些木栅和建筑材料，准备在敌人攻破城墙时用来堵口或者修复。在武器方面，投石机、弩箭等都要事先准备好。陈规提到，宋军在防守开封时，仅仅在封丘门外架设的投石机，在金军来到后来不及撤走被敌人缴获的就有几百座之多，以此推算，全城的投石机至少在千座以上。另外守军还要分为防守部队和机动出击部队，攻守结合才能打败围攻。显然，人少了是不行的，而人多了，消耗的粮食等补给品就多。宋朝不少重要据点防守时间都在半年以上才陷落，而陷落的原因不一定是粮食消耗完了，可想而知，那么多要塞里面储存的物资数量多么惊人！古代经济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生产力低下，储备在要塞里的物资多了，打起仗来自然就舍不得放弃，不放弃就要大量驻军，战略机动兵力就很少了。一旦一座城市被攻击，就向其他城市求援，其他城市考虑到自己的主要任务是防守本城，也不愿派兵救援。士兵防守一座城市的时间长了，进攻意志消沉，在战略上就再不可能采取主动了。乡村沦为战场，农民沦为灾民盗匪。陈规本人担任德安知府期间，指挥过９次防御战，没有一次是对付金朝军队的，全部都是对付盗匪的抢劫。其中第九次防御战所对付的土匪，虽然政府颁布招安命令，赦免他们，但是由于周围的乡村已经全部无人，这些盗匪为了获得粮食仍然继续进攻，而且是吃战死的同伴的尸体继续战斗——多么恐怖的社会现象！根据陈规的经验，这些原本设计来对付金国军队的要塞，最后多数实际上用来对付自己的同胞。
笔者之所以特别替北宋因为卷入对游牧民族的长年战争而失去的建设中国的机会的古人担忧，是因为当时中国文明的发展已经到了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大门口。特别有意义的是钱庄和纸币的发明都是出现在宋朝，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当中的三大发明是在宋朝，或者至少是成熟于宋朝，包括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火药。除了火药是当时的国防需要刺激起来的以外，其他都与市场活动直接有关。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航海的利润增加，指南针就发明出来了。商业交流频繁，文化交流也带动起来了，于是印刷术也产生了。市场经济的发达的结果是市民阶层的形成以及市民文化的产生。当然手工业也随之兴旺发达起来，对于科学技术的追求导致了象沈括这样的爱好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和《梦溪笔谈》这样的科学技术百科全书的产生。如果这种局面自然发展３００年到４００年，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能吗？为什么不可能？！
历史给我们的现实是不可能，因为我们假设的这３００年到４００年里，中国从北到南先后被游牧铁骑蹂躏，生存尚且成问题，何谈发展？因此，宋太宗的急于求成和汉高祖刘邦的老谋深算，深深地在中国历史上打下了烙印。在刘邦屈辱和亲的情况下，汉朝有机会创造“文景之治”的经济文化业绩，汉武帝才有了施展其雄才伟略的坚实基础。而宋太宗企图“灭此朝食”，结果契丹未灭，白白耽误了美味的“早餐”，给宋朝种下了祸根，也耽误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发展大计。汉朝早年的屈辱的“和亲”政策，以很少的代价，换来了无穷无尽的机会和利益。如果汉高祖刘邦咽不下那一口气，非要和冒顿单于决一雌雄的话，中华文明很可能在那个时代就已经象希腊罗马文明一样，在“蛮族入侵”的“上帝之鞭”抽击下体无完肤，烟消云散了。这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最典型的例子。所以，孙子谆谆告诫世人：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31
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思路，就是想从宋朝已经深深陷入的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其主要措施有：
保甲法：模仿管仲相齐时实行的兵农合一，寓兵于农。裁减常备军（募兵），建立民兵。几年之后，建立保甲民兵７１８万多人，可见中国之“大跃进”，“浮夸风”并非今天才有，古已有之。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逐步裁减５０％的常备军，编练相当于所裁减人数３倍的民兵，其中三分之一相当于现代的后备役军人装备训练好些，在战争爆发时就近补充正规军，其余的装备训练差些，主要保境安民，敌人接近之后才参战。
保马法：政府通过减免赋税等方法鼓励民间养马。可见王安石鉴于宋军连连败绩，已知建立骑兵部队的战略意义，也可以说是当时人的后悔药吧。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有：
前线非常敏感，大规模裁减军队在强敌压境的时候是很危险的，而且前线指挥员往往因为眼前的防务而持积极反对的态度；
裁减军队引起的再就业问题及其连锁反应，也是王安石估计不足的。裁减军队从会计上看是省钱的好事，可是遣散军人本身需要的支出在短期内可能比供养他们更破费。另外遣散军人之后，必定要裁减因为这些军人而存在的政府文职官员。在民间，还会打破很多依靠军队和军人谋生的人们的大大小小的饭碗。这些势力加起来，足以破坏变法而有余；
“浮夸风”，“大跃进”（或者对应于“洋跃进”应该叫“古跃进”）。旧的开支裁减不了，新的开支却急剧增长，政府财政难以为继，授反对派以柄。正规军没有裁减多少，民兵倒是搞了７００多万，光是每个人装备一枝长矛就要７００多万枝，这可不是轻松的财政负担。
因此，变法要想成功，首先要有比较稳定的和平环境；第二要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追求实效的策略。这两个基本条件在北宋立国之初，已经被宋太宗破坏掉了。檀渊之盟以后，对辽国实现了和平，但是对西夏的战争和农民起义，仍然使北宋不得安宁。等到把西夏事务办好，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北宋又碰上了新兴的金国入侵，已经奄奄一息的北宋如何经得起新锐的金国的攻击？很快灭亡了。直接的导火线是两国相约夹攻辽国，灭辽之后宋应该收复燕云十六州故地，但宋军在战争中多次被辽军击败，而金国大军却席卷全辽国。金国因为宋在战争中起的作用太小，并且轻视宋军的战斗力，故拒绝把约定应该归还宋朝的山海关附近的三个州归还宋朝。从宋朝北方国防地理的形势来看，从阴山到燕山山脉以及沿山脉建筑的长城是防御游牧民族入侵的天然屏障，现在屏障缺了一角，当然不能答应。正好其中一个州的守将是汉人，投降宋朝，而宋朝接纳了他的投降，正好给金国以进军的口实。金国吸取了辽国攻宋失败的教训，一开始就派出有力部队进攻山西，配合长驱直入华北平原的主力，很快就击溃宋军，兵临卞梁。如是者再，遂俘虏宋朝皇帝，灭亡北宋。
史家一般认为北宋不应该接受平州守将的投降，挑起事端。这无非是苟延残喘的想法。这和国民党在“九·一八”后一味退让的想法一样，人家成心灭你，退让有什么用？
金国拒绝归还对北宋国防非常重要而对自己国防并不重要的山海关以南和西南地区，灭亡北宋之心已经昭然若揭，借口非此即彼，进攻是迟早的问题。北宋的后悔药应该是与辽国联合抵抗金国。民族仇恨蒙蔽了北宋的政治战略智慧，以致倒行逆施，约金攻辽，不灭何待？
当金国初起，辽国依然强大，北宋约金攻辽，无可厚非。但是辽国败亡之势已成，这时宋朝应该以援辽抗金为条件，换取辽国在领土方面的让步。使辽国金国互相残杀，两败俱伤之后，再动灭辽之念不迟。在蒙古人入侵的时候，南宋又犯了同样的战略错误，结果再遭亡国惨祸。宋朝的懦弱，起源于好大喜功，起源于逞强，起源于“战而后求胜”的侥幸心理，比之汉朝的开国诸元勋，相去远甚！
汉武帝不仅武功了得，而且文治也不输给其他政治家。在击破匈奴之后，他没有将匈奴斩尽杀绝，而是实行全民族平等的“和亲”政策，允许匈奴内附，迁徙到汉族已经占领的水草肥美的地区，并且对“战败国”约为“兄弟之国”，并没有斤斤计较以前匈奴民族强加在汉族身上的许多灾难和耻辱，更没有一味地去索赔，报复。因此魏晋篡汉之后，内附的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不服，在为汉朝复仇的口号号召下起来反抗西晋统治。从刘渊的行为当中，可以看出汉朝的民族政策确确实实征服了过去的冤家对头，使之口服心服。否则，刘渊不会以恢复汉朝来号召，团结匈奴人民。人们只知道诸葛孔明对孟获的七擒七纵，却不知汉武帝使匈奴化敌为友的旷世伟业，岂不可惜！
相比之下，宋朝于治国方略方面，确实是还没有入门。一面对辽国大动干戈，一面又发动对西夏的战争，自己陷入了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疲于奔命。结果宋朝扭转被动局面的机会一去不复返。在节节军事失利的痛苦和压抑下，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主战文化”，这种文化把被动的军事局面归咎于少数例如秦桧那样的奸臣和昏君，希望出现几个象岳飞那样的忠臣猛将，大胆宣战，就可以扭转败局。《杨家将》，《说岳全传》等故事的中心思想大体不外如此。这些故事，流传于民间，对于团结人民，提高民族自信心，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但是用来指导国家政策就闯祸了。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0 17:31
南宋太师韩佗胄是宋朝名将韩琦的第五代孙，可谓“根正苗红”，极力主张乘金国被蒙古塔塔儿部侵袭，疲于奔命之机，兴师北伐。为了师出有名，他为岳飞平反昭雪，追封为鄂王，追夺秦桧王爵，改称号为缪丑，以惩罚他的主和之罪。提出国库黄金万两以奖励北伐将士建功立业。起用曾经在和尚原大破金兵的名将吴玠的孙子吴曦，授予军政全权，积极整军备战。不料“龙生虫，凤生鸡”，抗金名将之后的吴曦居然效法石敬瑭，以出卖四川部分北宋的领土给金国为条件，换取金国支持他割据四川！韩不知情况，依然在淮河一线发动进攻，结果宋军全线崩溃。轻举的妄动的结果，除丧师失地之外，还是以求和告终，当然，南宋这次求和的条件之一是奉上韩佗胄的人头。
韩此次倡议北伐，基本上符合《杨家将》，《说岳全传》等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起用忠良之后，贬斥权奸，褒奖英雄，坚决主战。结果以更加屈辱的求和收场。实际上，宋朝从宋太宗赵光义开始就犯这个毛病，直到灭亡，还是这个毛病。不是“先胜而后求战”，而是“先战而后求胜”，犯了战略上的大忌。为了达到“先为不可胜”的目的，象刘邦那样以求和开始并没有错，待胜利的条件已经具备，至少符合“庙算胜”的标准，然后才可以求胜。宋朝因为不断地“先战”起来再说，因而始终没有创造胜利条件的机会，屡战屡败是唯一的结局。
从宋朝的汉族统治阶级来说，以逞强开始，以屈辱懦弱收场，结果使自己对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失去了控制力，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兄弟民族肩上。
因为最好的战略是世人所不理解的战略，自然不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被忽视是经常的，被误解也有可能，战略家应该有这样的精神准备。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1 16:44
15.阿基米德的杠杆是什么？
俗话说衣食住行，可见有一所好的房子，好的居住环境对于一个家庭，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在竞争当中，光有实力还是不够的，如果实力没有一个能受它控制的环境，对它进行补给，保护，那么这个实力可以说在竞争中就失去了支点，因而就不能完成它的竞争使命。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举起来。”基地就是在竞争当中使用实力的支点。那么基地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知道在任何竞争里面，实力必须有一个生存，生长的条件。这个条件实际上是被它所控制和改造过的环境。此环境可与实力进行物质交换，使其完成本身的新陈代谢，进而逐渐成长起来。打个比方，在革命战争年代，如果红军没有根据地，就会失去兵源，财源和後勤供给，也就不可能生存并壮大。因此红军只有依靠根据地才能站得住脚。发展到抗日战争时期，这一点就更加重要了。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曾经这样提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因此我们知道，在竞争当中实力首先必须控制和改造一个环境，使得这部分环境能成为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提供良好的生存和生长条件。这是第一个方面。另外，当实力在竞争中受到对手强大打击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退却的地方。如果有一个地方的环境经过良好的改造和加工，可使实力依其防守，保存自己。那么一旦有难，它就可以退守自保。基地的另一个作用是，当实力需要向对手出击的时候，作为其後方向它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源和补给，保障实力在进攻当中取胜。由此可见，基地是一个经过改造并受实力控制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竞争一方的实力可得到生存，生存的条件，获得优于其它环境下的保护和自卫条件。依托这个环境，实力可向外突击去击败对手，而完成竞争的使命。
要进一步了解基地，首先应明确基地本身是一种环境。而且是一种经过竞争一方改造，控制，建设，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环境。其次应了解基地的功能。根据定义可知基地具有如下功能：
第一，为实力提供生存，生长的良好条件。比如说一个人，不管他投入什么样的竞争，如果在一天的劳累之後，回到家里遇上了家庭纠纷或家里经济拮据，那么他一定不能获得很好的休息。筋疲力尽地回来，第二天又筋疲力尽地回去，这样是不能把工作做好的。又如，一个公司的办公室，周围噪音很大，人来人往，繁杂琐事很多，而总经理选择这个办公室为他主要的办公场所，那他一定不能平心静气地构思公司长远的发展大计。也不能很好地制定其经营管理的重大决策。另外在这种环境中工作，还易使人感觉疲劳，损害健康。由此可见，基地的第一个功能是为实力提供良好的生长和生存条件。另外，实力在这种环境中，还必须获得新陈代谢所需的各种物质。例如，一支军队，它需要能提供一切後勤资源的基地。包括提供士兵的衣食住行到武器装备，以及武器装备的保养和维修条件。如果没有这些，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就不能得到保障，更加谈不上提高。所以我国现行国防政策的改变也就是要为我们的军队提供一个良好的基地，使其能在一个富强的国家里得到足够的经济资源，在反侵略战争中能够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大的胜利。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1 16:45
基地的第二个功能是为实力提供一个良好的保护。一个竞争者在竞争中要想可靠地保护自己的实力，首先自己本身要强大，但仅此还不够，在一些竞争场合中，对手可能具有更强的实力，所以自己这一方就必须借助一些环境的帮助来弥补实力上的不足，使其达到某种平衡，进而有效地保护自己。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论述了几种抗日跟据地的情况，他说：“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上述的有利主要是指地理条件的有利。他又说：“地理条件的问题在说几种根据地时，已经指出了三种不同的情形，这里只说主要的要求及地区的广大处在四面或三面被敌包围的中间，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但主要是需有游击队可以回旋的余地，及广大地区。有了广大地区这一条件，就是在平原也是能发展及支持游击战争的，河湖港汊更不用说。这个条件已因中国领土广大和敌人兵力不足，一般地提供于中国的游击战争了。从游击战争的可能性说来，它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第一重要的条件；在小国如比利时等，因没有这个条件，游击战争的可能性就很小，甚至没有。但在中国这不是什么待争取的条件和待解决的问题，而是自然具备只待人去利用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军事上选择基地时，一定要选择地势险要的地点，便于防守。这样一旦遇到强大对手进攻时，可以依托地势进行抵抗，使自己的实力得以保存。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弱者可以凭借社会的法律环境来有效地保护自己，任何强者都不能为所欲为地欺压弱者。武侠小说里的那种靠武艺高强横行天下的事是现代社会所不能容忍的，行侠仗义也不行，因为社会只能容忍一个侠士存在，这就是社会的司法系统。
基地的第三个功能是：为进攻提供良好的后勤支援。在很多类型的竞争当中，实力往往要依托自己的战略基地向外发动进攻以便击败对手夺得竞争的标的物，在这种情况下基地要为竞争提供最好的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决定双方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盟国方面具有良好的基地。例如美国一国的生产可以超过轴心国—德，日，意三国生产的总和。因此，轴心国的战败就成为不可避免。
我们伟大祖国作为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当中与其他民族进行社会竞争的战略基地，在满足实力的生长条件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俄罗斯和加拿大的国土面积比我们大，但是好用的比我们的少。美国好用的国土面积，尤其是耕地不比中国少，但是没有中国的多样性和悠久的历史。印度是唯一可以和中国比美的国家，但是毕竟国土面积小了一些，民族、宗教纠纷多了一些。在目前，我们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情况下，我们的耕地面积相对不足，其他资源也略显得贫乏。不过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在养育了１２亿多儿女的情况下，祖国母亲才刚刚感到有点儿力不从心。不过，俄罗斯就在我们身边，那一大片广阔的国土正好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的投资场所和贸易对象。古代我们的祖先曾经占领过这片土地，不过现代社会，经过贸易可以更好地利用别国的资源为自己的人民幸福服务，而且没有必要闹得大家世世代代没有朋友做。
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人们往往以为美国面临两个大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只有美国人打别人，别人从来打不着美国人。其实美国的军事地理条件远远不如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人找他们麻烦，这是他们运气好兼历史短的缘故。如果我们知道美国的先人为什么在拿破仑战争的时代要发动对加拿大的远征就知道了，他们担心英国从加拿大入侵美国。这种担心一直持续到２０世纪英国衰落到不足以对美国构成威胁时才结束。１９世纪末，马汉在提出“海权论”的时候，还曾经设计过对英国的海上战争战略呢。中国则不同，在西南方向的陆地上，耸立着高高的青藏高原和险峻的横断山脉，在５，０００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能够从哪个方向来找中国人的麻烦；在西方，有高大的雪山和荒漠，当中的夹缝中只有几条崎岖艰难的丝绸之路蜿蜒延伸过来，一路上经历重重险关要塞，历史上也没有大规模入侵的先例；北方与兄弟民族的兄弟阋墙是中国内地汉族所受到的主要威胁，但是由于当中隔着广阔的戈壁滩，燕山山脉、阴山山脉等重要屏障，加上万里长城的建造，少数民族在几千年里成功入主中原的例子还是很少的；东边是大海，中国的大海和西方的地中海不同，是风高浪急的天然屏障，在１７世纪以前，不要说西方人，就连日本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也很难从海上入侵中国。我们反过来看，鉴真和尚穷毕生精力东渡日本，屡次失败，元朝水师远征日本，两次遇到风暴，终于失败，可见这大海的威力。因此，中国古代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只有在内河作战的“水师”。当然，到了近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大海在国防上的作用削弱，中国的水师开始转变成海军。设想一下，如果从日本延伸出来的琉球群岛是一条半岛，好像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半岛，或者马来亚半岛一样，把太平洋的风暴浪潮挡住，东海和黄海就会变成地中海一样。一方面，我们东亚各国各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就很频繁，另一方面，从海上入侵中国的事情可能很早就会经常发生。地中海周围的文明古国多数都受到来自海上的入侵：埃及曾经在“海上民族”的长期攻击下受到严重破坏，古代的以色列人也受到海上敌人的袭扰，著名的马拉松战役，是古代的东方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入侵西方，是从海上进攻的，后来希腊人报复波斯，派海军攻打埃及失败……同样的思路也可以延伸到南海：假如从马来西亚经过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直到台湾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大陆或者半岛，也会形成地中海的条件。不会有那么多台风登陆中国东南沿海，但是可能会有很多来自海上的军事入侵和贸易活动。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1 16:45
从进可以攻的角度看，中国的山河险固同样不利于中国人的对外征伐。中国是古代人类社会最文明发达的国家，也是最富有进取精神的国家。中国古代的对外扩张到了今天的边境之后，大概有两个方向：
以农耕民族汉族为主的扩张方向，主要是向中亚地区，在唐朝的时候达到了顶峰，最远包括了现在的中亚５国和伊朗、阿富汗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建立和维持商业交通。所谓西域都护府的机构和内地的郡县制是不一样的，类似于盟主的形式。中央政府派驻少量军队沿途保护商旅，并且在当地政府提出要求的时候，派兵协助反抗侵略和维持地方秩序。行政方面基本上全权由当地政府负责，也不征税。所谓朝贡是国家之间互相赠送礼品的一种外交活动，和税收是不同的。现代因为我国和周边国家发生领土纠纷，中国古代在周围建立的这种同盟国联盟的体系被用来支持领土要求，引起了很多问题，例如甲午战争和中法战争都是这样引起的。不过这种同盟国集团在一定程度上会为中国的领土扩张提供可靠的前提。由于古代中国有着周围国家和民族觉得非常羡慕的高度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成为他们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中国的移民也促进了当地的发展，时间一长，当地就自然加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了。但是汉族带领的中国西进运动到唐朝受到挫败，阿拉伯人击败了唐朝组织的西域联军，中国汉族人从此停留在今天的版图之内，向西方的扩张大体停顿。
第二个是以游牧民族为主的扩张方向，主要是越过蒙古高原西进。大家很熟悉的是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的西征，但是更早的时代，匈奴人的领袖阿提拉已经到达了今天法国的境内，所向无敌，西方人敬畏地称之为“上帝之鞭”。不过这些西征活动因为失去了和中国本土的经济联系，不能看成是中国的扩张，只能看成是移民，游牧民族集体的军事移民。
在明清两朝，还开始了两个方向的扩张。第一个方向是东北的开发。东北和今天中国关内地区在古代由于辽河下游的沼泽地以及寒冷的气候，汉族人并没有大规模移民。满请入主中原之后，由于担心沙俄的侵略，开始鼓励汉人移民东北，这个政策被后来历届中国政府继承。另外，随着航海技术的发达，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开始大规模移民开发南洋。虽然中国政府没有支持这些开发活动，但是根据西域的经验，如果没有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中国根据自己古代形成的发展路线，大概会在适当的时候建立“南洋都护府”这样的机构来管理南洋地区的经济活动和同盟国体系。
根据中国古代的经验和现代的实际，中国一定会努力在中国的周围建立几个同盟国集团来确保周边地区的安宁：中亚５国联盟，东亚联盟（目前是南北韩），东南亚，蒙古和俄罗斯。中亚５国目前内外交困，最容易接受中国的友谊，这个联盟的考验是对待新疆分离主义势力的态度，目前因为这些国家也受分离主义的滋扰，因此和中国政府保持积极的合作对于双方都有利。东亚传统是中国的盟邦，几乎从来没有中断。古代，朝鲜曾经是中国的领土，后来因为管理不方便，中国政府放弃了，但是一直保持同盟关系。中国军队在古代好几次进入朝鲜作战，基本上都是应朝鲜政府的邀请，或者是平定叛乱，或者是反击侵略，和当地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东南亚各国当中，印度支那半岛上的国家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友好邻邦。越南和朝鲜一样，古代曾经是中国的领土，因为距离太远，管理不方便，中国政府放弃了，以后一直保持盟邦的关系。最近这种关系扩大到原来针对中国的东盟各国，实际上，东盟本来是有针对中国的含义，现在已经非常淡化了。在东南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就是缅甸，正好堵在中国西南自然屏障的唯一一个窗口上，是中国和南亚大国印度之间的在这个方向上的唯一缓冲国。由于青藏高原的屏障作用，中国和印度并没有翻山越岭交战的纪录，英国侵略印度之后，曾经入侵过西藏，解放后我国也曾经和印度发生过边界战争，但是规模不大，战胜的一方很快退回山那边去了。而缅甸的平原地带，是中国和印度将来可能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唯一潜在战场，因此保持缅甸的独立和稳定，建立和加强与缅甸的双边关系，是保持中国西南边境安全的战略性因素。缅甸现在是军人政府，在国际国内都非常孤立，经济困难，政局表面上风平浪静，暗地里潜伏着巨大危机。
以前欧洲人曾经提出“地缘政治”学说，认为中亚一带是亚欧大陆的中心，任何国家一旦控制了这个中心，就有条件控制世界。这是过于简单的推论。中亚属于从撒哈拉开始的荒漠地带的延伸，本身的自然资源很贫乏，不能够建立和维持强大的国家。如果从中亚往西边走过去，到伊朗和伊拉克，这一带倒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古代的巴比伦和波斯曾经是首屈一指的世界强国。但是和埃及一样，国家大了之后，先天不足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仍然是资源贫乏，人口稀少。发展起来之后，反而受制于资源丰富的欧洲、中国和印度这些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因此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国家能够仅仅依赖中亚地区的控制就能在国际事务当中发生支配性影响的。中国在唐朝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地区发挥过支配性影响，但是无论是对人类历史还是对中国本身，都没有发生重大影响。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1 16:45
中国自古以来，在军事与政治斗争中，逐渐发现了几处优良的战略基地。其中最优越的是关中盆地，该地两面险阻，但面向中原一面进可攻，退可守，只有崤函一墙之隔。北西南三面或险阻或贫脊，不易于形成和支持强大的竞争对手，渭河流域的八百里秦川，在当时足以支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因此凡是控制了关中平原，就可以南下控制汉中和四川盆地，东北向控制山西，以後，就可居高临下，唾手而取华北平原和中原地区。而直到南宋以前，中原一直是中国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夺取了中原之后，加上关中平原和四川盆地的资源，统一中国只是时间的问题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就是采取这个战略的。秦军首先击破赵国，控制太行山脉，然后出函谷关，灭韩、魏和周王朝，到了这个时候，统一之势已经形成，楚、齐、燕等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采取了稍加修改的战略：主力出函谷关于荥阳一带与对手项羽相持，派出韩信攻赵，控制太行山脉、华北平原，又占领齐国所在的山东半岛，加之英布从淮南进攻，彭越的游击，使楚霸王四面受敌，力尽而亡。由于人口的增加和生态的破坏，这个地区的经济逐渐衰退，到宋朝以后，已经不再是合适的国家政治经中心了。
其次，是控制太行山，燕山山脉条件下的华北平原。两面环山，一面临海，另一面有黄河天险可据，腹地辽阔，物产丰富，人民众多。南下可攻如中原，防守可据黄河及其以北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辽，金，元，清都是首先攻占这个基地，然後南下争锋的。在宋朝以前，这个地区的东部海河下游是大片的盐碱地和沼泽地，只有西部靠近太行山的地方才可以开发，所以古代这个地区并没有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看上的龙兴之地。到了宋朝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逐渐成为中国新兴的经济区。
东南方向，存在这另一个战略基地。而且随着东南经济的开发，逐渐由开封向东南转移到长江三角洲。这个战略基地，西据大别山脉，北依淮河，长江，东临大海，尽有长江中下游之富绕。但是，防守有余，进攻不足。因为资源特点，水军强大，缺乏骑兵。在北伐进到中原之後，很容易顿兵挫锐于上两个基地的高山坚城和大河防线之下，难以久据中原。因此，以此为基地的政权，往往容易演成偏安一隅的局面。明朝是一个少见的例外。不过割据这个地方的政权都有开发海洋的爱好。
两湖地区是很古老的战略基地，楚国曾经依托这里问鼎中原。两湖地区古代比较落后，开发不足，直到明朝以后才有明显改善。国民党中央政府曾经定都武汉，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主意，蒋介是因为党派斗争，没有选择武汉，以后几十年都为这个失策奔忙。武汉、西安、洛阳、开封这些城市比较接近中国的中心地带，在以前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太远的地方管不住，容易形成地方格局。在民国时期，北洋军阀管不住南方的国民党，而蒋介石也管不住离南京稍微远一些的地方，因此军阀混战，连年不断。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强大，本来定都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５０年来，在北京至少有两点不如武汉：经济条件不如武汉，特别是生态条件，尤其缺水，成为现在制约北京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武汉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外蒙古独立以后，北京太靠近边疆，东怕敌人海上登陆，西怕敌人翻过燕山。南京也有不利于国家安全的因素，蒋介石就遇到过这个麻烦。两湖作为战略基地可以说优势在经济而劣势在军事，“湖广熟，天下足”曾经是统治阶级重视两湖地区的理由，但是对于作为内战割据的地盘来说，对于中原方面只有并不难走的伏牛山到大别山一线稀稀拉拉的山地，不足以防御中原方面的进攻，对付来自长江上游和下游的进攻，地理条件也不是特别优越。当年楚国北上问鼎中原的时候，有鉴于此，特地建造了“方城”防御体系，估计是和长城类似的防御建筑。这个体系相当不错，后来楚国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面，没有敌人能够正面突破“方城”防线。后来孙武灭楚国，是从“方城”以南的大别山进军的，秦国灭楚国，走的是武关，从“方城”的西北侧翼进军。抗日战争的时候，国民党组织武汉会战，是看上两湖地区的战略地理形势。但是日本军队主力沿长江逆流而上，水陆并进，另外出奇兵偷越大别山，国民党军队很快溃败。这个地区防守不易可见一斑。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1 16:45
东北平原，也是一个战略基地，是辽，金，元，清四朝的发祥地。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易守难攻。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东北的西，北，东三面没有强大积极的政权出现，因此，也是西南方一面向敌，而且，背靠华北平原之敌在山海关被突破后，向南处于无险可守的困境。在游牧骑兵的追击下，通常很快就退出华北平原，隔黄河而守，然后，争夺焦点转向太行山脉，黄土高原。得手之后，进逼到秦岭－淮河一线，南北对峙的局面就形成了。如果能够进占四川，则统一中国也不是办不到的。
四川盆地在中国是偏安的最好选择：四面险固，怀抱成都平原。如果对手没有华北平原或者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支持，很难突破蜀道天险。
总的来看，中国的核心是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两个平原之间没有重要的自然障碍，这是中国统一的地理条件。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控制了中原，其他的割据势力都不可能长期分裂国家，其他地区的割据势力不可能有中原的经济实力，也不可能获得外国势力的援助和支持。中国四面险阻的自然条件，也鼓励了中国人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系，好像一双强有力的臂膀，把这片土地上的亿万人民拥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像欧洲那样的地理条件，一马平川，中间耸立着阿尔卑斯山，交通很方便，资源也很丰富，但是国家和民族很容易散掉，人心都是外向的。印度倒是有些接近中国，只可惜喜马拉雅山在西北方向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注定了印度人不断受到来自西北的入侵者的威胁。那么印度人为什么不去威胁别人呢？大概因为印度的地理条件太好，恒河流域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印度人往东去是茫茫林海，巍峨高山的缅甸，往西去是雪山高原和沙漠，北方是喜马拉雅山，其他方向是浩瀚的印度洋……所以印度人心安理得地坐在恒河边闭目养神，思索着宇宙奥妙的真谛。印度人如此自得其乐，以至于他们甚至不在乎南部地区几乎从来没有并入他们的版图，只是英国人才忙里偷闲，在统治印度的同时，抽空统一了印度。如果不是英国人多事，印度人现在怎么会和邻国有那么多的领土纠纷和冲突？
以前魏武侯很喜欢打仗，整天跟着他父亲青睐的军事家吴起后面问长问短，现在记录下来的《吴起兵法》就是他让人记录下来的他和吴起的军事问答。有一次，魏武侯去视察吴起的防地，和吴起一同乘船沿黄河而下。沿途魏武侯看到山河险峻，不由得大声叫好。吴起批评他说：“在德不在险。”意思是说，社会环境比较起自然环境来说更加重要，自然环境是基本不变或者缓慢变化的（或者是我们前面说的“弹性比较小”的），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就很迅速（也就是“弹性比较大”的），如果把注意力放在基本不变的东西上面而忽视了迅速变化的东西，那就是舍本逐末了。
解放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注重发展高科技，给予高科技很多投资和优惠条件，但是我国的高科技一直发展缓慢。原因之一就是我国没有形成一个高科技发展的肥沃土壤，在沙漠上面，当然是“有心栽花花不发”了。高科技发不发得起来，首先要看搞高科技的人能不能发起来。比尔·盖茨是搞高科技起家的，现在是世界首富，比那些炒买炒卖的“股林高手”要强得多，因此美国的高科技发达。中国很多人知道ＣＣＤＯＳ这个软件在中国的信息产业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可是有几个人知道这个软件的作者是谁？即使知道，有几个人会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之叹？中国人向往的是中央首长的前呼后拥，亿万富翁的左拥右抱，有谁会在实际行动上努力去当爱迪生、比尔·盖茨？当年庄则栋拿了世界冠军，成为了所有青少年的榜样，街上到处是练习乒乓球的小孩，于是乎，成就了中国乒乓球一代人的世界霸主伟业。中国人搞高科技为什么不能发达？首先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太不像话。之所以用“太不像话”来形容，是我国居然和美国就这个问题发生贸易纠纷。本来这个问题应该是中国人自己起来着急才对，结果外国人批评我们，我们还跟人家吵架。中国人应该拿出禁毒，抓反革命，至少是“扫黄打非”的劲头来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这个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应该全力以赴。
一个人最悲惨的处境莫过于无家可归或者是家破人亡了，四处流浪的滋味可不好受。英语里面也有类似的表达，叫Ｈｏｍｅｌｅｓｓ Ｐｅｏｐｌｅ，中文就是流浪汉的意思。安居乐业始终是幸福生活的基础。从战略的角度，在创业结束之后，手头有一些实力，就应该马上解决基地问题。是老虎，就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深山老林，是蛟龙，就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浩瀚大海。是人，就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家。
前面我们曾经讨论了基地的功能，第一个就是保护功能，广东人叫“有瓦遮头”。所谓上有片瓦，下有立锥之地。现在经济低迷，什么生意都难做，但是置业兴家正其时也。我在深圳遇到一个打工仔，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小两口在深圳打工，有几万元储蓄，每个月大概有２５００元左右收入。我们讨论之后觉得可以利用住房贷款的方法置业，这个方法和租房自住差不多，但是２０年后自己就可以白白挣下一套房子！现在发展商的房子不好卖，纷纷推出各种优惠条件，１０％的首期是常事，２０年按揭也很普遍，甚至有的还肯签订待客出租房子的合同。现在市区的住房，普遍价格水平是５，０００元／平方米，三口之家的工薪人家，５０平方米的住房就可以，价格是２５万元。１０％的首期是２５，０００元，加上入伙的各种乱七八糟的费用５，０００元到１万元，大概３万到３万５就可以了。７０％的费用由银行贷款，２５万×７０％＝１７万５，按照４％～４·５％的利息，摊在２０年里的２４０个月，每个月不过几百元，接近于自己租房的租金开支。如果发展商还可以提供２０％的免息贷款（很多发展商都这样干）达５年，那么打工阶层其实也有置业的机会。这位花匠认为可行，他还把方案略作修改：自己两口子的工作单位都提供住宿条件，这套房子可以买来出租，租金就可以支付银行贷款的本息了。如果现在不动手，作为工薪阶层，２０年后很难说会有１０万存款，但是有２０万存款的机会更少。如果现在动手呢，２０年后自己的财产账上至少多了一套房子，一套根据现行的土地使用法规和质量标准，在理论上讲应该可以继续居住不少于３０年的房子。房子会不会折旧呢？当然会，但是折旧的速度和通货膨胀的速度成反比，物价涨得越快，房价就跌得越慢，物价涨得越慢，房价就跌得越快。但是中国要想高速发展，通货膨胀是不可能根治的，只能够控制在一位数的水平，而且很难做到。如果通货膨胀率在５％，则４％～４·５％的利息率其实相当于没有，如果高于５％就变成负利率了。通货膨胀一定会使名义工资和房租上涨，名义工资上涨，会使更多的人以为自己有钱了，买得起房子了，导致房价上升，房租上涨，也会导致房子增值——更多人把房子作为投资的对象。这样经过２０年，旧房子可能还能够卖上２５万甚至更高的价格也不一定。其实任何时候，不必等到完全偿还银行的全部本息你也可以卖房子的，不是吗？
建设战略基地的过程，就是利用自己的实力控制改造环境的过程，因为自己的实力是在变动的，因此控制基地也应该考虑这个因素。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静态地思考问题：哎呀！我的存款才５万元，一下子去掉一大半，每个月还要支付几百元，负担得了吗？其实房子和定期存款差不多，虽然麻烦一点，但是任何时候手头紧了都可以卖掉，存款变成房子其实没有损失。但是存款给你的只是心理上的经济安全感，房子还可以另外加上生活的满足感和赢得人们的羡慕——你能说你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羡慕眼光？当然装修和添置家具又要一笔开支，也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妥善安排，这是属于改造环境的功夫，是在控制环境之后的事情。
光有房子就算有了家吗？还不能，但是起码有了建立家庭的物质基础。要建设一个好的基地，除了物质投入之外，还需要精神投入。也就是说要合家欢聚，夫妻恩爱，这样你才耗尽可以攻，退可以守。中国人有句古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自身不修，没有本事，没有实力，当然养不起老婆孩子，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没有齐家的本钱，齐家就谈不上。可是光修身还不够，一条好汉，断子绝孙，那多可惜！但是因为自己修身修得好，吸引力强，就忽视齐家，到处沾花惹草，肯定家里内战烽火连天，那里有功夫去治理国家？抱孩子去吧！孩子他妈回娘家去了。虽然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站着一个女人，但是从男人的角度，与其指望女人贤惠，还不如指望自己的修炼——好的眼光，别花多眼乱；好的修养和好的品味加上好的情操，善于处理家庭关系；当然，还应该有一定的事业基础，至少能够让老婆孩子丰衣足食。从女人的角度，也是一样，如果只知道涂脂抹粉，那是本末倒置，光凭脸蛋成功的女人绝无仅有，而且那样成功的女人绝对不可能是你。从封建社会的现实，女人的修身包括涂脂抹粉和品德修养两个方面，但是现在多了一门必修课，那就是事业。有个乡下女孩考上了大学生，毕业的时候，父母对她千叮咛万嘱咐，绝对不要考研究生了，据说女博士都不好嫁。她感到困惑就问我意见。我反问她：如果你留在乡下，是不是好嫁人一些？
她说：是呵。
我问她：嫁些什么人那么好嫁？
她明白了：没文化的人。（评论：夸张一点，准确地说，是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人。）
我说：你现在愿不愿意嫁给没文化的人？
她说：不愿。
女博士的问题和女大学生一样，不是不好嫁，而是自己的选择标准高了，符合标准的人少了，如果降格以求，不愁嫁不出去。女大学生不愿意嫁给男高中生，女博士非要嫁给男博士后，本来博士就少，博士后就更少，偏偏哪少得可怜的博士后又太性急，大学刚毕业就忙里偷闲娶了个护士小姐，你不是难为了博士小姐吗？其实神话故事里面就有大把公主嫁农民、仙女嫁凡人的故事，何必那么执著非要嫁白马王子不可？人成功了以后，确实不愿意再接受原本自己可以接受的事物，对于东西是这样，对于异性也是这样，这是很多大龄男女的问题所在，但是能够因此放弃成功吗？当然不能。从男人的眼光看回来，一个同样相貌身段的女人，如果是初中没毕业，或者是大学毕业生，当然男人更加愿意选择大学毕业生，哪怕他自己只是高中毕业。所以女人也要有相貌和身材之外的实力，才能够在结婚以后控制得住自己的家庭，以为事业成功是家庭失败的根源其实是误解了两件事情的因果关系。只要事业成功不是以忽视家庭为代价，那么事业成功只能是家庭成功的基石而不会是破坏因素。如果你在家庭里除了生小孩做家务之外，别无所长，无聊之余除了打麻将之外还干点儿偷偷摸摸的勾当，你凭什么管得住你的丈夫，凭什么能够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1 16:46
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决策，就是基于战略基地的选择之上的。但其致命的弱点是，他选择的战略基地被自然条件分割成难以相援的两大块，而其中一块处于曹孙两家的两面威胁之中。当其执行其战略进攻方案，派一上将军关羽进军宛洛，主力北上关中平原时，两路进攻互不联系。当关羽北击曹操时，被孙权抄袭後路，而刘备无法相援。荆州失守後，益州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因此刘备要拼命夺回荆州，彝陵一战，既粉碎了刘备报仇的希望，也使诸葛亮的战略破产，形成了一种长期相持的局面。《隆中对》的另一个关于基地的战略失误是忽视了基地的重心。诸葛亮在攻占四川盆地之后，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而是继承了刘璋的都城成都，这使得统治者趋向偏安。如果定都在重庆，甚至荆州，会不会更富有进攻性呢？中国的历史刚刚做出了回答，以这种态势出发，去夺得天下的例子刘备的祖先刘秀就这么办过。当年刘秀参加绿林军就活动在荆州到襄阳之间，并且在昆阳大战当中摧毁了王莽的主力部队，从洛阳进攻长安，夺得了天下。诸葛亮和刘备拘泥于《隆中对》的既定方针，六出祈山，争夺关中，终于失败。试想，如果诸葛亮把《隆中对》稍加修改为：“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益州之兵以出秦川，将军身率荆州之众以向宛，洛，……”与吴蜀联军夹击中原，使曹魏的统治重心处于孙刘两家的双重包围威胁之下，三国形势又大有不同：刘备主力由西南出荆州向东北和北，同时威胁许都，洛阳，潼关三个战略要点，使曹魏顾此失彼，“无处不备，则无处不寡”，又可西与北上秦川的军队，东南与向淮河流域进攻的孙权主力取得战略协同；而孙权北伐的积极性除了因此而较为高涨之外，还可发挥水军优势，派一支军队到今天的山东或连云港一带登陆，威胁曹魏的战略后方。这四枝军马，足以使曹魏的统治重心中原一带与关中失去联系，并如同楚霸王的彭城一样，成为四战之地。而这四支军队，都进退有据，相互呼应，在战略上不易各个击破。在军事学关于包围的理论有个“利益转换线”的说法，是说包围者的各路军队如果距离包围圈的核心太远，就容易被对手各个击破，因为各路兵马无法相援；但是当包围圈缩小到一定程度，被包围者就难以各个击破包围者了。这个在战斗中存在的包围者和被包围者有利和不利形势的转折线叫做“利益转换线”。《隆中对》的战略，恰好是选择了对围攻不利的距离，使吴蜀两家的战略协同易于被曹操击破。事实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注意到，实际的历史进程中，诸葛亮在荆州失守后，仍能取战略攻势，孤军六出歧山，就可以想象保有荆州，联合东吴的优势了，如果没有严重的战役失误，应能推进到黄河一线。如能拿下关中，又是“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局面了。曹操在许昌，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战则地形不利，受到敌军重兵集团东西夹攻，退？往关中撤退则华北不守，往华北撤退则关中不守。如果曹魏退入关中，则与蜀汉相持于函谷关，争夺今天的山西（假如孙刘联盟不散，孙权应该北上占领今山东和华北地区，让刘备独自与曹操抗衡）。因此，选择战略基地，还要顾及自己的战略意图以及与盟友的战略协同。
“狡兔三窟”是战国时期齐国贵族孟尝君田文的门客冯獾为他出的以基地为中心的政治谋略，大意是一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家，应该同时经营好几个战略基地，以便一旦有难，丧失了一两个基地，仍然可以进退有据，卷土从来。因为当时的政治家都是封建诸侯，有自己的私人领地一处或数处，而自己则在中央政府工作。一旦中央有事，他们就回封地去组织力量“勤王”或“清君侧”。冯獾劝孟尝君在参与中央政治时，首先要经营好自己的领地，使之成为政治基地，可以为他在中央的竞争提供兵力、财力和政治支援，形势如果不利，可以退守顽抗。
现在，笔者接触了不少有志出国闯一番事业的人，其中有的是对于国内的忌贤妒能和“大锅饭”分配制度不满，一方面，自己的才华无从施展，另一方面，多劳不能多得。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取得一个国家的国籍（这个国家既有很高的国际威望，她的护照为全世界各国接受，但是对于公民的限制又很少），在另一个国家谋生（这个国家谋生容易，如税率低，就业机会多，投资环境优越），而依靠和中国的关系做生意。这样，他们就成了“三不管”，但又是“三保护”的世界公民。发给护照的国家，因为他不在国内而管不着他，但是却承担了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他提供领事保护的义务。他居留的国家把他视为侨民，免除了许多本国居民应尽的义务，但是又有义务保卫他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他有投资，很多国家还可以提供比较对于本国公民更大的优惠。他是炎黄子孙，祖国依然欢迎他，尤其是如果他事业有成，随身带回许多投资或赞助，大家都会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他了解自己的祖国，又生活在国外，对于这三个国家的差别所带来的各种机会，比较久居一国的人有更多的认识，也有更多的条件加以应用。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1 16:46
战略经典研究：万里长城不保守。
有一句话叫“乱点鸳鸯谱”，说的是人们有时把不般配的男女青年勉强撮合在一起。在评论历史，谈论古今得失的时候，硬把不相干的事情凑到一起，也有可能产生出不般配的结论。这里试举一例：
曾经有人认为，建长城是中华民族保守性的表现和象征。实则不然。建长城是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兴起的时代，也是迅速扩张的时代，长城的兴建与民族性是否保守完全没有关系。
长城的前身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建立的边防工事，这些工事包括两种类型：
一种是诸侯之间互相防范的工事，例如齐国建设的面对西南方向的长城，楚国的“方城”等；
另一种是防御北方游牧少数民族的袭扰的工事，例如秦、赵、燕面对北方的长城。
在秦统一之后，拆除了第一种工事，改造了第二种工事。在改造第二种工事的基础上形成了后来长城的主要部分。
从春秋战国到秦统一，中华民族正处于空前迅速地扩张融合时期。在种族上，殷商时期只是从关中到开封的长方形地带，东西不过１，０００公里，南北大约不过６００公里地域内的人民，其中还夹杂了许多狄戎族部落。到春秋战国，纣王多次征讨的“夷人”已经同化到齐国、楚国之中，在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城墙的时侯，秦、赵、燕国第一次把华夏文化带到北方的阴山到辽东一线。秦建长城的同时，大军正越过南岭，推进到今天越南的北方，红河三角洲一带。
因此，历史事实是，建长城的时侯，中华文化不但没有保守，而且是迅速扩张的时代。
认为长城是保守性象征的人往往受西方评论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建设马奇诺防线的议论影响，那些议论认为，法国修建了马奇诺防线后，军事上丧失了进攻精神，因此导致国家战败的后果。这些议论本身就是似是而非的。英法联军并不是在马奇诺防线上战败的，而是在没有马奇诺防线保护的法比边界上的色当一带战败的。英法联军战败的原因并不是坐守防线，不思进取，恰恰相反，是他们企图越过边界，进入荷兰、比利时去反攻德国军队，被德军切断了后路的结果。如果英法联军的统帅们比较“保守”一些的话，把当时派过国境线那一边的几十万大军留在马奇诺防线，再把防线延伸到英吉利海峡，守在后面，虽然在军事上难逃“保守”的指责，但是起码不会象历史实际发生的那样快就战败。当德军在色当附近突破法军防线的时候，英国邱吉尔还“处变不惊”——这种事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见得太多了，调动预备队反击，堵住口子，钳断敌人的进攻矛头就行了。在与法军总司令甘默林将军通电话的时候才知道，因为法国军队太不“保守”了，以至于把尽可能多的军队都投入到反攻比利时、荷兰去了，基本上没有保留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后方空虚。历史事实说明：
马奇诺防线没有引起军事上的保守；
法国的战败也不是因为军事上的保守。
因此，把这个例子拿来比附长城，进而得出“民族性”是“保守性”而且“根源在此”的结论，真是“乱点鸳鸯谱”的典型了。
长城建成后，是不是就保守了呢？
长城建成后，秦国灭亡，经过短暂的楚汉战争，中国复归统一，建立了西汉皇朝。西汉时期，中国因为与匈奴斗争，大规模开发了西域，即今天的西北各省和自治区。汉武帝曾经一度想彻底解决游牧民族问题，发动对匈奴的大规模远征，兵锋穿透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直达俄罗斯的贝加尔湖，使匈奴大部分归化，少数向西迁移，到东汉时期，已经不再成为华夏民族的威胁。在长城建成之后的数百年间，我们注意到，长城不但没有使我们的祖先“保守”起来，恰恰相反，我们祖先越过长城扩张的方向是前进得最远的。向东北，汉朝越过长城进入了今天的北朝鲜，使我国当时的边界几乎与三八线重合，在长城外建了乐浪等几郡；向西北越过长城，西汉到达了今天的哈萨克斯坦等中亚诸国的领土，以巴尔喀什湖为界，超出今天新疆的范围。建立了西域都护府；向北越过长城，西汉骑兵达到了贝加尔湖，虽然没有建立行政管理机构，但是基本上把相当于今天蒙古的地区的诸部落臣服了。相反，在没有建立长城的各方向，华夏文明的扩张基本上被自然环境限制住了，在２，０００年间没有大的变动：
东面到海边，三国时期到了台湾，此外，没有什么进展；
南面到海边及越南北方，徘徊一段时间后又退回来了；
西南面到横断山脉附近；
西面长期受阻于青藏高原，后来是从西北绕过去的。
因此，历史事实是长城和“民族性”、“保守”可谓“风牛马不相及”。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1 16:46
为什么建长城？主要决定的因素是蒙古高原特殊的经济人文和军事地理条件。蒙古高原的边界在阴山到燕山西北、大兴安岭以西一线。当时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与汉民族在阴山、燕山一带有经济文化交流。而文化交流区又是沙漠化的地区，这个沙漠化的地区隔断了南方农业文明向北方推进的道路，但是，没有成为北方游牧民族袭击南方农业民族的障碍。战国时期，赵国大将李牧就曾经大破匈奴。秦始皇也派大将蒙恬帅３０万大军征讨匈奴。但是由于当地没有农业民族的定居点，占领了之后，汉族农民无法在沙漠地带立足，更不可能越过沙漠深入蒙古高原建立稳定的农业社会，最终都退回阴山和燕山以南。汉武帝自恃财雄势大，硬是在农业为主的社会里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企图一举解决北方游牧民族袭扰边境的问题，但是，尽管铁蹄踏遍整个蒙古高原，由于无法在那里开荒发展农业，立足不了，最后只好撤了回来，守在长城后面。尽管后来匈奴作为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国家在汉朝的打击下渐渐分化瓦解，但是北方游牧少数民族的威胁并没有象汉武帝希望的那样彻底解决。
汉武帝登基是在汉朝文、景盛世之后，加上汉武帝本人的雄才大略，遂倾全国之力大举北伐匈奴。由于匈奴是游牧民族国家，且深居大漠以北，在军事上需要具备极强的机动性的快速部队才能与之抗衡。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有见于此，遂发动著名的“胡服骑射”军事改革，组建强大的骑兵集团，北击匈奴，西御强秦，颇有成效。汉朝几代皇帝根据这个经验，组织大规模养马，当时农业民族养马的经济性较差，汉朝根据晁错建议规定养一匹马，可以顶三个人服兵役。到汉武帝时，已经拥有大约４０万匹战马。以晁错估计的一马顶三卒的比例来计算，饲养这些军马所花费的开支相当组建１２０万人的军队的经济成本，加上常规骑兵以及步兵兵员，汉武帝当时相当于负担了３００万军队的建设费用，当时西汉人民户口大约只有５，０００万左右，劳动力大约１，５００万，除掉军人、官吏以外实际劳动力约１，２００万（非生产性人员３００万左右，其中兵员约１５０万，余为官吏）左右，平均３－４个劳动力负担１个军人的费用。这种情况从汉武帝起到匈奴郅支单于及其所部在康居国被陈汤统帅的汉军歼灭止，前后历时百余年，对社会经济造成长期的巨大压力。
汉武帝不幸的是，正好碰上匈奴也是雄才大略的冒顿单于后的最强盛的时代，“控弦之士三十万”，大约有精锐骑兵三十万。由于匈奴本身是游牧民族，其供养骑兵是其生产的主要产品之一，经济成本比较农业民族低得多。而且其战马的拥有量应当大大超过汉朝，可以随时补充军用的损耗。
汉武帝向匈奴发动进攻的早期，因为经济条件比较优越，尤其是有四十万匹军马供组建精锐骑兵集团，又得良将卫青、霍去病，因此占据上风。特别是霍去病，擅长组织远程快速奔袭，颇得机动战之精髓，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名将隆美尔、古德里安，美国名将巴顿。卫青则长于组织诸兵种合成作战，作战指挥以稳健著称，但是机动性不如霍去病的骑兵快速集群，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名将蒙哥马利，苏联名将朱可夫。在漠北战役之后，匈奴远遁漠北深远之地，基本上已经不能为患汉朝边疆。而汉朝经历许多次重大的骑兵会战之后，军马损失惨重。这时本应接受匈奴求和，休养生息，但是汉武帝和大臣们都为历次大胜鼓舞，不愿议和，强令军队步骑混编，以解决军马数量和质量下降的问题。恰逢良将先后去世，后来未建功者如李陵、李广利之流，以战争为封侯建功机会，冒险出征，导致屡战屡败，丧师辱国的结局。缺乏军马致败以李陵的经验最为典型。当时，汉武帝计划进攻天山地区，西出西域，包抄匈奴西翼，并打通与今天新疆和哈萨克共和国一带诸国的交通，以争取同盟国西击匈奴。当时主力计划派贰师将军李广利指挥，由前飞将军李广之孙李陵率５，０００精锐部队护送粮草。李陵不服，上书汉武帝说∶“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才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于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向贰师军。”汉武帝告知无马可调。李陵竟然说∶“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涉单于庭。”汉武帝很受感动，遂批准李陵率步兵出击，同时令强弩都尉路博德接应。但是当时众将邀功心切，路博德亦不愿在李陵之后。于是汉武帝派李陵率所部孤军先行深入浚稽山区侦察匈奴动静。可见当时受卫青、霍去病大捷的影响，汉朝君臣都已经头脑发热到不讲科学，不顾实际的地步。
李陵率部用大车运箭矢百万及粮草，孤军深入３０天，到达目的地以后，突遇匈奴数万骑兵冲击。李陵军环车为营，万箭齐发，匈奴骑兵伤亡惨重，据说超过万人。但因为匈奴骑兵机动性强，数量众多，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李陵军且战且走，无奈道路遥远，一个月无法休息，最后矢尽粮绝。不得已，李陵遂令全军分散突围，自己因为无颜见汉武帝，被迫投降匈奴。是役，李陵军作战极其英勇，杀伤匈奴骑兵过万人，但是最终不免全军覆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空旷的大草原的野战条件下，行动缓慢的步兵无法抗拒骑兵强大的冲击力和机动性。李陵考虑到这一点，随军带了一批大车，一方面运载粮草箭矢，另一方面在与敌人骑兵遭遇时可以迅速“环车为营”作机动野战工事，考虑不可谓不周到。无奈草原辽阔，一个月的步行激烈作战，完全超出人类体能所能承受的极限，不管士气多么高，训练多么好，最后都必然失败。李广，李陵父子是充满悲剧和不幸的勇将世家，两人都以勇冠三军闻名，但都以军事失利收场，在司马迁的记述中充满了沉重的惋惜，甚至自己也因为打抱不平而蒙受冤屈。不过，他们父子在用兵上确实是勇猛有余，智略不足，尤其李陵以步卒５，０００涉单于庭更是卤莽之举。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1 16:47
表面上看，汉武帝后期伐匈奴屡战屡败，是因为缺乏良将，但是即使霍去病率步兵远征，结果也不可能比李陵好。以霍去病最后一次大捷的情况看，汉军当时出动十余万精锐骑兵，并随军带十四万匹军马负责后勤运输，合计动员军马几乎达到３０万，这样才能深入漠北，扫荡单于王庭。到李陵时代，已经不得不实行步骑混编，大规模远程奔袭遂成为不可能。在运动战中，谁的机动性强，谁就占优势。隆美尔后来论及北非沙漠坦克战时，直接了当地说∶“对于一个摩托化和装甲化的敌人，非摩托化的步兵师只有在占领着早已准备好的阵地时，才可以有相当的价值。”换言之，在机动野战当中非摩托化的部队基本上是装甲部队屠杀的对象。古代的步兵对于骑兵而言，也类似，当时古代人认为，如果地形有利，一个骑兵顶八个步兵，如果地形略微不利，则一个骑兵顶四个步兵，如果在崎岖山林，则一个骑兵不及一个步兵。这是古代游牧民族尽管经济文化落后，武器装备一般不如农业民族，却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物质原因。不但中国如此，古代罗马以镇压斯巴达克起义著名的名将克拉苏率领的罗马军团横扫欧洲，但是在今天伊拉克一带遇到了安息国的骑兵集团，象李陵军一样且战且走，最后全军覆没，自己的脑袋被砍下来送到安息国王宫廷，给当成演戏用的道具拿上舞台。以后罗马步兵军团就再不敢找安息人麻烦。
后来汉朝改变战略，停止对单于本部的进攻。一方面，移民实边，占领沙漠中水草肥美的地方，建立国防工事，包括修复长城。最主要的是河套地区，阴山以南，是当时最北边的农业开发区，也是汉出击匈奴的主要战略基地。其它重要的地区有居延泽、休屠泽、冥泽、氏置水流域、贺兰山附近的黄河流域地区。这样，越过大漠入侵的匈奴骑兵就无法获得水草，也无法大规模逼近汉朝边界。农耕区一旦建立，边防要塞的军粮、兵源就可以就近获得，一旦有敌情，可以据工事防守。另一方面，招降匈奴部众，使之屏卫边防要塞前沿。后来，因为对汉战争惨败，匈奴人民纷纷离心离德，在汉武帝以后频生内乱，甚至于发展到五单于相攻伐的局面。渐渐地，大部分匈奴部落厌倦对汉侵略，而且为汉朝优厚的招降条件吸引，愿意投诚之后迁移到大漠以南水草肥美之地游牧，其中相当部分以后逐渐弃牧农耕，与汉族同化。从后来西晋时代，匈奴首领刘渊以复兴汉朝为反抗西晋，团结匈奴人民的主要口号，可见汉朝对于已经归顺的匈奴少数民族的政策还是基本平等，并为少数民族所乐于接受的政策。
但是，漠北广大草原荒漠完全不适合农业发展，只能游牧，汉族军队即使深入，也只是随战随弃，无法立足。那里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发源地，匈奴破灭了，有突厥，突厥破灭了，有蒙古……。这些游牧民族一旦强大，或者汉族中央政府陷于内乱，就会乘隙劫掠边疆汉人的农业区。所以汉人统治的历代皇朝都以长城为北方最重要的国防建设之一。
根据当时的国情，汉族皇朝对付位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最好的办法是民族和睦。在国势强盛的时候任命当地头领为政府官员，对当地的租赋以军马形式支付，徭役以服骑兵役的形式，并且驻防到汉区内地。选拔当地头领及其子女到中央任职或者学习，以增进民族上层之间的互相了解。在军事上，建筑必要的步兵防御骑兵的工事，如长城，使一旦发生冲突，自己优势的步兵有所凭借，削弱敌军骑兵的冲击力度和机动性。
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元朝、清朝等本身就是游牧民族建立的皇朝对长城不重视，尤其是清朝，把边防重点放在“和藩”之上。而所有汉民族是统治民族的朝代，都重视长城的边防作用。
作者: 紫貘 时间: 2004-8-31 16:47
16.《注意！坦克》的故事。
西方人认为，闪电战的思想是英国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首先提出来的，但是在军事上首先付诸实践的，是德国装甲兵统帅古德里安将军。他在战争爆发之前，全面研究了利德尔·哈特的学说在战争中的运用问题，写了一本书＂Ａｃｈｔｕｎｇ！ Ｐａｎｚｅｒ＂（《注意！坦克》）宣传闪电战的思想，得到希特勒的重视和采纳。后来，想不到这本书的书名，成为了他在战场上的死对头，苏联的朱可夫元帅打败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诀窍。当德国法西斯军队逼近莫斯科的时候，朱可夫临危受命，主持莫斯科的防御。当时苏联红军兵力不足，朱可夫果断地把兵力从战线的中部，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莫斯科最近的方向调往两翼，挫败了德国法西斯军队对莫斯科的两翼合围。事后有人问朱可夫，你为什么不怕德国人发动正面突击，直取莫斯科？朱可夫说，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主力是装甲部队，装甲部队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当时发现莫斯科的正面基本上没有敌人的装甲部队，而侧面则集中了很多，因此判断敌人的主攻方向一定是两翼，正面的敌人只起牵制作用，顶多佯攻，因此我敢把红军主力从正面调往两翼。在整个卫国战争中，朱可夫始终坚持“注意！坦克”这个侦察原则，从敌人的装甲部队的活动判断敌人的战略战役意图，可以说百发百中，战无不胜，成为苏联红军当中，战功最显赫的将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两个联系在一起的道理：
l主力的动向可以最准确地反映对手的战略意图；
l主力的动向是最难隐蔽的。
既然是主力，当然是竞争的主要手段，舍弃主要手段不用，而使用次要手段，在竞争当中很少人会这么做，所以笔者认为楚霸王项羽在反攻彭城战役中，让主力担任诱敌的次要角色，而让非主力部队担任主攻，实在是非常有创造性的战役指导艺术，在战争的指挥实践当中很少有人敢这样做，会这样做的。既然如此，除了对手是像楚霸王这样的少数例外，盯住对手的主力，仍然是洞察对手战略意图的最基本的方法。
英文里把主力叫做“Ｍａｉｎｂｏｄｙ”——主体的意思。主力是实力的主体，或者说最大，最有竞争力的部分，最有活力的部分。大的东西，想藏起来就不容易了，活动的东西，想不引人注意更不容易。因此，主力又是一个竞争者在竞争中最难以隐藏，最难以伪装的部分。盯住对手的主力，比盯住对手的任何其他东西更容易。
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误区：显眼或者说庞大不一定是主力的特征，不要一下子看走眼。因此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我在解释实力的主体的时候，用了“最有竞争力”和“最有活力”去修饰。如果实力是由没有差别的一个一个单位构成的，主力当然可以等于庞大的一群。你的全部存款存在两个存折里，那一本金额大的存折当然就是你存款的“主力”，在这里，主力就等于大，就等于显眼。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所拥有的实力是由不同质量和数量的要素组成，在这时，就不能够仅仅根据庞大和显眼来断定主力。在工厂里，厂房通常比机器大，也比机器显眼，但是从生产的物质条件来看，机器是生产的手段，而厂房只是为机器能够正常运转所提供的保障条件，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机器是生产物质条件当中的主力，而厂房通常只是起辅助作用的实力要素。我们看到文娱圈的红星似乎个个都是美丽英俊，自然都会认为形象是他们成功的主力，但是你想过没有：他们的成功程度和他们的美丽或者英俊的程度一定成正比吗？看到最当红的女明星，是不是她是人间最美丽的女子？你周围，或者说文艺界都再也找不出比她更美丽的女子？看到最当红的男明星，是不是他就是人间最英俊的男子汉？你周围或者说文艺圈都再也找不出比她更英俊的男子？人们都喜欢“窈窕淑女”，但是胖演员成为明星的大有人在；人们都喜欢看英俊少年，可是白发明星也很常见，那么他们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各人的情况不一样，不一定是一种因素，但是可以肯定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外表的形象，而是形象以外的东西。坦克，刚好是庞大而且显眼的东西，把它看成主力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朱可夫盯住他确实没错。而在海军方面，当时盯住庞大而且显眼的战列舰的人后来都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海战证明是看走了眼。在太平洋战争方面，公认的主力是航空母舰，在当时比战列舰小，也略微不那么显眼。如果说航空母舰也相当庞大而且显眼的话，那么德国海军最终认识到潜艇才是最适合当时德国海军的主力，这才是既不庞大也不显眼，偷偷躲在海底下的主力的典型。因此，我们纠正这个误区的最好的办法，是选择最富有竞争力而且最具有活力的实力要素作为主力，而不要根据他的大小和显眼程度来决定。
现在，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成了最时髦的字眼，而且与比基尼，染黄发不一样，是知识界，统治者口中的时髦字眼。可是信息是什么？信息有什么用呢？
信息是谋略的原料和前提，没有正确和必需的信息，谋略就不可能是正确和成功的。人们常常用“聋子”，“瞎子”来形容信息系统失灵的情况。那是一种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的竞争形势，竞争者无法采取正确和有效的行动，如果对手的信息系统比较有效，则自己就陷入了被动。因此，现代情报理论认为，情报是一种信息，它具有使用价值，能够为人们的决策服务。谋略是一种决策，当然离不开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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