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茂森《细讲论语》（详实解读中国人的圣经）全新版连载） - 栖息谷-管理人的网上家园

受麦凯老师委托，《细讲论语•学而为政篇》全文刊登。

本经概要

微言大义修齐治平

   尊敬的各位大德、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开始学习《论语》。《论语》这部书是孔老夫子跟他的弟子们讲学的语录，所说的内容注重在修身、修心、学道，是以立人格、知天命为学道之本。
   《论语》反映了孔老夫子的政治、学术和教育思想，可以说是儒家最重要的一部经典。研究孔老夫子的思想不能离开《论语》，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宋朝有一位学者罗大经,曾经写过《鹤林玉露》这部书。他讲到在宋朝初年，宰相赵普就是专读《论语》，所以有人就说赵普只会读《论语》。有一天，皇帝宋太宗赵光义问他：“你是不是只懂得学《论语》？”赵普就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说所知道的，没有离开《论语》的范围。他说：“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赵普说当年用半部《论语》帮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天下，今天又要将另一半《论语》用来辅助宋太宗赵光义，使他坐享太平。从赵普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论语》的重要性和它的作用。《论语》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都讲得淋漓尽致。
   《论语》是以语录的形式记载的。它不是一篇逻辑结构非常严密的文章，而是格言式的，主要是孔老夫子及其弟子，乃至再传弟子的言行语录。

“学而”篇共有十六章，我们来看首句第一章。这一章可以说是脍炙人口，很多人会念，也都能理解这个意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说”，是个通假字，通喜悦的“悦”字。这是讲到“学而时习”的效果是喜悦的。朱子在《论语集注》中说：“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这一句讲得很精彩。他说人性本善，这个善是至善，是没有丝毫欠缺的本善，自性本来就是圆满毫无欠缺。人人都有自性，人人自性都是圆满的至善，但是我们现在偏离了自性，没有办法回归到自性上，这是因为没有觉，不觉悟。所以，学习圣贤之道就是一个觉悟的过程，觉悟什么？觉悟自己有自性，自性本善，而又能回归自性，这就是学习圣道的过程。所以觉很重要，学就是觉的意思。觉有先后，有先觉有后觉，后觉者会效法先觉者。看到前人已经觉悟，已经成圣成贤了，后来者自然就效法学习。怎么学？先学古圣先贤是怎么做的，我也怎么做，这就是效法先觉之所为。先觉者能够恢复本善，回归自性，那我们也依样画葫芦，也一样能够回归本善。所以“明善”就是《大学》里讲的“明明德”，“止于至善”，回归本性。“复其初”，复是回归的意思，回归到自己的本来面目、本性，圣学也就圆满了。

这里最重要的是“学而时习”，学了要习。这个习字很重要，《说文解字》里解释习字，是像鸟的翅膀在扇动、在飞翔，小鸟不断地扇动翅膀练习飞翔。小鸟怎么学飞翔？母鸟教导它飞翔的理论，只学理论不行，它得去真练。这是讲什么？要把学的这些理论拿来运用。譬如雄鹰怎么教小鹰飞翔？雄鹰把小鹰带到悬崖边，把小鹰推下去，让它在空中练习展翅，它真练！这是实践。我们把所学的这些道理，用到自己的生活、工作、学习上，待人、处事、接物上，这叫习，如鸟在学习飞翔一样。所以习是练习的意思。“学而时习”就“不亦说乎”，这个“说”就是喜悦，能够把所学的内容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在日常生活中转变自己。朱子讲的“明善而复其初”，回归自己的本来面目，当然是非常喜悦。这种喜悦不是从外来的，是从内心证悟圣贤之道这种体验中得到的，跟外面欲望满足的那种刺激是两码事。

关键问题在哪儿？就在明自己的明德。这个“明”，就是《论语》这里讲的“学”字，也是觉悟的意思。所以学的目的就是觉悟，放下本来没有的不觉、不善，而回归自己本有的本觉、本善，这就是学的目的。所以圣学的纲领一个“学”字就概括了。《礼记·学记》里讲“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人一定要学习，孔子给我们示现的就是好学。夫子在《论语》里讲：“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成圣成贤不是一天到晚不吃饭、不睡觉，只在那里思索就能够办到的，这没有用处，没有好处，“无益”！“不如学也”，要学。学就是开始觉悟了，叫始觉。始觉合本觉，这就是学。我们凡夫是始觉不合本觉，迷了。本觉是本有的，但是自己不能觉。圣人是念念都始觉合本觉，这就是《大学》所谓的“明明德”。只有通过学，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和谐天下。这是一个纲领，贯穿了大学之道，所以《大学》也就是一个“学”字。

学的态度，孔老夫子是“信而好古”。“信”是相信，相信谁？相信古圣先贤的教诲。“好古”是什么？虚心诚敬地接受圣贤教诲，落实到自己的言行乃至起心动念，不打折扣，真正依教奉行。这是学的最重要的态度，一个是谦卑，一个是诚敬。谦才能够受教，如果傲慢，看不起古人，我们怎么能受教？古人是已经成就了，他们的经验教给我们，我们依教奉行也能像他们那样成就。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诚敬，所谓“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有这样的学习态度，没有不成功的。凡是学得不成功的，一般是不谦卑，傲慢心生起来了，没有诚敬心，那是什么？敷衍，因循苟且，对老师教导的阳奉阴违，自己有自己的主见了，觉得自己了不起，就没有像夫子讲的“信而好古”。“信而好古”，没有自己的主见，没有自己的意思，用圣人的意思做自己的意思。圣人的意思都是自性的自然流露，我们没有证得自性之前，不能相信自己的意思，要相信圣人的意思，这叫“信而好古”。等我们证悟自性了，就不需要依赖圣人了，为什么？我们的自性流露和圣人的自性流露是一样的，所说的、所行的与孔老夫子，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这些圣人没有两样，我们也是圣人了。在没有成就之前，必须放下自己原来的知见。原来的知见是习气，是错误的知见，随顺圣人的教诲，这才是“信而好古”。

真正依教奉行，努力去修学，我们就会学有心得。这个心得是什么？真正体验、证明了圣人所说的教诲，我们亲身体验到了，才能去教人，才能为人师。没有自己的心得体会，都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夫子讲，这是“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不是心性体验得到的学问，不是实学。到学有心得时，我们的态度，仍然是夫子所谓的“述而不作”，还是没有自己的创作，转述前人的圣贤教诲。“述”是不添加自己的成见、意思，只把古圣先贤的教导做个汇集，用来对治现代人的错误、烦恼，给现代人治“病”。这些教诲，是不是自己创作的？不是，还是讲的圣人的意思。所以夫子讲自己是“述而不作”，他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是古代的圣人，夫子是转述这些圣人的意思，他只是做了一个汇集，做了整理，叫集大成。宪章是典籍，典章制度，把文王、武王所留下来的典章制度做一个整理，夫子做了这个工作，所以被后人称为“万世师表”。他能够垂训后世，不是他自己的知见，都是圣人的知见。圣人的知见也是人人自心中本有的明德本善。明德和本善是“在圣不增，在凡不减”，圣人没有多增加一点，凡夫、俗人也没有减少一点。只是圣人他明了、他觉了，凡人迷了，不能够流露出来，所以要学。学是什么？犹如拨云见日，把蒙蔽自性太阳的乌云扫除干净，让自性重放光明而已。不是从外面多增加一点什么，增加一点，那是多余，这叫“头上安头”。人的脖子上本来有头，还要去找一个什么头？安一个什么头？那都是多余。只是去除原来没有的那些习染、烦恼、迷惑，我们就回归自性，成圣成贤了。这是讲以“学”字为宗。

第二个以“习”字为趣。趣是要径，成圣必须要经历的途径。圣贤之道重在一个习字，习是练习、实践，把我们所学的圣贤教诲，认认真真地在自己的日常工作、生活当中去练习、去实践、去运用，这样就能得到圣贤的受用，这个受用就是“不亦说乎”。如果只是学，没有去习，就是《弟子规》讲的“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没有用，都是口头上、文字上的，不是实学。所以“学贵力行”，要真去干、真去用。我们的恩师讲了两个概念，儒学和学儒。儒学是什么？只是在口头、文字上去学这些道理，没去用，那不是实学，美其名曰叫儒学。一个儒学学者，能够讲“四书”、“五经”、“十三经”，讲得头头是道，能够拿博士学位，能够当教授，发表很多论文，这是一个儒学家。但是能否真正“不亦说乎”？还是天天有很多烦恼，很多痛苦，《大学》讲的好乐、忿懥、恐惧、忧患，能不能放下？真能放下这些烦恼，就真正得到喜悦，这才叫学儒。学儒是学什么？学孔老夫子、学孟老夫子，学得和圣人一样，这叫学儒。我们读“四书”，学《论语》，目的是学儒，不是研究儒学，文字上的这些当然有用，它能指导我们学儒，但是我们不能执着在文字语言上而没有去力行。所以，儒学和学儒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

行门的关键就在于格物，就是《大学》里讲的格物。格是什么？格斗；物是物欲，自己的陋习、烦恼、欲望，这些现前了，障蔽了自性，使自己的明德本善透不出来，所以要跟它们格斗，要把它们压下去、控制住，让它们不能起现行、不能起作用。时间久了，成为自然了，格物的功夫就成就了，我们就致知了。致知是恢复自己的良知，良知是本有的，然后我们就能诚意，就能正心，最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圣人了。《论语》讲“克己复礼为仁”，克是克服。克服什么？自己的毛病、习气、烦恼。复礼的复是回归，礼是自性的性德、明德。仁、义、礼、智，这是性德，回归性德了。如何得到？从克己的功夫中得来，就是格物的功夫，这就是习的内容。所以学了一定要去做，真干、真放下，这叫学而习。

第三个以“时”字为枢机，枢机就是关键的意思。学圣学贤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够“时习”。时就是时时、时常，没有间断，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孔老夫子的一生不就是这样给我们示现的吗？他老人家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学，没有间断，发奋学习，废寝忘食。为什么能废寝忘食？因为他快乐，喜悦，因为“不亦说乎”，就忘记了忧恼，也“不知老之将至”，连自己年老都忘了，可见夫子之好学。其实圣人没有别的，就是时时刻刻在学，时时刻刻在习，念念始觉合本觉，时时明其明德，念念回归本善。所以无时不学，无时不觉，就能成圣人，就能圆满大学之道。学人最怕的就是自己的毛病、习气现行。譬如见到财色起贪心，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不高兴了，起了瞋心，而且这些念头起现行时不能猛然觉照，浑然不知，这是最麻烦的，这就不是时习了。或者是觉知之后，知道自己有这个习气烦恼，明知见到财色起贪心不对，明知遇到不如意事生瞋恚不对，明知起傲慢、嫉妒以及种种贪瞋痴慢的烦恼不对，而不能断除，知道自己起念头了，但是不能决然放下，这都是所学的功夫间断了。有的学人，我们特指学习圣贤之道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中保持着庄敬谨慎，大家一看也尊敬他，但是在自己闲居独处的时候，又不能慎独，放逸了，这都难以成就圣道，问题就出在他没有做到时习，时时刻刻不间断。

《中庸》讲“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君子要修慎独的功夫，“不可须臾离也”，不能须臾顷刻之间离开道。这是“时”的意思，念念都要归依圣道，回归自己的本善。特别是在自己独处的时候，有所不睹，有所不闻，别人看不见、听不到的时候，要戒慎恐惧，害怕放逸。因为一放逸，修学的功夫就堕落下来了，所以一个人的德行就在隐微处见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在最不被人发现的地方，在最隐微的细节里最能显示我们的德行，那是我们真实的表现，所以君子要慎独。独是别人不睹不闻，看不见听不到的地方。在没有人烟的地方属于独处，在大庭广众之中，我们的起心动念别人也未必知道，这个时候也要慎独，所以最隐微的地方常常是我们的念头起动处。一念刚起，我们能不能觉到？能不能马上观照我这个念头合不合道？有没有离开道？如果不合道，立即把它放下，这叫才动即觉，觉之即无。古人讲“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头不起来很难，念头是习气，过去、今生的习气，不起念头很难做到，起了念头怎么办？马上觉照，不能迟缓，立即把不合适的念头放下，这是真正时习了，时时刻刻都在做圣人，克念作圣。

第四个以“说”字为受用。圣学是心性中流出来的学问。我们能够学而时习，就无时不觉，无时不悦，真正喜悦，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这种喜悦不是从外面来的，而是自己不断地亲证，证明圣人所说的理论境界，是从这里得来的，与外面的物质条件好坏没有关系。夫子的学生颜回，《论语》里讲“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夫子赞叹颜回“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穷到吃饭的碗都没有，用竹子编的篓去盛饭，叫箪食；喝水的杯子也没有，用瓢，瓢饮；居住在陋巷里。别人在他的这种境遇，不知道忧虑到什么地步了，但是夫子看到颜回是“不改其乐”，他乐得这样的环境，不愿意改变，真叫安贫乐道，心是安宁的，常处在喜悦中。正因为有这种喜悦，修学的人才能够不断地精进，不断地发奋去学习。学而后教人，教人是传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动力就是“不亦说乎”。古诗说“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读书人可能是在山野里，住一个小茅屋，我们想想那个境界，每天读书，快乐喜悦，甚至外面的草长到了窗前，都忘了去除，整个人沉浸在读书之乐中。这种意境我们有没有体验过？这是世间那种所谓的快乐不能同日而语的，这种喜悦不是世间的五欲享受，五欲是财色名食睡，欲望得到了满足，那不是真正的喜悦，这是外部的刺激而已。

学圣学贤，都必须经历信、解、行、证四个层次。首先我们要相信，相信圣道才能去学，如果不信，就是把自己自绝于圣人门外了。所以首先要对圣人有信心，对自己能成为圣人也要自信，才有学的动力，这是信。信之后要解，解是学习圣贤的经典要理解，理解是第一步。如果不能理解怎么去运用？怎么去实践？只理解也不行，理解只是文字上的，更重要的是要去行，力行，把圣贤的道理用到自己的言行生活中。然后就能证，证是证明，证明圣人所说的确实没错。我们就得到了圣人的体验，所以能够“不亦说乎”。信解行证，学是信解，时习就是行，天天干，念念不离圣道，我们就能得到悦，悦是证。所以“学而时习，不亦说乎”，信解行证这四个层次不是孤立的，它们相辅相成，相互提升、相互促进。信解提升一层，行证也加深一层；行证加深一层，信解又提升一层。愈学愈喜悦，愈行愈踏实，所以能够不退转，真正学习圣道不会退步，只有进步。《大学》里讲“日日新，又日新”，天天进步。

我过去是在大学里的商学院教金融，追随恩师学习圣贤教育十几年，也仰慕恩师的德行。我们的恩师像夫子一样，做到了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存心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的行持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五十多年从事圣贤教育的弘扬，让我们非常的仰慕，深受鼓舞，立志效法，所以把大学教授的终身教职工作辞掉，追随恩师学习圣道，学而时习，学了之后去力行。曾经有人问，放下了工作，没有了收入怎么办？吃饭怎么解决？当时我就笑着回答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这个乐不是吃得好、穿得好、住豪宅、开名车等等的物质享受能够比拟的。孔颜之乐，我们现在浅尝了一点点，已经很受用了，确实不会再为衣食所忧虑了。我们的衣食、受用，“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论语》里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小人只想着自己的衣食受用，物质生活，这是“喻于利”，喻就是他只知道利；君子只存着义，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叫义，为义之上自有受用。

从师学习这么多年，知道现在世间最需要的是伦理道德教育的师资。这件事情如果已经有很多人在做，而且做得很好，我们也就不需要参与了。但是这件事情现在做的人不多，那就要有一份承担。求人不如求己，为了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就应该挺身而出，所谓“国家兴亡，我的责任”。《大学》里讲的“明明德于天下”，平天下就是现在提倡的和谐世界。孔老夫子的志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是大同世界的理想。我们的恩师也是这样的志愿，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圣贤教育的工作中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和谐世界如何达到？最重要的是要靠教学，教什么？伦理道德，教做人。我们都做好了个体的自己，社会自然就和谐了，大同世界也并不遥远。所以我们是为了这件事情，为了这个志向走这条路。那就要把个人的私利、享受置之于度外，才能对“不亦说乎”稍有点体会。如果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享受不肯放下，怎么可能得到这个喜悦？得不到圣人的受用。

只要放下一分，就有一分的受用。放下十分，就有十分的受用。圣学是用来练的，无非就是把自私自利放下，把名闻利养放下，把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把贪瞋痴慢的烦恼放下，这就是格物。物一格，知就致了，意就诚了，心就正了，身也修了，家也齐了，国也治了，天下也就太平了。这就是真正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一句把孔老夫子的整个圣学之道都已经概括尽了。它以“学”字为宗，为纲领；以“习”字为趣，习是真干、真落实，这是修学的要径；以“时”字为枢机，就是关键，关键在于时时在学，时时在习。学是什么？觉了，学了圣贤之道，能够觉悟。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的时候，能觉悟到，我这一念、一动，符不符合圣教？不符合，马上要把它放下，要克制，这叫“克己复礼”。真正能学能习，而且无时不学，无时不习，就能得到圣人的受用，就是“不亦说乎”，喜悦从心中涌出来，所谓心中常生欢喜。所以我们真正要去体验才会得受用。

本章第二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朋”就是同类、志同道合的人。听说我们在这里学习圣道，希求成圣成贤的人就欢喜地来亲近我们，志同道合者相聚一堂，是令人非常快乐的。所以“不亦乐乎”的“乐”是见到有朋友从远方来，一起学习，感到非常快乐。不论从远方来的朋友，还是在周围的朋友，大家能够共聚一堂，一起学习，当然都是令人快乐的事情。《朱子集注》中引程子的话说：“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因为行善而声名慢慢远播，远近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和我们一起学习，效法者愈来愈多，这是非常令人快乐的。为什么？因为圣贤之道可以令更多的人不亦说乎。一个人得到了不亦悦乎，也让大家一起不亦悦乎，这叫与民同乐。这个话反过来我们也要理解，我们需要在学道的过程中亲近师友。《礼记·学记》里讲“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学习不能够自己闭门造车，应该向前辈，向善知识，向有成就的人去请教、学习。等到自己学有所得了，自然也会有志同道合，仰慕自己的这些人从远方来请教。那我们也毫不吝法，把自己平生之所学全部供养出来。《孟子》里讲，“君子三乐”，其中一乐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

下面第三句讲，“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个“愠”有恼怒的意思，就是心里不高兴了，烦恼了，瞋恚了。当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德行学问时，所谓怀才不遇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赏识，君子不会有怨恨，绝不会怨天尤人。《朱子集注》中引尹氏的注解说：“学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这句话讲得很好。前面是讲“学而时习之”，是自己要学，和别人没有关系，学不学是自己来决定，绝不因为别人知不知而改变自己学习的目标和进程。知不知道是别人的事情，与我何干？不影响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照样还是这么喜悦。因为这种喜悦不是建立在别人的身上，不是建立在别人知不知道的基础上，所以“何愠之有”？哪里会怨天尤人？哪里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有这种感慨，正说明心中已经有“愠”了，有不满了，有恼怒了，那怎么能称为君子？古人讲，进则兼善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如果有因缘，众生有这个福分，我们的才华能得以施展，得以帮助这个社会的众生，让他们一起来和我们学习圣贤之道，让他们也得到喜悦，让这个社会得到和谐，固然是好事，兼善天下。假如没有人用我们，没有机会去服务社会，去帮助民众，那也没有关系，这是天命。所以学在自己，用由天命，君子是乐天知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自己学成了，但是别人不知道，那是不得其用，天命，但是这绝对不会影响不亦悦乎。历史上有很多隐士，他们都能做到乐天知命，自己畅游于山水之间，不亦悦乎，没有那种怀才不遇之感，这是真君子。一切随缘，有善缘，我们当然要帮助众生，没有善缘，退而独善其身。这是讲到一种君子的修养。

我们知道人人本来都有明德，都具本善。我们现在明明德、修本善，是回归本善。即使别人来向我们学习，也不是我们教给别人什么东西，无非就是别人也能够像我们这样回归自己的本善，明自己的明德，大家一起做圣人，这不就是“不亦乐乎”？我们现在没有志同道合的人，也没有关系，要知道整个宇宙本来是一体，根本没有别人和我的分别，有人、有我这就是二，不是一，一体里面哪里能分人我？既然没有人我，又何谈人知不知？当然是“不愠”。因此在“有朋自远方来”的时候，是“学而时习”，是“不亦说乎”；当人不知的时候，还是“学而时习”，还是“不亦说乎”，这叫君子之学。怎么能够因人知不知道“我”的德行学问，而改变学而时习的态度呢？如果有改变，这心就不是一心，是二心。二心是妄心，不是真心。君子之学称为实学，是什么？恢复我们真心本性的学问。有知和不知这个分别执著，就已经不是孔老夫子所谓的君子之学了。《大学》里讲的这个“学”，讲到最后最重要的就是格物。我们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要“正其心，诚其意，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是什么？格尽自己的物欲、烦恼、妄想。所以“物格而后知致”，把自己的妄想烦恼都格掉了，真正的良知才能够现前。所以这个学就是致知，时习就是在用格物的功夫，“学而时习”就是“格物致知”。

我们的恩师建议在各地都能办老人乐园，使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人院不仅是在物质条件上满足老人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使老人家觉得很充实，真正“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最重要的是安排好这里面老人的学习。孔老夫子为什么能做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因为他好学，活到老，学到老。所以，老人乐园也是老人的大学。学什么？最好就是学古圣先贤的文化，当然也有艺术、文化、宗教等等，让老人家真正过着幸福充实的晚年。“上老老”，上级领导关爱老人，民众就兴孝，社会就和谐；“上长长”，领导人能够对长辈们、年长者尊敬，民众也跟着学习到长幼有序；“上恤孤”，关怀孤儿，广义上讲是关心我们的下一代，也是上行下效，因为百姓都是学领导的。

“巧”是好，“令”是善，言语听起来很好听，容貌看起来很慈善，意在取悦别人，这样的人就属于“鲜矣仁”。“鲜”是少，少了仁德。《朱子集注》解释说：“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如果一个人的言语修饰得非常好，就是很会讲话，容貌、形态也表现得非常善良，让人觉得很平易近人，而这又是他故意装出来的样子，“致饰于外”，修饰外表而已，目的是“务以悦人”，专门为了取悦别人，让别人以为他是一个善人，以为他是一个君子。那么这样的心态，造作出这样的言、色，这是放纵了自己的欲求。他取悦于别人，显示自己是个好人，都是因为自己的欲望和贪求。有这种虚伪妄求的心，他的本心之德已经亡失掉了，已经没有了。本心之德就是《大学》里讲的明德，就是性德。自性本具明德，但是因为专务修饰外表，“巧言令色”，这种虚伪的心把自己自性之德障蔽住了，反而显发不出来，所以学者应该引以深戒。

仁是从本性而来，《中庸》讲的“天命之谓性”，圣人是真正见性的人，所以才能做到治国平天下。但是见性不容易，我们讲的明心见性，佛家禅宗也讲究明心见性，这个事情太难了。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学道。《中庸》讲，“率性之谓道”，随顺着性叫道，“道”相对“性”来讲，稍微容易一些，也就是随顺性德。但是道也不容易明了，所以要讲德，随顺着道叫德。“修道之谓教”，古圣先贤的教育是教我们什么？修道，也就是修德。“德”又比“道”容易明了一些，因为它有相。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道的相，叫德，共八德。德对某些人来讲，还是抽象，那就要讲“仁”。仁者，二人，两个人相处，就是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要讲求厚道。巧言令色的人，厚道就少了，所以仁就少。少仁之人，与他讲德、讲道，甚至讲性，这就很难。他没有真诚心，怎么能见性？真诚是性体。它的相是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也是相也是用，所以见性要从仁入手。《道德经》是讲道和德，对我们来讲比较抽象。夫子讲仁，由性到道，到德，到仁，比老子讲道、讲德更切近我们的根性。

为仁以孝悌为本，要斩除“巧言令色”这种虚伪之心。仁是心上的功夫，言色是心表现出来的相状。言是口上的，色是形体的。有了仁的心，自然就有仁者的言和色，所谓“诚于中而形于外”，这不是虚伪造作能够呈现的。如果不从心上下功夫，就不是行仁，而专从言色这些表面的相貌上去下功夫，结果是似是而非，怎么学都学不像。装得像个仁人，但不是仁，愈装离仁愈远。所以这句话教导我们，要修仁的心，不要在言色功夫上去琢磨。比如，孩子对父母应该用孝心，孝心是仁之本，如果孩子对父母巧言令色，口头上说我要孝敬您，我将来一定会报答您的恩德，好话讲了一大篇，只是从表面上下这个功夫，装出一个孝子的模样，心里没有真正生起孝心，这就与仁相违背。又比如，学生对老师要尊敬，尊师重道是仁，心地上要真有尊师重道的心，而不是做表面功夫，如果在老师面前是一套，背地里又是一套，这就“鲜矣仁”，很少有仁，是仁心已经被这种巧言令色的虚伪障蔽住了。从这里我们推理，事事如此，待人处事接物必须要用真诚，才真正是为仁之道，在圣贤之路上才会一帆风顺。否则起因就已经错了，与仁违背了，那就愈违愈远，愈走愈偏，所谓“因地不真，果招迂曲”。如果开始的这个念头不真，以后愈发展，离仁愈远。

曾子是孔老夫子的弟子，是弟子中年龄最小的。他姓曾名参(参读“身”)，字子舆。称呼曾子，这是学生对老师的称呼，所以这一句也是曾子的弟子记录的。曾子本身是孝子，有纯孝之心，是“二十四孝”之一，也是孔门十哲之一，后人把他称为宗圣。夫子是大圣、至圣，他是宗圣，他承传了夫子的学问，得到了夫子的真传。“吾日三省吾身”，这句话必定是曾子从孔老夫子那里学来的。这句话是曾子讲自己如何修身的。“吾日三省吾身”，“吾日”是哪一日？就是今日，就是每天。每天从三个方面，三件事情上去反省自己。第一，是“为人谋而不忠乎”。替人办事有没有尽忠？什么叫忠？《朱子集注》里解释说：“尽己之谓忠。”尽心尽力叫忠。承诺了要替别人办事，有没有尽心尽力去办？这要反省。接受了工作，有没有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好？这是忠。第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这是讲交友。“朋友有信”，是说朋友不可欺，交朋友要讲求信义。不欺人才是不自欺，欺人就是自欺，自欺欺人。什么叫信？“以实之谓信”，实实在在，真诚相待，绝没有虚伪狡诈，更没有欺骗。第三，“传不习乎”。传是什么？“受之于师”叫传，从老师那里接受了教诲，老师传给我们的道德、学问、知识、技艺，这些都要“习”。习，首先要熟悉，对于老师所传的，我们要精熟，更重要的是在自己身上落实。曾子一生做到了每天在这三件事上反省。如果有不忠、不信、传不习的这些毛病，就立即改过来，第二天不能再犯，这叫忏悔，改过迁善。每天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每天都不懈怠，这是真诚地在学习圣道，而诚意是为学的根本。

《论语·学而》篇第二章讲到孝悌，这里讲忠信，孝悌忠信，八德的前四科，四个德目，这就是中国精神。现在我们国家提倡复兴中华文化，弘扬中国精神。中国精神到底是什么？古圣先贤用最简单的话就概括了，孝悌忠信。孟子说得好，“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这是中国五千年道统的精华结晶。曾子传承了夫子之道，夫子之道，孝悌忠信而已矣。夫子也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夫子所总结、传承的还是古圣先贤之道。有了孝悌的精神，家庭就能和睦，社会就能和谐；有了忠信的大道，民族就能振兴，国家就能强盛。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里，如果一个朝代，从国君到臣子们，都不讲求孝悌忠信，就很容易有亡国之难。有孝悌之心的国君，必定是爱民的，就像尧、舜这种圣王，不外乎就是把孝悌的存心扩展到对一切民众，像孝敬自己的父母一样。没有了孝悌，他自然就不会把民众放在心上，所谓“亲亲而仁民”，如果对自己的父母都不能孝敬，怎么会仁民爱物？唐玄宗年轻的时候励精图治，把朝廷管理得很好，天下大治，出现了“开元盛世”。社会安定了，经济繁荣了，他就忘记了孝悌忠信的精神，开始追求自己的享受，甚至把儿媳杨玉环娶为自己的贵妃，这就乱了人伦，并且“从此君王不早朝”。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后来终于引发了“安史之乱”。安禄山举兵叛乱，唐玄宗被迫逃离长安，整个大唐江山失落了一半以上，不久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唐玄宗曾经对安禄山有很多的奖励，很信赖他，没想到他竟然背叛作乱，当然他是一个不孝不忠之人。这就是前面讲的，“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反之，好作乱必定会犯上，好犯上必定是不孝不悌，不忠不信。那么他的下场呢？没过多久，他的儿子安庆绪就把他给杀了，自己称帝。安禄山自己不孝不忠，他的儿子就是不孝不忠。应了一句俗语“有其父必有其子”，父亲犯上作乱，儿子也犯上作乱，真是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安史之乱”，安指的是安禄山，史是史思明，这两个人都是犯上作乱、不忠不信之人。后来安禄山的一个副将史思明，又把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给杀了，自己又称皇帝，这是上行下效。后来史思明的下场和安禄山一样，他的儿子史朝义为了得到皇帝的位子，杀了史思明，自己称帝。史思明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杀死，又是一报还一报，明显的因果报应。那么史朝义的下场呢？唐朝郭子仪带兵平定“安史之乱”，称帝只有两年的史朝义，最后落得个上吊自杀的下场。“安史之乱”历时八年，终于被平定了。安禄山、史思明两对父子的下场，证明了什么？无孝悌忠信之人，是天怒人怨。而玄宗皇帝李隆基对安史之乱当然也要负责任，他自己还注了《孝经》，逐渐忘记了仁民爱物，把《孝经》里讲的这些大道理都忘了，所以落得这样几乎亡国的下场。我们希望国家强盛、社会和谐，还是要大力地提倡弘扬孝悌忠信的精神，这种精神经历了五千年历史的考验，已经证明了是真理。有人说二十一世纪的天下是中国的天下，中国在古代兴盛的时期很多，而每次这样的时期，都是孝悌忠信的中国精神发扬光大的时候。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去侵略过外国，至少汉族统治的时候没有侵略外国。中国是用什么来令天下归附？用德行，以德服天下。中华文化讲的是和，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为什么爱好和平？因为它讲求孝悌忠信。所以我们现在希望构建和谐社会，共建和谐世界，没有别的，还是要回归孝悌忠信的道统。

曾子就是在忠、信和传习三事上着力用功，一生不改，所以他成了圣人。三件事实际上是一件事，我们每个人也都能像曾子那样做到，这就是修身。《大学》里讲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个“本”怎么落实？曾子这三事就是我们的具体落实。忠信是讲存心，存心是忠，心上用中，中道。怎么才能做到中？无私叫中，有私就没有中。有私就是分彼此，有人我二相。所以真正要做到中，放下私心，大公无私，放下我相人相，这才能做到中，我们的言就有信了，信和忠其实也是一体的。忠是体，相是信。传要去习，老师传授的我们一定要去实践，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老师有信心，信赖老师。老师是不是圣人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相信老师所说的圣人的教诲，这是我们学道第一个要建立的信心。当然选择老师很重要，首先要选择一个真正的好老师，我们才不会跟错老师。选择老师是听其言、观其行，看看他所做的是不是和他所说的一致。如果不一致，相反的，就不是真正的善知识，不是真正的善师。如果一旦选择定了，就一心一意地跟老师学，不折不扣地把老师传递的圣贤教诲去落实，依教奉行，老实听话，绝不可以打折扣，打折扣是自己毁掉自己成圣成贤的机会。为什么学生会不相信老师？对老师所传的教诲、圣贤之道，不能依教奉行，信心为什么会失掉？关键在于见到看老师的过失，并且把老师的过失放在心上，看不起老师，甚至觉得老师还不如我，轻慢老师，当然这样就很难认认真真地落实老师的教诲，所以传不能习。

曾子之所以能成为孔老夫子的传人，可贵之处就是把老师的所传不折不扣地去习、去实践、去落实。在他的心目中，老师是圣人。孔老夫子有没有过失？有。《论语》里有记载，夫子有一次也犯了过失，但是夫子难得的是，别人一提醒他，他马上欢喜接受，改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能改过，这过失就没了。把所有的过失都改了，就是圣人了。老师犯过，那是老师的事情，但是当学生的，即使老师犯过了，也不能把老师的过失放在心上，这叫师资道合。我看我的恩师，真的是圣人，即使是有过失，也是示现教诲我们的，哪里有真的过失？境由心造，外面的一切环境，包括物质环境、人事环境，一切人事物，都是我们的心境感召的。自己有这个心念，就感应这样的人事物。如果我们见到别人是圣人，就是以圣心看人，那自己也是圣人；我们看别人是小人，就是小人之心，以小人之心看君子，君子也都成为小人了，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是为什么？自己的心被污染了，把别人的过失装在心里。别人是不是真有过失还未可知，可能他是示现的，可能他是不得已才这么做，我们不知道来龙去脉，不了解对方的存心，把他的过失当成是真的过失，这是自己污染了自己的心性。如果也是这样看自己的老师，那就是自甘堕落，自绝于师门之外，怎么能成就？所以，学道最重要的是绝不能看老师的过失，不把老师的过失放在心上。我们做弟子的，真把老师看做圣人，那就恭喜了，有圣人在教导自己；我们把老师看成一般凡人，就是凡人在教导自己，所以得到的利益不一样。曾子这句话讲的忠、信、传习，是把别人都看成圣人，忠信就做到了圆满，我们就得到大道了，圣贤之道就圆满了。

《大学》讲，“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君子的大道是什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我们能够恢复本性的明德，就成圣人了。怎么得到？“忠信以得之”。有人、我二相，心就不忠；见别人有过，就是不信。信什么？信人人本来是圣人，本具明德。若见他人有过失，我们就不信，不信他是圣人，只信他是凡夫。若见老师过，当然就不能传而习。老师所传的，还是忠信的大道，我们接受老师的教诲，但不能真正落实，为什么？骄慢，“必骄泰以失之”，大道就失掉了。这是自己作践自己，自暴自弃。《弟子规》讲，“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自暴自弃就是把自己推到了圣贤门外。曾子的忠信之道，一以贯之，贯穿了整个圣贤的大道。体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做真实切近的功夫。从哪里做起？从不看别人的过失学起。“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这是古大德的教诲。真正修道之人，不会看世间人的过失。换句话讲，见世间人的过失，就不是真修道人，忠信都失掉了，离大道就远了。所以我们天天反省、忏悔、改过，要在这上面用功，这正是曾子一生成就圣贤的关键。

第五章是讲治国之道。孔老夫子告诉我们治理大国的方法。“千乘之国”的“乘”是兵车，一个诸侯国有一千辆兵车，这是属于大国，治理大国的方法主要有五个关键点。第一是“敬事”，事是国事，敬是恭敬、谨慎。处理国事要恭敬、要谨慎，这是“敬事”。“道千乘之国”的“道”，不念四声，念三声，音同“导”，是治理的意思。治理一个大国，第一重要的就是恭敬谨慎。其实治家和治国都要恭敬谨慎，有恭敬和谨慎才不会有过失，才不会犯大错误。第二是“信”，信是诚信。治国者，这是讲国家的领导人，除了对国事要恭敬、谨慎以外，对人民要诚信，使老百姓对领导人、对政府有信心。这确实是治国的根本，假如民众对政府没有信心，那这个国家肯定会不稳定，甚至危在旦夕。孔老夫子曾经说过，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食”是粮食充足；“足兵”是国防，国家机器要强大，防御能力强；“民信之矣”是人民百姓对国家政府有信心。这三个比起来，信比兵和食更重要。孔老夫子说，国家可以没有国家机器，没有兵没问题；可以没有食，老百姓可能吃都吃不上，还可能维持得下去；如果百姓没有了对国家、对政府的信心，那这个国家也就要灭亡了。民无信则不立，所以信是立国之根本。那么民众何以对政府有信心？政府领导人必须要“敬事”，才不会有过失，才能使老百姓有信心。因此要反求诸己，自己能够修身、敬事，自然别人就对我们有信心。第三是“节用”。节用就是节约，对财物节约。一个国家政府，它的收入来自于百姓的税收，财物来自于民间，假如政府领导人花费太大，就会给百姓造成很大的负担。清朝为什么会亡国？与慈禧太后有直接关系。慈禧太后挪用了组建北洋舰队的军费来建造圆明园，为了自己的享受，浪费奢侈，给百姓增加了很大的负担，而且又使国防的力量削弱，所以才遭到八国联军入侵的屈辱。《大学》里讲，“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是讲治国之道。“生之者众”是生产得多；“食之者寡”是消费得少；“为之者疾，用之者舒”，是我们的生产效率很高，快速，但是花费用度缓慢，这样财富就能保持充足，这是生财的一个要诀。所以“节用”很重要，一国如是，一个企业不也如是吗？第四是“爱人”。“爱人”就是爱民，在上位的人要知道民间疾苦，爱护关怀老百姓，最圆满的做法是将老百姓看做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做官的，古时候称为父母官，父母官是什么意思？做民之父母。人民百姓需要什么，爱好什么，我们就尽力满足他们；对老百姓不利的政令，我们就努力帮助去除。《大学》讲，“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这就是民之父母。所以做领导要有爱心，爱民如子。第五是“使民以时”。“使民”是让人民去劳作。古时候是农耕社会，农业占主导地位，所以一年四季按照时节领导人民去从事生产非常重要。如果不按照时节，违天时而作，就很难丰收。其实不仅有农业周期，还有经济周期，观察时运、时节因缘，做适当的调控，能够事半功倍。“敬事”、“信”、“节用”、“爱人”和“使民以时”这五条是治国之大道。其中，敬事而信能令民信，节用就能足食，爱人、使民以时就能足兵，孔老夫子说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详细来说就是这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是治国之道，它是治国的根本。

在《朱子集注》里，他引程子的话说：“此言至浅，然当时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国矣。圣人言虽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极，尧舜之治亦不过此。”程子是朱子的私淑老师。二程，程颐、程颢，朱夫子把他们俩都称为程子。程子说，这一章孔老夫子的话看起来很浅显，治国之道只讲了这五件事情，并不是很深，不难懂，但是，在当时孔老夫子的那个时代，周朝末年，八百诸侯国，如果都能做到这五件事情，这个国家就大治了。圣人的话听起来虽然很浅显，可是这里面上下贯通，下可以治家，上可以治国、治天下。现在我们讲和谐社会、和谐世界，领导人果然能做到这五件事情，就不难达到。如果把这五件事情做到极处，做到究竟圆满，不就是尧舜之治吗？尧王、舜王当时治理天下，真是无为而治，世界和谐。朱子也引用了宋朝一位学者杨时的解释。“杨氏曰：上不敬，则下慢；不信，则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故爱民必先于节用。然使之不以其时，则力本者不获自尽，虽有爱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泽矣。然此特论其所存而已，未及为政也。苟无是心，则虽有政不行焉。”杨时也是二程的弟子，也可以说是朱夫子的老师。杨时说，如果在上位的领导不能敬事，他的下级自然对事就会怠慢，办事不力；如果领导没有诚信，下级当然不会诚信，甚至还会质疑他的领导是否可靠？自己会不会出现危机？他就会为自己打算，自然就很难忠诚，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下级如果有怠慢，又有疑虑，那就不能做事了。所以，领导自己要先做到敬事和诚信。在上位的领导，不仅仅是国家领导人，任何一个团体，公司、企业、机关、学校等，这些领导人都要先做到敬事而信，才能管理好自己的团体。《易经》里说，“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这是讲节用，节用本身就是爱人。领导要是不能节俭，奢侈浪费，这是伤财也伤民。一个政府如果致力于很多不必要的工程，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只想要好看的样子，用个好点的说法就是形象工程。譬如一个地方的政府为了扩充自己的门面，要有一个所谓的好形象，花了很多税收的钱建造政府大楼，把政府公务员的工作环境要求得非常高，与当地的经济水平不相应，这就会伤民。所以，“节用”的初发心就是爱民的心。

第六章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它就是我们常念的《弟子规》的总纲领。一部《弟子规》就是以《论语》的这句话贯穿下来，是清朝学者李毓秀根据夫子的这句话编写出来，教导童蒙、弟子，如何修身立德，成就学业道业的。《弟子规》是清朝以来的童蒙教材，家家户户都要念。现在《弟子规》已经逐渐普及到全社会了，很多家庭都用《弟子规》来作为教导孩子的教材。一般人认为《弟子规》只是教小孩的，其实不然，弟子是广义的，不只是对童蒙，小孩固然从小就要学习，而孔老夫子说的弟子是圣贤弟子，具体而言是孔门弟子。孔老夫子讲这句话，是要求弟子们：“你们要来我这里学习，你们首先要做到这个标准。若是做不到这个标准，你就不能是弟子了。”所以《弟子规》是学圣学贤的根基，我们不可以忽略。《弟子规》根据这里讲的七科：孝、悌、谨、信、爱众、亲仁、学文，共七科，来进行演绎，写出一百一十三件事，三百六十句，一千零八十个字，写得非常全面。我们学习《四书》，这是大学的课程，入学的标准在哪？在《弟子规》。《弟子规》我们都做到了，《四书》才能入得进去，《四书》是教我们成就圣贤之道。所以《弟子规》是《四书》的具体落实，是行门。

这里讲到的七件事，详细地解说了我们如何学习《弟子规》。《弟子规》，蔡礼旭老师有详细的讲解，我也曾经讲过两个版本，都可以拿来参考。这里简单地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第一件事是“入则孝”。“入”，是指在家里；“入则孝”是在家必须孝养父母。孝养父母包括孝养父母之身，孝养父母之心，孝养父母之志。能够为父母做饭、洗衣服，在物质生活上供养自己的父母，这是养父母之身，必须要尽心竭力。养父母之心是让父母生欢喜心，让父母心安。养身和养心比起来，养心更为重要。《孝经》里讲，“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对父母要恭敬，使父母快乐，这才是真正的孝养。养父母之志，父母的希望，父母的志向，对儿女的期许，我们都要努力的去实现，这是尽孝，最后自己还要成圣成贤，光耀门楣，这是大孝。第二件事是“出则弟”。“弟”是对兄长而言。广义的说，对一切长辈、年长者，都要恭敬，对年幼者都要友爱。“出”，是出外，出外求学或者做事要行悌道。悌是什么？敬顺，敬重尊长，顺从长辈，这也是孝心的延伸。“入则孝，出则弟”还有一种说法，“入”是讲内心，内心里有孝道，能够孝敬父母，表现在外面就是敬顺，“出”就是表现在外，所以孝悌是一件事情。以这个孝悌的心、行对一切人，就是爱人，就是夫子讲的仁；对一切事，就是敬事；对一切物，就是爱物，这都是从孝敬心里产生的。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都是一个孝心的延伸。成圣成贤就是将孝悌做到极处，孟子讲“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把孝悌做到了圆满，就成了圣人。第三件事是“谨”，行为谨慎。《弟子规》里，“谨”的篇幅很长，表面上看，都是教导我们一些小事，譬如“缓揭帘，勿有声”、“宽转弯，勿触棱”、“执虚器，如执盈”，这些都是生活小事，但是要知道，小事中能培养大德，就是要从小事里面培养小孩谨慎的这种态度、习惯，当他以后临大事时，自然就能谨慎。

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后人称“诸葛一生唯谨慎”。诸葛亮有这样的成就，辅佐刘备立蜀国而三分天下，他的成功之处就是恭谨，没有失误的地方。这种德行都是从小事中培养的，所以我们怎么能忽略小事？第四件事是“信”，言而有信。“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说话一定要诚信，怎么能有欺诈、有妄语？这是做人之关键。夫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如果我们说话没有了信用，那就做什么都不容易成功，在这个社会也不能很好的立足。特别是现代社会，更讲求信用，购物用信用卡，买房子要按揭，乃至与一切人相处，都要讲求信用，别人相信我们，才愿意帮助我们，我们的事业才能最终成功。第五件事是“泛爱众”。“泛”是广泛，“众”是众人，博爱众人，与一切人交往都要有爱心。这个爱心是先从孝顺父母培养得来的，所以前面《论语》讲，“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有孝悌心才能对人有仁爱心。夫子教导我们，不能把爱心局限在自己家里只是对父母而已，要扩展开来对一切众生。一切人、一切物，要平等博爱，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自己的父母长辈，也要用同样的爱心爱一切人，“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爱自己的儿女晚辈，也要用同样的爱心爱一切人。第六件事是“亲仁”，这是讲自己求学，要选择师友，要懂得选择仁者。亲近仁者，对自己的道业、学问长进有很大的帮助。前面“泛爱众”，是没有选择的，对一切人我们都要敬爱、都要关怀、都要帮助。但是自己求学就一定要师从仁者，这要选择，不能随便。夫子说，“无友不如己者”，不如自己的，或者与自己不是志同道合的人，我们不要向他学习，不要和他做朋友，但是也要爱他。不如自己的，还是爱他，只是不向他学习。

朱夫子在《集注》里引用程子的话，“为弟子之职，力有余则学文，不修其职而先文，非为己之学也”，这是讲学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朱夫子的意思，文是指诗书六艺，是夫子的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最后一个文学，是讲有余力的时候，才用在学文上。“行有余力”的“行”是指前面六个，孝、悌、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我们能够力行前面的六条，做得很好了，还有余力，这时候可以学文。所以主次就很明显，贵在力行。如果不力行，先学文，就不是实学。《弟子规》讲“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增长的是浮华，对真正的做人没有实在的帮助！尹彦明先生，是程颐的弟子，也是朱夫子的老师，他说：“德行，本也。文艺，末也。穷其本末，知所先后，可以入德矣。”这是把行和文分开来定义，德行是本，根本，像一棵树，它是根本；文是文艺，是枝末，我们要知道本末，知道先后。如果不知道本末，就不知道先后。《大学》讲“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如果先后顺序搞错了，就不能成功。先后是什么？先要重在修养德行，立好这个根本，然后再学文，这样才能入德，才能真正成就圣道。如果我们没有先力行，而只是学文，就会增长浮华甚至傲慢。有余力但是不学文也不行，为什么？没有一个好的导引。《弟子规》讲，“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以为自己的意思正确，其实是错误的。《论语》里夫子讲，“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不错，但是他的外表缺乏修养，没有文学的涵养，没有礼仪的训练，看起来就野了，野是像山野之人。“文胜质”，是学文学得好，文学修养好，出口成章，礼仪也非常的周备，但是他的本质不好，为什么？没有德行，力行不够，“则史”，史是什么意思？古时候的史官是文书这一类人，他们常常是在文学词句上下了很多功夫，但是诚意不足，用来比喻有浮华之风。君子要“文质彬彬”，即要讲究文，又要讲究质，文和质相辅相成。朱夫子又说，“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朱子讲得更加深一层，学文其实和力行同样重要。学文是学习圣贤的教诲，如果“但力行，不学文”，只力行而不学文，只是自己一味地去用功，没有考究圣贤人的“成法”，没有按照圣贤的教诲去做，不懂得事理，那么他所行的可能出于自己的“私意”，自己的一厢情愿，自以为是，这就不仅是野的问题了，夫子讲“质胜文则野”，比起野来，他就更加偏离圣道，“任己见，昧理真”。所以学文同等重要，学文是帮助力行的。

明末清初的蕅益大师解释这句话说：“养蒙莫若学问。学问，不过求放心。求放心，莫若格物致知。孝悌谨信，乃至学文，皆格物致知之功也。”蕅益大师讲，这七科都是学习圣贤的必不可少的方面，虽然是“养蒙”，养童蒙，童蒙养正，教小孩的，但是对任何人都适用。“养蒙莫若学问”，教育人重要的是学问。真正的学问是什么？孟子讲，不过是求放心而已。这个放心是放出去的心。本来人人分上(本来具足)都有真心，真心不动，为什么会有放出去的心？放出去的心叫妄心，妄心是动的，动里面带着妄想、分别、执著，执著里还有自私、烦恼、过恶，这些在真心自性中本来没有，现在突然产生了，我们把它收回来，把这些本来没有的妄想烦恼放下，就是求放心的意思，回归自己的真心本性，这是真正的学问。求放心的功夫就是格物致知。《大学》里讲三纲八目，格物致知是根本。什么叫格物？物是物欲，格是格斗，与物欲格斗就是降伏自己的欲望，降伏自己的烦恼，然后才能致知。致知是让自己的良知发现出来。蕅益大师告诉我们，孝、悌、谨、信、爱众、亲仁、学文，都是格物致知的功夫。《弟子规》讲什么？就是格物致知。人能格物致知，而后才能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大学之道。

蕅益大师又说：“直教一切时文行合一而修。不是先行后文。盖文，是道统所寄。孝弟忠信等，即是文之实处，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若仅作六艺释之，陋矣。”大师讲得很清楚，行和文不能分开，一切时一切处都要“文行合一”。文是什么？圣贤的教诲。行是什么？圣贤的行持。合一，就是自己力行圣贤教诲，不是朱熹、程子所说的先行后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不能片面地去理解，不是先力行再学文，是什么？同时进行，边力行边学文，知行要合一。为什么？因为文是道统所寄，圣贤教诲载录在文上，而孝悌忠信这些德行，不就是文的实处吗？夫子在《论语》里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王虽然不在了，难道就没有文了吗？有！夫子的志向是什么？传承圣人的道统，正所谓斯文在兹。文在哪儿？就在自己身上，自己担当起来，落实圣贤的教诲，文就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文不是简单的、表面的诗书六艺的文，是真正圣贤的道统。所以这一章是教我们文行合一。行是指前面六条，孝、悌、谨、信、爱众、亲仁，文是学文。文、行不可分开。真正把文都落实到了行上，我们就成为圣贤了。

“学而篇”第七章是讲伦常的道理。伦常的“伦”就是五伦关系，“常”是不变的意思。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这五伦关系是每个人自生以来就要面对的。古时候如此，现在如此，未来还是如此。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也如此。它并不以时代的变迁、地域的变化而产生变化，所以称为常。这一章是孔老夫子的弟子子夏说的话。夫子说子夏、子游是孔门四科里文学最好的。“贤贤，易色”，是讲的夫妇之伦，夫妇是人伦之始，有夫妇才有父子，然后才有兄弟、君臣、朋友。夫妇之伦讲究的是“贤贤，易色”，“贤贤”第一个贤字是动词，贵重的意思，以什么为贵？第二个贤字是贤德的意思，就是以贤德为贵，重贤德。“易色”，“易”当轻字讲，“色”是美色，轻美色。“贤贤，易色”就是嫁娶、择偶要重德不重色，这是正人伦之始。“事父母，能竭其力”，这是讲父子之间的关系，父子之伦。儿女对父母要尽孝，孝顺父母，尽心尽力。“事君”，事奉领导，讲君臣之间的关系。君，从狭义上讲，一国之君，总统、主席，国家领导人；广义上讲，一切团体的领导。“事君”要“致其身”，“致”当委字讲，委身，把自己的身体捐献出来，能先公而后私，能忘我工作，忠心耿耿、尽心竭力地为祖国、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团体尽忠，这就是“事君能致其身”。这是君臣之伦。“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这是朋友之伦。与朋友交往，必须要讲求信用，“凡出言，信为先”，言语、办事都能做到无欺，这叫有信。子夏这句话讲了以上四伦，第五伦是兄弟、长幼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含在了其中。子夏说，能够把人伦尽到，也就是“敦伦尽分”，尽到自己的本分义务，处理好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外乎就这五伦，我们都能处理好了，“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子夏说，即使说你没有知识技能上的学问，我也说你一定有学问。为什么？朱熹朱夫子讲得好，“人无伦外之人，学无伦外之学”，人不能离开群体，必定是在这五伦关系当中，学问就是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伦外的学问，所以五伦就是为学之本，能够“敦伦尽分”，这就是学问。

蕅益大师在注解里说：“贤贤，不但是好贤，乃步步趋趋之意，盖自置其身于圣贤之列，此即学之本也。事亲事君交友，皆躬行实践，克到圣贤自期待处，所以名为实学。”“贤贤”是什么？以贤德为重。不仅是仰慕贤德，更重要的是步步趋向贤德，念念成就自己的贤德，要把自己自身置于圣贤之列，这是学之根本。所以我们学什么？学圣贤。“贤贤”不只指夫妇之道，更广义地讲，是教我们学圣学贤的根本，仰慕圣贤。我们仰慕圣贤，自然就有贤德的人和自己做伴。事亲、事君、交友，乃至夫妇这一伦，都是躬行实践圣贤之道，这叫实学。“易色，谓无我相人相也，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自他不二，故曰易色。有我相人相，则妒贤嫉能之心生矣。”江谦是民国时代的教育家，他补充注解了蕅益大师的《论语点睛》，称为《补注》，他讲到“易色”，色不仅是美色的意思，广义上讲，是佛法里讲的色，《心经》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色是指一切物质，以及物质世界，即一切相。“易色”就是把色看轻，看到最轻的时候就是没有了，无色了，色空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放下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是易色易到了究竟，入人我不二，自他一体的境界，与宇宙合而为一，哪里还有彼此？这就是大圣。如果有你我的分别，自他的对待，难免会有分别、有执著。有我相，有人相，就生我执，我执就有私，有私就会产生种种的贪求、瞋恚、嫉妒的烦恼。别人有一技之长，自己就会妒忌，人家的德行超过了我，自己的心里就放不下，这就是不能“贤贤，易色”，妒贤嫉能。贤贤，要怎么学？要修随喜的心。别人有的才华、德行，就好像自己有一样，这样才能慢慢入放下人我的境界。所以易色是果报，我们修成正果了。怎么修？贤贤是因，最后放下了人我之色相，这是果，修因证果。

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庄重？“主忠信”就庄重，没有忠信，就没有庄重。所以学习要以忠信为主，自然就能庄重，我们的学业也就能坚固。有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就有威仪，就有实学。在郑康成的注解里，主当亲字讲，亲近，亲近忠信之人，以忠信之人为师。这种讲法也很好，两种说法不矛盾。“无友不如己者”，在忠信方面不如自己的，不要和他们交朋友，不要以他们为师，就是不要向他们学习。我们自己能够忠信，自然就愿意亲近忠信之人，自然就不会和那些不忠不信的人交朋友。所以忠信是孔老夫子之大道，一以贯之，贯穿了整个圣学之道。一个人如果不忠信，那他做事情就很容易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很难诚实不欺、与人为善。因此学以什么为主？以忠信为主。朱夫子讲“尽己之谓忠”，做事尽心竭力，这是忠。信是什么？讲话、做事都有诚信，让人感觉很踏实。程子解释说，“人道惟在忠信，不诚则无物”。人之道在哪里？就在忠信。我们希望成为真正有圣贤品格的人，就要严格地要求自己，落实忠信的品格，忠信就是诚。《中庸》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不诚则无物”；“若无忠信，岂复有物乎？”如果没有忠信，还有什么物可谈？全都是虚的，所学也易落到谈玄说妙的窠臼之中。“无友不如己者”，“无”是不的意思，不要向不如自己的人学习。为什么？古人讲，“友所以辅仁”，我们交友，是辅助我们成就仁德的。如果朋友在德行、在忠信上不如自己，那我们向他学习没有益处，反而有损。所以学习必须要有高尚德行的师友，以忠信之人为师为友，对于那些不讲求忠信的人，尽量远离，至少不能与他为友，志不同道不合，我们还是敬而远之。

“过则勿惮改”，过是过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失没什么奇怪的，只要没有成为大圣、至圣，肯定有过失，有过失“勿惮改”。惮是畏难之意，就是害怕。不要害怕改过，能改过是勇敢的人。夫子讲“知耻近乎勇”，知耻是知道自己的过失，自己明白过失，并以之为耻，继而坚决改正，这就是勇，勇敢。改过要迅速，不能犹豫，正如了凡先生在《了凡四训》中说的，“小者如芒刺在肉，速与抉剔；大者如毒蛇啮指，速与斩除”。小的过失就像一根刺扎在了肉上，很痛，要马上快速地把它挑出来；大的过失像毒蛇咬到了手指，要一刀把这个指头斩断，不能让毒素攻到心里，那就死定了。这句话是比喻改过要勇猛坚决，不可畏难，不可苟安。人之所以不能成为圣人，就是因循二字耽搁了一生。因循什么？放纵自己的过失，不肯改过，甚至不知道自己有过。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他成功的秘诀、关键就是改过而已。所以他最欢喜的事情就是闻过，知道自己的过失，其最大的善就是改过。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孔老夫子这段话是教导我们学问之道、君子之道，我们以宋代学者游酢的话来做个小结，他说：“君子之道，以威重为质，而学以成之。学之道，必以忠信为主，而以胜己者辅之。然或吝于改过，则终无以入德，而贤者亦未必乐告以善道，故以过勿惮改终焉。”不重则不威，威是威仪、庄重，这是君子由内而发的一个本质，是用学来成就的。学之道，是以忠信为主。而交友，“友以辅仁”，不和不如己的人交友，应该与胜过自己的人交友，帮助自己提升德行。与仁者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不能怕改过，否则就没有办法入德，也就没有办法成就。因此，以“过则勿惮改”来作为小结、总结本章，这一句，概括了君子的整个求学之道。蕅益大师在他的注解《论语点睛》里，为这段话也做了精当的总结，所谓画龙点睛。大师在朱夫子解释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升华，他说：“期心于大圣大贤，名为自重。戒慎恐惧，名为威。始觉之功，有进无退，名为学固。”这是为我们解释重、威，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的意思，点清楚这个根源。君子如何能庄重？“期心于大圣大贤”。期心是立志，立志做圣贤。有这样的立志，这叫自重。为什么？人本来就可以做圣贤，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本来可以做圣贤、大圣大贤。如果不立志做大圣大贤，甚而忍心把可以成圣贤的这个机会放弃掉，把与圣贤相同的本善本性埋没掉，那我们就是不自爱、不自重。所以立志做圣做贤，这叫自重，自然由内到外就有了庄重。人首先要自重，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如何能有威仪？“戒慎恐惧”，这叫有威仪。如果我们能知道，起心动念都会有果报，那我们就有戒慎恐惧了。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新闻报导，这是几年前在美国新奥尔良，有一个中青年的白人男子，到酒吧里去饮酒，两位年轻貌美的女子来跟他搭讪，结果这个男子起心动念了，就和这两个女子一起喝酒、说笑起来，没想到酒里放了药，后来他就不省人事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家酒店的房间里，躺在浴室的浴缸里，全身盖着冰块。他觉得虚弱无力，幸亏旁边有手机，他打电话去求救。医护车把他送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的两个肾脏已经被切除了，原来他遭到了美国黑社会犯罪集团的暗算，她们专门盗取健康人的肾脏。一个肾脏在黑市里可以卖到十万美金以上，这个男子就成为了牺牲品。因为最初的时候见色起了淫心，掉入了陷阱。见到女色，如果能戒慎恐惧，庄重而有威仪，保持距离、保持礼度，就不容易发生败德伤身的事情。因为有戒慎恐惧，念头一起，马上把它压住，不让念头相续。不正的念头这个因，才会导致后面惨烈的果报。如果知道有因果，怎么敢动那些邪念？所以明白因果，我们就能格物。格什么？把欲望的念头格掉，我们的良知就现前，意就诚，心就正，身也就修了，我们就有了威仪。“诚于中形于外”，修身好了，自然表现得有威仪。所以“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如果一个人没有立志做大圣大贤，就是不自重，他就不能戒慎恐惧，不能慎独，没有威仪，他的学业也不会坚固，没有根基，不是实学。“始觉之功，有进无退，名为学固”，始觉是念头刚起的时候，立即觉察，这叫始觉。不正的念头立即放下，这是始觉合本觉。本觉是自己本有的，仁、义、礼、智，都是本觉，这是性德，但是要靠修德才能显性德，所以始觉之功很重要，念念觉，念念都不迷，只有进步没有退步，我们的学才坚固。

蕅益大师下面讲，“倘自待稍轻，便不能念念兢业惕厉，而暂觉还迷矣。此直以不重，为根本病也”。倘若自己对自己轻忽了，放逸了，不能够念念觉悟，不能够克制自己的烦恼习气(属于我们的业力)，没有战兢惕厉、戒慎恐惧的心态，那么可能一对事，境界一现前，第一念觉察到好像不妥当，但是接着就放松了，因循放纵了自己，这又变成迷了。第一念虽然觉，第二念跟着迷。第一念觉是什么？自己的良知，本有的良知现前，但是却被物欲给蒙蔽住，不能格物，这个良知就不能保持，所以又迷了。这段话蕅益大师给我们解释得很深刻，要从念头上去修行，直接指出君子的病根在哪里？不重，不庄重，就不能立志；庄重里面就含有立志。人能立志就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克制情欲，放下烦恼，就能在私居独处中谨慎，戒慎恐惧。戒慎恐惧不是说很害怕，怕鬼怕神，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唯恐自己德行有丝毫的缺失。因为我们知道头上三尺有神明，《大学》里曾子讲，“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我们即使是一个人的时候，也好像有十个眼睛在盯着自己，十只手在指着自己，怎么可能放逸？怎么能欺瞒天地？孔老夫子说，“吾谁欺？欺天乎？”我在欺骗谁？难道能欺骗天吗？不要自欺欺人。这都属于自重的内容，我们真能自重了，我们的毛病，烦恼习气，就能压伏住。所以蕅益大师揭示的病根在于不自重，自重就有威仪，学业就能坚固。

朱子解释“主忠信”的忠是“尽己之谓忠”。蕅益大师解释得更深刻：“忠，则直心正念真如。信，则的确知得自己可为圣贤，正是自重之处。既能自重，更须亲师取友，勇于改过。此三，皆对证妙药也。故知今之悦不若己，惮于改过者，皆是自轻者耳。又主忠信，是良药。友不如，惮改过，是药忌。”“直心正念真如”，这叫忠。心上一个中字，心不离中道，叫忠。所以“直心正念真如”，直心是至诚心，至诚心里生起的是正念，念什么？念真如，真如是自性，自性就是中道，第一义谛。偏离了中道，就失去了正念，就不是直心，是曲心，委曲的心。这是直接从心性上回归，回归到自性本觉，当然做任何事都能做到至诚恭敬，这就是忠。所以直接从心上去回归自性，事事都能做到尽忠。信是什么？“的确知得自己可为圣贤”，这叫信，信自己能做圣贤。前面讲到，立志做圣贤，这叫自重；信自己可以做圣贤，这是自信。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个话讲得铿锵有力，“人”是指每一个人，尧舜是圣贤，每一个人都能成圣贤。这每一个人当然包括我们自己在内，要有“我可以做圣贤”的信心。信“人之初，性本善”，既然是我们的本善，我们的本来面目就是善，现在回归本善，有什么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去做？这正是自重之处。所以自重首先要自信，我们如果不相信自己能做圣贤，怎么会立志做圣贤？那我们就不能做到自重了，不能自重，所有的学问都是虚的，不能落到实处。

“既能自重，更须亲师取友，勇于改过。此三，皆对证妙药也”。首先是自重，自重是根本；然后还需“亲师取友”，就是“无友不如己者”，要亲近有仁德的圣贤老师，与忠信之人做朋友；第三是勇于改过。“自重”、“亲师取友”、“勇于改过”，这是三剂妙药，我们就方便对症下药，对质到自己的烦恼习气，这样我们就真能成为君子，成为圣贤。如果怕改过，这叫自轻，不自重，所以怕改过是大忌。就好像中医治病开药，对症下药，就会药到病除，但是一般有药忌。药忌是什么？服中药期间需要忌口，忌吃寒凉、辛辣等食物，这就是药忌。如果不忌口，药效就不会那么彻底，虽然对症，也不能圆满解决我们的疾病。我们学习君子之道的良药、药忌是什么？忠信是良药；向好的老师、朋友学习，能够自己改过，这是药忌。如果与不如己的人交友，怕改过，我们就犯了忌讳，良药也不能起作用。所以，君子之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样都不可。

这一句是讲孝道。曾子是孔老夫子的学生，是夫子最年轻的学生。曾子本身是一位大孝子，他在二十四孝里有排名。记载中说，他对母亲是纯孝。有一天曾子到山上砍柴，结果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道如何接待，心里就有点紧张，很想呼唤自己的儿子早点回家，当时没有手机，不能通讯，母亲就想了一个方法，她知道自己的儿子平日对自己非常的孝顺，念念都不忘父母，所以她就咬自己的手指，这一咬，十指连心，就很痛，结果曾子在山上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感觉好像家里出了什么事，于是赶紧从山上往家跑，回到家一看，才知道家里来了客人。母亲告诉他，“我不知道怎么样把你呼唤回来，只好咬自己的手指，希望你能得到感知”。从这里我们能看到，如果不是曾子念念都念着自己的父母，没有一时一刻忘记，如何能够得到这样的感应？实在讲这种感应，这种能力，人皆有之，人的心性本来就是畅通无阻，通达十方法界的。一个证得自性的人，宇宙中哪一个星球，哪一个众生，有什么样的念头，他都能感知到，因为他的心性的能力没有障碍。圣人教我们要悟明心性，也就是《大学》里讲的“明明德”，就是要从尽孝开始。我们凡人还没有得到能通达十方的能力，但是从与父母感通入手比较容易成就，与父母一体的心，就能超越时空，就能与父母心心相印，感而遂通。从对父母尽孝开始，将这一颗孝心扩展到对一切人、一切物，与十方法界一切众生都能感通，这就是大圣大贤。曾子有纯孝之心，所以有这种能力，所以他能成就圣贤。

曾子说，“慎终追远”，“慎终”，朱熹朱夫子解释说，“慎终者，丧尽其礼”，就是《弟子规》讲的“丧尽礼”；“追远”，“追远者，祭尽其诚”，也就是《弟子规》讲的“祭尽诚”。慎是谨慎，终是父母寿终，做儿女的必须要用最谨慎的态度去治理丧事。父母对我们恩重如山，现在父母离我们而去了，我们想要报答父母的恩德，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那种哀戚之情是非常重的。因为有哀戚之心，就会对丧礼非常地慎重，用丧礼来表达儿女对父母的深重的哀悼，深刻的怀念，无限的感恩，所以丧礼非常的重要。古人有三种礼是极其慎重的，一个是婚礼，一个是丧礼，一个是祭礼。如果没有丧礼，这种哀戚之情就没有表达的方式，所以应该恢复丧礼。过去一个朝代的建立，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制礼作乐，一个没有礼乐的国家，孔老夫子说这叫乱世。国家对人民的领导，就是用礼用乐。乐是艺术；礼，古人有冠礼、婚礼、丧礼、祭礼，这些都有一套规矩，如果没有规矩，百姓就无所适从。我们希望实现和谐社会，这些礼非常有必要去恢复、去制定，制定一套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又能表达古圣先贤赋予礼的内涵的一套礼节，非常的重要。

“追远”是讲祭礼，我们追思自己过世的父母祖先。丧葬以后要依礼、依时追念祭祀。追远包括对自己过世的父母，和自己的祖宗，历代的祖先，虽然祖宗祖先已经距离现今很远了，但是每年春秋祭祀不可少。所以“远”，包括父母和祖宗两个意思。祭祀的时候必须诚敬。《朱子治家格言》里讲，“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用诚敬的心来祭祀，表达对祖先、对父母的感恩怀念，这是不忘本，这是养我们厚道的存心。如果遥远的祖先我们都不忘记，都念念感恩他们，念念都想着要报答他们的恩德，光耀门楣，这是多么的厚道！如果父母在世，我们怎么会不对父母尽孝？这么远的祖先我们都不忘，怎么能忘记现前的父母？所以“慎终追远”就是培养孝心，它的结果就是“民德归厚”。所以有因才有果，修如是因，得如是果。“民德归厚”是什么意思？朱子说：“谓下民化之，其德亦归于厚。”当人民百姓常常能“慎终追远”，人民必定能增长孝德，所以变得厚道。厚道是什么意思？邢昺的注解里说是“不偷薄”，偷是偷盗，民心不偷，互相不会占便宜，只会多给人恩惠，绝没有占取别人便宜的念头；薄是刻薄，人能“慎终追远”，就会变得厚道，不会想着占人便宜，不会想着利益，心里只存着道，所以他就能厚道待人，绝不会刻薄。

我们来到一个地方，看这个地方的民风，就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慎终追远”。我曾经到潮汕地区讲课，广东潮州、汕头地区，我发现这个地区的人民对“慎终追远”很重视，丧礼办得很隆重，每年都祭祀祖先，到四月五号清明节，每一家都祭祀，没有例外，所以我们能够断定，这个地方的民风纯朴，民心厚道。假如我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这里的人民总想占人便宜，譬如我们到一个商店去买东西，他见到我们是外省来的，就要价很高，对本地人要价就很低，这是什么？偷心，不厚道。所以这个地方，可能就不和谐了，因为什么？人人都想着利，那么义的观念就淡薄了。重利轻义，甚至见利忘义，社会的风气怎么能和谐？如何改变呢？曾子已经告诉了我们，要社会和谐，人心厚道，这是果，因在哪儿？因在孝道。如何提倡孝道？“慎终追远”就是一个好方法。所以我过去在各地讲学的时候，常常提倡孝道，那是好几年前，我说我有个梦想，希望由政府来提倡祭祀祖先。在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毛主席提倡祭祀黄帝，他特别撰写了“祭黄帝文”，并由党中央派特别代表去黄帝陵拜祭，这是团结全中国人民的一种好方法。所以祭祖是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应该恢复，应该大力提倡。古代的帝王年年都祭天、祭地、祭祖，所以朝廷上下文武百官乃至全国老百姓都会祭祖，人民对天地有敬畏之心，对祖宗常常不忘，朝野和谐，民德归厚！特别是有灾难的时候，譬如有地震、瘟疫，或者干旱、水涝等天灾人祸的时候，帝王都会带领文武百官祭天地、祭祖宗，团结一气来消解这个灾难。

朱夫子在他的《四书集注》里讲，“盖终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谨之；远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终者”，是已经寿终的亲人，比如父母，父母过世了，人可能就会容易疏忽，孝心可能就会减退，用丧礼去谨饬之，让人们能通过这种礼来提起孝心，人心就能变得厚道；“远者”，是已经过世很久的亲人，很遥远的祖先，这是“人之所易忘”，很容易忘记，而能依时追祭他们，不忘本，这就是厚道。民心厚，国家的基础就厚，国力就能强盛。就像一棵大树，它的根很深，所以它的枝叶就能茂盛，它就能抵抗风雨的侵袭，能经受灾难的考验。朱夫子又讲，“故以此自为，则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则其德亦归于厚也”。“自为”就是自己这么做，自己能“慎终追远”，自己的德就厚，这是自立。一个国家领导人能做到“慎终追远”，他的德行就厚。由一位厚德君子来做领导人，这是万民之福。老百姓看到他这么做，也跟着受到感化。“化之”，是被感化，被他教化，他用他的身行来教化老百姓，百姓就向他学习，把原来不好的习气改掉。原来可能常常会忘记父母祖先，现在“慎终追远”，就能常常不忘，这就化了。这一化，民风就转化了，变得和谐，人民百姓的道德也变得厚了，这个国家就有福了。不仅国家领导人要这么做，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做，每一个人都要让自己的德厚。我们的德厚，我们的福就厚。古人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是谁？一个普通老百姓。不要说这是别人，应该说这是自己。天下兴亡，我有责任。我要做出好样子，“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为万民做个表率，这就是教化。

孔老夫子当年大部分时间没有做官，他也是一个平民老百姓，但是他教化的这种影响力，超过当时任何一个诸侯国的国君。为什么他能做到？他有这种担当，天下兴亡，我有责任。我“慎终追远”，让我的德厚，也能让万民的德厚，这是教民以孝。圣贤施教以孝为本，《孝经》里讲，“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我们希望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怎么做？落实孝道，从我做起。一九九四年我姥姥去世的时候，这是十五年前，我正在广州念大学，我母亲带着我送姥姥往生，在姥姥走之前，我母亲就到处请教那些有学问的人，如何送终，如何做好临终关怀，让老人家能在非常舒服的、宁静的状态下含笑而去，不能让她有痛苦。所以我母亲到处走访，才知道原来在她往生的时候一定要给她念佛，念佛是最好的临终关怀。我们也得知，人在临命终时，四大分离，身体的器官像撕裂般痛苦，古德比喻“如生龟脱壳”，那种痛苦就像是把一只龟的肉体从壳里拔出来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不能碰她，连她的床也不能碰，至少八小时之内不能碰她的身体，不能对她哭泣，因为这些会让她很痛苦，影响她安详往生。

我们学了这些知识以后，在姥姥往生的时候就如理如法地来送她，给她念佛，安慰她，劝导她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的这种临终关怀下，姥姥是含笑走的。十二个小时以后，我们再碰她的身体时，发现她全身柔软，可见得她走的时候非常安详，一点也不紧张。人走了以后为什么身体会很硬？因为他走的时候很痛苦、很紧张，所以会很硬。如果是很柔软的，我们就能断定他走得很愉悦。这是什么？我们要“慎终”，谨慎的对待亲人临终离去的这个时候。现在我们的丧礼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人用各人的。有的人用西方的，有的人用我们中国传统的，因为什么？没有一套标准的礼仪。所以希望国家能有一套正规的、标准的礼仪，全国人民遵守。现在虽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我们也要尽到自己的哀戚、追远之情。姥姥走了以后，我和母亲每一年清明、冬至，这些祭祖的日子，都祭祀她老人家和过去的祖先。国家没有一套标准的祭礼，我们就采用自己制定的一套礼仪。祭祀有纪念、怀念的意思，我们在祖先牌位前读诵传统的经典，提醒自己不能忘记祖训，要好好的做人，提升自己的品德学问，用这样的一个行动去报答祖先，这是祭祖的意义之所在。

我过去在大学里教书，美国四年，澳洲四年，都被大学授予终身教职，也有不少的大学聘任我做主席教授。有人说：“你才三十多岁，这么年轻，挺有成就的。”其实是什么？不是自己有什么样的智慧能力，超过我的人很多，假如说真有这样的幸运，这个幸运很可能就是来自于祖宗的福荫。我们自己能够“慎终追远”，就“民德归厚”，我们的德就厚了，德厚了，福也就厚了。我们希望自己的一生幸福美满，必须要修厚德，厚德来自于孝道，所以曾子教我们“慎终追远”。我爷爷今年九十一岁，现在我来孝养他，他也过得非常的安稳，每天无忧无虑的，这是老年福报。爷爷的福报从哪来的？我细细的思维，爷爷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一生都祭祖，年年至少两次上山扫墓，祭祀祖先。爷爷的父母在他十几岁时就过世了，可是他对父母念念不忘，对祖先念念不忘，常常带着自己的儿孙上山祭祖。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个印象，到了清明、冬至这些祭祖的日子，就扛着锄头跟着爷爷，跟着我父亲、叔叔他们一起上山整理墓园，去祭祀，所以到他现在九十几岁，能享受到儿孙的孝养，这是爷爷自己有这个厚德。

明末清初的蕅益大师对这一句的注解说，“厚是本性之德，复其本性，故似归家”，这是点睛之语。“民德归厚”的厚，是指本性本来具有的性德，本来性德就是厚的。这里讲“归厚”，这个“归”的意思非常的深。归字说明什么？我们本来就有，像自己归家一样，我们的家本来就有，有一个老家，我们在外面游荡了很久，现在回家了，这叫归。我们的性德本来就有，现在怎么样？迷失了，我们偏离了本性。本性是本善，“人之初，性本善”，现在我们的本性不起作用，性德不能现前，是我们的习性在起作用。我们什么习性？自私自利、贪婪、愤怒、嫉妒、怨恨、刻薄，等等。贪瞋痴慢，杀盗淫妄，这些都是习性，本来没有的，本性里没有这些习性。我们染上了这些习性就是偏离了本性，现在教我们“复其本性”，把本性恢复起来，从不好的习性那里回头，回归到本性上来，这叫归。能够回归本性了，这个人就叫圣人，禅宗里有一句话，“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佛是大圣人，见了性就成了佛。我们“复其本性”，就成为了大圣人。

江谦先生说：“教民慎终追远，其事甚多，不但丧尽其礼，祭尽其诚而已。”如何使本厚的民德现在又重归于厚？“教民慎终追远”。“慎终追远”的事相很多很多，也是无量无边，不仅是朱夫子讲的“丧尽其礼，祭尽其诚”而已，它包括得很广泛。江先生举例说，“言其小者，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便是追远。饭食已讫，一箸一器，必安放整齐，便是慎终。”这是从小的方面来说，《朱子治家格言》里也讲到，“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是惜福，对一粒饭，一碗粥都要想到来之不易，是多少人的辛勤汗水换来的，这是追远。看到眼前的粥饭，想到它的来处，叫追思远方，追远。这也是培养厚德。我们吃饭之前都念感恩词：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感恩师长教导之恩，感恩同学互相帮助之恩，感恩农民伯伯辛勤劳动以及所有为此付出的人。佛教里讲的“上报四重恩”，第一个是父母恩，第二是老师恩，第三是国土恩，国土是祖国，第四是众生恩。感恩祖国人民的培养，这是追远。“饭食已讫”是吃完饭了，我们把碗筷都洗干净放整齐，这叫“慎终”，这么一件小事，就含有“慎终追远”，所以我们吃饭不也是在修行吗？睡觉也是这样，睡觉的时候想到，我今天晚上能够安稳地在这里睡觉，要想到感恩祖国的安定繁荣，如果祖国社会不安定，我们睡觉哪能安稳？感恩父母给我们的养育，让我们有好身体，今天晚上睡在自己家的床上，不是睡在病床上。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要想到老师对我们的教诲。“吾日三省吾身”，曾子就是这么做的，这叫追远。睡觉起来后，把被子叠好，这是慎终。乃至读书，《弟子规》里讲“读看毕，还原处”，做事有始有终，这些都属于慎终的范围。“言其大者，如弘扬净土法门，教人临命终时，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是真慎终。发弘誓愿，普度众生，以报多生多劫父母养育之恩，是真追远”。这是讲到大的方面，慎终是帮助一切人，包括自己临命终时能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这些道理广泛地弘扬，这是慎终。

我和母亲很感恩我们能向善知识们学习净土法门，所以我们能顺利地将我姥姥送到极乐世界。姥姥往生三七，二十一天之后还给我报梦说：我现在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请你来念佛送我一程。我在梦中很高兴，就给她念佛，大声地念佛，念佛声把自己念醒了，然后看看表，晚上三点，知道她往生净土了。这是什么？真正的报恩。父母真正能出离生死，出离六道，往生净土，我们的孝道才叫圆满了。然后用这个孝心广度一切众生，这是发弘誓愿。为什么？众生皆是我父母。确实如此，多生多劫以来，一切众生都和我们有缘分，都与我们互为父母兄弟。所以真正发大愿度众生，这是真的追远，无量劫的父母我们都要去报恩。所以若不是真正弘扬佛法，令一切人皈依三宝，把这些道理都弄清楚，慎终追远岂能叫圆满？人民都能皈依三宝，都能恢复自性性德，这是真正的“民德归厚”。儒释道三家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三家都是教育，不是宗教。这三家的教育是互补的，互相促进、互相提升，在教育上也是互相圆融的。我们从蕅益大师和江谦先生对《论语》的解释，就知道他们真正是通达儒释道的人，他们能圆解《论语》里的教诲，将夫子的心法为我们圆满地开显出来。所以，真正要在传统文化上得到精髓，得到真正的圣贤心法，儒释道三家要互相参看，在教义上能圆通，不能互相排斥。

我们来看朱子的注解。“子禽问于子贡曰”，子禽和子贡都是孔老夫子的弟子，这段话是他们俩之间的问答。子禽姓陈，名亢；子贡姓端木，名赐。有的人说，子禽是子贡的弟子，这个也有可能，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段话是子禽向子贡请教。子禽问，“夫子至于是邦也”，夫子是指孔老夫子，“邦”是当时的诸侯国，孔老夫子每到一个国家，都能听闻这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的状况，都会有人来告诉他，子禽问，这是孔老夫子求得的，还是别人给与他的？也就是问，是夫子自己去求而得知，还是别人主动地来告知他的？“抑与之与”，与是给与，抑是或者的意思。这个话问得好，真正的圣贤难道还会有有求之心吗？夫子关心别国的政治，他所得到的情况是他自己有心去求，才能得知，还是他无心而别人主动告诉他的？我们来看子贡怎么回答。子贡在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里，他是言语第一，很会说话。他很会说话，也是因为他善于思考，善于观察。他观察孔老夫子的德行，总结出五德，“夫子温、良、恭、俭、让”。

“温”是温和，夫子的容貌、形态，不会给人任何的压力，和他在一起，会感觉非常的舒服，聆听他的教诲如沐春风，这是温和。为什么夫子能够容貌温和？这是因为夫子心地柔和，用慈悲柔和的心对待身边的人，令身边的人感觉到他平易近人。所以圣人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不会觉得圣人好像高不可攀，与自己格格不入，或者是让自己觉得很有压力，不会的。他的这种气质，会让我们很舒服，很愿意和他在一起，这是温。“良”是什么？夫子的心地善良。夫子一生所追求、所实践的就是一个仁字。以仁爱存心，所以心地善良。仁者爱人，他用真诚的爱心去关怀、帮助、照顾一切人，一切众生。“恭”是讲夫子对内，对自己，严肃、谨慎，而对外能敬人、敬事、敬物，这是“恭”的意思，所谓一切恭敬。《礼记·曲礼篇》第一句话就说，“曲礼曰，毋不敬”，整个礼的核心就是敬，“礼者，敬而已矣”。夫子教我们“克己复礼为仁”，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而能够恢复我们的礼，处处能够循礼，能够守礼，这是恭。

“俭”是节约、节俭，持身节俭，不奢华，所谓“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俭以养德，人如果骄奢，德就有损了。人能够安住在简单的生活中，他的德就容易进步。一个人在骄奢的环境里，很容易放逸，很容易堕落，所以夫子俭以养德，处处节约，爱惜所有的物品。“让”是谦逊、谦让、礼让，不与人争，真正能做到“于人无争，于世无求”。夫子用这五种圣德去与人交往，自然能得到别人的尊敬爱戴。所以他来到一个国家，别人自然就能把这里的状况告诉他，甚至是这个国家的国君，也对他信任，也对他敬重，把国事向他请教。我们在《论语》里看到，很多国君向他问政，诸侯大夫向他问政，对夫子不怀疑，不怀疑夫子会夺他的政权，所以敢于推心置腹地向夫子请问。这完全是因为夫子有温、良、恭、俭、让的品德，所以才感得别人的信任。所以子贡说夫子到一个国家能闻其政，能够得闻别人国家的政治，不是他求来的，夫子所谓的求，“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异”是不同，“诸”当在字讲，夫子之求，是在和别人不同的求，就是与别人求来的方法不一样，别人的求是有心求，夫子完全是以他的德行招感来的，是以无求的心得到的，无心而得。

《朱子集注》里讲，“夫子未尝求之”，夫子从来没有去求，圣人真是“于人无争，于世无求”。“但其德容如是，故时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问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后得也”。德是夫子的内心，容是夫子的容貌。夫子有这样的德行，就有这样的容貌和形态，所谓“诚于中而形于外”，这个不是造作出来的。如果是造作的，这些君王都是聪明人，肯定能识破，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夫子的那种真诚心，没有丝毫造作，存心仁爱，没有自私自利，更不会有夺权的非分之想，夫子到一个国家只是为了帮助这个国家，没有丝毫索取任何利益回报的意思，所以国君都对他尊敬信任，都以政事向他请教。夫子所能闻政的这个结果，与别人求之而后得的，完全不同。这是为什么？圣人能养其存心，得到的那种神态、相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他的磁场不一样。别人见到他，就能对他肃然起敬，这是圣人圣德的招感。古人所谓学养功深，他才有这种感召力，所以朱子勉励：“学者所当潜心而勉学也”，我们要向圣人如是学习。

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召力，真的是不容易，甚至觉得很不可思议，第一次见面就能受到这样的尊敬信任，把最重要的政事都能向自己请教，真有这样的情况吗？我记得在二零零三年跟随我们的恩师一起到印尼去，那是受到印尼政府领导人的邀请，做团结宗教的活动。恩师带着我们走访印尼各大宗教，印尼85%的人口都是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里有三大教派，当我们去拜访最大的那个教派时，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教派信徒很多，所以他们的领袖们往往都有傲慢的心理，看不起别人，提醒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要受辱，特别是我们的恩师已八十高龄了，要我们重点保护，见到时机不妙，赶紧走人，不要自取其辱。我们和这个教派约定了在他们的总部大会堂里一起开会，这些领袖们、代表们已经在这个会堂里等候了，见到我们的恩师走进门来，都不约而同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向我们的恩师致敬。当时我们心里很惊讶，因为之前听到的，和现在所遭遇的情形完全不一样，人家对我们这么礼敬。我们回去思考，到底怎么回事？才悟出，这是因为恩师的温、良、恭、俭、让的形态，他一走进大厅，就能感召到大家肃然起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恩师的这种德行的磁场，中国人讲气氛，已经感动了他们。我们能够相信，孔老夫子当年应该也是这样的，所以他周游列国都能得到人家的敬重爱戴，完全是他自己德行的感召。我们的恩师也是心存仁爱，一心就想着天下和平，提倡宗教和谐，促进圣贤教育，和谐世界。虽然他是一介平民，和孔老夫子当年没两样，也是周游列国，但是每到一处，也是一样得到大众的景仰爱戴。他凭的什么？也是凭的温、良、恭、俭、让这种厚德，所以他每到一处，也有很多国家领导、宗教领袖向他请问，他也是“必闻其政”。他有心求吗？他没有心。可是别人把问题提出来向他请教，他马上就有这个智慧给人家解答，为什么？他心地清净，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名闻利养，不追求五欲六尘的享受，没有贪瞋痴慢的烦恼，所以他的心地清净光明，智慧能从自性中汩汩地流出来，只要一碰上这些问题，他马上就能给人解答，让人听了之后都点头称是，没有不赞叹的。

其实这个智慧人人本有，恩师有，我们也有，只是我们的心没有他清净而已，所以我们的智慧不能现前，遇到棘手的问题就被难倒了。曾经有一位基督教的大牧师，向恩师请教，说“你这么几十年来，到各地去讲学，遇到了很多人向你提问，你有没有回答不出来的问题？”恩师说没有，真的没有。为什么？只要心地清净，智慧就能现前，用智慧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中国的老祖宗，他们的智慧从哪里来？看看他们留下的这些教诲，孔老夫子这一部《论语》，处处都闪烁着智慧。我们再看《易经》，它能用来预测未来，千古都能准确，这是圣人留下来的智慧宝典，他们的智慧哪来的？就是因为心地清净，所以自性里本有的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行能没有障碍地流出来。子贡为孔老夫子归纳的温、良、恭、俭、让这五德，其实是五大类，每一类里都有无量的德行，叫万德庄严。子贡很善于归纳，把圣人的德行威仪用这五条就能归纳得这么好，这么圆满，这么形象，让我们能在二千五百年以后，听到子贡讲的温、良、恭、俭、让，都能想象得出孔老夫子当年的形态容貌，生起效法之心。蕅益大师在《论语点睛》里讲，这一章“可与美玉章参看”，两章比较着来看。“美玉章”是在后面，也是子贡问的，子贡向夫子请教，“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

蕅益大师有一段话说得好：“若知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颜子居陋巷，而非置斯民于度外。则知富强礼乐，春风沂水，合则双美，离则两偏矣。”从这里我们去体会圣人的存心。舜和禹是古圣先王，尧舜禹都是禅让的，他们得到天下的这个地位，做了天子，是他自己求来的吗？不是，是先王禅让给他的。当他接受先王禅让的时候，他也没有拒绝，为什么？因为自己真正有这样的德行学问，有这样的机会为万民服务，理应要去承担，所以是当仁不让，正好用这样的机会去为众生服务，去实现和谐世界的理想，所以他有了天下。颜子就是颜回，孔老夫子的弟子，他没有这个机会，他也有很高的德行学问，是孔老夫子最赞叹的弟子，夫子赞叹他说，“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在陋巷里箪食瓢饮，过着最清苦的，人家都没办法忍受的生活，可是他“不改其乐”，他乐在其中。他没有机会去服务于天下，他不像舜禹那样做天子，他只是一个平民，可是他也并非是“置斯民于度外”，他的心还是像舜禹那样，关心着天下万民。颜回也是一样的仁爱、博爱，只是没有机会来兼善天下，所以他就躲在陋巷里独善其身。

舜禹和颜回，这两种人都是圣人，都是一样的仁爱，但是一个有这样的缘分，得到天下，一个没有这样的缘分，他居于陋巷，两种人都是无求的。就像夫子讲的卖美玉，舜和禹能卖掉美玉，找到了买家，买家也不是他找的，都是识货的人找他的。舜是尧找来的，禹是舜找来的，舜和禹自己根本没有求得天下的那个贪心，没有有求之心。颜回没那么幸运，没人找到他。可是，有没有机会那是在外面，属于天命，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而能自己控制的，是自己每天进德修业。外面有没有机会，其实对他本人来讲无所谓，百姓有福，他就能有机会去为大众服务；百姓没福，他就深居陋巷，深居于青山绿水之中，不用出来了。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所谓“富强礼乐，春风沂水”，“富强礼乐”是讲圣人出世，兼善天下，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礼乐振兴，这是很好的；如果百姓没有这样的福报，圣人就隐居了，享受着春风沂水。沂水是在山东，夫子的故乡。孔老夫子一生，出仕的机会很少，他是很有抱负，希望能用他的德行学问帮助天下达到太平。夫子的理想是大同世界，所谓“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但是当时他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在周游列国十四年后，还是回到自己的老家鲁国沂水，夫子就开始讲学，这也是很好的。

“合则双美，离则两偏”。夫子的讲学虽然不能在当时利益天下，因为他没有得到重用，他的这些抱负不能得到施展，可是他留下了这些教诲，让弟子们把他的圣贤之道传下来，总有一天能得到君王的认同。到什么时候才得到君王的认同？到了汉朝。孔老夫子是春秋时代的人，春秋之后有战国，战国之后秦朝统一了中国，秦朝灭了到汉朝，汉朝到了汉武帝，由董仲舒推荐，才把儒家学派立为国学，独尊儒术。到这个时候，孔老夫子的思想才得到国家的认同，才有利益百姓的机会，才使得天下富强、礼乐大兴。之后的两千年，中国朝野都得到他的恩惠。所以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可以“合则双美”，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种心地，现在有机缘为天下服务，我们就出来；没有这个机缘，我们就讲学。机缘，一个是自己要有真正的德行学问，一个是外部的环境有这样的机会。假如我们没有德行学问，即使有机会，也不能利益大众，那就得隐居起来好好提升自己，但是，目的还是利益万民，这叫“合则双美”。总有一天我们能实现目标，这一天不一定是我们在生的时候，像孔老夫子，他在生的时候没有得到重用，他过世几百年了，他的学术才有得到认同的那一天。但是没关系，因为夫子是无求的，他不求自己的名闻利养，他有的是真心对千秋万代万民的仁爱。所以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是合在一起的，是一不是二，这叫“双美”。“离则两偏”，离是什么？一念私心作祟的时候，就不能独善其身，为什么？有私心就会障碍德行学问的提升，即使隐居深山，若还有一念私心，还是不能成就，出来也不能兼善天下，这“两偏”了。

江谦先生在《补注》里说：“子贡圣门言语之选，不但赞孔子入妙，其论因果亦甚精。温则人亲之，良则人信之，恭则人敬之，俭则人便之，让则人与之，故至于是邦，必闻其政。”子贡真正是夫子言语科目里的第一，他选择的言语，就用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字把孔老夫子的德行完全概括了起来，赞叹自己的老师，这叫“入妙”，太妙了，妙不可言。如果我们也用五个字来概括孔老夫子的德行威仪，真想不出比它更好的了。不仅是赞叹自己的老师，而且什么？论因果也非常的精妙。什么因果？温、良、恭、俭、让这是因，果是什么？“至于是邦，必闻其政”，这是果。温，温和“则人亲之”，人们就对他温和，人们就爱戴他，亲之。“良则人信之”，他善良，别人就相信他。“恭则人敬之”，他对己对人都能恭敬，别人也恭敬他，所谓“敬人者人恒敬之”。“俭则人便之”，因为他能节俭，别人就能与他方便。便有方便的意思，就是帮助他，供养他，因为知道他生活节俭，不会奢侈，不会浪费，知道他所做的事业是圣贤事业，真正一心就是为了天下万民，所以有识之士就愿意供养他，愿意与他方便，帮助他。“让则人与之”，让是礼让、谦让、忍让，他愈让，别人愈给他。人就是这样，我们愈与人争，人家愈不给；我们愈去让，人家愈愿意给。这就是夫子到每一个国家都能“必闻其政”，国君都向他请教政治问题，这就是有因必有果。

江谦先生说：“世间一切得失祸福，皆是自因自果，自作自受，故君子求诸己，不愿乎其外。”世间人一切的得失祸福，都是因果报应，自作自受。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报。孔老夫子为什么到每个地方都能得到别人的爱戴、尊敬、信任？因为他有温、良、恭、俭、让，这不是因果吗？如果我们没有温、良、恭、俭、让的德行，对人不能温和，别人就不会爱戴我们；对人的心地不善良，别人也就不相信我们；对人不恭敬，别人也就不敬重我们；自己生活不能节俭，别人也就不愿意帮助；自己不能够礼让，别人也就不会给与。所以“君子求诸己，而不求诸人”，凡事都是“反求诸己”，不向外去驰求。江谦先生引《大学》里的话：“大学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小人不信因果，不务修身，舍己而求人，行险以徼幸，求之不得，则怨天尤人，而为恶为乱无所不至矣。”“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就是不论什么样的身分，不论贫富贵贱，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下至平民老百姓，都是“以修身为本”，这是根本，修自己。为什么？道理很深，能修自己，修身，身修了，才能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为什么？因为家、国、天下和自己一身不二，是一体的，身修好了，家、国、天下都修好了。我们最近看到一份报导，美国夏威夷有一位精神病治疗专家，他专门治疗犯罪精神病患。这些精神病患都被关在监狱里，为什么？因为他对人有侵犯攻击力，很不好治。治疗他们的医生、护士都不愿意在那里做事，为什么？拿他们没办法，而且他们危险性很高，攻击力很强。而这位治疗家，他治疗这些病患很有效果，往往治疗很短的一段时间，这些病患就可以脱离手铐脚镣，可以自由活动了。再治疗一段时间就能好，就能出狱了。

记者采访他，为什么他能有这么好的疗效，用的是什么方法？这位治疗家说，其实他的方法很简单，他治疗都不用和这些精神病患者见面，只需要什么？拿他们的病历，或者拿他们的相片，对着相片一次又一次重复地说：“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就用这样的方法，很真诚的，发自内心的重复地说，“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结果就有不可思议的疗效。这位治疗专家告诉我们，说其实一切我们都要负责，不仅对自己要负责任，对世界一切人、一切物，我要负完全责任。这就是古人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谐世界，我的责任。为什么说我要负完全责任？他有精神病患，是我的责任，这个道理很深。因为世界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和自己是一体，没有外面的，只有里面的，所以我用真诚的爱心去爱一切人。当人有怨恨的时候，我真诚地向他道歉，把一切对立都化解掉，用爱心去化解，用忏悔的心去化解，一切都能回归到和谐，这是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学问，这叫实学。从相上来讲，这就是因果。我们能真正落实温、良、恭、俭、让，落实圣德，我们就有和谐世界的果，这就是修身而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小人不信这个因果，他不从自己修身下手，叫“舍己而求人”，本末倒置，他向外去驰求，所以“行险以徼幸”，就会铤而走险，有侥幸心理。向外求，求之不得，就怨天尤人，求得的，实际上是本来因果就注定有的，也不是他真正求得的，结果他“为恶为乱无所不至”，他会兴风作浪，危害社会。这一点观念不同，导致结果大相径庭。所以，夫子的求完全是内求，为什么内求？因为没有外面的，只有里面的，身、家、国、天下，全是自己本来具足，只要能回归性德，用温、良、恭、俭、让的德行，就能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这一章说的也是孝道。在朱子的《集注》里，他解释说，父亲在的时候，说父亲也包括母亲，在古代家庭是以男子为主，所以单提一个父亲。父亲在世的时候，子不得自专，就是没办法自己做主，一切都要听从父母的吩咐，所以儿女的志向必定是父母的志向。“父没”是当父母去世以后，这个时候儿女必须要自立了，因此能不能继续保守父母的志向，就要观察他的行为。从他的行为里，能知道他的善恶，他是不是真正有孝心。如果他真有孝心，他也必定能做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他会继承父亲的志向，继承祖辈的事业，甚至能够发扬光大。在蕅益大师的《点睛》注解里，他也说到，这一句《论语》是讲孝道。“观其志”就是“观其事父之心”，他的志向和父母的志向一致，即养父母之志，就是孝道。“观其行”，是特指父母过世之后三年，三年居丧，所以“观其行”主要是讲“观其居丧之事”。《弟子规》讲的，“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丧尽礼，祭尽诚”，就看他这些事是不是能真正做到，孝心就从这里可知也。这一章孔老夫子为我们论孝，分父母在世与不在世这两方面来讲。父母在世的时候，儿女事事都要顺从父母的意思，这叫肖父，肖就是相像。哪些地方相像？和父母的心志相像，如果不相像，这叫不肖。所谓不肖子孙，就是不能以父母的心志为心志。

父母如果有善行，我们理应承顺；父母善良的心志，我们理应继承。如果父母有不善行呢？是不是我们也要事事顺从父母？孔老夫子不这么认为。《论语》里孔老夫子告诉我们，“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我们侍奉父母要学会“几谏”，几是微小的意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父母当然也有过失的时候，当这个过失刚刚萌芽，很微细的时候，为人子就应该有这种警觉性，立即能够察觉，立即能够向父母劝谏，不要等到父母酿成了大祸，形成了大过，这个时候悔之已晚，所以“事父母几谏”本身也是孝顺。“见志不从”，如果父母不听从我们的劝谏，比较固执，坚持自己错误的观点，不能纳谏，这时候怎么办？“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我们还是要保持对父母尊敬的心，绝不能看不起父母，更不能肆意的讥讽、毁谤、嘲笑父母，要保持自己劝谏的初衷，继续找机会再进谏。《弟子规》里讲，“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道理和《论语》里讲的一样。父母有过失的时候，我们要尽力地想方设法，用柔和的方式来劝谏，使得父母能在欢喜中纳谏。如果父母不欢喜，甚至会怒斥我们，我们也要不辞劳苦，不能怨父母，而应该始终保持孝敬心，谏之不已“悦复谏”，等到他欢喜的时候我们再劝谏，一次又一次地劝谏，使得父母终有一天能改过回头。所以，孔老夫子讲的孝顺，不是只是顺从父母的意思，不管父母的意思是善还是恶，一味的迁就顺从，这不是孝，《孝经》里讲这是陷父母于不义，《孝经》里专门有一章“谏诤章第十五”说明这个道理。所以孝顺的“顺”不是顺父母之情，顺的是义，顺的是道德，顺的是纯善的本性，使父母也能回归纯善的本性，也能最终成圣成贤，这是大孝。如果父母过世了，儿女居丧三年，尽自己的哀念、哀思。这三年当中，也不能改易父母的事业和做法，当然这个事业和做法必须是没有害处的。

孝敬不仅是对父母，也包括对老师，老师如同父母一样。古人有讲，“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老师的志向，我们也应该念念的想着实现，这也是孝敬。我们的恩师净空老法师，在讲课、讲经中常常提起他过去在台中师从李炳南老居士。李师公一生都在弘法利生，同时也培养讲经的人才，我们的恩师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也是他的传人。李师公鼓励我们的恩师一生不离讲台，天天讲经，告诉恩师说，“如果讲经几天不讲，上台就生疏；几个月不讲，上台就不会讲了。所以讲席天天不能断”。在讲的过程中，既是自利，也是利他，劝导别人，也是劝导自己，自他兼利。于是恩师谨记李师公的教诲，五十年讲台没有间断过，真正继承了李师公的志向，真正把净土法门弘遍全世界，这个真是孝养老师之志。老师在，能够不离讲台，老师往生已经二十多年，到现在依然还是保持天天讲席不断。恩师现在讲解《华严经》，《华严经》是大经，讲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年，超过了四千小时。《中庸》里讲，“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什么是真正的孝子？善于继承父母、先人的志向、事业。李师公的事业，就是弘法利生的如来家业，他的志向就是弘法护法，恩师真正做到了。所以我们“观其志”，“观其行”，由衷地感佩，这是佛门的大孝。我们的恩师今年八十三高龄，念念也想着培养继承人，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后是真正能继承他的事业的这个人。现在佛法表面上好像兴盛，实际上是衰微的，为什么？真正发大心、有修、有证的人太罕见。我们蒙受恩师的教诲之恩，也要念念想着报答恩师。报恩，最大的报恩就是“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我们能继承恩师的志向和事业，以师志为己志。这件事情与其要求别人做，不如要求自己做，自己要勇于担当。

所以我从大学退休下来，一心一意地跟随恩师学习经教。恩师吩咐我，每天都在摄影棚里练讲，除了偶然的要出外，也是恩师批准的，或者是恩师吩咐的出外演讲，一般时间都是在家里的摄影棚里练讲。我从二零零七年初开始练讲，每天两个小时，近三年来，也超过了一千小时。前不久，我去亲近恩师，和他老人家住了五天，向他汇报自己所练讲的科目和小时数。我告诉恩师说，将近三年，讲了超过一百个讲题，超过一千个小时，平均每年差不多有四百小时。恩师听了非常的欢喜，他说，“四百小时还不够，要增加到六百小时”，所以我们不敢懈怠，要更加地努力精进，在弘法利生的道路上，无怨无悔地走下去，真正以师志为己志，扛起弘法的重任，担负起在未来弘法的使命。现在儒释道三家都缺乏有修、有学的弘法人才，我们非常希望，也是每天祈祷，真正有圣贤出世，能够在现前的这个时代，“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那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的恩师走在前面，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光明大道，他老人家当年走这条路时非常不容易，多少的障碍，多少的讥毁，风风雨雨走过五十年来，现在我们在他的福荫下走得很安稳，没有像他老人家当年的磨难。恩师告诫我们，一定要用远程教学的方法，讲经就在摄影棚里讲，因为我们不去外面，嫉妒障碍自然就会减少。我们不张扬，就天天在家里，在小小的摄影棚，对着摄影机来学讲，把儒释道的这些经典为大家解读，有缘的人自然就会上网来听讲。我们不求，不希求有多少的听众，一切都随缘，识货的，自然就能欢喜地来和我们一起学习。就像“美玉章”里，子贡问孔老夫子，“你有美玉，你是藏起来，还是拿出去卖？”孔老夫子说，“要去卖，但是我们不是像别人那样去叫卖，我们是等待识货的买主”。这是心不往外攀缘，每天在经教里用功，真是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透过网络这个工具，把自己的学习心得，向世界上有缘的大众来汇报，互相之间不用见面，大家都能得到利益。

有子是有若，孔老夫子的学生。他讲“礼之用，和为贵”，“礼”是什么意思？朱子说：“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礼，实际上反映的是天理，所以说“礼者，天地之序也”，天地代表什么？自然，自然而然就有的一种规矩，这是礼，它是天理的表现，“节文”解释为表现。“人事之仪则”，人与人之间，待人、处事、接物时所遵守的礼仪、规则。这些礼仪规则，不是圣人制定出来约束我们的，实际上是自然的秩序，我们必须要遵守自然的秩序，也就是符合礼，才能真正得到幸福美满。所以不要把礼误解为是圣人用这些规矩、法律、规章制度来制约我们的，圣人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希望我们更幸福、更美满。循着礼，我们就能回归本性，它是性德的流露。“和为贵”的“和”，朱子说“和者，从容不迫之意”，遵守着礼，这个用是表现在他从容不迫。这个解释有一些牵强，在这里我们不这么讲，李炳南老先生的注解讲得很实在，他说礼就是规矩，规矩是不能乱的，但在用的时候，应当以和为贵。所以“和”解释为和谐，礼的用处就在于和谐，以和谐为贵。如果遵循礼反而不和谐了，那么遵循的礼这方面也有问题，因为它的目的是以“和为贵”，也就是恢复和谐。和谐包括三种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是地球、太空、宇宙，大自然要和谐；还包括人与不同维次空间生命的和谐。这三重和谐，是礼的用处、礼的方向。

“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朱子解释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为美，而小事大事无不由之也。”先王是指古圣先王，确指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些先王之道，就是以礼达到圆满的和谐，所以称为美，美是一种圆满。“小事大事无不由之”，无论做什么事都符合礼，都没有违背礼。在没有成圣成贤之前，还是凡夫时，我们必须用圣人制定的礼来规范自己，这叫克己复礼，克服自己的习气，遵循着礼而行，遵循久了，慢慢就习惯了。到了像孔老夫子七十岁的境界，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小事大事无不由之”，都没有违犯规矩。为什么？他已经证得本性，成了大圣人，性德自然流露，这就是礼。他的一切行为，我们去观察，都符合礼，可是他有没有一个心要去遵循礼？没有，圣人没有心。有心、有念头，不能成为大圣。所以《尚书》告诉我们“克念作圣”，把念头都克服住、控制住，放下了，我们才能作圣。作圣了，我们的身口意三业的造作，一切的行为、言语、念头，通通符合礼，那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还没有成圣成贤之前，我们先要遵循这一套祖宗圣贤留下来的礼，这就是圣贤的教诲。

下面讲“有所不行”，古注讲到另一个意思，是把“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合在了一起，皇侃和邢昺两位大学者的注疏也是这样讲的，“小大由之”的由是“用”的意思，小事大事都用礼。这里隐藏着一个意思，只用礼而不用和，“礼之用，和为贵”，如果只用礼而不用和，这就有所不行，也就是说，这样不圆满，甚至会有缺憾，不可行。我讲一个例子大家就更明了了，只用礼，不用和是不可行的。过去我在美国教书，有一次回国探亲，探望我的父母。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离婚以后，父亲又组成了家，我的庶母姓王，王姨。他们知道我回来，非常高兴。王姨很会做饭，说要给我做一顿好饭菜，给我接风。当时我父亲因为患了脑瘤，在恢复中，所以一般上午他都要睡觉，结果那天睡多了，起来穿衣服也很缓慢，王姨已经把饭菜都做好了，和我在桌前等他，等了很久都没见他来，王姨就有点不耐烦，说：“我们先吃吧，别等你爸了。他平时起来时间不固定，我都是单独给他做来吃。”当时我就起了个执著心，说：“我们一定要等爸爸来，吃一个团圆饭，人齐了才一起吃，这是《弟子规》。”我执著这个礼，而且还把大道理摆出来，王姨也没话好说了。我们俩就一起等，等得饭菜都凉了，父亲才上桌来。这时候父亲也很不好意思，说：“为什么你们不先吃？不要等我！”王姨辛苦了一个上午，做了一顿好饭菜，结果我们大家都只能吃凉的饭菜。我的心里也很不愉快，也有点埋怨父亲的意思：“怎么上午起得这么晚，睡得这么多！”结果家里本来很高兴的气氛，都变了味。

我回头一想，都是自己不对。虽然《弟子规》里讲“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吃饭怎么能自己先吃？要等长辈一起吃。可是礼应该有开缘，开缘是什么？就是以和为贵，要大家能和谐、能高兴。如果我当时能顺着王姨的意思我们先吃，给父亲留出饭菜，边吃边等，即能满王姨的愿，又不会给父亲造成心理的压力，令他不好意思。这是什么？以和为贵。只要自己怀着恭敬的心，礼也是有开缘的。如果只用礼，而忘记了和，就变得很呆板，甚至会伤了和气，还让对方觉得很不自在，很不高兴。如果我们的礼让人很不自在，很不高兴，那就失去它的意义了。所以我们学儒、学礼，要活活泼泼地学，不能死守着那些条文。所以“小大由之，有所不行”是讲，如果不论大小事，不论什么情况，都按照条文上的礼来进行，很可能就不可行了。这句话还有一层意思，也很好，说“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把“有所不行”和下面一段连在一起。“有所不行”，朱子解释是承接上文的意思，先王处处都符合礼，不论小事大事都符合礼，可是也有有所不行的时候，这个“有所不行”不是说古圣先王不行，是我们如果很呆板地去只用礼而忘记和，这就不行。同时，如果只知道和为贵，就一味的用和，也不行。只要和，不要礼，没有用礼节去“节之”，节是节制，礼和节叫礼节，它不能过度，要有所节制。如果没有节制，也不可行，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所以只用礼不用和，不可行；只知和不用礼，也不可行。我们与人交往，如果不分尊卑贵贱，一味的就用一种礼，譬如在现代，对人最敬的礼是三鞠躬，如果为了与人和谐，见人就三鞠躬，不分情形，不分对方的身分，这也会导致麻烦。当我们走在路上，见到位老太太来了，自己也不认识她，就对她三鞠躬，会把老人家吓一跳的。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位朋友一起上电梯，我先出电梯，他要继续往上，我回头和他招招手，告个别，结果他非常注重礼，对我一个深深的九十度鞠躬，头露在外面，差点被电梯门夹到了，把我们都吓了一跳。这也不可行。所以总要看情形，看当时的状况，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我们的礼敬、和谐，如果一味地追求礼敬和谐而忘记了节制，也不可行。所以学礼要活活泼泼的，不是死守教条。

朱子说，“严而泰，和而节，此理之自然，礼之全体也。毫厘有差，则失其中正，而各倚于一偏，其不可行均矣”。“严而泰”，严是严谨，自己处处都要守着礼仪，像先王，“小大由之”，处处“不逾矩”，这是对自己要严谨。泰是泰然，有舒泰的意思。朱子解释“和”，是从容不迫，有泰的意思，处事、待人都泰然。和是与人和谐，与人和谐最关键的是要尊敬别人，能够尊敬别人，才能和谐。“敬人者，人恒敬之”，但是又有所节度，要看当时的情形，这叫“理之自然”。夫子所谓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他真正证入了“理之自然”的境界，所作所为完全随顺性德，自然而然，才能真正达到朱子所谓的从容不迫的这种威仪，那么礼之全体就能显现出来。礼的体是什么？就是本性，就是性德。“毫厘有差，则失其中正”，稍微有偏差，过度了，或者不及了，都是属于有差，过犹不及。礼要做到正正好好，过度和不及都叫失礼，“失其中正”，偏向一边去了，都不可行。蕅益大师的《点睛》里讲了两句，一句是，“由之，由其本和之礼也”，“小大由之”的由，是依据、遵循的意思，“由其本”，本是本体，也就是我们的本性，跟本性相合，这种做法才叫礼。换句话说，礼实际上是本性自然流露出来的行为，不是从外面学来的，而是我们自己本性中具有的。当我们还没有证得本性之前，确实要遵循圣贤所制定的礼而行，以求最终证悟本性。另一句是，“不行者，废礼而尚和。礼不行，而和亦不可行”。《论语》这一章里讲到两个“不行”，“有所不行”和“亦不可行”，什么不可行？“废礼而尚和”，这不可行。废了礼，这不可行；一味的崇尚和谐，不用礼来节制，这也不可行。过和不及都属于失礼。礼不可行，就是失礼，“和亦不可行”，失了礼也就失了和。为什么？和是礼的本体，本性本来是和谐的，它表现出来的就是礼，所以失了礼，也就破坏了和谐。所以我们才知道，真正要做到一切如礼，那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境界。如果不是真正证入本性，怎么能做到毫厘不差，不失其中正？因此学礼的最终目标还是复其本性，恢复我们的本性。有这样的目标，我们才不会被文字上的礼的这些条文所束缚。这一段讲的道理很深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去落实，在各种情形上去拿捏这个尺度，这需要有智慧。

本章是有子有若讲的，包含三个部分。我们先看第一部分，“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朱子的解释，“复”是践的意思，“践言也”，践是履行，也就是说，“信而合其宜，则言必可践矣”，信是信用，我们的信能够与义相近，能“合其宜”，“义者，宜也”，宜是应该的意思，合宜，所说的话就能够去履行。换句话说，如果这个话不合宜，不符合道义，虽然说出来了，但是也不应该去履行，即使是表面上看不符合信用，但是真正的信用应该以义来衡量。另外也有古注把“言可复也”的“复”当反复讲，意思也大同小异，如果言语表达的符合义，那么这个言语就应该守信；如果不符合义，这个言语是可以反复的。也就是说，不合宜的，可以不必守信，合宜的才守信。当年孔老夫子也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根据《史记·孔子世家》里记载，说有一次夫子带着他的弟子们去卫国，经过一个地方叫蒲地，正好赶上这个地方的官员公叔氏想要凭据蒲地谋反。他们见到孔老夫子来了，就把他围困起来，然后逼着夫子，说：“如果你们答应不要到卫国去，我们就放你们走。”他们怕夫子到了卫国向卫国国君报告，说他们要谋反，他们就会被惩罚，所以他们不让夫子去卫国，除非夫子发誓，说不去卫国才放他们走。结果夫子就发了誓，说保证不到卫国去。这些想谋反的人都知道孔老夫子是一个很守信的人，既然他发了誓，他们就放心了，于是就放了夫子。结果夫子还是去了卫国，子贡这时就不解了，问夫子说：“你刚才发的誓，怎么可以违背？”夫子回答说：“被逼着发的誓，神是不听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必去守这个信。为什么？因为这种在被逼迫的时候所发的誓言是不合宜的，所以可以反复，可以推翻。在刘宝楠先生的《论语正义》注解里，他引用《孟子·离娄篇》的话，“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大人是圣人，圣人讲的话也不必一定要守信，为什么？要看这句话是不是合宜，是不是与义相违背，如果与义相违背，所说的话也不必守信。换句话说，义是信的标准。所以刘宝楠先生讲，“是信须视义而行之，故此言近于义也”，信一定要以义为标准，所谓“信近于义”，近就是以义为标准的意思。皇侃的注疏里讲，“信，不欺也。义，合宜也。复，犹验也”。信就是不欺，不欺是不欺骗道义，义是合宜，复当验字讲，检验的意思。所以“夫信不必合宜，合宜不必信。若为信近于合宜，此信之言乃可复验也”。信不一定是有义的，符合道义；符合道义的，也不一定是真正的信。就像孔老夫子对不符合道义的，他也可以毁掉那个信，那不是真正的信。所以，我们的言语要可以检验，检验什么？说出的话适不适宜，不适宜的，一定要改，“若为信不合宜，此虽是不欺，而其言不足复验也”，如果为了守信而不符合道义，虽然表面上看是不欺，没有欺骗人，但是这样的言语也不值得检验，不堪检验。所以，一切都以合不合宜做标准。当然我们也不能乱讲话，“凡出言，信为先”，可是有时候确实说错了话，如果不合宜，是可以不需守信的。皇侃和邢昺的注解里都引用了尾生这个事例，这个事例在《庄子》里有记载。尾生和一个女子约会，在桥下相见，但是这个女子没有来，那条河又发大水，这个时候尾生为了守信，竟然抱着桥的柱子，不肯离去，最后就被大水淹死了。这段故事在《史记》里也有记载。像这种事情，尾生确实是守信，可是他没有“近于义”，他不合宜。他这种为情而死，本身属于不孝，“身有伤，贻亲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他这种死，只是为了儿女的私情，不是真正为了救国救民那种道义，所以实在是不值。这种信就不是近于义，不合宜。但是这类故事还反倒被后人去歌颂，有一个成语叫“魂断蓝桥--尾生抱柱”，就是讲尾生抱着桥柱，死在水里的事情。实在讲，不合宜，而这种情欲，本身就不应该去滋长。所以“信近于义”，信要用义作为标准，所说的话就可以去检验。古人讲究立德、立功、立言，立言必须是符合德、符合义，才是真正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天下后世的言论。

我们接着看第二部分，“恭近于礼，远耻辱也”，也是教我们做人的。前面讲我们说话，言必信，必定要符合道义。这里讲我们的行为，对人要恭敬，可是恭敬必须“近于礼”，如果恭敬却失礼了，就会招致耻辱。所以，恭敬人也要按照礼节，才能远离耻辱。恭，首先自己要谦卑，自卑而尊人。但是，如果自己自卑尊人的时候，没有按照一定的礼度，没有了规矩，一味的表现谦卑，把人恭敬到天上去了，就反而是一种耻辱。既是辱人，也是自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譬如佛门里的称呼，我们的恩师多次提到，称在世的法师不应该用大师这个名称，大师是对佛的称呼。我们称某人是大师，换句话说，我们说他是佛了。他不是佛，却称他是佛，这就过度了。我们对人恭敬，可是没有礼，没有合乎称呼的规矩，反而是侮辱了别人。为什么？他明明不是，偏说他是，这不是侮辱吗？譬如一个人不是总统，我们偏说他是总统，这不等于是骂人吗？所以恭敬人也要按照礼度，按照礼度，才是真正的恭敬。

下面第三部分，“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朱子的解释，“因”当“依”字讲，依靠的依；“宗”当“主”字讲，以什么人为主，“所依者不失其可亲之人，则亦可以宗而主之矣”，也就是说，与人交往，如果能依靠“所依者”，依靠什么？“可亲之人”，值得我们效法、尊敬的人。宗、主二字都有效法、尊敬的意思。这是讲到我们的言行交际，与人交往，要先观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值得我们可亲可敬，值得我们效法。李炳南老先生的注解里说的很具体，所亲之人应该是仁义之人，这叫不失其所亲。如果我们所亲近的不是仁义之人，就对自己没有好处。朱子说，会“将有不胜其自失之悔者矣”，自己常常会有悔恨。所以与人交往，我们要“谨之于始而虑其所终”，这是朱夫子讲的，要慎于始。与人交往，我们要先观察他，可不可以作为我们的朋友。夫子讲的“以友辅仁”，朋友可以帮助我们行仁德，所以我们所亲近的应该是仁义之人。我们能懂得谁是值得亲近，谁是仁义之人，这是有知人之明，这是可宗也，可宗是可宗敬，值得尊敬。这是讲到慎于始，慎于始其实也是慎终。不要等到酿成大错了，最后悔恨，交错了人，被人害了，悔恨在后，已经晚了。这一章是有子教我们如何做人：言语要守信，要有道义，要合宜；要恭敬人，更重要的是要有礼节；要亲近仁义之人。

第十四章是夫子为我们讲什么是好学。君子是好学之人，好学是什么样的表现？夫子给我们讲了四个方面：第一，“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第二，“敏于事”；第三，“慎于言”；第四，“就有道而正焉”。具足这四个方面才称为好学。朱子解释说：“不求安饱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人为什么会不求安饱？一般人哪个不求安饱？都想吃好一点，吃饱一点，生活起居安稳一点，舒服一点，凡人都希望这个。为什么君子不求安饱？原因就在于君子有志向，志向高远。君子的志向不在衣食饱暖，而在于求圣求贤。君子求道，志于道，所以他没功夫去想自己能不能安饱，“不暇及也”，没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个精力去想。为什么？君子全副精力都在求学求道，比饮食、起居、饱暖这些物质生活重要，所以能够“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他能专心求学。

“敏于事者，勉其所不足”，这是朱子说的，“慎于言者，不敢尽其所有余也”，君子做事要敏捷，当然事先要审虑周详，不是说做事要贪快，一味的求快，往往会出现很多错误，那叫鲁莽，不是“敏于事”。君子的敏捷，是在审虑周详的基础上，把事情做得又快又好。这是他力行，补充自己不足之处。所以君子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能做到认真圆满。为什么？因为他有求道的心。求道在于什么？日常生活中行仁，所谓修道以仁。道在哪？落实在生活中，表现就是仁。仁者爱人，因为他爱别人，所以为别人服务一定是做得又好又快，绝不会马虎，绝不会应付了事，他会认认真真地做好本职工作，无论事情大小、巨细，通通都做到认真圆满。“慎于言”，是君子讲话谨慎，不会乱说话，“话说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讲话，他没有废话，没有闲话，非要讲的时候才讲，平时守默，他沉默。一个人老讲话，他的心往外跑，他的心不定，不定就没有智慧，所以他做事也就不能做得很周详，往往会出一些漏子。所以想“敏于事”，这“慎于言”就很重要，所说的话，一定要守信，而且合乎道义。

朱子又说：“然犹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则可谓好学矣。凡言道者，皆谓事物当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君子能做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够了没有？还是不够。如果只满足到这一层，就是自满了。君子求道，不敢自满，不敢自以为是，他还要去有道之人那里学习，也就是亲近仁者，亲近善知识。“能亲仁，无限好；德日进，过日少”。如果只是做到前面几条，他不去学习，不去亲近善知识，只能说他力行做得好，但是《弟子规》里讲，“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他任由自己的意思去做，难免也会做出一些错误来，而且他的境界没有办法提升，因为他满足在那里。君子是非常好学的，他必定要到有道之人那里去学习，“以正其是非”，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是”是该做的，“非”是不该做的。这里面的含义无限深广，乃至一举念，一动心，我们都要懂得里面的是非善恶，所以，随着我们的境界不断提升，我们的是非善恶的标准也在不断提升。如果不是真正有道之人，他怎么能为我们开解得这样细致？甚至对古圣先贤的教诲，也是随着我们不断地提升境界，又有新的认识。譬如《论语》，同样是孔老夫子的话，我们小学的时候读，中学的时候读，和大学的时候读，我们的境界不一样，理解也不一样，到了现在我们的理解又不一样。我跟着恩师净老学习十几年了，有这样的一种水平去理解《论语》，比我在小学的时候读到的《论语》，那要高得很多了。所以，是非的标准也是随着我们修学的功夫、境界的提升，它又有新的意思，所以不能自满。《大学》里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天天要进步，这是真正好学，叫学而不厌，厌是满足，学没有满足的。

我们去请教有道之人，道是什么？“事物当然之理”，叫道。是自然而然的，不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种理，人所共同遵守、共同认同的。为什么？因为人人本性中都具足了道，道非从外来，本性本来具足，所以人们都会认同它。真正的有道之人，必定是见得本性，他与道合一了，所说的、所行的，无不符合道，这叫有修有证的人。真正有修有证的人太难了，现在上哪找？而真正有修有证的人，他也不会做广告告诉我们，所以找不到。怎么办？我们找有修有学的人，他真正在学习圣贤之道，也真正在落实，这种人就已经很难得了。我们向他去请教，我们的疑问去请问他，请求他指正，这叫“就有道而正焉”，我们必定是“德日进，过日少”，不断在提升自己。朱子还引尹氏，尹氏是尹彦明，程颐的弟子，尹氏讲：“君子之学，能是四者，可谓笃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于有道，未免有差。”这是讲君子的学问，君子能做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这四方面，“可谓笃志力行者”，他真正是在用功地做，努力地力行圣贤之道。但是如果不去有道之人那里求学，也是“有差”，还是不足。因此什么叫好学？把这章里面所说的全部做到，才叫做好学。蕅益大师解释这章，有点睛之笔。他说：“敏事，如颜子之请事斯语。惟此一事，更非余事也。”这话讲得是直截了当。君子“敏于事”，在什么事上敏捷？蕅益大师举出颜回“请事斯语”。

“请事斯语”出自哪一章？是“颜渊问仁”。颜回有一天向孔老夫子请教，什么是仁？夫子告诉他，“克己复礼为仁”。为仁就是行仁，如何行仁？能克己复礼就是行仁。夫子告诉他，“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我们能克己复礼，就在当下克己复礼，天下就归仁。归仁，就是现在讲的，和谐世界。怎样构建和谐世界？我们自己克己复礼，我们就能修身，就能齐家，就能治国平天下，这叫“天下归仁”。然后告诉他，“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件事情是自己的事，分内的事，与外面无关。颜回听懂了，然后颜回请教，“请问其目”，那我如何去落实，请给我具体的方法。夫子告诉他：“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处处都符合礼，才是真的克己复礼。我们的一言、一动、一瞻视、一耳闻，全都要与礼相应，全都要符合圣贤的教导。颜回听到夫子这么说，马上讲：“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我虽然不聪敏，但是我一定按照您老人家所说的去做。“请事斯语”，“斯语”就是您说的这句话，我一定去做，一定落实，依教奉行。这是颜回自谦，说“回虽不敏”，他其实真正是敏，“敏于事”。

蕅益大师告诉我们，“敏于事”是一件事，什么事？“请事斯语”。就是依教奉行，完全依照圣贤人讲的话去做，这就是好学。除了这件事情以外，“更非余事”，没有别的事。整个圣贤之道，就是这件事。圣贤人说的，应该做的，我们就做，不应该做的，我们绝对不做，这就是好学。下面蕅益大师继续给我们讲慎言：“慎言，即所谓仁者其言也讱。从敏事处得来，不是两橛。”慎言和敏事不是两个方面，是同一个事情。具体来讲，慎言就是孔老夫子讲的“仁者其言也讱”，讱是讲话好像很笨拙，很缓慢，这是慎言。语言尽量的少，心是定的。怎样得到这样的慎言功夫？“从敏事处得来”，敏事就是真正落实圣贤教诲。他的心都收得住，他的眼睛不是往外看，而是往内收，他只看自己。他不去衡量外面、别人的得失，只是衡量自己的善恶，善就保留，恶必定改过。“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样的人哪有这么多话说？他一定是沉默寡言。为什么？他的心是静的。话说多了，他一定是心不安，心浮气躁。所以慎言和敏事不是“两橛”，不是两个事情，它是一个事情，是一不是二。敏事者必定慎言，慎言者也一定敏事。

蕅益大师说，“就正有道，是慕道集义。不求安饱，是箪瓢陋巷家风。非颜子不足以当此，故惟颜子好学”。这些话都是直指人心，痛快淋漓。什么叫“就有道而正焉”？就是“慕道集义”。慕道是讲他的心志，志于道，志在圣贤，他所仰慕，所向往的，是成圣成贤，这叫慕道。有道之人未必是在眼前，未必是在世，像孟老夫子私淑孔老夫子，他和孔老夫子没有见过面，可是他慕道，真正以孔老夫子为师，他是孔老夫子的私淑弟子，那就是“就有道而正焉”。他学习夫子的书，有不懂的问题，向夫子的弟子或者再传弟子请教。他很努力地学习，学得和夫子很像，所以后人将孔老夫子称为至圣，将孟老夫子称为亚圣，他排第二。也就是说，孟老夫子的成就超过了孔老夫子其他的弟子。所以我们称为孔孟，没有讲孔曾，或者是与其他弟子连在一起，只把孔孟讲在一起。证明什么？孟老夫子的成就超过孔老夫子其他弟子。所以，拜老师不一定要在一起。正如朱子，他私淑程子，也没见过程子，只是与程子的再传弟子，甚至三传弟子来学习，学习程子的著作，所以后人把他和程子合在一起，叫程朱理学。这都是什么？真正好学。“就有道”的“就”，当靠近讲，靠近的不一定是他的人，是讲他的学说。“慕道集义”，集义出自于《孟子·公孙丑篇》，集义就是集合道义。我们天天所做的，都要与道义相近，相应。天天集聚起来的是道义，我们就是天天都在向圣贤的境界靠拢，这叫“慕道集义”。“不求安饱”，君子食不求饱，居不求安，这是颜回的“箪瓢陋巷家风”。这也是出自于《论语》，颜回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箪是用竹子做的小篓，颜回盛饭没有碗，穷，就拿个小竹篓来做碗；喝水连杯子都没有，就用葫芦瓢，居住在简陋的穷巷子里，他过着这样清苦的生活，他慕道。能够真正有这样的风范，孔老夫子的弟子里，除了颜回以外，其他人都数不上。所以说“非颜子不足以当此”，孔老夫子心目中哪个弟子最好学？只有颜回。在《论语》里有讲，鲁哀公有一天问孔老夫子，夫子的弟子里哪个最好学？孔老夫子回答说，“颜回最好学，他‘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而死’，现在没有了，没有听说过谁还好学了”。所以，孔老夫子的心目中好学的标准多么高！所有的弟子里，就数颜回了。真正做到夫子这一句“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只有颜子能够担当这样好学的名誉。

我们现在走上学习圣贤之道，有这样的志向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将儒释道都发扬光大，真正利益社会，利益众生。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志向，最关键是好学，就是以孔老夫子这一章做我们的标准。我们的恩师反复地说，希望真正有传人，说果然有十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就是以担当圣贤弘法家业为己任，发心净修，十年不下山，在儒释道三个根上去落实，三年扎根，把《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都能落实，还要以《沙弥律仪》做我们扎根的第四个条件。然后十年闭门不出，做什么？一门深入，长时薰修，选择一部经，就在这一部经上用功。也就是什么？落实“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我们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真正传承颜子“箪瓢陋巷”的家风。人在清苦的环境里能够立志，所谓“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我们敏于事，我们只做一件事，就是深入经教，认真落实，转自己的观念，把凡夫的观念转成圣贤人的观念。我们闭门不出，斩断一切外缘，这是慎言了，不和外面人接触，不和外面人讲话。我们讲什么话？就在摄影棚里，对着录像机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讲的全都是圣贤教诲，这是慎言。用慎言带动敏事，敏事是什么？说到得要做到。我们分享学习心得，也就是激励自己，所以对着摄影机讲很好，前面有一个小小的电视屏幕，看到自己的样子，就是对自己讲，不是对外人讲。天天劝自己，天天都有进步。这是什么？天天亲近恩师教诲，天天亲近圣贤典籍，这叫“就有道而正焉”。我们的弘法道场就是摄影棚，就是网络卫星。

有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天天在一起切磋琢磨，有不懂的，立即去请教恩师。果然能十年做下来，必有大成。真正要恢复圣教，弘法利生，自己要真正入这个境界才行。没有十年的这样一种根基的培养，很难成就。恩师讲，要培养十个弘法，另外有十个旁听，旁听就是护法，他要做一些护持的工作，天天听课，弘法护法一起提升。只是弘法的他要备课，他要习讲，护法平时也有自己的工作，上课的时候一起上课，一起提升，这本身就是一个和合团体，家和万事兴。要弘道，要有这样的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里最关键的是，心能安住得下来，安住清苦的生活。夫子在《论语》另外一章里讲，“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是什么？读书人，有心向学的，他志于道，他以圣贤为自己的志向。但是他还以恶衣恶食为耻，恶衣恶食是衣食不太好，生活不那么舒服，他以这个为耻，他不喜欢过这么清苦的生活，那么就“未足与议也”，不需要再和他深谈了，不是同一道人。真正同一道的人，必定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在这里我们才见到真正的圣贤血脉。所以，真正是好学，能够好学，必定能有所成就。孔老夫子非常好学，他自己也说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说一个有十户人家的地方，必定能找到忠信的品德与夫子，丘是夫子自称名字，与夫子相同的，但是，找不到一个像夫子这样好学的。换句话说，孔老夫子的成就，除了他的品德、根基以外，最重要的是好学，也就是恩师讲的，首先三年扎根，这是扎什么？扎忠信的品德之根。更重要的是十年专修，这是真好学，那我们就能成就大圣大贤。我们希望真正有这样的志同道合者，那真的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这一章是孔老夫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是学生子贡向老师请教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学习心得的汇报，老师也是非常善巧地帮助学生提升。从这里我们能看到，师生之间那一种学不厌，教不倦，师资道合的情形。我们来看朱子的解释，“贫而无谄”，“谄”是卑屈的意思，谄媚巴结。“富而无骄”，“骄”是矜肆的意思，矜是骄傲，肆是放肆。朱子讲，“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常人就是平常人，一般普通人在贫富这两种境界中都不知道去自守，自守是守住自己的节操，就是操守。在贫穷的地位上，往往会生起卑屈的心，自卑而又爱好谄媚巴结；在富贵的地位上，很容易会生骄慢放肆，这两种都是病。子贡问他的老师，说能够“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无谄无骄，这两种病都去除掉，这是知道自守了吗？子贡讲的这个境界并不算很高。朱子讲，“无谄无骄，则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贫富之外也”，不生谄媚，不生骄肆，没有这些烦恼，但是心里还有贫富的分别，心中还有贫富二相，离圣人的境界还是很远。子贡一定是达到了这个境界，他能做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了。子贡是富贵人，历史上记载他是大富，很会经营，真的是富可敌国。他能做到“富而无骄”，在富贵中，仍然能谦虚好学，确实难能可贵。他把自己的心得向老师汇报，问老师，能做到这样的地步怎么样？“何如”，就是请问老师，讨老师一个评价。老师怎么回答？“子曰：可也”。孔老夫子告诉他，这个还算可以。可是肯定还有未尽之辞，老师后面还有话说。换句话讲，子贡的这个境界算不错了，比起凡人来讲已经高出很多，但是还不算高，还有很多要进步的空间，所以“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孔老夫子说的这个境界，就比子贡要高。夫子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乐”是快乐，朱子讲，“乐则心广体胖而忘其贫”。在贫困的境界里，依然保持心地宽广，身体舒泰。“体胖”，不念胖，念盘，表身体的舒泰，那种从容安详的样子。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因为他在追求着成圣成贤，他忘记了贫困的忧恼，所以他乐。就如颜回，箪食瓢饮居陋巷，仍然是不改其乐，他是“贫而乐”，所以颜回的境界就高过子贡。“富而好礼”，在富裕的境界里还能好礼。“好礼”，朱子讲“好礼则安处善，乐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虽然家境富贵，可是绝不会有骄慢心，处处都能遵礼而行，真正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好礼。不仅知礼，知礼是好礼的基础，《论语》里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不仅知礼，而且好礼。在遵循礼的生活中，乐而忘忧，所以他能“安处善，乐循理”，安住在善法中，遵循天理而行，“亦不自知其富矣”，在富贵中也不自知富贵了，换句话说，他将贫富都忘了，心中已经没有了贫富的分别执著。所以子贡的境界，是个善人的境界，贫富二相未破，还有分别执著。孔老夫子讲的“贫而乐，富而好礼”，是忘其贫富，没有贫富二相的分别了。孔老夫子回答子贡，首先称许他现在的水平，但是勉励他要继续提升，真的是叫循循善诱。

郑康成的注解里讲，“乐谓志于道，不以贫为忧苦”。“贫而乐”，为什么乐？像颜回，他为什么乐于箪食瓢饮居陋巷？因为他志于道，他有崇高的志向，他没有想到贫困是忧苦。当一个人专心致志地求学求道的时候，他绝不以衣食贫困为苦。郑康成自己也做到了，郑康成是东汉的大儒，他先后游学十几年，曾经拜当时的经学大师马融为师。学成以后，马融都自叹不如。所以，郑玄(郑康成)一下子就成名了，远近向他拜师的弟子非常多。朝廷听闻他的德行学问，也多次聘请他入朝担任要职，但是郑康成不恋名利，看到当时东汉末年朝廷的黑暗，羞于与那些追求名利者为伍，所以不愿涉足仕途。朝廷屡次邀请，他屡次都拒绝，自己是一心一意地从事著书讲学的工作。记载里还讲到，汉灵帝时期，当时执掌朝廷大权的外戚大将军何进，他为了笼络人心，想邀请郑康成入朝为官。当时州郡的官吏胁迫郑康成，郑康成不得已只好入朝去见何进。何进为了表现礼贤下士的样子，所以对郑康成礼敬有加，设大礼来迎接。郑康成为了保持自己名士的节操，拒穿朝服，而是穿着普通儒者的便服，与何进见面，只隔了一夜，还没等何进给他授予官职，他就逃走了。

子贡听到夫子的讲解后，他就悟了，他能闻一知二，举一反三。子贡悟了夫子的意思之后，他就引用《诗经》的一句话来表达他的悟处，子贡学《诗经》也学得很好，夫子讲，“不学诗，无以言”，所以子贡的言语相当优秀，他引用的是《诗经·卫风·淇奥篇》，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贡问夫子，乐道好礼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诗经》上讲的切磋琢磨？这是子贡向夫子请教，同时也是汇报。朱子解释说，“言治骨角者”，做骨、角这些工艺品的人，“既切之而复磋之”，他们有时切，有时磋，不断地雕琢；“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雕刻玉石的人，有时琢，有时磨，这些都是雕刻时候的动作。“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细细地去雕琢，精益求精，这是切磋、琢磨的意思，用做骨角玉石这些工艺品，比喻我们治学也要精益求精。朱子讲，“子贡自以无谄无骄为至矣，闻夫子之言，又知义理之无穷，虽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诗以明之”。子贡原来以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这个境界是最高的，当他听到夫子说这个境界不行，“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的境界时，他就明白了，知道义理无穷，学无止境，不能得少为足，要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所以他引用《诗经》这句话来表明他的这个悟处。

学生如此好学，而且如此聪颖，当然老师是非常的高兴，下面是老师表达他的欢喜之心，也是对学生的嘉许。“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赐”是子贡的名字，子贡姓端木名赐，端木赐。老师称呼学生，直呼其名，就好像父母称呼儿女的名字一样，老师和父母的地位在过去是相同的，而一般的朋友不能称他的名，要称他的字。所以我们一般人称他子贡，不能称他端木赐，否则就很不礼貌。只有老师和父母才能称名，连皇上称人都要称字，这是礼，这是敬人。夫子对子贡说：“我从现在开始可以和你谈诗了。”为什么？“告诸往，而知来者。”“诸”，孔安国的注解说，当“之”字讲，就是告诉他一部分的内容，他马上就能引申理解其他的内容。朱子说，“往者，其所已言者”，夫子已经说了的，这是往。夫子说了什么？告诉子贡，“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来者，其所未言者”，来是没有说出的话，结果子贡都能悟出来了。子贡马上悟到，学问就好像骨角玉石，要经过切磋琢磨才能成为美好的工艺品。子贡悟到的这一点，是夫子没有说出来的。所以孔老夫子嘉许子贡的悟性，读诗要有悟性，要懂得举一反三，知道一点，就能悟到另外的二三点，这才能读诗。所以孔老夫子是说，子贡现在有这样的悟性，以后就可以和他谈诗了。能鉴往知来，能预知未来盛衰兴亡之事，这才是真正会读诗。悟性是哪里来的？悟性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不是学得多就有。恰恰相反，是我们放下的多，才会有。老子也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求学肯定是学得愈多愈好，天天增加，可是“为道日损”，损是减少，修道是要放下，“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要不断地放下，“损之又损”，放下再放下，放到最后是统统放下了，就是无为的境界。什么都放下了，本性的智慧忽然现前，“无为则无不为”，无知则无不知，这是真正修道。

孔老夫子要我们学，“学而时习之”，学是什么意思？就是觉悟，不是让我们只是学知识。知识是无穷尽的，学不完的，我们要能放下障碍本性的那些妄想、分别、执著，我们就能觉悟。一觉悟，我们就证悟自性，就能无所不知，这是真正的圣贤为学之道。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现前的境界，要不断地去放下。为学就好比上高楼，要一层一层地上，放下一楼才能上二楼，放下二楼才能上三楼。要是不肯放下一楼，怎么能上二楼？上了二楼又不肯放下二楼，就上不了三楼。所以，必须放下。子贡能放下，他原来的境界只知道“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这好比上了一楼，然后孔老夫子给他一点拨，他就放下了一楼的境界，上了二楼，悟到还有“贫而乐，富而好礼”，境界提升了。他如果自足，不肯放下，永远在一楼。一放下，悟性就现前，然后夫子给他讲，现在可以和他谈诗了。所以放下了，悟性就现前，继续放下，悟性愈来愈大，这是我们本有的自性智慧，不是从外面学来的，放下就行。放下什么？就是放下妄想、分别、执著。朱子有一段结论，讲得非常好：“此章问答，其浅深高下，固不待辨说而明矣。”他说这章师生之间的问答，看出师生之间的境界浅深高下，不用多费口舌就能明白。“然不切则磋无所施，不琢则磨无所措。故学者虽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极致；亦不可骛于虚远，而不察切己之实病也”。朱子提醒我们，虽然学道要看悟性，但是如果好高骛远，一味地追求所谓的悟性，而不能踏踏实实地去修行，就是切磋琢磨，把自己的这些习气给消除掉，如果不这么做，得不到真实的学问。所以“不切则磋无所施，不琢则磨无所措”，一定要实实在在地把自己的烦恼习气切除掉，磨掉，不可只在这些语言文字上去空谈所谓的悟性。子贡是真正通过切磋琢磨得来的学问，得来的悟性。我们如果不经过切磋琢磨这些踏踏实实用功的过程，我们的悟性就出不来。

所以学者虽然“不可安于小成”，安于浅的层次，“而不求造道之极致”，极致是最高，我们求道，不能只安于小成，要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更进一步，学无止境，道极其高远，要求自己达到最高，要有这个志向。“亦不可骛于虚远”，也不能好高骛远，不能急于求成，想一步登天，学问是不能躐等的。所以朱子提醒我们，不可“不察切己之实病也”，“切己之实病”就是自己现在的习气毛病。虽然志向高远，但是这个过程还是要一步步地来，不能躐等，不能越级，要脚踏实地。每天都像曾子那样“吾日三省吾身”，省察自己的过错，一点点改正，这是切磋琢磨，我们的悟性才能出得来。所谓“修德有功，性德方显”，我们真修，把烦恼习气修掉，我们本性的智慧德能才能透得出来。所以朱子提醒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蕅益大师的《论语点睛》里，他说：“子贡之病，在愿息，又在悦不若己。故因其所明而通之。告往知来，全是策进他处。”大师讲子贡的毛病在什么？“在愿息，又在悦不若己”。这是《孔子家语》里提到的子贡的两个毛病。

什么叫“愿息”？愿是愿望，息是休息，不干了。在《孔子家语》里记载着，有一天子贡跑到孔老夫子身边，对夫子说他不想留在老师身边继续学习了，学得很厌倦了，想辍学。夫子对他是循循善诱，夫子的仁爱就在于不舍弃自己的学生，看到学生出现了这种状况，就耐心地和他交谈：“你为什么会想停学？”子贡说他对学习厌倦了，“倦于学，困于道”，“愿息于事君，可乎？”他想休息，怎么休息呢？他想去事君。“事君”就是到朝廷里做官，他认为这是一种休息，应该比求学要好得多，问夫子可不可以？夫子引《诗经》的一段话告诉他，“温恭朝夕，执事有恪”，温是温和，恭是恭敬，朝夕就是日夜，要想事君，就要做一个好官，日夜都要保持着温、良、恭、俭、让的品德，做事要认真负责，恪尽职守。所以事君很难，绝不比求学容易，怎么能得到休息？子贡又问了，他“愿息而事亲”，事君很难，那就“事亲”，他要回家孝敬父母，总没那么难吧？夫子告诉他，事亲也是很难的，真正的孝子侍奉自己的双亲从不厌倦，永远无休止地去奉献，怎么能得到休息？子贡如是的又问了好几条，说他“愿息于妻子”，侍奉妻子，总算会简单一点吧？或者说“愿息于朋友”，“愿息于耕”，耕种，回家耕田。但是每一次的问，孔老夫子都一条一条地给他拨正，做这些事情都不容易。问得最后，子贡也没办法了，他就问，难道自己就没得休息了吗？夫子告诉他：“有”，夫子指着身旁一个坟墓，“在这里你就能得到休息了。你看这个坟墓，高大的样子，这就是我们休息的地方”。结果子贡很感叹地说了一句：“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死亡真的是这么重大的事情，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到这儿都停止了。古人讲，“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君子一生都是好学，真正是学到断气那一刹那，还不停止，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佛法从三世的角度来讲，就更明了了。人生在世做什么？就是不断提升自己，到了下一生又能提升，一直提升到最后，把所有的妄想、分别、执著都切掉、都磨掉，自己的本性现前，就成佛了。所以学无止境，修道之路非常的长远，怎么可以那么容易退心？看到路途长远就退了，怎么能成就？子贡的毛病，一是“愿息”，他没有恒心来学，老师给他拨正。另外一条，“又在悦不若己”，也是出自《孔子家语》里的记载。什么叫“悦不若己”？孔老夫子有一天说，“吾死之后，则商也日益，赐也日损。”商是子夏的名字，赐是子贡。夫子说，“我死了以后，子夏还能天天进步，但是子贡就会天天退步。”曾子在旁边问：“何谓也？”为什么？“子曰：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好说不若己者”，夫子说子夏喜欢与比自己贤能的人相处，“能亲仁，无限好，德日进，过日少”，所以他天天能进步，但是子贡喜欢什么？与不如自己的人相处，“悦不若己”，“悦”是喜欢，“不若己”就是不如自己的人，和他们相处，所以会天天退步。孔老夫子告诉我们，“无友不如己者”，不要与在德行学问上不如自己的人做朋友，做朋友就是向他学习，与他亲近。为什么？这么做，自己提升不了，会被他影响，被他拖后腿。我们应该与比自己德行学问高的人交往，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我们找不到，怎么办？与古人交往，古代贤者多。读他们的书，读他们的著作，不就等于听他们的教诲吗？

像我们的恩师，当年师从李炳南老先生，李老告诉他：“你要拜印光大师为师，向他学习。”我们的恩师没有见过印光老法师，但是有《印光大师文钞》在，可以读他的著作，这也就是做他的弟子，这叫私淑弟子，我们也能“德日进，过日少”。子贡有这个毛病，很喜欢与不如自己的人交往，为什么？大概子贡比较喜欢显耀自己，在比他优秀的人面前没东西显耀，他就在那些不如自己的人面前显耀。从《论语》里的一些篇章，我们也能品味出子贡有这么一个性格，比如本章，他有这样的心得，他要跟老师说出来，请老师给他印证，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点点喜欢人表扬的性格。所以老师不给他很好的表扬，只是说“可也”，就是还行，及格，六十分，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增长他的傲慢心。《孔子家语》里记载着这段话，是孔老夫子提醒子贡要注意，与比自己贤能的人交往，其实真正是提升自己。虽然与他交往的时候，我们不如他，心里有点沮丧，甚至可能有点压力，但是这绝对是对自己有好处。与那些不如自己的人，好像没什么压力，可以放开来，甚至能做一个老师,要知道，“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所以，交友不得不谨慎。

蕅益大师给我们点出来，子贡有“愿息”和“悦不若己”两个毛病，这是非常敏锐地指出问题所在。夫子“因其所明而通之”，子贡已经明了“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夫子还要点通他，让他更进一步，这都是对他的鞭策、勉励，这叫策进。“告往知来”，是夫子嘉许他，他有这个悟性，马上引《诗经》来说明自己的悟处，夫子说“告诸往而知来者”，这句不仅只是表扬，更是对他策进，“全是策进他处”。从这里能体会到老师那种慈悲的用心，抓紧一切机会点拨学生，提升学生。蕅益大师还有一句话说，“道旷无涯，那有尽极。若向乐与礼处坐定，便非知来矣”。“道旷”，“旷”是宽广无涯，没有“尽极”，不能得少为足。夫子给子贡点出“贫而乐，富而好礼”，这又是一个境界，如果我们在这个境界上“坐定”了，执著这个境界，我们就不能上楼，这就不是“知来”了。怎么叫知来者？还得往上提升，一层层地提升，也就是不断地要放下，放到最后，我们本性明德才能圆满现前了。所以，修道之路无止境，非要全体放下，本性全体现前，那才叫做圆满毕业。

如果不知人，那就是大患。为什么？“是非邪正或不能辩”。对于别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所作所为是是还是非，是邪还是正，我们若不能辨别，就会引来忧患。譬如，我们有德行有学问，希望能为社会为众生服务，别人来请我们出山，我们也要懂得值不值得去协助他，这个人是不是一位良主、明主。古人讲，“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我们得知人，才能判定该不该出山去协助他。如果他并不是贤德之人，而只是追求名闻利养，只是假借自己的德行学问来装扮他，就像东汉时代的郑康成，他屡次接到朝廷的聘用，包括当时的外戚大将军何进，也以厚礼来邀请他出山服务，但是郑康成都拒绝了。为什么？没有明主。这些人都是搞名闻利养的，不值得我出来，这是知人。作为一个领导，要懂得选贤才而任用。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千里马是比喻贤才，贤才不是找不到，是没有真正能识贤才的英主，这个难。所以领袖不得贤才，这也是不知人，也会有忧患。求学的人也要懂得选择良师益友，孔老夫子说“无友不如己者”。我们选择的一定是比自己贤能、优秀的人作为师友，也需要知人。如果不能辨别他的贤愚、是非、邪正，这就是一个大患。

蕅益大师在《论语点睛》里讲：“自利，则亲师取友，必要知人。利他，则应病与药，尤要知人。”学习圣道，目标是自利利他。《大学》里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是明谁的明德？明自己的明德。明德本有，现在不明了，所以才要学，才要修，把明德的障碍去除掉，就能使明德显明，这是明明德。我们要明明德就要学，就要亲师取友。孔老夫子自己都说，他不是生而知之，他也是学而知之。要学，必须要有贤师良友，亲近善知识，“能亲仁，无限好”，我们就需要知人，知道他是不是真善知识，这是对自己自利而言，选择师友。我们学习圣道，不仅是自利，还要利他，利他是帮助别人，不仅自己明其明德，还要帮助别人也明其明德。也就是《大学》里讲的“亲民”，帮助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众生迷在哪里？我们要懂得，必须要知道。就好像医生治病，要知道病人的病根在哪，应病与药，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如果不知道他的病根所在，药效肯定不佳。所以“尤要知人”，我们帮助别人，更要知道他的病在哪。

我们现在学习圣贤之道，每天自己深入经教，这是自利。每天我们在摄影棚里分享学习心得，通过网络与全世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学习，这是利他。我们讲解古圣先贤的典籍，如何讲法？也应像病与药一样，要看现在人患的是什么病。我们讲的要切中要害，让他听到之后，真正能觉悟，能改过自新，把病给治好，这要知人。如果我们不知道现在社会大众患的什么病，只是依文解意这么讲也没讲错，但是大众得不到益处。所以讲解一定要结合我们的生活，我们日常会犯的毛病，要切中要害。我们讲法要契理契机，理是圣贤道理，一定要符合，不能乱说；机是根机，要符合现前大众的根机。如果契理而不契机，这是闲言语，说了没用，大众不感兴趣，听了没有受用；契机不契理，那叫魔说，胡说八道，听起来挺有意思，很符合大众口味，可是并不是正理，就更不妥了。所以讲圣贤道理，契理契机都要有智慧。如何才能做到知人？孔老夫子在《论语》里讲，“不知言，无以知人也”，通过一个人的言语来判断他的人品，因为言语是他心理的一个表现，他自然而然会在言语中表露他的想法，从而辨别他的是非善恶。

譬如现在的媒体，电视节目，新闻报导，这些媒体的取向是一种言语，我们听一听，就能判断现在社会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如果媒体里拼命地讲怎么赚钱，怎么得到利益，而不教仁义，正如孟子见梁惠王的时候说，“上下交征利，其国危矣”，我们就知道社会出现什么问题了。大家都讲竞争，讲利益的追求，社会就有危机了。这个危机包括天灾，天灾是人心所感。人以善感，天以福应；人以恶感，天以灾应，天灾会出现。也包括人为的危机，像经济危机，金融海啸；人祸是战争、暴乱，这些都属于危机，归根结底就是过于重视利而忽略了义。孟子讲，“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我们真正提倡仁义之道，社会自然得到利益，讲仁义，利在其中；只讲利，不仅没有了仁义，危机都会来了。所以我们要从方方面面帮助社会回归伦理道德的传统，帮助人心转恶为善，从刻薄转成厚道，这要有知人的智慧。不仅要知言而后知人，夫子讲还要“听其言观其行”。知言是第一个层面，还要观其行，看他的行为。如果言行不符，讲的是漂亮话，但是他的行为并不如此，那我们还是要以他的行为做判断。所以知人确实需要智慧。有的人很有经验，人生阅历丰富，他也有这种智慧，但是不圆满，真正有圆满的知人的智慧，需要自己的心很清净。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对名闻利养的追求，我们的心就清净，头脑就清醒，就很容易感知对方的心理。所以智慧怎么来的？还是要放下。放下得愈多，我们的智慧就愈足。

以上是《论语》“学而篇”总共十六章的内容。“学而篇”是《论语》里最重要的一篇，它是学圣的纲领。这一篇也涵盖了整部《论语》，道理都在这里讲尽了。实际上圣贤的教诲是一而多，多而一，千言万语都可以一以贯之。孔老夫子对曾子讲，曾子是夫子的传人，夫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讲得再多，归纳起来就是“一”。曾子把这个“一”给我们勉强说了出来，“忠恕而已矣”，就是忠恕二字，涵盖了整个圣贤的存心。如果给《论语》二十篇做一个提纲挈领，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用“学而篇”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也是一以贯之，圣贤之道就在一个“学”字。“学而篇”，这个篇题其实就涵盖了整部《论语》。“学者，觉也”，学是为了什么？觉悟。觉悟才叫实学。所以圣贤之道在什么？在觉悟，也就是《大学》里讲的“明明德”的第一个“明”字，觉悟、明了的意思。把不觉、不明的东西放下，我们就明了、觉了，就成了圣人。要想觉悟，就要落实、实践，修放下的功夫，把那些不觉的、不善的、不明的放下，具体而言是什么？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贪瞋痴慢的烦恼，这些就是本来没有的不觉、不善，要放下。时时都能提起警觉心，这是“学而时习”。无时不学，无时不习。习是真干，真放下，我们就“不亦说乎”。“不亦说乎”是证得圣人的喜悦，这种快乐凡人体会不到，它是从自性流出来的法喜，不是外面境界带来的刺激。外面的财色名食睡带来的叫刺激，不是快乐，更不叫喜悦。所以，“不亦说乎”的“说”是自己真正得到了受用，证得了。圣贤之道有信、解、行、证四个阶段。学是信解，时习是行，“不亦说乎”是证，愈学愈欢喜、愈快乐。最后我们证得了大圣，我们的大乐就现前了。所以“学而篇”是纲领性的，以一概全。真正领会了“学而篇”这十六章，那我们成圣成贤没有问题。后面的十九篇是给我们更加详细地来说明，如何去成圣成贤。《学而篇》我们到此讲解圆满，如有不妥之处，请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论语》里的每一篇都是采用篇首第一章的几个字作为篇题，我们来看第二篇的第一章。“众星共之”的“共”念拱，有围绕、相向的意思。“为政”是把持政治。谁是为政者？一国的领导人。“为政”的“政”，朱子在《集注》里解释说：“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为言得也，得于心而不失也。”“政”就是正邪的正，正确的正，“政者，正也”。“正人之不正”,人有不正的地方，我们把它正过来，这叫为政。《论语》里有一章讲“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季康子是鲁国三家大夫中最大的一家，他把持朝政，治理得不好，所以他向孔子问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说，“政者，正也”，政治是什么意思？就是公正无私。为政者守住公正，给大家做个好榜样，“子帅以正”，子是对季康子的尊称，你能够“帅以正”，帅是表率，给大家表演出正的样子，以身作则，谁敢不正？整个国家就正了。你把持朝政，你正了，大家都正。“己身正，不令而从”，你不用下命令，大家都跟着你学，都会做得正。如何得正？要“为政以德”，用道德。所以正的标准是德，符合道德的就叫正，不符合道德的就不正。

朱子解释，“德之为言得也”。“德”字当得讲，“得于心而不失也”，你真正按照道德而行，你就能够得民心。不失民心，你就不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所以关键是为政者自己要行得正，这叫“为政以德”。孔子用了个比喻，“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朱子解释说：“北辰，北极，天之枢也。”北辰是北极的意思，有古注把北辰作为星的名字，可能是北极星，但是好像有点牵强。朱子这里说的北极，是指方位，是“天之枢也”。枢就像门的中轴，门之所以能开关，因为有轴，门绕着中轴转。这里是指地球北极与天空相对的地方，那一个空间就叫北辰。我们的地球在转，我们看到天上所有的星星都围着北极这个方向在转，所以北极指向的空间就好像一个门的中枢、中轴，所有的星星都围着它转，它“居其所，不动也”，就好像门的轴，它不动，门在动，围着轴在动。“众星共之”的“共”是相向的意思，“言众星四面旋绕而归向之也”，所有的星星围着北辰这个空体，这个中轴在环绕。用这个比喻来形容人君、领导者，就好像北辰一样，众星是比喻他的大臣和百姓，为政者、领导人能够“居其所”而不动，所有的臣民围绕着他转，就是拥护他。为什么？因为他“为政以德”。朱子说，“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其象如此”。为政者行得正，用道德来修养自己，就能够得到无为而治。无为是什么？他不起心、不动念，更不会想去做一些什么事，他无为，他不用起心动念做什么事情，自然得到天下人归仰。为什么？这是一位圣王。这是用北辰来比喻这个相。我们中华老祖宗的文化就是重德行，《大学》里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无论你是国家领袖、天子，还是庶人(一般普通老百姓)，都要以德为本。我们以德为本，“本立而道生”，根本正了，一切都正。所以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为什么？因为天下都是围绕着一身在转的。就像一个圆，身是圆心，家国天下是圆周，我们的身正了，整个圆都正了；身摆得不正，整个圆周也就跟着不正。

我们的身其实还有一个圆心，就是我们的心，“心正而后身修”，我们的心如何正？格物、致知、诚意，放下贪瞋痴的烦恼，我们的心就正。我们有所好乐，就不得其正，好乐是贪；有所忿懥，就不得其正，忿懥是瞋，瞋恨、不高兴，都是瞋恚心；有所恐惧，有所忧患，也不得其正，恐惧忧患是愚痴，不明因果、不明事理才会生出恐惧忧患。所以把贪瞋痴放下了，我们的心才正，身才修。一正一切正，心一正，身、家、国、天下，全都正。为什么？身、家、国、天下，完全是我们心中所现物，所谓“一切法由心想生”，“一切唯心造”。我们的心能造天下万物，所以心正了，万物都正，这叫格物。格物的格是什么意思？正！万物都正了，叫格物。怎么格？从心里格，格除我们心内的物欲烦恼，我们的心就正了，万物也就正了。这个道理非常深，真正悟明了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原来修心、修身、为政，都是一件事情，不是不同的事，是同一件事，一修一切修。朱子引程子的话：“为政以德，然后无为。”何必要有为？原来为政都是修身之事，都是我们自己修心之事。所以，“为政以德”，就是修心而已，修身而已。不用起心动念做什么有为的事业，也能够无为而治。反过来，我们如果为政不以德，无论怎么去治理天下，还是不能圆满，总有欠缺。所以圣人为政抓住根本，《大学》里讲，“此谓知本”，知道根本了。我们能不能知道根本？根本在哪？就是自己修身。修身就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是知本，“知之至也”，我们真正知道了，我们的知才圆满。为什么？真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必定会“反求诸己”，从自己的身心来修，这叫“从根本修”。然后才知道，原来根本没有外面的事，全是自己的事，自己心内的事。

朱子又引范氏，范祖禹大儒的话：“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这话也讲得很好，继续给我们分析这个道理。我们“为政以德”，用道德来修身，从而影响家、国、天下，就能做到“不动而化”，不用去向外攀求，自自然然就能教化百姓。因为百姓都看着我们，向我们学习。“不言而信”，我们说的话自然就能让大家信服，甚至不说话，完全用身教，就能有这样的信用，大家都对我们心悦诚服。“无为而成”，不用起心动念想着我该怎么样去为政，自自然然政治清明，社会和谐。“成”，成什么？成就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这是大道理。“所守者至简”，我们所守的，守着什么？守着德，最简单的，只管自家，不管人家，只顾自己修德，人家自然受自己转化，“能御烦”，御是驾驭，烦是繁琐，很繁琐、很多样的事情自己都能驾驭得很好。我们讲领导人是日理万机，这是很烦人的事，果然自己能够守着至简之道，只是一味修德，《大学》里讲，“有德此有人”，就有很多能人帮自己。他们对我们真正是敬服，由衷地愿意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有德之人，真正能做到垂拱而治。

“所处者至静”，我们处在什么地方？处静，不是动，我们的心能够安定、能够静虑。《大学》里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我们能够“反求诸己”，认真地修德，我们的心就安静，就能“制动”，就能驾驭动荡的场面，以静制动，整个场面就能被我们定下来。这是我们的功力深厚。“所务者至寡”，我们所做的事情很少，寡是少，根本不需要做很多事，就是自己修德，天天反省检点，“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自己应该做的，就这一桩事。“而能服众”，大众就能服我们。蕅益大师在《点睛》中说，“为政以德，不是以德为政，须深体此语脉。盖自正正他，皆名为政”。大师讲的这个道理很深刻。“为政以德”跟“以德为政”不一样，我们细细去品味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不同的。以德为政，这里面有起心动念，我们还想着用我们的道德去为政，现在讲的“以德治国”，这里面有没有起心动念？确实有。有就不叫无为，就不能称为无为而治。“为政以德”，这里面没有起心动念，是无为而治，注重在自己修德上，重心在德而不是为政。以德为政，他的目标还是为政；“为政以德”，他的目标是修德，以德为本，抓住这个根本。德修好了，自然政治就好了，经济也繁荣了，社会也安定了，社会国家都能和谐。我们要仔细地、深深地去体会这个“语脉”，“为政以德”。朱子讲，对于古圣先贤的道理要“虚心涵泳”，不断地去玩味，才能品出里面的真实义。真实义是什么？蕅益大师点睛点出来了：“盖自正正他，皆名为政。”为政是什么事情？就是“自正正他”之事。孔子讲，“政者，正也”，为政就是正。正什么？既正自己，也正别人，“自正正他”。自正是根本，以自正为本，就是以修身为本，身正了，别人也自然正，“己身正，不令而从”，这就是为政，“为政以德”。

江谦先生讲，“又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故取譬于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也”。“上”是指上位的人，为政者。“上老老”，第一个老是动词，尊敬的意思，对老人尊敬叫“老老”。在上位的领导人能够尊敬老人，敬老爱老，百姓就能兴孝道，孝道就是敬老爱老。首先对自己的父母要孝敬，从而能够孝敬一切人，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上长长”，第一个长也是恭敬的意思，对长辈恭敬，这叫“长长”。领导人能这么做，百姓就能兴悌道，大家都能尊敬自己的兄长、长辈，从而带起敬重长辈的社会风气。现在社会有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对老人不恭敬。老人好像没用了，退休了，对社会不再带来任何利益，所以被人遗弃。如果有这样的风气，社会怎么能和谐？一个老人工作了一辈子，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到他晚年的时候，反而被人遗忘，甚至被人所嫌弃，他内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他怎么能心安？社会又怎么能安定？所以对老人我们要恭敬、敬爱。老人不是没用的人，而是我们社会的恩人，我们对老人不是遗弃而是应该报恩，这样，孝悌之风才能带起来，所以需要整个国家领导重视这一条。“上恤孤”，“恤”是怜悯，领导人能怜悯孤儿、弱小者，人民百姓就不会行悖逆之事。真正要和谐社会，我们就要提倡敬老爱幼，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社会和谐并不难达到。所以孔子用北辰来比喻领导，“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领导者行善、修德，大众就跟着行善、修德，社会自然和谐。

这句话是孔老夫子为我们指出《诗经》的纲领。“诗三百”，是讲《诗经》有三百篇，其实有三百一十一篇，其中有六篇只有篇目，没有诗词，所以是三百零五篇。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说法，上古时代留下来的诗，到孔子手上有三千多篇，后来经过孔子的删订，就变成三百零五篇。“诗三百”是取整数。“一言以蔽之”，“一言”就是一句话，用一句话来概括《诗经》三百零五篇，就是“思无邪”。朱子解释“蔽”当“盖”讲，涵盖、概括的意思。“思无邪”，这一句诗文出自于《诗经》的“鲁颂·駉”篇，鲁颂駉篇之辞。孔子用这一句诗，来概括全部的《诗经》。“思无邪”是什么意思？刘宝楠先生的《论语正义》里，引用的是《说文解字》的解释，“思，容也。言心有所念，能容之也”。思是心里容纳的东西，心里能容纳的就是念头，念头叫思。刘宝楠是清代的大儒，《论语正义》考据得非常广泛。顾宪成是明代的大儒，他说，“诗者，思也。发虑在心，而形之于言”。诗是什么？就是思。我们心有所念，念头从心里生出来，叫发虑在心，虑就是念头，而形之于言，把它表达出来，就叫诗。所以诗是我们心里面的思想、念头表现出来的文字。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李炳南老先生，引程树德的《论语集释》里所说，思无邪的思，是语气助词，没有意思；又引郑康成，讲到考据《诗经·国风》“邶国北风”篇里的一句“其虚其邪”，在汉代，虚和邪是一个意思，所以思无邪的思没有意思，是语气助词，就是讲的无邪。无邪就是无虚的意思，无虚就是真。按照这样的解释，《诗经》里面三百篇，它的本义都是真情流露之作，这种讲法也很好。一种讲法，说思是思想，思想里没有邪恶，叫“思无邪”；第二种讲法，说“诗三百”是无邪、无虚，全是真情流露。

朱子在《集注》里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这是把义理给我们发明出来。“凡诗之言”,就是《诗经》里的话，有描述善的，有描述恶的，善的是为了感发我们的善心，勉励我们行善；恶的是惩创我们放逸的心智，让我们提起善念，改过迁善。《诗经》里的这些言语，都是帮助我们回归情性之正。凡人都有情性，恶人情性用得不正，善人用得正。《诗经》也是有感情的，可是它全都用得正，引导我们向正的、善的方向走，所以叫“思无邪”。这是对常人而言，常人没有办法不思，他非得有思想，心里非得有念头，他也一定有情性，我们所说的七情。《诗经》是导人以正，到了圣人的境界，情性都没有了，所谓的转情识为智慧。圣人的心里已经离念了，离念决定是正，这个正是绝对的正。有情性、有思想的正，是相对的正，有正就有邪。在这种凡人的境界上，圣人教导我们，也是因材施教，先教我们改邪归正、断恶行善，这是第一步，进而再提升，破迷开悟。破迷开悟就是离情，离念了，也就是放下我们的妄想分别执著，才能入圣流。所以，《诗经》是教导我们先要改邪归正。朱子又引程子的话，“程子曰：‘思无邪’者，诚也”。思无邪就是诚意。在初级阶段来讲，诚意就是心里没有邪念，具体而言，就是实实在在的，心里没有自私自利的想法。有自私自利，这是邪；大公无私，这是正，公正。把自私自利放下了，我们的诚意才得以现前。再提升，进入高级阶段，把念头都放下了。清朝大儒曾国藩先生给“诚”字下了定义，叫“一念不生是谓诚”。一念不生，就是无思无虑，那才是真正的诚，真正的正。朱子又引宋朝大儒范祖禹先生的话，“范氏曰：学者必务知要，知要则能守约，守约则足以尽博矣。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范祖禹先生的这一段引申，也非常好。他说，“学者”，学儒的人，学习圣贤之道的人，“必务知要”，必定要懂得要领，学习要懂得抓住纲领，这样学才不费劲，进步才快。“知要则能守约”，能够懂得纲领、抓住纲领，就能守住最简约的教诲。其实大道至简，真正的大道理，两三句话就已经说清楚了。《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一句话就概括了大学之道，非常简约，没有啰嗦。能守住简约，“守约则足以尽博矣”，我们才能了解、掌控广博的内容，这是懂得学习。

孔子为我们提取出纲领，他把《诗经》三百零五篇概括出来，就是“思无邪”，三个字即涵盖了文章全旨，这是真正的“知要”，这三个字也出自于《诗经》。我们修学，要懂得守约，怎么守约？落实思无邪。我们的思想一定要正，正了之后，才能真正明了《诗经》的意思。《诗经》是真情流露之作，真情从哪出来的？是自性流露出来的，所以我们必须放下邪念，才能体会得自性流露出来的真情之作。只要我们能够放下邪念，也就是放下自私自利，这部《诗经》就全通了，就足以尽博矣。三百零五篇的《诗经》，我们不用念，就全懂了。范氏依据孔子的意思，又给“礼”做了一个归纳。孔子讲，“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诗和礼，是孔子教人的学问。《诗经》，孔子给我们归纳了出来，是思无邪。那礼呢？礼也有很多，“经礼三百”，经的礼仪有三百。具体的礼仪，就是“曲礼”，有三千，三千威仪，非常广博，能不能也是一言以蔽之？可以，“曰：毋不敬”。《礼记》第一篇“曲礼”，第一句话就说：“曲礼曰，毋不敬”，“毋不敬”就是没有不恭敬的，一切恭敬。所以礼的精神、纲领就在一个敬字，“礼者，敬而已矣”，这也是提纲挈领，给我们归纳出最简约的纲领。能够守住这个敬字，我们的礼就全通。这个敬，有敬自己，也有敬他人。有敬人，有敬事，也有敬物，无不敬。所以，诗，一言以蔽之是思无邪；礼，一言以蔽之，毋不敬，这都是圣贤的心法。我们果然能够落实，这一生也决定成圣成贤。蕅益大师的注解说，“此指示一经宗要，令人随文入观，即闻即思即修也。若知诗之宗要，则知千经万论，亦同此宗要矣”。“思无邪”这三个字，为我们指示出整部《诗经》的宗要，宗是宗旨，要是要领。这简单的一句话令我们能随文入观，文是文字，随着这三个字“思无邪”入观，入观是什么意思？改变我们原有的观念，真正在心里落实思无邪。一听到思无邪，立刻把自私自利的念头放下，断恶修善。有自私自利就是恶，大公无私则是善。进而再提升，知道凡所有念皆是邪念。那什么是正念？正念是无念，是一念，叫一心。把妄想分别执著这些念头都放下，就入一心，就入无念，那是真正的思无邪。“即闻即思即修”，闻思修叫三慧，三智慧，这三智慧是一而三，三而一。它们不是有次序的，是一即三，三即一，同时的。闻慧，是一听就能明了；明了是思，思慧；一明了立刻就变成自己的存心，变成自己的观念，入圣流了，这叫修慧，同时发生，所以叫“即闻即思即修”。即是同时，没有次第，这叫随文入观，不是先闻了，听到了，然后去思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思考明白了，然后再去落实，这是凡人的意识过程。圣人的闻思修不是这个过程，它是同时的。如果说听了之后再思考，那是落到意识心里头，意识心里头还是思，还是念，有念头。有念头还是邪念，怎么能叫思慧？那叫胡思乱想，以为自己想懂了，然后去修，那是盲修瞎练。所以闻思修称为菩萨三慧，一定是随文入观，才能得到。入观是什么？离念了，把妄想分别执著放下了，把思放下了，思都没有了，当然是无邪了，全体皆正。“思无邪”是《诗经》的宗要，宗旨和纲要，其实“思无邪”又何尝不是千经万论的宗要？圣人的千言万语，归纳起来不都是讲“思无邪”三个字吗？这叫圆解，都通达了。但是真正的圆解是闻思修都落实，我们觉得自己明白了，明白了却没去做，还是有自私自利的念头，还是有妄想分别执著，那我们没修，没修也就没闻、没思。换句话说，我们的闻还没有明了，等于未闻；我们的思没懂，等于没思；我们没干，就是没修。所以圣人的学问注重在落实，要真正变成自己的心行。

江谦先生在《补注》里，诠释了蕅益大师的这段话，而且加以解读、开解。他说，“思，妄心也。无邪，真心也。诗三百篇，皆妄心所成，妄依真有，真妄不二，解此义者，全妄成真。黄花翠竹，皆是真如。纸画木雕，无非真佛。故曰，思无邪也”。这话说得很好。“思无邪”，思是思想、念头，有念头就叫妄心。真心离念，真心里面没有念头，无邪就代表真心。“诗三百篇，皆妄心所成”，《诗经》三百零五篇都是妄心所成，写这些诗的人肯定有念头，前面讲的，诗是我们的心念发出来之后形成的言语，所以是妄心所成，妄心是念头，有念皆妄，真心无念。“妄依真有，真妄不二”，妄念起来了，从哪起来的？它的来处是哪？来处还是真心。真心是不动本体，能现一切物，妄念也是从真心里现出来的，所以妄依真有，没有真也就没有妄。所以妄里决定有真，真妄和合，真妄不二，分不开的。妄念现出境界，没有念头就不会现境界。真心里没有念头，所以真心没有境界，叫大光明藏，叫常寂光。念头微动，立刻有境界现前，境界还是依真而起。“解此义者，全妄成真”，我们真明白这个道理了，就知道全部的妄就是真，因为妄没有离开真。这个道理很难懂，我们打个比方，譬如人做梦，晚上睡觉，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试问问自己，晚上做的梦，梦境怎么来的？是别人给我们造出来的吗？是上帝给我们创造的吗？不是，是我们自己的念头生的，因为有念头才会做梦。这个念头念念在相续，所以才有这个梦境在相续。忽然有人把我们拍醒了，念头断了，梦境就消失了，虽然晚上睡觉了，还是有念头，控制不住，现出这个梦境。梦境是由我们的心现出来的，这个境界是妄境，这我们都懂，做梦哪是真的？都是虚妄的，所以叫做梦境。这个虚妄的梦境，它的本体是自己的心，有心才有梦境，所以整个梦境就是自己心的映现。自己的心在哪？拿来看看，自己的念头在哪？找不到。但整个梦境就是自己的念头。所以，全梦即心。梦是妄，全妄即真。现前我们所观察到的宇宙万物，都是妄念所现的境界，是妄境，虚妄的。只是我们的念头在念念相续不止，这个宇宙的境界也在相续不止。一念生出一个境界，念念在相续，这些念头都相似，所以境界好像是在相续，实际上都是相似的相续，不是真的，只是速度太快了，刹那、刹那在相续，我们觉察不出来。弥勒菩萨说，我们的念头生灭得多快？一弹指三十二亿百千念，这么多的念头。百千是十万，三十二亿百千就是三百二十万亿，这是一弹指。一秒钟我们可以弹四下，再乘上四，也就是说一秒钟有一千二百八十万亿个念头。这么快速的念头，我们怎么能觉察到它的生灭？而每一个念头都现境界，念念相续，所以境界也相续。念头是依真心而起，境界没有离开真心。因此，“黄花翠竹，皆是真如”，“故曰，思无邪也”。“黄花翠竹，皆是真如”，这是禅宗里的话，黄花翠竹都是境界，全都是真如。真如就是我们的自性真心，都是真心所现。黄花翠竹，这些境界是虚妄的，为什么是虚妄的？因为是念念相续而生成的境界，没有念头就没有境界。境界依念头而起，所以它是虚妄的，正如梦境一样，梦境也是依念头而起，没有念头就没有梦境。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就在妄境中，能够证真了。不要妄境以外别求什么真如，当下明了，当下觉悟。我们知道，全妄即真，从妄中见真，这就是《圆觉经》讲的“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幻是幻境，境界是虚幻的，我们知道是虚幻的，就离开它，离开什么？离开念头，离开念头就离开幻境，所以要放下自己的念头。妄想分别执著一放下，“离幻即觉”，我们就觉悟了，就证得真如自性，就成大圣人了，成佛了。所以成佛无非是返妄归真，从妄境中回归真如自性而已，这就是大学之道讲的“明明德”。

　　朱子解释说，“道”，不念道，念第三声，是引导的意思。“谓先之也”，就是要去引导。“政，谓法制禁令也”，用什么来引导大众？用法制禁令，就是法律、规章、制度去引导大众，这叫“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齐，所以一之也”，一就是统一，用刑法去制裁那些不遵守法制禁令的人，使得所有的老百姓都能遵从政治、法令、规章，这叫“齐之以刑”。这样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朱子说，“道之而不从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无耻，谓苟免刑罚。而无所羞愧，盖虽不敢为恶，而为恶之心未尝忘也”。为政者制定很多施政条文，用政治法律去领导人民，让老百姓遵行，如果老百姓不遵行就加以刑罚、处罚，逼着他们遵行，这样得到的效果就是“民免，而无耻”。免是苟免，人民百姓苟免于刑罚而无耻、，也就是说，百姓被迫服从政令，勉强去遵行，但是心里不服，他没有羞愧之心。他不敢去作恶，是因为怕法律制裁，可是他为恶之心没有断除。也就是说，他没有羞耻心，不会以恶为耻，等到刑罚稍一松弛，他们就会犯法了，这叫“民免而无耻”，这是强调法治的结果，这样的效果并不是很好，所以不能只用法治，应该用什么？用礼治，以礼治为主，辅之以法治，才有好的效果。

　　《管子·牧民篇》里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治国，礼义廉耻这四个方面很重要。礼义廉耻怎么成立？要靠教育。用伦理、道德、因果来教育国民，国民就懂得道德。懂得道德，他耻于作恶，不用刑法去威逼他，他自己就不会作恶。如果国民无耻，不以作恶为羞耻，就像杀盗淫妄，不仅不以为耻，甚至会引以为豪。比方说杀生害物，甚至杀人，都不感觉到羞耻；邪淫，现在有钱了，有人娶个二房、三房，都不觉得不好意思。这是什么？根本是无耻。人如果都没有了耻心，那亡国之日不远矣。礼义廉耻这国之四维都崩塌了，那不得了，用法律也制裁不过来，再完善的法律都会被人钻空子，所以孔子教导我们，应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德是道德，用道德去引导人民。如果人民不能够遵从道德，就要用礼去整饬之。礼是规矩，无规矩不能成方圆。用礼来统一大家的行为，所得到的效果，是人民“有耻，且格”。有耻就是有耻心，老百姓懂得作恶是羞耻的，不去作恶，怎么会犯法？其实法律就是道德规范的一种强硬的维护措施，法律一定是保护道德的，没有不道德的法律，因为法律是以道德为目标的。

　　假如人人都懂得道德，都能守住礼，自然就不犯法。“有耻，且格”，格有几种说法，都很好。第一种是郑康成的注解，“格，来也”，格是来的意思，来什么？民心来归的意思。人民百姓都懂得作恶是羞耻，犯罪是羞耻，所以都不去作恶，都不去犯罪，都能够诚心来归顺政府、拥护国家，这是格的意思。第二种是朱子讲的，“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则民固有所观感而兴起矣，而其浅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礼以一之，则民耻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也”。这是讲为政者，就是国家领导人，“躬行以率之”，他自己能努力落实道德、遵循礼仪，这是躬行；“率之”就是为人民做好表率，那么人民自然就“有所观感”，看到你的所行，知道你的一言一行都符合道德礼仪，就会有感悟，就会兴起效法的心，也来遵循道德仁义，遵循礼。在遵循礼和讲道德中，肯定有浅深厚薄，也就是程度有差。有的比较好，有的比较差，但是同一个方向，都是要遵循道德、礼仪，总是有先进的、后进的，那怎么办？需要有一个行为标准，于是就制定礼，“以礼一之”,把不一的、有差异的这些行为，做一个最低的规范标准，这就是礼。礼是道德的规范，人人必须要遵守。所以儒家讲的道、德、仁、义、礼，最高的是道，有道者必定有德。其次是德，有德者未必有道，但是有德就很难得了。德不讲了就得讲仁，仁者爱人，想到自己要想到别人。讲道、讲德，是没有自己，心里只存别人，大公无私，这是道德。仁里面还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他还有个自己，他有二人，有我也有他人，这就比道德境界差一等了，这是仁。

　　朱子说，“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这是劝告为政的领导，“政者”，是政治、法治、制度，都是为政、治国的工具；“刑者”，是刑法、法律，是辅助政治的方法，包括我们讲的国家机器，辅助国家政治。德和礼是出治之本，是能帮助我们真正得到安定和谐的根本。德和礼之间，德又是礼的本。道德仁义礼，最根本的是道，大道无形，表现出相了，就是德，所以德是礼的根本。政、刑、德、礼，要相辅相成，都不可以偏废，不能够偏于一边。政和刑，只能使人民百姓远离罪恶，怕犯法、怕制裁，能远罪而已，就是到此为止，它没有办法使人民去行善，只能是离恶而已。“德礼之效”，德和礼的效果，不仅可以帮人断恶，“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还能够往善的方向去发展，愈来愈善良，而且是潜移默化，自己都不知道在进步。所以治国的人，不可以只抓住枝末。什么是枝末？政和刑是枝末。应当深探其本，探摸到根本，根本是德和礼。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现在提倡以德治国，这是抓住了根本。怎么样才能真正以德治国？必须要恢复传统文化的教育。胡锦涛主席讲，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我们要回归到这里来。

　　根据皇侃和邢昺两位学者的注疏，这一章是说孔子隐圣同凡，劝人勤学。孔子是圣人，圣人在我们这个凡间，为我们示现学习的过程、修道的次第，让我们常人也能够学得到。假如他完全示现大圣，不用学就知道，生而知之，那我们就没办法学了。所以孔子隐圣同凡，把圣人这一面先掩盖起来，示现一个凡夫的样子，劝导我们要像他那样，勤学不辍。这章是孔子自述学习、成就的过程。“吾十有五”，十有五，“有”念又，就是十五岁。十五岁的时候，孔子就有志于学了。朱子的《集注》里讲，“古者十五而入大学，心之所之谓之志，此所谓学，即大学之道也。志乎此，则念念在此而为之不厌矣”，这是解释十五有志于学。在古代，八岁上小学，十五岁入大学，没有中学，只有小学和大学。小学以学进退应对、礼仪规范，学规矩为主。大学就要穷理，明白宇宙人生的道理，十五岁是入大学的阶段。孔子十五岁有志于学，这个志叫“心之所之”，所之就是趣向，心趣向哪？志向。心趣向圣贤之道，就是志于学，这个学是《大学》的学，大学之道。《大学》里讲，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是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大学之道。孔子十五岁就有这样的志向，希望明明德于天下，也就是真正成为圣人，帮助社会、帮助大众一同明明德，止至善，使天下大同，世界和谐。既然发了这样的志向，念念都在此，绝没有退心、绝没有厌足，不厌就是不满足。李炳南老居士，号是雪庐，我们尊称他雪公，雪庐老人。雪公的《讲要》里说，志于学就是一心趣向圣贤之学，专心求学的意思。孔子从小就好学，《史记·孔子世家》里讲，“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zǔ)豆，设礼容”。“俎”是祭祀时放肉的几案，小桌子；“豆”是祭祀时盛干肉类食物的器皿；“陈”是摆设，摆设这些祭祀的礼器；“设礼容”是学习祭祀的礼仪，学祭礼。孔子在童年的时候，就很好学，他不会像其他的孩子那样疯玩，他是在玩，也是在学习礼仪。到了十五岁，这是成童的年龄，童年结束了，孔子的心志已经很坚定、很明朗了，他立定志向要求学，而且念念在兹，没有退惰。所以学圣学贤，第一个是要立志。我们问问自己，志立了没有？如果志没立，学也不可能有成就。孔子之所以一生能成就圣人，就是因为他早年就立志了，这个志向是真的，不是敷衍耳目的，也不是装出来给人看的，内心里真正生起这个志向，所以学习就很认真、很努力、很刻苦。学了多久？学了十五年，“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岁就入不惑之年。“不惑”，西汉大儒孔安国注解说，就是不疑惑。孔安国是孔子的后裔，应该是第十一世。不惑就是不迷惑，没有什么可疑惑，就是样样都明了了。雪公在《讲要》里引用程树德的《论语集释》里的一段话，程树德先生是近代的大儒，他的《论语集释》非常广博，他讲，“立，必先不惑，而言不惑于立之后者，何也”？他问得好。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立的前提条件是不惑。自己不疑惑了，才能真正立，如果自己的心里还有疑惑，肯定会受外力动摇，怎么能说立？为什么孔子讲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立在不惑之先，而不在之后，这是什么原因？“夫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这个回答非常好，出自于《论语》。孔子说，可以立，什么叫立？“立，守经也”。立，是已经找到了标准，标准是什么？是经。经是圣人的教诲，是我们立身处世的行为标准，我们要守住这个标准，这叫立。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违背这个标准，才能守得住，才能立得起来。“不惑，达权也”，达权是遇事能够行权，善巧方便，在这样的境界中就比立要高，立是什么？雪公解释说，“可则可，不可则不可”。这是很讲原则的，可以做的就做，不可以做的就不能做，有个硬性的标准。但是达权是“无可，无不可”，他没有执著、没有成见，能做到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是行权方便，比立的境界要高，所以孔子讲“可与立，未可与权”。我们跟一个人相处，这个人他能够讲究原则很好，但是未必我们跟他相处的时候，他能够做到行权方便，不知权变之道，这就不能称为不惑。孔子讲自己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立在不惑之前。行权方便的前提是他要能立，如果没有立就在行权方便，根基不稳就学随缘，就不是随缘不变了，就会随缘随着变，没有根基，就是古德讲的，“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他的行权方便变成了下流，变成了祸害，为什么？因为他没立。所以立是前提、是基础。

　　到了五十岁，“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刘宝楠先生的《论语正义》里，引汉朝董仲舒的话，“天令之谓命”，天令就是天命，天命就是天的命令。五十岁就知道天的命令，什么是天的命令？刘宝楠在《正义》里说，“知天命者，知己为天所命，非虚生也”。知道天命的人，知道自己是天所委派下来，不是无缘无故在这凡间出生的，“虚生”是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孔子到五十岁，他知道自己来这世间，到底是要做什么事业。我们现在都明了，孔子来这世间就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真正做到了。所以后人称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仲尼就是孔子，孔子就好像我们人类的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的漫漫长夜，让我们懂得是非邪正的标准，懂得学圣学贤。刘宝楠先生讲，“盖夫子当衰周之时，贤圣不作久矣。及年至五十，得易学之，知其有得，而自谦言无大过。则天之所以生己，所以命己，与己之不负乎天。故以知天命自任。命者，立之于己，而受之于天，圣人所不敢辞也”。孔子出生在周朝末年，周朝衰落，圣贤已经很久没有出世。周朝初年的文王、武王、周公都是圣贤，到了末年没有圣贤出世，孔子在这时候出世，所以他是有使命的。孔子五十岁的时候，他得到《易经》，学《易经》，知道天命。他自己非常谦虚，说，“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没有大的过失，这是谦虚。实际上，他完全懂得自己来这世间的使命。

　　天为什么要生孔子？为什么要赋予孔子这样的使命？孔子知道，孔子也能真正不辜负天之所生，天之所命。所以他讲五十知天命，他讲的不为过。天命，立之于己，受之于天，这讲得很好。首先我们自己要懂得立命，才能受天命，这不是宿命论。我们看到这里，觉得孔子有天命，我们没有天命，那是错的。为什么孔子能受天命？因为他自己能立命，他真正有志于圣贤，有志于将圣贤的教育传播到天下，他以此为使命，就是自己立命。然后天命就降临到他身上，所以天哪有意思？天不会有一个意思说我选择一个人，赋予他天命，没有。上天真是无私的，没有念头，没有思想。我们真正要立志感格上天，圣人不敢推辞天命，也就是说，他勇于担当。我们问问自己，知天命否？我们的恩师净老教授，他告诉我们，他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想到，“我来这个世间是干什么来的？”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在思索人生。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我们这一生短短几十年要做什么？古人讲，替天行道。我们要将圣贤之道发扬光大，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如果真正发起这样的心，有这种志向，那恭喜，也跟孔子一样，立志了，也必定有一天，能知天命。这是孔子跟我们讲，他自己的境界在不断提升，实际上是在鼓励我们，要我们自己直下承当。不能说这是孔子的事情，与自己无关，那就枉费了孔子的苦心。雪公讲，“孔子学《易》，乃知天命。吾人虽闻天命，未必能知，须先信赖圣言，以求知之”。孔子学《易经》，所以他知道天命，那我们呢？今天听到这个天命，天命就是宋朝张载说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天命。我们现在听到了，闻天命了，但是还没有知天命。为什么说没知？因为没真干。真知了就真干，一定是知行合一，没有行就还是没有知。那怎么办？要老老实实地向圣贤学习。首先信赖圣贤，信赖圣贤的教诲，然后慢慢的我们也觉悟，总有一天我们也达到知天命。真正知天命的人，那才真的叫做替天行道。

　　孔子到六十岁，“六十耳顺”。郑康成的注解说，“耳顺，闻其言，而知微旨也”。什么叫耳顺？耳朵是听言语的，听人讲话，能从他的言语中，了知他说话的意思，乃至他内心深处的想法，都能明了。皇侃的注疏也是同样的说法，“但闻其言，即解微旨，是所闻不逆于耳，故曰耳顺也”。“但闻其言”，一听到别人的话语，马上就能了解里面细微的意思，这叫知言，知言就能知人。“所闻不逆于耳”，耳朵真正是聪明了，一接触到言语就能明了。耳这个器官叫耳根，是能闻，能闻跟所闻，不相逆反，这叫耳顺，耳根顺了。顺的意思很深，不是顺着所闻的声音，顺什么？顺自己的自性。如果是追寻着所闻的声音，就跑到外面去了，这不叫顺，叫逆，为什么？逆着自己的自性，自性不在外面。顺自性，才叫耳顺，所谓返闻闻自性。后面我们会引佛经，《大佛顶首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的经文来诠释，什么叫耳顺，耳顺就是耳根圆通。朱子解释说，“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人有六根，六种器官，眼耳鼻舌身意，六种器官都能感知。这里举耳根为例子，其他五根，也就可以推论而知了。耳根，耳对声，耳是听声的，声入耳，心就通了，这是耳的功能通达了，能通顺自己跟他人的心里，一听到就通，“无所违逆”，功能没有障碍了，全通了。听到别人讲话，立即知道他的心理，这是“知之之至”，我们感知的能力到了极点。到了这样的境界，不思而得，思是念头，不用起心动念，一接触就明了，这叫不思而得，耳根能闻的功能没有障碍了。耳根如是，六根都如是，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一接触就能明了，孔子到六十岁就有这样的境界了。

　　到了七十岁，“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当随字讲，随心所欲；“矩”当法度讲，也是随心所欲，不管做什么事，都不逾越法度，不违反规矩。朱子讲，“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随心所欲，不管做什么都没有逾越法度，这叫安。安就是《大学》讲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孔子七十岁达到“安”这个境界了，后面还有境界，“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孔子证明，他上面还有境界，可惜孔子七十三岁就逝世了，假如能活到八十、九十岁，他后面的境界全能通达。但是，孔子能做到“安而行之，不勉而中”，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这是什么？自然合法度，不起心不动念，都不离乎道，这叫任运自然。不勉而中，是没有丝毫的勉强、没有丝毫的造作，不起心不动念，自然中道，中庸他真正得到了。中，是喜怒哀乐之未发叫中，也就是没有起心动念了。

　　朱子引程子的解释做一个小结，“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学而至，所以勉进后人也”。其实孔子是圣人，他是生而知之，虽然他自己谦虚，说自己是学而知之，不是生而知之，但实际上他是示现。示现什么？由学而至，学习有次第。首先是志于学，立志，立定根基，然后不惑，然后知天命，然后耳顺，最后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为了勉励我们后进的学人，示现一个求学成就的过程。程子讲，“立，能自立于斯道也”，立定在圣贤之道上，“不惑，则无所疑矣”，他没有任何疑惑。不仅对自己所志向的圣贤之道没有疑惑，乃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种种状况，他都能知道如何处理，就是行权方便，这是不惑。“知天命，穷理尽性也”，他能够通达天理，能够尽一切事物之性。“耳顺，所闻皆通也”，他不仅知，他是通了，通达无碍，宇宙万物一切理全通达了。到了七十岁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则不勉而中矣”，那是完全自然，没有丝毫起心动念造作，而都能行中道，都不逾矩了。朱子又引胡氏，南宋初年的学者，胡寅，字明仲，“胡氏曰：圣人之教亦多术，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圣人所示之学，循其序而进焉。至于一疵不存、万理明尽之后，则其日用之间，本心莹然，随所意欲，莫非至理”。这也是做一个小结，说圣人的教化方法很多，但都是使我们能不失本心。要知道，人本来就是圣人，我们的本心跟圣人的本心相同，“人之初，性本善”，性本觉。证得这个本心，就是圣人。虽然我们现在是凡人，但是本心也没有失掉，只是我们没有觉悟，所以学就是觉的过程，目标就是证得本心。欲证得本心，必须先立志，圣人是过来人，他给我们指出的道路，我们立志要走下去，循序渐进，这叫学圣。不断地学，就是不断地觉，一点一点将本心恢复。本心宛然安在，它本来就存在，它上面有很多灰尘，就像一个明珠，现在被很多灰尘包裹着，我们非得把灰尘全部都洗干净了，本心这个明珠才真正大放光明。我们学的过程就是去除这些灰尘的过程，这些灰尘代表烦恼、习气，一点一点地去除，一直到最后，一点瑕疵、一点灰尘都不存在了，本心全体现前，那么就能做到万理明尽，通达一切道理，这是穷理。真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就是圣人。在日用之间，完全是本心这个自性性德起用，所以能做到随心所欲，都符合规矩，规矩就是性德的作用。

　　“又曰”，胡氏又讲，“圣人言此，一以示学者当优游涵泳，不可躐等而进；二以示学者当日就月将，不可半途而废也”。孔子为我们讲出他这一生成就的过程，一个方面是指示给我们后学，要“优游涵泳”，优游是从容消化圣人的教诲，这得慢慢来，不能急。涵泳是深入地去领会，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要有耐心。不可躐等而进，躐等是越级，我们想跳级、冒进，这不可以，这是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地前进。第二方面，也是指示我们学者，应当日就月将，日日要努力，月月要进步，日新又新，天天干，天天进步，不可以半途而废，要有恒心。雪公引程树德先生的《论语集释》，也是程树德先生引用明朝大儒顾宪成的讲义，说“这章书，是夫子一生年谱，亦是千古作圣妙诀”，这个话讲得好。这一章是孔子的自述，也是他整个求学的年谱，一生在学圣人的这个过程，成圣的阶梯，“是千古作圣妙诀”。凡是要做圣人，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都需要经历的过程。难得孔子把这个经验供养给我们，省了我们很多的探索，再走这条路，我们也就知道目标、知道方向，也知道每一种境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心里就踏实了。这个作圣的阶梯，孔子是示现他七十岁走过来的，这大概是一个平均的过程，有的人快一些，有的人要慢一些。孔子是隐圣作凡，给我们示现一个平常人经过的一个过程，他能做到，我们也一定能做到。如果我们很努力地去做，我们甚至会快过他，超过他。蕅益大师说，“只一学字到底。学者，觉也”。孔子十五岁有志于学，整个圣贤之道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学字。学是什么意思？不断地觉悟。我们的本心本来是觉悟的，这叫本觉，但是现在不觉了，不觉是因为有障碍。什么障碍？妄想分别执著，这是障碍。好像一个人身上穿着无价的宝衣，都是金银珠宝所装饰的衣服，外面套着一件很邋遢的，乞丐的衣服，他自己不知道自己身上穿的是宝衣，这个宝衣就是本觉。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样？他不觉，虽然不觉它没有障碍本觉，本觉本有。他自己不知道，就以为自己是个穷汉，一个乞丐，到处要饭，不知道身上全是宝。什么时候我们发起一念觉的心，要恢复本来的面目，这是觉悟，这叫始觉。始觉合本觉，这就是学。

　　蕅益大师讲，“念念背尘合觉，谓之志”。孔子十五有志于学，他念念不移，就是背尘合觉。尘就好像身上穿的邋遢的衣服，把宝衣给覆盖住了，现在把那件邋遢的衣服脱掉，恢复自己本来有的宝衣，这是背尘合觉，这是始觉合本觉。念念都始觉合本觉，这是有志，孔子十五岁就开始了。觉什么？“觉不被迷情所动，谓之立”。孔子三十而立，三十岁就做到不被迷情所动，他不动摇了。什么是迷情？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瞋痴慢，这都是迷情。他不起这些烦恼，他就立了。外不受诱惑，内不动迷情。“觉能破微细疑网，谓之不惑”，再进一步，他就能破微细的疑网，疑心像网一样把人笼住，现在他破掉了，一切法都不疑惑。“觉能透真妄关头，谓之知天命”，再进一步，真妄关头他突破了，他能够返妄归真，见得本性，这是知天命。“觉六根皆如来藏,谓之耳顺”，六根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身体里的如来藏。如来藏是什么？我们的真如自性。自性遍一切处，在我们六根当中，也就是六根都通达。通达什么？通达自性，这是耳顺。“觉六识皆如来藏，谓之从心所欲不逾矩。此是得心自在”，六识是六根里的妄想分别执著。譬如眼，见到外面的境界，就是色，眼见色就起了眼识，起了分别执著，落了一个印象。这些妄想分别执著本来没有，这是妄，但是妄有真。孔子到七十岁他就明了了，妄里头原来有真。真妄不二，全妄即真，所以这个时候，他从心所欲不逾矩。在妄境当中，他不离真，他得到心自在。心自在再往上还有一层，叫法自在。

　　“若欲得法自在，须至八十九十，始可几之”，孔子没达到法自在，要得法自在，要到八十、九十，才可能得到，但是很可惜孔子没这个寿命。什么叫法自在？完全到了无心，一切妄想都断掉了，不起心不动念，真正能像观世音菩萨那样，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至于现什么身，完全是在众生，众生有感，他就有应，这是完全自在了，法自在。孔子没有证得这个境界，所以他在《论语》中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他不敢自称为圣人，也不敢称自己是仁人。“此孔子之真语实语。若作谦词解释，冤却大圣一生苦心”。孔子不敢自称为圣和仁，不是自谦，这是他的真实语，他明了这个境界，他还没到达。真正圣与仁，是得法自在。如果我们只把它做谦词解释，就冤枉了大圣一生的苦心，大圣一生给我们示现的是修学的次第，让我们不能只以他为最高的境界，他希望我们超越，这是他的苦心。蕅益大师讲，“返闻闻自性，初须入流亡所，名之为逆。逆极而顺，故名耳顺，即闻所闻尽，分得耳门圆照三昧也”。这是讲到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第一个层次是返闻闻自性。一开始是入流亡所的境界，什么叫入流亡所？入法性流，怎么入？返闻就入。耳根不攀外面的声，而返过来闻自性，这是入流。亡所就是忘了所闻的声音，就像孔子听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他忘了舌根所尝的味道。耳根如果忘了声音就是亡所，把声音忘了之后，动的相没有了，产生静的相。静相现前了，又要把静相放下。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这才到闻所闻尽。闻是能闻，能闻所闻都尽，都没有了，才称为耳顺，也叫耳门圆照三昧，这个境界是觉了。这个觉，佛门里称为阿罗汉，《华严经》里称为七信位菩萨。到了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在《楞严经》里，是把能闻所闻都尽了，就觉了。能觉所觉，又是一个能所，觉也空了，这才得心自在。后面还有，空所空灭，有一对能空所空，这是觉空了，空的境界现前，把空也灭了，才证得法空。证得法空，就是如来境界。但是，能灭所灭又是一个结，把能灭所灭又灭了，叫生灭既灭，寂灭现前，这个时候才圆满证得自性。蕅益大师判定，孔子的境界已经很高了，但是我们绝不能以为这是最终，还有再上的境界，这在《楞严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一章是孔子为我们示现一生成就圣道的次第。这一章非常重要，为我们指示出如何成圣成贤的过程。古人称这章“是夫子一生年谱，千古作圣妙诀”，所以这章对我们非常有指导意义。

前面我们只是很粗浅地把孔子这一生学习成就的过程分析了出来，这里面的境界非常微细、深广，这对我们了解圣贤境界有很大的好处，可以细细地领会、消化。由此我们知道走这条路，每一个阶段是什么样的过程、什么样的境界，心里有数，走起来就比较踏实。另外，也知道境界高远，不可以得少为足、不可以半途而废，要加工用行，早日成就。下面我们结合蕅益大师的《点睛》注解，并且引用佛门的《大佛顶首楞严经》对照地来详细说明，我们就能更加明了。蕅益大师说，“只一学字到底”，成圣之道就是一个学字。“学者，觉也。念念背尘合觉，谓之志。觉不被迷情所动，谓之立。觉能破微细疑网，谓之不惑。觉能透真妄关头，谓之知天命。觉六根皆如来藏，谓之耳顺。觉六识皆如来藏，谓之从心所欲不逾矩，此是得心自在。若欲得法自在，须至八十九十，始可几之。故云，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此孔子之真语实语，若作谦词解释，冤却大圣一生苦心。返闻闻自性，初须入流亡所，名之为逆。逆极而顺，故名耳顺，即闻所闻尽，分得耳门圆照三昧也”。这是蕅益大师对此章的注解，注解得相当精辟，大师为我们把每一个阶段的境界都点出来了。十五有志于学，志就是念念背尘合觉。本觉，我们本有的，正如一个人身穿无价宝衣，可是现在自己不知道，外面套上一件很邋遢的乞丐衣服，就以为自己是个穷汉。什么时候突然觉悟了，这叫始觉，始觉合本觉，这叫学。念念都始觉合本觉，背尘合觉。尘是比喻我们的烦恼习气，本来没有，现在产生了，盖住了我们的本觉。我们的本觉像一个如意宝珠被覆盖，光明显现不出来，我们现在要把这些灰尘擦掉，这叫背尘。合本觉，与本觉合起来，这是觉悟，这是立志。什么时候完全恢复本觉了，就是究竟觉。究竟觉，我们的本心完全显露出来，我们就成就大圣了。孔子“三十而立”，立是什么？不被迷情所动，一切的烦恼、情执都叫迷情。迷情是动相，它会把我们的心拉跑掉。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我们的心放出去之后，在迷妄的境界里染着，就产生迷情，现在把它拉回来，不为外面这些境界所动摇。自己心里不动迷情，不生妄想执著，这是有根、有力，就能立起来，要到这个境界才可以出山，才能够去面对外面的花花世界。如果还会为境界所动摇，就不能出山，老师不能放我们走，我们没学成。

孔子到三十岁学成了，可以去历事、涉事了。到四十岁，不惑之年，不惑是没有疑惑，能破微细疑网，微细的疑惑都破掉了，也就是没有丝毫的疑惑，不疑惑什么？对宇宙人生真相没有疑惑，完全能明了，这是真正觉悟。觉悟之后，功夫要向上，叫悟后起修。修什么？能突破真妄关头，认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仅动的相是虚妄，静的相也是虚妄。三十岁的时候，不被迷情所动，是不为动相所迷。譬如眼睛见到外面的色相，见到好的，自己不会生贪爱心；见到坏的，自己不会生憎恶心，就是不被它所动。耳朵听到美妙的音乐，不会贪爱；不好听的声音，也不会讨厌；听到别人赞叹自己，不会得意洋洋；听到别人毁谤自己，也不会起瞋恚心，这是不为迷情所动，这些外面的相都是动相。等到把动相舍掉了，静的境界现前。静的境界现前，也不能为它所动，也不能生贪爱。这里面很微细，如果在静的境界里动了心，生染着了，那就堕入了微细疑网当中。从这里要突破，才能透真妄关头，动静二相都是虚妄，都放下，我们才能入真，这叫知天命，我们的觉悟层次又提高了。再进一步觉悟到六根皆如来藏，这是耳顺。我们的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六种感觉器官。眼能见色，耳能听声，鼻能嗅香，舌能尝味，身能触物，意能思法。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面对着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我们凡人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一定会起妄想分别执著。譬如眼见色，就判断它是美的、是丑的，这是分别；对美的起贪爱，对丑的起厌恶，就是执著，爱憎之心起来了。六根接触六尘，就起这些妄想分别执著。现在明了了，六根里面有如来藏，如来藏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就藏在我们六根当中。现在它没有起作用，所以不叫如来，叫如来藏，藏是含藏，藏在里面它不显作用。怎么才能让这个如来起作用？让我们的真如本性恢复出来？当我们用六根的时候，用它可以，但不要起妄想分别执著，也就是用六根中的根性，这个性就是如来，就是真如本性。

譬如我们的眼睛见到外面的色尘，看到之后就清清楚楚，这是第一念。可是常人马上起第二念，“这是什么东西”？譬如我这本《论语》，我一看到它，第一念里没有分别执著，看得很清楚。可是第二念，“这是一本书”，“这本书是《论语》”，这就是分别了。“这本书印得不错，很好”，这又是分别了。“因为它很好，我很喜欢它”，这是执著，马上就起妄想分别执著，速度非常快。第一念刚起，马上第二念、第三念就起来了，念念相续的就是分别执著。因此如来藏性就显不出来，是被自己的分别执著给挡住了、覆盖了。现在我们觉悟了，觉悟之后，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不起分别执著。我们明了了，六根中原来有真如本性，只要不起妄想分别执著，就能用这个六根中的根性。前面是用眼来做比喻，耳也是一样的。孔子在六根当中挑出耳这一根，他说耳顺，也就是耳闻声的时候，声音听得清清楚楚，不起分别执著，更不会起贪染、憎恶的心，这是耳顺。顺什么？顺我们的真如自性，真如自性也叫法性。顺法性，不顺妄想分别执著。顺妄想分别执著，叫逆法性。现在顺了，叫耳顺。境界再往上提升，“觉六识皆如来藏，谓之从心所欲不逾矩”。六根接触外面的六尘，就会起六识，六识是什么？就是妄想分别执著。眼见色就产生眼识，耳闻声就产生耳识。眼耳鼻舌身意都产生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叫六识。到七十岁的时候，孔子就觉悟到，原来六识里也含有如来藏。妄想分别执著里怎么会有如来藏，怎么会有真如本性？有。真如本性遍一切处，当然也周遍妄想分别执著，就在我们的妄想分别执著种种烦恼当中，要明了，都不离法性，那就是法身，那就是如来藏。佛法里讲，“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烦恼跟菩提不二，菩提是什么？真如本性的智慧，在哪？烦恼中有，妄想分别执著里也有，它不二。这是入不二法门，所以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得心自在了。心自在，在《华严经》里有定义：“谓菩萨智慧方便，善于调服自心，能入无量诸大三昧，游戏神通，无有障碍，是名心自在。”菩萨智慧方便，善于调服自心，心里头只生智慧，他入无量诸大三昧。无量诸大三昧，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待人处事接物，所有的妄想分别执著都转成智慧。烦恼也是智慧，游戏神通，无有障碍，这叫心自在。无量三昧，三昧是梵文，翻译成华语是正定、正受。心定在自性上，不动摇，这叫正受，正常的享受。我们的享受不正常，为什么？起的是烦恼。凡夫的享受有五种，身上的享受有苦乐两种，心里的受有忧喜两种，身的苦乐、心的忧喜都离开了，这个受叫舍受。舍受是高级的凡夫才有，得了很深的禅定，他就能有舍受。但是这个定功不能长久，它会失去，一失去，就会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如果这个舍受不失，就叫三昧，这是正受，永恒的，不会失掉。孔子得到心自在，这境界相当高，在佛门里就称为菩萨。

蕅益大师说，孔子还没得到法自在，“若欲得法自在，须至八十九十，始可几之”。想得到法自在这样的境界，可能要到八、九十岁，可惜孔子七十三岁就去世了，这个境界没能达到。在法自在这个境界里，《华严经》说，“谓菩萨得大辩才，于诸法中广能演说无边法门，无障无碍也”，这是于法得大自在，他能够自在度化众生，度众生要用辩才，辩才无碍。辩才不一定用语言，身教、言教，种种手段方式，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其说法，演说无量无边的法门，没有任何障碍，这是法身大士的境界。孔子说自己，“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不敢自称圣和仁，因为他知道自己还没做到这一点，还没达到这个境界。这是孔子的真语实语，圣人不会打妄语，不会说不实语。不实语叫绮语，花言巧语，圣人不会说不实的语言。《金刚经》里讲，“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不妄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孔子说的都是老实话，自己是什么境界，他就说什么境界，没达到，绝对不敢去冒充这个境界。冒充是大妄语，所以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这不是谦辞，不是谦虚，真的是这样。若说他谦虚，就冤却大圣一生的苦心。孔子一生的苦心是什么？就是《大学》里讲的，欲令一切众生明明德，明明德就是完全恢复真如自性。孔子给我们示现这个修学的过程，这是一片苦心，希望我们不要满足于他的境界，还要向上。孔子的这个境界，这一章里面说得比较简约，而这个境界之高远，又不是我们凡人能够轻易体会到的。蕅益大师引用《楞严经》里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来诠释孔子的境界，他讲到“返闻闻自性”，这是观世音菩萨修的耳根圆通法门。

观世音菩萨，我们大家都只知道他能够大慈大悲，寻声救苦，千处祈求千处应，可是他怎么修学的，怎么成就的，很多人未必能了解。《楞严经》里，观世音菩萨有一个学习心得报告，他修的是耳根圆通。为什么菩萨六根只选耳根，不选其他根呢？观世音菩萨过去就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我们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翻译成中文叫极苦，极苦世界。西方有极乐世界，我们这是极苦世界。为什么苦？因为迷得很深，造业很多，感得苦报。观世音菩萨用耳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六根中耳根最利，最聪明。譬如眼睛跟耳朵，耳就比眼睛聪明，眼睛看书，未必能读懂那个意思，可是耳根听老师讲课，很容易就听懂，耳比眼睛聪明。所以孔子一生讲学，是用音声来传授圣贤之道。后人把他讲的话记录下来，才是《论语》。孔子自己写的文章并不多，多半是用音声来教学。只是为了传世，因为当时没有录音机，要保留音声很不容易，所以才不得不写下一些著作来传世，但是教学的手段，以音声最好，最能让学生觉悟。

释迦牟尼佛，是古印度跟孔子同时代的人，两个人没见过面，可是教学的方法是一样的，都是用音声来教学。释迦牟尼佛讲经四十九年，说法三百余会。一会就像一课，讲了三百多次大课，课里面有长有短，这是一部经，有的很长，有的很短，一部经称一会。释迦牟尼佛也没有著书立说，也是他的弟子们把他讲的这些法记录下来，这才成为佛经。两位圣人，东土的圣人和西土的圣人，都用音声来教学，因为什么？我们这里的众生耳根最利，所以观世音菩萨挑选耳根。在《楞严经》里，文殊师利菩萨为我们拣选圆通，他挑的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就是因为这里的众生耳根最利。用耳根来说明这个道理，其他根道理是一样的。返闻闻自性，这是讲耳。返闻是不要闻外面的声音，不要追逐外面的声尘境界，而是返过来闻自性，这是观音菩萨修的法门。其他根也是一样的，眼根不要追逐外面色尘境界，返观观自性；鼻也不要追逐外面的香尘，返嗅嗅自性。把六根收回来，收到自性上来，这就是孟子说的“求其放心而已”，这是真学问。放心是把这六根都放出去了，现在把它抓回来，返回到自性上。“初须入流亡所，名之为逆”。“入流”是入法性流，“亡所”是忘了所接触的尘境。譬如，耳根不去攀缘外面的声尘，外面的声音是所闻，耳根是能闻。能闻的耳，现在不去追逐所闻的声，把声忘了，这叫亡所，亡和忘是一个意思。把所放下了，叫入法性流，回头了。能不能做到？能，孔子就做到了。在《论语》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他在齐国听到韶乐，韶乐是大舜创造的最美妙的音乐，他听到后入了那个境界，三个月吃肉都没有味道，忘了舌根所接触的味道，味尘，他忘了，这叫亡所。眼耳鼻舌身意都可以把所触的境界给忘掉，这是入流亡所，这是最初一步，要进入。“名之为逆”，逆是什么？不顺着尘境去攀缘，逆着攀缘的流，返过来流入自性，这叫逆。

“逆极而顺”，逆到极处，就是完全不向外攀缘了，完全回归自性，就是极点，到了极点，顺了，顺什么？顺不动之性，自性本不动摇，这个时候就称为耳顺。耳顺在《楞严经》里讲是“闻所闻尽”，闻是能闻，能闻的是耳根，所闻的是声音。能闻的耳跟所闻的声都没了，都放下了，这是尽了，也就是说，他脱离了物质世界的束缚。耳根是物质，声音也是物质，六根接触外面的六尘，六尘都是物质，他脱离了这些束缚。这里专用耳来讲，所以叫耳门圆照三昧，他得到正定法门。为了给大家详细地说明这个境界的高下，我们将《大佛顶首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的一段最重要的经文提取出来，给大家做一个报告。我们对照孔子和观世音菩萨的境界，就更能明了。孔子是圣人，观世音菩萨也是圣人，两位圣人都做心得报告，这很有意思。我们来看《楞严经》的这段经文：“尔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忆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于时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我于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获二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这段经文，是观世音菩萨为我们报告他的成圣的过程，正如孔子给我们做的报告一样。经文一开头，“尔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观世音菩萨在楞严法会上，轮到他来报告，他从座位上起来，表示尊敬，先向释迦牟尼佛顶礼，礼佛足。足是脚，是人最低的地方，他用头顶去礼佛足，头是最高的，去礼最低的脚，这是表示极其谦卑恭敬。要知道，学圣学贤，得大法，必须要有谦卑恭敬的心，才能入道。观世音菩萨给我们表演出来，他向佛报告，“白佛言”，说“世尊”，世尊是称释迦牟尼佛，三界世间最尊贵的，为什么？因为他能断尽世间一切烦恼，所以称他世尊。观世音菩萨报告说，“忆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于时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观世音菩萨回忆过去无数恒河沙劫这么长的时间，《楞严经》是大乘经，这个劫是大劫，一个大劫，我们算过，大概是十二点七亿年，无数恒河沙劫，一条恒河有多少沙？不计其数，还要无数条恒河的沙，想想这个数量，还要这个数量的劫数，更是不可思议的时间，太漫长、太久远的过去。菩萨回忆当时有一位佛，出现于世，叫观世音佛，跟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是一样的，所以观世音菩萨一定是他的真传弟子。

孔子在《论语》里，给我们回忆的是他一生七十年，从十五岁开始有志于学，到七十岁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有七十年时间，得到这样的境界，很不简单，再往上，那需要寿命。观世音菩萨，他修了无量劫，当然这个境界要远高于孔子，所以修行要有寿命。我们这个世间苦，其中一个苦就是寿命短，人生七十古来稀，想要修学，后头没有时间了，半途而废。所以佛劝我们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是无量寿命，这个寿命不止无数恒河沙劫，我们决定成就，好处在这。观世音菩萨报告说，过去跟观世音古佛学习的时候，“我于彼佛发菩提心”，我在佛的处所，向佛学法，发起了菩提心。菩提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叫觉悟。发菩提心，就是他立志了，立志什么？立志觉悟，正如孔子十五岁有志于学一样。学者觉也，孔子十五岁就发要觉悟的心，观世音菩萨当时也发菩提心，证明这是修道最重要的一步，我们要迈出这一步，后面才有成就。《大学》里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第一是知止。止是什么？是念念不移。知止是我们的志向，也就是观世音菩萨讲的发菩提心。菩提心就是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要发这个心。真正觉悟了，自度度他，自觉觉他，到觉行圆满而后止，这是立志。接下来是观世音菩萨报告他依古佛之教，从浅入深修学的全过程。“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闻思修”就是菩萨三慧，闻慧、思慧、修慧，这是一次完成的，没有次第。这是入大定，定中开了大智慧。观音古佛教观世音菩萨修闻思修，入三摩地，三摩地就是正定。下面是菩萨讲从浅入深，入三摩地的过程。“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最初，这是开始进入了，“于闻中”，是用耳根来讲，闻什么？不去闻外面的声音，而是返闻自耳，能闻之性，返闻闻自性，这叫入流，这叫会闻。闻而思，思而修，入法性流。“亡所”，就是忘记了所闻的声音。“所”，耳对所闻的声，“所”建立起来了，智慧就没有了，闻思修就被破坏了。观世音菩萨在《心经》里讲，“照见五蕴皆空”，照是智慧，自性的智慧，照见什么？五蕴皆空。五蕴是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受想行识是我们的精神活动，都空了。为什么空？“所”没有了。色是我们六根接触的六尘境界，物质世界，色相；受想行识是我们的意，心意识所接触的精神境界，都是所，空的。“所”空了，才能有照，“所”立了，照就没有了。众生就是因为有这个所，有所见、有所闻、有所知，这有对待。本来这个世界是不二，能闻所闻是一不是二，现在把它一切为二，就不能照了。落到了什么？妄想分别执著里，就变成想了，用思想，这是众生迷的根本。所以观世音菩萨从这个根本下手，把“所”放下，入流亡所。以后修行的境界都是一层一层地把“所”忘掉，这是第一步。把外面的相放下，外面的相是动相，破了动的这个结，突破动的关口。

动的关口突破了，静的现象就出生，“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动的结解开了，静的结又显出来了，所以所入既寂。现在我们入法性流了，第一步是由动到静。由动到静的功夫还是很低的，不能停止在这里，要加工努力，继续加深返闻的功夫，辗转深切。到了寂静，寂静也放下，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动是相，静也是相，这两个相都放下了，这是了然不生。所闻的声放下了，这是放下动。动相解除了，静的相显露出来了，也要把它解开，继续返闻闻自性，就破了静的这个结。观世音菩萨讲要破六个结，突破六个关口，一动一静破掉了，这时候才真正叫不被迷情所动。迷情是染着，染着动的是迷，染着静的也是迷。到了不被迷情所动了，蕅益大师讲这叫而立之年，孔子三十岁到了这个境界。实际上，到四十岁不惑，能破微细疑网，也是在这个境界中。三十而立，不被迷情所动，这是着重在破动的结。能破微细疑网，这是破静的结，这才真正到不惑，不为动相所惑，也不为静相所惑。《大学》里讲“知止而后有定”，到这个境界才叫得定的境界了。孔子四十岁在这个境界上就毕业了。观世音菩萨在观世音古佛那里学习闻思修，入三摩地。首先是“初于闻中，入流亡所”，这是返闻闻自性，入法性流。忘了所闻的声尘，破了动结，动这关突破了。“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这是破静结，静这个关口也破了。到了这个地步才叫定，《大学》里讲的“知止而后有定”，也就是他能做到不被迷情所动，能破微细疑网。孔子三十、四十，而立、不惑，达到这个境界了，但是不能满足于这个境界，还要向上突破。

“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里讲，“如是渐增，闻所闻尽”。我们用耳根对声尘，声尘的动静两个结都破掉了，“所”，所闻的声尘没有了，剩下的是能闻的耳根，这个根又是一个结。根和尘相对应，能做到所闻的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这是没有外相，可是还有内相，内相是根，耳根是能闻，在这里渐渐增上、进步。闻是能闻，能闻的耳根跟所闻的声尘都尽了，根尘一起脱落，这叫“闻所闻尽”，当下出现的是清湛纯一，没有边际的境界，这是把根结也破掉了。《大学》里讲“定而后能静”，这是静的状态，真正的静。有动有静的静不是真的静，那是相对的静。到了动静二相了然不生，闻和所闻，都一起迥然脱落，那叫真静，绝对的静。孔子五十岁知天命，蕅益大师说，什么是知天命？这个觉悟能透真妄关头。所有的妄境都能突破，根和尘都是妄，全部都突破了，这时候“真”现前了。这个关头不好突破，很不容易突破。突破这个关头，到了闻所闻尽，孔子到六十岁得耳顺，耳顺叫觉六根皆如来藏，得耳门圆照三昧，还是在闻所闻尽当中。所以五十岁、六十岁，他突破根结，到了闻所闻尽，这是什么？得到人空。知身与一切宇宙万物，“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在佛法里，我们就证得一个果位，叫阿罗汉。阿罗汉得人空，得到涅槃境界了，涅槃是没有烦恼，根、尘都没有了，何来烦恼？谁去受烦恼？都空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叫耳顺，没有烦恼就叫耳顺，有烦恼，耳就不顺，顺是顺自性，不是顺烦恼。再提升，“尽闻不住，觉所觉空”。尽闻，是前面讲的“能闻所闻俱尽”，能闻的耳根，所闻的声尘都尽了，都脱落了，这叫尽闻。到了尽闻，能闻所闻都俱尽了，都没有了，不能住，一住，就住偏空涅槃，堕无为坑，这也是佛申斥小乘阿罗汉尊者住涅槃城，堕无为坑，甚至骂他们叫焦芽败种，为什么？他住在里面，他不能再向上提升，他只得人空，未得法空，那不是真正的大涅槃，它叫偏空涅槃。所以不能住，停住不前就半途而废了，要一往直前。现在根和尘都没有了，闻所闻尽，根尘都没有了，我们怎么知道？有觉，自己觉到的。觉是智慧，我们能够觉照到，根尘俱空。把根尘都放下、都空掉，剩下的是觉，阿罗汉叫正觉，他们的智慧叫正觉。可是有觉，就有能觉和所觉，这个境界是自己觉到的，自己是能觉，境界是所觉。有能觉，有所觉，这也是一对能所，还要突破。能觉的自己，这个自己是智慧，能觉的智慧和所觉的境界，还要舍弃掉，叫智境双离，智和境相对，这又是障碍。我们不能吝惜这个智慧，还要破除掉，要破除法执，这是向上觉所觉空。能觉所觉都空掉了，又破了一结，破了觉的结，突破了觉的关口，这时候，《大学》里讲“静而后能定，定而后能安”，心真正安了，安住法性。

孔子到七十岁，是觉六识皆如来藏，他达到了觉所觉空这个境界。这是什么？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心自在。既不住有，也不住空。能觉照的智慧，与所觉照的这个境界，都不妨碍他，这是真正游戏神通。在这个幻有的境界里，他能够度化众生，度化众生的同时，又能善于调伏自心，不离空观的智慧，这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是什么？就是游戏神通而度化众生；不逾矩，他不起分别执著的烦恼，所以他无有障碍，得心自在。很可惜，孔子到这个境界，寿命没有了。假如到八十、九十，他就能得法自在，向上还有境界。我们看《楞严经》就知道了，《楞严经》接着说，“空觉极圆，空所空灭”，能觉的智和所觉的境都空了，空的境界现前之后，要知道这又有能空和所空，还宛然仍在，一个能一个所，又是一对对立，还得破除。继续返闻闻自性，流入法性流，到了极圆的境界，把这个觉的结解了之后，空了之后，空的结也得解，才能极圆，这是空和所空都灭了。空是能空，什么是能空？也是智慧，这个智慧是能觉照到能觉所觉皆空的智慧，可是还没有圆。到了极圆，能空所空都没有，是一不是二，全灭掉了。这个境界，就像拿两个木头钻木取火，钻木之后产生火了，火把两条木全都烧掉，烧得干干净净。一个是能空，一个是所空，全部灭掉，同时没有了，这是空所空灭，到了这个境界证得法空。到了法空就是烦恼永寂，寂是寂灭，烦恼永远寂灭，没有了。寂灭也不是说真的把它消除掉了，是转烦恼成菩提，完全是用智慧，烦恼都是智慧，什么烦恼？三种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见思烦恼是执著，尘沙烦恼是分别，无明烦恼是妄想，妄想分别执著全部都空掉、灭掉了。在《大学》里讲是“安而后能虑”，到了虑的境界，破掉空结了，得法自在。可是这个智慧还不圆满，佛家讲要法身向上，还要往上去提升。到了“生灭既灭，寂灭现前”，这个境界才叫圆满。生灭既灭，前面讲的空所空灭，能空和所空都灭掉了，破了空结。突破了空这关，不仅证了人空，还证了法空。这个境界上灭的境界现前，这又是一结，不能又停住在这一结，这个灭，是相对生而讲的，生灭，前面的境界生了就灭了，这是有生有灭。前面讲的，有动有静，动灭了静就生了，这是第二结。第三结，静灭了根生了。根灭了觉又生了，觉灭了空又生了；空灭了，灭又生了。再把这个灭也灭掉，叫生灭既灭。这六个结，动、静、根、觉、空、灭，都是生灭法，都得灭掉，一个结、一个结地这样去解。解到最后，生灭既灭，然后才有寂灭现前，这个寂灭不是相对的寂灭，是绝对的寂灭。寂是寂静，不是跟动相对的那个静，是从无始来，本自不动的寂；这个灭也不是跟生相对的灭，是从无始来，本自无生的灭。

六祖惠能大师证得了这个境界，他的老师五祖忍和尚给他印证。六祖向五祖报告，自己证得这个境界之后，是什么样的状态？他讲了五句话，“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五祖听了之后，点头给他印证，“你成佛了，你识得本心便是佛，天人师”。他真正证入寂灭的境界了，这是什么？本性这个理体现前了。本性理体又称为如来藏，又称为真如实际、大光明藏、自性真如，统统讲的是这件事情。妙用无方，这是观世音菩萨从闻思修，入三摩地，一个结一个结地解开，最后证得这个寂灭现前，这真正叫圆通。这个境界，观世音菩萨也给我们报告他的心得，他说，“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获二殊胜”。忽然，是讲观世音菩萨从闻思修一刹那间证入圆通，自性全体大用现前，这个时候需不需要有时间？没有时间。在这个境界上是一念顿证，没有时间，叫做忽然，有时间就不叫忽然，这里面没有时间和空间。时间和空间怎么来的？是我们的分别执著产生的。实际上，执著没有了，就没有时间和空间。阿罗汉放下了执著，他就能突破时间和空间，他能看到过去五百世，未来五百世。他有神足通，能够在不同的地方现身，说明时间空间对他没有限制。我们现在看到的宇宙，宇宙由时间空间组成。宇是讲的空间，宙是讲的时间，宇宙就是时空。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处的时空是四维的空间，再高维的空间，我们进不去。在理论上讲，宇宙的空间是无量维次的，现在的科学家们，能够用数理的方法，鉴定至少有十维次的空间。这些空间从哪来？全都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著产生的，简单地讲，是众生的思想产生的。中国的文字很有智慧，思和想，思是心上有个田字，田是什么？画格子，一格一格的，这是分别；想，心上有个相，相是执著，我们有分别有执著，这叫思想。画的这些格子，就是代表不同的空间，本来没有时空，叫一真法界，现在我们众生给画出各种时空，凡夫有十个不同的空间，科学家现在用数理方法证实了，实际上佛早就说了，这十法界就是十种维次的空间。下面是六道，地狱、饿鬼、畜牲、人道、阿修罗道、天道，这六道是凡夫；上面有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声闻就是阿罗汉，缘觉又称为辟支佛，六道加四圣法界，十个维次的空间，全是因为有分别而产生。分别断了，就真正成为了菩萨，成为四圣法界的佛。但是这还不圆满，还要把妄想放下，妄想是起心动念。一起心动念就现相，把起心动念放下了，十法界统统没有了，这叫忽然超越，入一真法界，超越了世出世间。世间是讲六道，出世间是讲四圣法界，统统超越，入的是一真法界，称为法身如来。法身如来是证得自性了，他能证得十方圆明，圆是圆满，明是光明无碍。这是讲到自性，光明圆满十方，洞然无碍，这叫十方圆明，完全是自性光明遍照，性德显露。到这个地步，《大学》叫做“明明德，止于至善”。观世音菩萨通过返闻闻自性，耳根圆通证得。

实际上，要诀就是放下念头。为什么有这些种种境界现前？就是有念头。这些境界，有动的境界，我们凡夫住在这个动的境界里，心不能定，六根攀缘六尘境界，这是一个相。这个相哪来的？妄想分别执著产生的。动境界灭了，静的现相又现前了，还是念头产生的，有念就能现相。静的相，叫舍受，舍了外面的动相，还得把静的相也舍掉。舍了静相，根的境界现前。根的境界舍掉了，觉的境界现前。觉的境界是什么？念头里面已经断了执著，成正觉了。断了执著，可是还有妄想和分别，还是有念，念头里带着妄想分别，所以现的相是四圣法界。继续放，把分别的念头断了，就是觉所觉空的境界。空所空灭到生灭既灭，寂灭现前，妄想也断了，这时候真的一念不生，念头一止，境界就全部消失，这叫忽然超越世出世间，所有的相都灭掉了，动、静、根、觉、空、灭六个相全部灭掉。永嘉大师开悟见性后，说了一句话，“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六趣是六道，实际上不仅是六趣，梦是妄想分别执著变现的，有念才有梦境，四圣法界还是梦境，所以梦里明明有十界，觉后空空无大千。觉了是念头止住了，大千世界，一切宇宙的相忽然消失，大光明藏现前，这叫做“生灭既灭，寂灭现前”。从今以后，真的不起心动念了。不起心动念，还现不现相？自己不起心不动念，不现相。可是众生还起心动念，这时候是应众生起心动念，我们去应他，现的相都是众生心里的相。“应众生心，现所知量”，自己已经是无心，无心才能随众生心，应所知量。

这时候获得两种殊胜，第一种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这是向上说，佛在上，实际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里是为了说明问题，姑且分个上下，其实佛与众生平等，无有上下。观世音菩萨在平等当中说差别，所以说个上下，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本妙觉心，本是本来，本来一切众生皆有明妙的大觉之心，这个心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来众生具足。《华严经》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众生皆有，如来就是诸佛，智慧、德能、相好，统统具足，一点都没有欠缺，没有比诸佛少一点，诸佛没有比众生多一点，平等的。不是说过去平等，现在就不平等了，不是，现在还有。本妙觉心，本来就有，而且从没有失去过。只是我们众生迷了，这个本性显不出来，它不起作用，好像太阳给乌云挡住了，现在要拨云见日，让自性光明透出来。观世音菩萨透出来了，能够与诸佛本妙觉心同体，合起来了。体同了，他的用也同了，相也同了，体、相、用都同，同如来，所以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与诸佛如来同样的大慈大悲的力量，就现前了，也能现诸佛三十二相。体、相、用是一，一而三，三而一，体得到了，相也得到了，用也得到了，所以能现一切相，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观世音菩萨就现什么相给他说法，他有如来无方大用。这是对上而言，上合诸佛，下呢？这是第二个殊胜。

“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下面是与众生合，与众生同心同体，这个体是佛与众生同体，所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观世音大士证得这个理体，所以也跟众生同心同体。众生哪里来的？都是从这个体出来的。与众生能同体，就能跟十方一切六道众生同一悲仰。这里讲的十方，不只指娑婆世界。我们的地球在佛经里叫阎浮提，是娑婆世界里的一个小星球。娑婆世界有多大？佛经里讲，我们的地球阎浮提是属于太阳系，同一日月所照是一个太阳系，太阳系绕着须弥山转，须弥山是一个小世界，单位世界的中心，一个单位世界就是一个银河系，太阳系绕着银河系中轴转，银河系的中央应该就是须弥山。娑婆世界有多少银河系？三千大千世界。所谓三千大千，是三个一千乘起来。一千个单位世界，叫一个小千世界，也就是一千个银河系叫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所以，大千世界是一千乘上一千，再乘一千，这么多个单位世界，也就是十亿个银河系，这是一个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区，这里面有多少众生，不计其数。观世音菩萨说十方，娑婆世界是十方里的一个小区域，宇宙是不可思议的，全包含在里面，就是法界一切众生，观世音菩萨都能与他们同体，跟一切众生同一悲仰，悲是悲哀，仰是仰望，众生在苦难当中，哀求、仰望佛菩萨救度。佛菩萨大慈大悲，跟一切苦难众生同体，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千不是数字，是比喻无量无边一切众生，只要在苦难当中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求观世音菩萨救度，观世音菩萨立刻现身救度他，帮他脱离苦难，叫循声救苦，随机赶赴。这个力量是因为观世音菩萨完全证得真如自性，众生是自性所现，所以观世音菩萨救度众生，都是在他的自性当中救度，没有离开他的自性，当然就能够寻声救苦，随机赶赴。我们什么时候念他，他当即、当下就现身。观世音菩萨的法身从来没离开过我们，我们也是观世音菩萨法身当中的众生，与他同体。到了这个境界就圆满了，称为如来。《大学》里讲“虑而后能得”，就是破了灭的结，生灭既灭，寂灭现前。孔子七十岁证得心自在，他止住在安的境界里，“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他在安的境界里。可是“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他还没有完全证得。蕅益大师讲，孔子到八十九十才可能证得“虑”，所以我想至少要百岁以后，才能证得“得”这个境界，得是什么？十方圆明，获二殊胜，“生灭既灭，寂灭现前”这个境界。所以在理上讲孔子也是菩萨，他在修行过程当中，还没有圆满。

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佛，他证得了圆满。他在这一生给我们示现，三十岁就成道，就证得“生灭既灭，寂灭现前”的境界，他成佛了。孔子七十岁还没证得的境界，释迦牟尼佛何以三十岁就证得？当然这与过去生修行有关。释迦牟尼佛也是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修行，修到这一世他就能够圆满，示现出圆满，释迦牟尼佛是生而知之。我们中国有没有像释迦牟尼佛的圣人？有！唐朝出现一位六祖惠能大师，禅宗第六祖，他二十四岁也证得释迦牟尼佛的境界，“生灭既灭，寂灭现前”，也是观世音菩萨讲的，“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获二殊胜”，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怎么证得？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放下。放下什么？放下妄想分别执著。所有的障碍，都来自于妄想分别执著。任何的相产生了，我们在这个相中起了妄想分别执著，就成了障碍。相本身没有什么障碍，只要不起妄想分别执著，我们就当下证入。相哪有妨碍？《华严经》讲，“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事相不会产生障碍，产生障碍是自己有妄想分别执著。观世音菩萨讲了六个相，动、静、根、觉、空、灭，这都是相，在这些相里，稍一动心，稍有执著，我们就住在里面。所以孟子讲，“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求其放心，就是观世音菩萨讲的返闻闻自性，六根往自性中流入，一层层地入，一层层境界突破，到最后就圆满证得自性。证得自性的人，就是《大学》讲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圆满了，为什么？因为明德本来具足，天下和自己是一。这是我们用《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与孔子《论语》里所说的来比照，了解这里面的理、事、境界，我们就知道要怎么修。下手之处，先要把执著里的恶断除，断恶修善。孔子讲择善固执，择善固执还是执著，没错，这是第一步断恶修善，把恶断了，剩下就是善，但是不能住在善里，把善也要放下，心才清净，这是把执著放下了。

《金刚经》教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住布施，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行布施是善，要不住这个善的相。把执著放下了，进而断分别，再断妄想。我们凡人要断妄想不容易，能断分别执著就不错了。孔子一生断了分别执著，妄想断了没有？没断，但是这个境界已经非常高了。颜回讲，老师这个境界的高远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这是颜子对孔子的景仰。菩萨的境界，确实一般人根本没有办法了解，我们不是这个境界，根本不知道他的落脚处。孔子给我们很简约地拈出来，说明了一下，让我们生起向往的心、效法的心、好学的心。孔子能一生达到的境界，我们每个人一生都能达到。圣人之所以出世，就是来帮助众生提升的，如果众生达不到，他不会来示现，否则，那不等于吊我们的胃口？我们也可以达到，他才这样示现，所以我们要努力上进。先从有志于学开始，立定志向、勤学不辍、锲而不舍，总有学得成功的一日。至于说我们的境界到达哪一个地步，我们不需要去想太多，想也没用，想也想不出来，就是一味地学下去、修下去，但问耕耘，不问收获，这是真诚心。能像孔子那样达到而立、不惑、知天命和耳顺，再往上，从心所欲不逾矩，应该还是有一部分人能达到。所以整个圣贤之学，是自己不断修正的过程，这叫实学。我们学儒、学佛，要从事实学，不是只在文字语言上得到点知识而已，那不是学儒、学佛，充其量叫儒学、佛学，是做学问，搞学术研究。你可以拿博士学位，可以写书，可以当教授，但是能不能真正像孔子那样，不惑、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未必了。所以真正要从心性上下功夫，提升自己，就不枉费孔子一生给我们示现教学的苦心。愿我们同仁共勉之，一起努力。

这一章是讲孝道。“为政篇”里从这一章开始，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章都是讲孝道，是不同的人向孔子请教，孔子答复孝道的意义、含义是因人而异，虽然讲法不同，可是统统都是孝道，是从不同的层面、角度来做答复。这是孔子善于教化、因材施教，对治不同人的毛病，他就讲不同的话。此章是孟懿子来问孝。根据西汉孔安国的注解，孟懿子是鲁国的大夫，姓仲孙，名何忌，“懿”是他的谥号，是他死了以后，后人授给他的。孟懿子是鲁国三大家族之一的孟孙氏的后代，鲁国从鲁桓公以来，有三大家族，所谓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这三家的族长，称做大夫，在《论语》里都有向孔子来讨教，或者是对话。这三家把持着鲁国的朝政，愈到后来权势愈重，鲁国的国君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傀儡，所以孔子非常看不惯这个情形，可谓是违礼乱政，而且情况愈来愈严重。孟懿子是孟孙氏的后代，他的父亲是孟僖子，叫仲孙貜。在春秋昭公七年，孟僖子将死的时候，把他的家臣都召来，立了遗嘱，嘱咐仲孙何忌，要师从于孔子学礼，所以孟懿子在孔门里也有弟子的名分，可是在《孔子弟子传》里没有讲到孟懿子。孔安国的注解里，只说孟懿子是鲁国大夫，没有说他是孔子的弟子，这也是事出有因。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说，孔子在鲁国当官的时候，为了帮助鲁国国君恢复职权，削弱三家的势力，于是用巧计来堕三家的都城，因为三家都自己建了都城，不合制度、不合礼。结果到最后，孟懿子却违抗这个命令，连他老师的话都不肯听，这是违背师教，违背圣人的命令，所以他也就做不上真正的弟子，因此《弟子传》里他没有名分。

此章是他向孔子问孝，孝道是什么含义？孔子回答他说，“子曰：无违”，“违”是违背的意思。朱子在《集注》里讲，“无违，谓不背于理”，不要违背天理。天理，在我们人间的相状，具体就表现为礼节、礼仪。所以无违，就是不要违背礼。孔子用“无违”两个字来答复孟懿子，是教导孟懿子不要违背礼。因为他的父亲给他的遗嘱，是让他向孔子学礼，如果违背父教，不能学礼、不能遵礼，就是不孝，所以用“无违”来回答他，这个回答非常简单。后来樊迟，孔子的弟子，名须，“樊迟御”，他为孔子驾车，“子告之曰”，孔子告诉樊迟，“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孔子又把这件事提起来，朱子解释说，“夫子以懿子未达而不能问，恐其失指，而以从亲之令为孝，故语樊迟以发之”。孔子回答完孟懿子之后，他知道孟懿子没听懂，未达就是没有真正通达明白孔子讲的“无违”是什么意思。如果他真明白了，之后也不至于做出违抗老师、违背礼仪、制度的动作，他抵抗堕都。孔子知道孟懿子未达，一点都没明白，未达是他都不能问，连问都问不出来，“恐其失指”，唯恐孟懿子不了解“无违”的意思，“而以从亲之令为孝”，不了解“无违”正是服从父亲的遗教，所以就告诉樊迟，希望樊迟将来方便的时候，再向孟懿子去解释。所以，孔子对向他求教的人非常负责任，虽然当时回答孟懿子的话，他不懂，但是孔子还叫自己的学生有机会再向他去解释，好让他真听明白了，就能够落实。

孟懿子是鲁国的贵族，假如他真能够遵礼、行礼，这也是鲁国的福分，鲁国也就能够昌盛起来。结果樊迟听了孔子说“无违”，他也没听懂，所以他也来问。“樊迟曰，何谓也”？就是“无违”是什么意思？孔子就用三句话来解释这个意思，“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从这里我们看到，学生向老师学习，一定要谦虚好学，不懂就问，不能不懂装懂。樊迟和孟懿子两个人的表现不一样，孔子说的是同一个道理，什么是孝？“无违”就是孝。两个人都没听懂，孟懿子没听懂，他不接着问下去，为什么？大概他是贵族，孔子是平民，虽然孟懿子的父亲仰慕孔子的德行学问，要求自己的儿子向他学习，可是他并没有真正生起那种至诚恭敬的心来学。问一下，听懂了，很好，听不懂就算了，没有真正求深解义趣的那种好学的态度，所以他不是真正的学生。樊迟听了之后不懂，和孟懿子一样，可是他能问。这一问，孔子就解释出来，大家也就更加透彻明了。所以不懂一定要问，特别是有老师、善知识在身旁时，不能碍于面子，对一般人都要懂得不耻下问，更何况对孔子、对圣人。孔子解释了三句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朱子解释说，“生事葬祭，事亲之始终具矣”。“生，事之以礼”，事是事奉，父母在生时，我们要事奉父母，以什么来事奉？以礼，对父母要礼敬，心要恭敬父母，言语、动作、行为统统要符合礼，为人子之礼，这是生事；葬祭是父母死后，要依葬礼、祭礼表达对父母的哀思怀念，提起报恩的思想，这是讲到事亲的始终。

朱子讲事亲的始终，始是开始，父母生了我们，孝道从此而生；父母走了以后，我们以葬礼、祭礼来思慕父母，这是终，但是这个始终只是一世而已，其实孝道是无始无终的。《孝经》里讲“孝无终始”，也就是无始无终，为什么无始无终？孝讲的是义理。人未出生，孝的天理宛然已在，不因我们的出生才产生，不因父母去世而终了，所以孝之道、孝之理，它是不生不灭的。在理上讲不生不灭，在事上讲也是不生不灭，也是无始无终的。人未出生前，甚至未投胎前，孝心就已经有了，孝心是人与父母一体的心。孝字，上面是“老”字头，下面是“子”字底，老是代表父母，子是代表儿女，父母和儿女是一体，这是孝。宇宙一切的众生，本来就是一体，怎么说是父母把我们生下来才有这个一体？所以孝的理和事都是过去无始，未来无终。父母去世以后，葬礼和祭礼都是表达我们的孝心，而我们的孝心也不因父母不在了就没有了，还是一体。不仅跟父母一体，跟一切万物、众生都是一体。老子讲，“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真正入这种境界，这个孝才能叫圆满。对我们常人而言，要不断地培养一体的心，使之逐渐地扩大，保持永久。所以孔子只用生和死这两方面，来诠释我们如何尽孝。实在讲，一个礼字贯穿了始终，礼是什么意思？朱子解释，“即理之节文也”。礼是天理的节文，天理是永恒的，不因时空变化而变换，它没有生，也不会灭。在我们人间，总有可以表现、落实、运用的一套礼，所以叫理之节文。人只要处处循礼、遵礼，克己复礼，才能够慢慢地回归到我们的自性上来，回归到与天理同一体的这个境界上来。礼教乃是圣人方便的一种教化，它的目的还是让人们回归自性，恢复宇宙本来一体的面目。朱子讲，“人之事亲，自始至终，一于礼而不苟，其尊亲也至矣”。这是讲我们这一生，没有讲过去生，也没有讲来世。朱子说，这一生我们事奉父母，自始至终，就是从出生到最后，不仅是到父母去世这个时刻终结。为什么？父母去世后，我们还要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还要尽孝。什么时候终？我们自己去世了，那叫终。从我们生到我们死，这是自始至终，也就是一生都要依礼而行。于礼不苟，苟是苟且，没有丝毫违背礼，这才是真正的尊亲到了极点，这是至孝。

“是时三家僭礼，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语意浑然，又若不专为三家发者，所以为圣人之言也”，朱子把这个背景介绍出来。在孟懿子的那个时代，鲁国是三家专权，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僭礼，僭是违越，违越礼制。孔子为了教化孟懿子，说无违，不能违背礼，是警惕他。但是孔子讲这个话，讲得非常有艺术，对孟懿子不能够赤裸裸地批评他，讲得很含蓄，语意浑然，话里面的意思点到即止，但是却又涵盖了整个孝道的全体，这就是说话很艺术，叫契理契机。在理上讲，无违两个字确实包含了整个孝道，一丝毫不欠缺；契机方面，是专对孟懿子讲的。所以这个道理并不专为三家来说，这是圣人之言，这种语言，它不仅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可以传世。孔子说，“生，事之以礼”，父母在生的时候，为人子以礼事奉父母。邢昺的《注疏》里引《礼记·曲礼》讲，“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就是这个意思。《弟子规》里的，“冬则温，夏则凊；晨则省，昏则定”，完全出自于《礼记》。我们对父母的衣食、温饱，生活各方面都要照顾备至，一切都要合乎礼制。礼全写在《礼记》里，还有《仪礼》。儒家讲礼的著作非常多，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讲道理的有三百篇，都是讲礼，讲具体威仪的有三千。这个礼是讲相，有很多很多，如果用一个字来归纳就是敬。《礼记·曲礼》讲，“曲礼曰，毋不敬”，这是一言而蔽之，把整套礼制概括出来了。所以对父母一定要孝敬，没有敬就不孝，所有的礼都是形式而已。

“死，葬之以礼”，父母去世的时候，以礼来办理丧葬事宜。譬如给父母备好棺椁，办丧事，我们现在很少用土葬，一般都是火葬，在殡仪馆举行追悼会。骨灰得到之后，供奉在适当的地方，等于过去挖一个墓地葬了父母，现在我们用骨灰盒。过去对于丧葬确实有一整套完备的礼，现在时代变迁，过去的很多做法，现在不再适宜，可是又没有制定出一套礼制，人们都各做各的，不知道怎么样去行这个丧礼和祭礼。“祭之以礼”，父母死了以后，春秋祭祀以时思之。《孝经》里讲，按照每一年固定的时日来祭祀父母、追悼父母。这些礼急需恢复，它是表达人们对于父母、祖先的孝思，能尽孝思就能尽人伦，能够敦伦尽分，就能处理好家里的各种关系和社会上的各种关系，社会就能和谐。人人都能尽到本分，社会就能繁荣、安定。我们希望和谐社会，礼仪一定要恢复，要去研究、参考古礼的精神，制定一套适合现代的礼仪来推广、来教化，这件事由国家政府来主办会比较容易落实。如果一个国家的礼制没有了，如孔子说礼崩乐坏，这个时代叫什么？叫乱世。当时孟孙等三家越权违礼，孔子非常痛心，常常有批评，譬如《论语》里讲季孙氏，“八佾舞于庭”，孔子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八佾舞是天子用来祭祀的礼，鲁国是诸侯国，一个诸侯国的大夫怎么能用这种礼？僭礼僭得太离谱了，所以是忍无可忍。

孔子对孟懿子的这个回答，也是在点他，真正尽孝就不能违礼，他的父亲临走的时候教他学礼，所以不能做出违礼的事。也就是说，他应该把他的权交回给国君，一个大夫，怎么能站在国君之上，权力比国君的还大？这不符合礼。君为上，臣为下，这才是礼。朱子又引胡氏，南宋初年胡寅，字明仲，他的话，“胡氏曰：‘人之欲孝其亲，心虽无穷，而分则有限。得为而不为，与不得为而为之，均于不孝。所谓以礼者，为其所得为者而已矣’”。胡氏的第一句讲得好。人想要孝其亲，对父母尽孝，这个孝心无穷，孝无终始。孝是理，理体过去无始，未来无终，竖穷三际，过去、现在、未来，横遍十方，超越一切时空，这是无穷。无穷的理体是什么？是我们的自性，也是宇宙的本体。我们行孝是顺着自性的性德，所以能回归自性，回归自性就能成为圣人。“得为”与“不得为”两方面，孔子讲要以礼事亲，礼是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得为而不为，是应该做的不做；不得为而为之，不应该做的做了，都属于不孝，都属于违礼。胡氏讲，“所谓以礼者，为其所得为者而已矣”，这个解释有点片面，他说礼只是着重在所得为者而已，就是应该做的。《礼记》里记录了很多礼，都是教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他认为，无违就是一定要遵循着礼，遵循所定下来的这些条则去做，这是无违。“不得为”，就是不应该做的，我们不能做。如果是《礼记》里没有写的呢？我们用什么来判断，怎样叫无违？那我们应该用天理。

朱子讲的礼是理之节文。能写出来的叫理，没写出来的呢？还是天理。天理怎么判断？最简单的方式，用我们的良心，天理良心。人人都有良心，为什么有良心？因为天理无处不在。譬如事情来了，这个事情可能在礼里没记录、没说明。可是我们能马上判断，这个事情该做还是不该做，用什么判断？用自己的良心。这个良心的功能就叫明德，自性本来就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判定是非善恶。它的标准是符合自性的性德就是善，违背自性的性德就是不善。自性人皆有之，所以这个判断的能力人皆有之。孟子讲，“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人都知道做坏事不好，当然也知道什么是坏事。但是如果我们的物欲等各种欲望很重，良心也就被蒙蔽得很重，就会出现恶念恶行而不自知。这是因为烦恼、欲望、习气太重，把我们的良心深深掩盖在下面，能力透不出来，这就很可悲。不知道自己在作恶，就是孟子讲的近于禽兽，自己迷得太深了。如果我们能够从格物下手，真正断除自己的欲望、烦恼、习气，我们的良知良能，就会逐步显发出来，这就是格物致知，知是良知。我们能判断一件事的是非善恶，这是良知。礼是帮助我们格物致知，恢复良知，明其明德，回归自性的。所以不能够拘泥于那些条文，写下来的我们才遵守，没写下来的我们就恣意妄为，这本身就是违礼。礼是敬而已矣，不敬人、不敬事、不敬物，都叫违礼。

蕅益大师的《点睛注解》讲，“克己复礼，方能以礼事亲。违礼，即非孝矣”。克己复礼是孔子教诲颜子的，颜回向孔子请问，仁是什么含义？孔子回答“克己复礼”四个字，就是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就是格物。复礼的复是恢复、回归，恢复礼、回归礼，孔子用“复”字，就把意思透出来了，礼本来具足，本性中本有，不是外面学来的。我们恢复它就行了，不是增加一点什么，恢复就行，这叫复礼。怎么复礼？克己就能复礼。礼为什么不能彰显出来？因为有烦恼、有习气、有欲望，这些东西隔着、挡着、障着，现在把它们克服掉、去掉，就是格物致知，格掉这些物欲、烦恼，我们就能恢复本有的良知、恢复本有的礼，这时候方能以礼事亲。我们孝敬父母，要做到无违。蕅益大师讲违礼，是违背自性，无违是顺应自性、回归自性，我们才真正克己复礼，这时候我们孝顺父母，就没有任何过失，我们的孝道才能圆满，违礼就不孝。若不是真正成圣成贤，礼就有欠缺，我们的自性就不能圆满地显露，性德也是明德就不能圆满地恢复，还是非孝。《孝经》讲“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终是终极，最顶点。立身行道，是我们要成圣成贤，扬名于后世，成圣成贤自然能扬名后世。扬名于后世，不是今世，如果有心想这一生扬名，想出名，这是名闻利养之心，名利心，怎么能成圣成贤？这是物欲，我们要把它格掉。

孔子，他不是希望自己成名，一心只是想推行圣贤之道，他扬名于后世。到了汉朝，汉武帝重用董仲舒，董仲舒推荐儒家学派，这时孔子才被尊为至圣先师，大家都向他学习，扬名于后世，这是真正显耀自己的父母。我们讲到孔子，就想到孔母是圣母，孔父是圣父，孔子的后裔都沾了孔子的光，历代帝王没有不尊重孔家的。所以要从无违开始，以礼规范自己，一点一点地恢复自己的本性性德，最终成大圣，孝道就圆满了。江谦先生对蕅益大师的《补注》说，“一部孝经，三言尽之”，把孔子讲的话和《孝经》联系在一起。三言就是三句话，哪三句？“事之以礼，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其实一部《孝经》，这三句话就全概括尽了。蕅益大师讲的克己复礼，也是这三言，三句话概括尽了圣贤之道。《孝经》我们曾经讲过两次，一次是四十个小时，详讲；一次是十八个小时，简讲。《孝经》里的道理很深刻，实际上它不仅是讲修身，已经讲到治国平天下。《孝经》开宗明义就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也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怎么做？用孝道，以孝治天下。《孝经》讲的道理深刻，那我们怎么落实孝道？还是在《弟子规》。我们的恩师讲，《弟子规》是儒家的根，它教我们怎么落实，讲得非常具体、详细。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弟子规》就教我们修身，很具体的修身。怎么齐家？《朱子治家格言》，是一个齐家的宝典，齐家还是讲修身。《孝经》是继续地提升、阐发，教我们如何治国平天下。

这是孟武伯向孔子请教孝道的含义。朱子解释说，“武伯，懿子之子，名彘”。孟武伯是孟懿子的儿子，姓仲孙，名彘，也是孟孙家族，他来继承他父亲的地位。前面讲的是孟懿子问孝，现在是他的儿子孟武伯问孝。孔子的回答不一样。孔子讲，“父母惟其疾之忧”，为什么回答的不一样？这都是针对提出问题的人，他的问题、他的根性，以及他的毛病习气，这么回答是为了帮助这个人觉悟。孔子的意思，朱子解释说，“言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为忧也。人子体此，而以父母之心为心，则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谨矣，岂不可以为孝乎？”这个解释很好，说父母都爱儿女，爱子之心，无所不至，关怀无微不至，对于儿女的身体，更是关心，唯恐儿女有疾病，所以常常以为忧。“惟其疾之忧”，“疾”是疾病，“其”是儿女，也有注解说是父母，也未尝不可。

朱子的解释很有道理，说父母担心儿女有病，常常会忧虑，正所谓“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身体不能有病，我们的道德、德行也不能有病。“人子体此”，做儿女的体会到这一点，应该以父母之心为心。父母忧虑我们的身体，那我们自己也要懂得保养好身体，不能生病，生病就会让父母忧虑。有这样的一个心，“则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谨”，守身跟守德是一样的，守身的意思很广泛，不仅身体没毛病，道德也不能亏欠。因此一言一动都非常谨慎，不敢骄慢、放逸，这叫守身，就怕身有瑕疵、德有亏欠，怎么能叫孝？真正有这样的一种谨慎的操守，念念以父母之心为心，就可以称为孝。朱子又提到另一种说法，“旧说，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义为忧，而独以其疾为忧，乃可谓孝。亦通”。前一种说法，是儿女为了不使父母担心，所以守身谨慎，不让身有疾病，也不让德有亏缺，这种谨慎的心，叫孝。第二种说法，也说得很好，说为人子，不可以使父母忧虑我们德行有亏欠，自己不能陷于不义，陷于不义就是“德有伤，贻亲羞”，父母对我们能够放心，知道我们不会干坏事，不会缺德，能够念念修养自己做君子、做圣贤，父母还有什么忧虑呢？如果说有忧虑，可能只有一个，就是自己可能会有病。

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万一得了病，会让父母忧虑。除了得病让父母忧虑以外，其他的都不会让父母忧虑，可见得这位孝子，德行几近于完美了，这才叫孝。这两种说法都很好，两种说法都终归到一个德字。自己不能有任何不义的行为，才不会让父母忧虑，除了身体有病，其他一律不会让父母忧虑。这种说法在何晏的《论语集解》里，他引东汉大儒马融的说法，“马融曰：‘言孝子不妄为非，唯有疾病，然后父母忧之耳’”。朱子在这就是引《何晏集解》中马融的这个说法。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我们的师公李炳南老先生，在他的《论语讲要》里也赞成这种说法。孟武伯出身贵族，从小就有骄奢淫逸的毛病，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是一个纨绔子弟。孔子在这里点他，点得非常委婉，“为人子要做到孝道，除了身体有病之外，其余都不能使父母忧虑”。换句话说，如果你有诸多不义的行为，这叫大不孝。当然这句话没点出来，话里带着话，这是圣人言语的艺术，对于孟武伯这样的人，不能讲得太白，点到即止。若讲得太白、太直，会引起他的怨恨，不就自找麻烦吗？他不能改过，反而对你怨恨，严重的甚至还会起谋害你的心，不是让他造更重的罪业吗？所以孔子回答得非常委婉。他听懂了，当然就能改；他若是听不懂，应该会来问。他若是不问，那说得再白、再直，也没用，他不想学。所以跟圣人相处，一定要有谦卑恭敬的心，才能真正得利益，否则圣贤老师讲的意思，我们都没听懂，更不要说去落实了。

蕅益大师在《点睛注解》里说，“此等点示，能令有人心者痛哭”。这句话讲得非常平实，但是字里行间，我们已经感觉到蕅益大师那一分孝心。孔子讲得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父母惟其疾之忧”，父母都是疼爱自己的儿女，常常为儿女忧虑。自从儿女呱呱坠地以后，父母的忧念就没有断过。古诗有曰，“母年一百岁，常忧八十儿”。父母到了一百岁，他的儿女八十岁了，父母还一直在忧念着八十岁的儿女。这讲得很形象，说明父母对儿女的忧念，是永不止息。到什么时候才为止？父母断气了，再也不能忧念了，这才止息。所以古诗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从这两句诗，我们去体会父母对儿女的那种关怀。父母对儿女的帮助，辛勤的劳动，像春蚕吐丝，一直吐到死为止。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把自己燃尽了，这个贡献才能停止，父母对我们不都是这样吗？父母的忧心、关爱，可有一时一刻停止过？孔子只是讲，“惟其疾之忧”，儿女有病，当然是忧虑。儿女没病的时候，其实父母的忧念也没有停止。所以蕅益大师讲，想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有人心者痛哭”，对于父母那种无微不至的关爱，深恩大德，想到此地都能痛哭流涕，马上要提起尽孝、报恩的心，不能等待。古人讲，“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想要尽孝，时日无多。父母如果还在，赶紧抓紧机会，尽心奉养，事之以礼，不要等到父母过世了，只留下遗憾。父母过世之后，我们依然要不忘父母之恩，这种不忘恩的心时刻不能间断。

葬礼和祭礼，是有一定的时间，来表达自己的报恩心，念亲的心，这是用形式来表达，用这种礼，但是内心中没有一刻停止。蕅益大师父亲早逝，他生前也是一位孝子，母亲也是一位念佛人，支持他出家。蕅益大师二十四岁出家，到二十八岁那年母亲病得很重，虽然他出家了，还是回到家里，并且四次割股疗亲。就是把大腿的肉切下来做药引，为母亲治病。这种孝心，难能可贵。很可惜，他母亲最后还是去世了。大师悲痛欲绝，从母亡那天就开始守孝，丧事办完后，就到了深山里闭关，等于守灵一样。在关房里用功修行，参禅念佛，求生净土，用自己修行的功德回向给母亲，闭关三年，“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完全做到。在关房中，他生了大病，当时就一切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他在关房里生病，虽然父母不在世，他也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父母惟其疾之忧”，儿女有病，父母最忧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蕅益大师真做到了，除了身体有病之外，他的德行、学问各方面没有让父母忧虑，这真是大德。后来病好了，出关了，给他母亲撰写了“拔济启”，求拔济、超度的一篇启文，为他母亲发愿，写了一篇“发愿回向文”，都非常感人，留在他的弟子为他结集的《灵峰宗论》著作里。

孝子能真正做到德行无缺，除了疾病以外，没有让父母感到羞耻和忧虑的，可以说是几近于完美。蕅益大师是真正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之人，念佛往生净土，往生就是不退成佛。成佛，是真正的圆满大孝。佛身体没病，不仅德行全体圆满了，身体、身相，一切能力、智慧都圆满，父母真的一点都没忧虑了，所以佛家的教育还是孝道的教育。假如我们有一丝毫的缺陷，没有圆满，还是对不起父母，还是让父母忧虑，还是不孝。就连等觉菩萨，像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这些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烦恼没破尽，严格来讲，还是对不起父母，孝道还是不圆满。什么时候孝道圆满了？成佛了，这才是孝道圆满。儒家说的成大圣了，这个大圣的地位、境界比孔子所证的还要高。前面我们学习了孔子这一生的年谱，从“十五有志于学，到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过程，后人把他称为大圣，可是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说自己怎么能称为圣人，因为他知道上面还有更高的境界。佛家讲的才是圆满，成佛了就没有丝毫欠缺了，那是孔子心目中真正的圣人。

这是孔子的弟子子游，向孔子问行孝之道。“子游”，朱子解释说，“孔子弟子，姓言，名偃”，言偃。这位弟子是孔门四科里文学最好的，子游、子夏两个人的文学最好。孔门四科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虽然子游的文学第一，但他没有问文学方面的事，他问的是德行，孝是德之本，孔门四科所有的教育，都是建立在德行的基础上，所以文学也是以德为本。没有德行的文学，怎么能称为真正的文学！所以子游问孝，也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启示，文学工作，就是我们讲的从事精神修养、艺术创作的人，必定是以德为本，为弘扬道德服务的。子游向孔子问孝，孔子回答，“今之孝者，是谓能养”。“养”，朱子说，“谓饮食供奉也”。在古代，“养”的古音是读“样”，我们这里用今音，比较容易懂，养就是奉养。孔子说今之行孝的人，今是现在，当今社会，他们以为行孝就是能养。“是谓能养”的“是”，邢昺的《注疏》里作“唯”字讲；“谓”是说，“是谓”就是“唯说”，今之孝者，唯说能养，只是说能养父母就行了。能养父母，这就是孝吗？孔子这个语气一转，后面说“至于犬马，皆能有养”。有养何止是为人子，“至于犬马”，狗和马这些家里养的畜生、牲畜，它们都是为主人服务的，狗能看家，马能当坐骑，这些牲畜都能以它的体力来奉养主人，这也叫能养，“至于”，是把为人子能养父母跟犬马能养主人，这两件事连在一起讲，让我们通过这样的类比，了解孝到底是什么含义。

“不敬，何以别乎”，犬马能养主人，但是它不知道敬主人，它只是完全地服从，是被驯服的。它不会主动想着，主人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就做它自己能做的事情。如果人不知道对父母礼敬，“生，事之以礼”，只是给父母一些基本衣食需要，或是更好的物质供养，而不能恭敬父母，这跟犬马又有什么区别？犬马是养主人，我们为人子是养父母，以此来类比，突出“不敬，何以别乎”？如果不恭敬父母，我们为人子的跟这些畜生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对父母不敬，跟这些养主人的畜生，跟犬马没什么区别。这是孔子讲的不客气的话。所以，孝养父母，最重要的是有恭敬心。把犬马跟人子做比喻，突出孝道的真正含义，在一个敬字。敬是在心，不敬就跟畜生没啥区别了，所以孝养父母着重的是心地上的尊敬。前面孟懿子问孝，着重在事相上的礼，有其事必有其礼，有其心必有其事，心里有敬了，身体的动作必定符合礼，孔子的答复是相贯通的。这是一种说法。

在《论语集解》里还有一种说法，这个说法也很好，它不是把人子跟犬马来做比喻、类比，是把父母跟犬马在一起类比。《集解》里说，“人之所养，乃至于犬马，不敬，则无以别”。人养犬马这些畜生是养，养父母也是养，养父母跟养犬马有什么区别？就在于敬与不敬。如果不尊敬父母，不能事之以礼，不能以真诚恭敬的心来奉养，那真的跟养狗、养马没有区别。这是把犬马比喻成父母，讲得就更加深刻、更加厉害了。朱子说，“犬马待人而食，亦若养然。言人畜犬马，皆能有以养之，若能养其亲而敬不至，则与养犬马者何异。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狗、马这类畜生，每天等着人养它们，给它们喂食，给它们衣食温饱这些物质的供养。现在人养宠物，更是关心备至，还有小狗、小猫穿的衣服，每天给它们洗澡，病了就上宠物医院，这都是养，跟养其亲有啥区别？如果养父母没有尊敬心，真的没区别，这是给我们深刻地说明不敬之罪。如果我们以养犬马之心养父母，那叫大不孝、大不敬，怎么能是孝？这是孔子深刻地警醒我们，不要会错了孝道的意思，以为养父母就是孝，大错特错。当然不养父母更是不孝，养父母在于敬。

曾经有一年的母亲节，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节前《广州日报》派出记者去采访了一些企业家和大款，记者问他们，“母亲节快到了，你们打算怎么报答你们母亲的养育之恩？”这些做儿女的就说，“我要赚更多的钱，给母亲买一栋别墅，买一部洋车，来奉养我的母亲”。记者然后又去采访这些企业家和大款的母亲，“您希望儿女怎么孝养您？”这些母亲都没有说要洋房、要洋车，他们回答的话都很相似。什么话？“希望我那孩子不要太忙了，母亲节的中午能陪我吃顿饭”。母亲对孩子的要求并不高，连这个话都说出来了，证明她的孩子很少跟母亲一起吃饭，恐怕一年都没能来探望母亲几次。母亲不是需要吃这顿饭，物质的需求是其次的，她需要的是陪伴、恭敬、尊重，需要的是儿女来养她的心。有的人就认为，我每个月给母亲钱用，已经算不错了。这话也不能说错，因为什么？在现代真的算不错了，有些现代人连父母都不养，把父母看得比犬马都不如，古人至少能养父母之身，现在能拿钱供养父母，真算不错了。假如我们拿很好的物质来供养母亲，但是没有恭敬心，跟孝道的标准差得就很远，为什么？孝，着重在敬，能敬父母才叫孝。所以奉养父母的时候要深爱婉容、和颜悦色，让父母生欢喜心，这是养父母之心。更重要的是养父母之志，父母对我们的希望，大多数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成人，所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父母皆然，都希望自己的儿女争气，做个有德行、有学问、有操守、被社会大众尊重的人。我们如果能够做到，这是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