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会找题目,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同行相轻”,其实我无论怎么评价自己或他们老二位,都可能会为人诟病,当然学术上的分歧,总是免不了的。用一句话概括我们间的关系,就是你们先哲孔子的名言:“和而不同”总体上我们的共识多于分歧。我发表的“管理14点”中至少有7-8条认识他们是完全赞赏的,那么不同观点主要在我固守的“一切始于统计,终于统计”--要知道我早年在霍桑工厂打工,是得到过休哈特博士真传的。朱兰因此一直指责我太推崇统计学理论,早些年“固守于自己狭隘的专长,在思想上对其它事物是关闭的”诸如此类的话不绝于耳。还有我一直痛恨过度管理会给员工带来的焦虑,积极鼓励减轻员工的思想负担。而朱兰对此却不以为然。你知道,我与克劳士都喜欢从哲学角度去思考质量管理,质量其实是一种哲学概念。而朱兰却擅长于质量方法论的研究,他一生致力与质量体系的计划与实施。” “当然克劳士与我也有争鸣,我一直认为不接受系统的统计学习是危险的,光埋头实践,有时会囿于某个现象而不知全局的。但克劳士的门徒一直讥讽戴明哲学是数量哲学,而他们老师的思想才是完整的质量哲学。当然我一直不否认,克劳士先生比我长的更像一位智者。特别是他1979年出版的《Quality is free》,我特喜欢,研读了多回。同时他的职业发展之路,也颇受我尊敬,在其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几乎担当过质量管理各层面的所有职位,实践经验确实是我们仨中最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