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去世了，一代宗师离我们远去。据说在钱老晚年的时候，曾经对中国的创新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疑问：“他们问什么做不出来呢？”
钱老去世后有十几个大学教授联名给教育部提问，最后就是以钱老的提问作为结束，加上最近中国教育部长的变更，中国应试教育的问题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怎么改，却是乱七八糟，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方案。
因为这些人根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发现和认识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本原因，或者是错误的分析了存在问题的原因，他们也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和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法。
钱老也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给出解决的方法。我个人认为钱老的这个问题是一个简化版的“李约瑟难题”，而这个问题至今在中国还没有人能够解决，因为大多数人都找不到问题的根本原因。
没有创新的能力，可能就无法回答钱老的这几个问题，也无法解开“李约瑟难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我们失去了创新的能力？！这个问题在中国延续了上千年，所以绝不是教育体制所能够解决的。关于创新我们看到一下问题都会影响人才的培养：
l 教育体制的导向问题是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创新，还是限制学生完成规定的学习内容；
l 我们的用人体制也有问题：用通才、全才还是用专才？
l 家长的作用：是培养还是独立的个性，还是培养“听话”的孩子，家长给孩子提供什么样的榜样
l 学校和老师的作用：是要规矩的“好学生”，还是发挥孩子的个性，鼓励他们的爱好和兴趣发展；
l 孩子的个性是在父母和学校老师的引导下形成的：没有正确的培养与引导，孩子的创新能力就被扼杀了，即使长大后，想要创新也无能为力了，因为他大脑中的限制已经形成，他已失去了创新能力。
最近我们看到中学校长有权推荐上北大的学生又引起了很多的争议；我们希望推荐的是有个性学生、是在某方面有特长学生，我们希望推荐的是“偏才”与“怪才”，格鲁夫说过，未来的世界“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我们就是希望这些人能够创新，给我们带来他专长方面的惊喜。但我们看到现在各学校还是推荐“全才”的学生，这样的推荐失去了原来的本意。
中国的传统文化限制了我们的创新，中庸之道本来就是限制“标新立异”的，而没有“标新立异”怎么可能有创新呢？把中国人创新能力的丢失，归结为是教育体制的问题，是一种片面的思考，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做法，只有全社会动员起来，改变我们的文化，我们才能真正的出现创新型企业和人才，才能最终回答钱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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