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都不要得罪读书人
静 远
雍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好皇帝，在位十三年，励精图治，泽惠百姓，为乾隆“极盛之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百姓口中，他却是坏得透顶的皇帝。从他在位到死后，咒骂他的声音不绝于缕。 雍正在位时，就有所谓“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的十大罪状。为此，雍正专门亲笔写了《大义觉迷录》一书，就这十大罪状进行辩解，但却越抹越黑。这十大罪状虽然大都子虚乌有，查无实据，但芸芸众生人云亦云，众口一词，雍正在位时就百口难辩，死了，似乎也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九泉下得知，肯定不能瞑目。
事实上，雍正终其一身都在为增加国家财力、治理腐败、改善民生、推进公平而努力。他推行的几大政策都抓到了点子上，很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就是以现代的视觉看，也有进步意义。
比如“摊丁入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一直是国家税收的大头。所谓人丁税，就是成年男子不论贫富，不论有地无地、地多地少，均须缴纳的人头税。雍正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此举取消了人头税，不但增加了国家收入，也使税赋趋于公平，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这项改革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而且，地主的赋税负担加重，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缓和了土地兼并，缓解了社会矛盾。想一想，地主多交了税，心里能高兴吗？
雍正推行的“耗羡归公”更是减轻民众负担，抑制官员腐败的好措施。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银两形状大小不同、成色不同，征税时，需统一熔铸为大小形状一致、成色相同的银锭上缴户部，熔铸过程中产生的损耗称为“火耗”。同时，清代赋税中的“漕粮”征收粮食，粮食在晾晒及长途运输中被雀吃鼠啃的损耗叫做“鼠雀耗”，解送搬运入库所需费用叫做“脚耗”。这些统称为“耗羡”。为足额上缴，地方在征税时要加一定附加费，称为“耗羡”或“火耗”。但是，各地征收“耗羡”无统一标准，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很重。高出正税收入这么多的“耗羡”用来干什么？一是补贴官员的生活。清朝延袭明制，实行低俸禄制度，一品大员总督的年俸仅一百八十两，二品的巡抚、布政使仅一百五十两，以下递减，七品县令只有四十五两，吏役钱粮更加微薄，一年只有六到八两。这点钱，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二是用于地方行政及办公开支，或弥补财政亏空。三是公开进奉上司，有冬天送的炭敬（用于取暖），夏天送的冰敬（用于降温），各大节气和上司及家属的生日、红白喜事等送的“节礼”等名目，统称为“陋规”。因为“耗羡”是地方官们“合法”的额外收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才成为普遍现象。雍正实行“耗羡归公”, 将“耗羡”银两按地丁银的一定比例征收，因地丁银的固定而固定，从而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雍正六年，又清理各项“陋规”，使其归于公款。“耗羡归公”首先是大幅降低了耗羡率。浙江从百分之十降到百分之五、六；山东从百分之八十降到百分之十八；河南从百分之八十降到百分之十三，纳税人得了很大实惠。其次，规范了管理使用范围。“耗羡”由督抚统一管理，或上交国库钱粮，或用于地方办公及财政开支，“皆有定额”，实现了收入和支出的固定化，使地方财政基本能保持收支平衡。与此同时，雍正在归公的“耗羡”中拿出一块，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这项改革从理顺财政体制入手，已经有了近代财政预决算的色彩，当时就有人赞誉：“破数千百年牢固之积习”。雍正自己则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客观地说，“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的推行，扭转了康熙后期地方官狂征滥派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产生了一定正面作用。但是，虽然成倍增加了工资，但区区几个“养廉银”，比之以前的“耗羡”，简直少得可怜，想一想，官员们巨额的“合法收”入被剥夺了，能不恨得咬牙吗？
“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就是官员士绅和平头百姓一样，都要纳税，都要参加义务劳动。中国历史上，老百姓除了交钱粮纳税，还要当差，参加官府组织的筑堤、治河、修路、运输等“义务劳动”，即所谓“徭役”，这也是赋税的一种补充。在雍正以前，历代皇帝为笼络读书人，都实行读书人和官员一样不纳税、不当差的制度。凡是有功名的读书人，哪怕只是个秀才，都可以不纳粮，不当差。历来都有许多田主钻制度的漏子，将土地投充给可免税的士子以偷逃税钱，使国家税收大量流失。雍正四年，推行了“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制度。一向自视清高的官员士子们不但要掏腰包纳税，还要夹杂在满身臭汗的农夫当中，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斯文扫地。想一想，失去了高人一等的特权，官员士绅们能不恨之如骨吗？
这三项改革无疑为三大德政。除此为外，雍正反腐更是动真格的，敢于杀猴给鸡看。上任不久，就杀了“上下连手，内外勾结”，致使山西库银亏空四百多万两的山西巡抚（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诺敏，杀了收受贿赂，泄漏考题的恩科主考官张廷璐等一批大贪官。而且，让官员们都去“观刑”。他的高论是：杀贪官不能只叫老百姓看，更要叫当官的看，这比让他们读一百部《论语》、《孟子》都要管用得多！而且，雍正注意官员廉洁的制度保证，在实行“养廉银”、清理“陋规”的同时，成立了会考府，对财政进行审计，审计出的问题，一律严肃查处，亏空了的，不管在任的、离任的，一律退赔。所以，有史学家评论雍正：“振数百年之颓风”，又说：“澄清吏治，裁割陋规，整饬官方，严惩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制度保证了官员的廉洁勤俭，正史上关于“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看来不是溢美之词。
一手抓改革，一手反腐败，雍正在大幅减轻百姓负担的前提下大幅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十三年间，国库存银从康熙晚年的七百万两骤增到五千万两。这五千万两不是来自贫民百姓，而是来自贪官污吏和地主士绅。但是，“摊丁入亩”整了地主，“火耗归公”整了天下的贪官污吏，“官绅一体当差纳粮”整了特权读书人。官僚、地主、士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特权受损，能不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吗？可以想象，雍正当年要顶住多大的压力，也可以想见改革之难，为政之难。
其实，雍正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改革要得罪人，所以他劝弘历不要学自己。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想尽可能为后世子孙把路铺得平一些，让大清王朝传之千秋万代。为此，他想的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得罪人的事全部做完。
作为一个改革家，雍正还有两件事很值得称道。一是废除贱籍。中国历来有所谓贱民，即世仆、歌妓、丐户、媒婆等等。这类人不能读书科举，更不能做官，世世代代身份不能改变。雍正将“贱籍”“开豁为良”，编入正户，无疑与林肯的解放黑奴一样，促进了社会公平进步。二是改土归流。就是将云南、贵州、湖南等省少数民族地区世袭的土司（头人）制改为朝廷派遣的流官制，大大加强了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也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雍正还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他不巡游、不看戏，每年只在自己的生日休息一天。他白天接见官员、处理政务，晚间批阅奏章，每天只睡四小时，几乎天天如此。现仍存世的《雍正朱批谕旨》线装本足有一米多厚。十三年间，他写的政务朱批竟达上千万字。在朱批中，常有他自己“办事自朝至夜，刻无停息”的情景：“日间刻无宁晷，时夜漏下二鼓，灯下随笔所书”。“灯下批写，字迹可笑之极”等等。勤政如此，在皇帝中，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然，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雍正肯定有他的思想局限。作为一个人，他的性格也有很大弱点。史书上说他求治心切、喜怒无常、急躁残酷、寡恩刻薄，想来不都是空穴来风。比如他对亏空、侵吞了国库银两的官员一律追缴，甚至查抄家产，就有些操之过急。他在位时，就有人说他是“抄家皇帝”。曹雪芹就是因其父辈家产被查抄后，陷于“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境地的。说句题外话，家财被抄诚然是曹家的不幸，但却是中国文化的大幸。如果没有与以前锦衣玉食生活的对照，曾经的公子哥儿曹雪芹何以能石破天惊，写出“怀金悼玉的《红楼梦》”，成就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之作？从这个角度讲，曹雪芹幸甚，中国文化幸甚。
虽然雍正为百姓做了这么多好事，有这么多的历史建树，但却得罪了官员、地主、士绅。这些人是中国的读书人的中坚，比之平民百姓，他们更有话语权，更能左右社会舆论，更能著书立说。秀才杀人不用刀，作为后世喉舌的他们，当然要竭其所能捕风捉影，甚至歪曲历史，把雍正妖魔化了。而贫民百姓没有文化，历来被称为“愚民”。得了天大的实惠也就是感恩几句，不会传之纸笔。相反，却易于被社会传言所左右，把传言当成饭后茶余的谈资，以致以讹传讹。而曾经得到的好处，却容易被认为理所应当，很快被抛之脑后。眼前的例子是，2006年，中央取消了“农业税”，使在中国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这对于亿万农民来说，是比雍正的“摊丁入亩”、“耗羡归公”还要大得多的实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只过了两年，就很少听农民们提及了，有的甚至已经淡漠忘怀。我想，几十年以后，除了几个写历史的读书人会在书中以不大的篇幅提起外，寻常百姓谁还记得这一惠民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利益？
少年读闲书时记得一句话：黑字写在白纸上，是斧头也砍不掉了。是的，把黑字写在白纸上是读书人的专长，想做一点事，青史留名的人，永远都不要得罪读书人。
2008-04
清朝雍正皇帝是如何治理贪污腐败的?
清朝雍正，是历史上争议较多的皇帝。从他的即位到施政，一直是扑朔迷离，连死都是不明不白，史笔很少。据传他冷面冷心、严刑厉治，对下多苛责而少体恤，许多人称他为“冷血皇帝”。而就是这么一个“冷”皇帝，却作了一篇鲜为人知的吏治“真文章”，史称“雍正维新”.
康熙末年，政事懈怠，文恬武嬉，表面上名称盛世、官清民晏、“永不加赋”，实际上中央过度集权，百官无所事事，人浮于事；官员结党营私，关系盘根错节，相互倾轧；各项杂费繁重，官吏横征暴殓，怨声载道；政策漏洞百出，贪污舞弊成风，名目众多；土地兼并严重，百姓流离失所，贫富悬殊，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到雍正即位时，国库已被大小官员借空，仅存白银八百万两，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雍正就是在这样糜烂的环境和复杂的党争中即位的。为了收拾这个“烂摊子”，他内依十三弟允祥，平息青海叛乱，惩戒兄弟篡逆；外凭一干能吏，实行“雍正改元，刷新政治”，建立了封建历史上较为完备的反腐机制。在当时的改革先驱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名相张廷玉和雍正三大“模范”总督，他们出身不同，出发点不同，采用的方法也各自迥异。
——“不能腐败”的防范机制。三朝宰辅张廷玉，机敏练达、多谋善断，出身于勋贵之家，袭爵而为显官。他处中央机枢之位，统筹全局，因时而宜，致力于建立制度完善的防范机制：一是完善制度。他对全国的刑法、钱法、监查制度了如指掌，同时他长期办事，对官场弊端十分熟习，据此他把各项制度一一加以修正总结，建立了较为科学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并“铁牌定制”，广为宣示。二是严格执行制度。他一方面广开言路，主张对官员的公开监督，认为“事无不可对人言”。另一方面秉公执法，对于贪官，即使是亲哥哥张廷璐，他也决不姑息；对于廉官，即使触怒皇帝，他也舍身相护，是历史上有名的贤相。
——“不需腐败”的保障机制。两江总督李卫，聪明多智、巧于任事，出身于乞丐奴仆，得雍正宠爱而授官。他总督江南，富甲天下，因地而宜，致力于建立“不需腐败”的保障机制。一是高薪养廉。清代官员俸禄偏低，造成了官场公开腐败的奇怪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卫提出“高薪养廉”。江南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他对来往商贾、各种娱乐场所课以重税，用来补贴官员俸禄的不足。二是加大“腐败成本”。对拿了“养廉银”还照贪的官吏，不管数目大小，他拿住了就抄家杀头，软硬齐施，使江南官场贪风大减。
——“不敢腐败”的惩治机制。河南总督田文镜，忠君勤政，公心耿耿，出身于捐官杂途，为求有所作为而出钱买官。他总督河南，官风混乱，因事而宜，致力于建立严刑峻法的惩治机制。一是加强督导，他充分运用手中的权力，对全省的军政、民政、财政、学政各个方面严加监督，官吏稍有差错，他就“拜折参劾”。二是严厉惩处。对于贪官，他历来是酷刑峻法，“小过而施大刑”。他主张官民平等，越是仕绅犯法，越是严加苛责，不留情面，因此全省官员“畏之如虎”。虽然过于偏激，但对当时河南官场“畏刑不畏法”的混乱风气而用，收到了较好的实效。
——“不愿腐败”的自律机制。除了三大“模范总督”之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总督李绂，他清正廉洁、学理精深，出身于状元及第，科举而为官。他总督湖广，文风颇盛，因人而宜，致力于建立以人为本的自律机制。一方面他以身作则。清廉自持，耿介而不妄取，从不收受俸禄以外的任何钱物；另一方面他强调思想教育。多次要求官员组织学习以“清圣祖训”为代表的封建道德观念，希望官员通过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来杜绝腐败行为的发生。对于贪官，他重文戒而轻刑罚，认为“去其颜面而甚过刀斧”，这确实促使了一些好名的仕大夫官员慎于律己、防欲力善，但由于惩戒措施弱化，仍屡有心存侥幸的贪官敢于试法，效果并不显著。
“雍正维新”就是以这四种机制为基础，建立起一整套反腐败、肃吏治的规章制度，其主要措施包括：
“圣祖训示”清圣祖康熙执政清明，留下了许多为官善民的训导格言，可说是封建时代思想道德的至善名言。雍正将之归纳整理成“圣训”十三条，在全国各地修建学宫，诏令全国大小官员、读书仕子学习诵读，对官员也以此为标准进行考功核绩，可说是封建时代最全面普遍深入的廉政教育。
“铁牌定制”雍正对法制建设看得很重，为了完善法制，他指派宰相张廷玉将六部九司的职责制度归纳总结，然后修订整理成文，铸在铁牌上，树给百官观看。为了维护制度的严肃性，他杖杀擅问外官职守的宠优葛世昌，为制度的执行起到了良好的助力。
“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纳粮”清代贪污贿赂名目繁多，诸如冰炭敬、门包、印结费等等，但绝大部分最终都来源于百姓所交的钱粮税费中的火耗部分。当时，火耗弊端很大，大小官员的职务消费、个人补贴都从里面开支，有的官员还从中贪污舞弊，致使有时一两正税竟要收取二两火耗。而且税制十分不合理，连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乞丐也要交纳人头税。另一方面各种赋税差役繁重，而官绅地主却依仗特权，既不缴粮、又不服役，老百姓苦不堪言。为了克服这些弊端，雍正丈量全国土地，改革财税制度，推行“火耗归公”“推行入亩”“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他率先提出“高薪养廉”的观念，把火耗集中起来，接官职大小、事务轻繁分发“养廉银”，既缓和了阶级矛盾，又平衡了官缺乏之向苦乐不均的现象。
铁面御史”“六品钦差”和“密折专奏” 雍正十分注意监督机制的到位，他一方面选拔敢于仗义执言的官员担任监察御史。有名的“铁面御史”孙嘉淦就是因指出制钱弊法、敢于顶撞户部尚书而得雍正赏识，从一六品小吏屡次升官至都御史（最高监察长官）。另一方面经常派出官员四处巡视，搜检官员弊政。田文镜就是以六品职衔钦差山西时揭发了“天下第一巡抚”诺敏的欺君舞弊行为而一举成名。同时他推行“密折”制度，鼓励官员检举其他官吏的不法行为。这样通过长期和不定期监督相结合，明暗监督相结合，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监督体系。
“百官行述”和“停轿接状”雍正在位时期，推行了一系列廉政新举措，“百官行述”和“停轿接状”就是其中的两项。“百官行述”相当于现在的廉政档案，起因在于一个名为任伯安的部曹小吏，他利用在吏部任事的机会，抄下了各级官吏的大小过失，然后以此为要挟，呵斥六部大小官员如同皂隶。雍正以此为鉴，建立了各级官吏的廉政档案，以此作为官员任免的参照。“停轿接状”相当于现在的“首问责任制”。雍正下令，所有官员不论官职大小、职位如何，凡有百姓拦轿告状一律停轿受理，并负追察之责。这些在现在看来，都是比较时新有效的廉政措施。
“矫枉过正”雍正对于反腐败有一段精辟的比喻，他认为反腐败好比弄直弯了的扁担，压直一下再松开，照样是弯的，必须向相反的方向用力扳，再慢慢松开，这样就直了。因此，他主张“治乱用重典”，对腐败分子严厉惩处。即位第一天就连抄了21名贪赎官员的家，随后又赐死了他的亲戚兼亲信年羹尧，腰斩了曾经深得他信任的诺敏、张廷璐。张死时，用身下的血连书七个“惨”字，为历史上大小贪官写下了血的教训。
雍正新政施行后，成效显著。在他在位的十三年间，结党之风大止、吏治也较为清明、人民生活安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国库充盈，库存白银达到五千万两，而且如雍正本人所说，“这五千万两，不是来自百姓，而是来自污吏”，为康乾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起到了良好的“续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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