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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大师刚刚远去，“钱学森之问”则成为中国教育界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近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给新任教育部部长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钱老的疑问，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今天的中国教育的确存在着许许多多让人痛心疾首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深层次的。例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难以突破的瓶颈。ffice ffice" />
钱老的问题应该如何回答，的确值得关心中国未来的全体国人进行认真的思考啊。中国教育寄托着全体国人对未来的全部希望，在所有的中国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支出几乎是家庭中最重要的项目，关注子女的教育和成才也牵动着中国百姓心中那最为敏感的神经。然而，我们却不得不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孩子们千辛万苦地上了大学，拿到了文凭，却对自己未来的人生之路一脸的茫然。因为他们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所获得的能力，出了校门似乎没有了用武之地，而社会职场所需要的素养和技能，他们却根本不具备。于是他们只能重新去学习、去适应、去经历社会实践的打磨。尽管在这些大学生中，的确不乏社会所欢迎的适用人才，但他们的成长却似乎与我们的大学关联不大，他们得到社会的认可恰恰是由于他们在大学期间的离经叛道和另类生存选择。
以致于许多人由此得出这样的认知：大学中那些听话、高分的好学生仅仅适合在校园中生存，一旦离开了校园，他们的人生噩梦就开始了；而那些不大为老师们待见的常逃课、不安分的边缘学生，毕业后进入职场，却能如鱼得水、挥洒自如。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整个高等教育体制和我们整个国家与民族的悲哀啊。从什么时候起、又是何种原因，使得我们的大学教育背离了社会的本质需求，成了华而不实的花架子和虚假摆设了呢？显然，这是个很深刻但我们又必须面对的问题。从表面上说，我们的高校现行的体制完全实行的是官本位之下僵化机制。校长无权决定学校的招生方式、专业设置及教学内容的实时更新，很多教授、博导们在物质利益的驱使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金钱拜物教的忠实信徒，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私欲，将学生当成自家的长工而任意驱使，可以凭借自身的名望和影响而肆意侵吞国家科研经费。而这种现象越是在名校和名师那里，表现得越是耸人听闻和肆无忌惮。国家有限的科研经费高度集中在有限的名师大家手中，却大量地遭遇各种巧立名目、暗渡陈仓式的侵吞和掠夺。试想，这样状况之下的高校教育与科研，又如何能产出钱老所说的杰出人才呢？
我认为，如果将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所处尴尬境地之原因，统统归罪于这个领域中的从业者，当然是很不公平的。它的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因为大学不是世外桃源，它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肌体中的各种病菌和毒素，都会传染和蔓延到大学校园之中。只不过那些社会中的丑陋被移植到了圣洁、神圣的大学校园之后，变得更加触目惊心和令人更加痛心疾首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高等教育诸多弊端的解决，如果不能建立在整个社会环境的综合治理这样的广泛层面上，大概一定是无济于事的呀。因此我认为，就教育论教育，就大学问题论大学问题，其实是毫无意义的，此题无解。根本的解决思路在于，将中国的大学问题的解决作为中国深层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破解中国大学迷局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就追根溯源地突破什么问题。毋庸讳言，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牵涉到复杂的利益群体，如果没有公而忘私的精神，是很难以有什么作为的。
我想到了“叶公好龙”那个寓言故事，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盘根错节、犬牙交错，如果没有高层的决心和强力推动，只是舆论上呼悠一下，老百姓们议论一阵，大学里做些表面文章，兴头一过，状况依然如故啊。从我们社会的现实出发，这个问题的解决恐怕将需要相当的时间啊。至于杰出人才的涌现嘛，中国人力资源基础雄厚，但在诸多体制问题解决之前，也许还难以避免继续呈现“墙里开花墙外红的局面”啊。要真正改变优秀人才大批出国的人才外流局面，不在体制上动大手术是不可能奏效的呀。但愿我们的各级官员能以“叶公”为戒，真正做到公而忘私，不要让国人们期待得太久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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