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家庭 家族企业 |
|
家庭意识规范 |
|
民间集资 |
|
企业家网络 |
|
差序信任 |
摘要：家族企业是具有生存特质并广泛地存在于不同意识形态、制度环境的一种组织形式。改革开放以来，家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用家庭的自然演化和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概括了家族企业的形成，并从制度变迁方向的角度探讨了家族企业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家族企业；社会资本；制度变迁；路径选择
一、组织的自然演化与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家族企业的形成
家族企业是具有生存特质并广泛地存在于不同意识形态、制度环境的一种组织形式，它的形成是家庭的自然演化和社会资本交互作用的结果。家庭是家庭自然演化过程的行为主体。关于家庭这一概念，费孝通先生曾经在人类学上有过明确的界说：“这是由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①。可见，家庭具有生育和延续香火的自然功能。正因为家庭有这种生育的本能，所以会使家庭形成一种向外衍生的自然张力。其引致的直接结果是家庭这个生育社群的基数在不断地扩大，使家庭结构发生转变，逐渐地向家族或者宗族结构演化，最终会形成一个由诸多家庭因子所组成的家族或者是宗族系统，这是一个家庭自然演化的过程。家庭的这一自然演化过程是家族企业形成的一个逻辑起点，它为家族企业的形成建构了必要的网络，奠定了组织架构上的基础。
但是，家庭的自然演化并不是解释家族企业形成动因的全部。家族企业的形成更多地来自于民间力量的外部驱动。张军教授（2001）在讨论企业家精神的发现机制时，提到民间力量是催生企业家精神成长和甄别企业家才能的源泉。家族企业的形成说到底是一个企业家精神成长过程，所以这个过程会受到民间力量支配和推动。而民间力量是一种社会资本，它可概括为三个概念：“规范”、“信任”和“网络”（罗伯特·D·普特南，1993）。规范是伦理和制度上的非正式约束；信任是在人与人交往过程中彼此产生出的一种期待；网络是在人与人交往过程中所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和资源渠道。
就中国这个乡土社会而言，我们可以把民间力量这种社会资本分成四个概念：家庭意识规范、差序信任、企业家网络和民间集资。这四个概念与家庭的自然演化的相互关系如图所示：
企业家庭 家族企业 家庭意识规范 民间集资 企业家网络 差序信任
1、家庭意识规范使企业家行为产生惯性，它是家族企业形成的根本因素。
所谓家庭意识规范是指企业家在长期的“家”文化的感染和熏陶中所形成的思维上和行为上的一种心理定势。这股强大的感染力来自于2000多年的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儒家教义。诸如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礼记》上记载“天下为一家”；《大学》里上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等等。这些教义通过家庭的文化传承功能，在潜移默化中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家”的观念上，并向人们灌输儒家教派的家庭价值观、世界观和道德观。这样，久而久之，使得人们在行为意识上形成了一种较为机械的惯性，这就像物理学中描述的物体在受到外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物体惯性一样，时间越长，这种惯性作用力也就越强。儒家文化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并且它几乎被每个封建王朝所采纳，当作主流文化所延续，是对人们意识控制的主要手段。由此可见，家庭意识规范已经在人们的心智结构中烙上很深的历史印记，很难形成短期非惯性效应。
2、差序信任为家族企业的运作构架了独有的管理体制。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中国社会结构是一种以“己”为中心，推己及人的差序格局。这种差序格局是基于儒家人伦思想所推导出来的。“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不失其伦”②……“伦”的本意是指差等的次序，从而被引申为人与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的纲纪，体现出一种诸如辈分高低的层次秩序。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中，还隐含着一种以血缘、地缘、业缘等为纽带关系的差序信任。它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是形成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根本源头。所谓差序信任是指彼此之间交往圈子因关系亲疏不同所产生出的一种信任变量的离散分布。它具有明显的层级秩序。首先是以血缘为纽带关系的亲戚圈子，维系这个圈子的信任是“孝”和“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③；其次是以地缘为纽带关系的朋友圈子，维系这个圈子的信任是“忠”和“信”，“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主忠信，无友不如己后”④。对此，孔子也曾总结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⑤。因而在差序格局中存在着一条差序信任路线，即“孝” “悌” “忠” “信”。如果将这条路线概念化和制度化，那么就会形成所谓的“礼”，即礼俗、规矩。由于差序信任是基于血缘等关系纽带而产生的，因而它不但存在于整个社会系统，而且也存在于系统中的因子——家庭。在家庭向企业家庭再向家族企业演进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差序信任概念化和制度化的进程。当家族企业基本形成时，差序信任在无形之中构架了组织的管理体制，只不过这种管理体制是非正式的约束，还停留在“人治”和“礼治”交融的初级层面。诸如家族企业独有的家长权威制，就是基于人伦思想的差序信任所作用而表现出来的“人治”；家族企业在起步阶段是没有正式的组织管理体制的，是依靠规矩、礼俗等非正式约束来维系上下层级关系的，因而常会出现“无讼”现象，这也正是差序信任所作用而体现出来的“礼治”。除此之外，差序信任的存在也是导致家族企业内部员工有“自己人”和“外人”之分以及“任人唯亲”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
3、企业家网络是一种社会关系，是家族企业形成的基础资源。
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个概念，它是一种资源。社会学家科尔曼(Coleman)认为网络是蕴含着某些行为者利益的事件，部分或全部处于他人的控制之下，行为者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进行相互交换，从而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不仅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种个人资源。网络的作用在于为个人或组织的交易和协作架构桥梁。企业家网络是企业家的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结构的一种基础资源，它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博弈的结果。就家族企业形成而言，由于受家庭意识规范和差序信任的影响，其企业家网络是以家庭为中心，向外延伸所形成的一系列差序格局。从这一层面上说，家族企业家网络可以分为个人网络和社会网络。个人网络是指与企业家有血缘、亲缘、地缘等关系的人所构成的一个集合，包括家族成员、朋友等。社会网络是指与企业家有业缘关系的人所组成的另一个集合，包括供应商、代理商、金融机构等。由此可见，家族企业家网络可以看成具有两个子集合的母集合，每个人都是该集合内的某个元素。这样，一个子集合内的每个元素都会遵循映射法则去寻找另一个子集合内与之相对应的元素。两个子集合的映射过程是寻找相匹配元素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反复博弈的过程。在反复的博弈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从相识、相知到相熟，建构了一个熟人交易网络，扩大了社会分工与合作，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推动了企业家创新行为。因而在家族企业家网络中，大部分的信息都可以迅速传输得以共享，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只是“一一对应”的以量衡量的经济函数关系，而是嵌于社会结构“一对多”质的社会超链接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说，家族企业的形成是基于人与人之间反复博弈所形成的熟人网络而进行交易和协作的产物。
4、民间集资是家族企业融资形式的一种特质，是推动家族企业形成的经济渠道。
所谓民间集资是一种古典的融资方式，是在以己为中心的差序关系圈内所发生的借贷行为。近年来，由于机会主义者利用民间集资方式进行非道德的不法活动，对社会和国家造成了不良影响。因而民间集资已被政府打入了“冷宫”，扣上了非法集资的“帽子”。的确，民间集资方式是存在着许多不规范的地方，但我们不应该对它作全盘否定，在看到其负面效应的同时，也应看到民间集资对家族企业形成的推动作用。民间集资几乎可以说是家族企业融资方式的一项“专利”。之所以这样说，原因有三：首先，企业家行为受家庭意识规范的深度影响，致使企业家把融资渠道锁定在家庭圈子与朋友圈子；其次，差序信任的存在使企业家网络也呈差序结构，造成企业家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网络所维系的信任程度相对较低，导致企业家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的网络出现“断路”，形成“结构空挡”；最后，家庭和朋友圈内存在着相对丰裕的闲置资金且借贷程序比较简单。由此可见，家族企业选择民间集资方式既是它有别于其他公司制企业的一种特质，也是它出于形势所迫而产生的一种无奈。应该说，民间集资这一内源性的经济渠道，解决了家族企业家在创业初期所遇到的资金周转匮乏的瓶颈，是推动家族企业形成的经济渠道。倘若在家族企业形成过程中没有民间集资为其提供金融支持的话，那么家族企业将会处于“难产”的局面。
二、收益内部化和成本外部化：家族企业制度变迁及其路径选择
前一部分我们用家庭组织演化和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基本概括了家族企业形成的动因，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是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最终使家族企业融合于社会、经济和文化之中，达到某种均衡。这种均衡具体来说是指家族制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家族企业形成初期的发展需要，实现了帕累托最优。诸如企业决策灵活且具有效率，易于以市场为导向而进行相机性权变；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家族圈内的亲情关系，减少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契约成本和监督成本，同时也回避了代理道德风险问题。但是，这种均衡并非是静态的，它会随着家庭组织演化和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中的某一变量的改变而发生偏离，导致结构性失衡和交易费用的上升，使某种组织或某种制度变得越来越不具备效率，从而引致人们去寻求一种具有帕累托增进且能降低交易费用的组织或制度，寻求新的均衡。这个过程也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正是获利能力无法在现存的安排结构内实现，才导致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或变更旧的制度安排）的形成” ⑥（诺思，1991）。随着家族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家族企业形成初期的制度安排已不能与发展中的组织相匹配，企业所无法实现的外部利润也越来越显得泛化，将这些潜在的泛化的外部利润内部化的动机，将会引致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具体而言，家族企业可以通过如下两条路径来实现帕累托增进，变外部利润的泛化为内部化。
1、调整和规范内部产权结构，实现收益内部化。
当前大多数家族企业的产权结构都呈一元结构，所有权和控制权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归属于企业主或家族，并且家族圈内的产权边界混沌，没有清晰的界限划分。这样的一元产权结构通常会造成两方面的负效应。一方面，产权的封闭性使家族企业缺乏社会监督的制衡，易于形成“希特勒”式的独裁主义，从而导致了企业无法跳出个人或家族的控制而独立经营，企业的发展受到个人或家族的严重制约；另一方面，产权边界混沌不仅在家族圈内滋生了“搭便车”现象的土壤，而且为家族企业在产权交接阶段所出现的家族内讧现象按上了“定时炸弹”。这两方面负效应作用的结果，会造成初始的产权制度安排变得无绩效，交易费用直线上升。同时也造成了大多数家族企业长期地徘徊在“长不大”的十字路口。然而，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所期望的目标是降低交易费用，所以，降低交易费用所诱致的产权制度变迁要求家族企业必须调整和规范内部的产权结构，变一元结构为多元结构，逐步实现产权结构的社会化，使得家族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和配置社会稀缺的资源，赢得多元化的外部利润。同时，产权制度变迁也要求家族企业必须界定和明晰产权，减少甚至消除“搭便车”现象，避免家族内讧，实现收益内部化。
2、嵌入区域集群，实现成本外部化。
在家族企业向专业化管理的现代企业制度变迁过程中，大多数家族企业内部往往存在着双重规则。一套是显性规则，它是基于契约关系正式性的制度安排，是一种法治秩序；另一套是隐性规则，也称潜规则，它是基于情义关系的非正式性制度安排，是一种礼治秩序。家族企业在这样的双重互冲规则的运行机制下，必然会产生掣肘和摩擦，造成无序且低效率的状态。在其运行过程中，也无法避免一些空隙和漏洞的存在。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双重规则运行机制中的空隙和漏洞将会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致使企业要花费一笔相当的费用去弥补这些空隙和漏洞，进行高成本的运作，使潜在利润变得希冀。因此，压缩企业内部高昂的交易成本将会诱致家族企业主体在调整和规范产权结构以实现收益内部化的同时，也将斥助于专业市场转嫁内部高昂的交易成本，实现成本外部化，即以关联企业或组织为点，以价值链和社会资本为线，以专业市场为面，嵌入“点线面”相互结合的区域集群（为了方便起见，现以三个关联企业为例，如图所示）。
所谓区域集群是指一组共性和互补性的关联企业或组织在某一地理区域内的集聚。交易规制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组织谱系的两个极端，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的中间组织形态。区域集群就是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一种中间组织形态，它是基于一个功能发达而完善的专业市场而构建的，并且通过这个专业市场的强大的能量从外部采集和吸纳各类相关的市场信息，以密集的信息网络将集群内部企业链接和捆绑在一起。因此，区域集群内的各个企业都能通过价值链和社会资本，迅速找到企业所需的市场信息，从而降低了企业的搜寻成本，分散了创新风险。同时，区域集群的契约结构也从外部引导企业向单重的法治规则变迁，用低成本的交易关系来替代内部高费用的管理关系，使企业获得外部化优势，赢得潜在利润。
注释：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8页.
②③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33页.
④⑤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3页.
⑥戴维斯、诺思：《制度创新的理论：描述、类推与说明》[A].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6页.
参考文献：
[1]（美）诺思.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3]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1.
[5]张军.话说企业家精神、金融制度与制度创新[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6]普特南.创建民主工作[M].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第167页.
[7]李惠斌等.社会资本和社会发展[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8]丁栋虹.制度变迁中企业家成长模式研究[C].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欢迎光临 栖息谷-管理人的网上家园 (https://bbs.21manager.com.cn/) | Powered by Discuz! X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