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数百城市举行游行抗议政府税收政策。
美国民众举行游行抗议政府税收政策。
美国数百城市举行游行抗议税收政策。
美国数百城市举行游行抗议税收政策。
中新社纽约四月十五日电 (记者李静)有组织的美国民众十五日在数百城市分别举行抗议游行，表达对政府税收政策以及奥巴马巨额财政预算计划的不满。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日是美国个税申报截止日，以“茶党”(TEAPARTY)展开的抗议游行活动超过了三百起。示威者在纽约、华盛顿、波士顿、洛杉矶等主要城市进行规模不等的集会，指责奥巴马政府高税率政策、经济救援计划以及高达三万六千亿美元的庞大预算案。“茶党”一词来自一七七三年波士顿倾茶事件。当时美国民众为抗议殖民者的苛捐杂税把茶叶倒进波士顿湾。如今，自称为“茶党”的美国民众携着茶包，举着标语，继续和各类缴税政策作斗争。
在华盛顿，上千民众聚集在白宫附近，抗议政府机构过于庞大、纳税者利益未得保障。在纽约斯塔顿岛，百余名示威者喊着“停止新税”的口号。有组织称，当日计划举行类似抗议活动的城市有近八百个，参加示威的民众或达百万。
为消除民众对税收政策的不满，美国总统奥巴马十五日表示，此届政府已经采取了重要措施，旨在减少民众税赋。
奥巴马称，四月十五日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最高兴的一天，政府的负责人尤其应该在这一天提醒自己对选民负有的责任。
他还表示，他已经要求经济顾问在今年年底前提出简化现行税法的意见。“我想让每个美国人知道，我们会重新制定税法。个税申报程序将更简便，每年的四月十五日也不再是一个让人害怕的日子。”
没有主权，就不能更好的建设人权。谁普遍见到过企业效益下降、生存发展困难了，员工肯自愿降低薪水待遇，能与企业共安危，共存亡的？如果不能这样，岂不是弱智向上集中、危机向上集中吗？这就像今天的美国。
没有人权，就不能更好的建设主权。谁普遍见到过企业效益大好、生存发展形势大好，领导管理层愿与员工共富贵的？能长期有效的经营发展？如果不能这样，岂不是弱智向下集中，危机向下集中吗？这就像今天的中国。
秦晖：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评全球经济危机
两种危机的互动——十字路口的全球化进程
自由、福利双膨胀肯定是有问题的，道理很简单，民主国家不能想收税就收税，但是公共福利开支不能想减就减，这个国家非高负债不可。同样，美国的病因也许就是我们的良药。我们用学习美国的方法来“反美”，左手争福利，右手争自由，这种东西在美国走火入魔了，但在我们这里还是有或无的问题。所谓学美国，其实就是学民主国家，既学他们的自由主义，也学他们的福利制度。
主题：两种危机的互动：十字路口的全球经济
时间：2009年4月11日
地点：银科大厦20层2006室
2009年4月11日，秦晖教授在燕山大讲堂做了题为“两种危机的互动：十字路口的全球经济 ”的演讲，以下为主要内容：
美国人的恶习
全球经济危机是一个大家关注的话题，那么，如果将此次危机与1929年大萧条相比，有何不同？ 1929年危机的特征是投资积累过度，而导致的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在今天的世界上，恐怕中国发生的是这种类型的危机，我们的过剩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一直叫做内需不足。但是中国的危机没有1929年危机的破坏性那么大，因为我们的过剩，由于强大的外需被缓解了。这次由于美国的危机，外需缩减，导致我们的情况凸显出来。
而美国发生的危机，几乎是一种完全相反的危机。我们总是说自己消费不足，但在美国恰恰相反，大家都公认美国人的消费过度导致了这次危机。讲的简单一点，他们过度消费、在全球进行透支，导致信用链条的崩溃。这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种危机。有人认为，这是福利国家的危机。大家知道，福利国家其实是对狭义资本主义的一种对抗，是一种反资本主义行为，就是通过政府行为来逆资本主义的规则而动。
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美国发生的危机有虚拟和实体两个层面。虚拟层面就是次贷，美国人过分支持穷人买房子，而实体危机较为典型的就是美国汽车业。按照众口一词的说法，他们的工会太强大，福利太高，自由的雇佣关系几乎不存在，导致他们的竞争力下降。
有人编了一段通俗的对话解释1929年危机。煤矿工人的孩子对妈妈说，“我冷，为什么我们不生火呢？”妈妈说，“我们没有煤，爸爸失业了”。小孩就问：“为什么我爸会失业呢？”妈妈说：“因为煤太多”。为什么煤会过剩呢，因为劳工太弱势，消费能力不够。但是在今天的美国恰恰相反，有人编了这样一段对话，通用的职工对老婆说，“这个月我们不供房了，因为房价下降了”。老婆问：“为什么房价跌了？”说：“因为政府收紧银根，不贷款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要‘铁饭碗’，企业需要的补贴太多，财政受不了”。“为什么要这么补贴呢？”，“因为我们都要买大房，所以导致我们都不供房了”。
很多人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仍然想用传统的意识形态来解释美国的危机。有些人说，美国还是消费不足，穷人要靠借钱买房，为什么不用现钱呢？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的穷人可以用现钱买房呢？即使他可以用现钱买房，你仍然说他为什么不买一座城堡。消费不足从来不是对消费欲望而言的。同时，消费不足也不是针对贫富差异而言的。古代曾经有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那时没有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消费不足其实就是全社会的消费相对于资本积累而言，资本积累过度，产能太强，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无法容纳。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发生了过剩危机，一个最简单的指标是消费率和积累率的对比。中美几乎是两个极端，在世界主要的经济体中，中国的消费率最低，美国的消费率是最高之一。
因此大家都骂美国人，说美国人有恶习。1929年时我们总说美国穷人如何可怜，但是今天我们嫌他们太挥霍。我们现在的左派也经常说美国人太不象话，如果都像美国人这样消费，要20个地球才够。我觉得美国人的确该骂，他们过度消费，向全世界透支，透支那么大个窟窿出来。讲的简单一点，这个危机就是美国人透支消费造成的一个大窟窿。美国人的恶习的确该骂，但真正的问题是美国人为什么会有这个恶习呢？是资本主义制度吗？按照以前的说法，资本主义制度其实应该造成相反的现象，消费不足才是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福利国家的弊端吗？也很难说得通，因为美国不是福利国家的典型，欧洲比美国更加福利国家，但也没有出现这种恶习。
有人说和经济制度没关系，可能和文化有关，叫做美国消费文化，美国人就是喜欢超前消费。而我们中国是相信天人合一的，因此很会克制自己，所以我们是低消费的。这样的说法太悬了，因为一谈到西方文化，我们就会想到韦伯，韦伯提到过新教伦理。与消费文化恰恰相反，新教伦理说新教徒都有禁欲、节俭和积累的现象。美国人大多数过去都是新教徒，现在也仍然是新教徒，他们的消费行为怎么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这里我还要说一句，其实美国人的消费也是说变就变的。最近几个月美国的储蓄率正在很快回升。你要说这是文化，恐怕很难说通。
美国人的“宝葫芦”
其实直接原因很简单，美国人超前消费就是因为有个宝葫芦，那就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就是美元的全球透支功能。全世界都认美元，美国可以随意发行。谁拿着这个宝葫芦不会超前消费呢。我们能拼命的印人民币去世界上消费吗？不行的，全世界只有美国可以。
问题在于美元真的是宝葫芦吗？有人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和黄金挂钩，就不会发生这种危机。但由于美国无力给全球美元提供兑金，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这里有个问题不好解释，布雷顿森林体系是谁逼美国建立的吗？不是的，是它自己要建立的，那时正是美国如日中天的时候。为什么会垮掉呢？因为美国相对而言不那么强势了。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的时候，全世界反美舆论欢欣鼓舞，包括中国人。我最近翻一翻旧日记，在1972年我是18岁的知青，在离县城200里路的小山村里插队，还曾写了一首打油诗叫“美元危机”。这里有个问题，最强势的时候是有制约的，不强势了反而没有制约了，这能说得过去吗？ 总而言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美国滥透支有很大的危险，这个危险不只是对别人，对美国人来讲也是很危险。正因为这样，后布雷顿森林时代，美国当局一直把它们的巨额逆差，向全世界透支当成一种不好的现象而力图改变。他们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就怨天尤人。比如说怪中国，说我们向他们倾销，但这是没有道理的，是美国愿意买。但也不能说美国的怨天尤人是装出来的。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这样无限制的超前消费，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出大问题。
今天美国发生问题，很多人都说“我早就预料到了”。比如写《货币战争》的先生说他一年以前就预料到了。我们发展研究中心的王健先生说，他五年以前就预料到了。其实你看看美国的舆论界，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人做这种预料。不管是学者还是政论界，很多人都讲这样很危险，包括美国当局也这样讲，但就是解决不了。为什么解决不了？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原因不在于经济制度，也不在于文化，那是不是和政治制度有关呢？我觉得可以从这方面去考虑。我是支持民主的，而且我认为中国也要民主化。但是我并不是民主浪漫主义者，民主也会有它的问题，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尺蠖效应”。我们需要政府，授予它权力，所谓授予权力就是约束我们的自由。我们为什么要授予它权力，约束自由呢？因为我们希望它能承担责任，给我们安全。这个安全包括广义的安全，就是社会保障、福利……这就有两种选择，有些人认为我需要更多的保障，要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授予政府比较多的权力。这就是所谓福利国家。有些人认为政府权力太大很危险，可以侵犯我的自由，所以希望政府权力小，但也不敢奢望它能承担多大的责任，这叫自由放任国家。
从逻辑上来讲，这两种做法都是宪政民主下的自有之义。如果非宪政状态就会出现一种现象，这种社会也会有左派和右派，但是左派和右派都是看“皇上”的脸色行事的，“皇上”需要左派因为他要扩张权力，“皇上”也需要右派，因为他要推卸责任。这么搞就会使统治者变得权力很大，但是责任很小。权力大，大家的自由就被侵犯了。责任小，大家的福利就没有了。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的。
为什么要有宪政制度呢？宪政制度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让统治者的权责必须对应。我授予你权力是以你承担责任为前提的，我不允许你只有权力而不承担责任。但是民主制度在某些条件下也会产生一种反向的“尺蠖效应”。其实老百姓和皇上在人性的局限这一点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都从自己考虑。为什么民主国家的老百姓会把右派选上台，因为老百姓希望有更多的自由。但如果要取消福利，老百姓很可能就不干。为什么老百姓会把左派选上台呢？因为老百姓希望有更多的福利。如果左派上台要减少自由，老百姓还是不干的。换句话说，民主制度下会产生一种和专制制度下相反的“尺蠖效应”。左派上台福利要提高，但是自由不能减，右派上台自由要提高，但是福利不能减。这样的结果就会使自由和福利双膨胀，这是不能持续的，道理很简单，你又要高福利，又要低税收，这怎么可能呢？自由意味着不能劫富，福利又要济贫。从理论上讲，统治者的权力最小化，又要他的责任最大化，这就会出现问题，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实际上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有这种现象，只不过看它能走多远。这种现象走不了多远就会碰到问题，碰到问题当然就会出现一些小危机，逼得你不得不改变。如果你走得很远，本来不该持续的东西，却持续的很长，窟窿肯定越来越大，一旦暴露了，就会更严重。
以美国而论，从罗斯福新政到肯尼迪•约翰逊时代，美国都在向福利国家发展。罗斯福搞新政要使穷人免于匮乏，肯尼迪约翰逊讲“向贫困宣战，搞伟大社会”。但后来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70年代整个西方出现滞胀，使得凯恩斯主义破产，美国出现向右转的趋势。从尼克松上台，一直到小布什，这30多年虽然也有克林顿，也有比较左的几年，但是大体上被称为保守主义回归的时代，也就是美国向右转的时代。虽然被称为向右转的时代，但这30多年间，美国财政的实际趋势却相反。无论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扶贫济老，还是在增加妇女及少数主义机会等各个方面，政府的作用都在明显加大，这些方面的财政开支增加了4倍之多。也就是说，右派上台并没有把福利压下来。欧洲也有这样的问题，所谓右派执政的典型就是里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毫无疑问是反对福利国家政策的，她一再讲她上台要搞改革，要结束公共开支难以控制，国家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但是她上台以后就发现这个事情做不成。撒切尔夫人连续当了两届首相， 7年过去英国的社会保障开支反而增加了1/3。在她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候，觉得实在忍无可忍，就搞了一场税制福利改革。这个改革刚一公布，就引起强大的反对，大家把她赶下台。撒切尔夫人的第二任期实际上没有任满，之后接替她的梅杰马上宣布取消改革。
福利、自由双膨胀的问题
研究福利的学者也指出，在议会民主条件下很难减下来福利，充其量是能够延缓它增加的速度。右派要搞福利改革，往往是说得容易，做得难。话又说回来，削减福利无所作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别的方面就无所作为，压缩不了福利，但是可以增加自由。怎么增加呢？政治自由老实说不知道他们还能走多远，已经自由到这种地步了，而且在这方面，左派和右派也没有什么区别。
实体经济的自由、基本财产的自由，国家不能强制拆迁，这些早就已经没有什么余地了，还能怎么提高呢？于是所谓的增加自由，基本上是朝虚拟方向发展。讲的简单一点，原来允许你自由交易有形资产，后来可以交易无形资产，也就是信用，最后信用的信用也可以交易，最后衍生的链条越来越长。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动力其实就在于我刚才讲的，左派、右派争相讨好老百姓。按照以前的说法左派是比较亲穷人的，但这里有个问题，右派就敢得罪穷人吗？民主国家不管左派还是右派，都要靠多数票的。
在美国左派经常说我要建立一个福利社会，右派说我要建立一个“业主社会”。 “业主社会”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当“业主”，实际上就是要让穷人当“业主”，因为富人早就是“业主”。左派说我上台国家就会照顾你们，右派说国家再照顾也是寄人篱下，我让你们自己“抖”起来不是更好吗？“业主社会”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当老板，实际意义就是要使美国穷人都要有自己的住房。不是穷人要有房住，而是要有自己的住房。美国公共政策中，住房问题大概是仅次于就业问题的。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住房法案》，一直到70年代美国国会曾经11次通过《住房法案》，为住房保障层层加码。
他们认为住房政策的核心已经不是穷人有房住了，是穷人当房主。哪一个国家能够让穷人当房主？即使是高福利的瑞典，也不过是给穷人提供公屋。让穷人当房主，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一个办法也就是用低首付、长周期的按揭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的次贷照我看，是从罗斯福时代延续的一个传统的极端化。美国从罗斯福时代就推出了低首付、长周期的按揭，而且总的趋势是首付越来越低，按揭周期越来越长。
所谓次贷无非是增加了两个创新，第一就是所谓的可以再按揭。也就是说，如果供房有困难，你可以以房价提高为理由，把升高的那部分作为抵押，再借新的贷款。第二个做法就是按揭的证券化，讲的简单一点就是银行把钱借给你，明明知道你是不还钱的，但是它可以把高风险债权再卖给别人。为了鼓励发债银行发放这种贷款，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两房”，用我们的话说这是政策性公司，既然是政策性的公司，为什么还要上市？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制度延续下来肯定是要出问题的。“两房”中的房利美是罗斯福新政时代建立的，两个创新也是在克林顿时代发展起来的，严格说都是左派执政的时候。美国1999年废除了监管比较严的法律，这个创新的闸门最后被拉开。在小布什执政的8年，次贷有非常大的发展，最后窟窿暴露了，而且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美元全球透支功能的作用下，这个窟窿透支到全世界，大家都麻烦。
次贷的确是个馊主意，说穿了次贷就是为穷人买房，给全球投资者下套。有人说这是一个类似于传销的游戏，的确也是。但是穷人和直接贷款行在这个游戏中都是上线，下线就是最终买了这些风险债权的大投资商。基本上都是那些跨国投资商。按照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美国次贷按揭大概有70%都在雷曼兄弟手里。贷款行没有破产，而那些投资银行大量的破产，他们的股东全球都有，因此全世界都有人破产。
但是，如果没有次贷，也会有别的问题。因为自由、福利双膨胀肯定是有问题的，道理很简单，民主国家不能想收税就收税，但是公共福利开支不能想减就减。不用说美国，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像东欧这些国家现在的处境和美国也差不多，也出现高消费的危机。这种超常消费，首先会造成高负债。自由、福利双膨胀的国家，劫富不可以，济贫是需要做的，那就完了，这个国家非高负债不可。更重要的是它会造成消费者的高负债，因为自由和福利都会推动消费。有福利的人敢花钱，自由多了大家就会花钱，尤其是信用自由，这是一个消费杠杆，它还会放大消费能力。你越自由，消费权利就会被释放得越彻底，甚至会被超额释放。
美国这样的国家大量负债，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大量的印钱，那会产生通货膨胀。第二个办法就是发国债，谁来买？正好世界上有另外一类截然相反的国家，肯定是低消费。这些国家就是天然的买主。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贫穷的中国人补贴富裕的美国人，也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有人说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很怪的现象，有一帮人只消费不生产，有一帮人只生产不消费。
既然这样，民主制度不要了吗？其实我要讲，美国这种情况是很特殊的，别的国家如果这样早就出问题了。不可持续的东西，竟然持续如此之久，这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要有一个透支工具，这就是所谓的像宝葫芦一样的美元，不管印多少全世界都认。这个条件只有美国有，欧洲、日本都没有，只有美国可以搞这么一个大窟窿。但是这个条件还不够，大家知道借钱毕竟不是抢钱，还要有人愿意借给你。恰巧中国，可以大量长期的借款给美国。
截然相反的两种国家互为条件，构成了一种有趣的互动。这两种国家哪一个都是以对方作为条件，没有中国向美国输出大量的廉价商品，只要一张白条，就是顺差，同时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美国人的恶习不会被惯到今天。反过来讲，如果没有美国的巨额外需，中国的过剩危机早就会爆发。在平时好像大家觉得都不错，在这种游戏中美国人得到了高消费，中国人得到了高增长，有人说这叫做“利益共同体”。但是这种“利益共同体”玩下去，会是什么结果呢？最终游戏玩砸了，双方都埋怨，美国人埋怨中国人向它倾销，中国人埋怨美国人开动印钞机就把我们的血汗钱卷走了，而且美元一贬值，我们的白条就全部作废了。
但是又很奇怪，危机一旦爆发，双方虽然互相抱怨，但实际上互相的依赖好像也明显升级。美国窟窿越大，就越希望中国买更多的美债。而中国过剩危机越严重，就越希望保住外需。我们的《劳动合同法》也不怎么提了，增加出口退税。总而言之，我们要想办法把我们的商品卖得更便宜，美国人不是消费能力下降了吗，我们要卖得更便宜，否则外需就很麻烦了。
就程度而言，这次的危机显然不能跟1929年相比。要度过这一次的危机，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是十分难。但是这个机制会不会发生变化呢？如果不发生变化，只是糊了一个盖子把窟窿盖住了，我们照样玩游戏。最后窟窿越来越大，我们连同盖子掉下去了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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