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已患上了制度迷恋症
今天的中国，如果你与任何一个自以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进行一次涉及当前某些现实问题的谈话，那么你必定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这是制度问题”或者“那是机制问题”。
比如，人们说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效率低下效益不高是制度问题，因为公有制度下人们谁也不关心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人们说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也是因为制度问题，因为在一切旧的体制下，人人都被迫成为腐败网的一部分；人们说某些官员为何表现不佳，是因为现行的制度下不会将杰出的人才遴选出来；人们说知识分子为什么缺乏科学精神，因为现行制度不鼓励独立思维；为什么司法系统中有腐败，因为司法制度不独立；甚至当遭遇态度恶劣的商业、金融服务人员时，那也都是制度问题，因为在现有制度下国有企业无法出现良好的服务态度……
人们说的似乎都颇有道理，但结果却是一种如此时髦的悖论出现了。所有人都知道今天的中国社会问题成堆，从最高层的决策者，到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似乎一切都迫切地需要刷新。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却是，整个社会又恰恰被包围于一种普遍的强烈的惰性情绪之中，这种情绪中又蕴涵着某种盲目的乐观———人人都期待那个既具体又抽象的“制度”发生变化之后，然后相信之后的一切都会向良性的方向发展。
仔细地观察中国社会的很多微小的组织，它可能是一个领导机关，一个政府部门，一家公司，一份报纸，或是一所大学，几乎所有的领导者与员工们都喜欢高谈阔论“制度建设”，但每个人却不愿意为制度建设付诸自己的实际行动，他们的态度似乎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个人的作用是渺小的，不值得信赖的，只有依靠整体制度的整体改变，才是有实际意义的。于是，当前的中国社会陷入了这样一种情绪，人们迷恋物质上的成就，迷恋整体制度，却不相信个人的创造性，甚至排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窒息个人的创造潜能。
大概在1997年前后，我曾在四川省《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国企改制不能只见制不见人》。当时说的就是国企改制不能把眼睛一味地盯在企业制度的转换上，简单地“一卖了之”，而严重忽视国企厂长经理和全体职工这个“人”的因素。问题是当时有些国企厂长经理和不少职工对企业制度转换非常看好，认为这是解决国企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所以，在当时也很容易就出现了国企改制的热潮。现在看来，有些地方上的国企在改制以后，甚至重组变成了民营企业之后，企业中的某些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在当时就提出来国企改制既要推进制度创新，又要活化企业中人的因素，而人的因素在企业中是至关重要的。
人们似乎仅仅是环境的产物，他们不能改变现有的发展方式，不能创造性地改变历史轨迹，而只能作出被动的反应。中国社会今天表现出的思想上的保守与沉闷，是因为人们，尤其是知识精英，放弃对自身力量的信仰，他们忘记了法国哲学家伯格森在一个世纪前的洞见：“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
只见制不见人，过分地迷恋制度，而严重忽视一切制度建设中“人”的因素，不仅仅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问题，也是当今中国人思考问题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惯性问题，更多的则是人们对自身懒惰的一种陈词滥调式的自我安慰。这种自我安慰就是当今某些中国人对社会对国家和对自己的极端不负责任，这也就是当今中国某些事情经常办不好，新老问题层出不穷的主要根源之一。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要真正地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尽快从只见制不见人的制度迷恋摆脱出来，还必须重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是因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社会上的一切制度问题都必须要靠人来推进解决和落实的，制度并不是包揽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患制度迷恋症者，折射出人类最大的二个弱点——畏惧（或者称为自贬）和懒惰，乃至维护自身利益的假糊涂。
这个题目值得讨论。
飞猫周围就有一个挺喜欢说什么是制度问题的人。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不重视制度、也不理解制度的叶公好龙之辈。
虽然制度问题确实是一方面原因，但最关键的问题是人！那些推说是制度问题的人，往往是想找借口推卸自己的责任，这是人心不正、人的价值取向、路线方针指导思想有问题！
如果人心不正，人的价值取向、路线方针指导思想有问题，那么所有的有利因素都会变成不利因素；反之，如果是正确的，再不利的条件也能走出来。条件不利，能比20世纪初那形势更不利吗？那个时候，什么八国联军、西方列强、日本侵华、军阀混战、洪水猛兽、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但那时中国有毛泽东，他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正确务实、富于穿透力的指导中国革命的英明远见，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而且身边有一批杰出的精英，结果，许多不利因素终于被正确的价值取向、路线方针指导思想转化成了有利的因素。
如果人的价值取向、路线方针指导思想正确的话，如果身边有一批贤人智士的话，那么一切不利因素都是次要的。一些人老是说中国物质上的一些不利因素，但那些物质不利因素不会比日本严重吧！日本的国土面积是中国的1/20，人口是中国的1/6，人家那么狭小的国土，那么贫乏的资源，能够养活那么多人，中国为什么做不到？这究竟是人的问题，是价值取向、路线方针指导思想的问题？还是物质的问题呢？！
…………
其实，无论我们干什么，无论还是做老板还是当员工，无论对内的管理，还是对外的扩张，都是在从事一个行业，那就是跟人打交道的行业。与我们开战的不是那一桩桩生意，而是人！这是最根本的。所以，真实了解自己、了解他人、了解对手，是保证我们在决胜中取得胜利的前提。正如军事家孙子的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人才，是国家、企业首要和根本的要素。就经营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人都是第一重要的。国家、企业之间的差距从根本上说是人的差距。
知识在人才的大脑里。这是最根本的谁也拿不走、抢不去、复制不了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人才，无疑是社会经济的中坚力量，催化着经济的繁荣，主导着社会的进步。
天下之争其实就是人才之争，历史证明，诸雄争霸，争的就是人才。善于“留育人才、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者，往往是最后的胜利者。人才，是最重要、最具可变性力量的使财富倍增的杠杆。
中华智慧古书《黄石公三略》开篇语：“夫主将之法，务揽众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
……
参考一：
19世纪，世界科学中心从法国转移到德国。20世纪20年代后，科学中心则从德国转移到美国，科学作为一种成熟职业在美国完成了定型。美国的高等院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成为从事基础研究的当代科学家最活跃的舞台，而大型企业则是从事应用性研究的科学家的集聚地。
1945年二战结束时，美、英、法、苏四国攻占柏林，苏联为了补偿自己在战争中蒙受的巨大经济损失，第一件工作就是急急忙忙地将德国工厂的机器设备大量拆卸，搜集金银珠宝，装上火车，运回国内。正当苏联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前后后，悄悄地把许多造诣颇深的德籍科学家、专业技术人员，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他们同意前往美国。从事后两国获得的长远利益进行比较，苏联显然远不如美国聪明，可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这些德国科学家在此后几十年中推动了美国科技的进步，为将世界科学中心从德国转移到美国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在核能科学研究、航天科学发展等方面，德国科学家的贡献最大，他们使美国科技远远领先于世界，为确立美国全球霸权地位奠定了雄厚的科技基础。
美国此举并非偶然，事实上，美国决策者一直把争夺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作为一项国家战略。
参考二：
打破财富500强的管理神话：http://bbs.21manager.com/dispbbs-212768-1.html
网友回复：
中国是世界上制度最健全的国家，不信，你总结以下《关于禁止公款吃喝的规定》，30年了，估计颁发了超过2000个文件了。
你看看，光是一张嘴，就有2000多个文件，其它的如《关于禁止公款旅游的规定》、《关于严格限制楼堂馆所的规定》......
一句话，有啥问题就有啥规定！王八翻筋斗，一个龟腚接一个龟腚！谁还能说制度不健全？
可悲的是，没有一个《龟腚》是被认真执行的。想想也罢，《宪法》里还"龟腚"了集会的权利呢，谁享受过？
网友回复１：
没有人去执行制度，那制度就是墙上作为摆设的画。
此文的确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依赖制度患者的心理问题。
制度本来就是个与人息息相关的东西，是大家都认同且会去执行的规则，其根本要旨是公平，不公平的制度是特权制度，是限制别人而方便自己的制度，自然是制度出而自废，毫无用处。
制度本来就是个与人息息相关的东西，是大家都认同且会去执行的规则，其根本要旨是公平，不公平的制度是特权制度，是限制别人而方便自己的制度，自然是制度出而自废，毫无用处。
制度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人的问题，什么样的领导人就会要求什么样的制度。
企业、国家之道，在公与平。凡政令措施，不能普及全民利益，则民心散矣；民心既散，政令不通，国必衰疲。再者，世事本无十全，故利害权宜之处，所审尤慎，即目今民主原理之真谛，亦以多数民意为依归，此古今政治不二之理也。
纵观历史，持德者寡；展望当前，持术者多。此乃世间之常规也。
那些迷恋体制的人，一种是为了持续保证自己的特权利益，而不管他人的死活、组织的长远发展；一种是因为对现有的强权感到畏惧，害怕自己成为强权下的利益牺牲品，于是连挑战的勇气都没有了，他们不敢针对人只敢针对制度发出他们懦弱的声音。
…………
“你是人民代表，有要求我的权利。”
“各地都暗设门槛，专科生到哪都投不出一份简历，难道大专生连去农村当教师都这么难吗？”这两句话出自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景、两个身份迥然不同的人，这不是一次对话，可在时代的大背景中，这又是一次极有启发意义的对话。
上面的两段话，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同朴实的农民代表顾双燕讲“大实话”的一句对白，顾双燕将农民的烦心事讲给总理听———“我讲出来供您参考，不是要求您”，温家宝认真地回答：“你是人民代表，有要求我的权利。”时间是10日上午，地点是人民大会堂。
……
虽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几十年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但社会贫富差距却是越拉越大，这一点很危险。针对社会精英的约束制度始终就像墙上的摆设一样，这也是当今人民公仆的失语之处，也难怪老一辈人怀念毛主席时代的民风淳正、路不拾遗……。人类，始终难以克服畏惧、懒惰和自私的弱点。
谈得很好
不能遵守的制度只能成为摆设
这个世界不缺聪明人，但缺少遵守规则的人。。
最后搞得大家都很浮躁，很想给自己找个合适的借口
希望楼主能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思考下去，
本着务实的基础，在当今形势下怎样改变人们的道德价值观。。
谢谢stormbird兄的支持，您也要多多谈点意见呀，多多指正飞猫。
…………作为企业家，都会面临诸多难题：堆积如山的工作，排山倒海般滚滚而来资讯，突然发生的变故，管理层、投资人和客户无止境的要求，难以调教的员工，始终在变动的挑战，能让自己疲于奔命，感到挫折、恐惧、焦虑和不知所措，以致感觉破灭自己要取得的商业成就与个人成就的梦想。
随着企业规模的逐步扩大，随着工作阻力的慢慢增加，他们就会觉得这样下去实在不值得，从而放弃努力。其实这种人已经有了恐惧感，他们害怕失败，害怕大家不认同，害怕发生意外，害怕失去已有的东西。他们并不满足，却已经投降。这种人很有才干，却因此不敢重新冒险，从而不能将人生挑战进行到底。
不过，作为一个企业家，有时成为一个充满信心与活力的卓越领导者，比成为一个活力尽失、在挣扎无助中度日的领导者更容易，前提是他需要知道如何让下属甘心卖命。注意，是甘心，而不是被迫。忠诚，起源于上层。
在此，飞猫不由想起了中国企业领袖李嘉诚先生，向来访的企业家所询问的话：
当我们梦想更大成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更刻苦的准备？
当我们梦想成为领袖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服务于人的谦恭？
我们常常只希望改变别人，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改变自己吗？
当我们每天都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们知道该怎样自我反省吗？
参考文章：当我们梦想更大成功的时候——中国企业家拜访李嘉诚
http://bbs.21manager.com/dispbbs-213690-1.html
…………
企业家就像是一位乐团的指挥，他做梦都想激励、调动起所有员工的力量，使之尽可能多地做出贡献，帮助他演奏出赚钱的华丽乐章，让他赚到更多、更多的钱。然而，对许多企业家而言，这注定是一场难以实现的梦，因为他们就像一位愚蠢的指挥，忘了善待员工，以致轻松地关闭了员工们情愿付出的大门。
想像一下这样的场面：一位交响乐团的指挥，准备让买票进场的观众欣赏一场高水准的演出，但是他却转身去面向观众，留下音乐家们独自奋战、辛苦演奏，结果会怎么样？是的！这注定是一场最糟糕的音乐会。因为指挥没把音乐家放在眼里，后者就会用消极怠惰来“感谢”他，并搞砸一切。
企业家是员工的守护神，员工的问题就是企业家的问题。企业家握有选择权，你可以选择忽略他们的需求，也可以选择满足他们的需求，聪明的企业家总试图了解员工需要什么，接着就想办法满足他们的需求。不断询问他们两个问题：“你需要什么？”和“我可以帮上什么忙？”随时都在旁边关心他们。对聪明的企业家来说，这个职务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他能对员工提供一臂之力。
优秀的企业家会认真看待自己的员工，以及他们在工作或个人方面的问题。他了解每个人能付出的毕竟有限，因此当他尽力为下属解决问题的同时，相对地，他们就可以做出更多的贡献。
薪水和奖金相当诱人，然而对一些人来说，金钱并不能引发他们效命的动机，但给予重视却能达到这个目的。每个人都渴望被认为有价值、受到重视、赢得他人的尊重，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一幅无形的标志，上头写着：重视我！
没有一位员工会记得五年前得到的奖金，但是有许多人对企业家的溢美之词，会永远铭记在心。优秀的企业家会不吝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没有一件事的影响力，比及时而直接的感谢来得更为深远。优秀的企业家给予员工的是温情、平等与宽容，所有这些合成一个词就叫尊重。这也是IBM的核心文化价值观之一：尊重个人。
………
西方《君主论》一书里有这么几句话：
“一个君主在部下畏惧自己的同时，应该努力争取他们对自己的爱戴。只有两者的结合才是良好有效的。如果不能争取他们对自己的爱戴，也至少应该避免遭受部下的憎恨。君主切忌不要染指部下应有的利益，因为他们容易忘记自己父亲的死，却不容易忘记自己财产所遭受的掠夺。 ”
“一位君主如果害怕人民更甚于外国人，他就应当建筑堡垒；如果他害怕外国人更甚于人民，他就应当抛弃堡垒。君主最好不过的堡垒就是不要被人民所憎恨。因为即使你拥有堡垒，如果人民憎恨你，任何堡垒也都保护不了你，因为当人民一旦拿起了武器，外国人就会帮助他们，这是少不了的。”
………
中华智慧古书《黄石公三略》有云：“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故禄贤不爱财，赏功不逾时，则下力并而敌国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赡以财，则士自来；接以礼，励以义，则士死之。 ”
飞猫浅以为，黄石公三略这本书，其实是一本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领导管理之道，虽然历经千年，依然值得人们学习并对照自己的言行，温故而知新，每天进步一点点。
…………
“向总理提出要求，像总理那样面对”一文，与“好婚姻，绝对是可以预期”一文，异曲同工。对当前许多领导人来说，说之易，行之难。不过，这却是现代管理与传统管理的根本区别之一；这是领导者必须学习的“孙悟空”式的分身之术，它激活了自身蕴藏着的领导力巨大能量的真正源泉。它把领导者从事务性、常规性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使他们有更多时间与精力，关注、开拓新的领域，构思企业更好的发展战略……
因为人们太执着于自己历来的、传统的成功方式，所以在开始行动之前，已经局限了范围，已经限制了自己走向更高、更多成功的可能，在今天这个道德日益败坏、文化价值观迷失混乱、社会经济动荡的今天更是如此。
太多的人想改造这个世界，但没有人想改变自己。环境不会改变，解决之道在于改变自己。许多的人不成功，就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改变自己，传统思维和习惯束缚了他们的发展，我们现在处在快速变化的时代，惟有改变自己才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和成功！
曾经有一位大主教在自己的墓志铭上写道：“小时候，我发誓要改变整个世界；大些了，我努力改变我的祖国；后来，我想我能改变我居住的这个城市；直到临死之前才发现，我只能改变自己，从而影响他人，乃至影响整个世界”。
做个实验试试：你对别人说，把手放在额头上，同时你自己的手放在嘴巴上，十个人会有九个将手放在嘴巴上。试试看？
怎么样？有没有体会到一个真理：别人是看你在做什么，不是在听你说什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先士卒的将领才可以带出义无反顾的勇士。躲在安全地带指挥别人往前冲的人，永远没有带动力。
《黄石公三略》有云：“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失权。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国弱，威多则身蹶。”作为企业家，必须道德、能力两手都要硬，缺一只手都不行。人本管理的另一层含义：“企业家本人不行，什么都是浆糊。”企业家、经理人，都需要才德兼备，缺一不可。
在栖息谷，有很多关于管理的帖子，探讨怎样管理别人，其实说白了就是能按你的要求做事，令行禁止。但不知家人们有没有想一想，别人凭什么心甘情愿的听你的？你高人一等的职位？才干？财富？智慧？还是你的人格魅力？一个是“要我做”，一个是“我要做”，动机的不同，动力的不同，其变化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司马迁有段著名的评论说得好：“子产治郑，民不能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 一个领导者，若能把这三点都做到了，面临再大的敌人与困难，也会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好婚姻，绝对是可以预期：http://bbs.21manager.com/dispbbs-214048-1.html
…………
欢迎大家多多提出自己的看法乃至相反的看法，百花齐放，才是正理。
制度迷恋症，这个词语还真的是说到点子上了。我觉得我之前的公司老总就是个狂热的制度迷恋者，而且中毒很深。每次换一个部门主管，都必须让人家拟定一套制度，就算以前的制度已经很受用了，都还是要求别人再制定一套制度，于是让新的管理者挖空心思再修改制度，再执行~~弄的员工刚适应完之前的制度，又得去适应新来的主管建立的新的规则~~~汗啊，结果是流程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一个简单的事情非要折腾大半天，跟跑到政府机关办事一样，耗上半天才批得下来……公司由于长期内耗，加上老总对员工的不信任，人员流失率过高，老员工都光了，现在公司也摇摇欲坠了……心寒啊
制度迷恋症，这个词语还真的是说到点子上了。我觉得我之前的公司老总就是个狂热的制度迷恋者，而且中毒很深。每次换一个部门主管，都必须让人家拟定一套制度，就算以前的制度已经很受用了，都还是要求别人再制定一套制度，于是让新的管理者挖空心思再修改制度，再执行~~弄的员工刚适应完之前的制度，又得去适应新来的主管建立的新的规则~~~汗啊，结果是流程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一个简单的事情非要折腾大半天，跟跑到政府机关办事一样，耗上半天才批得下来……公司由于长期内耗，加上老总对员工的不信任，人员流失率过高，老员工都光了，现在公司也摇摇欲坠了……心寒啊
有些事就跟生活中常见的许多婚姻一样，彼此都是较好的人，为啥都感觉不幸福呢？却为何又都不改变自己呢？
孙少平兄所言也正如飞猫现在的写照，习惯于侃侃而谈，而对于行动、行动，再行动，却比较缺乏。谈得多，必然做得少，反之亦反。孔子的弟子曾子说得好：““吾日三省吾身，……”当然，每个人都受自己的思想、心态、抱负、环境等影响。就像一些人能当企业家，一些人只能当员工，一些人可以当老师……
现在的中国人，并不像历史上一直以来的以“天朝大国”的心态自居。相反，畏惧（自贬）心态比较严重，有些崇洋媚外。君不见，中国加入ＷＴＯ之际，国人高呼狼来了，好像就要全面溃败了。现在呢？君不见，中国经济主流学家言必称西方经济理论，现在美国的经济怎样呢？
上大学的时候一同学就总结出来一句“生存的方式在于做”
至今我仍然没有在做。可怜，可恨，可悲。
好贴，收藏了。
制度迷恋症，我觉得与人的本性也有一定的关系，毕竟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改变现有的制度说不定就会损害到自身的利益，于是久而久之，得过且过，就成现在这样了
楼主真是忧国忧民的大好中年
最近在准备考试，其中有种题目叫论证有效性分析，有点养成习惯了，也把楼主的文章当题目来简单分析一下，若有不当之处请指点：
1.文章题目有歧义，中国向来就注重制度，只是过去是王权当道，制度是为了方便管理人。现在各行各业都有制度，人们的重视与理解更强了，正如前面说的言必称制度。至于用迷恋一词就不太恰当了。
2.制度与“有效的制度”之间有混淆，不能因为不好的制度没有效果而批判制度本身，应批判的是那不好的制度
3.以偏概全之处较多，绝对性的话太多，例如“今天的中国，如果你与任何一个自以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进行一次涉及当前某些现实问题的谈话，那么你必定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这是制度问题”或者“那是机制问题”。”
4.真正关心制度的人，不会是单一的某个人，要么是管理层，要么就是整个社会群体的共同结论，至于中国人已患上制度迷恋症，用中国人更加注重制度对绩效的影响才更恰当。
5.制度是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而个人是属于运营性的因素，结构大于运营已经是业界的公认。另外人与制度也不是二个对立面，作者一味的比较希望突出人更重要意义不大。“人才，是国家、企业首要和根本的要素。就经营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人都是第一重要的。国家、企业之间的差距从根本上说是人的差距。”企业最初的创立者是人而不是制度，这个时期人是最重要的，但是到了成熟期，就如今日的肯德基、GE等大公司，换人并不会换公司的价值观和使命，影响的无非是业绩的高低，但是它靠的根本还是制度（其实这个“制度”这个词本身这里的范围就被扩大了）
政府是大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不幸的是政府没有做出表率。
一人做主的封建社会，是没有制度可言的，就算有，也是一个人的制度，他掌握生杀大权，遵守制度和不遵守制度，决定于那个人的利益需要。
15楼的兄台过奖了。忧国忧民谈不上，也许在一些人眼里，有些好高鹜远了。儒家经典的人生道路：修身齐家……，是我们应该加以遵循的正确的人生游戏规则，只有先改变了自己，才能逐步影响到周围。
就常规而言，对自己的生活不负责，却一味忧国忧民的男人，对家人来说更像一个躲避现实的弱者。今天也并非像毛主席“国将不存，何以家为”时间紧迫的危亡时期，不能相提并论。
第一楼的文章，飞猫见此文写得不俗，有见识，故而转贴过来，与大家共同探讨，共同进步。
至于兄台所写的五点，因为清明节假日的缘故，飞猫会在后天左右逐一回复您。
楼主对于制度的因素在现实的夸大，分析很透彻。不过用迷恋还是不够确切，除了对制度的迷恋，还有对制度的恐惧。在庞大的社会机器运转过程中，过度夸大制度和规章在现实当中的作用，忽略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很可悲。
可悲的地方是对社会制度的认同，并且这个认同下所形成的世界观很悲观。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制度的巨大惯性造成的（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一方面如你所说是个人的自我贬低造成（认为个人在制度面前无能为力）。
基本同意楼主的分析
但楼主的文章并没有找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汉语言文字而形成的国人特立独行“取象类比”的“象化思维”模式——
通过对东（中）、西方语言文字、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西方的表音语系产生了“量化思维模式”，而中国的表义语系，则产生了“象化思维模式”，如图示——
那么，什么又是科学的思维呢？
追根溯源，科学的思维源自于西方的语言文字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概括地讲，西方科学的思维五大原则是：精确、量化、分解、逻辑和规范，可称之为“量化思维模式”。思维导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思维工具；思维导图在中国推广应用之缓慢，实质是反映出了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冲突、交融！
你和我、我们中国人，在五千年悠久历史的语言文字和社会文化发展中，形成的思维模式又是什么呢？——“象化思维模式”，与西方的思维模式相比较，我们的思维模式是特立独行的“取象类比”思维方式，它不求甚解的局限性、劣根性等，在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经济时代更加暴露无遗！
我们的国人是长于思考的，通常我们的行为是思考清楚了再行动！但问题是：象化思维模式往往认识、记忆、思考、分析事物时，关注的是属性、整体性和大局观，这是优点但同时又是缺陷，即很难达到对事物精确、量化、分解、逻辑和规范的认识和掌握，其发展已经到走过了辉煌、达到了极限，必须学习、掌握西方科学的“量化思维模式”、必须借助于脑力开发工具，脑力才能得到有效突破与发展！
这是我们讲大道理，人人都能讲的头头是道，而行动、执行往往难于落实,尤其是25岁以上的成人，象化思维模式已经成一种定势和习惯，对待学习与创新基本处于拒绝状态，即使迫不得已必须学习新知识，也是感觉很痛苦！还有国人学英语，为什么绝大多数都半途而废呢？……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都是中西方思维模式的本质差异所造成！
西方的量化思维模式，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迄今为止最为先进的物质文明；国际互联网络的诞生与发展，其本质是量化思维模式发展的必然与极致。因此，无论我们的目标如何设定，我们要想突破、创新自己的思维模式，就必须学习和掌握西方的量化思维模式。我们唯有学习和掌握了科学的思维模式，才可能结合自身的 发展需求，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体系，才有可能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兄台的这段话说到点子上了，制度与人，精英与平民，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制度的前提是人的思想、素质和行动。
网友回复：
这几天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说白了制度的前提是人的素质，思想。
人的素质到了某种程度就需要什么样的素质，民主现在看来还是遥不可及。没用的，就算官僚不逐利了，还有地痞逐利。中国人现在已经成了逐利的动物，再好的制度都挡不住蝗虫般的中国人。
说白了制度和股票的权证一样，是创设的东西。群众是怎么样的，就创设怎么样的制度套住你们。
飞猫回复：
说得好。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没有人民的愚味、自贬，何来社会精英阶级对基层人民的奴驯、贪婪自私呢？何来组织由盛而衰的腐败、灭亡呢？我们换个角度看问题，如果让现代人回到奴隶制、封建制社会，人们会接受吗？绝大多数人都会回答：“不会”！袁世凯“百日复辟”的闹剧，就是人民眼中活生生的历史见证！如果让古代人来到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环境下，又将是怎样一个场景呢？要么精神行为错乱、一踏糊涂；要么在遭受严重的打击之后，洗心革面，努力改变自我，融入到现代生活中来。
历史进程如流星赶月。现在有许多人面对今天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层出不穷的科技发明与日益更新的技术应用，面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政治经济改革、社会风气……持怀疑乃至抱怨、愤恨的态度，但是，如果对他们说：“你们感觉现在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有人愿意回到从前吗？回到改革开放初期吗？”飞猫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回答“不愿意”。这就跟工资待遇一样同样也是刚性的需求，人们对它的普遍心理是——只能涨不可跌。这是不可逆转的天下大势所趋，岂能以一国之政要、企业家、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民心者，得天下”智慧大理！当然，如果领导者不想把国家、企业做大，宁愿落后于历史流星赶月的步伐，宁愿像温水煮青蛙慢慢被其他人吃掉，则另当别论！对此，我们的金庸老爷子也会笑说：“各位英雄好汉，这就是咱们的武林江湖呀，人在江湖飘，那能不挨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
这一切，印证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善始者繁，克终者寡”！
盖天地之道，日中必移，月满必亏，泽满则溢。人之道，泰则骄，逸则奢，骄奢既起，恶则随之，此所以召祸也。福则反是，所以积善得长享也。盖人之性，处艰困之中，莫不惕励恐慎。既得志也，则放逸纵情。故今古豪雄，善始者繁，克终者寡。霸吴者夫差，亡吴者亦夫差也。
…………
纵观历史，每一次大的政治经济变革都伴随着一场思想文化的变革，常常是是新的思想文化先于政治经济变革实践而形成，思想文化的大辩论、大鸣放、大字报，常常是国家政治经济急剧变革的先兆。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无奈、迷茫、困惑，一种求是、求志同道合者、求解决之道……外显的强烈需求和表现。
例如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近代的“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那些率先感受到先进的生产方式、先进的思想、观念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开来，并逐渐渗入到社会公众的生活方式当中，形成了新的政治文化，从而成为推动改革社会的巨大力量。在西方，反映早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规律内在要求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和理论广泛地传播并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并经过长期的历史的积淀内化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到后来，它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建立的大众心理基础。
今天我们处于全球性金融风暴的大变革时代，同样，必将是新的思想文化先于政治经济变革实践而形成，这将是全球国家政治经济急剧变革的先兆！
网友回复：
其实作者有个根本问题没看清楚,
那就是制度改革是幌子
真正的目的,人家是改成私有化,
按楼主的意思,
那些现在的大富大贵们怎么可能会一夜暴富呢?
并且怎么能把持国器高居各等级的庙堂呢?
飞猫回复：
ＸＸＸ兄的话一矢中的。就像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导致了社会急剧的动荡与混乱，国家、人民的大量财富短时间内大量流失，转移到新兴金融寡头手中。昔日的超级大国，一夜之间就被西方世界的文化战争兵不血刃的瓦解了。
问得好。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界定一个问题：订立制度最根本的、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tracert兄回复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笔作枪，展开一番思想的博奕。
网友回复：
如果不介意的话，楼主能回答一个问题吗：
为什么华人一到自由国家就能获得诺贝尔奖（科技类的，不包括和平奖和文学奖），在国内死活就不行呢？
任凭楼主吹得天花乱坠，满天神佛，还是难以解释这个事实吧？
飞猫回复：
XXXXX兄反问得好。
在国内死活就不行，用飞猫的话来说：“天下之乱，在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在于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在于学术不讲；学术不讲，在于诚信之道不立也！”这是领导干部人心不正、价值取向和路线方针指导思想有问题！精神文化有问题！用企业的话来说：就是企业文化有问题！
为什么在毛主席百废待兴的困难时期，民风淳正、路不拾遗，人们还能做出了原子弹，建立起工业体系的基础呢？为什么我们今天拥有比以前这么优越的条件，道德败坏，世风日下，没有什么令世人瞩目的创造发明？没有诺贝尔奖呢？看看今天中国学院们教出来的学生素质与他们的高收费相对比，可想而知上位者的价值取向、路线方针指导思想、能力素质的问题了。
难道今人与前人相比，真的有几十年的差距？为什么人们常常不满足于自己的财富？却常常满足于自己的智慧呢？
ＸＸＸＸ兄应该看过不少张宏良先生的文章，张宏良先生的文章可以作为飞猫的部分回答。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此乃人心情理之中的事，无可厚非。这就像农民工不断涌入到经济发达地区，昔日各国人才不断涌入到美国；昔日的大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
历史，往往会惊人的重复着。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外历史盛世时期以及各国建立初期在“人心孰正、价值取向和路线方针指导思想”等精神文化方面具有惊人的共有雷同之处，反之亦反矣。例如中国的贞观之治，扬汉武之威的“文景之治”（参阅：http://bbs.21manager.com/dispbbs-214097-1.html）；引领美国走向世界霸主之路的清教徒精神（参阅：http://bbs.21manager.com/dispbbs-214137-1.html）……
现在的中国人，并不像历史上一直以来的以“天朝大国”的心态自居。相反，畏惧（自贬）心态、懒惰心态、乃至维持自身利益的假糊涂心态，都比较严重，有些崇洋媚外。君不见，中国加入ＷＴＯ之际，国人高呼狼来了，好像就要全面溃败了。现在呢？君不见，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言必称西方经济理论，现在美国的经济怎样呢？……
如果说现代的虚拟经济主宰了实体经济，那么人们的精神文化则主宰了物质世界。现在的中国人精神文化，与毛泽东那个“八国联军、西方列强、日本侵华、军阀混战、洪水猛兽、天灾人祸……层出不穷时期的人们相比，孰高孰低？孰优孰劣呢？今天美国人的精神文化，与华盛顿总统、罗斯福总统时期的先贤们相比，又如何呢？
飞猫的一管之见，请多多指正。共同交流，共同进步。
兄台所言有理。看上去，好像有些定义不清。其实，企业与国家的制度，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乃“万道同源，殊途同归”也。
探讨制度与人，与探讨企业管理的集权与分权是一个道理，骨子里都是什么动机呢？那就是钱，是利益，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这也是中国为什么始终把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在战略首位的缘故。同时，也是国家、企业忽略了领导干部、广大人民精神文化的培训教育，导致今日道德败坏、世风日下、素质不强的原因所在。这也是毛主席为什么始终重视思想文化教育的原因所在；为什么在红军革命队伍里，破天荒的设置了政委一职的原因所在。这也是跨国企业始终注重企业文化、注重人的品质原因所在。
赚钱是人人都必须追求的高尚目的，是义不容辞的神圣的天职、光荣的使命。它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动力，是现代职业精神的一种体现，是创业精神、创造财富、创建基业的根本基石与动力。不断的创造财富，是老板和所有员工最大的、最为一致的目标，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技术、文明得以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
但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不能误入到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违法乱纪的迷途中，因为它是社会动荡、民风败坏、人心不正……的根源。正如易经的辩证性思维一样，什么东东都有正反两面性。
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不免受一种特殊力量的驱使，这种力量可以轻而易举地剥落紧裹我们人性的外衣，将我们完全裸露在阳光下，并公正地将我们圈定在纯洁与肮脏的图版上，以致让我们所有的辩护都变得苍白无力，无论我们多么伶牙俐齿，它就是检验我们人性的试金石——“利益”。利益，是光照人性的影子，在它面前，一切与道德、伦理有关的本质都将现形，且一览无余。
利益似乎无坚不摧，它可以把本可彼此平静度日的人、种族、国家，拉将在一起，彼此尔虞我诈，刺刀见红。在那些投机、骗局、陷阱乃至诽谤、污蔑和诋毁，以及残酷无情的血腥争斗和强盗式的掠夺中，我们都会发现追逐利益的影子。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我们是自己心灵的主人，倒不如说我们是利益的奴隶更准确。先哲司马迁说得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在这个世界上，除去神，除了真正圣贤之人，没有不被利益迷失过心智的人。可这二种人（俺是无神论者），在我们的人生长河之中，能见过几个？！人情千古多重金，常人难以抗拒诱惑，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正如财富、权力、智慧、成功之道往往只掌握在这些少数的圣贤之人手中一样。他们可以视其为奴隶把玩于掌上，而我们则视其为宝贝性命，由此可见人与人的差距有多大！
正如“华尔街之子”J·P摩根在“金钱托拉斯听证会”上对众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主席所说的著名论断：“在金钱、财产、人格三者之中，人格最重要，金钱买不到人格”。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只有无能的人才会干那些令人不齿的勾当。摩根相信自己，哪怕现在突然失去所有财富，他依然可以凭籍自己的智慧与努力，东山再起，再创辉煌。亦正如美国超级资本家、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说的一句话：“如果把我剥得一文不名丢在沙漠的中央，只要一行驼队经过———我就可以重建整个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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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夺取利益的动机有三点（有第四点吗？！）：
１、许多人看到高于自己的人欺己太甚，心理就不舒服了，凭什么“你作威作福，我须受苦受欺？” 纵观历史，国家、企业的败亡原因，大都源于此。
２、一些人看到跟自己一样的人占了一些便宜，心理便不平衡，凭什么“你吃肉、他喝汤”呢？ 国家、企业内部的腐败、争权夺利、推诿懒惰，大都源于此。
３、少数人能力确实高于众人，看到自己与他人享受同等的待遇，心理更不平衡，凭什么“拿他们跟俺相提并论、鱼目混珠，俺真是羞于为伍！”国家、企业内部的分裂、闹独立，大都源于此。古之名将韩信和盗国奸雄袁世凯，就是历史的见证；今天的步步高总裁段永平因为“观点有分歧，发展受限制”离开小霸王，就是典型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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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智慧古书《黄石公三略》有云：“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
治国之道，在公与平。凡政令措施，不能普及全民利益，则民心散矣；民心既散，政令不通，国必衰疲。再者，世事本无十全，故利害权宜之处，所审尤慎，即目今民主原理之真谛，亦以多数民意为依归，此古今政治不二之理也。国家、企业亦然也。
纵观历史，持德者寡；展望当前，持术者多，此乃常规也。
从远古直至今天，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他的行为将无法长期持续下去！这是人类所具有不可磨灭、不可颠覆的天性，因为这些天性，所以古今中外的争端和战斗在不断的产生、演变、进化、轮回……
人，永远是第一位的、根本的要素。制度、法，都是因人而生、因人而变的。君不见，秦始皇的法，可谓周密严明残酷吧？为什么胡亥继位之后，大秦帝国就崩溃瓦解了呢？这难道不是老子与儿子的巨大差距吗？封建社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高贵的思想对吗？
人比制度更重要，并非否决制度、法的重要性。制度与法的重要性，在于监督领头人在带领大家共同富裕的前进路上，尽量避免和纠正自己的错误、迷失方向。正如唐太宗的名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另外，唐太宗规定自己的诏书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英明决策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有点象他的学生）。一个昔日全球人民都朝拜尊奉的帝王有此胸怀，实值得人们反思学习呀。在这里，飞猫不由想到一个令人深思的小故事：
有一种奇怪的虫子，叫列队毛毛虫。顾名思义，这种毛毛虫喜欢列成一个队伍行走。最前面的一只负责方向，后面的只管跟从。生物学家法布尔（Jean-Henri-Fabre）曾利用列队毛毛虫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诱使领头毛毛虫围绕一个大花盆绕圈，其他的毛毛虫跟着领头的毛毛虫，在花盆边沿首尾相连，形成一个圈。这样，整个毛毛虫队伍就无始无终，每个毛毛虫都可以是队伍的头或尾。每个毛毛虫都跟着它前面的毛毛虫爬呀爬，周而复始。几天后，毛毛虫们被饿晕了，从花盆边沿掉下来。
这个故事告诉飞猫：思考，而不要盲从。决策需要民主，领导需要权威，两者是辩证的矛盾统一体。上若政出多门，下必乱行其道。正如像道路交通法规一样，正如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一样。可惜的是，今天这个制度，有些名不符实。一贯英明有远见的毛主席被捧上了神坛，被林彪、江青等居心叵测的人所利用，犯下了大错，就是历史见证。
至于德与法谁更重要的问题。我想历代朝代兴亡更替的历史，同样可以解释清楚。
不是迷恋制度，而是说明制度本身还是有问题！
楼主真是忧国忧民的大好中年
最近在准备考试，其中有种题目叫论证有效性分析，有点养成习惯了，也把楼主的文章当题目来简单分析一下，若有不当之处请指点：
1.文章题目有歧义，中国向来就注重制度，只是过去是王权当道，制度是为了方便管理人。现在各行各业都有制度，人们的重视与理解更强了，正如前面说的言必称制度。至于用迷恋一词就不太恰当了。
2.制度与“有效的制度”之间有混淆，不能因为不好的制度没有效果而批判制度本身，应批判的是那不好的制度
3.以偏概全之处较多，绝对性的话太多，例如“今天的中国，如果你与任何一个自以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进行一次涉及当前某些现实问题的谈话，那么你必定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这是制度问题”或者“那是机制问题”。”
4.真正关心制度的人，不会是单一的某个人，要么是管理层，要么就是整个社会群体的共同结论，至于中国人已患上制度迷恋症，用中国人更加注重制度对绩效的影响才更恰当。
5.制度是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而个人是属于运营性的因素，结构大于运营已经是业界的公认。另外人与制度也不是二个对立面，作者一味的比较希望突出人更重要意义不大。“人才，是国家、企业首要和根本的要素。就经营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人都是第一重要的。国家、企业之间的差距从根本上说是人的差距。”企业最初的创立者是人而不是制度，这个时期人是最重要的，但是到了成熟期，就如今日的肯德基、GE等大公司，换人并不会换公司的价值观和使命，影响的无非是业绩的高低，但是它靠的根本还是制度（其实这个“制度”这个词本身这里的范围就被扩大了）
飞猫今天发了一些贴子，不知兄台看后，现在持什么观点？
现在的国民党也并不比以前的国民党强多少，陈水扁执政多年，台湾经济都是呈下滑状态。蒋介石只是碰上毛泽东这个百年一遇的伟人，人比人，气死他了。
第七点，有问题。回顾历史，古今中外的先贤们，都有架起制度放在自己头上伟大事迹，例如毛泽东、周恩来、华盛顿、林肯、洛克菲勒……，只是这种人是少之又少，属于熊猫级别的稀有国宝。还有比尔·盖茨等富豪勇于捐献自己财产给社会的现实例子，都是光照人性优秀一面的镜子。
人性的伟大还是有的，例如母性伟大无私的一面。另外，将自己绝大部分财富捐献给社会，中外法律上有这一条硬性规定吗？世界比尔·盖茨能有什么压力呢？美国人民仇视他的财富吗？毛泽东为革命一家死了六七口人，巨额稿费全部捐给党，后人也没有享受什么福；周恩来死时个人存款只有七千多元，没有一分钱海外存款，没有子女，中国老百姓所熟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你说，这是人性的伟大，还是被迫于更深层次的压力？
换个角度看问题，如果伟人能像母亲一样坚强，人民好比子女一样弱小，你说伟人有没有可能像母性的光辉一样伟大无私？当然，依现实世界的常规而言，人性更为丑陋一些，深层次的顾虑也是有的。
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没有人民的愚味、自贬，何来社会精英阶级对基层人民的奴驯、贪婪自私呢？何来组织由盛而衰的腐败、灭亡呢？同理，没有追随者的德才兼备、精明强干，又何来时代伟人们人性光辉伟大的一面？何来组织的由弱变强的繁荣富强呢？
在西方，反映早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规律内在要求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和理论广泛地传播并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并经过长期的历史的积淀内化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到后来，它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建立的大众心理基础。
如果没有这样的大众心理基础，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建立能成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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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封疆大吏们的帮助来维护国家的生存发展，比依靠广大官员的帮助更加难以维护。因为君主发现周围有许多人认为自己是同他平等的。因此他无法按自己的旨意随意指挥或管理他们。而君主如果是在广泛获取一致共识的民意基础上来维护权力，他就会发现自己是鹤立鸡群的人，周围没有人不服从他或者只有极个别不服从者。”
中国古代的汉武帝为削弱诸侯王势力，采纳了主父偃的“推恩令”策略，令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这就是领导人在广泛获取一致共识的民意基础上来维护权力的策略。
今天的华为，任正非说：“……在超越平均线以上的部门，要对正利润、正现金流、战略目标的实现进行排序，坚决对高级管理干部进行末位淘汰，改变过去刑不上士大夫的做法,调整有一线成功实践经验的人补充到机关。 ”这同样也是“推恩令”策略的翻版。（见“任正非：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决策”一文。另外，据媒体报道，任正非个人只拥有华为1%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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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如果领导人能将征途中的每一个阻碍、困难，视为了解、强化自己的机会，而不是自怨自艾，这会让自己更强大。而自己越强大，别人的影响力就会越小，这并不是件坏事。领导人就能在领导危机的高墙外找到出路。困难、压力越大，进步才越大，反之亦反。正如毛主席的一句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走过艰难之路——布满艰辛、不幸、失败和困难的道路，不仅会铸就领导人坚强的性格，领导人赖以成就大事的实行能力亦将应运而生。在苦难中向上攀爬的人，知道什么叫千方百计地去寻找方法、手段，让自己得救。处心积虑地去吃苦，是卓越领导者笃信的成功信条之一。正如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也许有人会讥讽，认为没有比想吃苦再傻的了。不！没有不幸体验的人，反而不幸。很多事情都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那些实现了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梦想的人们，有谁不是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吃苦所得到的，是将你的事业大厦建立在坚实的地面上，而不是流沙里。人要有远见，只有长时间的吃苦，才有长时间的收获。
圣人大过，贤人小过，庸人无过。人们除非历经了许多艰难和教训，否则无人能够变得伟大或更优秀。我们喜欢享福、轻松、团结、和谐，但只有危机、艰难、对立、冲突才能激发人类进行深层次反思、吸取教训，这也是乱世之中英雄、哲人辈出的原因。例如古代战乱频繁的春秋战国、秦朝时期……，英雄、哲人，层出不穷。历史，往往会惊人的不断重复着。正如古人所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一管之见，请多指正。
中国非得遇上大危机，并重演“优生劣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才会穷而思变，乱而思治。否则，现在有几个达官贵人，愿意从自己的腰包里大把大把的掏银子出来？！就算有少数人愿意掏出来，可在其他人的眼中，就成了刺眼的另类，你拦在大家发财的公交车门口，孰可忍孰不可忍？！这里存在一个“君子道消、小人道长”还是“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的问题。全球性金融风暴的大变革时代，正是考验我们中国政府执政能力、代表人民利益的关键时期了。
新中国建立之初，毛主席、周恩来总理与开国功臣们奉公守法、以身作则、一心为民，他们是诚信的、善良的，同时也是掌握大权的。所以，子率之以正，孰敢不正？正所谓：“正己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
没有良好的武力与经济就没有良好的法律，哪里有良好的武力与经济，哪里就必然会有良好的法律。没有强权的诚信是懦弱的，缺乏忠诚的追随者；没有诚信的强权是暴虐的，必有阴谋的反叛者。我们必须把诚信和强权结合在一起，必须使诚信的成为强有力的，或者使强有力的成为诚信的。
懒人经济~~
网友回复：
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
==========杀兄的智慧,霸占弟媳的胸襟,牛啊!
飞猫回复：
看一个人，是看他的优点大于缺点，还是缺点大于优点，看他对大多数人的贡献多寡与否。正如飞猫前面所说的：少数人能力确实高于众人，看到自己与他人享受同等的待遇，心理更不平衡，凭什么“拿他们跟俺相提并论、鱼目混珠，俺真是羞于为伍！”李世民雄才大略，成就非凡，不愿自己委屈求全，瞧不起兄弟，成就自己的王业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荣誉的桂冠本来就应该属于最强者。
《黄石公三略》有云：“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失权。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国弱，威多则身蹶。”作为领导者，必须道德、能力两手都要硬，缺一只手都不行。人本管理的另一层含义：“企业家本人不行，什么都是浆糊。”
至于霸占弟媳的事，在古代，女人如衣服，这是当时普遍的价值观。这与李世民富国强民的统治相比，不足道哉。成大事者可以不拘小节。
网友回复：
领导的话都能让人振奋一下。但是，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
飞猫回复：
确实，领导的话能让人振奋，问题在于只见语言而迟迟不见行动，不解决实际问题，没有信用可言。现在的官员们，比毛主席时期的官员们相比，品质与能力的差距真的有几十年吗？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就算是世界上最实用、最美丽、最伟大的制度或人也无法行得通。
人们用来判断你的能力的真正基础，不是你脑子里装了多少东西，而是你的行动。人们都信任脚踏实地的人，他们都会想：这个人敢说敢做，一定知道怎么做最好。我们还没听过有人因为没有打扰别人、没有采取行动或要等别人下令才做事而受到赞扬的。那些在工商界、政府、军队中的领袖，都是很能干又肯干的人、百分之百主动的人。那些站在场外袖手旁观的人永远当不成领导人物。
所以，飞猫人才第一论的另一端就是“信用第一论”。
天下之乱，在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在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在于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在于学术不讲；学术不讲，在于诚信之道不立也。
一管之见，请多多指正。
完全同意本文观点。
记得很多年前，好几十年了吧，有个局长外出吃饭，回来把发票给会计要报账，那会计就说， 局长大人，这是你私人吃饭的帐，按照规定是不能报销的。好说歹说，最后还是拿着票出来了。
大家肯定会想，这一幕还没完，局长亲自来报顿饭钱，这小会计还默默唧唧不买账，太不给面子了嘛。戏剧性的结局就是，这会计啥事儿都没有。没被穿小鞋，没被揪辫子，顺顺当当在那单位继续干下去了。
今天再发生这一幕是什么结果？是局长来报账还是秘书来提前预支？是吃顿饭还是附带两条硬中华三瓶五星茅台？ 我不得而知。
难道，这也是制度的问题？我们做账的会计制度、会计准则有问题?
易礼兄所言有理。毛主席时期的官与民，改革开放前的人，都是比较正直善良能干的，乃至有些脱离实际的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讲私利的雷锋精神，这一点与毛主席平素鄙视金钱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全然不像现在“一心向钱看”，导致精神文化堕落，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还自吹自擂有多能干。两者，都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清教徒“拼命的赚钱，拼命的省钱，拼命的捐钱”的价值取向、精神文化值得人们学习。
1962年8月，雷锋因公殉职后。1963年1月7日，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1963年3月1日，朱德题词：“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刘少奇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周恩来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此后，掀起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向雷锋学习的热潮。此后，每年三月五日便成了全民学雷锋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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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飞猫不由想到我们尊敬的朱容基总理，他给会计学校的题词就是“不做假帐”。中国企业，现在能有几家企业不做假帐？恐怕没有一家不做假帐。当然，这里面也有税费过重的问题。
今天，别说吃饭拿烟拿酒报销之类的事，就是自己亲人红白喜事的花费、嫖娼都可以找公家报销，何谈其他呢。
忠诚，起源于上层。作为弱势群体的下属，上级怎么说怎么做，你紧紧盯着他有样学样，相对而言是没有错的。他说大话没有行动，你也可以如此。正如西方的某些法律一样，弱者诉讼强者，其举证责任由强者承担，而不是弱者。
这一切，正如一句老话：“上梁不正中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中国传统的“唯上论”人治思想，必须充分吸取借鉴西方的民主制度思想精华，就像唐太宗“民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就像毛毛虫故事那样“决策需要民主，领导需要权威”，两者若能有效结合，才是真正光明的、有前途的。
善辩的飞猫,旁征博引
人的社会属性太过复杂，如某楼某兄说的，的确是个大题目
做人其实也就那样简单
社会的弊病其实终究也是归结到人，只是知道是人的原因而已。人也是无奈的个体，儒家讲的好：人之初，性本善。姑且不讲人性是不是“本善”，但向善之心终究是有的，个体是弱小的，修身哪就那么简单，平凡老百姓没这样的能耐。
荀子讲，人是需要教化的。教化可以是死的，也可以是活的。很认同飞猫家人强调人主观能动性的观点，同样面对教化，有些人是主动接受，并在此基础上自我延伸；有些人是被动接受，更有甚者是带有抵触情绪的。
中国自古强调为儿师表，而新中国立国之初就将教育立为国之根本。既然飞猫家人讲到了制度的问题，这里也就顺便说一下本人的一些看法。
中国的教育水平大家深有体会，是真的很不好。这肯定是有制度的问题，但又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我想说的是，资源是限制中国教育发展的很重要因素。中国人太多了，不是一般的多，套用某小品的台词说“那是相当的多”。学经济学的都知道投入和产出是什么样的关系，教育也是这么个道理。人均资源是投入，国民素质是产出。我们人均资源低到什么程度，没有数字举证相信大家也有个底。然后我们就有了这样的国民素质，我指的是整体水平。
当然，教育不仅限于学校教育，教育应该是立体的，全社会性的。我对多年以前在某杂志上看到的一篇故事仍有记忆：说是某国一小青年在河边钓鱼，遭到了路过的陌生成年人的严厉斥责，原因是那小青年把钓到的不满某尺寸的小鱼放进了鱼桶里（在该国有明确法令不准渔杀某尺寸以下的鱼）。
什么时候我们的国民教育能到这个水平，那也就令人欣慰了。
有制度总是好事.
坏的结果并不是制度本身造成的.
面对劣质的执行力, 规定更多的制度来妄图规范制度的执行,是无济于事.
树立健康社会价值观,才是核心问题. 而新价值观的树立,需要倡导者强大的公信力.
说的很不错，很多东西都由于制度的存在，而限制了人的发挥，而人们又习惯于安逸，不想去打破，或畏惧而不敢去打破，从而导致社会及人的发展的停滞不前！
无规矩不成方圆
从古至今，有人的地方肯定有制度
出了事情，总要找一个借口，这就是所谓的“管理不行”，“制度问题”。然后再根据问题，提出解决的想法，而没有真正的去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再多的制度没有执行，问题永远存在！
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人的问题！
中国的教育水平大家深有体会，是真的很不好。这肯定是有制度的问题，但又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我想说的是，资源是限制中国教育发展的很重要因素。中国人太多了，不是一般的多，套用某小品的台词说“那是相当的多”。学经济学的都知道投入和产出是什么样的关系，教育也是这么个道理。人均资源是投入，国民素质是产出。我们人均资源低到什么程度，没有数字举证相信大家也有个底。然后我们就有了这样的国民素质，我指的是整体水平。
当然，教育不仅限于学校教育，教育应该是立体的，全社会性的。我对多年以前在某杂志上看到的一篇故事仍有记忆：说是某国一小青年在河边钓鱼，遭到了路过的陌生成年人的严厉斥责，原因是那小青年把钓到的不满某尺寸的小鱼放进了鱼桶里（在该国有明确法令不准渔杀某尺寸以下的鱼）。
什么时候我们的国民教育能到这个水平，那也就令人欣慰了。
kumuwuxin兄所言人口太多确实有理。不过，把投入与产出，说成是教育问题的障碍，还是不对的。中国人对于子女的教育，都是舍得花大价钱，有人计算，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农民不吃不喝10多年存钱才能实现，为的也是儿女能跳出农门过上好日子。由此而知，这已经不是资源限制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是严重的借口。中国老百姓常说的几座大山，学费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目前与将来最大的客观问题之一，就是人口太多。任何一个小问题，乘以13亿人口，都会变成大问题。中国每年新出生的人，相当于一个东京的总人数，这种罕见的人口压力如不能解决，制定任何美妙的经济计划，都有可能是画饼充饥。
2005年1月6日，中国人口总量首次达到了13亿。中国1982年的人口总量为100818万人。短短23年的时间，中国人口增加了3亿，平均每年增加1300万人左右。（可参考中国网的数据：http://www.china.com.cn/economic/zhuanti/2006figures/txt/2007-01/09/content_7628950.htm）
所以，中国政府自毛主席开始坚定的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是英明的、有远见的。反之，提倡者必然是祸国殃民、居心不良的奸人之辈；或者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愚味短见之人。
我们假设一下：他日中国真正的国强民富，成了超级大国，像美国今天的消费能力一样强大，面对13亿人的巨大消费力，全球的资源和财富够吗？会不会引发大规模的战争呢？再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如果全球性金融风暴持续恶化，人民生活、企业发展、社会经济会怎样呢？……此一时，彼一时也。人口多是优势，同样也是中国的劣势。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中国要像超级大国一样国强民富，是一件非常困难、任重道远的泰山之任。先哲韩非子说得好：“……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换言之，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如果不能与资源和财富的增长率同步，如果不能与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增长率同步的话，必将导致社会就业岗位严重不足、社会动乱、战争纷起！看看今天大学生就业难的社会性问题，看看中国社会就业岗位每年平均到底增加多少，我们就可以洞若观火了。如果长此以往的继续下去，其结果如何呢？可怕呀。
人口问题是人类的一个世界级难题，人口的爆炸已成为全球的最大困扰之一，它已严重危及了人类的生存进程。
回顾历史，人口数量的增长往往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同步的关系，经济愈发达，人口就愈多，是经济发展的特征之一。而人口的数量规模又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一国人口的最高峰期，往往也是一个朝代的全盛时期．但同时又是这个朝代盛极而衰，发生大变乱的前夜时期。而每在大战乱时期以后，则人口必得到锐减。
在历史上，人口规律已经被许多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此乃是社会不安定和动荡的最大根源之一。如明代学者徐光启、清代龚自珍、魏源等均曾指出：“生人之率，大抵30年而加1倍。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而垦田不增且日分田小，是以社会不安”。从中国历史看，人口在社会安定的时期，隔代而倍增的规律是明显存在的。只有受到战争、大灾荒、大饥荒等遏制人口发展因素的影响，这一规律才会受到限制。
…………
在古代尧舜禹汤人口稀少、生产力低下的原始时代，男人不用耕种，野生的果实都足够一家人吃的；妇女不用纺织，禽兽的皮足够一家人穿的。所以，不用费力而供养充足，人口少而财物有余，人与人之间自然用不着你争我夺。在古代，人们养五个子女并不算多，每个子女又各有五个子女，祖父还没有死就会有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口多了，而财物缺乏；费尽力气劳动，还是不够吃用，所以民众互相争夺。即使政府赏罚分明，利用至高的权力，加倍地奖赏和惩罚，其结果仍然避免不了要发生动乱、战争与死亡。因此，古人轻视财物，并不是因为道德高尚，而是由于财物较多；今人互相争夺，并不完全是因为道德败坏，而是由于财物少。
所以，中国目前与将来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人口太多，这是现实的客观问题，并非借口。就拿弹丸之地、人口众多的日本来说，其人口增长率就远远低于中国，乃至出现负增长。
参考链接：朝代兴亡与百姓疾苦 中国历史上的14次人口灭杀
http://bbs.21manager.com/dispbbs-99417-1.html
师德的底线在哪里?
独具慧眼/文
来源：凯迪网络
前不久，我所在学校的高一、高二年级参加省里统一组织的毕业会考，我是监考教师之一。虽说是国家考试，但作弊现象严重，违规者众多，其严肃性和权威性让人大跌眼镜。我只能在自己监考的考场内，凭着良心尽力去制止猖獗的舞弊行为。高二考物理时，一位女生先后两次接到其他考生传来的写有答案的纸团，两次均被我及时发现并没收，最后流着泪交了一张几乎空白的卷子。考完收卷时，同考场的另一位监考教师告诉我，在我上卫生间时，高二某班主任曾来打过招呼，请求在考试时对她班的学生给予“关照”，刚才那位作弊的女生就是她的学生，是个A优生，文科好，理科差。我听完感到愕然，这位班主任可是年年都被学校评为名师的教师啊！
下午考化学，我们两位监考教师提前来到考场。由于未到正式考试时间，教室里稀稀拉拉地坐着几个人。我开始提前分发演草纸。当发到上午那位作弊未成的女生面前时，她声音不大但非常清楚地对我说：“老师，你做得太过分了！”我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居然还有“小偷抓警察”这种事发生，这可是我二十多年教书生涯中的头一遭！怒火在胸中升腾，但我很快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耐着性子问她：“为什么呢？”她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其他考场里那么多人作弊，老师们都不管，有些老师还帮学生传答案，就你管得严！”……
很长时间里，我的内心无法平静下来，愤怒和悲哀交织于心头。这位女生言行的背后，分明晃动着教师的影子。我为作弊学生的黑白颠倒、美丑不分、无羞无耻而愤怒，为当下教育良知的失落而悲哀。
良知，在我看来，是一种超越历史、文化和种族，让人明辨是非和远离罪恶，同时拼死维护人性和正义的内心力量。具有良知的人，拥有忏悔的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做人的尊严。除开那些良知完全泯灭的□□，正常的人都具有良知，只不过或强或弱，或警醒或沉睡。维克多·雨果认为：“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成为圣人，因为那是特殊的情形；但是做一个正直的人，那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循的常轨。”我把这个“必须遵循的常轨”称做“良知的底线”。这条“良知的底线”放到教师的身上，也可以转换为“师德的底线”。关于师德，教育行政部门制定了许多具体而不乏崇高的标准，要一一做到确实不容易。虽然不能要求每一位教师都成为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似的教育大家，更不可能让教师们象鲁迅、顾准那样为追求和捍卫真理勇敢战斗甚至奉献生命，在中小学教师整体素质偏低的时代背景下，甚至连能够传道、授业、解惑这类真正合格的教师也只能是可遇不可求，但是，做一个正派诚信的人，反对和制止任何形式的作弊行为，必须成为对教师道德上的最低要求。因为教师担负着传承人类文明的教化重任，从事着用灵魂拥抱灵魂、用人格影响人格的重要工作，如果失去了这一师德底线，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基础教育的现状却不容乐观，丧失这一师德底线的现象随处可见，情况很严重。严重之处不在于考试作弊人数众多、手段五花八门、技巧日臻成熟，而在于作弊学生耻感的缺失，在于教师群体人格的普遍矮化，其表现就是当大多数人面对作弊行为时，被迫或甘心地冷漠、麻木、认同、纵容甚至参与！
当下的中小学并没有真正的、成气候的素质教育，如果说有，那也只有在北京、上海等享受中央政策倾斜、占据大量教育资源的“国际大都市”中才有零星的闪现。实际上，我国中小学的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导致此种局面形成的体制性原因是：目前升学率作为急功近利的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替代了教育目标，并成为评价学校的近乎唯一的指标。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出于政治动机，强行向下属的各级学校分配升学指标，然后按照升学率的高低给学校排名次、论赏罚。对于学校来说，升学率决定着招生数量，决定着收入，最终决定着学校的生死存亡。学校将升学指标分配到各个班级，分配到各位教师头上，教师再落实到每个学生身上。完成升学指标（升学率）的基础是考试成绩，是分数。对于学生来说，分数意味着名次、威信、成败及人生的走向；对于教师而言，分数代表着能耐、岗位、奖金、职称和房子。分数，已经从学生个人努力程度的标志变成了与他人进行比较的尺度，已经从衡量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标准变成了衡量学生所有能力的标准，由所量化的不足学校教育的1／10变为评价学校、教师和学生的100%的指标。分数，已成为学生、教师和学校共同的命根子；学生为分数而学，教师为分数而教，学校为了分数或者说因为分数而存在。
这种对分数的绝对性追求，实际上成为作弊行为泛滥的催生剂；通过作弊获取了大量的、实实在在的好处，这种不义之利又从心理上为作弊行为的参与者、组织者提供了有效的反馈性激励。相当数量的学生，通过作弊由差生变为优生（可以获取奖学金），由升学无望变为轻松迈进大学校门，由只能考上普通大学变为考上重点大学。一位班主任，公开鼓励学生作弊，并竭尽所能为学生作弊创造种种有利条件，所教班级的成绩因而突出，被市教育局授予市级“诚信班主任”的荣誉称号。一位数学教师，因为有一个负责出全市统考题的铁哥们，每次统考前都会漏题于他，所以他的教学成绩一直名列前矛，在职称、分房、奖金等方面占尽便宜，还被评为县级名师。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真可谓“人格诚可贵，良知价更高，若为分数故，二者皆可抛”！在教师中，不少人为了提高自己所教学科或班级的考试成绩，已经到了不择手段、无羞无耻的地步，早已突破了师德的底线；有些人（绝不是个别！）的行为简直属于师德沦丧！但是这些行为不光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受到明里暗里的默许、支持和奖励。一位省重点中学的教师，拿着确凿的证据去校长那里投诉同行通过组织学生作弊而获得了好成绩，校长答复道：“我们只看结果，不管手段。”这真是典型的 “不管白猫黑猫，考出高分就是好猫”！相反地，那些正直的教师，那些恪守师德底线的教师，常常受到压制，日子往往不好过。拿我来说，自己感觉像个另类，精神上十分孤独，而且已经为坚持真实的存在与思想付出了代价，因为我触动了当下教育领域中的潜规则。前行的路越来越窄，我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一位成绩并不好的高中学生，一向老老实实、堂堂正正地考试，面对做不出来的试题从不作弊。但他却不止一次地找我倾诉内心的委屈和苦恼：作为一个后进生，自己学习十分刻苦，但努力爬坡的路上却没有公平可言，因为无论自己如何努力都考不过那些作弊的同学，反而受到老师的责骂和疏远。老师，我该怎么办？以后的考试是不是也要作弊？我知道这个学生的家境贫寒，考大学对他而言，是改变自身命运、在社会和国家中获得上升机会的唯一途径，其意义不同寻常，但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任何大道理在此刻都会显得很苍白，况且我自己灵魂中的困惑并不比他少。沉默良久，我说道：我敬重你清白的失败！
目前中小学管理层面上所进行的不尊重法律的、对下不对上的非公正性改革，采取了量化考评制度、砸教师铁饭碗等弊端丛生、扼杀教育生命的措施，把中小学教师都变成了一年或几年任期的打工者，校务公开和民主治校成了一句空话，权力的绝对性进一步增强，喜欢搞“顺昌逆亡”的管理者有了更充足的行政保障，官员们能够以改革的名义随意打破教师生计的稳定、破坏教师依法应当享有的权利，各级教育官员的巨大权力基本上失去了来自教师的制约。在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权力面前，教师们噤若寒蝉，成为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人格萎缩，缺少做人的尊严。在这种背景下，当面临考验良知和勇气的遭际时，大多数教师选择沉默、苟且或同流合污，也就不难理解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也无法认同一些教师为了分数，为了自己微不足道的名和利，而昧着良心去击穿师德的底线！因为这关乎到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况且教师职业的性质也要求我们尽力成为一个大写的人，用一颗站立的心灵去唤醒那些沉睡的灵魂。从这个角度讲，教育学生从教育老师开始！
其实，突破良知底线的事情并不限于考试作弊，在当下教育的各方面、各环节都经常地、大量地发生着。例如，如今中小学经常面临来自上级主管部门各种各样名目繁杂的检查评比。在这些活动中，弄虚作假的现象比比皆是、司空惯见（教师们戏称其为“造假运动”），学生在很大程度上被迫卷入其中，耳濡目染、身体力行的结果是心灵受到严重污染。《南方周末》曾报道过四川某中学在申报“国重 ”的过程中弄虚作假的情况，读来令人触目惊心（《南方周末》2002.8.8“观察A9”）。如此看来，学生之考试作弊，除了自身的主观原因、来自家庭和社会的负面影响以及教师的责任外，教育体制也难咎其过，而且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
我们的教育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实的教育，不是“成就”人，而是“毁灭”人！想起来令人感到悲哀，我们越努力，离心中的教育理想就越远！
我真的很担心：我们今天在教育上所犯的严重错误，若得不到及时有力的纠正，会不会让我们用民族的未来去“埋单”？
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一位教书育人二十余年正直有良知的好老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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