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独尊儒术的华夏古国从来都有“士农工商”的排序,商人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在整个社会的金字塔结构中始终处于被人统辖的地位,商人以及商业只能在历史的某些段落中,依托某些地区长久沿袭的商业传统或者优秀商业人物的长袖善舞,偶尔在历史的长河中翻腾起那么几朵浪花。
清朝末年的徽商和晋商就是这样的两朵浪花。
《白银谷》就是记录晋商票号行业兴衰的一段文字。康老太爷和他的六个儿子以票庄行业为背景,上演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喜剧,其间描述的商道与人道、官场和商场,直到如今,仍然引人思考。姑且选取几个角度,来一窥全豹吧。
角度一:商道是否就是人道?
商人是人,但商业的逻辑并非完全是做人的逻辑。就像康老爷子在把生意交给三爷时,要求他对于“祖上传下来、一辈一辈积攒起来的商资老底,永不能作为家产,由你们兄弟平分”,对于票号的盈利,也要“赚二花一,不赚不花”。商业有商业的规律,从品牌美誉度、企业形象和企业价值观等方面,当然需要借用一些人文的理念,但从企业日常运营的角度,更需要的是对投入产出的仔细计算,书中最为精彩的是京号掌柜戴膺为了见到皇上和太后和知县老爷的一番讨价还价,用最小的投入办成了最大的事情,这也是“精明”二字的应有之义。想清了这一层,也就不难理解康老爷子对灾民体恤时温暖人情和在“纳妾”事情上的伪善面孔了,因为前者是商事,是为票号赢得美誉;后者是人事,他是家长,就可以为所欲为。
角度二:文人可否做商人?
京剧舞台上的面孔大抵有黑脸(无情)、红脸(忠厚)和白脸(奸诈)三种,如果说文人做不得商人,是因为他们大多数时侯只有红脸一张面孔,不懂得带上另两种面具来应付与周旋,康四爷从立志考学,到几次险些步入商海,到最后小有功名,其间很多对其的评点都凸显出在那样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下由商入仕的困难。“一班腐儒都难脱一个‘迂’字,只会断章碎义,穿凿附会,不用害怕他们。你在商界历练多年,少了迂腐,多了灵悟,我看不难”,文中类似很多地方,都流露出对儒的不屑。掩卷而思,除了面子和变通,还有哪些是阻碍文人转型的?方圆之道的纯熟运用,大概也是一个吧。“方”可以修身,只圆不方会迷失自己,陷入谄媚的低俗;“圆”可以处世,只方不圆会处处碰壁,无法游走于江湖。海瑞是清官,但每到一处,别的官吏对他都是先惊为异类,继而无情排挤,清官的政治抱负无法实现,对个人、对朝廷、对百姓,都是一种损失。成方成圆其实也就是无方无圆,到此境界,可谓雅俗共赏。
真正能成功转型的文人在商场中如能熬到拨云见日的时侯,还是要比纯粹的商贾厉害的。“西帮走马天下,纵横三江四海,在入仕求官之外,也靠儒家的仁义智勇,成就了一种大业”,这段文字,分明让我们看到了由儒入商的后劲。“做教师中的商人,做商人中的教师”,大抵是一个意思吧!
角度三:商道的“势”与“实”
乘势而上,顺其自然,是利用势能;削势套利,结网捕鱼,是将之前蓄积的势能转化为动能。有了“势”,才能取实利;有了实利带来的财力保障,才能够谋到更大的“势”。可惜在徽商、晋商的商业实践中,这种“势”,更多是制造垄断局面或贿赂官员从而强化人际网络来实现的。企业运营者通过正当的商业行为为自己的企业谋“势”,只是凤毛麟角。书中康老爷子在八国联军撤离北京城后,用惊天动地的“赔得起”为天成元树立起诚信的美誉,可以称得上一例。何时取势?何时取利?由势转实需在何种程度时住手,由实转势到何种地步最佳?这只能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角度四:商场和官场应该保持怎样的距离?
上下五千年,“官本位”从来没有改变过,任何一个商贾都不能脱离这一现实。从胡雪岩到康笏男,从仰融到黄光裕,太多的商人成也官府,败也官府,在商业的世界里号令天下,最后还是倾家荡产或身陷囹圄,让人不禁有些寒意。康家因成功运作地方政府,改变了中央的金融政策,获得了大发展的机会;但同样因为政府的软弱无能,备受洋人和其兴办的银行的欺辱,在京津两地的票号,也在混乱的时局中被付之一炬。
如何破解困局?近来听朋友说到本地一个商人,经商数年,家境殷实,而后脱离商海,经常携家人去国外旅游,尽享人伦之乐,我不禁有些羡慕,不单为他积累的身家,更为他在商场逐利后懂得放手,在事业和家庭间可以达到平衡。水不可太满,月不可太圆,过犹不及,弓满易折。但,巅峰之上有几人想过回头?低谷之中又有几人能全力争胜?强弱之间,胜负之间,人性的弱点如何可以消弭?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不论如何,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激流勇退,和家人驾车奔驰在阳光海岸之上,回想峥嵘的商旅岁月,展望孩子那一定不同与我的人生。我承诺。
写得不错,感谢分享。老乡。
能不能放得下,还得看他怎么理解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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