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张鹭(文) 刘震(摄影、翻拍)
——我们崇敬理想主义者，为了理想付出和坚持，即使一身孑然，仍忠实自己，是为真正的生活！在现在，纵使理想主义渐渐遥远，但历史将证明，理想主义所隽明的精神，将成为火种，拯救人类！天涯远意 http://lifo.51.net
“1948年来的，60年了。”
在位于北京市昌平农机实验站的平房里，87岁的寒春计算着她在中国的日子。
暖风从空调里吹出来，缓和了北京深秋的凉意。“她可怕冷了。”保姆老欧推门进屋，看见一身棉装的她仍抱着取暖器缩成一团，顿时乐了。
在贴身照顾她的老欧眼里，一直爱好滑雪、爬山的寒春，现在的乐趣只剩下与老友相聚在常去的那家俄罗斯餐厅，在苏联民歌声中聊着过去在陕北的往事。她也乐于接待络绎不绝前来拜访的“进步学生”，为他们讲述革命家史。
直到去年，她才勉强同意简单装修一下简陋的平房。那张出现在多部纪录片里用砖块垒成的写字台，在被使用了25年后终于退役。2002年，发现这里“所有的家具至少有30年历史”的凤凰卫视主持人陈鲁豫，小心翼翼地问寒春为什么不换一张桌子，后者不屑地把头扭向一边，“那个桌子很好的。”
即便在那时，这位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奶牛饲养专家、被老友魏巍称为“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的美国人，还在强迫自己学习操作新的电脑软件。
那时她已经开始“知道自己反对什么，但不知道自己爱什么”
“USA110021102000”。
2004年，寒春从北京市公安局领到中国第一张《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她的ID印在了极具纪念意义的首张中国“绿卡”上。
这位见证过整个新中国政治寒暑的老人，认识包括从周恩来到温家宝在内的多位国家领导人，却从来没有加入中国国籍的打算。“没这个必要，”她的儿子阳和平强调，吸引母亲的是中国革命，而非中国。
在1980年撰写的文章《幸福何在？——与青年们谈心》中，寒春谈到她理解的“中国革命”：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
至少在来中国之前，这还没有成为她的认识。寒春，英文名Joan Hinton，1921年10月20日出生，美国芝加哥人，曾是一名核物理学家，是美国陆军部研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武器试验室做费米的助手。1946年，在给已经身在延安的男友阳早写信时，她还在大谈“黑洞”理论，而对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同年发表的“铁幕演说”也不大感冒。阳早,英文名Erwin Engst,1919年出生，美国纽约人，康奈尔大学农牧专业毕业。1946年受斯诺《西行漫记》的影响，来到中国延安。
“好大一个太阳，特别刺眼，好家伙，那个威力……”寒春这样形容她看到的，自己参与研制的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场景。这时的寒春认为“只有从事这种纯科学研究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人”，而“对于社会上的生产实践，觉得没意思，太俗”。
但她惊讶地发现，不到一个月后，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被投向日本的广岛、长崎，造成10多万平民的死亡。在会议室里看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实况电影，当那黑色的蘑菇云翻滚着上升时，她身后的一个科学家轻轻地说，“那是日本人的骨头和肉。”
阳和平开玩笑地说母亲“是被原子弹炸醒的”。深感自责的寒春事后曾与同事来到纽约，成功游说政府制定法律，将核能由军用改为民用，但她很快意识到军队才是具有可怕力量的社会“黑洞”：她们的科研经费全部由军队提供，研究成果最终也被军队拿走。
现在，她俨然扮演着农机院农机试验站牛场里300多头奶牛的立法者的角色
也许童年时代的一个场景预兆了寒春的未来。
小学二年级时，寒春的母亲兼班主任、一位信奉杜威主义的教育家，让孩子们干一件“大事”：在学校的大操场上，用木头房子建设一个社区。每个孩子可以按自己设计的式样，钉制一个木头小屋。母亲还弄来一只羊，让她们自己喂养、剪毛，再把毛捻成线织地毯；自己钉桌椅、装电灯，连吃饭的碗也要自己从和泥开始烧制。
在学期结束时，一个小小的新村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那里有“商业区”“居民区”和“郊区”。寒春建造的小房子在“郊区”，是一个美国农民家庭的式样，可以养羊。新村建好那天，7岁的她抱着小羊在自己的小屋里住了一夜。
这个过程被摄像机记录下来，成为她至今还经常反刍的回忆。
而现在，她俨然扮演着农机院农机试验站牛场里300多头奶牛的立法者的角色。她清楚这里每头牛的家世谱系。通过一堆密密麻麻的数据，她掌控着奶牛的饮食和交配时段、次数，乃至受孕时间，为找到任何改善产奶质量的方法而乐此不疲。
她近60年努力得来的成果，显然让她感到骄傲。当在电视里看到美国宣布，已经研制出世界最先进的养牛器械齿轮泵时，寒春从电视跟前站起来，“你们那是老黄历了，我们早就应用于市场啦。”那种兴奋的神情，与1945年的她和参加“曼哈顿计划”的同事一道，抢在德国人之前研制出第一颗原子弹并无二致。
“这里的牛妈妈是革命的，牛爸爸是帝国主义的。”寒春这样给奶牛们划分“出身”。她的意思是，母牛的血缘谱系是延安时代延续下来的，让母牛受孕的公牛精液则是她和现已去世的丈夫阳早后来从美国引进的。
帝国主义，依然被她归结为当代战争威胁的根本原因。她认为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布什“坏得不能再坏了”。她已经去世的哥哥、曾写出反映中国一个普通村庄土地改革的著作《翻身》的著名左翼人士韩丁，同样是“反帝积极分子”。在他生命的暮年，还曾在西雅图世贸组织会议的场外，与5万示威者一起抗议霸权。
“世贸组织是被美国操纵的，那是个陷阱，中国一定要警惕，不然会发生十分糟糕的后果。”阳早曾如此谈到他对中国“入世”的看法，“美国有一篇报道，说克林顿游说国会时讲：‘我们与中国签订协议，好比我的桌子上放着两张纸，我们给中国的那张纸是一张白纸，而另一张纸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是中国给美国的！’”
在“美帝国主义”的著名反对者中，寒春不大赞同被上世纪60年代西方“革命青年”崇拜的切·格瓦拉，因为他“脱离群众”；她更喜欢率领委内瑞拉人民跟布什斗的查韦斯。在刚刚结束的美国总统大选上，寒春把选票投给奥巴马。虽然能够从BBC等电视台了解美国的情况，“但她对奥巴马并不怎么了解，主要是为了反对共和党政府。”她的长子阳和平解释说。
寒春政治观点的起点已经成了一个谜。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再三追问下，她还是抱歉地表示，记不清自己是在何种情况下看到《西行漫记》的。可能的渠道有两个：身为美共党员、热衷于工会运动的大姐；或是1945年就在重庆谈判上见到毛泽东、并于两年后在山西张庄投身土改运动的二哥韩丁。
在经济大萧条期间曾亲历奶农倒奶的韩丁，受到大姐的影响，曾试着组织农会、成立价格联盟，以抵制收购牛奶的大公司压低奶价，但没有结果。1945年在重庆，毛泽东跟韩丁开玩笑地说起他们是组织农会的同行，韩丁尴尬地回答道，“一个也没组成。”
而他的大学宿舍舍友、被儿子阳和平称为“美国佃农”的阳早，则与租种其地的亲生哥哥发生了龃龉。他痛感资本对于亲情的腐蚀，而对财产私有观念产生了质疑。这个热衷于辩论政治思想的家庭，同样有几位女性成员是美共成员，她们给了阳早最初的思想启蒙。
寒春没有读过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著名小说《愤怒的葡萄》，但她至今记得在大萧条期间，在罗斯福政府农工部门工作的大姐向她谈到的南方葡萄园工人，“他们按季度流动到全国，葡萄熟了摘葡萄，苹果熟了摘苹果，工资非常低。好多人连房子都没有，唯一的财产就是借钱买的破汽车。”
在阳早和寒春所在的家庭，几乎每个周末的家庭聚会都是在围绕罗斯福新政、传统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会运动这样的激辩中度过的。
“不是说我们家热衷于谈政治，而是，那就是一个政治的时代。”阳和平这样解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爆发的共产主义思潮，“当你知道，经济大萧条和‘二战’对西方世界的精神冲击有多大，你才能明白，共产主义的吸引力有多大。”
“是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不是原子弹。”寒春这样形容《西行漫记》对她的影响。正是出于对“小米加步枪”力量的好奇，1948年，她决定追随韩丁和阳早来中国。
80年代初，寒春问王震：“为什么现在不能用你南泥湾的精神搞建设呢？”
“你这一生最难忘的日子是什么时候？”
“在陕北的时候。”
“为什么？”
“在陕北，每个人都是一样(平等)的。上级可以批评下级，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
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与阳和平谈起与寒春的这段对话时，阳和平深以为然。他认为，某种意义上，母亲毕生都没有走出陕北时代——虽然她和父亲在陕北的革命工作，仅仅是在农场饲养奶牛。
知识分子出身的寒春与“美国佃农”阳早，是在一个窑洞里举行的婚礼。在生命的黄昏回忆这段婚姻，她认为两人是“因为革命而走到了一起。如果在美国，我们根本不可能结婚”。
这位享受副部级待遇的老革命对物质生活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敏感，她把到城里住大房子视为“很艰苦的事”，多次拒绝农机实验站领导为她装修小平房的好意。实验站卫生所所长孟庆莲，给寒春看病后与她在外吃午饭，发现她实行“AA制”。寒春看见孟的盘子里还有没吃完的食物，坚决坐着不走，直到孟勉强将食物吃完。
孟抱怨说，“她有十几种病，却不肯住院，不舒服了都是我给处理一下。实在不行了，得跟她讲条件，住几天就出来。‘医院里一住就是几万块钱，太浪费。我在你这儿，几百、上千块钱就解决了。’”
阳和平记得自己还在小学时，父亲就用浅显的例子告诉他剥削的道理。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到了中学，我已经能跟他做一些争辩了。”
寒春拿起好友、美国老乡汤反帝编辑的一本“文革”画册。她一页一页翻看着，嘴角带着笑意
除了美国专业养牛杂志，寒春的书架被《毛泽东选集》《陈永贵传》《中流》(杂志)《南街村报》《延安画册》占据。当然，还有哥哥韩丁那本被费正清、李约瑟、黄仁宇等史学家高度评价的著作《翻身》。
中文并不灵光的她，几年前仍逐字逐句地读完吴冷西回忆中苏关系的著作《十年论战》，并尝试着手译成英文，但没有成功——她已经力不从心了。
寒春拿起好友、美国老乡汤反帝编辑的一本“文革”画册，画册里的工农精神抖擞，充满着国家主人翁的自信。她一页一页翻看着，嘴角带着笑意。时间回到1966年。是年4月，她和阳早奉调从西安草滩农场来到北京，住进新侨饭店。这对于他们而言，反而是一段艰苦的日子。
“回到北京，他们发现自己作为‘外国专家’，被事实上软禁了。”阳和平回忆说，那时弟弟建平生病，被医生要求去外国人专门看病的医院；还在上小学的小妹及平，则在同学、老师的隐性歧视中，精神状态出了问题，她躺在寒春怀里，无端地咒骂，朝母亲吐唾沫。
既伤心又愤怒的寒春，联合丈夫阳早、韩丁的前妻史克和好友汤反帝，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要求“取消特殊化”，“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这个呼声得到毛泽东的批示：“不许两样。”
事实上，这个热衷于反帝反修的家庭，高涨的革命热情仅仅用来进行关于政治和哲学的家庭辩论。阳和平无限怀念那段与父母辩论“量变与质变”“必然与偶然”的日子，非要找个话题辩一辩才舒服，“那种感觉不好形容”。这个习惯在他1974年去美国后仍然保留了下来，他却无奈地发现，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同事对此压根没有兴趣。
阳和平三兄妹在70年代先后去了美国。对此，寒春的解释是，孩子们受不了被当作外国人对待。但阳和平把赴美的动力归因为“好奇”，“想看看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
当“资本主义的经历和社会主义的经历一样长”后，选择了留在美国的阳建平把自己称为“父母的右派朋友”。阳及平则与丈夫定居法国。只有阳和平去年从美国回到中国定居，现在一所高校教书。
某种意义上，阳和平成了母亲思想的继承者。他在美国做了15年工人，之后拿了一个“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在读了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著作《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后，他觉得自己真正理解了“毛主席”。他认为“资本主义在微观有效益，宏观没效益”。
“如果从个人利益出发，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斯蒂格利茨分析得很精辟了”，他由此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依靠物质奖励，而要靠工人阶级的觉悟，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的思想、主观能动性，这是个意识形态问题。”
这与寒春在经济领域的主张不谋而合。青年时代的她在上级安排下，曾在西安草滩农场主持过计件制的分配方式。这位前物理学家用微积分知识，设计出一套精细的分配方案，试图代替原来的平均分配。但她很快发现，一旦个人利益的幽灵出现，工人们开始产生偷懒和投机心态，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
“或许是感到了孤独吧， 那天她哭得很伤心。”
农机站的牛场，是寒春尽力捍卫的最后的精神王国。
她认为，“没有保障的人，是没有解放的人。”她说服领导给这里所有的工人都上了保险。她甚至给为自己家服务过的老保姆发放自制的退休证，每个月用自己的工资给她们发退休金。当开发商觊觎牛场的土地，她甚至趁春节团拜的机会，给中央领导递纸条来保全牛场。
寒春这辈子只穿过一次高跟鞋。大学毕业时，她从外面进入一个很长的走廊。她突然脱下鞋子，扔进走廊最深处。“太坏，这些东西。”
晚年的寒春，让阳和平印象很深的一个场景，发生在差不多10年前。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美国电影《上班女郎》，电影里出现男女做爱的镜头，其他人都感到很正常，她却很生气。让她愤怒的是，荧幕上的女性被对象化了，成为被男性观众消费的肉体。
“或许是感到了孤独吧，那天她哭得很伤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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