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和文革中国是由理念出发的组织（由理念出发的特点是不允许对理念本身进行检验），这种组织的成员的状态就是疯狂或者郁闷。
还有哈马斯、基地组织、**功、美国与日本的一些邪教也拥有坚定而极端的理念。那些所谓基业常青组织的坚强理念与此有何不同呢？
起码有两点不同，这些差异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本质：
第一，他们决不会把理念作出发点！他们坚信一些原则，只是由于他们认定了一些正确的事情而不动摇。这种理念的成功其实来自心无旁骛的决心和集中投入（精力、资源与持续的时间积累），有时候像赛跑中获胜的乌龟，也好比老子讲的守拙，不靠机巧获胜。
这些原则有时候表现为价值观，有时候表现为对世界道理的判断。人的认识是逐渐深刻的，即使一些最简单的道理，四十岁时候的认识也与十八岁不同。
人们坚持一些原则，然而这些原则的内在含义却在不断深化，原则不过是一个路标或指示牌，它背后的道理才是根本。人们对道理的认识总在深化，而原则的表述尽管有时不会有太大改变，但它所指引的行为却有可能巨大不同（这是由于原则内涵的深化未必显于言辞，言辞较之真理的精神总是灰色的）。
一当把这个路标作为了出发点，原则之争就演化为意识形态的争论，无聊、僵化了。因为路标是死的，原则却是常青树，因为它要经受不断的更新和发展。
原则的实质就是接受不断的思考和检验，对原则的信仰表现为：不断的体会、感受、验证、加深理解、拓宽认识，在不断的批判与坚持中得到强化和确立。不存在不可讨论的原则。
最后还有一个道理，为什大道理表述得都很简单？这绝不意味着它就是简单，其实简单之所以简单是由于它内涵丰富，海纳百川。
第二，理念的确立不是靠洗脑，而是逐步在正确的反馈下建立信仰。
洗脑与信仰的区别在意念建构的心理过程来看是分明的。信仰，是对环境、过程、利害、存在等世界基本事实和规律的终极探寻产物，不是是非选择题，而是来自实践的认识。并非所有的认识都有信仰的性质，人们一般只是在那些容易导入歧义的地方以价值观的形式表达他的人生态度以及这个态度背后的世界观。
人类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是多样的，信仰的确立就是以直觉或者某些非结构化的意识捕捉到的。
信仰是深度的信念，是由对世界感知得来的确信。
而洗脑则不同，但不神秘，主要差别只有一点，那就是在起点设置了封闭的信念。当这些邪教性的基本信念被彻底神秘化和神圣化，再加之这些信念在潜意识里又迎合了某些心理张力（比如某些方面的愤世嫉俗、种族仇恨、阶级仇恨、疯狂的欲念），接下来再设定严酷的教规对此进行封存。
这一切都是作为出发点的，然而后面的事可就戏剧化了，前提下面接下来就是自由了，所以教友们在错误前提下进行正确逻辑的推衍和“开放”、“友谊”的讨论，“自由的思考” ，此时人们根本忘记了荒谬的结果并非来自推理过程而是前提。
洗脑的第二层操作是，不断地重复某些单一的价值甚至是偏激的价值，被选择过滤后的现实，反复强化那些偏激的情感，使人们失去对世界实在的平衡认知，于是在偏颇的基础上当成共识。这在传销组织和某些保险业、带着励志帽子的骗子那里很普遍。
健康组织建树正确理念则是靠先树立一些原则，并同时不断地回顾来加以共识的，人们共识这些信念靠的是对某些具体行为和事件的具象化来达到的，不可能靠空谈来树立信仰。我所了解的好的组织一般都是存在“深度对话”活动的组织，人性包括信念平权的组织。
信仰是一个过程不是时点上的决策。
健康的原则，还应当具备这样的特征：承认和尊重保留个人的差异，把理念建设开放化，让事实教育人，有个基本面对现实的科学态度，尊重人们的自我选择，原则必须体现自然的道理; 其次，原则中可以包含某些特殊的组织价值，这是人们做出的自我价值选择，比如我们坚信道德责任，我们确信赚钱与责任应当平衡等。
我探讨这个话题有两点背景：一是许许多多中国组织，缺乏信仰没有理念，投机心理很重; 另一个是，有些纯洁的组织陷入理念幼稚，有僵化的危险。
难怪见到老者听他们反思人生的时候，经常高频率听到有关“成熟”的慨叹，“成熟”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自己在对自己的过去进行反思的时候，对现状自我的一些体认。
人类组织最至上的理念是“自由”。自由不是个体随意，自由首先是扫清自我设定的精神障碍，在精神世界解放自己。自由就是保持对世界的真正接近，既不让错误的假设所隔离，也不让强权阻挠。然而自由的境界所从何来？接近真理而已。背离真理到处都是限制。这就是天道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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