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与丝绸是中国的两大金字招牌，这两种东西，是古代中国出口贸易的“独门绝学”，既挣来成箱的黄金白银，也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天下谁不知道“丝绸之路”和“陶瓷之路”？当然，这两条路并非中国人自吹自擂；而是西方学者的馈赠。
“丝绸之路”，是一条陆地交通线，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来的，他曾七次沿着这条商路来到中国，著有三卷本的《中国》一书。“陶瓷之路（The China Road ）”，是一条海上航线，起源于唐代中后期，当时，中外通商，依赖这条海上大动脉。瓷器跟丝绸不一样，怕碰，易碎，最适合海路，因此，“陶瓷之路”，又称“海上丝绸之路”。
工业革命来临之前，中国贸易几乎具备压倒性的优势，最牛气的，莫过于丝绸和瓷器这两件看家名品。可惜，风水轮流转，丝绸与瓷器作为国之瑰宝的技术绝密，先后被窃取。中国迅速从当时的技术强国、生产强国和经济强国的地位，迅速滑落下来。那么，这两项国家级绝密技术，是怎样被窃取的呢？
先说丝绸。
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古代希腊人、罗马人就称我国为“塞里斯”，也就是“丝国”。其实，养蚕和缫丝，是丝绸制作的核心技术。既然这玩意儿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历代政权，对于丝绸的制作技术，尤其是养蚕技术，控制得极其严密。西汉，桑子和蚕种根本就带不出边境，即便达官显贵也要仔细搜身，休想偷运一丁一点。难怪古罗马的大奴隶主，都把中国出口的丝绸视为无上珍品，直到五世纪，他们还不知道那些美丽、光柔的细丝是从蚕宝宝的嘴里吐出来的。
对于丝绸制品，历代朝廷也严防死守，甚至清王朝还严格限制出口。乾隆皇帝曾明确规定：洋商只准贩运数额有限、档次较低的“湖丝”，上等湖丝和丝绸制品，禁绝外运——说白了，就是好东西，自家人先用。这种酷似现在日本汽车制造商的做法：一流汽车供欧美；二流汽车归本土；三流货色才卖给包括中国在内的穷哥们儿。即便三流货色，也比穷哥们儿的“国货”硬。生气也没用，这就叫店大欺客。近乎霸道的招数，古代中国人早就玩剩下了。
既是奇货可居，惦记这种技术的“外国人”就成千上万。处心积虑窃取到成果的，是西域人
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记载：瞿萨旦那国国王很希望自己国内能栽桑养蚕，曾向“东国”去要桑种和蚕种，遭到严词拒绝。“东国”国王为了防止蚕种偷运出境，还命令关卡对出境的人严密检查。《大唐西域记》上没有明确“东国”是哪里，可能指瞿萨旦那国的东邻小国，或者就是北魏。
为达到目的，瞿萨旦那国国王要求和“东国”通婚。获得应允后，派去迎娶的使臣便秘密地告诉公主，请她设法带些桑种和蚕种来。最后，公主把桑种和蚕种藏在帽子里。出境的时候，没有仔细检查公主，中国的丝绸制作的核心技术，被悄悄地盗出了边城。《大唐西域记》中还说：“现在麻射那座蚕神庙里的几株古桑树，相传就是东国王女带去的种子栽的。”
再说瓷器。
瓷器的四大特性是：一，胎料必须是瓷土。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透明或半透明，胎体几乎不吸水。二，胎体必须经过摄氏1200～1300度的高温焙烧。三，表面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地。四，成品的胎体必须坚硬、细密，能叩出清脆的金属声。中国把这项神秘的技术，死死地攥了上千年。
16世纪至17世纪，中国瓷器涌入西方，最风光的是龙泉青瓷在法国登场。龙泉青瓷，冰清玉洁的色彩和质地令法国人瞠目结舌，他们根本就弄不明白，这种珠圆玉润的宝贝是怎么烧出来的
瓷器，始终是欧洲人的奢侈品。早在隋唐时期，中国瓷器就流传到国外。老欧洲们个个儿垂涎三尺，中国瓷器随即超过黄金的身价，成为财富、地位和品位的象征。据说，德国的奥古斯特二世曾做过一回“瓷器生意”：1717年，他用600名全副武装的萨克森骑兵，换取普鲁士威廉一世的127件中国瓷器——算得上是倾国倾城了吧？
正因如此，欧洲各国始终做着“CHINA梦”。英国人简·迪维斯在《欧洲瓷器史》一书中说：“几乎整个18世纪，真正瓷器制作工序仍然是一个严守着的秘密。”当时，全世界掌握这项先进技术的，只有中国人，而且，早在东汉时代就拿到手了。
远足中国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春风得意地回来了。他最想干的就是著书立说，吹嘘东方的强大、繁荣和财富。《马可·波罗游记》1298年问世，这本书较为详尽地记载了中国瓷器最基本的制作方法。欧洲人立刻急红了眼，纷纷挽起袖子，照葫芦画瓢。可惜，技术毕竟技术，哪能搬来就用？苦苦地钻研的400年，他们才刚刚摸到了瓷器制作的门径。1708年1月15日，一个名叫贝特格的德国人，总算烧出了真正的白瓷，这一天就是欧洲瓷器的诞生日。
丝绸和瓷器的国家绝密技术，彻底失守了。一个经济强国、文化强国缓缓地走进了历史的落霞晚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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