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时候，常和同学一起讨论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１９９１年和许多怀抱希望和梦想的青年一样只身南下广东，１９９２年到了中国改革和开放的先锋城市——深圳。
几乎是到了深圳，就开始从事投资事业，而某种意义上一个投资者的未来，其根本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未来，因此，对中国未来的思考从来没有间断。
早期的投资虽然基于技术分析，但在敢不敢长期持有股票这一点，其实交织着一种深深的矛盾。当年，生活在深圳的我看到的是日新月异的变化，但回内地看到工厂倒闭、职工下岗，问题与矛盾重重，又心生忧患与疑虑。但中国就是在这种彷徨和坚定中一路走来，并迎来了改革开放的第３０年。彷徨的人，来来去去，坚定的人有了真正的未来。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在上我尊敬的许小年教授《宏观经济学及政策分析》课的时候，我很用心的在听许教授关于宏观经济的逻辑推理过程，特别关注他的长期分析中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新增长理论；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部分。
对新古典增长模型，我非常认同他的索罗模型的深层见解：不可能仅依靠增加储蓄和投资来维持增长；资本收益递减法则将发挥作用；当资本收益率降至零，增长就停止了；实现持续增长的关键是技术进步。中国目前的困难在于固定资产投资／GDP已突破４０％，并呈现继续上升的势头，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面临重大的挑战，需要转换经济增长模式。
他谈到新增长理论：一是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区别。（１）技术进步不再是外生变量；（２）投资于技术而不是产能扩张；（３）技术进步突破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制约；（４）生产函数线上移而不是提高储蓄率。二是技术进步的含义。（１）劳动力效率的提高，教育和培训；（２）资本效率的提高，新技术和生产方式，研发和管理；（３）资源的更有效配置，市场经济制度。三是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１）财政：消减预算赤字，增加教育和基础研究投入；（２）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
在这部分，他认为“西方的兴起”，是因为界定和保护产权的结果。英国“光荣革命”确立的议会制政体。国王剥夺臣民的权力被消弱并受到限制，纳税者控制议会，产权保护得到信赖，产权制度得以确立。产权保护推动了私人投资的发展，为金融革命奠定了基础，刺激了储蓄和投资。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１）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企业家就无法得到研发投资的全部收益；（２）１６２４年“垄断法”包含了专利法，英国为世界上第一个形成完整专利制度的国家；（３）１６９８年塞弗伊申请了蒸汽驱动的抽水机专利，用于矿山排水；（４）在专利的保护下，瓦特于１７６０年代对蒸汽技术做了一系列改进，１７７５年瓦特成功地将其专利延期２５年，并于同年开始蒸汽机的商业化批量生产；（５）到１８３０年左右，英国基本完成了工业的蒸汽化，一越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和军事强国。
他提醒我们思考：持续增长的关键是技术。技术提高了投入要素的效率，但为何一些国家有更先进的技术，而另一些国家的技术却相对落后？
制度决定技术。“四大发明”在中国的遭遇。火药：我们放炮仗，洋人造枪炮（鲁迅）；罗盘：我们看风水，洋人用于远航；纸张与活字印刷术：二千年间刊印四书五经，禁锢思想；在西欧成为大学和文艺复兴的技术支持。（备注：熊彼德发明与创新的区别：发明为技术上的突破；创新为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影响。）
在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部分，许教授引入了威廉姆森的4个制度层级：一是非正式制度：风俗、传统、宗教、文化，其变化频率100—1000年；二是正式制度（博弈规则）：正式规则：宪法、法律、产权；政体、法律、司法、政府，其变化频率10—100年；三是治理（博弈执行）：公司治理、政府治理、交易治理，其变化频率1—10年。基于市场的资源配置。较高的层级对以下的层级施加限制。
然后，他引用了韦伯关于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影响的观点：一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地理路径。荷兰、英国、瑞士、法国、德国、美国，均信新教。民主，古代的来源是希腊，近代的来源是新教的加尔文主义。二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论述的。（1）信徒直接面对上帝，获得解救之路在自己手中；（2）职业为上帝指定，职业成功增加上帝的荣耀因而自己获救的机会；（3）“贫穷是对上帝荣耀的贬损”，“以赚钱为天职”，“赚钱就是职业美德和能力的表现”；（3）追求财富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4）“以合理而系统的方式追逐利润”；（5）禁欲主义为资本积累创造了条件，同时准备了一批有节制的、尽职、勤奋、把劳动视为上帝所希望的生活目的的现代工人；（6）合理化的信徒生活需要法律规范。上帝将主权赋予国家和社会各阶层，两者关系的界定也需要法律。
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出现？按韦伯《儒教与道教》的论述：（1）儒家对营利的鄙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存天理，灭人欲”）；（2）君子追求“修、齐、智、平”，赢利的技术手段为“奇技淫巧”；（3）不择手段地逐利，享受奢华生活，而不是理性化地为增加上帝荣耀而经营；（4）“政治资本主义”，而不是靠精细的计算和理性的经营增加财富；（5）“世界上罕见的不诚实民族”，信用缺失。
还有就是社会结构、观念与资本积累的差异：（1）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商人赚钱后买地、建房、捐官，提高社会地位；（2）均平思想，诸子平分遗产，日本为长子继承制。
我对韦伯的“‘世界上罕见的不诚实民族’，信用缺失”的说法，持不同的看法，中华民族能持续5000年一定有原因，如果它能再次崛起于世界之林，诚实与信用一定是不可缺少的品德。听完许教授的课，我最后举手提问：“许教授，从你的理论和推理看，中国有没有光明的未来？”许教授回答说：“从他的推理和分析看，中国的未来很艰难。”
回顾过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确实我们的未来之路可能艰难曲折。但一个民族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好运也该光临此刻的中国人。美国在该出现皇帝的时刻，因华盛顿它选择了自由，在有可能出现终身总统的时候，因罗斯福它选择了民主与传统。中国的国运，因抗美援朝没有成为北朝鲜那样的国家，也给了邓小平改革中国命运的机会。今天的中国面临着非常好的历史机遇，刚刚过去的台湾选举，除了让我们看到华人社会虽非新教的土壤，基于儒教与道教的传统社会也可以汲取民主、自由的营养来重建和谐社会外，也让两岸人民能一起推动，迎接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对每一个热爱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人来说，这一刻都充满着梦想和希望。
祝福我们的祖国和民族吧，希望它强盛、伟大！无论路途多么艰难，这应该是全球华人共同的心愿！也是投资人共同的福祉所在！
但斌 2008年3月23日夜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