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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更多的是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来理解日本,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对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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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读一下
读 犬与鬼 对比日本看中国之一 原文摘抄阅读
按照我自己总结的观点摘抄了原文
一。官僚制度制造了日本目前最大问题
全国的113条主要河流中,仅有3条目前暂时“漏网”。国土交通省河川局已成功地在百余条河川上修筑了大大小小的堤坝,甚或改变了其天然流路。已建有2800多座大小水坝的日本,其建设部仍在加紧步伐,计划新增修建500座水坝。
日本的土木建筑业市场已经完全脱离了正常轨道,被人为地扩大化。不是为了满足基础建设事业的实际需要,而是一味地为了扩大来自于政府的投资(事实上成了维持低技术产业的补助金),建设事业不断地被鼓吹膨胀,到了如此庞大的规模。
,日本各省部厅的官僚们的头脑里和眼睛中,只知道有一个更高的“权力机构”,就是能够对国家的财政预算执牛刀,拥有生杀大权的财务省(相当于财政厅)。各行政部门的直接目标已发展成为一个极其简单的“硬道理”-保住预算。
近四十年过去了,日本的面貌和生活方式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时至今日,各部门与建设部一样,在财政预算上仍然保持着几乎雷打不动的相对比例,变化不超过一个百分点。
官僚不仅对下行使权力,也对上即政界建立联系,并对上施加强烈的影响。政治家与某一省厅联手,这就叫“族议员”,比如说,原首相桥本龙太郎,因为他的主要影响力是厚生省,就是“厚生族”的一员。企业给族议员提供巨额献金,议员通过关联省厅确保合约。
通过那些规定,会有如此之多的金钱流入官僚的腰包,所以,日本成了世界首屈一指的规则限制之国也并非不可思议。
由于“控制”对“实质性规则限制”的悖论,规则限制的世界带有《艾丽丝漫游仙境》般的色彩。日本规定:获得酒类销售许可后,不经过三年不能销售国产啤酒。可是,到处都有自动售货机,连小孩都可以自由地买到啤酒。在大荣超市,即使同一店铺,如果是按不同的划分区域进行销售,那销售汉堡包和热狗就必须各自为政,分别去申请销售许可证。然而,食品厂的食用肉处理标准自1904年以来就没有改变过。想要在超市销售阿司匹林,必须有药剂师在场,身旁配备医疗器械。在发达国家,唯有日本的医院可以直接发药,其结果,比起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民,日本人消费的药品要多得多。
前面也曾提到过,中国古代的哲学书《韩非子》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齐王问画师:“画孰最难?孰最易?”画师回答说:“犬马最难,鬼魅最易。”换言之,这段对话意味着:在生活中,为数众多、简单而且司空见惯的--犬和马,等等,很难画得很像,而如果是离奇古怪的虚构事物,那无论谁都能画得出来。不管从哪个领域来看,官僚都未能致力于解决“犬”--长期而根本性的问题,只是一个劲地想着“鬼”--标志性工程。
也有课题是所谓建造防水的废弃物处理场,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使用了石棉,为了纠正建设省的错误,不用说,又要进行大修复和拆除工程。然而,建设资金并没有流向那里,而是流向:没有美术品的美术馆、没有乘客的铁路、没有集装箱的码头、在山中毫无目的地蜿蜒的道路、没有租户入住的新都市、蔬菜专用机场。这几十年来,投入建设的几百兆日元都被用错了地方。
一般认为:美国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典型,而日本经济则受到过度的规则制约,这也是毫无根据的判断之一。美国是一个法制社会,比起含糊不清的行政指导,他们制定了大量的法律,加之高明的律师深入各种细微之处反复辩论,法律就更加细致,其监督作用也覆盖了方方面面。他们禁止内幕交易,信息公开义务化,制定“不法行为责任法”以保护投资者,并以其他各种手段提高市场透明度和效率--当然,与此同时,律师们也由此得以致富。
没有规则制约的恰恰是日本。美联储内银行监察官员有7000~8000人之多,金融厅中则只有400~600人,但是,据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理查德·辜说:其中真正有能力的不过200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有工作人员3000人,而日本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相关金融厅部门的人员最多只有200人,而且,他们只是做一些敷衍了事的工作。在日本金融界,由暴力团体收回贷款,允许收取过高的利息,内幕交易横行,账簿遭篡改,老人被银行、保险公司欺骗,向官员行贿,证券界则对官员、政治家开设特别处理账户--这简直就是一个无所不有、弱肉强食的法律盲区。
二。资金的低效利用
日本企业能够以接近于零的利息筹集到资本,而个人却只能依赖于以工薪族为对象的高利贷和“消费者金融公司”。
分期付款在日本已十分普及,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其国民人均贷款消费额已赶超了美国。
另一方面,由于企业能够以接近零利息取得融资,其不负责任地反复贷款也就理所当然了。数十年前开始,日本企业的平均债务达到了其资本的4倍(美国为1.5倍)。企业接近零成本融资,这在经济高度增长时期曾是取得了极大成功的政策,但到了90年代经济增长出现停滞时,企业突然开始感觉到了肩上债务之重。
大藏省一直偏好并认可这一体系,似乎是因为他们认为:收取如此高的利息就可以打消人们贷款的意愿。正如西鹤所说:“在人们的想法当中,恐怕没有比倾家荡产、被人一再催逼还债更恐怖和悲哀的事了。”
消费者金融公司,即以工薪族为对象的高利贷,是黔驴技穷的债务人可依赖的最后一种办法,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持有该项高利贷的人口竟多达1200万人(占成人的八分之一)。事实上,在日本银行制度下,90年代唯一取得显著性业绩提升的业种就是“武富士”这种大型高利贷。某些年份其资产年增长率曾高达25%。
超低利息率也给养老基金带来了严重影响。1991年,美国的养老基金获得了28%的高额投资收益率,而日本只达到1%。到了1998年,美国收益率为14.6%,其前一年更是获得18%的好业绩,但同一年度,日本竟变成亏损3.2%,是世界最低水平。
根据1996年9月的调查,企业养老基金中具有完全支付能力的仅有4%。
经济学家常说,日本的国家负债性质与其他国家不同,不用担心。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日本的国家负债大部分都只是对国民的负债,其处理在国家内部就可以解决,不必对国外支付。话虽如此,但通过纳税返还国家债务的还是国民,在国民承受重负方面并没有改变。据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加文?麦科马克教授计算,2005年日本国债总额约为1400兆日元,国民人均负担额为1100万日元。要加上利息返还这笔款项的话,需要日本全体劳动者每年交纳170万日元的税金、并且连续交纳60年。
三。通过制造飞帐来掩盖失误
临床心理学家河合隼雄说:“在日本,只要认为撒谎是为了集体的利益,那就不算是撒谎。”《时代》杂志东京分局局长佛兰克?吉布尼?朱尼亚也称其为“虚伪的文化”。
问题在于银行和证券公司是以非现实的价值为基础。就像日本各村都建设堤坝上了瘾,银行也成了麻药的俘虏,一下子改变这一体系的话会出现剧烈的断瘾症状,难以摆脱。
90年代初,股价开始下跌时,打鼹鼠游戏也就开始了。银行发觉自有资本率冲破8%的界限继续下降。大藏省积极出手援助银行,命令证券公司、年金基金买入股票。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价从1989年39000日元的最高值跌至2002年春的1万日元。
将国际清算银行这只鼹鼠打回了洞穴,可这次又有新的鼹鼠跳出来了--即保险公司和年金基金的崩盘。他们常年投资低利率的股票,利息几乎为零,甚至是负利率。
所谓的“飞账”,就是指为了损失不被发觉而将帐簿上有问题的事项替换掉的行为。比如,向没有支付能力的贷款人或者子公司贷款,为了能够持续偿还利息,通过“飞账”让不良债权从账簿上“飞掉”。另外,也有将有纠纷的土地出售给子公司,用以借贷购买这块土地的资金,通过这一手法来解决问题。日本兴业银行拥有100多家这样的子公司,隐藏了2兆日元的损失。
大藏省多年来一直声称不良债权总额为35亿日元,到99年才勉强承认该数额超过77万亿。但分析师们普遍认为:这一数额其实应该更高,而且到2002年将升至约150万亿日元。
为了支援银行,10年来日本的利率一直被压制在最低水平,1999年又大规模注入了74500亿日元资金,但是,偿付金融机构过度融资的进程却只完成了极少部分,只有约20%。
日本金融业的运作不是根据实际价值,而是依照官方命令行事。在现代日本,不仅是经济领域,从软件业到医疗业,几乎所有体系都存在类似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的现状就是个饶有兴趣的试点案例:手政府控制的市场如果漠视现实,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在这一点上,日本这个案例似乎比分析苏联还要合适。
大藏省的体系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但泡沫破灭后,市场机制不健全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可是很奇怪,大藏省却对改革不感兴趣。
一旦别无他法,人们就开始窜改账簿。而且,这是由大藏省和通产省(现为日本经济产业省)唆使的。如果考察一下1996年的住专(住宅金融专门会社)丑闻就会一清二楚。住专下属的7家公司背负着8兆日元的不良债权而倒闭时,7家公司中有6家是由原大藏省退休官员来负责经营的。尽管六大公司情况各异,但都引发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那些退休官员扩大贷款的结果是,贷款的90%到98.5%都无法收回。
为什么大藏省那么晚才停止“住专”的业务?对此问题我们就可以渐渐看出其端倪了。住专隐瞒债务做得非常巧妙,所以大家都被欺骗了。大藏省的高官承认:“当时,我们不可能把握情况的整体规模。”如今,财务省困在自己亲手建造的迷宫里,却找不到出口。
就财政投融资计画而言,对政府机构的融资失利时,大藏省为了填补所支付利息,就进一步进行融资。1997年,财政投融资计画的不良融资,保守估计也高达62兆日元。加上中央各省厅和地方政府的累积债务,再合计以前的国有铁路赤字28兆亿元、各省厅的“隐形借款”等等,这些国家借款会更为庞大。因此,国家的实际负债额在绝对值上超过了美国的负债金额,达到了GDP的150%。
现在,日本已步入了21世纪金融问题最为严峻的时期。从大的意义上讲,经济本身基本上还很强,尽管处于不景气,但不至于崩溃。认为日本经济马上就会崩溃的经济学家是大错特错了。日本的经济体系凭借两个理由存续着:一个是庞大的资产积蓄,另一个则是牺牲精神。从资产积蓄来看,由于有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庞大的国民储蓄积累,目前的状态应该还能继续维持几年甚至几十年。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脱离现实的体系,日本国民所作出的牺牲越来越大,现在的问题是究竟牺牲什么为好。其回答是全部。为了维持这一体系,日本不惜做出任何牺牲:国债债台高筑,就将山脉夷为平地,将河流填平,榨取所有的国民积蓄。因此,该体系固若金汤。
四。教育和文化上面的根源
日本近、现代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容易走极端。大兴土木的建设中毒症和巨额财政赤字的共同点就是刹不住车。既不能减缓速度也无法掉头返回,只能没完没了地实施破坏性的政策。
绝对控制是幕府的理想,但这个理想直到明治时代成变成现实,当时日本从西方引进了近代教育制度。明治维新的口号是“和魂洋才”,而以教育来讲,那是“和魂”(总体控制)和“洋才”(义务教育)的结合。标准化的教科书、制服和校规、在校园里按军队队列行进,一齐鞠躬。
毫无疑问,教育体系造就的“企业战士”成了支撑日本经济基础的强大原动力。国民在孩提时代起就被灌输了服从权威的思想,所以社会运作极其顺利,在西欧社会蔓延的社会不稳定和暴力犯罪在日本则很少发生。这些全都是“正”面的故事,在海外专家的那些著作中几乎不提“负”面的故事。
为应试而背诵的知识仅是副产品,教育体系真正瞄准的不是教育,而是国民的服从。借用宫本严苛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阉割”。
幼儿园 课程之一:步调一致地行动。
课程之二:与众不同不好。
小学 老师将学生分成“组”。“组”缠住学生不放直到毕业。“同组的学生大体上休息时间也一起玩,漫长的上课时间一直在一起学习,到了午休竟然还是坐在规定的座位上一起吃午饭。两年中一直是在那个‘组’的围墙里度过的”。
课程之三:在日本的学校教育中伴随痛苦。即使天气炎热也不能更换冬衣,,直到规定换衣服的日子,大家必须汗流浃背。
痛苦教给学生的是“加油”,即“忍耐”。杜克教授说,“为了生存,日本人必须经常加油。为什么?因为对许多日本人来说,生活既不 轻松也不舒适。这在现在也没变”。诚然如此。痛苦不存在的时候,学校会特地创造出痛苦来。小学生连生理现象都必须合乎规 则,若不这样就会倒霉。比如,京都市有十多年时间,中、小学校的厕所里不放手纸。
中学和高中 与其后的初中和高中生活相比,小学生活还是比较放任自流的。小学里规定制服和发型的地方很少,但初中和高中大体 上是规定的。
为了让学生遵守规则,有不少学校使用暴力。正规教育制度即使这样还过得去的话,送入特殊教育、进修班的学生就惨了。那里的 设施大体上如同“新兵训练营”。其目的就是教师怒吼,加上体罚,通过将学生置于疲惫状态中来锻炼学生。
也有教师犯下暴力的,但校内暴力大多发生在同学之间。由于群体的团结性强,所以弱者可以虐待。弱者从幼儿园时代起就面临着 融入集体这一强大的压力。孩子们容易走入“欺侮”。
据畅销书《击退欺辱手册》的作者小寺靖子说,在向学校控告女儿遭受欺侮时,不管从学校方面还是欺侮者父母方面,都说那不是 我们的问题,而是小寺父母和孩子的问题,这就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学生来说,最为严重的问题还在其他方面。那就是学校所教的内容竟然不出现在升学考试里。因此,放学以后必须上补习班和补习学校。在12~15岁孩子中,有2/3在上补习班,每天学习2~4小时。另外,体育和音乐兴趣班等课外活动等同于军队组织发挥着功能,为此,生和老师经常精疲力尽。
这里,我发现了日本学校教育的另外一个重要规则:始终让学生忙忙碌碌。
五。产生变革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为寻找这个答案,我们再看一下官僚体制吧。
在日本,大众革命是罕见的。鼓动革命的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和怀有不满情绪的下级官吏,他们被称作“精英阶层中的阿喀琉之踵斯”。而且现在,阿喀琉斯之踵正在发痛。
日本全国的中层干部也在等待时机:思想老化的上司退休,或者省厅陷入戏剧性的困境,这样自己就可以掌握领导权。未来改革者们的这个团体就像狄更斯《双城记》里的德伐日太太,她几年如一日地默坐在酒吧里,将憎恨的贵族名字织入披肩,是个暗地里的革命家。革命终于爆发时,她在断头台旁占了个位子,当人头落地就把织入披肩的名字拆掉。即使在日本,也有许多人正在等待拆毛衣的那一天。
革命的脚步声正在临近。随着日本与欧洲,以及与新近得到财富的亚洲各国之间的差距扩大,日本国内怨天怨地的情绪日益高涨。从古到今,作为社会结构之一,日本存在上下级关系,在国民的意识中,上下关系不仅是人际关系,也适用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国家的排行榜中,日本人当然想让自己的国家列于首位,因此在与海外的比较中一旦显现出落后,日本人的不满程度就会激增。
近年来日本高谈“改革”,特别是在金融和贸易领域,官员也开始战战兢兢地朝着改革行进。然而,日本的改革概念有一大欠缺,就是没有向前看的姿态。改革的目的大体是停留在维持现状上,不是以常见的“犬与鬼”的方法,积极处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而是找到了一种浅尝辄止的方法:仅仅表面有变化就罢手。
20世纪90年代,为了回应国民的批评,日本政府高举改革大旗,但根本性的改革没有进展。比如,“狗”,也就是作为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政府想出了这种规定:官员不得从各省厅管辖下的事业中获取营利。如果想在几年内处理公务工会等的储备基金,解决公务员在那些事业中的特权,那么政府部门就必须马上进行改革。但是,日本政府却花费大量精力去变更各省厅的名称,这是“鬼”原则的典型例子。2001年各省厅撤并的结果,只是名称的更改,增加了“厚生劳动”、“文部科学”等四个字的省,对此,也有政治家批评为“平庸无奇”。至于激烈的政治策略中到底花费了多少精力,那是无法估计的;而且换牌子、合并后省厅的搬迁费也需要花费巨额资金。然而,中央省厅的工作内容却一点没变。如果在其他国家,这种“改革”也许会被称作“停滞”。
读 犬与鬼 对比日本看中国之二 看中国 我的感想
一。中国相对日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中国仍然在飞速发展
对成功者往往更多的是鲜花。目前的中国,从宏观上来讲,绝对处于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持续三十年的经济增长,连续五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曾几何时,中国的经济备受置疑,特别是89年和97年前后一段时期。记得大概九十年代末,我曾经读了一些文章,当时的中国问题不穷:绝大部分国有企业亏损,银行坏帐远远超出国际社会的想像和国际惯例所能允许,大量内资外逃(官僚的黑钱或者民营资本为了逃脱原罪而迁居国外或者为了享受外资的优惠待遇而做的资本境外旅游)。看起来这些问题的解决似乎是遥遥无期。中国必然会因为这些问题的爆发而崩溃或者衰退。大约在九十年代初,也正是国际上唱衰中国最厉害的时候,为了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朱总理采取了吴敬琏的建议,发展出口导向的经济。具体措施为94年人民币官方汇率一口气降到了8.7左右,实行出口退税。这些措施的采取是非常起作用的,正好适应了当时国际上产业重新分工的要求。于是,十年间中国的贸易额翻了五倍(1995年的2800亿美元到2005年的14000亿美元)。特别是顺差,暴发性的增长发生在中国加入WTO以后:2004年为320亿美元,2005年1019亿,2006年达1775亿,到了2007年更增长到令人目眩的2622亿。不仅绝对值增长越来越快,相对增长率也越来越高:2007年与2001年相比6年增长11.6倍,而最近三年竟增加了8倍还多!不经意间,中国就成了世界工厂。世界形成了美国、欧洲为消费国,中国等国为制造国,非洲地区及一些其他国家为资源国的经济体系。
所以中国目前和日本最大的区别是,中国目前仍然在飞快发展,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问题都通过发展得到了解决,曾经出现过的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也通过政府改革得到了解决。政府富有强烈的改革欲望和执行力。而且政府对社会的掌控力也是超越世界上其他国家想像的。至少从目前看来,中国政府解决阻碍经济发展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是没有出什么大问题。
二。日本经济发展遇到的最大症结是政府参与经济程度过高
这个问题也是东亚国家发展经济的通病。由于传统的官僚文化,政府仍然对经济资源分配起着很大的作用。由于政府对资源分配干预太深,造成企业效率低下。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的时候,当时韩国主要的问题也是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大企业利润低,债务负担过高。但是东南亚国家今天看来只不过发了一场急性感冒,而日本就是得了慢性病,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好转的迹象。
中国解决这个问题很奇怪的一招是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大型国企之间的竞争来保持企业的高效率。我们得承认目前中国国有经济是一个巨无霸,他闯入哪行,政策就向他们倾斜,法院判决时也会得到国资委提醒,注意国有资产保护。但国有企业间得竞争还是展开得比较充分,是按照市场得规律进行优胜劣汰的。
同时朱总理收回地方政府对银行的控制权来保证银行不出问题。日本和韩国出现经济危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由政府推动,银行仍然继续放贷给没有效益甚至亏损的企业。而中国目前的现状是银行仍然受地方政府较大影响,而且更倾向贷款给国有企业,但总体上来说,更注重了贷款的经济效益。现在四大国有银行已经上市,希望通过股市来规范、控制银行的运行。总的来说,中国的银行是正在变好,但还有很多地方还没有做的足够好。正在变好的银行,加上制造业的大发展,目前看来银行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要真正成为符合市场竞争机制的银行,有效的配置资源,中国银行仍然还需继续前行。
三。金融很重要 从发展产业资本到重视发展金融资本是一个世界大国的大势所趋
日本总结自己泡沫经济破灭的教训是,金融战败。传统的东亚发展模式是非常重视工业的发展,即使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金融资本仍然依附于产业资本。产业资本的诉求是做大,而金融资本更强调的是资本的配置,使资本得到更有效率的利用,使资本的利润最大化。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目前金融领域的霸者美国,除了传统的政治影响力以外,更多的是依靠金融领域的霸权主导着财富的流向。
中国如果真正的希望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那么必须发展金融资本。正是金融资本居于生产要素分配的核心领域,没有了金融领域的话语权,不能够在金融领域取得相对应的地位,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领导者,不可能挑战美国现在的地位。
四。教育很重要 他是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
教育从两个方面影响着经济。一个是科技人才的培养,另外一个就是创新意识(企业家精神)的培养。一战和二战时期的德国大学是代表了世界上最高的学术水平。而美国经济的领先与美国大学教育领先世界不无关系。中国目前的教育状况是不能够适应经济需要的。教材老化,一般是十几年前的教材,科系设置不合理,很多已经被社会淘汰了的专业仍然大量招生。中国和日本还存在共同的现象就是大学生出校门后还必须经过企业的重新培养才能走上工作岗位。
五。总结
对比中国和日本,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有:1.继续提高企业的效率,当前的中国是世界工厂,制造业形势一片大好。但面临的问题严峻,商品的牛市使得原材料交过猛涨,成本问题突出。过分注重经济发展导致对环境的忽视使得环境不堪重负,现在正在补上这一课。由于意识到过去经济的发展建立在牺牲员工利益上,对员工缺乏保护。新的劳动法强化了这一点,但也导致相当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撤离。如何在目前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经济的发展是中国企业界需要解决的问题。2.金融化很重要。中国一个很奇特的名词就是“宏观调控”。由于企业主要是国有,所以中国也产生了一个令西方经济学家郁闷不已的现象,即利率相对经济失灵,对中国经济更多的是依靠行政指令来实现调节。现在一个问题是,国有经济居主导地位的中国,是否能够产生足够强大的金融实力,来迎接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这种独特模式下发展的金融产业,能否摆脱产业资本的束缚,走到舞台的中央,发挥他应有的作用。3.技术与创新。世界经济发展到现在,相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已经没有人能够置疑,科技和研发方面一直是中国企业的弱项,我们也欣喜的看到,很多制造业的企业掌握了世界尖端的科技,中国经济能够建立起整套适应科技发展的经济体制,来推动科技进步吗?创新也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充满活力的美国经济目前仍然是世界创新的中心,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接过这一棒?
当然,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改革。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是那么一致同意,发展是硬道理。朱总理刚刚上台的时候,为了确保当年经济发展不低于8%,动员程度超出了其他国家想像。世界现在有个说法,那就是中国速度,在中国,变化是如此的习惯,以至于不变化反而是反常的。或许这就是中国最大的优势所在。愿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好,让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愿中国人都生活的富足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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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了不少见识!
我也觉得这本书很值得一读,断断续续即将读完,从日本的经历审视中国的现状很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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