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语言，这倒是一个共同的出发点，总没有什么人否认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吧？恰恰在语言的驾驭上，《白鹿原》是很蹩脚的，或者说是拙劣的。许多朋友在鼓吹它 的“成就”时有没有稍稍留心它的语言经常笨重到叫人喘不过气来呢？其实就是作者刻画得最好的场面，那语言的罗嗦和拖沓也显而易见。
在我看来，在《白鹿原》中，写得最精彩的场面，要算白嘉轩因其原定接班人白孝文与田小娥通奸而执行族规，当众对之进行鞭笞。应该说这个场面的心理网络的设 计是比较好的，不但有白嘉轩妻子仙草的忧虑，而且有政敌鹿子霖的得意，还有长工鹿三的同情和小儿子白孝武的麻木。但是那语言中多余的成分太多了。例如： “孝武归来及时替代了不争气的孝文的位置，也及时填充了他心中的虚空”。不但第二个“及时”是修辞上的大忌，而且“不争气的孝文”中的“不争气的”，完全 是蛇足，因为孝文此时已经不是不争气的问题了。其实这两句话只要并成一句“孝武归来填充了他心中的空虚”，这就够了。其他成分读者从上下文中一目了然。陈 忠实这样浪费语言，并不完全是他对读者的理解力的不信任，而是缺乏对语言功能的钻研。接下去，“孝武领诵完了乡约和族规的有关条款，走到父亲跟前请示开始 执行族规”，其中的“走到父亲跟前”，增加了句子的沉重，只能使读者想像空间更狭窄。其实，后面的一句纯属多余，写完孝武诵读乡约和族规后，只要接下去写 “白嘉轩从椅子上下来，跳下台阶”，读者就会完全明白，而且因自身完成了推想更增加了对现场的关切。下面白嘉轩执法的场面中语言的浮渣就更多了，为了节省 篇幅，我将多余成分用括弧标出，请读者明断：
这本是稍有一点文学修养的读者都不难看出的，可是却被不少精通西方文论的批评家忽略了。这里不仅有一个艺术鉴赏的直觉问题，而且有一个理论上的跛脚问题。
在文学语言的评论中近来十分流行的是西方的话语分析。这种分析，作为一种深层意识的洞察是很深刻的，对僵化的话语系统的颠覆也相当彻底，因而受到广泛的欢 迎。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分析只是话语分析的一个流派，亦即爱丁堡学派和法国的福柯等等。这个学派的长处已经众所周知，但其短处却是对艺术本身特点的某种忽 略。从这一点上来说，它和传统的社会学批评是一样的。其实话语分析还有一些流派对于艺术本身并不是那么疏离的，例如哈罗迪、郝森和迪克等等都是很强调语言 的微观结构和语境的关系的，在一定的语境中话语的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发生作用，于是产生了语言的必要成分和非必要成分。像陈忠实这样的语言，如果作话语分 析则可以说是充满了非必要成分的。
这种非必要成分不仅表现在词句的浪费上，而且表现在过程和细节的罗列上。陈忠实的问题在于把许多非必要成分当成了必要成分。他的语言之所以缺乏艺术家的灵 气，就是因为他把必要的和不必要的纠缠起来。例如白孝文经过一番沦落，后来在县里升了官，回乡探亲完毕，“谢辞了(上至婆下至弟媳们的)真诚的挽留，白孝 文和太太(于日头搭原时分)起程回县城，他坚辞拒绝拄着拐杖的父亲送行，(白嘉轩便在门楼前的街巷里止步。白孝文依然坚持步行)走出村庄很远了，才和(送 行的)弟弟们分手上马”。括弧括出的都是语言上的非必要成分，其实，这个场景是否必要都值得怀疑。
我们的文学评论家已经把文学当作话语的艺术，几乎把话语当作文学惟一的或最重要的因素。因为他们接受了法国人的说法，认为在话语以外没有人的任何思想和情感可言。可是他们在评论作品时却对话语的渣滓无动于衷，这是话语理论本身的局限还是话语理论的追随者缺乏艺术感受力呢？
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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