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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的宰相中，富弼和文彦博是老寿星：文彦博活到92岁，富弼活到８０岁。八十载悠悠岁月，六十年官宦生涯，富弼的人生长河可谓波澜壮阔，这里只撷取几朵浪花，来观照他的一生。
一
富弼年少时走在洛阳大街上，有人过来悄声说：“某某在背后骂你！”富弼说：“大概是骂别人吧。”那人又说：“人家指名道姓在骂你呢！”富弼想了想说：“怕是在骂别人吧，估计是有人跟我同名同姓。”骂他的人“闻之大惭”，赶紧向富弼道歉。
年少的富弼分明是假装糊涂，却显示了他的聪明睿智。善于消释痛苦者，向来不“放大痛苦”，这使人想起青年学者于丹，她在接受央视记者专访时，曾谈到“放大痛苦”和“淡化痛苦”这个话题。当时她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同时看到桌上有半瓶酒,悲观主义者很沮丧地说：“唉！只剩下半瓶酒了！”于是喝起了闷酒；乐观主义者却很兴奋，说：“好！还有半瓶酒呢！”于是高兴地喝起来。第二个例子，说的便是富弼洛阳街头“不认骂”的故事。
俯仰之间可见心胸之狭阔，古往今来的高人和凡人，也就在这里分野了。而富弼所处的时代，真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大宋王朝井喷似的涌现出许多人才：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苏东坡、王安石等，都轻轻松松地通过科举考试，中了进士，取得了功名。富弼的科举之路却不很顺利，最初他是以茂才（秀才）的身份登上文坛的,但他不气馁，从容地和“大腕们”交往。当时的文人们经常搞文艺沙龙，在酒楼聚会，吟诗作赋。大家看到一个青年，面目清秀，稳重大方，但２０岁出头了，还是一个茂才，都替他感到惋惜。这个年轻人却不卑不亢，来了，就找一个角落坐下来，安静地听别人诵诗，末了，才稳稳地站起来，把自己的作品念给大家听。他的文章真是好，每每成为诗会的压轴之作。大家最后总结评判，都说这个洛阳小伙子的文章不错。
这个小伙子就是富弼，被誉为“洛阳才子”。当时范仲淹已经颇有名气，认识富弼后，对富弼大为赞赏，说他有“王佐之才”，把他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宰相晏殊。晏殊是奇才，不到２０岁就考中进士，写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一名句。他一眼看出富弼有发展前途，就问范仲淹：“这位洛阳才子可曾婚配？”范仲淹回答：“尚未婚配。”晏殊满意地点了点头。
当时晏殊尚有一女待字闺中，正托知贡举陈祥帮忙选婿。陈祥对晏殊说：我观富弼之文章气度，有宰相之才。范仲淹见晏殊喜欢富弼，就和陈祥从中撮合，富弼终成为晏殊的东床快婿。
富弼于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考中进士，当时他已经２７岁了，属于茂才异等科及第。步入仕途后，他先到河阳(今孟州)任节度判官厅公事，接着到绛州(今山西新绛)﹑郓州(今山东东平)为官。几年后山东一带多有兵变，有些州县长官见乱匪势强，软弱无能，不但不去镇压，反而开门延纳，以礼相送。后来朝廷追究，派出工作组下来严查。
范仲淹坐镇处理这些事。富弼对范仲淹说：“这些州县长官拿着朝廷俸禄，竟然姑息养奸，形同通匪，都应定死罪，不然今后就没人再去剿匪了。”
范仲淹则说：“你不知道啊，土匪势强，远在山林，难以围剿，地方政府兵力不足，贸然围剿，只能是劳师伤财，让老百姓白白受苦罢了。他们按兵不动，以图缓剿，这大概是保护百姓的权宜之计啊。”
富弼不同意范仲淹的看法，脸红脖子粗地与自己的恩师争执起来。有人劝富弼：“你也太过分了，难道忘了范先生对你的大恩大德了吗？”原来，富弼考中进士后，正值皇帝下诏求贤，要亲自考察天下士人。范仲淹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把富弼叫来，给他备了书房和书籍，让他集中精力写出对政事的看法，富弼因此得以被皇帝赏识。
可是,富弼回答：“我和范先生交往，是君子之交。先生举荐我，并不是因为我的观点始终和他一致，而是因为我遇到事情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怎能因为要报答他而放弃自己的主张呢？”
范仲淹事后说：“富弼不同俗流，我欣赏他，就是因为这呀。”
富弼遇事有主见，不盲从，不随便附和别人，即便对天子也是这样。
二
当时的宋仁宗赵祯，看到了大宋政策的弊端，要做一些改革。在大臣递交的方案中，他看中了范仲淹和富弼的方案，于是在全国推行他俩提出的十条改革措施。历史上把这次改革称为“庆历新政”。
范仲淹为了推行新政，跟韩琦、富弼等大臣到各地走访，筛选各路（“路”是宋朝行政区划的名称）监司（监察官）。有一次，范仲淹审查一份监司名单时，发现其中有贪赃枉法的官员，就提起笔来，把这些人的名字一一勾掉，准备另选他人。富弼在一旁看了，心里有些不忍，就对范仲淹说：“范公啊，你这笔一勾，可让这一家子都哭鼻子呢。”
范仲淹严肃地说：“彦国啊，我若不让这些官员的一家子哭，那就害得一路的百姓都要哭了。” 这一次，富弼不再和范仲淹争执了，他觉得范仲淹说得对，此后办事就更加实事求是了。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富弼升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是年春，契丹国大兵压境，扬言要以武力扫平中原，要求大宋割地赔款才息兵。慌了手脚的宋王室，赶忙商议派大臣出使契丹求和,但朝中大臣皆因此行凶险，不敢前往。有人推荐富弼，富弼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大使，拜任枢密直学士，出使契丹。
见到契丹王，富弼问：“为何要出兵攻宋？”契丹王回答：“是你们违约在先，堵塞了关隘，所以我们要进攻。如果你们割地求和，我们可以撤兵。”富弼正色道：“我知道你自己并不想出兵，而是你的臣子嚷嚷着要打仗。你可知道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牟利？”契丹王惊讶地问：“此话怎讲？”富弼说：“我大宋封疆万里，精兵百万，上下一心，若你们要用兵，能保证必胜吗？即使你们侥幸获胜，也要损伤过半，这些损失你那些好战的大臣能够弥补吗？如果我们还像以往那样互通友好，大宋每年赠给你的钱帛，还不都是你契丹王一人任意支配吗？”
契丹王想了想，点头称是。富弼又说：“至于我国堵塞关隘，本是为了防范叛军，并不是为了进攻他人。若是为了进攻，就不堵塞关隘了，而是要打通关隘，前去进攻了！”契丹王觉得富弼说的都是实话，第二天就邀富弼一同打猎，但他提出一个条件：“如果能割地给契丹，则两国可长久修好。”富弼问：“为什么？”契丹王说：“我们都以每年领受你们的钱帛为耻。”富弼马上反问道：“你们以得地为荣，我们必以失地为耻！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想让我们割地求和，万万不能！”
面对这个既善辩又强硬的来使，契丹王感到无奈，最终不再要求割地。就这样，富弼不避生死，不辱使命，只说了一番话，就打消了契丹国进犯的图谋，使两国化干戈为玉帛，此后的几十年间，两国一直和平相处。
富弼后来又出使契丹，也大获成功，展示了其超人的胆识和外交能力。他第一次去契丹时，家人来报，说他的女儿死了，他不顾而行；第二次去契丹前，他的妻子生了个男孩，他来不及看一眼，就启程了。到了契丹国，每得家书，他连拆都不拆。随从不解地问：“这是家书，为啥不拆？”他回答：“拆了，徒乱人意！”
三
富弼一心为国家，受到仁宗嘉奖，欲提拔他为枢密副使。他力辞不受，上疏仁宗：“现在（大宋）与契丹再结盟好，大臣们都以为太平无事了，万一契丹毁约，又来进犯，我岂不是死有余辜！陛下啊，您只要卧薪尝胆，不忘边患，多虑国政，就不用考虑我的职位高低了。”过了一段时间，仁宗欲再次提拔他，并派宰相去劝说：“此次任命是别有用意，非因你出使契丹有功，请受之。”他这才接受了枢密副使的职位。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六月，契丹和西夏发生战争。契丹出兵10万西征，并遣使至宋，要求大宋与西夏断交。范仲淹怀疑契丹国是声东击西，可能与西夏联合攻宋，建议朝廷马上增兵，驰援西部边陲。富弼冷静观察后，认为契丹不会与西夏联合、杀个回马枪再来攻大宋。当时朝廷上下非常担心，议论纷纷：如果大宋受到攻击，你富弼是否以头颅谢罪呢？富弼很平静地说：“放心，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结果如富弼所料，契丹并没进犯大宋边境。
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富弼被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日拜相。两年后的一天，仁宗上朝时突然昏厥，被扶入宫中诊治。朝中大臣十分惊慌，议论纷纷。庙堂之上的富弼却很冷静，他和文彦博一起留宿宫中以防不测，并随时询问仁宗病情，使宫中秩序很快恢复。后来富弼还与朝中大臣一道，劝仁宗早立皇嗣以安定人心。
至神宗立，为了富国强兵，神宗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进京，变法改制。神宗想问问富弼对变法的看法，因富弼是三朝元老，许其肩舆至殿门，不必叩拜，坐下说话。结果富弼一见神宗就说：“我反对变法。”神宗又问边防事宜，富弼说：“陛下执政不久，当布德行惠，希望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听后十分失望，革其相位，以仆射出判汝州。
富弼见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与之争，于是称病退休，欲回洛阳，上疏几十次才被准许。临行，他又上疏神宗，说，现在王安石变法，起用许多小人，加上地震、旱灾，国事堪忧。神宗问他去了之后，谁可代他为相，他推荐文彦博。神宗又问：“王安石如何？”富弼沉默不答。
由此，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恨死了富弼，私下说：“枭富弼之首于市，则法行矣。”富弼于是退居洛阳，与文彦博、司马光等13人组成“洛阳耆英会”，每日在自己府中置酒，赋诗吟和，但每遇国家大事，他仍建言献策，畅所欲言。
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八月，８０岁的富弼在洛阳病逝。他死前给神宗上疏：现在朝中多有投机钻营的小人，非国家之福，应予以廓清。神宗读后十分哀痛，辍朝三日，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文忠。随后富弼配享神宗庙宇。宋哲宗上台后，又亲篆碑额“显忠尚德”４个字，请大学士苏东坡撰文刻之，对这位名相和外交家的一生给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