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一章即说明了“道”的体和相，开宗明义地阐明了生命最初本来面目的大道，也就是天然的阴阳合一的最初状态。这是作为人第一应该明白和生命与精神回归的首要选择，也就是必须要明白大道这个智慧，再次而下之，才是器世间的用，用之才谈到治国用兵以及民之生计。（从开头我们就可以知道，老子的教理并不是要“愚民”，而是要人们具备认识大道的智慧，因为有了那个智慧，自然就可以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而且，作为生命的存在，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利，也理应提升精神与思想境界。什么是“愚民”呢，我认为，剥夺别人的生命权、同类互相残杀、偷盗、淫乱、欺蒙诈骗、不仁不义不孝等，才是真正的“愚民”）。
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意思是说天下的事物，要是以大道的眼光来看，本来没有美和不美、善与不善的区别轨迹，只因为人有着高低不平的认识和心理状态，因而生起分别取舍好恶之心，所以有了美与恶的名言句相。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此处的“圣人”，指的是有道的人，在佛教禅宗也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的人。意思是说圣人们顺应大道的自然法则，不刻意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以及各种教条，所做的事情无有纤芥留存于心中，心内不着丝毫痕迹，不用多余的话去教导别人，只是身体力行地做着理当应做、义当应做的事情。（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老子的重点施教对象是有着一定社会地位和意在追寻大道的人。社会发展至今，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人们的种种“有为”，制造出的核武器已足足可以把地球毁灭50次以上，一旦核战争在哪天人们头脑发热的“有为”中爆发，这人也就真正地愚到万劫不复的深渊里了）。
第三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贤能的标准，千古难下定论，但是推崇贤者的结果，却会导致许多伪装的言行，老子当时在世的情形，是各国的诸侯为了争地称霸，不惜任何代价来网罗天下才能的智士。凡是才智之士，便统称为贤者。而这一类的贤者愈多，使天下的乱源也就愈难弭平。因此上，不推崇贤能，则可免了天下的争端；居上位者不好宝贝和贵重的东西，则人民不会有偷盗之心（这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情形而言，事实上，老百姓的偷盗之心大多来源于饥寒）；在上者不追逐实利和纵欲，则民众也就会各安其志，心不会乱（领导者的言行，老百姓最易模仿和学习，比如希特勒变态，则全国大多数民众也跟着变态）。所以圣人们强调修养自身，教人先断妄想思虑之心，心无外慕、安饱自足，自绝贪求之心、不起奔竞之志，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自食其力、安享天年。使人们生活在道的准则中，使那些聪明的人也觉得没有争的必要，这样合乎自然的规范，也就自然天下太平无事了。
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指用于祭祀用的草扎的狗。这样的刍狗，本来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但因为祭祀需要又不得不用，虽然使用了但也并不是说明它有着和真狗一样的警吠之用。天地看万物都和那个草狗一样，没有对哪样好、哪样不好；圣人们也是这样的，没有对哪一类哪一群人特别好，对另一类另一群人就不好，都是平等地对待。
第八章“夫唯不争，故无尤。”与物无争、与世无争，虚心顺物，就像奔流的水性一样，遇洼则积、遇阻则迂绕，这样子就不会遭人埋怨，就能永无过患而安然顺处。
第十章“爱民治国，能无为乎。”这一章前面几句话在说自身修养达到一定程度了，则处于天然的道妙之中，生命自然享受到美妙的滋味。而这一句，老子审问，爱民治国能不能做到无为，若不能无为，还是不能忘迹，用繁琐的法律法规来对人民进行管辖和约束，说明人的道德境界和精神层次已经相当堕落了，虽妙而不妙也。
第十三章“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我们之所以有喜、怒、哀、乐、爱、恶、忧、惧，在于有我这个身体的存在，如果我没有了这个身体，那么我哪有那些艰辛和苦痛呢？为政治国的人把天下当作自己身体一样，这样就能领导好国家；以爱己之心，来珍惜呵护天下的民众，发挥出对全人类的大爱心，天下就能有所信托而能得到很好的治理（在此充分说明了，老子的教化对象是居于上位的人们，要将修道与治国结合起来）。
第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上古之时，人民人人都生活在道的境界中，差不多的精神境界，都很质朴浑厚，本来没有仁义、伪诈、孝与否、忠与奸的差别，但随着时光的迁流，社会的变迁，人们的精神境界有了差别，有的人道德堕落了，于是有了仁义与否的差别，这也说明大道已经废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同样的，有了高低不平的聪明才智，也就有了大奸大巧大伪；家庭中有了矛盾、不和睦，才区别出了孝慈与否；国家在昏暗乱世中才有了忠臣与奸臣的分界。
第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圣智本来是为了利益民姓的，但老子针对当时春秋战国时的纷乱情形，指出正因为诸侯们乱用圣智，反为民害。所以把造成纷繁战乱的聪明才智弃而不用，使民众各安其居、乐其业，则享百倍之利；仁义本来是针对社会上不孝不慈者们的心理药方，不把之作为特别的宣传和强调，则百姓们天性自然的孝慈就会恢复起来；抛弃自私自利的贪图之心，就不会有盗贼作奸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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