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全书，认识了姿态鲜活而生命纯粹的伍连德先生。但需坦言，我未必完全认同作者、出版人奉行的传记价值尺度与当下流行的传记笔法，这种笔法无非是一些“行迹录”、“功德簿”的总汇，作者热衷于为传主评功摆好，轻率地做各种道德评判，却忽视了对传主精神困惑、生活意义、内心价值与生命隐喻的挖掘，以及对时代、对当下的提问与反思，这种“因袭”在中国本土的传记创作中尤为突出。譬如书名，三十几年前，哈佛学子夏绿蒂·弗斯为丁文江书写传记，书名推敲为《丁文江——科学与中国的新文化》，语词很平实，却很深沉，有历史范畴的开启，有时代母题的提出，像一幅有景深的照片。而王哲对于伍连德的洞察出自梁启超的一段议论——“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于是发出“国士无双”的深情叹喟，并且以此作为传记的书名。其实，这份印象与归纳都与伍连德的职业境界和精神空间，以及那个时代的主题相悬离，几乎是在踩一个虚蹈的道德高跷。
一个人，哪怕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也只能做一件或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对于医学家的伍连德来说，他生命中最闪亮的业绩就是主持了1910年的东北抗击鼠疫（他的抗疫勋业还可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抗疫之外，值得历数的精彩故事应该是开创了口岸卫生检疫机构与制度，两度拒绝出任国家卫生行政主管，创办中华医学会，编辑会刊《中华医学杂志》，筹办北京中央医院，与王吉民合著英文版《中国医学史》等。所以，伍连德晚年“拾脚印”，写回忆录，特别聚焦于这一段跌宕的抗疫（使用“抗疫”概念更准确，在那个时代，中国并没有科学意义上的“防疫”工作）经历。1959年，他在剑桥出版了“一位现代医生的自传”，主标题就叫《鼠疫斗士》。不难看出，他非常在乎那一段激荡的岁月，为此，他还痛失了爱子长明。其实，这一段辉煌的历史不仅是他个人的职业奋斗史、学术荣誉史，也不仅是科技史、医学史，而是近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史、转型期思想变迁史。因为，此时的伍连德不仅是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而是统领着抗疫社会工程的外务府特命的钦差总医官。
特别值得赞颂的是伍的上司施肇基。这位末代王朝的外务府主管，对伍连德一见如故，依凭一面之缘的洞察与信任，旋即向袁世凯力荐，诚邀28岁的南洋医生出任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副校长）。他对伍连德高度信任，不仅任命其担任东三省防鼠疫总医官，还力排众议，支持伍对鼠疫流行的学术直觉与初步实验报告（当时伍的判断还未得到证实与公认），顶住外交使团的压力，撤销法国医生迈斯尼的技术主导权，为取得摄政王对于疫区焚尸的授权，寒冬除夕哭谏王府，声情并茂，感动府台，其忧国恤民之心，可映日月。其时清政府满朝腐败，但未必没有清流。可以说，没有施肇基的锐眼识才与肝胆相照，就不会有伍连德东北抗疫的全胜。一年之后，帝制革除，民国如日初升，然而，伍连德二次东北抗疫（1920年扑灭鼠疫），三次抗疫（1926年控制霍乱）运作中所受到的人际掣肘与制度内耗远比晚清时代要大许多。革命一旦越过炙热的动员期，进入世俗化的庸常轨道，激情与操守便悄悄失落，人性也面临顿挫、失陷。如果说伍连德晚清社会抗疫是“泥潭”里跳舞，那么，他民国社会的抗疫就是“沥青池”里游泳。即便是知交施肇基的胞弟，也未必如兄长一样理想长啸，高风亮节。1918年，伍连德倾心倾力筹建的北京中央医院落成，他却只是短暂地出任院长，旋即被主管财务的施家老二（施肇曾）排挤出局，为的是安插自己海外归来的公子接任院长。伍感念其兄肇基的知遇之情不争而退，黯然离职。一次抗疫时期，日本的医学权威、铁路路政当局尚能尊崇真理，服膺事实，推举伍连德担任“万国鼠疫研究会”主席，授北满铁路终身荣誉顾客，免费乘车。而“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三次抗疫时期，日本屯驻军部却因担心流行病与传染病专家的伍连德在东北的疫病调查可能捕捉到731部队特殊使命的蛛丝马迹，而蓄意捕获、杀戮而后快，幸得他具双重身份，经西方媒体捅出新闻，英国领事馆出面营救方才脱险。
掩卷沉思，回到最初的提问，伍连德的传记应该叫什么书名？依思想史的径路，应该叫《与疫同行：历史过山车上的伍连德》。疫，在这里不仅指鼠疫，也指称广义的苦难。不知安卧天国的伍连德先生与客居美利坚的王哲先生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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