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消费主义文化的特点
1、符号价值的意义高于使用价值。在消费社会，物质商品中渗入了越来越多的非物质因素，商品的外观设计、包装、广告等在商品生产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甚至在商品构成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直接制约着商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等各个环节。与商品的非物质化相联系的是，符号体系和视觉形象的生产对于控制和操纵消费趣味与消费时尚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这里，符号价值被认为是有别于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第三种价值。商品第三种价值的三重属性即信息价值、体验价值、符号价值，符号价值是商品的信息价值，卡尼曼称其为体验效用。实际上，所有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感到这种第三重属性的存在。例子――结婚戒指，它的符号价值，显然不同于它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别人几乎不可能仅仅凭其交换价值，就把它从主人手上交换过来；而一旦丢失，它对于主人的损失，也绝不仅仅限于它的市面价值。符号价值表达的是式样、风格、声望、权利等。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符号价值已经成为商品和消费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购置物品已经不是因为这些物品本身具有的内涵(包括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是因为这些物品所代表的符号价值。电视在宣传符号价值，促进消费主义文化形成方面具有历史作用。电视广告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浪漫、奇异、欲望、美丽、满足、归属感、科学进步和好生活“粘”到推销的商品上。这些商品往往就是大众世俗的日常生活用品。当尘世间的日常消费品和华贵、奇异、美丽、浪漫等文化特性联系在一起时，再认真地辨认这些商品原有的使用功能就不那么容易了。在这里，经营者不再只是说明他们的产品内涵，而且以各种符号和图形来“包装”产品。这类“包装”和产品常常难以区分。经营者关心的不是这些包装是否能全面代表他们的产品，而是靠这些包装是否能把他们的产品和观众或消费者脑海里的欲望联结起来。更具体地说，市场营销的历史表明，首先要关注大众那些显而易见的欲望，然后创造新产品或重新包装老产品来满足这些欲望，营销才能获得成功。
人们消费的已不是物品，而是符号。
2、超现实Hyperreality：物质消费转化为意识形态意义的美学消费。在后工业消费社会，人们消费的不是商品的功能属性（实用性），而是社会属性，即符号价值，将物质消费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意义的美学消费。电视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符号形象充斥电视并被发挥到极致时，人们实际上进入了鲍德里亚所说的模拟世界或时代。消费品已经具备了和范围广阔的形象及符号相结合的能力。这种结合遮盖住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成为商品符号（Commodity-Sign）。当以电视为核心媒体的消费文化利用难以计数的符号和形象流动生产出无休止的现实模拟的时候，消费者往往失去对现实的把握。在这个模拟的时代，是“原版”还是“复制品”已不是问题的核心。因为参考点不在了，真实也就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在这样的时代，生产者的重点不是物质商品的生产，而是对资本的操作和对“消费需求”的生产。这一过程也就是从制造业过渡到服务业。这种服务消费包括教育、健康、信息服务，也包括娱乐、休闲服务等等。因为资本主义现在首先关心的是符号、形象和符号体系的生产。这个符号生产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的建构的过程，一个造“梦”的过程。虽然被文化覆盖的现实并非始于消费时代，人类文明早已经将社会的方方面面涂抹上文化色彩。但是，消费时代对现实的包裹才真正的代替了现实，而且对现实的文化建构不再是以前那些多元的文化，而只是被资本操纵的消费主义文化，即文化的多元性被消费主义文化的多样性的取代。“造梦”变成了一种“梦工业”。所谓“梦”本身并不带有贬义，也没真、假（真已经被悬置，被文化覆盖）。资本为了本身运行的更加顺畅降低成本、减少风险，必须进行文化和价值观的建构，这种建构将社会的现实全面的符号化，直接的现实被掩盖，人们生活在符号化的“超级现实”中。形象商品的生产与“灵活积累”是吻合的。许多形象的消费周期都十分短促，许多形象可以在广大的空间同时消费，形象商品这种无孔不入而又短暂易逝的特性，进一步广泛地刺激起人们对变化不居的时尚的追逐。
由此看来，基于符号价值的欲望的满足不过是幻觉。结合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消费的角度看，资本主义造成的最严重的异化是人的需要的异化（欲望的异化）。马尔库塞认为，生活在发达工业社会的人们过着一种表面上安乐的生活，拥有自己的住宅、汽车、各种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和日用消费品，但这是一种虚假的“安乐”。因为这些“需要”不过是资本主义商品体系建构出的“虚假需要”。“现代主体作为一个消费者，无论是他的需要还是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都是由资本主义商品体系结构性地规定了的。人们在把物质需要作为自己的基本需要之后，实际上已经是“为了商品而生活”，已经把“商品作为自己魂牵梦萦的中心。”
3、仿像（Simulation）：人们的消费意识形态被主宰。在鲍德里亚的眼里，这些电子时代通过色彩及其他方面的处理混合而产生的形象比真的东西还要真。但从这种模拟或者比真实还真实的形象符号中是不可能发现真实的。这是引导并操纵消费者的前提。在这种前提下，大型技术集团得以实现从引导到操纵这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广告和传媒，文化作品和视觉艺术的各种手段，包括广告、电影、电视、文学作品等，通过与所欲推销的商品有关或无关的形象来操纵人们的欲望和趣味，构造消费意识形态。人们先体验到了那种商品的图像和使用那种商品的生活趣味，在明确了我们和那种商品发生关系的意义以及自我主体的形象，我们才去购买那种商品。这就好比在电影和肥皂剧具有历史后，我们的意识形态已经处在分不清是电影在模仿生活还是生活在模仿电影。
例如，迪斯尼乐园就是一种“超现实”的仿像文化，真实和拟真之间的界限在我们的意识形态深处已经分不清了，真实被模仿到极度“真实”它就是一种超现实。
例如，很多内地的年轻人实际上仅仅根据香港、美国、韩国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电视剧，以及各种时尚杂志，在还没有接触现代化和高级消费社会之前，就已经建立了关于消费资本主义的表象和对此的向往。很多内地女孩到南方后，开始迅速根据电影、电视和时尚杂志的形象重新包装自己。年轻人购买化妆品和服饰时，总是根据广告和时尚杂志的宣传购买、仿照那种形象去打扮。购买汽车要考虑到实用性。但我们购买何种汽车，实际上是在受广告、时尚杂志、某一部流行电影或者某首流行歌曲MTV中的使用汽车的生活方式场景和影像的影响。一辆车没坏，因为款式老了我们再换一辆。这些现象实际上都反映消费意识形态对于中国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取代了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尤其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各地城市文化的地方性正在消失，城市建筑、娱乐文化和青年酷文化正在趋同，并且，越来越美国化或者韩日化。这都是当代艺术和文化批评需要面对的课题。
消费主义文化不仅体现在商品营销和宣传的广告环节，它还表现为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之中，构成无处不在的文化环境，操纵人们的欲望和趣味，主宰了我们的生存意义和意识形态。
（1）形成离散社会：人们凭借现代媒体而生存，消费过程中逐步地消失于“符号”的海洋里。也正是这种消费，使大众脱离了现实，不去与周期的人交往，相互之间越来越疏远。那种和睦邻里关系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社会需要。人们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交活动；反过来说，也只有使大众处于脱离现实的状态之中，才能使他们真正地失去社会性而作为一个个孤立的原子，变成被操纵的消费机器。
（2）消解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电视的重大影响在于它对传统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界限的消解。该界限的消失意味着社会处于一种“透明”的状态。人的全部生活从广义上讲都处于一种暴露状态中。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没有什么比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更神圣的了。而神圣和与之相伴随的力量又和神秘分不开。然而，通过电视，又有哪个观众不知道椭圆形办公室的陈设。不管总统的办公室是华丽还是庄重，重要的是它在电视上被一览无余，再也没有什么可神秘的了。这个曾经十分隐蔽，在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场所赤裸裸地进入千百万电视观众的脑海之后，他们起码在这方面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想象的了。与之紧密相连的政治文化也不能不重新定位，政治生活中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淡化了。
（3）创造“沉默的大多数”，使大众成为失去了与环境和他人交流的能力。
一些传播学理论家认为，电视就像“黑洞”一样，能把观众全吸进去。因此，很难指望观众会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反映。他们只是被动地、沉默地收看而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上的节目内容并不是最重要的。按鲍德里亚的话说，电视最本质的影响在于它对观众反映的封杀。大众在沉默中消失了或者说象征性地死去了。证明大众存在的唯一形式是他们对各类抽样调查（Survey）的反应。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不存在了，代表大众的只是一堆统计数字。从理论上说，媒体就是信息。但现实是，因为大众的社交能量被媒体和其他技术“冻结”了，媒体的信息量越大，社交就越少。媒体不再是大众的延伸，而是他们生活的主宰者。更确切地说，大型技术集团已通过大众媒体创造消费文化的方式成为大众社会生活的主宰者。这种超现实的消费文化为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经济扩展从意识形态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消除了卧室和公共场所之间的界限，人的全部生活再无隐私可言。一家人彼此(特别是对孩子)难以启齿的事情，电视声情并茂地展现给在场的每一个人。电视把人的生活全方位赤裸裸地像镜子那样反映给所有的观众。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失去了隐私。孩子们也不再有童年和少年，他们和成人之间的人生距离由于电视的存在而消失了；
（5）大众因此而失去想象力。人的所有关系除了和政府、社会机构的交往以外(例如领取失业救济金)，便是和物体(商品)、媒体和机器的关系。他们想知道的都知道了，甚至不想知道的，也被毫不客气地摆在了他们的面前，生活失去了意义。人的所有关系除了和政府、社会机构的交往以外(例如领取失业救济金)，便是和物体(商品)、媒体和机器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步地被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所代替。
4、躯体意象：给消费者制定审美标准。在消费文化中，广告、流行出版物、电视、电影文化等，提供了大量风格化的躯体形象。（1）身体被商品化。身体被消费社会所重新发现和重新编码，逐渐神话化。神话身体的主导主题是“美丽”和“色情”。当然，这种“色情”非原始或本来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种功用性概念。它展示身体某些部位，身段和肌肉，或者某种体态和“曲线”的面目。（2）躯体被认为是快乐的载体。在这里，理想的躯体意像是青春、健康、苗条与美丽。电视与电影等媒体反复地暗示柔软优雅的身体、极具魅力的脸上带酒窝的笑，是通向幸福的钥匙，或许甚至是幸福的本质。（3）通过物的堆积来完善躯体。为了让自己美丽，女人们只得大量购买香水、按摩、疗养。人们只能通过“买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她们只能通过堆积物品来显示自身，否则找不到更好的、让整个社会都认可的途径。渴望或追求美丽的冲动便转化为占有物品的冲动，即身体与消费品的等同。男性气质与物质文化的商品链联系起来。这在传统社会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青年应该是“汽车、自行车、音乐和黄色读物”、“开司米单色运动衫”、“缎子翻领无尾小夜礼服”、“彩拼毛衣”、“条纹双排扣西装”或“双排扣”海军蓝夹克等等。
5、享乐主义：新的道德观。（1）新的大众英雄的树立。Pachter曾经说：今天的大众英雄不再是强有力的帝国的缔造者、发明家或有成就的人。而是电影明星、歌星以及奉行享受哲学人。(Pachter975，330)。消费是现代社会的英雄（美德），这不仅因为消费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而且是因为消费主体构成了现代主体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2）节俭苦行的人被再教育。那些习惯于节俭苦行的工人现在必须接受"再教育"，接受以享乐的生活方式。而教育者就是广告，引诱人们参与原来限于上层人的商品消费。例如，广告上，一个男年青满身头皮屑，女孩都纷纷避开他，而使用了某种洗发水后，局面立刻改变。（3）制造新的消费者。广告通过嘲讽勤俭、节制、稳定、耐久、适度等清教徒观念，广告大力促进了传统价值观的瓦解。当代广告让一个家庭主妇焦虑地瞧瞧镜子中的自己是否像广告中的那位35岁的太太一样，因为不用Leisure Hour 电子洗衣机、洗碗机而憔悴不堪"(Ewen：1976，73)
结论――我买故我在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个人的消费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都有权实现自己的需求和欲望，这种个人的需求和欲望不应被外部的权威剥夺或压抑。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芭芭拉·克鲁格说“我买故我在”，后者可以径直看作是前者的一种延伸。在前苏联等国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剥削了人民的消费权力，使人民的需要服从于国家的计划，实行所谓"对需求的专政"。而剥夺消费权力即是剥夺个人自由，剥夺个人选择的权力，故此海耶克断言，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之路"。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消费者的利益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才能得到保障，
此外，人们为购买而购买的行为，也与人际关系的疏远、自我认同的需要、心灵的净化与安慰、建立彼此的关系等需要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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