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息谷-管理人的网上家园
标题: [转帖]老有所养,谁来养? [打印本页]
作者: solarxia 时间: 2007-8-24 17:20
标题: [转帖]老有所养,谁来养?
老有所养对社会的稳定非常重要，对个人更为重要。很多人指望能通过建立西方国家现在这样的养老制度来解决养老问题。事实上西方的养老制度不过是变相的“养儿防老”，是“养儿防老”的社会化：大家来养小孩，今后一起享受养老金。西方国家通过纳税用于小孩的养育：全面12年国家义务教育，贫穷家庭还可以得到食品等补助。单身人口和无子女家庭得缴纳很高的税，多子女的家庭不但能拿回所有的税，还能得到额外的优惠。
不要以为交了养老保险就一定能够拿回来，要是人口结构合理，是没问题，但下一代人口过少，保险公司就得破产。这是一个“击鼓传花”游戏，当后继乏人无人击鼓时，手捧鲜花（养老金保险单）的几亿中国老人将面临无人养老的绝境。
西方国家都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甚至超过1万美元才进入老年化的，西方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都是高生育率但人均寿命不高。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后，美国总统罗斯福针对当时的经济大危机带来的剧烈社会动荡，制定和颁布了《社会保险法》,美国开始实行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曾经被称赞为美国政府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罗斯福也因此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由于生育率一直比较高（美国到1960年生育率还接近4），而当时寿命不长（194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男性61.4岁；女性65.7岁），从来没有人想到，这笔资金有朝一日会消耗殆尽。在1950年时，平均每16个工作人口支持1个退休人口，而2004年底，每3.3个在职者支持1个退休者，而且20年后，将是每2.3个在职者支持1个退休者。200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男性74.4岁；女性79.5岁。其中，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达到12.4%，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0%。它们与1930年的5.4%相比，已是相去甚远。由于人口结构改变，以及人均寿命的延长，社保难以为继，社保缴纳金额也不断提高。1937年雇主和雇员双方合缴雇员工资的2%作为社保税，随后这一比例由于“现收现付”的需要而被不断提高，1990年，这一比例提高至15.3%。1978年前，由于就业压力，美国大部分地区实行强制退休（就像中国现在这样），但1978年，美国国会立法规定，强迫老人在70岁前退休是非法的。到1986年，除了针对飞行员等特殊职业，强制退休制被废弃了。美国目前没有法定退休年龄，何时退休全看个人买的是哪种养老保险。最近二十几年来，将享受社会保障福利的退休年龄从65岁延迟至67岁（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2005年建议将美国人的退休年龄延迟到69岁），并制定了严格的规则鼓励人们推迟实际退休年龄，阻止提前退休。一直憧憬安享退休生活的老人们近年大多遭遇残酷的股市打击，存储的养老金一落千丈。追踪互惠基金投资状况的Lipper公司估计，投资互惠基金的退休人士，过去两年每人至少平均损失25%的投资。《华尔街日报》估计，在这期间退休人士蒙受的损失将近6780亿美元。霎时间，他们发现面前需要缴付的账单变得越来越不轻松。美国退休人士协会说，2005年该会接到退休人士的求助电话和书信，增加两倍。许多人开始考虑延缓退休，以解决家庭经济危机。据美国退休人协会表示，目前年龄超过60岁的退休人口约4500万，其中46%的老人，由于经济原因必须在退休后仍继续工作（包括半工在内）。有不少重新就业的老人却面对雇主的排斥。平等机会就业委员会的统计数字显示，因年龄太大而受到歧视的案例，从1999年的1万4141宗增加至2000年的1万6008宗。
但是即便如此，社保仍然面临危机。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宣称：“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后果只有两种：一是宣布破产，谁都拿不到钱；二是如果动作太慢，我们这一代人为承担社会保障义务而承受压力，就会减少你的收入，或是降低你照顾孩子的能力。”2005年美国总统布什指出：“2018年，社保将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自那以后，社保缺口将逐年递增。到2042年，整个社保系统将被消耗殆尽，全面破产。”
直到最近几年，发达国家的社保问题才露出冰山一角，因为欧美和日本虽然目前出生率都低，但只是这一二十年才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的(低出生率后的小孩还没有成为主体劳动力)，现在的劳动人口(还是以前高出生率时候生的)仍然足以维持养老金制度，但现在的劳动人口到老的时候却不能拿回养老金，因为下一代人不够。现在很多发达国家的劳动人口不愿意缴纳养老金，例如日本就是这样。
因为养老金的缺口，西方国家纷纷延迟退休年龄。将退休年龄延长，并不一定意味着老年人仍然健康，有工作能力。社会养老金的承受能力降低，养老金有缺口，政府不得不延长退休年龄，是拒付养老金的表现形式之一。
依照国际惯例，为度量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通常会计算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由7%翻一番(即增加到14%)所用的时间。英国用了45年、瑞士是50年、美国65年，法国虽是老年人口最早达到7%的国家，但达到14%的比例却花费了115年。根据于学军等人的预测，中国完成这一过程大约需要27年。中国中间年龄将在2025年达到39岁(这还是以官方公布的“修正”之后的乐观的生育率预测的，实际上将超过39岁)，超过美国，然后加速老化，就是说美国社保制度建立近100年后中间年龄才提高到39岁，而中国进入老年化后26年中间年龄就提高到39岁，可见中国老年化来势之凶猛。
美国的人口结构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好的。美国社保制度已经建立70多年。美国生育率还有2.09（欧洲只有1.47，日本不到1.3），还有改革余地（比如适当提高退休的年龄，增加扣除工资的百分比，给多孩子家庭返税来确保生育率不下滑）。日本和欧洲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已经建立了社保制度。中国1999年进入老年化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千美元，社会养老制度还在探索阶段，可谓穿着夏衣骤然进入老年化社会的严冬。并且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2岁。低生育率是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的(social security)，另一方面，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破坏了家庭结构，破坏了传统的家庭互助保障(family security)系统。如何建立和谐社会？
如果不进行改革的话，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要到2042年才破产。布什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改革了。布什指出，改革之路不会一帆风顺，美国必须勇敢地落实。布什总统的支持者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桑托伦说：“我明白，面对社会保障这样的难题，你可能更愿意把它留给下届国会，或是下一代人去解决，但这绝不是负责任的做法。”
要是光为了暂时的名望和下届共和党的选举的话，布什总统完全可以不去捅这个马蜂窝。但这毕竟关系着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能忽视这个问题。
现在中国是9个劳动年龄人口（并不是真实劳动人口）对应一个65岁以上老年人口，40年后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现在只有城市的4000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金，并且是全国13亿人口通过不同的途径贡献的（要是没有数亿农民工的贡献，城市社保立刻崩溃），现在城市老年人的相对待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些五十多岁就可以退休（工作二十几年，靠别人养二十几年），即便如此，现在的养老金缺口仍然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
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右；到2050年，我国60岁和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数将分别达到4.5亿和3.35亿，这意味着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由于子女数量减少和城市化的进展，这些老年人都得依赖社保养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警示，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到2075年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养老金毕竟只是一堆纸，要是有合理的人口结构，缺口再大也没问题，没有养老金的话靠子女养老也没有大问题，但关键是今后年轻人数倍减少（1970年前后每年出生2500万以上，1980年代后期每年也出生2400万，但是现在每年只出生1200万左右，随着工业化所伴随的生育意愿下降，今后每年出生人口会更少）。养老金缺口肯定比现在的法国和日本要大，中国将被迫不断提高退休年龄，现在的年轻人到75岁也难以拿到养老金，而人均寿命延长已经很缓慢，到时候人均寿命也就只有75-77岁的水平，这意味着一大半的人到死都拿不到养老金。而在智力经济时代，老年人怎么可能竞争得过年轻人？六七十岁的老人失业后谁来养活？在目前这种生育率和生育愿望的前提下，存钱不如存人！多养育一个孩子等于买一份最好的养老保险。
由于全国劳动力支撑着城市养老制度，城市老年人个人少了后顾之忧，现在中国城市老年人日子很舒服，而他们的子女可能还没有老年人收入高，在有些家庭出现白发人养黑发人现象，出现了所谓的“啃老族”，给人一种“不要靠年轻人养”的假象。有人因此得出养小孩没有用的结论，现在有人不愿生育小孩了。其实这是一种自私的表现，一方面不想承担抚育小孩的责任(而那些养育小孩的母亲因为花费很大精力和时间在养育小孩上，反而不能得到足够的工龄和社会安全税的点数)，一方面又想将现在的财富长期保值甚至升值(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他们其实是在剥削别人的下一代。从个人角度看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可以实现，因为个体处于社会这个开放系统，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利用社会分配制度，从外界“吸纳能量”，“养儿”不一定“防老”，“防老”不一定靠“养儿”（古代分配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是一个封闭单位，“防老”必须靠“养儿”；并且当时的法律、道德、家族制度能够保证“养儿防老”），“养儿”既不是“防老”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而是个概率问题（大多数子女能够扶养父母，但少数子女不能扶养父母）。
作者: solarxia 时间: 2007-8-24 17:20
老有所养对社会的稳定非常重要，对个人更为重要。很多人指望能通过建立西方国家现在这样的养老制度来解决养老问题。事实上西方的养老制度不过是变相的“养儿防老”，是“养儿防老”的社会化：大家来养小孩，今后一起享受养老金。西方国家通过纳税用于小孩的养育：全面12年国家义务教育，贫穷家庭还可以得到食品等补助。单身人口和无子女家庭得缴纳很高的税，多子女的家庭不但能拿回所有的税，还能得到额外的优惠。
不要以为交了养老保险就一定能够拿回来，要是人口结构合理，是没问题，但下一代人口过少，保险公司就得破产。这是一个“击鼓传花”游戏，当后继乏人无人击鼓时，手捧鲜花（养老金保险单）的几亿中国老人将面临无人养老的绝境。
西方国家都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甚至超过1万美元才进入老年化的，西方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都是高生育率但人均寿命不高。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后，美国总统罗斯福针对当时的经济大危机带来的剧烈社会动荡，制定和颁布了《社会保险法》,美国开始实行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曾经被称赞为美国政府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罗斯福也因此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由于生育率一直比较高（美国到1960年生育率还接近4），而当时寿命不长（194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男性61.4岁；女性65.7岁），从来没有人想到，这笔资金有朝一日会消耗殆尽。在1950年时，平均每16个工作人口支持1个退休人口，而2004年底，每3.3个在职者支持1个退休者，而且20年后，将是每2.3个在职者支持1个退休者。200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男性74.4岁；女性79.5岁。其中，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达到12.4%，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0%。它们与1930年的5.4%相比，已是相去甚远。由于人口结构改变，以及人均寿命的延长，社保难以为继，社保缴纳金额也不断提高。1937年雇主和雇员双方合缴雇员工资的2%作为社保税，随后这一比例由于“现收现付”的需要而被不断提高，1990年，这一比例提高至15.3%。1978年前，由于就业压力，美国大部分地区实行强制退休（就像中国现在这样），但1978年，美国国会立法规定，强迫老人在70岁前退休是非法的。到1986年，除了针对飞行员等特殊职业，强制退休制被废弃了。美国目前没有法定退休年龄，何时退休全看个人买的是哪种养老保险。最近二十几年来，将享受社会保障福利的退休年龄从65岁延迟至67岁（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2005年建议将美国人的退休年龄延迟到69岁），并制定了严格的规则鼓励人们推迟实际退休年龄，阻止提前退休。一直憧憬安享退休生活的老人们近年大多遭遇残酷的股市打击，存储的养老金一落千丈。追踪互惠基金投资状况的Lipper公司估计，投资互惠基金的退休人士，过去两年每人至少平均损失25%的投资。《华尔街日报》估计，在这期间退休人士蒙受的损失将近6780亿美元。霎时间，他们发现面前需要缴付的账单变得越来越不轻松。美国退休人士协会说，2005年该会接到退休人士的求助电话和书信，增加两倍。许多人开始考虑延缓退休，以解决家庭经济危机。据美国退休人协会表示，目前年龄超过60岁的退休人口约4500万，其中46%的老人，由于经济原因必须在退休后仍继续工作（包括半工在内）。有不少重新就业的老人却面对雇主的排斥。平等机会就业委员会的统计数字显示，因年龄太大而受到歧视的案例，从1999年的1万4141宗增加至2000年的1万6008宗。
但是即便如此，社保仍然面临危机。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宣称：“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后果只有两种：一是宣布破产，谁都拿不到钱；二是如果动作太慢，我们这一代人为承担社会保障义务而承受压力，就会减少你的收入，或是降低你照顾孩子的能力。”2005年美国总统布什指出：“2018年，社保将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自那以后，社保缺口将逐年递增。到2042年，整个社保系统将被消耗殆尽，全面破产。”
直到最近几年，发达国家的社保问题才露出冰山一角，因为欧美和日本虽然目前出生率都低，但只是这一二十年才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的(低出生率后的小孩还没有成为主体劳动力)，现在的劳动人口(还是以前高出生率时候生的)仍然足以维持养老金制度，但现在的劳动人口到老的时候却不能拿回养老金，因为下一代人不够。现在很多发达国家的劳动人口不愿意缴纳养老金，例如日本就是这样。
因为养老金的缺口，西方国家纷纷延迟退休年龄。将退休年龄延长，并不一定意味着老年人仍然健康，有工作能力。社会养老金的承受能力降低，养老金有缺口，政府不得不延长退休年龄，是拒付养老金的表现形式之一。
依照国际惯例，为度量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通常会计算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由7%翻一番(即增加到14%)所用的时间。英国用了45年、瑞士是50年、美国65年，法国虽是老年人口最早达到7%的国家，但达到14%的比例却花费了115年。根据于学军等人的预测，中国完成这一过程大约需要27年。中国中间年龄将在2025年达到39岁(这还是以官方公布的“修正”之后的乐观的生育率预测的，实际上将超过39岁)，超过美国，然后加速老化，就是说美国社保制度建立近100年后中间年龄才提高到39岁，而中国进入老年化后26年中间年龄就提高到39岁，可见中国老年化来势之凶猛。
美国的人口结构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好的。美国社保制度已经建立70多年。美国生育率还有2.09（欧洲只有1.47，日本不到1.3），还有改革余地（比如适当提高退休的年龄，增加扣除工资的百分比，给多孩子家庭返税来确保生育率不下滑）。日本和欧洲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已经建立了社保制度。中国1999年进入老年化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千美元，社会养老制度还在探索阶段，可谓穿着夏衣骤然进入老年化社会的严冬。并且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2岁。低生育率是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的(social security)，另一方面，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破坏了家庭结构，破坏了传统的家庭互助保障(family security)系统。如何建立和谐社会？
如果不进行改革的话，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要到2042年才破产。布什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改革了。布什指出，改革之路不会一帆风顺，美国必须勇敢地落实。布什总统的支持者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桑托伦说：“我明白，面对社会保障这样的难题，你可能更愿意把它留给下届国会，或是下一代人去解决，但这绝不是负责任的做法。”
要是光为了暂时的名望和下届共和党的选举的话，布什总统完全可以不去捅这个马蜂窝。但这毕竟关系着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能忽视这个问题。
现在中国是9个劳动年龄人口（并不是真实劳动人口）对应一个65岁以上老年人口，40年后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现在只有城市的4000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金，并且是全国13亿人口通过不同的途径贡献的（要是没有数亿农民工的贡献，城市社保立刻崩溃），现在城市老年人的相对待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些五十多岁就可以退休（工作二十几年，靠别人养二十几年），即便如此，现在的养老金缺口仍然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
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右；到2050年，我国60岁和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数将分别达到4.5亿和3.35亿，这意味着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由于子女数量减少和城市化的进展，这些老年人都得依赖社保养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警示，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到2075年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养老金毕竟只是一堆纸，要是有合理的人口结构，缺口再大也没问题，没有养老金的话靠子女养老也没有大问题，但关键是今后年轻人数倍减少（1970年前后每年出生2500万以上，1980年代后期每年也出生2400万，但是现在每年只出生1200万左右，随着工业化所伴随的生育意愿下降，今后每年出生人口会更少）。养老金缺口肯定比现在的法国和日本要大，中国将被迫不断提高退休年龄，现在的年轻人到75岁也难以拿到养老金，而人均寿命延长已经很缓慢，到时候人均寿命也就只有75-77岁的水平，这意味着一大半的人到死都拿不到养老金。而在智力经济时代，老年人怎么可能竞争得过年轻人？六七十岁的老人失业后谁来养活？在目前这种生育率和生育愿望的前提下，存钱不如存人！多养育一个孩子等于买一份最好的养老保险。
由于全国劳动力支撑着城市养老制度，城市老年人个人少了后顾之忧，现在中国城市老年人日子很舒服，而他们的子女可能还没有老年人收入高，在有些家庭出现白发人养黑发人现象，出现了所谓的“啃老族”，给人一种“不要靠年轻人养”的假象。有人因此得出养小孩没有用的结论，现在有人不愿生育小孩了。其实这是一种自私的表现，一方面不想承担抚育小孩的责任(而那些养育小孩的母亲因为花费很大精力和时间在养育小孩上，反而不能得到足够的工龄和社会安全税的点数)，一方面又想将现在的财富长期保值甚至升值(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他们其实是在剥削别人的下一代。从个人角度看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可以实现，因为个体处于社会这个开放系统，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利用社会分配制度，从外界“吸纳能量”，“养儿”不一定“防老”，“防老”不一定靠“养儿”（古代分配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是一个封闭单位，“防老”必须靠“养儿”；并且当时的法律、道德、家族制度能够保证“养儿防老”），“养儿”既不是“防老”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而是个概率问题（大多数子女能够扶养父母，但少数子女不能扶养父母）。
作者: solarxia 时间: 2007-8-24 17:21
现在国人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人口质量比数量重要。少生优生，通过降低人口数量来提高人口质量。
其实数量与质量并不是对立的，少生并不一定优生，多生也不一定劣生。《三字经》既记载了“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孟母成功地培养了一个孩子），也记载了“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成功地培养了五个孩子；窦燕山五子先后登科及第：长子中进士，授翰林学士，曾任礼部尚书；次子中进士，授翰林学士，曾任礼部侍郎；三子曾任补阙；四子中进士，授翰林学士，曾任谏议大夫；五子曾任起居郎。当时人称窦氏五龙）。现实中既可以举出无数事例说明精养一个孩子比粗养多个孩子更合算（孟母模式），也可以列举出无数事例说明一个家庭同样能够培养好多个孩子（窦燕山模式）。
两千多年来，出了无数个孟母，花费了巨额的培养成本，但是培养出的“孟子”却没有几个。并且“富不过三代，贵不过五代”，“孟子”的后代往往很难继续“富贵”下去。现实中，窦燕山模式可能更加普遍，兄弟姐妹互相督助，互相扶持，培养的成本更低，也更容易成材。
现在很多人将素质简化成高学历。并且以为高学历就一定要获得高报酬。人们简单地将获取财富的能力视为素质的标准。由于社会是开放系统，很多“成功人士”其实不过是“成功地”获取财富，并不是“成功地”创造财富。而社会作为整体是封闭系统，国家更需要的是有能力创造财富的人，而不是有能力获取财富的人。社会要发展，就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如果这个社会只有所谓的精英，实际上和只有低能者是等效的。就是说家庭培养孩子的标准：获取财富；国家培养孩子的标准：创造财富。国家标准与家庭标准是不同的，国家不能用家庭标准来看待人口问题。要是分配制度合理，家庭标准与国家标准可以趋同；要是分配不合理，家庭标准与国家标准就会出现矛盾，就会引起社会问题。
现在很多人爱拿人口素质说事，什么叫素质高，什么叫素质低，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吗？
如果说钱多就叫素质高，统计表明：美国的公司老总们大多是大学生（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大学都没有毕业），博士生当老总的很少见。
如果说学历高就叫高素质，冰岛是世界上平均学历最高的国家之一，何时曾经强过？新疆的石河子是我国平均学历最高的城市之一，何时曾经富过？
如果说道德高尚叫做高素质，见义勇为的更多是文化低、思想单纯的普通工人、农民，高学历并不一定就有高尚的品德，甚至还有“文人无德”的说法。
人的素质是人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而发展形成的人的主体性品质，即人的品德、智力、体力、审美等方面品质及其表现能力的系统整合，是一个人知识、经验、价值观的综合积累，而知识、经验、价值观等等这些东西统统是要靠人来创造，靠人来传播，靠人与人的交流逐渐来完善的。孔子就认为人多才能“富之”、“教之”，才能产生文明礼义。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口，人类只能回到野蛮状态。
人们往往觉得城里人比乡下人素质高，大城市的人素质比小城市的人高，这种感觉其实没有错。城里人素质高是因为乡下素质高的人进城了，此外还因为大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人口，提高了知识、经验、价值观的创造和交流速度、密度，才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越大的城市，提供的机会越多，使“人”成其为“才”的概率越大，要是生在一个小乡村，哪怕浑身都是音乐细胞，也只能在婚丧嫁娶的时候吹吹唢呐，但是生在北京、上海的孩子，就有机会逐渐成长为世界级的音乐家，这就是人口数量对国民素质的贡献。“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钢嫌天津舞台小，跑到北京之后才慢慢成名，成为“著名相声演员”。
先把“人口”的问题解决了，才谈得上“人口素质”，拿一个空中楼阁的“素质”说事，真的很没“素质”。
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注重人口“素质”。优生学就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首先提出的。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继承了这一观点。古斯巴达（古希腊势力最大的两个城邦之一）人信奉“人口素质论”，严格地实行选择后代的措施。不要说残障儿，就连体质不够强壮的新生婴儿都会被他们无情的杀死以保持他们国家的“人口素质”。斯巴达的婴儿呱呱落地时，就抱到长老那里接受检查，如果长老认为他不健康，他就被抛到荒山野外的弃婴场去；母亲用烈酒给婴儿洗澡，如果他抽风或失去知觉，这就证明他体质不坚强，任他死去。“低素质”的希洛人长期遭受“高素质”的斯巴达人的压迫和剥削。约公元前640年，希洛人发动长达十几年的武装起义。公元前454年，斯巴达境内的希洛人再次起义。他们英勇顽强，直逼斯巴达城下，坚持了长达10年的斗争。斯巴达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给了起义军自由。斯巴达的统治也因此受到沉重的打击。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后，斯巴达一天天走向衰亡。
在某时期的罗马社会传统上将新生儿带到一家之长面前并决定是留下养大或带去丢掉。罗马的十二木表法准许家长将看得出来有畸形的婴儿处死。罗马后期人口减少，统治者可能意识到人口数量的重要性，罗马法在西元374年将杀婴改成死刑，但犯法者几乎不会被起诉。“高素质”的罗马人的帝国最终被“低素质”的日耳曼人所灭。
由于优生学要么衍生成民族自杀（斯巴达、古罗马），要么衍变成种族歧视和屠杀（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因此在政策层面上的优生学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伪科学（没有哪个国家在政策层面上进行“优生优育”宣传的）。当然各国都在学术层面进行优生学研究和实践（比如服用叶酸预防神经管疾病）。
注重“素质”的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都没能延续下来。而强调“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中华文明却一直延续下来。比较滑稽的是，中国传统的“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正在为西方国家所继承（美国电影《阿甘正传》将弱智青年阿甘塑造为英雄），而中国有些人却正在继承希腊、罗马文明的“优生优育”。
独生子女政策引起人口素质下降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但计生委和一些人口学家却坚持说计划生育提高了人口素质。那么我们看看中国的人口素质真的提高了没有。
从某种意义上，心理素质比生理素质更重要。中国民间早就注意到“独柴难烧，独子难教”的现象。对孩子的投入（包括精力、感情和金钱的投入）就像给庄稼施肥一样，需要适可而止。假如单位面积的菜地最佳允许种植三棵庄稼，种三棵庄稼的成本是种植一棵庄稼的1.6倍。而有人却出了个馊主意，说是将本来用于三棵庄稼的肥料用于一棵更好，产量更高。这就是典型的“高投入高产出”思路。其实施肥过量是有害的。一方面危害庄稼本身：一个是容易倒伏，倒伏一旦出现，就必然导致粮食减产；另一个是容易发生病虫害，氮肥施用过多，会使庄稼的抗病虫能力减弱，易遭病虫侵染，继而增加消灭病虫害的农药用量，直接威胁了食品的安全性。此外过多施用的肥料超过土壤的保持能力时，就会流入周围的水体中，形成农业面源污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导致藻类滋生，继而破坏水环境。过量的肥料会渗入20米以内的浅层地下水中，使得地下水硝酸盐含量增加。有科学家发现长期饮用含硝酸盐多的水对人体健康有危害。就是说不合理的过多施肥不但降低庄稼产量，而且引起土壤退化，对环境也有损害。养孩子也一样，独生子女培养成本增高，但是素质却降低，高投入不一定高产出。
多子女家庭可以创造有利于孩子全面发展的人文环境，更加模拟社会的模式，孩子的性格比较健康，独立生活能力强。而独生子女家庭却由于过度溺爱，在家里是小皇帝，在外面却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反差太大，“众星捧月”效应往往培养出孤傲、狂妄、自私性格，缺乏社会和家庭责任心，不但不利于孩子个人的发展，而且给社会带来损失。
北京某重点中学高三学生李晔对独生子女的性格总结得很形象：“不少人说我们是‘草莓族’，外表看起来色彩鲜艳，里面却苍白绵软，稍一施压就变成一团稀泥，表层还疙疙瘩瘩的挺有个性”。心理缺陷导致独生子女犯罪率高和自杀率高。中国是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据统计，15～24岁占自杀总人数的26.64%(1988年)。而且这个年龄段自杀人数还呈现上升趋势。一项调查显示：上海有24.39%的中小学生曾有一闪而过的“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认真考虑过该想法的也占到15.23%，更有5.85%的孩子曾计划自杀，并有1.71%的中小学生自杀未遂。另外一项调查发现将近1/3的在校大学生曾有过自杀念头。自杀死亡已占北京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的61.38％。
由于缺乏必要的身体锻炼，年轻一代身高虽然在不断提高，但身体的综合素质明显下降。
在家长极度呵护下成长的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如今也要面临就业了，一般说来，他们比一般农村孩子和非独生子女拥有更多的优越感。但是由于很多独生子女有“娇骄”二气，很多人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意受制度约束，情绪不稳定，同事关系处理能力差，不能吃苦还挑剔，在一些毕业生招聘会上，有些招人单位直接拒绝了独生子女。企业追求的是效益，可不管计生委的宣传。沧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单位曾做过统计，独生子女就业后流失率高达60%。对他们单位来说，与学习成绩、专业素质等“硬件”相比，意志品质、吃苦耐劳精神这些“软件”更加重要。由于就业高不成低不就，结果出现一批中国特有的“啃老族”。
最佳的优生就是在妇女黄金生育时间完成生育任务。子宫、卵巢疾病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女性的卵巢功能开始衰退，染色体易变异，胎儿的致畸率也随之升高。二十几岁是生小孩的黄金年龄。但计生委单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而提倡晚婚晚育，给人一种错觉：晚育是好的。造成多少残疾儿童出生？我国每年出生的先天畸形儿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且近年又有上升趋势，每年的治疗费用给许多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沉重负担。晚育还引起早产、宫内发育迟缓、孕妇高血压综合症(孕高症)等疾病。宫内发育迟缓、孕高症不光是最主要的孕妇和胎儿的死亡原因，并且影响小孩今后一生的生活(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发病率显著增加)。农村头胎是女孩的可以生育二胎，但中间间隔太长，很多妇女生育二胎时已经是晚育了，不必要地增加残疾人口的出生。工业化本身就使得人们自发晚育，政府的责任是对抗工业化的影响而不是成为帮凶。明明20出头是最佳生育年龄，但是中国有些学者却偏偏说说24-29岁是女性比较适宜的生育年龄段。要提高人口素质，首要的措施就是停止鼓励晚婚晚育（2005年湖南这样的农业省份平均初育年龄推迟到为24.34岁，上海为27岁，意味着30岁以上初育比例很高）。
我国是神经管畸形高发国，发病率为美国的10倍，缺乏叶酸成为每年10万例神经管畸形儿的“头号杀手”。如果在孕前三个月至孕后三个月，口服小剂量的叶酸片（成本价几角钱，市场价也只有几元）可以降低70%以上的神经管畸形的发生，要是真的提倡优生优育，完全可以免费提供，但是却没有这么做。
随着结婚和生育年龄的后移，受孕的难度正在增加，不孕症患者越来越多。研究表明，20—24岁结婚的女性，不孕症的发病率只有6%，而30—34岁结婚的女性中，不孕症的发病率提高到15%，在40—44岁结婚的女性，不孕症发病率更高达64%。在治疗方面，30～35岁开始助孕技术治疗，只有一半的妇女能成功；35～40岁开始助孕治疗，成功率则进一步下降到30%。随着男女双方或一方年龄的增加，自然流产率、围产儿患病率也都会增加。另一项研究表明，随着男方年龄的增加，妻子的妊娠率会降低，而流产率则会增加；如果女性怀孕时男方年龄在40岁以上，则后代的先天畸形率会增加4%。
孕高症发病率等疾病在二胎及其之后胎次的发病率不到头胎的一半。但是随着生育间隔拉长，发病率逐渐升高(甚至逼近头胎时的发病率)。因此，抓紧时间赶在妇女黄金生育时间完成生育任务，不但从经济上合算，也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
超生孕妇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并且由于漂泊在外营养也跟不上，势必影响胎儿的发育；尤其是不能得到常规的产前检查。以国家计生委1.8（笔者已经质疑这个数字）的生育率来推测（现实政策生育率不到1.2），出生人口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没有进行常规产前检查（有些连出生都不敢去医院）！小孩出生后由于担心超生罚款，而不能及时免疫接种。联合国特别批评中国“没有能够将创造财富和提高收入转化为更快地降低儿童死亡率”，笔者以前一直以为完全是因为中国的医疗改革的失败，现在看来，卫生部是在替计生委背黑锅。并且计划生育提倡的晚婚晚育也是降低人口素质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说现行生育政策使得农村人口整体素质提升，很多指标的上升幅度大于城市，农村人口整体素质的上升是拉动全国人口整体素质上升的重要力量。我就感到纳闷，1980年代中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1.8比1左右，而国家计生委张维庆认为现在已经是6比1了；难道农村人口可以做无米之炊，素质提高幅度反而大于城市？
巨额的超生罚款使得超生家庭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超生致贫降低他们养育孩子的能力，使得他们的孩子素质降低。并且不少超生的孩子长期受到社会歧视，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
计划生育政策对有抚养能力的城市人口限制更为严厉，这些人只好将本来应该用在抚养孩子上精力、金钱和资源用于其他消费（如宠物、歌舞厅），造成全国的平均教育素质偏低，从教育角度上讲确实是“逆淘汰”。据北京市养犬办统计，北京市2006年登记年检犬为55万只，比2005年又增加了9万余只。截至2006年10月，2006年北京市已经有11万余人因被猫、狗抓伤、咬伤而注射狂犬疫苗，已经收到了10起狂犬病死亡病例报告。同时，北京市由于饲养宠物导致的弓形虫病发病率也在上升。重型弓形虫病的表现为脑炎、癫痫和精神异常，妊娠期妇女若感染弓形虫，可引起流产、早产甚至畸胎、死胎等。重庆市2006年已报告狂犬病发病数13例，超过过去5年全市狂犬病发病数的总和，比2005年同期上升了160%。南昌平均每天上百人被狗咬伤。如果说人口消耗资源，那么宠物就不消耗资源了？
作者: solarxia 时间: 2007-8-24 17:22
中国治理性别比失衡是“诊错了病根下错了药”
http://forum.xinhuanet.com/detail.jsp?id=40589273
http://blog.xinhuanet.com/u/blogIndex.do?bid=6020&aid=41357#detail
作者：易富贤 familyyi@yahoo.com
联合国（1955）认定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标准是男孩：女孩=102～107：100。1980年以前中国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但自从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从1980年到2005年，出生男孩比女孩多出来2800万左右，意味着光是因为出生性别比就多出来2800万男光棍。近年在治理性别比方面投入很大，但是出生性别比仍然居高不下，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0－4岁出生性别比高达123，意味着同年龄人口中有差不多1/5男孩将来只能打光棍。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成了当务之急。但是“治疗”之前首先必须“诊断”准确，“诊断”明确后就应该对症下药，否则会延误“病情”。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有惨重的教训，1980年代中期性别比超过108后，人口学家们认为是女婴漏报：“出生婴儿性别比在中国是108左右，如果调查结果高于这个数，一般就暗示着女婴有可能漏报”[1]。“对当时已持续了9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未能正确认识，既未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引起足够重视，也未采取措施加以监管和及时纠正，最终酿成了此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逐年持续加剧的历史性失误”[2]。因此现在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不能继续忌病讳医。
计生委多次否认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男女比例失调有直接的关系。计生委以韩国为例，韩国并没有推行计划生育，其出生性别比在1988年达到114，1990年达到116.5。那我们先“诊断”一下韩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病情”。
韩国是中华文化圈国家，父系姓氏有差不多两千年历史，有着“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
生一胎没儿子比例1/2，生两胎没儿子比例1/4，生三胎没儿子比例1/8，生四胎没儿子比例1/16……。1970年代韩国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生育3.6个孩子，扣除不生育妇女，意味着绝大多数家庭养育4个以上孩子，绝大多数家庭都有男孩，没有必要人工选择性别，出生性别比正常。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养育成本增高，韩国生育率不断下降，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孩子数从1970年的4.53个下降到1980年的2.83个，1985年的1.67个，再下降到1990年的1.59个[3]。1980年代出生人口性别比也持续攀升，1990年代达到高峰116.5。究其原因就是在畸形分配制度挤压下，抚养成本太高，生育意愿下降，只能养育1.6个孩子，要是自然生育的话，将会有相当部分家庭没有儿子，而在男孩偏好的传统思想下，借助B超等方法，人工选择性别。抚养成本的提高，导致二孩和三孩的人数减少，为了提高生男孩的“效率”，二、三孩的出生性别比也增加，韩国总体出生性别比以及一孩、二孩、三孩的出生性别比分别从1985年的109.4、106.0、107.8、129.2增加到1990年的116.5、108.5、117.0、188.8 [4]。从中可见，即便在1990年，一孩出生性别比还是相对正常。就是说低生育率与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一对孪生兄弟，是抚养成本增高的一个指标。
但是中国与韩国在出生性别比失衡方面并没有可比性：
1、韩国出生性别比失衡是在1980年代之后，尤其是在1985年（人类发展指数为0.78）之后才严重，出生性别比从1985年的109不断上升。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与计划生育同步，1980年代就出问题，1990年就高达111，而中国2000年社会发展水平（人类发展指数为0.728）还只相当于韩国1978年的水平[4]，韩国1978年出生性别比是正常的。就是说，虽然随着社会发展，抚养成本增高会引起出生性别比失衡，但是中国2000年之前的社会发展水平还达不到引起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程度。
2、中国1949年之后妇女就“解放”了，妇女已经顶了半个世纪的“半边天”了，而韩国妇女现在才开始解放。韩国是一个以男性为社会主体的国家。韩国多年来一直实行严格的父系联合家庭体系。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父系联合家庭体系在当代韩国社会变得日益松散，但不同社会性别在生存和发展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长子继承制，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结婚以后的任务是生儿育女当家庭主妇、男性从来不干家务，甚至招待客人女性不能与男性同桌吃饭等现象还较普遍地存在着[4]。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5]，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占男性的86%（韩国为71%），在所有165个参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17；国会议员女性比率中国为20.2%（韩国为13.0%），在所有参评的16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45位；中国女性收入相对男性的比例为66%（韩国为48%），在所有参评的15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23位。就是说中国妇女的地位不但高于韩国，在全世界也是位居前几位。
3、在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等生育政策相对宽松（二胎加间隔）的地区都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正常。比如2000年第五次普查出生性别比，全国0岁为117.8（翼城为106.1），1-4岁平均为120.9（翼城为102.7），5-9岁为115.5（翼城为101.5）。
因此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主要是计划生育政策。最保守的估计中国家庭至少有15%的不育，都允许生两个孩子并且都生两个，然后没有儿子的可以继续/也都生下去（有几个愿意继续生下去的？），直到10胎为止（中国妇女十几岁结婚的话，一辈子现实极限生育能力平均也只有6、7个孩子左右，不可能平均生10个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9，还达不到世代更替水平的2.1！要是都允许生儿子，还有必要人工选择性别吗？
中国2000年生一胎的性比别为107.1，生两胎的性比别为151.9，生三胎的性比别达159.4。也就是说，生的胎数越多，选择生男孩的越多。一些计生委官员和人口学家因此得出结论：放开二胎不但不会缓解出生性别比畸形，反而会增加出生性别比畸形。真的如此吗？
现在生的胎数越多，选择生男孩的越多，原因是计划生育限制生育。本来那些偏爱男孩的可以通过多一、两个来实现（每次都有50%的可能是男孩），但是由于计划生育罚款和其他惩罚以及养育成本的提高，使得“超生”非常昂贵。并且随着胎次的增加，罚款数额也增加。这就使得偏爱男孩的“超生”者必须提高“效率”。要是没有计划生育的罚款和惩罚，人们完全可以用这个成本多养育一两个孩子。
这里就出现一个悖论：要是中国性别比过高是因为计划生育的话，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要是不是因为计划生育，而因为抚养成本过高，那么中国性别比高于韩国1990年的水平，停止计划生育之后生育率应该低于韩国的1990年的1.59，现在也应该停止计划生育。
是计划生育和不合理的分配制度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衡，却栽赃到中国传统文化上。就象有人把百姓走了数千年的桥拆掉卖钱了，当习惯于从此桥经过的人纷纷掉到河里时，有一人说：这不是拆桥人的错，错的是走的人长期习惯于走这座桥。
计生委宣传说想生儿子就是思想落后。难道想生女孩就是思想先进？想吃萝卜是落后，想吃白菜的就是先进？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本来萝卜白菜都能兼有，鱼和熊掌都能兼得，但是只让拿一样，这就导致了人工选择性别。
中国父系姓氏至少有两三千年历史，欧洲国家只有数百年历史（欧美国家妇女现在结婚后仍然改为夫姓，一个家庭只有一个family name；很多美国人对于中国大陆来的华人妇女婚后不改姓、一个家庭出现两个family name感到奇怪；邮递员送信都经常感到困惑，对于一个family出现两个family name感到纳闷，生怕自己弄错了），延续数千年历史的姓氏意义非常深远，岂能用“落后”二字来形容？
过去农村虽然有歧视女孩现象，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女儿不养老，并且当时生活条件恶劣，养育六七个孩子，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存在一个家庭内部分配的问题；现在生活条件改善，只有两三个孩子的话，都很宝贝（并且还有“穷养儿子富养女”、“养儿如养草，养女如养花”的说法，养育女儿更加精心），还有几个家庭真正歧视女儿？只是对于儿子和女儿的希望不一样（除了期望儿子能够延续家族外，其他并无歧视）。只有一个孩子话，偏爱男孩的为多；但是有两个孩子的话，大多数还是喜欢一女一子（合一个“好”字），而不是两个儿子。
现在希望生男孩，除了延续香火的传统思想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是现在的分配制度只倾向物质再生产，而男孩在这方面有竞争优势，显得“贡献大”，父母有成就感。白菜没有放盐，而萝卜却佐料齐全，人们当然愿意吃萝卜。农村得指望儿子养老。因此现在偏爱男孩，更主要是由于现实利益诱导。如果光是延续香火的话，那么只有父亲更偏爱男孩，但是现实上很多母亲也偏爱男孩。要是在分配上将人口再生产当成生产对待，女性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宠爱，使得杨家上下都得到了荣华富贵，时有传言：“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可见现实利益是很重要的。
中国2006年社会发展水平（人类发展指数为 0.78）相当于韩国1985年的水平[5]，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现在即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只能在1.7左右，另外也意味着中国除了计划生育引起出生性别比失衡外，今后还将会因为抚养成本过高而加重性别比失衡，如不及时治理将会日益严重。
中国计生委正在用“韩国经验”治理性别比失衡。那我们评估一下“韩国经验”的“疗效”。
1990年之后经过10年治理后韩国男女比例峰回路转，2002年下降到110.0。那我们看看韩国到底采取了什么措施。韩国国会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女性地位的法律，包括：《女性发展基本法》、《男女雇用平等法》、《男女差别禁止以及援助法》等。早在1983年，韩国就成立了由国务总理事领导的学术研究机构——韩国女性开发院；2001年，韩国政府正式设立性别平等部，由于它的主要任务是从国家的角度制定出台有利于女性和维护女性权益的政策，所以又被称为女性部。随着类似“关爱女孩”行动的开展，妇女地位的“提高”，韩国出生性别比逐渐恢复正常[6]。看起来韩国的经验确实值得借鉴，中国计生委对韩国经验也非常推崇，中国开展“关爱女孩”行动，提高妇女地位，奖励生女孩家庭，帮助独女户或者双女户家庭，他们的孩子们能够获得很好的教育机会，甚至有的加分[7]。
其实韩国的方法是“下错了药”，是错误的！韩国治理性别比失衡是以打压传统生育文化为代价，以降低生育率为代价的。韩国目前这种用降低生育率来治理性别比是不合算的。可惜韩国和中国的人口学家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韩国在199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6.5，生育率为1.59；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出生性别比不断降低，但是生育率也不断降低。
韩国统计厅2006年8月24日公布的《2005年出生死亡结果》报告指出，2005年的生育率为1.08，低于2004年的1.16。其中，韩国第二大城市釜山的育龄妇女生育率最低，只有0.88。韩国统计局说，该国越来越多的妇女晚婚，很多人不想生育孩子。在25至29岁生育孩子的妇女大幅减少，许多妇女打算到30多岁才生育。如果育龄妇女生育率保持目前水平，50年后韩国的总人口可能由目前的4800多万人降到1600万人[8]。生育率越低，养孩子成本越高，人们越不愿生孩子。在这种恶性循环下，不用十年，韩国人就得在养老问题上吃尽苦头。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溃。”低出生率导致人口老龄化加剧、缺乏必要的新生劳动力等社会问题[9]。
作者: solarxia 时间: 2007-8-24 17:23
中国治理性别比失衡是“诊错了病根下错了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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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xinhuanet.com/u/blogIndex.do?bid=6020&aid=41357#detail
作者：易富贤 familyyi@yahoo.com
联合国（1955）认定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标准是男孩：女孩=102～107：100。1980年以前中国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但自从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从1980年到2005年，出生男孩比女孩多出来2800万左右，意味着光是因为出生性别比就多出来2800万男光棍。近年在治理性别比方面投入很大，但是出生性别比仍然居高不下，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0－4岁出生性别比高达123，意味着同年龄人口中有差不多1/5男孩将来只能打光棍。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成了当务之急。但是“治疗”之前首先必须“诊断”准确，“诊断”明确后就应该对症下药，否则会延误“病情”。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有惨重的教训，1980年代中期性别比超过108后，人口学家们认为是女婴漏报：“出生婴儿性别比在中国是108左右，如果调查结果高于这个数，一般就暗示着女婴有可能漏报”[1]。“对当时已持续了9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未能正确认识，既未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引起足够重视，也未采取措施加以监管和及时纠正，最终酿成了此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逐年持续加剧的历史性失误”[2]。因此现在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不能继续忌病讳医。
计生委多次否认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男女比例失调有直接的关系。计生委以韩国为例，韩国并没有推行计划生育，其出生性别比在1988年达到114，1990年达到116.5。那我们先“诊断”一下韩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病情”。
韩国是中华文化圈国家，父系姓氏有差不多两千年历史，有着“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
生一胎没儿子比例1/2，生两胎没儿子比例1/4，生三胎没儿子比例1/8，生四胎没儿子比例1/16……。1970年代韩国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生育3.6个孩子，扣除不生育妇女，意味着绝大多数家庭养育4个以上孩子，绝大多数家庭都有男孩，没有必要人工选择性别，出生性别比正常。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养育成本增高，韩国生育率不断下降，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孩子数从1970年的4.53个下降到1980年的2.83个，1985年的1.67个，再下降到1990年的1.59个[3]。1980年代出生人口性别比也持续攀升，1990年代达到高峰116.5。究其原因就是在畸形分配制度挤压下，抚养成本太高，生育意愿下降，只能养育1.6个孩子，要是自然生育的话，将会有相当部分家庭没有儿子，而在男孩偏好的传统思想下，借助B超等方法，人工选择性别。抚养成本的提高，导致二孩和三孩的人数减少，为了提高生男孩的“效率”，二、三孩的出生性别比也增加，韩国总体出生性别比以及一孩、二孩、三孩的出生性别比分别从1985年的109.4、106.0、107.8、129.2增加到1990年的116.5、108.5、117.0、188.8 [4]。从中可见，即便在1990年，一孩出生性别比还是相对正常。就是说低生育率与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一对孪生兄弟，是抚养成本增高的一个指标。
但是中国与韩国在出生性别比失衡方面并没有可比性：
1、韩国出生性别比失衡是在1980年代之后，尤其是在1985年（人类发展指数为0.78）之后才严重，出生性别比从1985年的109不断上升。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与计划生育同步，1980年代就出问题，1990年就高达111，而中国2000年社会发展水平（人类发展指数为0.728）还只相当于韩国1978年的水平[4]，韩国1978年出生性别比是正常的。就是说，虽然随着社会发展，抚养成本增高会引起出生性别比失衡，但是中国2000年之前的社会发展水平还达不到引起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程度。
2、中国1949年之后妇女就“解放”了，妇女已经顶了半个世纪的“半边天”了，而韩国妇女现在才开始解放。韩国是一个以男性为社会主体的国家。韩国多年来一直实行严格的父系联合家庭体系。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父系联合家庭体系在当代韩国社会变得日益松散，但不同社会性别在生存和发展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长子继承制，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结婚以后的任务是生儿育女当家庭主妇、男性从来不干家务，甚至招待客人女性不能与男性同桌吃饭等现象还较普遍地存在着[4]。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5]，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占男性的86%（韩国为71%），在所有165个参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17；国会议员女性比率中国为20.2%（韩国为13.0%），在所有参评的16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45位；中国女性收入相对男性的比例为66%（韩国为48%），在所有参评的15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23位。就是说中国妇女的地位不但高于韩国，在全世界也是位居前几位。
3、在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等生育政策相对宽松（二胎加间隔）的地区都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正常。比如2000年第五次普查出生性别比，全国0岁为117.8（翼城为106.1），1-4岁平均为120.9（翼城为102.7），5-9岁为115.5（翼城为101.5）。
因此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主要是计划生育政策。最保守的估计中国家庭至少有15%的不育，都允许生两个孩子并且都生两个，然后没有儿子的可以继续/也都生下去（有几个愿意继续生下去的？），直到10胎为止（中国妇女十几岁结婚的话，一辈子现实极限生育能力平均也只有6、7个孩子左右，不可能平均生10个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9，还达不到世代更替水平的2.1！要是都允许生儿子，还有必要人工选择性别吗？
中国2000年生一胎的性比别为107.1，生两胎的性比别为151.9，生三胎的性比别达159.4。也就是说，生的胎数越多，选择生男孩的越多。一些计生委官员和人口学家因此得出结论：放开二胎不但不会缓解出生性别比畸形，反而会增加出生性别比畸形。真的如此吗？
现在生的胎数越多，选择生男孩的越多，原因是计划生育限制生育。本来那些偏爱男孩的可以通过多一、两个来实现（每次都有50%的可能是男孩），但是由于计划生育罚款和其他惩罚以及养育成本的提高，使得“超生”非常昂贵。并且随着胎次的增加，罚款数额也增加。这就使得偏爱男孩的“超生”者必须提高“效率”。要是没有计划生育的罚款和惩罚，人们完全可以用这个成本多养育一两个孩子。
这里就出现一个悖论：要是中国性别比过高是因为计划生育的话，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要是不是因为计划生育，而因为抚养成本过高，那么中国性别比高于韩国1990年的水平，停止计划生育之后生育率应该低于韩国的1990年的1.59，现在也应该停止计划生育。
是计划生育和不合理的分配制度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衡，却栽赃到中国传统文化上。就象有人把百姓走了数千年的桥拆掉卖钱了，当习惯于从此桥经过的人纷纷掉到河里时，有一人说：这不是拆桥人的错，错的是走的人长期习惯于走这座桥。
计生委宣传说想生儿子就是思想落后。难道想生女孩就是思想先进？想吃萝卜是落后，想吃白菜的就是先进？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本来萝卜白菜都能兼有，鱼和熊掌都能兼得，但是只让拿一样，这就导致了人工选择性别。
中国父系姓氏至少有两三千年历史，欧洲国家只有数百年历史（欧美国家妇女现在结婚后仍然改为夫姓，一个家庭只有一个family name；很多美国人对于中国大陆来的华人妇女婚后不改姓、一个家庭出现两个family name感到奇怪；邮递员送信都经常感到困惑，对于一个family出现两个family name感到纳闷，生怕自己弄错了），延续数千年历史的姓氏意义非常深远，岂能用“落后”二字来形容？
过去农村虽然有歧视女孩现象，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女儿不养老，并且当时生活条件恶劣，养育六七个孩子，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存在一个家庭内部分配的问题；现在生活条件改善，只有两三个孩子的话，都很宝贝（并且还有“穷养儿子富养女”、“养儿如养草，养女如养花”的说法，养育女儿更加精心），还有几个家庭真正歧视女儿？只是对于儿子和女儿的希望不一样（除了期望儿子能够延续家族外，其他并无歧视）。只有一个孩子话，偏爱男孩的为多；但是有两个孩子的话，大多数还是喜欢一女一子（合一个“好”字），而不是两个儿子。
现在希望生男孩，除了延续香火的传统思想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是现在的分配制度只倾向物质再生产，而男孩在这方面有竞争优势，显得“贡献大”，父母有成就感。白菜没有放盐，而萝卜却佐料齐全，人们当然愿意吃萝卜。农村得指望儿子养老。因此现在偏爱男孩，更主要是由于现实利益诱导。如果光是延续香火的话，那么只有父亲更偏爱男孩，但是现实上很多母亲也偏爱男孩。要是在分配上将人口再生产当成生产对待，女性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宠爱，使得杨家上下都得到了荣华富贵，时有传言：“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可见现实利益是很重要的。
中国2006年社会发展水平（人类发展指数为 0.78）相当于韩国1985年的水平[5]，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现在即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只能在1.7左右，另外也意味着中国除了计划生育引起出生性别比失衡外，今后还将会因为抚养成本过高而加重性别比失衡，如不及时治理将会日益严重。
中国计生委正在用“韩国经验”治理性别比失衡。那我们评估一下“韩国经验”的“疗效”。
1990年之后经过10年治理后韩国男女比例峰回路转，2002年下降到110.0。那我们看看韩国到底采取了什么措施。韩国国会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女性地位的法律，包括：《女性发展基本法》、《男女雇用平等法》、《男女差别禁止以及援助法》等。早在1983年，韩国就成立了由国务总理事领导的学术研究机构——韩国女性开发院；2001年，韩国政府正式设立性别平等部，由于它的主要任务是从国家的角度制定出台有利于女性和维护女性权益的政策，所以又被称为女性部。随着类似“关爱女孩”行动的开展，妇女地位的“提高”，韩国出生性别比逐渐恢复正常[6]。看起来韩国的经验确实值得借鉴，中国计生委对韩国经验也非常推崇，中国开展“关爱女孩”行动，提高妇女地位，奖励生女孩家庭，帮助独女户或者双女户家庭，他们的孩子们能够获得很好的教育机会，甚至有的加分[7]。
其实韩国的方法是“下错了药”，是错误的！韩国治理性别比失衡是以打压传统生育文化为代价，以降低生育率为代价的。韩国目前这种用降低生育率来治理性别比是不合算的。可惜韩国和中国的人口学家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韩国在199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6.5，生育率为1.59；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出生性别比不断降低，但是生育率也不断降低。
韩国统计厅2006年8月24日公布的《2005年出生死亡结果》报告指出，2005年的生育率为1.08，低于2004年的1.16。其中，韩国第二大城市釜山的育龄妇女生育率最低，只有0.88。韩国统计局说，该国越来越多的妇女晚婚，很多人不想生育孩子。在25至29岁生育孩子的妇女大幅减少，许多妇女打算到30多岁才生育。如果育龄妇女生育率保持目前水平，50年后韩国的总人口可能由目前的4800多万人降到1600万人[8]。生育率越低，养孩子成本越高，人们越不愿生孩子。在这种恶性循环下，不用十年，韩国人就得在养老问题上吃尽苦头。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溃。”低出生率导致人口老龄化加剧、缺乏必要的新生劳动力等社会问题[9]。
作者: solarxia 时间: 2007-8-24 17:24
计划生育改变中国和世界民族结构
5000年历史的炎黄子孙，经历了多少苦难奋斗，摸索出一整套生育文化，由于我们的独特生育文化和地理优势，我们民族人口一直位居世界第一，长期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在19世纪初一度占全球的40%。但到1900年的时候下降到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现在只有五分之一。就是说1800年左右全球人口10亿，中国4亿人口，增加到现在的13亿人口，仍然萎缩在祖宗的传统土地上；而另外6亿人，现在后裔增加到52亿，除了传统土地外，还遍布美洲、大洋洲等新世界。要是继续现在人口政策，中国人口在100年后将不到5亿，200年后将只有1亿左右、300年后将只有2800万，并且这些人口中汉族比例将很低，而全球到时候仍然会有90亿左右人口。数千年的世界最大民族将变为三流民族的。即使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我们今后也难以将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保持在六分之一。以人为本，是历史的共识，没有足够的人丁，何来兴旺？随着人口占全球比例的减少，中国的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也将下降。
由于对汉族不对称的计划生育，中国少数民族总人口从1964年的5.77%上升到1982年的6.6%，1990年的8.04%，2000年的8.41％，2005年的9.44%。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结果，从2000年11月1日到2005年11月1日，全国共增加4045万人口，其中汉族人口增加了2355万人，增长了2.0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690万人，增长了15.88% [2]。就是说这五年总增加人口中少数民族占42%。从2000年到2005年这五年共死亡4150万人口，以8.925%的少数民族比例来计算，死亡人口中少数民族占370万。也就是说这五年全国共出生8195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2060万，占全国出生人口的25.14%。
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增加23870万，其中汉族增加20063万，少数民族增加3807万，就是说1982年占全国人口6.6%的少数民族在这18年间增加人口却相当于全国增加人口的16%。这18年共死亡13812万人口，以8.04%（1990年的民族结构）的少数民族比例来计算，死亡人口中少数民族占1111万。换句话说，这18年全国共出生37682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4918万，占全国出生人口的13.05%。
就算现在立即停止计划生育，由于汉族的生育文化被破坏的比较严重，并且计划生育对汉族的生育观念惯性影响更大，就等今后人口平稳下来后，少数民族将从过去的低于6%上升到超过20%、甚至30%以上……。
经过千年的风吹雨打所奠定的汉族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历史，竟然因为我们的不对称的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对生育文化的惯性破怀）而短时就逆转。一个国家要是主流民族人口不能占有绝对优势，就很容易出现民族矛盾，而现在中国的人口政策和民族政策却是鼓励民族意识而不是民族融合，是逆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
现在的各个民族一起同甘共苦数千年，应该平等繁衍。我是反对有些人提出的在少数民族地区也计划生育的（而有些人口学家却认为要对少数民族也实行严厉计划生育），现在少数民族地区计划生育政策比较宽松，总和生育率并不远高出世代更替水平，中国目前民族结构的改变并不是因为少数民族生得太多，而是因为计划生育使得汉族生得太少（是汉族自己作孽，而不能将气往少数民族身上撒）。少数民族现在总人口1.23亿了，要是继续现有计划生育政策，人口一升一降，过不了几代就可以根本改变民族结构，就像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在近200多年下降了近一半一样。笔者也认为应该保护真正的少数民族的利益，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但有些民族从全球来看其实并不算少数民族（在全球有上千万人口的民族不能算少数民族）。美国对印第安人等少数民族有经济和教育的优惠（这些优惠的结果其实是有利于民族融和），但从来没有用政策来单独鼓励少数民族生育。华人、印度人在美国算少数民族，但从来享受不到少数民族的优惠，因为华人和印度人从全球来看并不算少数民族。
中国古代也注重民族团结，但是不歧视本族百姓。因为古人认识到：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
保护少数民族利益的前提是不能以牺牲汉族利益为代价，这样才能维护民族团结。以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将导致国家财政短缺，国家今后无力对少数民族实行经济等优惠。长期对汉族的不平等待遇，少数民族养成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在民族区域，汉族已经被歧视了），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民族认同。民族平等才能有利于民族融和，刻意给少数民族优惠，难道不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随着人口数量的变化，汉族的这个“大”又能维持多久？
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2006年黑山共和国的全民公决，曾经辉煌的“南斯拉夫联邦”在十几年内一分为六，“南斯拉夫”这个曾经光荣的名字彻底消失。南斯拉夫的解体很大程度可以说是因为人口和民族政策，“得益于”铁托的民族政策。整个铁托时代对“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70年代，据说有4万塞族干部因此被整肃。战后南共五人领导核心之一的兰科维奇正是因为塞族民族主义而被被铁托整下台。在压抑处于人口和经济强势的塞尔维亚族的同时，却照顾和优惠人口较少的其它民族、尊重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自决权。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也作了有利于 “压塞尔维亚”的安排。例如在历史上首次承认“讲塞尔维亚语的穆斯林”为另一民族(穆斯林人，或称波斯尼亚人)，并据此建立了波黑共和国；首次承认过去所谓“塞尔维亚语的马其顿方言”为另一语言(马其顿语)，并据此确认马其顿民族和建立了马其顿共和国。这样，就使联邦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为缩小，不仅小于“南斯拉夫王国”中的塞尔维亚，而且也小于“一战”前未有南斯拉夫时的塞尔维亚王国。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两个“自治省”。除了从塞族中划出新民族、缩小其版图以外，铁托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励人们放弃原有族群认同而去改宗这一新的群体。到1981年，人口调查中填报这个“新民族”的已达121万人，占全南人口5.4％。铁托时代这样做，明显是要把“南斯拉夫”认同与塞尔维亚认同分开。经过这种种措施，塞尔维亚人的认同不断弱化。战前南斯拉夫王国时塞尔维亚人（当时马其顿人与波斯尼亚人都算塞尔维亚人）占绝对优势，而到1961年全南人口中自认塞尔维亚人的只占42.1%，到1981年更降为36.3％。这些人为制造出来的“新民族”相继独立[3]。在西方对南斯拉夫解体幸灾乐祸的同时，欧盟内部的民族矛盾风起云涌。
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人口增长也很不一致，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生育率低，人口增长缓慢，从1926年到2000年人口增加到不到2倍，而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穆斯林地区却有比较高的生育率，人口增加很快，占苏联的人口比例也不断增加。
表14.1、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历年人口（百万）[4]
年份 1926 1939 1960 1970 1979 1990 2000 2000/1926
俄罗斯 93.5 109.3 118.9 130.1 137.6 148.0 146.0 1.6
白俄罗斯 5.0 5.6 8.1 9.0 9.5 10.3 10.4 2.1
乌克兰 29.0 40.0 41.9 47.7 49.8 51.8 49.2 1.7
格鲁吉亚 2.7 3.5 4.0 4.7 5.0 5.5 5.0 1.9
亚美尼亚 0.9 1.3 1.8 2.5 3.0 3.3 3.4 3.8
阿塞拜疆 2.3 3.2 3.7 5.1 6.0 7.1 7.9 3.4
哈萨克斯坦 6.1 6.1 9.3 13.0 14.7 16.7 16.8 2.8
乌兹别克斯坦 4.6 6.3 8.1 11.8 15.4 20.3 24.1 5.2
土库曼斯坦 1.0 1.3 1.5 2.2 2.8 3.6 4.3 4.3
吉尔吉斯斯坦 1.0 1.5 2.1 2.9 3.5 4.4 4.5 4.5
塔吉克斯坦 1.0 1.5 2.0 2.9 3.8 5.3 6.1 6.1
单位：百万
而中国不光是采用类似南斯拉夫的民族优惠政策，而且还对少数民族采取优惠的人口政策。在没有主体民族的国家与地区，“谁想独立就让谁独立”的结果必然是爆发旨在争夺土地、资源与统治权的无止境的种族战争与极其残酷的种族清除，这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好处。无论对“根本”还是“枝叶”都不利。
作者: solarxia 时间: 2007-8-24 17:24
国家统计局一个数据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撕成碎片
作者：易富贤
国家统计局发布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2/28/content_5782495_10.htm
2006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144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92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584万人，出生率为12.09‰；死亡人口892万人，死亡率为6.81‰；自然增长率为5.28‰。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9.25。
评论：这是又一次公然撒谎。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0-4岁平均每年1369万（比较人口普查和历次抽样调查，以及育龄妇女构成，这个数据还有水分），2003年人口抽样调查显示0-4岁平均每年1283万。2006年出生人口怎么增加到1584万？
统计局（人口统计其实有国家计生委和人口学界的影子）又像以前那样先根据“政策的连续性”来确定“增加人口”，再用"出生人口=增加人口＋死亡人口"来推算出生人口,由于“增加人口”是假的,也就导致出生人口1584万是假的。统计局用这种方法玩弄了17年了，结果导致人口总数与实际人口相差6000万（国家统计局局长自己也承认2004年水分就达到4700万）。
比如国家统计局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出2001年到2005年每年增加、死亡、出生人口如下：
----------------------
年份--增加--死亡--出生
2001---884---818---1702
2002---826---821---1647
2003---774---825---1599
2004---761---830---1591
2005---768---849---1617
总和---4013—4143—8156
----------------------
可见根据统计局数据，2001-2005年这5年共出生8156万，增加4013万（平均每年增加803万人口），死亡4143万。但是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2001年到2005年只出生6846万（这个数据是在人口学界和计生委高度“关注”下进行的，并且在抽样比进行了“修正”，就是说实际上还没有6846万），出生相差1310万，每年平均相差262万。也就意味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1年到2005年平均每年增加803万是假的，实际上不到540万。
即便认可2006年死亡人口892万，出生人口与前五年一致为1369万，那么2006年增加人口只有477万。2006年人口出生不可能有1369万，死亡人口应该在1000万左右（而不是892万）。那么2006年只增加300万左右。人口负增长已经临近！基本国策竟然是建立在玩弄数据的基础上的！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认为：“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国人口总量到2010年控制在13.6亿人；到2020年控制在14．5亿人；2033年达到峰值15亿左右”(http://news.sohu.com/20070112/n247567963.shtml)。
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说“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1.8预测，我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达到13.7亿”(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37/3858072.html)。但是国家“十一五规划”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却要求在2010年将人口控制在13.6亿之内。那么意味着根本不是要“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而是要“千方百计降低生育率”。是不是真的要实现宋健、田雪原所说的“7亿最适人口”目标？
根据国家统计局修正后的数据，2005年中国人口13.0756亿，依照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和“十一五规划”的2010年13.6亿的人口数据，那么这5年平均需要增加1049万，由于2010年死亡人口远比2006年要多，因此2006年增加人口必需远远多于1049万。
即便国家统计局的“2006年增加692万人”是真实的，那么也远比1049万要少，这一数据也足以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300多位专家的260万字的报告撕成碎片！
到目前为止，宋健领导了三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断代工程，1980年的“人口控制论”（断子孙的代）的所有预测全部落空，被事实撕成碎片；宋健领导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断历史的代）被“国际学术界撕成碎片”；宋健领导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断子孙的代）被国家统计局的一个数据撕成碎片。
事实证明耗费巨大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不过是一场闹剧！
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人口学界“玩人丧德”到底要玩到什么时候？
请神容易送神难。但是要是不将他们当神看待，而是当成小鬼，那么就不难了。
最严重的事情是：武将贪生，文官贪财，决策层贪"稳定"。
作者: solarxia 时间: 2007-8-24 17:25
“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1、1985年开始国家就特批山西农业县翼城县试点二孩晚育理论，但是2000年普查显示该县生育率只有1.51，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和世代更替水平。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是一个典型的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集“山、老、少、贫”于一身的经济较落后的地区）也试点二胎晚育方案，生育率也远低于政策生育率和世代更替水平。
2、蒙古和朝鲜既是中华文化圈，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但是目前蒙古生育率只有1.9-2.25（不同资料来源）；朝鲜生育率只有1.97。
3、越南1988年开始计划生育，都允许生育两个，加上一些特殊情况，政策生育率在2.0以上，并且执法力度远远比中国宽松。越南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晚十几年，但是现在生育率只有1.91，低于政策生育率和世代更替水平。
4、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由于中国几十年“设限”太低，绝大多数城市人口认为独生子女是最佳生育政策，愿意生育两个的都不多了，农村想生二胎的可能还占主流，但是想生育三四个已经非常罕见了，并且农村已经几乎没有30岁以下的人口了。
5、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几年后改为允许生二胎，但是“十五”时期，新疆建设兵团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
“过渡”意味着延误时机。“二孩晚育软着陆过渡”方案就像秋天了还只发几粒春天作物的种子给农民播种。二孩方案其实是一种催眠剂，满足了大多数人的生育意愿，使得人们对政策调整没有压力，也就没有改变政策的动力。
作者: solarxia 时间: 2007-8-24 17:26
29名委员联名提案要求废止独生子女条例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15日12:29 中国网
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再次在全国“两会”上引发热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等29名委员认为，现行的独生子女政策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就此委员们联名提交提案，要求我国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执行，恢复原先的“一个不少，两个正好”方针。
近年来，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的隐忧已经开始逐步显现，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保障问题的压力也进一步加大，因此，是否要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修改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去年，国家人口计生委政法司司长于学军曾经就此对媒体表示，“即使现在允许每家多生一个孩子，对缓解人口老龄化高峰压力的效果也不大。我国不能够依靠多生孩子来解决老龄化问题。”
此次，叶廷芳委员则从社会学角度指出，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呈现出来诸多弊端。改目前“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不合理，特别是面对“上学难、看病贵”的当前国情，一对青壮年夫妇负荷显然过重。另外，独生子女政策对孩子的成长也不利，异于导致人性的扭曲。“独生子女不能跟兄弟姐妹一起玩乐，只能成天围着父母转，其自然成长的天性受到压抑，不利于其健康成长。从人的情感层次讲，至少可分为亲情、友情和爱情，亲情方面包括父母之情、夫妻之情、叔叔婶婶、舅舅舅母、姨父姨母及堂兄妹、表兄妹等。现在堂、表这些层次都没有了！这是人伦的缺陷，必然导致人性的变异。”
委员们认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抑制，但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个方针的核心内容修改为“独生子女”政策，它在占我国绝大多数的汉族地区普遍实行。经过多年实践，其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委员们建议，我国应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实行，恢复原先的“一个不少(但必须是自愿)，两个正好”的方针。九三学社的黄鸿翔委员也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既需要坚持也需要改进。他认为，应该调整一下思路，不再发放这种不起作用的独生子女费，集中这部分资金再加上国家较大幅度增加财政支持，为独生子女家庭特别是农村贫困的独生子女家庭提供适当的社会保障，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对这些家庭提供医疗、养老方面的帮助，以抑制其生育愿望。
作者: solarxia 时间: 2007-8-24 17:26
一个民族对最基本的延续——人口，缺乏足够的责任感，只想着减少人口的种种好处，是典型的短视行为，而且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丁克家庭的广泛出现也表明我们民族普遍缺少儒家那种忧患国家、天下的经世情怀，这也许与儒家思想被摧毁以后，造成整个社会只知道有个人而缺少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感。
表面上是人口问题，实际上也与中华民族传统思想，如儒家思想被彻底颠覆有关，我们在颠覆了几千年的价值观以后，新的价值观又提不出来，所以造成了我们思想认识的错位和混乱。
西罗马帝国倒下去以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汉族有10亿的人口基数，还可以经受的起折腾和错误——我们不会向西罗马帝国那样覆灭，但是我们却可能出现西罗马所经历的惨剧：
我毫不怀疑，届时，随着中国各民族比例不平衡，以及汉族人“丁克文化”，不生育孩子的“流行文化”的泛滥，中国将出现类似西罗马帝国所经历的那样各民族将重新洗牌的局面……
我展望：
未来的中国将是一片烽火狼烟的战场，汉族将为其当初自我设定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愚蠢，以及盲目接受欧洲的垃圾文化——丁克文化，而早抽惩罚。
汉族人口的遽减，看似对少数民族是机会，但实际上更是灾难。任何民族之间重新洗牌都必然少不了血的代价，没有一个民族会坐以待毙，温和的汉族也不例外。汉族的家底还是很殷实的，经的起折腾的。也许在未来中国民族博弈的战场上，汉族会为当初的愚蠢遭到重大打击，而胡人们将为自己一时的野心而付出代价，灭族的代价——现代已经不是冷兵器时代了，核武器，生化武器，太空武器，航空母舰，激光武器……，杀人机器越来越完善。未来世界的趋势将是；杀人的速度远远大于生育率的补充，冷兵器时代，西罗马人无法抗衡西哥特人的繁衍速度，但是工业文明的今天却不会如此。
人们常说，历史会重复两次，一次是悲剧，一次是喜剧。既然西罗马帝国上演了悲剧，那么下次应该上演喜剧吗？
欧洲的穆斯林，美国的拉美裔，中国的少数民族都在以疯狂的速度遽然爆增，但是我以为从长远而看这未必是其福祉——如果一个民族再不掌握经济资源，战争资源的前提下，一味爆炸性增长只能意味着不断掠夺原主体民族的资源，欧洲面对穆斯林，中国面对少数民族，美国面对拉美裔这些少数族裔的挑战……
也许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形成的因素之一吧。也好，该来的总会到来，俗话说：“不破不立！”——世界也许需要一场战争了，进行一场“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如果中华民族的天然继承者汉族真的是优秀的话，那么我们会在这一次“自然淘汰”中幸存下来，如果我们真的是不可救药的“垃圾”，那么我们也应该像罗马人那样尘封于历史之中。
这个世界从来都是冷酷的，现实的，没有所谓文明和道理可讲，民族之间归根结底只能是生死博弈。当各民族之间势均力敌时这种冲突就愈发激烈——比如南斯拉夫，当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差距过大时，这种冲突就会很小甚至几乎不存在——比如日本（和族比例高达99%）。
作者: solarxia 时间: 2007-8-24 17:27
计划生育导致家庭结构畸形，家庭缩小，只需要比较少的收入就可以维持家庭基本消费，使得行政成本（从1978年到2004年增加100倍）、垄断企业与资本三者拿走了GDP的绝大部分，导致中国工资收入占GDP比例不断下降，现在只占GDP的12%（其他国家占54%－65%），居民收入只占GDP的22%。在这种“寄生经济”的模式下，必然压制正常消费，给房地产、教育、医疗产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增加腐败的空间，导致消费萎缩，产品廉价外销（全球都在享受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老百姓却享受不到），国内需求不足导致就业不振，老百姓生活压力加大。要是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家庭需求底线提高，工资占GDP的比例被迫成倍提高，虽然孩子增多，但是家庭生活水平反而比现在高，消费和生产的关系趋于合理，大大增加就业容量；妇女花在养育孩子的时间和精力增加，劳动参与率（目前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居全球第17位）降低，也缓解就业压力；多出生的人口中只有1980年代初出生的大约大约三千多万（不可能超过五千万）进入劳动市场的，相对于目前9亿多的劳动人口来说比例不高，对现在的就业影响不大，而且现在结构性劳动力短缺缺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就是说20岁的人口基本并不与50岁的人口抢工作。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主要是由于大学扩招，高校招生人数从1998年到2006年增加5倍，如此大跃进，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就业压力的。不顾人口结构的扩招并且将使得今后很多高校因为生源短缺而破产。
从全球看，环境污染没有人们想象的严重。中国总体生态环境自1990年代起不断改善。但是中国城市环境确实在恶化，一方面是因为粗放式发展模式，更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现在二、三亿青壮年农民工只是序曲，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工地，这个过程必然伴随城市环境的恶化（现代科技确保中国可以将环境恶化降低到可接受程度，不会发生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伦敦烟雾”事件）。即使现在一个孩子都不生，光将目前人口城市化，问题同样严重。
作者: solarxia 时间: 2007-8-24 17:29
计划生育导致家庭结构畸形，家庭缩小，只需要比较少的收入就可以维持家庭基本消费，使得行政成本（从1978年到2004年增加100倍）、垄断企业与资本三者拿走了GDP的绝大部分，导致中国工资收入占GDP比例不断下降，现在只占GDP的12%（其他国家占54%－65%），居民收入只占GDP的22%。在这种“寄生经济”的模式下，必然压制正常消费，给房地产、教育、医疗产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增加腐败的空间，导致消费萎缩，产品廉价外销（全球都在享受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老百姓却享受不到），国内需求不足导致就业不振，老百姓生活压力加大。要是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家庭需求底线提高，工资占GDP的比例被迫成倍提高，虽然孩子增多，但是家庭生活水平反而比现在高，消费和生产的关系趋于合理，大大增加就业容量；妇女花在养育孩子的时间和精力增加，劳动参与率（目前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居全球第17位）降低，也缓解就业压力；多出生的人口中只有1980年代初出生的大约大约三千多万（不可能超过五千万）进入劳动市场的，相对于目前9亿多的劳动人口来说比例不高，对现在的就业影响不大，而且现在结构性劳动力短缺缺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就是说20岁的人口基本并不与50岁的人口抢工作。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主要是由于大学扩招，高校招生人数从1998年到2006年增加5倍，如此大跃进，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就业压力的。不顾人口结构的扩招并且将使得今后很多高校因为生源短缺而破产。
从全球看，环境污染没有人们想象的严重。中国总体生态环境自1990年代起不断改善。但是中国城市环境确实在恶化，一方面是因为粗放式发展模式，更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现在二、三亿青壮年农民工只是序曲，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工地，这个过程必然伴随城市环境的恶化（现代科技确保中国可以将环境恶化降低到可接受程度，不会发生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伦敦烟雾”事件）。即使现在一个孩子都不生，光将目前人口城市化，问题同样严重。
作者: aiyiny 时间: 2007-10-19 11:11
我觉得一方面在鼓励生一个以上孩子的同时，还要加强法治管理，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犯罪该严惩就严惩，该枪毙就枪毙，不然以后的中国人很大一部分都会变成弱势群体，就是发点小感慨。。。[em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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