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不断打破人们的预期和刷新更高的标度，许多原本冷静的市场观察者也不能不疑惑：我们是处在一个超级牛市的开头，还是已经到达疯牛癫狂的顶部？作为一门应用科学的研究者，经济学家显然不能用模棱两可的机智来回避问题的回答。
股市过热的标志
应当看到，自两年前股改试点、市场发生转折以来的这一轮牛市，与我国证券史上在股权分置情况下的泡沫炒作和熊牛交替不同，有着相当坚实和雄厚的基础。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高速增长，其后发累积效应逐步显现。这特别表现在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日益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实际的和心理的原因，由于中国需求造成的近年来世界许多主要原料和商品的持续上涨和大牛市，就是一个鲜明例证。另一方面，是由于股改的制度性变革，重新界定清楚了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产权关系，明晰产权的革命性推动和催化作用，释放了证券市场的巨大能量，大大拓展了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证券市场长期游离于国民经济主流之外的边缘状态，冲击了我们过去长期依赖银行间接金融的畸形结构，发展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新天地，从整体上降低了金融风险，打通和健全了国民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这一成功制度变革的重大意义，还在逐步显现出来。同时，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规范、壮大和成熟，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股市，既是劳动者，又是投资者和所有者，对改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各社会阶层的融合转化和换位思考，都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因此，如果总是对证券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带着警惕和防范的眼光，因噎废食，或者继续用股权分置的狭隘眼界去认识事物，忧心忡忡地面对证券市场的急速壮大和能量释放，看不到伴随着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中国证券市场一定会迎来自己爆发性增长与空前繁荣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显然是不可取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走向另一极端。发展不可跨越阶段，制度变革也不是无所不能。世界上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中国股市也不例外。中国经济乃至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是一个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证券市场。暴涨暴跌并不是投资者之福，更会对国民经济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负面的冲击和影响。因此，当前人们关注的焦点是，目前的中国证券市场，是否已经过热？是否需要引起关注和警觉？回答看来是肯定的。
市场过热的第一个标志是伴随着综合指数持续、加速度上升，市场乐观情绪的膨胀。从近两年前沪深股市触底反弹以来，股指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已经上涨近4倍。去年末今年初以来，进入加速上扬阶段，其间市场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调整和消化。即使考虑到市场元气恢复和股权分置改革的因素，市场在这样短时期内的巨幅上升，放在世界证券史的大平台上，也是罕见的行情，其中孕育着难以避免的获利回吐和风险释放的压力。在股指已经进入高端区位后，在熊市末期沉寂的评论家，甚至当时竞相营造更加悲观氛围的预言家们，现在又争先恐后地调高自己的乐观预期，渲染牛市气氛，甚至不惮鼓动人们无视风险，火中取栗。其实，这种牛市思维的主导性和普遍化，往往是市场过热的外部信号。
市场过热的第三个标志是在惊人的赚钱示范下的大众亢奋和羊群效应。几天就可以有百分之几十收益的赚钱故事在社会上普遍流传。随着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先后进入股市，人人都赚了个盆满钵满，即使是最保守和最沉着的人的心灵也被摇晃和振荡。许多连股市为何物都不知的人们盲目涌入股市，只听说是个来钱的好地方。开户人数一路飙升，不断创造日均几十万户的新记录。证券营业部人满为患，系统不堪重负，券商日进斗金。“怀着暴富的梦想，钱进，钱进”，成了股市流传的进行曲。街头巷尾、各式聚会，炒股无不是最热门的话题。贷款炒股、高息拆借，乃至典当住房和汽车炒股早已不是新闻。各行各业的上班族人心浮动，遏制上班炒股已经成为工作纪律历来最为严格的外资企业头痛的管理难题。凡是略知国外证券史的人们都熟悉，这种现象其实是市场发烧、热度过高的典型特征。
市场燃烧到这种热度，确实很少人能够再否认了。因此，一些热情的评论家也承认，市场也许过热了点。但这只是对一部分盲目入市的新股民的教育和风险提示问题，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市场整体估值仍属合理，处在正常发展的范围之内。这种估值合理说坚定了人们牛市不怕套和蜂涌入市的信心，新资金涌入又反过来成为市场持续上扬从而演绎赚钱效应的动力。因此我们必须对有关问题加以讨论。
明显居高的市场估值
应当说，股票的市场估值，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对一个市场在一定阶段上的总体估值，仍然有着业界和学术界都普遍认可的若干客观标准。
首先是市盈率。从横比上说，目前沪深股市的300指数股的市盈率，就是以刚刚公布完毕的2006年报业绩来衡量，已经超过了境外市场股指一般水平的一倍以上。而且与成熟市场上大盘蓝筹股股价高一些，二、三线股的股价很低不同，我国二、三级股的股价畸高，因而市场总体市盈率还显著高于指数市盈率，已经逼近50倍左右，在世界股市中鹤立鸡群。从纵比上说，有人认为，目前市场的市盈率与2001年中股市高点时近60倍的市盈率相比，仍有一些差距，因此市场还有空间。问题在于2001年的市场高点是以随后4年的漫漫熊市为代价的，我们今天显然不想重复这个历史。而且正如我在10年前一篇题为“此市盈率非彼市盈率”的文章中阐述，在股权分置情况下，三分之一的股不流通，没有市场价格，其实计算不出可比的市盈率。考虑到股改和对价因素，今天股市的市盈率实际上已经达到和超过2001年时中国股市的历史最高水平。
应当指出，不少认为A股估值还算合理的人，并不否认我们市场的静态市盈率水平已经比较高。他们的核心论点是由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企业盈利增加很快，市盈率高一些也属合理，因为动态市盈率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今年一季度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98.5%，差不多翻了一番，更是坚定了他们在市盈率问题上“中国特殊论”的信心。
但是，中国上市公司的整体利润真的可以一年翻一番吗？一季度利润的爆发性增长真的可以持续吗？须知中国经济只是保持10%左右的增长速度，就已经遇到了外部出口增长、内部资源环境制约的瓶颈。近年来，资源类商品的价格暴涨，虽然使我们许多垄断性的资源类上市公司大为得益，但实际上稍微拉长一点看，正是对我们这样一个资源匮乏国家的警示信号。内外的压力已经迫使我们加快实现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最近国家正在出台的一系列节能、减排、降耗的价格、税收、出口方面的调控措施，很快会被真切地感受。即使以一季度上市公司的利润暴涨为例，其实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牛市本身的非正常产物。因为其中由于股市火爆、资产价值重估所带来的同比新增投资收益已经占去了整体净利润的40%左右，再加上由于新会计准则的使用，一些上市公司将投资股权列入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以及债务重组计入净利润的部分，一次性的不可比收益占去了上市公司实现利润的接近一半。刨除这个新增投资收益的因素，上市公司的正常的净收益比前年同期增长其实极为有限。这还是在一季度经济偏热、能耗过大、环保欠账，宏观调控措施有待陆续推出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不加分析的鼓吹和渲染上市公司业绩“狂飙”，并以此推算全年，给出充满诱惑力的2007年、2008年的动态市盈率，预言股市必然上冲6000点，甚至10000点，给炽热的市场火上加油，显然是不适当的。
有人说，依靠上市公司的内涵式增长，显然是潜力有限了。但值得大力挖掘和期许的是企业整体上市和资产注入。这里恐怕也有很大的误解。把一个公司分为上市公司和存续公司是当年国企为满足上市条件，把不良资产剥离出来的应变措施。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发展，存续公司或母公司确实多有发展，不少公司赶上了商品大牛市，存续的不良资产成了金元宝的个别例子也是有的。但整体上市是一项证券市场的制度改造，并不是市场经济中的免费午餐。视整体上市的资产注入为天上掉馅饼的美事，既不符合多数存续母公司资产状态一般的实际，也有违市场经济中一分价钱一分货的交易本质。
其次看市净率。证券市场是虚拟资本的运动，它确实是有巨大的能量和魔力。但是，虚拟资本运动终究要受到真实资本存量的制约。从国外证券市场的一般情况看，股市的市值对账面净资产的比率，即市净率一般保持在2－2.5倍左右。不同行业的情况有所不同，有些资产溢价大一些，有些如房地产业，还经常会有折价，即市净率低于1。2006年度我国上市公司加权平均每股净资产为2.28元人民币，而加权平均的股价早已突破10元，市净率已到5倍左右。但是我们2006年加权平均的资产收益率只是10.5%，与境外相比尚属中下水平。从这个角度看，估值也是明显高了。
此外，最有说服力的恐怕还是我们在香港和大陆两地挂牌的H股公司。同一家公司，同样的产权包括分红权与表决权，股改完成又消除了A股本来享有的制度溢价。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以港币标价的每股盈利高于人民币标价，H股在理论上应当对其A股有一定溢价，以反映较高的每股盈利和补偿汇率风险。但事实是，自去年下半年以来，股改后原本靠拢的A、H股差价又出现反向发展。A股对H股平均溢价到一倍左右。同一上市公司A股几十倍的市盈率，H股只有十几倍的市盈率。H股公司虽然数量不多，只有39家，但其净利润超过2000亿人民币，占A股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的一半以上，具有充分的代表性。H股公司在香港这个更加成熟、完全国际化和多种选择性的市场上的表现，对我们的估值分析，具有更直接的意义。因为香港市场上的投资者，尽管也熟知H股公司尽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币升值的种种优势，但由于他们面对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的比较，不愿意为H股支付多于他们认为高于公允价值的溢价。这反映了含H股公司的A股高溢价，不是基于估值优势，而是源于国内市场封闭扭曲的特殊现象。
其实现在有不少人，对目前A股估值偏高、多少脱离了基本面并无异议。但是他们认为，由于人民币升值、国内流动性过剩等大环境，A股的高估值会长期维持，资产价格的泡沫化存在必然性。而在证券市场上，赚钱就是硬道理，人们只能顺势而为。因此在高估值和泡沫化的市场上仍然充满机遇，值得积极参与。这是值得澄清和回答的又一问题。
主张高估值市场会长期维持、资产价格泡沫化难以避免的观点主要有这样几个论据：1. 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流动性过剩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改变。2. 股市赚钱效应下的储蓄搬家和新增资金入市还远未穷尽。3. 今年秋天的十七大召开和明年奥运盛会保证了宏观政策的利好和稳定性。其实,这些论据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牢靠。
首先，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流动性过剩确实是宏观经济中的主要问题。但应当看到，随着人民币的小幅稳步升值，中央银行采取票据对冲和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流动性过剩问题已经开始受到认真对待。最近启动的资源、能源、环境等方面的价格、税收和进出口税率的综合调整，以及讨论中的升息等宏观调控措施，可以进一步促使经济降温，减少外汇顺差，影响乃至改变人民币升值预期。已经成立、正在加快运行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更将通过发债等方式，直接吸纳可达几万亿人民币转为境外外汇投资。如果再进一步落实和拓宽QDII的渠道，国内人民币流动性过剩现象的消除其实并不遥远。如果靠流动性过剩支撑高股价，那么，必然会到来的流动性过剩的减少、消失乃至逆转不是势必就带来股市的暴跌和长期萧条吗？后者显然不是人们所希望看到的。因此，把股市的价值基准放在流动性过剩而不是合理估值的假定之上，实际上充满了极大的风险性。
其次，现在每天超过30万涉及百万以上人口的新开户潮流并不正常，因此也不可能长期持续。在股价连续翻番之后，大量对证券市场及其风险所知不多甚至毫无所知的人像潮水般涌进股市，这属于赚钱示范下经济学和社会学称之的“羊群效应”。这里边相当多数人并不清楚他们行为的真正后果，只是看到了先行者人人赚钱的盲从之举。特别是其中很多人是承担风险能力很差的低收入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现在蜂拥而入，逢低便买，越是低价垃圾股越追捧。一旦消息面变化，行情逆转，他们又会蜂拥而出，因此只会助长股市的暴涨暴跌，根本不可能是维系牛市的稳定力量。希望在新增资金推动的股市疯狂中，由这些许多是股盲的大众投资人接走最后一棒，其实不仅是不很光明的一厢情愿，而且也低估了监管部门的能力和公众媒体的作用。按照资产组合理论，居民积累的家庭资产，应当合理分布在货币储蓄、房产以及各类不同风险的保险、债券、基金、股票上。居民储蓄不可能也不应该无止境地转向和流入股市。实际上，由于居民储蓄是银行系统信贷扩张重要的基石，居民储蓄的大幅减少会对信贷扩张、经济增长、股市繁荣产生自动抑制的自平衡的作用。
最后，至于重大的政治或社会事件会束缚政府的政策空间，更是多少虚幻的理由。其实，人们过去不止一次见证过，在重大事件发生或重要的代表大会召开之时股市大幅下挫的历史。因此，这种被用来鼓励炒作信心的幻想，其实并无依据，只是被相互传播成为部分人炒作的心理慰藉。况且，即便是如一些人所说，政府决策人可能更偏好在重大盛事发生时股市有良好或正常的表现，那么更合理的逻辑也应该是他们在泡沫渐起时化解风险，而不是坐视泡沫越滚越大，结果在谁都最不希望看到的时候破裂，造成不合时宜的经济动荡和社会不安。
那么这样说来，我们两年前许诺的牛市，一年前描绘的证券市场的新时代就都化为乌有了吗？当然不是。恰恰相反，正是为了拥有和享受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相得益彰的长期牛市，我们才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如果头脑发热，忘乎所以，预期膨胀，过多地透支未来的行情，把5年、10年的牛市在1年、2年内走完，我们虽然可以享受一时消化不良的盛宴，但却要承受其后漫漫熊市的煎熬，这是我们的国民经济和广大投资者都不需要的东西。
有人说，上面讲的这些也许全对，但市场有它自身的规律。市场即使有泡沫，也要让其自己去破裂。政府应当尊重市场运行，不应加以干预。政府干预，小了不起作用；大了造成震荡，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因此只能顺其自然。这个明显的误解正是我们下面要回答的
说政府对股市的干预效果不好，副作用很大，这主要是指行政干预。用发社论、喊话等方式强行干预市场，问题确实很多。现在政府及监管部门实际上也极少采用了。至于说到政府用经济手段干预、参与、影响资本及证券市场，则另当别论，因为这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一个主要功能。
首先，现代证券市场，不是传统的农村集市贸易，可以靠习俗和惯例维系运行，而是由无数的法律、法规、法令、部门规章、规则和办法构造起来的一架高度精密和无比敏感的机器。政府行为的痕迹，实在处处可见。对于政府或其授权机构来说，他们不是干预不干预的问题，而是本身就是其组织者和协调者。他们每一个规则或办法的制定或改变，都直接影响乃至左右这个市场的格局、估值和发展。举例说，过去的股权分置是政府行为有意或无意的结果，现在的股改，也是民意通过政府意志的体现，可见不同的政策、制度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要现代政府或其授权机构不干预证券市场，其实是很无知的认识。
其次，从经济学理论上说，证券作为投资品市场，与工业品、消费品市场不同。在工业和消费品市场上，如果需求上升，利润增加，新的资本和劳动就会流入，供给增加，导致利润下降，反之亦然。这就是著名的市场竞争导致利润平均化的规律。追求高额利润的欲望和竞争导致的利润平均化推动经济发展，形成市场经济内在制约和平衡的机制。但是投资品市场上则大不相同。如股市上涨使得人们普遍获利，高利润或赚钱效应引致资金流入，但流入后不是增加供给，降低了大家的盈利率，而是因资金进入推动股价上涨，盈利进一步提高，赚钱效应更加彰显，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危河高悬、泡沫破裂。反过来股价下跌时也是一样，越赔钱，资金越流出，后者又导致股价进一步下跌，如此恶性循环。人性中的贪婪和恐惧则在其中推波助澜。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已经高度发达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股市仍然有时会暴涨暴跌，急剧动荡，需要政府及监管者煞费苦心，不断与时俱进，修补漏洞，防患未然。日本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资产泡沫及其后的破裂导致“失落的10年”，美国2000年新经济泡沫爆破导致纳斯达克股指在7年后的今天仍然只有当年市场高点的一半，不知多少人从暴富变为一贫如洗，实在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其相关政府部门的决策和应对也在后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诟病。因此，在证券市场上，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预的问题，而是如何以正确的方式引导和发挥作用。
从这样的大视野来看今天证券市场的表现，我们就会豁然开朗：原来我们今天股市的亢奋乃至狂热，并不是像初看上去那样是投资者的盲从和自发的市场行为，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过往政策的结果。调整这些原本存在缺陷或者曾经有用、现已过时的政策、办法，避免股市更大泡沫的形成和聚集，防止对国民经济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的消极影响，恐怕是今天的当务之急。
例如，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说，利息率偏低，定期储蓄存款扣除物价上涨之后的真实利息为负，以至储蓄大量向股市移动，既是储户保护自身利益，寻求更高收益率的合理反应，也是股市不断攀高的主要原因之一。适时适度提高利息，特别是大幅提高实名制的个人定期储蓄存款利息，既可以给偏热的经济降温，更会通过经济减速，比较收益变化、资金流向改变的多种渠道给股市降温。特别是存贷差空间的压缩，会保障储户的合法利益，大大减少国内银行长期享受（现在外资在华银行也可以分享了）的垄断利差空间，抑制其风险放贷冲动，这样他们才可能有压力和动力去提供和改善多种金融服务。同时，失去了高利差的垄断利润来源，所谓中国股市中的金融股市值比重过大，个别银行股市值堪超世界之最，金融乃至参股金融板块的狂热炒作，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再如，那么多人去买股票，实在是国内投资渠道不多，投资品种太少所致。在国外成熟证券市场上，其实交易量最大的还往往不是股票，而是债券，特别是既能提供相当有保证的固定收益，又有可观风险收益的公司债券。我们过去的少量企业债，行政审批手续繁琐，控制极严，成了少数大国企的专利。今年原来就决定要大力发展的公司债券，如果能克服部门扯皮，议而不决的状态加紧推出，既发展了直接融资，增加了企业融资渠道，分散了银行风险，又能大大分流股市资金，为散户和机构投资人提供有吸引力但较小风险的投资品种。
又如，QFII现在发展起来了，但QDII至今裹足不前。开了一点小口子，还有诸多限制，只让买境外固定收益品种，收益可能还不如汇率损失，市场反应自然冷淡。我们现在并不是缺外汇进来，而是外汇顺差太多，导致宏观失衡。因此目前要大力发展的不是引资和境外融资拿回国内换人民币，自己给自己增加压力和负担，而是要加大两地上市的公司在境内发行、流通的比例，改变过去境外上大头，境内上零头，人为造成A股供给的稀缺和股价高企。同时要开放QDII，发展境外投资。现在同样公司的股票，H股、红筹股的股价只有A股的一半，有的甚至只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不到。让境内投资者包括机构可以去境外购买H股、红筹股以及其他主要资产在境内的外资企业股票，而不是只能买高高在上的A股，是降低顺差、减少流动性、增加投资人收益和分散风险的一石多鸟之举，我们何乐而不为？本国居民要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本土企业的股票，这种举世罕见的现象本来是股权分置、国内市场狭小、封闭的特定情况下的产物。股改顺利推进以来，A、H股股价反而拉大，A股国际化的进程反而开了倒车，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显然，稳步开放国内居民、机构换汇购买H股等境外投资品种，不光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对于国内A股市场的炒作降温，也有釜底抽薪之效。
最后，国内垃圾股炒作泛滥成灾，人们形成“套不怕”，“不怕套”的投资信念，实在是和我们多少年来鼓励重组、借壳上市、政府买单等的逆向刺激政策密切相关。本来市场经济中应该是优胜劣汰、新陈代谢，才能形成正确的投资理念。但我们往往地方、部门利益林立、目标取向各异，在不同的政策攻关下，行小善而罔顾大义，允许乃至鼓励一个个陈年咸鱼翻身，垃圾变黄金，这怎么能单单责备我们的投资者对垃圾股珍爱有加、趋之若鹜呢？目前，监管部门正在加强打击力度，严惩违规违法，这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我们今天层层审批的制度下，任何资产重组、注入、借壳上市，没等实施早已消息满天飞，近水楼台先得月。拿到批文之前，尽管接触、谈判、报批如火如荼，但总是一再澄清无可披露。等到木已成舟，股价早已翻了几个筋斗。这些显然不是光靠严打所能奏效的，而要在制度上从源头治理。要向境外成熟市场学习，不是鼓励而是严格限制借壳行为，不受理任何在股价异动之后上报的审批事项。这样只要规则清楚、执法公正，股价结构扭曲就会逐步校正，垃圾股的炒作自然也会退潮。
以上几条，只是挂一漏万，但只要态度明确，开始去做，炙手可热的股市显然就会复归平稳，进入发展的正常轨道。各行各业的人们也可安心上班、工作，不致被股市的超常收益率搅得心神不宁。这里关键是时机的把握。因为宏观经济降温、世界大商品和证券牛市的转向、多渠道包括外汇投资公司的吸纳流动性，都是迟早要到来的事。如果我们行动迟缓，眼见股市泡沫坐大，各方面的效应一起滞后起作用，日后必然会带来市场的大起大落，不仅损害广大投资者利益，也会冲击经济全局。历史证明，任何风险的化解，总是越早越主动。股权分置问题的解决，如果在10年前刚冒头的时候解决，只是一个小手术，这两年做，就成了一场牵动全局的攻坚战。特别是目前股市已经形成自我循环和膨胀的系统风险：牛市本身在制造牛市。如券商的高收益，保险公司的超常利润（去年我国保险公司利润的77％以上来自证券投资），投资收益造成上市公司的重新估值等等。一旦市场逆转，众多上市公司的利润、收益、估值也会急转直下，市场会变得雪上加霜。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以后，中国股市依然面临整体上市的规范化改造、单一所有者控制产生的垄断和关联交易的制度变革等纵深挑战。但是，如果一项股权分置改革就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证券市场的运行轨迹和整体氛围，迎来了今天生机盎然的局面，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只要证券市场的参与者、监管者都能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市场局面，目标远大，立足全盘，中国证券市场的长期繁荣和兴旺发展，在造福经济与社会的同时，造福于我们的广大投资者，就一定是可以期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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