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晋商
来源：http://www.sina.com.cn序言一：这样搞晋商会噎死人的（详见2楼）
序言二：晋商在“刨祖坟”中寻求快感？（详见3楼）
第一部分：扒开晋商光鲜的外衣
一、晋商兴起并非山西人有多少才能和勇气（详见4楼、5楼）
1.落伍了的山西人，唯一可以在经济上与人叫板的，也只有几百年前的老祖宗了。
2.晋商兴起，是因为山西地不养人、山西人媚事威权，而非是山西人有多么特殊的勇气和才能。
3.媚事威权，注重人事，轻视资本。正是这种注重人事的特定行为，使明清晋商能顺利跨过朝代更迭的大门坎。
4.明清晋商成为不敢与威权说不、又与威权勾结、再受威权敲诈的特殊集团，随着封建王朝的终结而衰亡
5.明清晋商愚呆之态由此可见一斑。如此的思维方式，怎么可能在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中屡踣屡起呢
6.山西人有做买卖的本领，但山西部分商人的那种愚昧无知、效率低微、保守懒散及眼光短浅的毛病，使山西也吃了不少苦头
7.当代晋商的行为轨迹，其中充斥着浓郁的明清晋商气息。
8.“山西海内最富”，已经不复存在近百年，重现之日也不知何时才能出现。
二、晋商就是“官商勾结”的代名词？（详见6楼）
1.票号的经理和掌柜们，与满清的达官显贵的关系，不是一般的铁。
2.朝中达官显贵做靠山，票号的钱很好赚。对朝廷大生意的依赖，就像吸毒一样日益上瘾。
三、晋商：以官致财走上了穷途末路（详见7楼）
四、晋商的成功缘于“黑社会化”管理？（详见8楼）
1.帮闲文人总结的“诚信”、“创新”、“仁义”等，与票号的真相其实相距太远。
2.票号有很多美丽动听的号规，这些规定的落实真相，令人怀疑。
3.“黑社会化”往往有效果，却没有效率；有速度，却常常弄错方向。
五、晋商票号：冒牌的“中国华尔街” （详见9楼）
1.“海内最富”的晋商，却始终在汇兑、拆借的领域内画地为牢。
2.长三角的浙江、江苏商圈在20世纪的卓越表现，实为山西票号所不及。
3.在悬崖边走钢丝的“聪明”手法，为几年之后的票号大溃败埋下伏笔
4.山西票号虽然以保守著称，但并不稳健。
六、山西票号的洁癖与病态痴迷（详见10楼）
1.“关起门来做大王，不容任何外人染指参与”的资本洁癖，使得山西票号错过了一次次天赐良机。
2.侥幸心理和鼠目寸光，让他们扼杀了维新变法。
3.今天仍有众多的所谓学者、文人、专家，他们出于种种目的，回避事实、掩饰真相、篡改历史，误导大众。
七、晋商就是一帮农民衣锦还乡（详见11楼）
八、你看晋商那被现实与理想扭曲的脸（详见12楼）
1.晋商和“官”你看是如何暗送秋波藕断丝连的。
2.倡导“诚信”，利益面前却是如何地“背信弃义”。
3.渴求人才，却从任人唯亲开始进行近亲繁殖。
4.晋商趋利避害，是如何地背叛自己的理想，屈从于现实。
九、扒掉晋商“讲究信义”的那张假皮（详见13楼）
1.雷履泰和毛鸿翙之间的争斗让我们看看什么是晋商的信义。
2.晋商的兴起并非是山西人有多么特殊的勇气和才能。
3.晋商成为不敢与威权说不、又与威权勾结、再受威权敲诈的特殊集团。
4.再加细究，财东也是实出无奈，当时仰仗的就是个人的“信用”。
5.晋商的“信义”到底有多么牢固，兴盛与衰败中可窥见一斑了。
6.把票号衰落的责任推脱给频仍的战乱，实在是不负责任的肤浅。
7.晋商传奇，本来就是从当时社会腐败的躯体上滋长出来的产物，脱离了寄生于斯的腐朽。
8.我们实在应该“抱愧”： 在自觉不自觉中又将其糟粕发展到了极致。
十、晋商：背信弃义掐断了自己经久人脉（详见14楼）
十一、晋商不死那是不可能的（详见15楼）
十二、晋商：自己把自己打倒了（详见16楼）
1.墨守陈规坐失称雄良机。
2.小农意识羁绊创业天赋。
3.散兵游勇终难成就大器。
十三、看看晋商那张失败的脸（详见17楼）
1.19世纪中后期，山西商人没有大规模投资于新式产业，是它的第一个禁锢失误之处 。
2.19世纪末，平、太、祁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帮的第二个禁锢失误之处 。
3.与宁波商帮相比，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尤其是在培养后代人才上的失误，是晋商的第三个禁锢失误之处 。
4.问山西人：向世人炫耀我们的祖上也曾风光过就足以了吗？
第二部分：再问新晋商
一、一个模糊的概念：谁是新晋商？煤老板算不算“新晋商”？（详见18楼）
二、谁是老晋商？谁是新晋商？新晋商从何新起？（详见19楼）
三、你看“新晋商”那空空荡荡的名（详见20楼）
1.“新晋商”形象在山西本土都没有建立起来。
2.山西哪有民营企业家？
3.山西商人干啥啥落后？
4.“土气”未除，俗气和无聊却有加无减。
五、晋商只是一个历史概念，哪里来的“新晋商”？（详见21楼）
六、谈“新晋商”，实际上只是“扯谈”！（详见22楼）
七、连富人都不会做，哪里来的“新晋商”？（详见23楼）
八、山西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新晋商（详见24楼）
九、“土气”“老实”的山西人能出什么样的“新晋商”？（详见25楼）
1.山西人的行为举止成为“土气”的代表。
2.山西人老实，但是这个词语现在不再是褒义词。
3.山西假酒毒死人事件，也能看出山西人作假的水平。
4.山西人在性格气质上更接近洋人的“大儿童”性格。
十、新晋商“八媚” （详见26楼）
十一、天下晋商，群龙无首？ （详见27楼）
序言一：这样搞晋商会噎死人的
晋商在高潮中嘎然而死，留给世人许多的浩叹！
晋商又在高调中“复兴”。我们看到的是文化搭台：《乔家大院》、《立秋》等剧目热播、热议；我们看到的是政府唱戏：新晋商联合会高规格成立、山西省政府设立专项经费；我们看到的是民间的运作：北京一个地方就成立了四家晋商商会；我们看到了群众的热情：许多与晋商有关的活动四处开花……放眼山西乃至全国，满目满耳皆是“晋商”、“新晋商”。
我们山西好风光，我们晋商好荣耀，我们的晋商说不完，我们的晋商“太有才了”……
我们热血澎湃，我们热泪盈眶。因为晋商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宝贵财富，晋商五百年的实践中获取了积淀了太多的商业思想与精髓。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汲取其中的精华并发扬光大。
但是，当一种东西让全民痴迷的时候，也许就脱离了这个东西本身的意义与价值；当全民狂热地沉浸在过去的时候，他们的背后，也许恰恰有难言的痛楚与心酸，狂热的背后是无法面对现实；当一种思想让他的追随者不加思辨地反过来倒过去挖掘深度与意义的时候，也许就恰恰缺失了传承与发扬过程中应有的反思。
我们知道，那样容易噎死人的。而历史已经用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许多的曾经的狂热与追捧是怎样地噎死人。
都二十一世纪了，我们不该再发生这样的悲剧与蠢事。
在晋商热中，我们，选择了泼凉水。我们来对晋商做一次深入的反思，反思晋商在五百年辉煌中的不辉煌，辉煌中的劣根性；我们反思“新晋商”热中的不正常，不正常的背后的东西……
这也许是一个国家级媒体应该有的一种精神。
你可以愤怒，你可以冒火，你可以咒骂，你可以抱怨，但是请你记住：
说你、骂你，是因为我爱你。
我与你无关，便不会再牵挂你。
你的辉煌与黯淡，重生与崛起，都将牵动我们关切的目光。
我们推出此专题的主旨，正是如此。
你可以愤怒，你可以冒火，你可以咒骂，你可以抱怨，但是请你记住：
自言自语是没有价值的，你把你的愤怒、感叹、思考留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思辨，一起在思辨中成长，成就辉煌。
让反思与学习的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序言二：晋商在“刨祖坟”中寻求快感？
晋商的本质是文化，这是晋商曾经辉煌的真谛，也是晋商曾经璀灿的底蕴。晋商经商之所以形成晋商文化，其基因是有文化的晋商。晋商的文化之道来自于对自然、人生和社会的深刻认识。晋商理解自然、人生和社会的运行之道，他们知道永恒、知道平衡、知道索取与回报，所以晋商做买卖讲究持久、讲究远利、讲究微利、讲究回报社会、回报乡亲。尽管晋商经营讲究实际利益，但晋商从来就不把利益当作唯一的考量因素，这是因为晋商明白所谓利益不过是自然和社会一分子，他们懂得取与予之道。当然，也不能否认晋商文化自身存在的封闭保守、小富即安的缺陷。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一个区域经济模式迅速转型的华人社会中，成功的商帮都保持了“商帮”这个商业经济图腾的存在以及进一步提升。所以，才出现了今天的新浙商、新粤商、新潮州商、新鲁商、新徽商以其特有的商帮气质席卷全国，在市场经济的大舞台上，洋洋洒洒，尽显身手，各领风骚。可惜的是，相比之下，新晋商们除了在文化资本——老晋商遗存的历史辉煌和商业智慧方面可以自豪一下，在其他方面基本没什么自信感可言。
历史意义上的晋商曾经给山西人带来无尽的光荣与自豪，而近代晋商的持续低迷彷徨却让山西人充满无限的空茫与困顿：他们曾经执中国商帮之牛耳，被誉为“海内最富”，如今却为人均GDP在国内的倒数发愁；山西商人也曾被教导“要装着天下”，并把票号做到“中西汇兑，一纸风行”，如今却在沟壑中被本本意识、山沟意识消磨得锐气全无；曾经，山西的女孩子以嫁给在票号经商的人为荣，而如今她们的目光则自觉不自觉地洒向官场，甚至在一种被扭曲的商业环境中，衍生出一种十分不正常的地下“性产业”。以太原为例，虽然居民收入不高，可市区的餐饮娱乐场所，桑拿、按摩、歌城异常火爆，前几年，北京富豪周末到太原消费就成为一种潮流。
薪火失传，前路彷徨，在中国新一轮经济扩张中，山西将走向何方？
其实，晋商在历史上的从商经历远远不止500年，山西解州的盐池，远在春秋时期，就造化了大量的富豪。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对晋商发出了急切的拮问：2000多年历史过去了，你为什么还不成大器？为什么还在刨祖坟中寻求昔日的快感？
晋商兴起并非山西人有多少才能和勇气（1）
落伍了的山西人，唯一可以在经济上与人叫板的，也只有几百年前的老祖宗了。
明清晋商似乎成了山西人唯一的骄傲。每当有人问及山西人在当代为什么手中的孔方兄会越来越瘦小时，山西人总会自豪地回答，我们的祖先可是了不得哟，生意曾做遍天下，太谷还被称为是中国的华尔街呢。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节目中，山西电视台选送的节目也是山西的几位经济学家赞美明清晋商的丰功伟业，慨叹当代晋商的今不如昔。确实，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大潮中落伍了的山西人，唯一可以在经济上与人叫板的，也只有几百年前的老祖宗了。
因此，写下这个题目时，笔者心里曾慌慌了一阵子，害怕山西同乡说笔者是不肖子孙，竟然敢挑老祖宗的毛病，为当代没有取得成功的晋商辩护。笔者以为，在对世纪开始之际，反思明清晋商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探讨当代晋商落伍于时代的缘由，对实现富民强省的目标的山西人而言，有着警示和猛醒的作用。
为什么在明清之际，山西人会在商业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在当今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山西人却会日渐落伍呢？每逢提及这个问题，山西人都会扼腕长叹，为自己没有能够接续祖先的辉煌而悲叹，也有人愤而出走他乡，也有人怒而崛于故里。然而，悲叹与行动都没有能改变山西人的命运，山西还在继续落后，山西人还是越来越穷。贫穷如同一团乌云，压在山西人的头上。
其实，当代山西人既没有必要为自己没有能接续组先的辉煌而沮丧、懊恼；也没有必要再盲目地为祖先取得的成就而骄傲。理由很简单，明清晋商所以能创造出惊山震海的经济奇迹，是因为有明清晋商创造奇迹的特殊条件；当代晋商所以没有能接续祖先的辉煌，也有当代晋商不能接续祖光辉煌的特殊原因。关于明清晋商兴起的原因，理论界普遍认同的是兴起于明朝洪武年间的开中法。笔者对此也持赞同意见。但是，在对明清晋商为什么会因开中法而兴起，理论界却意见不一。笔者以为，弄清楚这个问题对总体评价明清晋商兴盛衰亡的缘由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晋商兴起，是因为山西地不养人、山西人媚事威权，而非是山西人有多么特殊的勇气和才能。
根据辩证法则，内因须通过外因而起变化，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对明清晋商兴起于开中法这一事件而言，开中法是外因，那么，与外因有同样重要作用的内因是什么呢？笔者的分析是，虽然明清晋商兴起于开中法的内因要素很多，但最重要的应该是两点，一是长期进行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成的地不养人的生存环境，二是长期毗邻皇权中心造成的媚事威权的公共心态。
先来看明清晋商兴起于开中法的内因中的地不养人的生存环境。古代的山西曾经是一个自然环境十分美好的地方，商周时期，仍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森林密布，湖网纵横，雨水充沛，汾河的漕运延续至隋唐。“《周礼·职方》称并州薮，为《尔雅·释地》的十薮之一。位于山西祁县、介休一带，方圆达数百里，为古代晋中盆地的最大泽薮。”(王尚义诸君《明清晋商与货币金融史略》一页)然而，随着垦湖为田、毁林为田行为的日趋严重，至元末明初时，山西已经成为一个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地区。水土流失严重，气候干燥寒冷，自然灾害频繁，百姓的生存受到了威胁。“阳邑(太谷)民多而田少，竭牛年之谷，不足供两月。”(乾隆《太谷县志》卷三)“介邑土狭人满，多挟赀走四方。”(嘉庆《介休县志》卷四)“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朱子以为唐魏勤俭，土风使然，而实地本瘠寒，以人事补其不足耳。”(《晋乘搜略》是当时山西人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逢至“五月襄垣雨雹，大如伏牛小如拳，毙人畜甚众”(光绪《山西通志》卷86)之类的天灾，母食子、子食父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有文载：崇祯七、八、九年“荒草不收，八年又遭蝗蝻，田苗尽食，但见百姓草籽食尽，榆皮食尽，游尘糟糠食尽，竟至母吃子，为子吃父，未能救命之生也。壮者走散于四方，老幼饿死于道路。田间之饿殍，演化可悲矣。人苦极矣，天否极矣。”文中所言之凄恐之状，读来令人心惊胆寒。
再来看明清晋商兴起于开中法的内因中的媚事威权的公共心态。山西历史发展到元末明初，已经由一个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演变成一个政治上懦弱战兢的地区。其主要原因是长时期与皇权中心毗邻，经常遭受威权压榨所致。虽然山西在华夏文明早期产生过炎帝在长治巡游、于临汾教人耕织、女娲在阳泉炼石补天，大禹于灵石决口引水。但是，随着华夏民族由方圆走向统一，皇权中心不断转移，山西长期处于皇权中心身边之地的位置，特别是唐宋元三朝的建立，立都之地都紧邻山西，使山西人不得不时时感受皇权的威严呼吸，不得不时时提防着皇家军队的马蹄。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经济上山西受到远甚于其他地区的压榨，政治上在皇权的高压政策下形成山西人特有的对威权的懦弱与媚事。唐建都西安后，李家王朝由于自己是兴起于晋阳，因此认为晋阳是“龙城”，在加大对晋阳开发建设的同时，为了防止晋阳再生异龙，采取了明扬暗抑的政策。宋朝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伐汉攻占晋阳后，为绝异龙之患，火烧水灌了晋阳城，使千年古城变成废墟。五年后，宋朝大臣潘美依托唐明镇重建晋阳城时，将城建成了丁字型，意为斩断龙首。此两朝的威严统治使山西人的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留下固执之外，豪勇与强悍渐渐转换成媚事和懦弱。以至到了元朝，面对元朝统治者实行的贵族享有“初夜权”的特权，百姓则受“十户连坐”管制的暴政统治，山西成为绝少出现反抗的地区之一。
一方面由于生存环境的压力，山西人渴望去贫致富；一方面因为公共心态的压力，山西人不敢擅自行事。这就是明清晋商所以能兴起于开中法的内因。说明在元末明初的山西人脑海中，此一种思维定势已经形成。也正是在此一种思维定势的作用下，才使元末明初的山西，在中原诸州“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29)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为明清晋商的兴起奠定了政治基础。还正是在此一种思维定势的作用下，才使元末明初前的山西人因“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因不足耕也”(《五台新志》卷二，生计)的原因，广泛从事干贩运业、工商业，为明清晋商的兴起奠定了经济基础。更是因为在此一种思维定势的作用下，已经从商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陈其田《山西票号考略》五页)的山西人，才能敏捷地、义无反顾地抓住明政府实施开中法的机会，利用山西北部为明北方重镇的有利地理位置渐趋发展起来，竟至创造出明清晋商雄峙天下的辉煌局面。
所谓开中法，是明政府仿效宋朝的折中法，于洪武年间制定的“召商输粮而与之盐”的解决北边驻军军饷的政策。其具体方法是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粮仓，政府在收到粮食后，向商人发放贩运食盐的盐引，商人可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去支取食盐，再到政府规定的销盐区去销售食盐，获取利润。
明王朝之所以要实行开中法，主要是为了解决边军粮响，而当时边军驻扎的重镇均在山西以北，其缘由是退居漠北的蒙古残余势力不断骚扰边境，明王朝不得不在大同一带设置重兵防御。为了解决数万大军的粮响，明太祖在北部地区实行屯田垦殖制度，借此减轻国家财政压力。当时采用的屯田方式有三种，一种是军屯，一种是民屯，再就是商屯。所谓商屯就是招募商人到边境地区从事屯垦，将收获的粮食卖给军队。因此，有地利之便的山西商人就蜂拥而至，从而奏响了明清晋商兴起的序曲。由此也可以说明，明清晋商的兴起是由于山西人特有的思维定势，与当时明政府的政策和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相结合的产物，而非是山西人有多么特殊的勇气和才能。如果用等式来表示，明清晋商的兴起可以用如下等式来表示：
地理位置＋思维定势＋开中法＝明清晋商的兴起
媚事威权，注重人事，轻视资本。正是这种注重人事的特定行为，使明清晋商能顺利跨过朝代更迭的大门坎。
明清晋商兴起于明初，迅速发展于明中叶时，直至清中叶才达到鼎盛时期，其缘由同样与山西人特有的思维定势和当时特有的外部环境有关。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明清晋商不在明中叶就发展到鼎盛时期，而要拖延至200年后另一朝代的中叶了。因为渴求获取最大化利润是所有商人的同一目标，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常识。其实又何止是商人，根据泊普金的观点，所有的人都会以追求最大利益为目标来做理性的决策。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农民与商人也没有不同。
明清晋商所以会在明中叶时才得到迅速发展，理论界的看法是明中叶时，鉴于开中法已无法维持，明弘治五年实行了叶洪变法，把开中法改成了折色法(即把官府付给商人的盐引改为直接付银子)，明清晋商得此条件后，开始由屯边向内地转移，得以迅速发展。笔者对此也是赞同的。不过，笔者要指出的是，明清晋商之所以能因折色法而得到迅速发展，除了山西人特有的思维定势与折色法的结合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明清晋商在山西北部从事的屯田贩粮、换取盐引、售盐获利活动，为其在明中叶时的迅速发展积蓄了必要的资本。这一点，非常重要。资本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没有资本，明清晋商就不可能抓住明政府改开中法为折色法的机会，迅速发展于内地、境外。遗憾的是，迄今仍很少有人对这一点给予应有的重视。就是明清晋商自己，在当时也没有过分重视这个问题，使其成为明清晋商的致命弱点之一，为明清晋商日后的衰亡埋下了伏笔。至于明清晋商迅速发展于明中叶时的具体原因，如果也用等式来表示，可以得到如下等式：
必要的资本＋思维定势＋折色法＝明清晋商的迅速发展
与上一个等式相比，必要的资本取代了地理位置，由此可见资本在明清晋商的迅速发展中所起到的不可缺少的作用。
关于明清晋商为什么会在清中叶后才发展到鼎盛时期，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按照常理分析，与威权有着密切关系的明清晋商，在明王朝垮台之后，也应该随着垮台才对，但为什么反而会在清中叶又发展到鼎盛时期呢？笔者以为，此种现象的出现仍然与山西人特有的思维定势有着密切关系。山西人特有的思维定势派伸至明清晋商行为中的特定行为是：媚事威权，注重人事，轻视资本。正是这种注重人事的特定行为，使明清晋商能顺利跨过朝代更迭的大门坎。早在清兵入关之前，明清晋商便以包头、张家口为基地，穿行于关内外，与满人建立了经济上与人事上的关系。“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十六人，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天命三年四月)“汉民至(黑龙)江省贸易，以山西为最早。”(徐宏亮《龙江过略》)当时的明清晋商在与满人的交往中，其实是充当着满人的物资供应商和事实上的情报提供者，从物资供应的角度看，明清晋商在清兵入关的行动中所起的作用，是吴三桂也不能起到的。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才会有清政府人关后，蒙召边境明清晋商入京，设宴招待并赐上方服撰的事情。据方志载，“明末在张家口贸易的八家商人均为晋商，他们是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他们一直与满人频繁贸易往来，清政府进关后，八家商人均蒙召入都。”明清晋商与满人的这种特殊关系，还使得明清晋商能够由明朝的商帮摇身一变成为清朝巩固政权、增加财政收入的工具。不仅元气没有受到大的伤害，反而得以倚仗清廷，蓬蓬勃勃发展起来。
明清晋商发展到鼎盛时期，其资本实力已远非明朝时期所能比拟。嘉靖年间，严嵩之子严世蕃在谈论天下富豪时，将资产达百万以上者列为第一等，全国凡17家，山西有三家。然而到了清中叶，山西资产逾百万、千万银两的豪商大贾已比比皆是，仅据《清裨类钞》中的统计就有数十家。另有史料载，“山西太谷县之孙姓，富约二十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县之许姓、王姓聚族而居，计合族家资约各千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军机处录副》、《广西道监察御史章嗣衡奏折》，咸丰三年十月十三日)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明清晋商中的富商聚集地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由山西南部转移到了位于山西中部的汾州、太原两府。有学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由明至清，由于南部地区灾荒不断和明朝对工商业的苛政、清初的战争等因素，农工业生产遭到破坏，富商受挫，致南部客商日益衰败，中部商人逐渐兴起。清康熙时期，富商集中在平阳府和汾州府，至嘉庆道光时期及其以后，富商几乎完全集中在汾州和太原两府。”(黄鉴晖《山西票号史》88页)笔者则想补充一点，清时山西富商会由山西南部转移至中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山西中部商人与满人有更多更密切的关系。明时，由于山西中部贫瘠甚于南部，促使中部商人有更大的冒险和吃苦精神，在屯边的地域选择上去的更远，以在塞外经商者居多，他们其中有不少是随军贸易之人，“其筑城驻兵处，则建塞集货，行营进剿，时亦尾随前进，虽锋刃旁舞，人马沸腾之际，末肯裹足，轻生重利其情乎。”(《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五章，纳兰常安：《行国风土记》)清政府建立后，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仍然与满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成为拥有一定特权的商人，倚仗威权致富。如介休县的范永斗一族，其后代不仅买断过清廷的办铜业务，祖辈还被追赠为骠骑将军、资政大夫，至毓字辈与清字辈任现职的达数十人，是当时灸手可热的一门豪贵。
晋商兴起并非山西人有多少才能和勇气（2）
明清晋商成为不敢与威权说不、又与威权勾结、再受威权敲诈的特殊集团，随着封建王朝的终结而衰亡
关于明清晋商的衰亡，理论界将主要原因归于清政府的腐败，对明清晋商自身的责任则轻描淡写。笔者则以为，明清晋商所以会随着封建王朝的终结而衰亡，明清晋商自身的弱质也是一个主要原因。首先，明清晋商媚事威权的行为特质，使明清晋商成为不敢与威权说不、又与威权勾结、再受威权敲诈的特殊集团。与威权勾结是明清晋商的一个基本特征，在明朝，明清晋商赚的利润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贿赂边将，虚出实收；买通主管官吏，在粮价便宜时上交粮食，到粮价涨价时，再向政府领取粮款，不仅可以获得可观利润，连贮藏的费用也不必支付；另外还有先领粮款后买粮、净赚差价等手段。至清时，明清晋商则凭借与清廷的特殊关系，享受到一定的经济特权，如独专铜业采购等。不过，明清晋商在与威权勾结获取巨大利润的同时，也承受着威权对自己的残酷压榨。在明朝，由于从朱元璋开始，一直提倡节约资财，要百官生活务俭。制定的文武官员的俸禄数额极低，根本不够各官的生活用度。明代一石米为120斤，人均基本口粮就需要三四石，而一般的县官每家连仆人在内均有一二十口人以上，而一年的俸禄却仅有90石，仅靠俸米，连糊口也不容易，更不要说支付其他生活费用开支了。这就造成“官俸不足于养廉”的局面出现。“明朝廷制定这种俸禄制度是为了纵容百官向民间自由摄取财务，使百官与百姓处于严重对立的位置，朝廷超然在上，相机揉和，既节省了政府开支，又可将朝廷与人民的矛盾简化为黎民与官吏的矛盾，害了人民，便利了朝廷。”(李三谋《明清财经史新探》249页)清朝廷在制定官俸时因袭明朝，并更甚于明朝，以至造成京官坐不起轿，只好徒步上朝的现象出现。“前清官俸之薄，亘古未有。”(何刚德《客商谒谈》)“康熙帝镇压三藩时，国家财政困难，数年不给官吏发俸薪。”(陈三谋《明清财经史新探》265页)另外，清廷还公开允许地方官收取火耗。在这种情况下，明清晋商自然就成为官吏敲诈的主要目标，认捐、劝捐、派捐活动不断。“山西盐商经营河东盐池及其它盐的运销业务，按理说是有利可图的，但事实上却连年亏损，而不得不设法摆脱运商。这与清政府苛捐杂摊。地方官府的敲诈勒索有直接关系。据记载：潞盐行销三省的正课银每年仅为139421两，而附加科目竟达31项，实征课银达655794两，超过正课银数倍。”(王尚义诸君《明清晋商与货币金融史略》90页)“晋商疲累，一在盐本之钜，一在浮费之多，一在运脚之重……更有商厅每年摊派五六万至十万余两之多。”(《续增河东盐法备览》卷上)可见明清晋商当时承担的捐摊有多么严重。此种状况的长期存在，对明清晋商的商业资本繁荣有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一旦出现被威权抛弃的情况后，明清晋商目是难以应对。其次，明清晋商注重人事、轻视资本的封建商业观念，使明清晋商的经营方法不能适应在清末明初已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黄鉴晖《山西票号史》486页)的中国市场，无法应对当时出现的经济投机和经济危机的冲击。诸如明清晋商发展到清末，凡大商家均有票号，而这些票号大都是无限责任制的，信贷方法也是信用担保祛。面对国内外新兴起的有限责任银行的竞争、抵押发款的冲击，明清晋商没有顺应时势，改变自身，而是拼命死对，顽固抗争，其结果是一败而永败，再难谈振兴之事。
明清晋商愚呆之态由此可见一斑。如此的思维方式，怎么可能在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中屡踣屡起呢
从理论界到各界人士，到几乎所有的山西人，在评论明清晋商的成就时，普遍对明清晋商以“信”求财的行商方式大加赞赏，也不乏此一类典故问世。据截：“崔崇(山千)，汾阳人，以卖丝为业。往来于上谷、云中有年矣。一岁，折阅十余金，其曹偶有怨言。崇(山千)恚愤，以刃自剖其腹，肠出数寸，气垂绝。主人及其未死，急呼里前与其妻至，问：‘有冤耶？’曰：‘吾拙于贸易，致亏主人资。我实自愧，故不欲生，与人无预也。其速移我返，毋以命案为人累。’”(纪昀《阅微草堂笔记》2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9月2日版)文中的这个山西人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有信有义的人；为数拾金就剖腹，其行为未免有些太率真了吧。如此的思维方式，怎么可能在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中屡踣屡起呢。明清晋商愚呆之态由此可见一斑。至于明清晋商轻视资本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有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银六万两，到后来实在还不出了，供入方的老板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里磕了个头，说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挥一挥手，算了事了。”(余秋雨《文明的碎片》“抱槐山西”)对商家如同命根子一般的资本竟采用如此轻松的处理方法，如果说在没有扯下“温情脉脉的面纱”的封建时代还不失是一种经营手段的话，那么在由封建信用制向资本信用制过渡的时期，此一种经营方法是绝对行不通的。
山西人有做买卖的本领，但山西部分商人的那种愚昧无知、效率低微、保守懒散及眼光短浅的毛病，使山西也吃了不少苦头
至于现代、当代晋商之所以表现平庸的缘由，同样是个受到所有山西人关注的问题。一位研究阎锡山的美国人唐纳德·Ｇ季林在其写的《山西军阀阎锡山》一书中，对30年代的山西人有过一段入骨三分的描述：“人们经常描述山西人有做买卖的本领，但山西部分商人的那种愚昧无知、效率低微、保守懒散及眼光短浅的毛病，使山西也吃了不少苦头。1930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使得大量洋货源源不断流入市场，极大地压抑和减少了山西自己制造的商品在市场上的销售。这一打击使得许多私营企业包括省里最大的面粉厂及一个主要的棉织厂破产关门。地方商人毫不顾及人们的需求，为了赚钱，热衷于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不顾失去人们对他们产品的信赖，还利用国际市场的价格、外币比值的跌落等行情，在市场上随意抛售他们的商品。他们常常受到非常了解经济形势的那些投机商的欺骗而照常大量生产社会不需要的商品。”(《文史研究》1990年 2期70页)读了以上文字，笔者由不得想到当代晋商在煤炭、焦炭、钢铁等山西的主导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采取的诸种自残自戮的手法，简直与季林笔下的30年代晋商的行为一摸一样。既然如此，当代晋商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有目共睹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当代晋商的行为轨迹，其中充斥着浓郁的明清晋商气息。
纵观当代晋商的行为轨迹，其中充斥着浓郁的明清晋商气息，然而，当代晋商所面对的环境已经不是明清晋商所面对的环境，因此，当代晋商在当代经济活动的种种行为，就如同用大刀砍坦克，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不幸的是这种事情却实实在在发生在山西，发生在当代晋商身上。特别是明清晋商那种媚事威权、注重人事、轻视资本的封建商业观念仍残存在当代晋商的观念之中，就不难理解当代晋商为什么在经济活动中，不找市场找市长，为什么会热衷于包政府工程，做国家的生意。再看由此带来的“锦绣太原城”中歌厅林立、澡池纵横的奇景，大酒店门前车水马龙的怪象，就会知道此一种商业运行规则带来的必然是拉美式的畸形繁荣，一种比剥夺贫困人口利益、漠视贫困人口利益为代价的畸形繁荣。
由此可以说，当代晋商之所以会表现平庸，山西经济之所以没有得到迅速发展，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当代晋商的观念还没有转移到与当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轨道上来。在对明清晋商的发展历程的研究中，理论界也过多地强调了明清晋商勤劳朴实、管理严格等等优点，并使其成为一个压在当代晋商心头的一座大山，使当代晋商望高山而仰止，油然生出一种自卑感，直接影响了当代晋商创造力的发挥。同时，对明清晋商兴起、鼎盛。衰亡的深层次原因，不仅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更谈不上把其挖掘出来，取其精华掷其糟粕，而是在自觉不自觉中又将其糟粕发展到了极致。如果说明清晋商当时将媚事威权、注重人事、轻视资本做为自己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是因为习惯的作用和现实环境的压力。那么，在市场决定国之贫富、省之贫富、人之贫富的今天，当代晋商根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再走明清晋商的老路，当代晋商为什么还会把这种已经成为死胡同的旧方法当成康庄大道呢。这其中既有文化积习的作用，更有理论界的误导作用。清末明初，山西票号的革新派人物渠本翘，在发现办银行之利和办票号之弊后，曾力劝同仁顺应潮流，改票号为银行，挽颓局于复兴。然而，由于“山西人办事平稳，而性情拘执，且不能和衷共济，力顾大局。”“晋商各号，情势涣散，向来各做各生意，断不能联为一气。”(黄鉴晖《山西票号史》429页)的原因，渠本翘的泣血之呼换来的是同行们的笑骂。等到同行们认识到渠本翘的话是正确的时候，明清晋商已无力回天，终于有了山西票号的大溃退，明清晋商最后一道防线的大崩溃。当代晋商中很少有人能知道这位本应该让山西人牢记住的革新人物，当代晋商中也很少有人潜心研究过明清晋商兴起、鼎盛、衰亡的深层次原因，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当代晋商表现平庸的深层次原因。这其中有当代晋商们的责任，更有山西理论界的责任。山西理论界自身同样存在的严重的媚事威权的思维定势，再加之因时势变化带来的心躁情急、急功近利的公共心态对山西理论界的影响，山西理论界没有挑起引导当代晋商正确认识自己，认知祖先，了解经济发展趋势的重任。当代晋商没有取得应有的业绩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山西海内最富”，已经不复存在近百年，重现之日也不知何时才能出现。
明清晋商所以能创造出辉煌，源于明清时特有的经济政治环境及特有的地理位置；当代晋商所以会表现平庸，则是因为继承了明清山西人的思维定势的当代晋商，面对的已经不是明清时特有的经济政治环境及特有的地理位置，而不是因为当代晋商的素质低于老祖宗。明白了这个道理，解决问题的办法自然也就有了。就当代晋商而言，要想接续祖先的辉煌，唯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走出媚事威权的怪圈，走出注重人事的死胡同，走出轻视资本的沼泽，把眼光伸向深邃奇妙、紧张激烈的山西市场、全国市场、国际市场，把精力集中到研究产品的市场需求量上去。当代晋商如此做了，再现先祖辉煌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1822年，清末的文化思想家写过“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著名诗句的龚自珍，在其构意冽辣的《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曾经建议将城市中的无业人员西迁，使之成为有屋有业的人。在这篇文章中，龚自珍提出，有两个地方的人不用考虑西迁问题，一是江浙一带的人，理由是江浙人筋骨柔软，耐不住长途跋涉之苦；再就是山西人，理由是“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涉，毋庸议。”现在，这位伟大的文化思想家所言及的“山西海内最富”，已经不复存在近百年，重现之日也不知何时才能出现。不过，笔者仍然满怀信心期望着，也相信这一天终会到来。目前，山西省委。省政府实施的以潜力产品带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山西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已经启动，给笔者和所有的山西人带来了一线希望。这一战略决策如果实施成功，山西省力将会大大增强，距山西重归“海内最富”的距离自然会缩短很多。当然，不管是什么样的决策，山西要想再成为“海内最富”，仍然要靠当代晋商的奋力拼争。在此文末，笔者要向当代晋商大声疾呼：
站起来，向市场走去！
晋商就是官商勾结的代名词吗
晚清末年，票号之盛，一时无两。然而，有一个被山西票号研究者们回避的问题：为什么号称有着种种优秀基因的票号，其生命力居然如此脆弱，竟然在满清灭亡之后，全面分崩离析？为何当时实力不如票号的钱庄，后来能够一步步地壮大，直至成为银行业的主力军？这不得不从票号与满清政府的关系说起。
票号的经理和掌柜们，与满清的达官显贵的关系，不是一般的铁。
《乔家大院》里的乔致庸，是个有傲骨的读书人，可是，在历史上，乔家的大德通，恰恰是最善于走上层路线的，和朝廷的关系，不是好，而是很好，好到连最长袖善舞的胡雪岩，都难以望其项背。大德通的掌柜高钰，在大德通干了50年，其中有20多年是当老大，以善于与高官交际出名。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大德通对于朝廷和战局的一举一动，掌握得十分清楚，甚至很多官吏要通过大德通，来了解朝廷和战局的动向。
在慈禧西逃期间，高钰和随驾的内阁学士桂月亭联系紧密。有一天，桂月亭告诉高钰一个绝密的信息：“銮驾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如此绝密的军情信息，高钰预先知闻，可见他与朝廷大员的关系有多铁。而大德通与朝廷关系的登峰造极，就是慈禧下榻在大德通票号，随驾的董福祥等大臣，则住在协同庆票号。到了1949年土地改革的时候，大德通票号的东家、祁县乔家堡的乔家女主人，还保存着慈禧在大德通住的时候，随手所赐的金钗。假如乔家与朝廷的关系，真的象《乔家大院》中所写的那样，闹得要生死相见，慈禧还会、还敢住在乔家吗？
在乔家堡住过的大人物，不止是慈禧。湖广总督端方，也曾经在乔家堡的中堂住过。大德通的高钰，与赵尔巽的关系非同寻常。赵尔巽去什么地方当巡抚、总督，高钰常常跟上，人称“二督抚”。合盛元票号的汉口经理史锦刚，是湖广总督的干儿子，总督府的办事人员，都不敢直呼其名，叫他“三少”。袁世凯当年还是政坛新星的时候，想巴结当时的朝廷柱石李鸿章，多次求见未成，最后还是请三晋源票号的老板，引他在票号的账号见到了李鸿章。
朝中达官显贵做靠山，票号的钱很好赚。对朝廷大生意的依赖，就像吸毒一样日益上瘾。
因此，它离现代投资(16.30,0.36,2.26%)银行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对朝廷大生意的依赖，就像吸毒一样日益上瘾。普通商人、老百姓的小额存款，它是不办的。他们看中的是朝廷官府、官僚、大商人的存款。然而，时代变了。
以“小银行的大掌门”的美誉，在中国金融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陈光甫，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作风就大不相同。与自闭的山西票号相比，两者的出手判若云泥。陈光甫的起点低，1915年，在上海宁波路开了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当时门面小，本钱少，名义上说是10万银元，其实只有东拼西凑的7万银元，只有7个人。
陈光甫自兼营业，拉存款、跑工厂、放贷款，晚上还得回到行里培训员工。然而，在美国的经历和见识让他知道怎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当时，小额存款，银行是看不上的，陈光甫偏偏独树一帜，把眼光投向了这个真空地带，因为这个决策，他还一度遭到同行业的耻笑。当然，他选择小额存款，一方面是出于无奈，大企业和官僚根本看不上这间新出生的小银行，另一方面，他也是看准了其中潜藏的商机，小额储蓄存款，稳定性比企业存款强，趁着同业不屑一顾，正好人弃我取。陈光甫提出“一元即可开户”的口号，那些没人理睬的老百姓，见到居然有银行肯给自己的小钱开户头，纷至沓来。有人刁难嘲弄陈光甫，拿了100银元，要求上海银行给他开100个存折，上海银行照开不误，赢得了民心。
不光赢了民心，陈光甫还赢了商机。1915年，银行的储蓄存款仅有1.8万元,简直是微不足道,而到1921年,已经有116万元,到了1932年,更是达到2300万元。而此时，曾经不可一世、不屑于这种小额储蓄，只将眼光高高盯着官僚的山西票号，早已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破败不堪。
上海银行，这家陈光甫创办的新生草根银行，不光吸收存款的方式不同，发放贷款的战略，也和山西票号大不一样。同样是在中国，处在相近的时代，作出的选择大不相同。这里面，比的是眼界、是信息、是胸怀、是胆魄。山西票号紧挨着朝廷融资，上海银行却是草根阶层，出生之初，和这些达官贵人根本搭不上边。
在美国见识过现代银行业的陈光甫，主动地向民族工商业伸出了手。“敬远官僚，亲交商人”，是陈光甫的经营路线，这句口号可能会让如日中天时的山西票号笑掉大牙。山西票号称雄海内外数十年，却几乎没有扶植出什么了不起的大企业。陈光甫则不同。他的上海银行虽然小，却和两个近代史上最了不起的企业家——荣氏家族的荣宗敬、状元企业家张謇并肩成长。同时受到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两面夹击，让他对荣宗敬的“上天不令中国人做第一等人”悲愤之叹深有同感，1934年，当汇丰银行想要拍卖陷入困境的申新纱厂(荣家的产业)时，陈光甫竭力奔走，促使南京国民党财政部出面设法挽救。
陈光甫的上海银行，与民族工商业同气连枝，可是，他并不像山西票号一样，盲目地搞“万两银子一句话”的信用贷款，而是以抵押贷款为主。一位当年陈光甫的手下，在解放后回忆，上海银行当时既不像票号一样，可以做全国各地的汇兑，又不像钱庄，可以做银元银两兑换的生意，更不敢像《子夜》里的老赵一样，做公债库券的投机。上海银行当时的贷款，主要是堆栈押款、货物押汇、厂家押款、往来透支，这些属于“对物信用”，基本都有抵押，虽然麻烦，但是，却比“万两银子一句话”的做法可靠安全。上海银行虽然是新生的小银行，却在对民族工商业贷款方面，异军突起。在江苏、上海、浙江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史上，确实应该给陈光甫的上海银行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山西票号也有不少为人称道的善举，然而，上海银行的善举，更具有现代意义。陈光甫首创了农业贷款，他提出，“此种贷款不特时短，具有流动性，数量零星，甚为稳妥，而且对繁荣农村、辅助农业经济之发展有很重要意义。”章士钊曾送给陈光甫一副对联，上书“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这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正是陈光甫及其上海银行的写照。
不少研究山西票号的专家，在谈到票号在清亡后的悲惨命运时都说，为何票号一蹶不振，而南方的钱庄却能够在演变为银行之后生生不息，令人遗憾。陈光甫喝了洋墨水回来，独辟蹊径，尚有“特殊原因”，可是，浙江兴业银行的成功，却与山西票号的发展，形成了最鲜明的对照，凸现出山西票号灭亡的根本原因
浙江兴业银行，是浙江反抗外资入侵，发起保路运动的产物。1907年10月5日，以“振兴实业”为宗旨的浙江兴业银行成立。这正是山西票号的李宏龄等人，酝酿发起成立晋省汇业银行的前不久。尽管浙江兴业也与官僚资本过往甚密，其股东中，更有当时赫赫有名的南浔“四象八牛”家族子孙，可是，它诞生之后，就把和民族工商业携手发展，作为自身之基，发家之本。当然，我们不得不说，山西票号紧靠清政府，上海银行、兴业银行联袂民间企业，“利”都是其根本的出发点。然而，眼光和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了两者的取向不同，命运不同，更造成对社会和历史的贡献不同。
号称“中国第一实业家”的张謇，1899年所办的大生纱厂开工，所有的本钱，都用来投资固定资产，手头没有周转资金，先前别人答应的投资又无法兑现，他“仰天俯地，一筹莫展”。这时，刚刚成立并不宽裕的浙江兴业银行，给张謇解了燃眉之急。从此之后，浙江兴业银行与张謇的大生企业结成秦晋之好，张謇终生感激不尽。
“火柴大王”刘鸿生，也颇得浙江兴业银行之助。由于日本火柴业的侵入，刘鸿生的工厂一度资金紧张，外界风传他即将倒闭。刘鸿生只得去找当时号称“中国摩根”的宋子文，希望将自己的全部财产(主要是股票)抵押给宋子文掌控的中国银行(5.67,-0.02,-0.35%)。宋子文哈哈大笑，“O.S.(刘鸿生名字的英文缩写)的股票，现在连草纸都不如了！”这时，还是浙江兴业银行毅然出手，向刘鸿生贷款250万元。
与浙江兴业银行相助成长的企业，有名的还有聂璐生的上海恒丰纱厂、陈万运和沈九成办的三友实业社、商务印书馆以及杭州的胡庆余堂国药号等。浙江兴业银行还主动出资100万元，承担了钱江大桥一半的贷款，它对钱江大桥的贡献至今为人所称道。
晋商：以官致财走上了穷途末路
“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知县也不换”，这是明清时期山西广为流传的一句民谚，也是山西民间“以商致财，用财守本”这一重商观念的真实写照。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虽然代代不绝科举之人，却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弃儒经商、弃官经商不乏其人，变“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将商业作为一项终身追求的崇高事业。这也许正是晋商创造出其他地区商贾所无与伦比的辉煌的重要根源。根据史料记载，一百多年以前，中国最富有的省份就是山西，相当于全国的金融贸易中心，在清代的全国商业领域中，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也是来自山西的商人。然而，这些在商界已经叱咤风云的晋商还是没有抵挡住来自官场的诱惑，长期在商海打拼，体内无法根除的“官本位”基因让晋商们深切地悟出，通过“以官致财”这一捷径，远比“以商致财”快得多，更感受到权力在庇护既得利益上的威力，于是，他们来了一个180度的反叛，票庄与官僚私下交结，蔚盛长交好庆亲王、三晋源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码头，不啻为督府的司库”(《山西票庄考略》)。
“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这一说法实不为过。与官宦的深度接触，对官场的过于依附，使晋商渐渐失去了独立特行的本色，沦为“不敢对威权说不、又与威权交结、再受威权敲诈”的“弱势群体”。尽管那些身居平遥、祁县、太谷等偏远小城的总号大掌柜们曾经从容地借助官府的力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甚至一度风风光光地遥控过朝廷的显贵、左右过国家的大政方针，可当他们不再是纯粹的商人，而成了所谓的“龙代表官”、“龙代表商”，这种如胶似漆般的深层次官商勾结，便注定了当清朝政府灭亡之时，昔日风光无限的晋商也难逃随之土崩瓦解这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厄运。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清朝都被推翻了，依附于清庭的晋商还有立足之地么？！
晋商的成功缘于黑社会化管理吗
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像晋商一样幸运，凭着天时、地利，迅速爬上了财富的神话巅峰；孰不知，也很少有人像山西票号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天赐良机，以狂热的执著去抱残守缺，以天才的精明来糊涂犯傻。
100年后，当年富商巨贾云集的祁(县)、太(谷)、平(遥)三县，留下了一座座销金窟，供后人参观凭吊。可是，山西票号的神话，留下的不应只是这一堆堆华丽的废墟。我们许多人还在继续编造、装饰这个泡沫般的商业神话，在电视和小说的幻象中，圆一个“祖上曾经阔过”的大梦；或许，去寻找历史的真相更有现实意义——山西票号因何而起，因何而败？那些神话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一个如此美丽的故事，为何有这样悲惨的结局。今天的人们，如何才能不让票号的悲剧重演？
帮闲文人总结的“诚信”、“创新”、“仁义”等，与票号的真相其实相距太远。
晋商不等于票号，但晋商最辉煌、最突出的，却是票号。其他行业的商人，与徽商、浙商相比，并无明显的过人之处，因此，谈晋商，往往就是谈票号。在关于票号起源的争论中，有一个传说广为流传：顾炎武创立票号。
徐珂在《清稗类钞》里说，票号乃是顾炎武所创。顾炎武与傅青主，为了反清复明，在山西一带开设票号。为什么在山西开票号？反清复明需要大量金钱，用票号来汇集、操纵资金最好不过；山西离北京近，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直捣黄龙；票号运银子要找大批人马护镖，这正是他们秘密练兵的最佳掩饰。
传说不同于历史，可是，传说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不见诸文字的历史真实。很多时候，传说比官方编修、白纸黑字的“史实”更史实。
票号管理的高度自闭、严密控制，已经产生了某种“黑社会化”倾向。它实在太不像一个企业了，更像一支秘密军队、一个地下帮派。很多人不相信是商人构建了这个复杂严密组织，宁愿将之归功于顾炎武——这个当时中国最有声望、学问和抱负的头脑。正是这种“黑社会化”的管理，给票号带来的短暂大繁荣，更注定了它的毁灭之路。这几年的帮闲文人总结的“儒商”、“诚信”、“创新”、“仁义”等，与票号的真相其实相距太远。
在中国历史上，能在残酷斗争中活下来，还能打垮对手的组织，往往都有“黑社会化”的过程。翻开历史，历次政变、谋反的枭雄，帮派、团队、教派的组织，都有极强的“黑社会化”特征。
现在的公司、工厂，只对员工拥有八小时的支配权，八小时之外，员工去跳舞、读书、打架、恋爱，那是私生活，公司无权干涉。黑社会不同。它要拥有你的全部时间，甚至生命。“只要进入社团一天，就永远是社团的人”。它不但要控制你的工作，还要控制你的娱乐、你的生活、你的家庭，甚至你的兴趣爱好和思想。
电视剧《乔家大院》中的大德通票号规定，员工派驻外地的时间，一般是三年。员工去外地之前，所携带的所有的衣物，都要在总部一一登记；三年之后回总部时，逐一核对。三年期满，从外地回到总部时，不能直接回家，必须先回票号；凡是在外地买的东西，即使是家里用的，也要先寄到总部，总部验过货之后，才能给家里，“以免生疑”。这是防止职工和家里商量“小算盘”，损公肥私。
所有的职工，一律不准给总公司写信，如果是公事，必须由指定的老大写给指定的人。如果是私事，也只能写开口信，不能写封口信。这是防止地方诸侯和“朝中大员”拉帮结派，干出让老大不高兴的事。
在严密控制的组织中，不光有高压的手段，也有温暖的关怀。员工去外地上班的差旅费由票号出，这比朝廷强。朝廷官员上任，差旅费得自己掏，票号就经常借路费给这些官员。外地的票号职工，如果生病，除了人参鹿茸等补品，医药费全部报销。
黑社会有黑话、学术圈有术语、理论界有模型公式，票号里也有他们的暗号和密码。票号“认票不认人”，防伪的手法层出不穷，极为保密，外界难以得知。后来盛宣怀办中国通商银行，拼命挖山西票号的熟手；袁世凯开办银行学堂，也从山西招了六十个票号学徒。这些黑话式的手法，除了防伪的作用，还是不让其他商人沾手这门生意的“护城河”。
例如，日升昌的票号，有一个“昌”字的水印；写银票的笔迹上也有暗号，某个字的拐弯可能内藏玄机，横与竖、撇和捺都有暗记；在银票的某个角落，扎一个针眼；老百姓是看不懂银票的，因为上面全是密码：“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12个字，是12个月的代号，“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30个字，是一个月中30天的代号。“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其实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国宝流通”，其实是“万千百十”。这些密码过一段时间就要更换，外人无从破译。汇票只要一兑付，立即销毁。至今为止，只有一张日升昌票号1860年的汇票存世。这些作法的神秘性，远远超过了同时期摩根、巴林银行，有人因此说，山西票号比摩根、巴林银行“聪明”。可是，说这话的人忘了，聪明绝不等于智慧。
要想实施有力的控制，必须等级森严，赏罚分明。票号里70%的职工是小喽罗，他们在学徒期间，只管饭，不给钱；学徒期满后，一年工资是几两、一二十两。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累，睡得比狗晚，赚的只是零头中的零头。一份协成乾票号光绪32年的工资单显示，该票号14%的职员是没有工资的学徒。还有30%属于白领、金领，有的甚至是钻石领。协成乾的工资有36个等级，一个聪明勤奋的小伙子，从学徒开始熬，一步步爬过这36级台阶，即使每年升一级，等他爬到顶上时，已经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了。一旦爬到拥有“顶身股”的级别，相当于在华尔街成为“合伙人”，那就不光是赚工资了。
顶身股是山西票号最为人称道的创举。票号的股本有两种，银股和身股。银股是东家拿出的钱，身股是员工的人力资本入股。票号里的顶身股由少到多，在光绪32年协成乾有工资的职工中，33%的职工有顶身股。一开始，银股比身股多，身股只相当于银股的一半左右，到后来，身股的数量已经超过了银股。1906年，协成乾票号身股的数量，达到银股的130%；1908年，大德通票号身股的数量是银股的120%，这一年，郝荃、高钰、吕永和三人的身股，达到了每人一股。
当时票号的一股，在财富上不同于现在上市公司的一股。1908年，大德通的银股总共才20股。1908年的大德通每股分红是2万两。2万两是什么概念？清朝一个亲王，每年的俸银是1万两左右，一品文官的年薪才180两银子。由于工资低开销大，清朝公务员屡次以养廉银的形式加薪，一个总督的养廉银，达到了13000-20000两之多，巡抚的有10000—15000两，知府的是几千两，都还赶不上大德通掌柜的分红。
不光活着的时候能够分红，死了也能赚钱。大德通的职工死后，可以享受几年的分红待遇：身股一到三厘的，三年；四五厘的，四年，如果是郝荃、高钰这种高管，可以在死后享受七年的“活人”待遇。这个制度的设计者，的确是个天才：他的目的就是让人承认：为票号卖命，值！
然而，人的贪欲是无穷的。票号的激励机制，并不能杜绝内部的贪污腐败，作奸犯科。在辛亥革命后的票号的兵败如山倒中，那些享有票号优越待遇、拥有身股的经理、掌柜们，照样卷款潜逃、弃职回家。
光绪初年，山西发生严重旱灾，巡抚曾国荃设立晋捐局，筹集各省的赈灾款，往来款项，均由山西票号经手汇兑。四年之后，爆出大案，巨兴源票号的贾世源、车跃龙二人，勾结官府的书吏，隐匿侵吞赈灾款，被查出万两银子的窟窿。
不但挖国家的墙脚，还挖票号自己墙脚。在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中，有一个叫“余庆昌”的秘密账号长期存在，进行放贷营利。余庆昌是有身股的白领、金领的秘密小金库，相当于今天的“老鼠仓”，它的存在，捅破了票号“科学管理”的泡沫。
票号有很多美丽动听的号规，这些规定的落实真相，令人怀疑。
票号有很多美丽动听的号规，被学者、文人们热情讴歌、津津乐道。禁止亲友浮借、上不准偏袒、下不准放肆、不准奢侈浪费、不准私分厚道、禁食鸦片、不准赌博游娼……然而，这些规定的落实真相，令人怀疑。1907年11月，营口的大榨油商东盛和五联号倒闭，这个大商号共欠山西票号200多万两银子，清算时连一半都没能收回来。就在这个事件里，发现了票号的职员与东盛和勾结的丑闻。而东家和掌柜带头沉溺于吞云吐雾的鸦片烟，更是票号后来暮气沉沉的原因之一。
日升昌的雷履泰晚年，大权独揽，不可一世。一些趋炎附势的手下，提议给他在总号建一座纪念楼，楼中间得挂一块匾，有人建议写“经营有方”，有人建议写“日增月盛”，这些都不中雷履泰的意。有个年轻的伙友，提议写“拔乎其萃”四字，雷履泰正中下怀，哈哈大笑。不久，雷履泰给了这个提出“拔乎其萃”的伙友身股两厘。曾经号称山西票号“独门武器”的身股制度，照样沦落为领导者个人喜好的玩物了。
一个严密控制的组织，必然导致自闭，而这种自闭将给它带来灾难。例如，最初制定三年不准回家的规定，是受交通条件限制的无奈之举。可是，后来火车、轮船方便了，票号总部不顾各地员工的苦苦请求，仍然固守这一陈规，导致人才的大量流失。
号规中写着要“勤俭朴素”，可是早已如同虚设。日升昌开封分号的经理邱泰基，能说会道，善于应酬，与开封的巡抚、藩司结为拜把兄弟，出入衙门如同自己家里。有一年，他从开封回平遥总号，从河南起身，坐的是绿围四抬大轿，前面派一人骑马，一路耀武扬威，如同大官。到了平遥的洪善驿站时，驿站的人以为是大官来了，连忙报告平遥知县，知县带着三班衙役出城门迎接，一看才知道是日升昌的一个分号经理而已。这位邱经理，并没有受到所谓号规的任何处罚，还从开封调到了上海当经理。
“黑社会化”往往有效果，却没有效率；有速度，却常常弄错方向。
“黑社会化”的管理，往往立竿见影，马到功成。领导人的魄力充分体现，一呼百应，哪怕刀山火海、枪林弹雨也要上；下属们也充分沐浴在领导的英明和恩泽中，“把信送给加西亚”。然而，“黑社会化”往往有效果，却没有效率；有速度，却常常弄错方向。晋商后来的历史表明，正是这种“黑社会化”的“高效”、集权、统一领导，使得凭着大掌柜的一句话，就可以否决无数部属的正确提议。例如，在1908年蔚泰厚各地分号的少壮派，纷纷上书谏言顺应时机开办银行，大掌柜毛鸿翰认为这是有人想借机夺权，断然拒绝，断送了票号的活路。
山西票号的“东掌关系”，更是广为传颂的优点。东家全权委托给掌柜，掌柜不能过问业务。这种“东掌关系”居然是公认“优点”，这实在是巨大的黑色幽默。一个不尊重股东、一个惟经理是重的企业，也许会有短期的辉煌，但绝对不会长远的生命，这是整个西方管理学的根基和“天条”，谁违反这个“天条”，谁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晋商票号：冒牌的中国华尔街
有一位以写游记闻名的作家，曾经在他关于晋商的名作中，写过一段动情的话： 翻阅宋氏三姐妹的多种传记，总会读到宋霭龄到丈夫孔祥熙家乡去的描写，于是知道孔祥熙这位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也正是从山西太谷县走出来的。美国人罗比·尤恩森写的那本传记中说：“霭龄坐在一顶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里，孔祥熙则骑着马，但是，使这位新娘大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我初读这本传记时也一定会在这些段落间稍稍停留，却也没有进一步去琢磨让宋霭龄这样的人物吃惊、被美国传记作家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意味着什么。
这段话被诸多研究晋商的人反复引用，“中国的华尔街”也成了山西票号总部的深宅大院的代名词。可是，对华尔街稍有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错误实在太离谱了。这个所谓的“中国华尔街”，是个不折不扣的冒牌货。
“海内最富”的晋商，却始终在汇兑、拆借的领域内画地为牢。
是不是有钱人多、银行多的地方，就是华尔街？不是。当年波士顿聚集着美国早期移民中的富人，那些大家族手上的钱，要比纽约的银行家多，但波士顿没有产生华尔街。华尔街的秘密和自豪就在于，它给美国一百多年的工商业腾飞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被龚自珍称为“海内最富”的晋商，却始终在汇兑、拆借的领域内画地为牢。历史给了他们机遇，也给了他们责任，他们“聪明地”放弃了。他们一直是资金市场的活跃者，但却在资本市场里畏首畏尾。
票号的钱，往往并不是直接借给企业的，大多数都借给钱庄，由钱庄再借出去。当时清朝的商人从票号借到的钱，大多数只是周转资金，不能用作长期投资；而华尔街给美国企业家的，往往是股权投资，那才是真正的“本钱”。两者之间，存在云泥之别。也有人认为，票号的选择，乃是时势所迫，当时兵荒马乱，不敢做长期投资，无可奈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长三角的浙江、江苏商圈在20世纪的卓越表现，实为山西票号所不及。
老实说，相对于当时中国的其他企业来讲，票号的运气并不太坏。票号总部都地处山西，易守难攻，直到1937年之前，几乎没有遇到过战乱。太平天国运动，对于当时的中部经济中心汉口、东部的苏州、杭州的工商业，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八国联军进北京，对于北京的银号、当铺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票号尽管也有波及，但根基未动。票号业商人当时自己也称，八国联军对票号的损失不大，“庚子之乱，受伤者不过直鲁两省”，只是“肢体之伤”，而非“心腹之害”。
而票号在几次大的战乱后得到的商业利益，更是远大于战乱造成的损失。而长三角的浙江、江苏商圈在20世纪的卓越表现，在当时就已经注定。苏南、杭嘉湖平原的民间企业，在几经战火摧毁之后屡仆屡起，这种创业精神，实为山西票号所不及。
必须指出的是，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清朝的政治经济一度出现“中兴”的局面，大批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洋务运动也带来大量商机，然而，在对这些企业的股权投资中，山西票号的参与很少，与其当时掌握的庞大资金极不相称。经济史专家张国辉就曾遗憾地称，“回顾19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中国近代企业处在发动时期，人们始终不曾发现票号与近代企业之间有什么金融联系的事例。”
而后来对近代民族企业支持较大的，也是当时势力较弱的“南帮”票号。而当时的南帮票号，比如严信厚的源丰润、胡雪岩的阜康、王炽的天顺祥等，都对实业有大量的投资。比如，云南的天顺祥票号经理王炽，就受巡抚唐炯的委托，为云南铜矿承担招股业务，“分赴川、广、汉口、宁波、上海等地招股”。这已经初具华尔街投资银行的雏形了。上海的源丰润的实业投资也比较广，如对汉冶萍公司投资近13000两、对宁波通久源纱厂投资84000两、对宁波海口商轮投资7400两，对通州大生纱厂投资9000两，对宁波通利原油厂投资2200两，对海州海丰面粉公司投资19000两。在源丰润投资的这些企业中，有不少发展极为成功。
关于票号与工商企业的关系，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票号一蹶不振、全面没落的时代，正是民族工商业在辛亥革命后的大发展时代。如果播种得当，票号本来应该在这一时期收获丰硕的果实。
在美国的投资银行中，绝大多数银行家如摩根、高盛、雷曼兄弟、科恩·洛布，都凭着为工商业融资而发家。翻开每家投资银行的历史，都可以看到他们扶持起来的赫赫有名的大公司、企业家。然而，在山西票号的历史上，很难找到他们对民族资本的支持。尽管他们也为了博取利差，进行“北存南放”，但他们对工商业的作用太小了，著名票号史专家黄鉴晖也承认，“南帮(山西以外的南方票号)票号资本家，对于近代工业发展胜于西帮(山西)票号资本家。”
在悬崖边走钢丝的“聪明”手法，为几年之后的票号大溃败埋下伏笔
票号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以汇兑为其主业。第一家票号的前身是平遥西裕成颜料庄，它之所以在1824年左右转型为票号，也是因为大掌柜雷履泰从大量的异地汇款需求中，发现了这个商机。雷履泰是伟大的，配得上他70寿辰时平遥绅商送的“拔乎其萃”金匾。然而，票号的后人们，始终停留在雷履泰开创日升昌时的境界，他们应该说一句“抱愧雷履泰”。
尽管票号也做存贷款，然而，存贷款绝不是票号的特色，更不值得拿出来炫耀。在日升昌票号开业之前，早就已经有账局，账局正是以存款和工商业放款为主。1852年，太平天国北伐军逼近北京，账局收账跑回山西，原先靠账局提供流动资金的北京市面，顿时一片萧条。这种只提供流动资金，在有动乱时一跑了之的作风，被后来的山西票号经理们很好地“继承”了。
相比之下，当年华尔街的摩根银行，在美国还没有中央银行时，在1907年的金融危机时，为市场提供了最珍贵的流动资金，客观上承担了“中央银行”的义务和责任。一个溜之大吉，一个独撑危局。两种风格、两种境界、两种魄力、已经预示了以后的两种命运。
战乱与票号的关系，并非简单的负面影响。山西票号的几次大发展，可以说都是间接来自于战乱。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出现，就和白莲教起义阻断运银道路有关。太平天国起义，使得南方各省向北京运银子的道路也断了，票号因此取得了汇兑官款的大生意，原来的现银装鞘(鞘是运银的容器)，改成了票号汇兑。各地的汇费不同，每100两银子，票号收取的手续费多则八九两，少则二三两，油水很大。尽管后来清政府曾经下旨禁止票号汇兑官款，然而，这道命令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八国联军入侵之后，为了支付《辛丑条约》的赔款，清政府更是离不开票号汇兑。正是汇这些赔款，把票号的生意带上了巅峰。
对于票号来说，汇兑官款的手续费，只是好处之一；更大的好处在于，汇兑官款的时候，可以将汇兑的官款，借出去赚利息，这项收入带来的利润更大。那几年，滚滚而来的银子，叫东家和掌柜们数得手软，然而，他们忘了自己一直在悬崖边走钢丝，这种“聪明”的手法，正在为几年之后的票号大溃败埋下伏笔。
山西票号虽然以保守著称，但并不稳健。
山西票号虽然以保守著称，但并不稳健。票号对外贷款的数量，一直超过存款数量的20%以上，而今天的银行，存贷比很少超过75%。票号它们不但将所有的存款都拿来放贷，而且还把汇兑的“在途款项”用来放贷，这也是它们对于汇兑官款看得如此之重的原因。
而且，当时的在华外资银行，纷纷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但山西票号凭着对自己经验、眼光的自信、出于对利润的贪婪渴求，坚持做信用贷款。这种运营模式的繁荣，无异于在军火库中举办篝火晚会，注定在狂欢中粉身碎骨。一旦遇到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票号根本无法应对如潮的挤兑，从脆弱的钢丝绳上坠入深渊。辛亥革命之后，票号在一片挤兑潮中纷纷倒闭，为以往的辉煌和聪明，付出了最昂贵的代价。
有人为山西票号辩解称，山西票号的失败，是因为其时运不济，遇上了内战引起的金融恐慌。乍一听此论有理，其实大谬不然。金融企业的运作，要害就在管理风险。任何一个金融企业的成长史上，都会遇上金融危机、战乱、不幸，那些寄希望于好运气、总想“有风驶尽帆”的企业，总是捱不过混沌的市场风暴。
山西票号的洁癖与病态痴迷
山西票号和同样疲惫不堪的清王朝一样，似乎只需要一次维新变法，就可以重振雄风。历史的确曾经把“维新变法”的机会，摆在了山西票号面前。然而，在稍纵即逝的天赐良机面前，他们以和满清政府相似的思维、雷同的理由、同样的武断和固执，将“维新变法”扼杀在摇篮之中。这种悲剧的根源，就在于山西票号对于资本的致命洁癖，对于独占权力的病态痴迷。
“关起门来做大王，不容任何外人染指参与”的资本洁癖，使得山西票号错过了一次次天赐良机。
终结票号辉煌的，是银行。中国第一个提出开办银行设想的，是太平天国的干王、写《资政新篇》的洪仁玕，那是1859年。山西票号在当时，不知道或者不认同开银行的主张，没能够“先知先觉”，确实情有可原。可是，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一浪一浪风起云涌，山西票号的东家和大掌柜们，仍然浑然不觉，就相当地说不过去了。容闳、郑观应、汪康年、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唐廷枢、李鸿章、马建忠这些当时著名的洋务派人物，都曾经建议、甚至着手做过开办银行的努力。真正推动了第一家银行创立的，是盛宣怀。1896年，盛宣怀向朝廷上了“请设银行片”，认为“非急设中国银行(5.66,-0.03,-0.53%)，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到1911年，已经有30家银行，而在此期间，票号毫无动作，坐以待毙。
尤其是户部银行成立以后，作为清政府的官办银行，它当仁不让地垄断了几乎全部的官款汇兑业务，这对于一靠官款汇兑赚手续费、二靠官款汇兑的现金流放贷的山西票号来讲，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山西票号这块招牌，当年还是挺亮的。盛宣怀开办中国通商银行时，就曾说“平遥有一巨手”，极力聘请他来。如果这人实在请不来，也再三托人找山西票号中的高手。“如此人不能来，弟亦决定要用西帮(山西票号)，但访求殊不易得。公于都中各西号多熟识，望再费神代为切而求之。”袁世凯当直隶总督时，想成立天津官银号(也就是后来的直隶银行)，请山西票号入股，票号没理睬；户部银行(即后来票号最大的对手大清银行)，主动挨家挨户敦促票号入股，票号也不干。
为什么不干？晋商的这些东家和大掌柜们，希望永远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惟我独尊，一旦引入外资，而且是强大的官方或者外商资本，必将受到牵制。原本丰厚的盈利可以自己独享，现在也被迫与人分享。关起门来做大王，这正是票号总部那些深宅大院的建筑文化，也是日后阎锡山统治山西的战略。正是这种“不容任何外人染指参与”的资本洁癖，使得山西票号错过了一次次天赐良机。“山西人办事虽稳，而性情拘执，且不能和衷共济，力顾大局。”“晋商各号，情势涣散，向来各做各生意，断不能联为一气。”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看清了票号的这一不治之症。
侥幸心理和鼠目寸光，让他们扼杀了维新变法。
改革都是逼出来的。山西总部的东家和大掌柜，还沉醉在繁华梦中之时，在前线的将士们，已经在战火中看清了局势的危急，1908年，他们发起了一次筹组银行的维新变法运动。山西票号这次维新变法的主张，是为了应对当时盛宣怀的中国通商银行、朝廷的户部银行(即大清银行)、外资银行，以及交通银行、四明商业银行等的竞争，各大票号联合出资成立一家大银行，拟定了晋省汇业银行的名号。按计划，各票号集股五百万两，每个月收千分之四的股息。以当时票号极盛时期的实力，各家集股五百万两，并不困难。
这次票号维新的主要倡导者，是蔚丰厚票号的北京经理李宏龄，他们推举渠本翘为成立后的晋省汇业银行领袖。渠是晋商中为数不多的读书人，真正考出来的进士，有身份、有学识；当过驻外国领事，有眼界；领导山西赎矿运动，有威望；又创办了山西第一家近代民族工业“双福火柴公司”，有资历。
这一维新变法曾经徘徊在成功的边缘。1903年，清政府就颁布了《奖励华商公司章程》20条，规定官商绅民投资兴办公司，凡能集股50万以上者，按集股数额的多少，给予不同的奖赏；1904年，颁布《试办银行章程》，对银行设立经营的方方面面作了规定，大多是仿照西方银行的榜样；1906年，又颁布《奖给商勋章程》。这就是说，成立股份制银行，并不是什么异想天开的创新之举，而是当时“响应国家号召”、“贯彻中央精神”的时髦举动。媒体也纷纷为这一举动造势，认为可以使“他族(外国)银行顿失其利。此不独晋人之愿，又岂非我全国人之所愿哉。”
当时，各地分号的经理全部向山西总部请命，认为“时不可失，机会难再，宜早不宜缓也，宜速不宜迟也。”这些在前线打拼的票号中坚力量，最深切地感受到时局的变化，对于变法一事，群情振奋。
如果李宏龄等人的设想得以实现，还将使票号的东家们免于几年之后的破产。山西票号一直实行无限责任制。票号出现亏损、倒闭，东家要用自己的全副身家来赔偿。某报纸就以此动员票号，“一旦有事，祸出不测，各码头同时败坏，大局莫支，各省官绅富商均向号东索取存款，此数年后必有之事。是票号与东家关系甚大，办银行与东家绝无后患也。”
然而，票号实行的是总经理负责制，东家不可以过问票号的事务，这种“东掌关系”直到今天仍然被一些糊涂人津津乐道。当时蔚泰厚的总经理，是在票号界举足轻重的毛鸿瀚。他的心态，与慈禧等人在戊戌变法中的心态，如出一辙。他既认识到竞争变化的威胁，又不能下定决心改弦更张，更对推动改革的李宏龄心怀猜忌。最终，毛鸿瀚做出了断送整个山西票号业前途的决定：“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迳束高阁可也。”他认定，李宏龄的上下奔走，正是为了夺他的权，企图成为山西票号业的首领，必须粉碎李宏龄的“夺权阴谋”。
在这场票号业的维新变法中，其他票号的东家、大掌柜的态度，没有更多的史料记载。从一些蛛丝马迹判断，他们的心态和毛鸿瀚类似：一旦票号的资本上联手合作，成立银行，尽管有诸多好处，但有一项无法忍受的“缺点”——他们将从此失去往日对票号的绝对控制权。侥幸心理和鼠目寸光，让他们扼杀了这场维新变法。
万般无奈之中，李宏龄曾苦劝在山西深宅大院里的东家掌柜们出来“走一走”，他的急信中写道：“方今时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学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惟商界并无此举，而京城、天津、上海、汉口数处不可不往。火车、火船往来甚便，亦不甚辛苦，不过往返数日，细思有利无弊。”然而，曾经让山西票号迅速崛起的中央集权、自闭高压的“黑社会化”管理，使得下属的“串联”被迅速镇压。辛亥革命后回到乡下开杂货铺为生的李宏龄，将筹组银行流产前后的信件反复研究后，哀叹晋商之败并非“天数”，其实乃是“人事”之祸。100年后，仍然有人将山西票号的败落，归咎于时代的不幸，李宏龄九泉有知，必定再次心寒不已。
1913年，已经风光不再、奄奄一息的山西票号，为了求得活命，终于被迫决定筹办汇通实业银行。然而，此时他们已经拿不出筹办银行的资本金。向政府伸手求援无人理睬，只得向美国银行团借款500万元银洋。可是，哪怕到了这时，山西票号仍然不愿意让出股份，又不能提供美国银行所要求的抵押，美国银行认为，“不能于借款所办之实业内，得有相等之利益”，又缺乏抵押的保障，所以不同意借款，居间牵线的财政部也已经厌倦，表示“本部不与问此事”。
山西票号的东家们的心态，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其实也曾经历过。继续维持无限责任的合伙人制，还是转成有限公司制，甚至公开上市？这个问题曾经困挠华尔街的几代投资银行人。
雷履泰1824年左右成立日升昌票号的时候，美国的华尔街，还远远没有实现今天的规模。请看一个美国投资银行业的大佬们的发展时间表，可以发现，在国际金融史上被大书特书，甚至现在仍然活跃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银行大腕们，起步并不比山西票号早。1818年，约翰·布朗商号成立；1838年，德雷克塞尔商号成立；1848年，雷达飞瑞商号成立；1858年，雷曼兄弟商号成立；1864年，乔治·皮伯第商号改名为J·S·摩根商号；
1869年，高盛成立；1894年，J·S·摩根商号更名为J·P·摩根商号；1910年，所罗门兄弟商号成立；而直到辛亥革命之后票号分崩离析之时，美林才在1914年成立。
从更广泛的视野中看，当山西票号沉醉在自己的安乐梦中时，世界的银行业正天翻地覆。1824年，荷兰商业银行成立；1826年，英国允许创办股份银行；1841年，希腊国家银行成立；1856年，瑞士信贷银行成立；1863年，法国里昂信贷银行成立；1865年，汇丰银行成立；1872年，日本第一银行成立；1913年，美国建立联邦储备体系。
20世纪经济的大发展，在使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大爆发的同时，对银行的资本金要求不断提高提高了，而且破产清算的风险也大大增加。他们做股票承销、债券承销、企业并购顾问，以前凭的只是人脉、头脑和手腕，可是，在后来的股票、债券承销中，随时可能要包销卖不出去的部分，并且给企业垫资；做并购顾问时，还要帮别人进行融资服务。进入80年代以后，这些投资银行越来越多地扮演“当事人”角色，不再只是为客户提供投资建议，还要亲自披挂上阵。这些新生意需要的资本金越来越大，合伙人已经无力支撑，亲自参与交易的风险，远远大于作为顾问的风险，万一失手，这些人将从华尔街的天堂掉入贫民窟。
他们所面临的选择，与几十年前山西票号东家们极其相似，然而，他们作出了明智的选择。继美林于1971年率先上市之后，华尔街昔日的国王——摩根士丹利也与时俱进。1986年，摩根士丹利拿出20%的股份对公众出售。最后坚守着合伙制的高盛，也在1999年宣布上市融资。他们从高高在上的王座中走下凡尘，放弃了隐私、权力、独享，赢得了世界和未来。
今天仍有众多的所谓学者、文人、专家，他们出于种种目的，回避事实、掩饰真相、篡改历史，误导大众。
山西票号走下神坛、跌入地狱已将近100年。然而，今天仍有众多的所谓学者、文人、专家，他们出于种种目的，回避事实、掩饰真相、篡改历史，误导大众。他们将山西票号常年累月走钢丝的冒险经营、在汇兑和透支拆借中乐不思蜀的真相掩盖；将导致其僵化迟钝、自闭固执的“黑社会化”管理，美化成所谓儒商的“科学管理”；他们虚构出“中国华尔街”的幻象；将导致票号最终覆亡的资本洁癖，描绘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骨气”。当谎言以影视、文学的方式一再重复，已经无限接近“真理”。这些伪真理如果大行其道，比山西票号惨痛一百倍的故事，将在中国企业重演。
这才将是真正的悲剧。
晋商就是一帮农民衣锦还乡
晋商的成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的失败”与其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倒不如说与中国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封建小农意识使他们无法走出“家庭与本土”的桎梏，但是这种封建小农意识形态却符合封建社会闭关锁国的大趋势和中庸固本的传统封建教育思想，也是它“明灭亡而晋商不灭亡”的根本所在。清政府灭亡了，“晋商帝国”也随之崩溃了，人走不出思想的圈子事业也会固步不前是其一，但是我讲如果没有后来的兵荒马乱，如果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时局，既使是清王朝灭亡了，晋商虽不能说做大做强走向世界，但也不至于如此之快就成为历史的尘埃！它的兴衰虽不能左右国家之命脉，但是自保一方兴旺还是绰绰有余的。
在跨越明清两朝历史中，山西商帮曾以纵横商界近500年的辉煌业绩而名震中外，无论是美丽富饶的江南都邑，还是白雪皑皑的塞外荒漠；无论是天子脚下繁华都市，还是遍及各地的民间庶里，到处都有山西商人辛劳的足迹。
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知道，晋商的商旅之路最初是山西农民迫于生活的困境被逼出来、闯出来的，贩盐、倒茶……在逐渐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以后，又经营相对固定的商、馆以及办“汇通天下”的票号，其经商理念的升华也是得于商旅经验的不断探索和积累。同是一个苦逼出来了，走出去挣钱是为了“回家乡置办田产、最终安祥天年”倒有点现在的农民工的意思。“家土观念、固本心态”是典型的传统思想的一部分，中国人可能多少都有这么一种心态，现阶段农民更重一些。也有人讲“山西老抠”，抠总比泼张浪费强，两杯酒下肚脱了裤子当当也要场面场面，自己一餐稠的不管老婆孩子十天稀的，这样的人在现今农村还是比比皆是。
你看晋商那被现实与理想扭曲的脸
晋商从明朝初年兴起，到明中叶以后迅速发展，再到清中叶时进入鼎盛时期，最后到清末渐趋衰落，其由弱到强再由强到弱的变迁，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在笔者看来，晋商之所以没有成长为一支民族资本主义的重要力量，而被封建制度所买办和吞噬，与其在法律理想和客观行为上的悖论不无关系。晋商的法律理想是重商轻仕，但在官位的诱惑下，又不得不钻营官场；晋商的法律理想是诚实信用，但在厚利的诱惑下，又不得不谋求垄断；晋商的法律理想是任人唯贤，但在封妻荫子的思想主导下，又不得不任人唯亲。这一切都说明在封建专制的大环境下，商人的理想和抱负难以真正实现，最终必将沦为封建势力的附庸，而被历史所淘汰。
晋商和“官”你看是如何暗送秋波藕断丝连的。
在封建社会“重农贱商”思想大行其道的情况下，晋商独树一帜地提出了“以商聚财，用财守本”的理想，并逐步在晋中成长为一种主流民众意识，带来了当地商业的大发展。但是，这些晋商的发展壮大，是与封建统治的政治“小环境”息息相关的。明朝为了抵御蒙古而在晋中周围设立区边重镇，这些兵马的生活和需要，在客观上造就了一个高额消费区，为晋商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原始动力和机遇，使他们所做的生意多多少少地带上了“政治色彩”。这些“政治色彩”在商人身上是不平衡的，有的浓些，有的淡些。当晋商发现“政治色彩”浓者可以在商场轻易而举地获取巨额利润，而“政治色彩”不浓者则可能举步维艰甚至血本无归。在利益权衡下，晋商就逐渐争相向封建统治势力靠拢。特别是当封建统治者洞开卖官鬻爵大门的时候，晋商就放弃了自己“以商聚财，用财守本”理想，而从谋求更大利益出发，由“鄙薄”为官的“重商”之道，重新又回到了官商兼备的入仕之道。市场经济要求“官官商商”，也就是说要求“官”与“商”泾渭分明，发财别当官，当官别发财。但是，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夹缝”里成长起来的晋商，封建势力则会采取各种利诱和威逼手段来引诱其走上亦官亦商的歧途，将其变为封建势力的附庸甚至“鹰犬”，与封建官僚结成“利益共同体”，成为“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难兄难弟”。当依靠经商发了财的晋商，看到自己不仅会因为远离官场而继续发展受挫，甚至还会因为没有官场的“靠山”而使辛辛苦苦得到的财富付之东流，他们就只好向官场低头，向官僚献媚，有的通过拉拢官僚“合资”而成为他们的“商界朋友”，有的通过捐款甚至行贿谋得官位成为“官商”或者“商官”。这样，他们过去所抱有的“以财守本”的理想，在只有依靠“官”才能“守本”的残酷现实面前訇然坍塌了，也就造就了晋商在法律理想和客观行为上的一个悖论，为他们的最终衰落埋下了伏笔。
倡导“诚信”，利益面前却是如何地“背信弃义”。
晋商在其成长过程中，无疑是倡导诚实信用的，但这种诚实信用与典型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实信用有着天壤之别。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把诚实信用作为“帝王条款”用法律制度来保障，也是一项确保契约自由和交易安全的重要法律制度，交易各方从法律上不仅有诚实信用的义务，而且还享有要求对方恪守诚实信用的权利。但是，在没有完备市场经济法制的封建社会，这种诚实信用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依靠儒、法、兵、道诸家学说来支撑，甚至牵强附会地推出一个关公老爷来倡导商场上的“重义”。
例如晋商认为,经商“虽亦以营利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据,……故力能通有无,……近悦远来。”但是任何冠冕堂皇的道德标榜，都无法抵御巧取豪夺和追求利润最大化对商人的诱惑，即使那些过去信守诚实信用原则的商人，当他们看到不守这个“义”则能获取更多的“利”，也就逐步把诚实信用的原则置之脑后。诚实信用原则的普遍实施，不仅有赖于法律制度的保障，还必须以市场主体的地位平等为前提。显然，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这种市场主体的地位平等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当“官商”或者“商官”凭借其垄断地位可以获取高额利润的时候，那些死抱着诚实信用不丢的商人就显得极其迂腐可笑，也难以觅到立锥之地。这样，崇尚的诚实信用原则只能沦为晋商的法律理想，在缺乏法律制度保障和市场主体发育条件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晋商选择了背弃诚实信用，或者干脆把诚实信用作为装潢门面的金字招牌或者是要求别人做到的“口朝外理论”。毋庸讳言，晋商中不乏依靠讲求商业道德崇尚诚实信用的典范，但这些典范在封建专制的重压下，由于没有保障他们行事规则的法律制度和人文环境，他们身上闪烁出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律萌芽只能是昙花一现，难以作为一项社会制度和交易规则固定下来。更加可悲的是，由于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在貌似诚实信用的各种幌子掩盖下，一些商人利用人们的信任谋取暴利，走上了尔虞我诈的歧途。这样，他们过去所抱有的“诚实信用”法律理想，在只有依靠欺诈才能迅速发财的残酷现实面前被逆向淘汰，也就造就了晋商在法律理想和客观行为上的又一个悖论。
渴求人才，却从任人唯亲开始进行近亲繁殖。
晋商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人身股制度，形成了中国式的股份制雏型。所谓身股制，也称顶生意，即商号伙友除每年应得工资外，根据资历和对商号的贡献，可以顶一二厘至一股(十厘)的身股。此种身股可以与财东投资之银股同样分红。这种身股制，将劳力与融资和设备置于同等地位，参与入股和分红，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它对调动劳方的积极性具有一定作用。这些制度把劳资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颇有些现代市场经济中技术和管理入股的味道，具有任人唯贤的进步意义，也就成了早期晋商的法律理想。再加上晋商很重视商业人才的训练和使用，为晋商笼络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晋商生活在封建社会，注定不可能把这些具备资本主义市场制度雏形的法律理想发扬光大。很多晋商发财之后，并不是想依靠人才把事业做大做强，而是想让自己的子孙享受富裕的生活。他们有的笃信“衣锦还乡”，到家乡去大修祠堂，修造家园，造就了一处处故步自封的“某家大院”，或者置买田产，广收家奴，甚至沦为 “守财奴”，富而思安，富而思守，丢弃了宏大的理想抱负，也就会对创业之初的人才束之高阁。再加上封建宗族观念的畅行，信奉“肥水不流外人田”者比比皆是，他们也就会丢弃任人唯贤的法律理想，走进任人唯亲的“怪圈”。这样，创业之初的任人唯贤法律理想，到了创业之后就会自然而然地演变为依靠自己的家人和亲戚来“守业”的任人唯亲。从任人唯亲开始，“近亲繁殖”的落后管理模式必然要造就“家无三代富”的兴衰规律，也造就出了晋商在法律理想和客观行为上的最后一个悖论。
晋商趋利避害，是如何地背叛自己的理想，屈从于现实。
综上所述，晋商在法律理想与客观行为上的悖论，尽管与其自身的价值观念以及狭窄短视自私的小农意识的封建劣根性有关，关键还是因为他们不能超越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在封建制度下，商业不仅会在人们的观念上处于“下九流”，还极容易由于封建官僚的腐朽和盘剥而处于困顿之中；没有法律等上层建筑作保障，晋商身上萌发出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不仅难以茁壮成长，还会在封建专制的重压下走向消亡。分析晋商在法律理想与客观行为上的悖论，我们就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推行依法治国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意义，没有充分、完备的法制作保障，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土壤”就很难发育成熟，所有市场主体平等、自由竞争的良好环境也就难以保障。与其期望商人们的道德自律，倒不如依靠法律来确保其不入歧途。这些年，商业贿赂盛行，商人在官场寻租，商人制假售假，商人管理上的家族化，诸如这些为人们切肤所痛的现象，都不是发展市场经济自身带来的，而是法制不够完备、法治没有到位造成的。反思晋商在法律理想与客观行为上的悖论，我们还能认识到，无论法律理想多么高尚，一旦与社会现实产生了冲突，在人们趋利避害的定势下，必然会背叛自己的法律理想，而屈从于现实。也就是说社会法律制度的设置和实施，只有达到了保障人们崇高法律理想的效果，才能让这种法律理想为人们所共同遵奉并发扬光大。
扒掉晋商讲究信义的那张假皮
第一次实在按捺不住急急地就赶往山西那座著名的乔家大院，正是十多年前第一次读到余秋雨的文字《抱愧山西》那一周的周末。但当时当地给笔者留下最深的印象，却是张艺谋拍摄《大红灯笼高高挂》后遗的那份商业痕迹——想拍一段街边刀削面的镜头，忙碌的店家手中削面刀一晃，脱口而出就是：“给十块钱”。
感慨了余秋雨教授将30多年前“一度被当作中国农村的缩影”的“山西东部那个叫做大寨的著名村庄”和上个世纪初“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的“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进行的强烈对比，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贫困和富裕的大段议论；领略了余秋雨教授对“山西商人本来就是背井离乡的远行者，因此经商时很少有空间框范，而这正是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本质差异”的“商业人格”分析，以及由此引发的“文人和商人的差别，从一般意义上说，后者的生命活力是否真的要大一些呢”的联想；笔者终于还是有了许多疑问——
面对着“到这里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富贵”的宅院，余教授笔下洋溢的似乎更多的是对这“海内最富”的赞叹，至于山西商人究竟是如何“既不是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又不是由于祖辈的世袭遗赠”而真就创造出如此财富的，余教授的论断实在很有些想当然，一曲“磅礴”诗意的《走西口》在这里似乎很有些苍白。
雷履泰和毛鸿翙之间的争斗让我们看看什么是晋商的信义。
“讲究信义”，这自然又是一种喜闻乐见的解释，可偏偏就是余教授的这篇《抱愧山西》里，提到了那则发生在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总经理雷履泰和第一副总经理毛鸿翙之间的争斗，让笔者实在无法理解余教授推崇的这种“信义”：因为财东老板想让生了病的雷履泰回家休养，这位“当管家的”“委托责任人”雷履泰总经理就敢撤分号让财东老板跪下来求饶，这算什么“信义”？因为被在“老单位”实在呆不下去了，那位当“伙计”的毛鸿翙就敢挖走“老单位”的“业务骨干”而且就在“老单位”的旁边宣战似地自起炉灶，这算什么“信义”？余教授还举出了些“信义”史料：“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银六万两，到后来实在还不出了，借入方的老板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里磕了个头，说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挥一挥手，算了事了”，如此轻率，难道就是“信义”经营的本质？
再加细究，财东也是实出无奈，当时仰仗的就是个人的“信用”。
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人格“十分强健”富可敌国的群体忽然就衰败了呢？余教授的解释似乎很有文化高度：“他们奋斗了那么多年，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他们的行为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他们的成就没有被赋予雄辩的历史理由”，于是山西商人就成了“一群缺少皈依的强人，一拨精神贫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问题上不大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柜”；说到“更深刻、更宏大的社会历史原因”，则“是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余教授顺势就有议论：“慷慨激昂的政治家们常常忘记了这一点(社会改革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离开了世俗寻常的生态秩序，只追求法兰西革命式的激动人心”。这番太多主观臆断和片面“提纯”的空洞，实在很难令笔者信服。
终于有一天，笔者在旧书摊上觅到了一本上世纪初陈其田教授“授课于燕京大学时教材”《山西票庄考略》(1936年刊行，1978年被香港大东图书公司编入《中国社会经济史资料丛编》)，后来又陆续地读到了一些对于晋商和山西票号的真正的研究文字，终于对被梁启超先生称为“执中国金融界牛耳”的这一非凡群体，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了解，也就愈发地“抱愧”自己当初的轻信和盲从了。
刘庭玉先生在他的《世纪末的反思：“晋商”批判》中，列出了晋商崛起兴盛的两个公式：“地理位置＋思维定势＋开中法＝明清晋商的兴起，必要的资本＋思维定势＋折色法＝明清晋商的迅速发展”，断言：“明清晋商的兴起是山西人特有的思维定势，与当时明政府的政策和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相结合的产物，而非是山西人有多么特殊的勇气和才能”，其后“明清晋商之所以能因折色法而得到迅速发展，……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明清晋商在山西北部从事的屯田贩粮、换取盐引、售盐获利活动，为其在明中叶时的迅速发展积蓄了必要的资本”。
明洪武年间，朝廷为解决当时主要驻扎在山西以北的边军的军饷，便让商人运粮至边境，政府以贩盐的“盐引”作交换，商人拿到“盐引”后便可到指定盐场去支取食盐，然后贩卖谋利，这便是所谓“开中法”。“有地利之便的山西商人就蜂拥而至，从而奏响了明清晋商兴起的序曲”。到了明弘治年间，“开中法”改成了“折色法”(即把官府直接付给商人银子)，明清晋商于是得以迅速发展。
刘庭玉先生直言：“山西人特有的思维定势派伸至明清晋商行为中的特定行为是：媚事威权，注重人事，轻视资本”，由于长期毗邻皇权中心，“使山西人不得不时时感受皇权的威严呼吸”，“在皇权的高压政策下形成了山西人特有的对威权的懦弱与媚事”。刘先生进而指证：“媚事威权的行为特质，使明清晋商成为不敢与威权说不、又与威权勾结、再受威权敲诈的特殊集团”(颇似现今的“特殊利益集团”)，赚取利润的主要手段“就是贿赂边将，虚出实收；买通主管官吏，在粮价便宜时上交粮食，粮价涨价时，再向政府领取粮款，不仅可以获得可观利润，连贮藏的费用也不必支付；另外还有先领粮款后买粮、净赚差价等手段……”。
刘先生的这些“批判”，显然与余教授的“抱愧”有很大的差距。
陈其田教授在他的《山西票庄考略》中，以大量票号帮系派别、组织架构等史料，揭示了山西票号“建筑在家族主义”上的“重信用轻组织”管理模式——票号真正的所有者是出资的“财东”，实际操盘的却是被称为“领东”或“执事”“管事”的总经理：“财东出资，或股份，或独业，将资本交付管事(即大掌柜)一人。而管事于营业上一切事项，如何办理，财东均不过问。既不预定方针于事前，又不实施监察于事后”，仿佛一切凭借了一个“信”字：“财东信任总经理的人格，以全盘的生意委托他，给他绝对自由”，“管事在票庄内有无上之权威。凡用人之标准，事业之推行，各伙友听命于管事”，而“如票庄营业失败，经济上损失之责任，全由财东负担，而管事不负赔偿之责”。表面上似乎已经实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离”，但这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实在有着太大的不同，“所有者缺位”下的“内部人控制”自然也就无法避免了。
再加细究，财东也是实出无奈，当时仰仗的就是个人的“信用”：“政府和社会对票庄的信任，是信任他们个人的信用。票庄经理所以能拉拢公款，因为他们与官僚个人的关系。放款不收抵押，概重个人的信用。汇款的汇费，存放款项的利息，都是因人而异”，于是“管事而得其人，则营业无不发达，不得其人，则财东有莫大之危险”，在如此强势的“经理人市场”上，财东老板们也就不能不“用人不疑”了。这也就难怪“日升昌”的总经理雷履泰敢对财东老板那么横了！
晋商的“信义”到底有多么牢固，兴盛与衰败中可窥见一斑了。
这“信义”到底有多么牢固，票号兴盛的时候，“票庄的经理交结官僚，穷奢极侈，以示阔绰”，“及至衰落的时候，即卷款潜逃，伪造帐目”，便就可见一斑了！而且“票庄经营太重信用，对于借款不用抵押。太平的时候，因为借重官场的势力，可以追索债务。一遭变乱，官场失势，欠款不易收回，因为无抵押，连局部的取偿，也不可得”。待到大势已去“索偿者不得不讼及号东”的时候，这些“平日养尊处优，不问号事，且无一不有鸦片嗜好”的财东们，才明白他们原来担当的其实是“无限责任”，“昔以豪富自雄，至是悉遭破产，变卖家产及贵重物件以偿债务。不足，则为阶下囚”(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于是，人们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份的《大公报》上读到一篇发自山西太原的文章，……前月北京所宣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尚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余秋雨：《抱愧山西》)，也就不足为怪了！
把票号衰落的责任推脱给频仍的战乱，实在是不负责任的肤浅。
没有制度信用的保障，一味只是依赖于个人的信用，当面对制度完善的现代银行的冲击，不懂得风险管理又“墨守绳法，不能应付新时代的要求”的票号们，自然不堪一击。把票号衰落的责任推脱给频仍的战乱，实在是不负责任的肤浅——陈其田教授就证明：恰恰因为战乱时“有几种特殊的原因，使山西票庄得着意外的发展”。“一般人常谓山西票庄受辛亥革命的打击，一蹶不振，不久就衰落，这是片面的真理而已”，曾身陷囹圄也决不低头的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陈其田，原来早在80年前就通过深入的实地调研，得出了与余秋雨教授完全不同的结论。
晋商传奇，本来就是从当时社会腐败的躯体上滋长出来的产物，脱离了寄生于斯的腐朽。
余秋雨教授侃侃而论当年的山西商人们：“他们已经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但社会改革家们却一心注目于政治，把他们冷落在一边。说到底，他们只能靠钱发言，但钱财的发言又是那样缺少道义力量，究竟能产生多少精神效果呢？”，殊不知当年发迹的山西商人的“暴富传奇”，本来就是从当时社会腐败的躯体上滋长出来的产物，脱离了寄生于斯的腐朽，余教授所颂扬的“回来在一个十分强健的人格水平上”的“走西口的哥哥”们，实在就无所适从了，如何能期待他们“成为历史意志的觉悟者”，“建立内在的精神王国”，“抵达人生的大安详”？
张正明先生在他的《晋商兴衰史》一书中，为我们展示了忽然暴富后的山西商人的所作作为(读来却总让笔者仿佛看到了今日社会的诸多富豪的影子)——首要的当然是持续的“捐输助饷”，以维护巩固与官场的交情，山西票号这方面的“功力”决非一般可比，“自有独到之处，以致与政府达到如胶似漆的地步”：“先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号便利用其关系代为运动，放任外官。这些靠票号从经济上帮助走上官场的儒士，以后便成为与票号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对于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号更是施尽手段交结”，陈其田教授甚至列出了与几大票庄相互关照的王公大臣的名单：“最著名者，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每逢年节，票号必有馈赠款，“每日二三辆轿车，专门送礼，自管事至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奉送”，此番用心，怎能不博得管家上下交口称赞，在“寻租”场上如鱼得水？
暴富了的山西商人们的第二项工作便是“购置土地”，张正明先生言道：“封建社会后期商业资本发展的道路，在西欧一般都转化为产业资本，但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资本仍然遵循‘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购置土地”，既买了地，免不了就要大兴土木，攀比奢侈地炫耀一番，在权贵面前当久了“孙子”，也要“豪迈气概”地“老子”一回。令余秋雨教授感慨仰慕的，正是这样的遗迹！
暴富了的山西商人当然也明白白花花的银子要“保值增值”。保值的办法便是“窖藏”，“山西富商多利用地窖藏其物资或银两”，“三晋富家，藏粟数百万石，皆窖而封之”(谢肇制《五杂俎》)；“钱生钱”的办法便是“放高利贷”，“这是一种古老的生息资本，……其形式繁多，有印子钱、驴打滚、典当、放青苗等”，“明末清初，凡中国的典当业，大半系山西人经理”(卫聚贤《山西票号史》)……
我们实在应该“抱愧”： 在自觉不自觉中又将其糟粕发展到了极致。
我们实在应该“抱愧”：“对明清晋商兴起、鼎盛、衰亡的深层次原因，不仅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更谈不上把其挖掘出来，取其精华掷其糟粕，而是在自觉不自觉中又将其糟粕发展到了极致”。
还是忍不住顺便提醒余秋雨“余大师”一句：真正做学问，还是要踏踏实实地去坐“冷板凳”，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任意演绎，终究不能算是“学者”风范吧！
晋商：背信弃义掐断了自己经久人脉
曾几何时，晋商崇尚关公几乎到了极至，清末一个小小的归化城就有7个关帝庙。关庙作为祀奉关云长的地方，之所以被晋商百般信崇，尊为财神，正是出于秉持“信”、“义”二字来约束自己、教育同行，几乎所有的商号在号规中都规定了“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族恨”等等“职业德行”，反对采取卑劣手段骗取钱财。史料中记载了很多不惜亏本而恪守信誉的事例，以至于出现了老百姓购买商品时，只认晋商店标，而不计较价格的动人场景。这种诚信经商的理念，无疑是晋商逐渐得到顾客信赖，并进而发迹起家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随着家业的逐渐扩大，特别是当遭遇危机变局时，笃守诚信的晋商终究没有能够从骨子里改变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美国人唐纳德.G季林先生在所著《山西军阀阎锡山》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地方商人毫不顾及人们的需求，为了赚钱，热衷于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不顾失去人们对他们产品的信赖，还利用国际市场的价格、外币比值的跌落等行情，在市场上随意抛售他们的商品。他们常常受到非常了解经济形势的那些投机商的欺骗而照常大量生产社会不需要的商品。”祖祖辈辈苦心经营的诚信品牌，进而形成的繁华人脉因此而逐渐被掐断。诚信乃立商之本，这一点，晋商的认识程度和重视程度在当时可谓无可比拟的了，可他们偏偏没有能够将诚信进行到底，或者说自己推翻了自己的承诺，破坏了自己的形象，这就使得晋商在遭到外来力量毁灭性打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被消费者所唾弃。这不能不说是后来晋商迟迟未能东山再起、重创辉煌的原因之一。
晋商不死那是不可能的
明清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有四：
首先，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如前所述，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400万两，有应付银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其次，“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再次，墨守陈规，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陈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晋商终于失去昔日光辉。
复次，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晋商：自己把自己打倒了
晋商，一度主宰明清经济命脉的“天下第一商帮”，其创造的商业神话和文化理念曾让无数追随者顶礼膜拜，而短短一百年后，这个经过五百年潜心修炼而建立的商业帝国倾刻间土崩瓦解，又着实令人扼腕叹息。拨开历史的浮云，反思晋商的沉浮，追寻其盛衰的轨迹，我们固然没有理由否认当时内乱外患是造成晋商走向没落的关键因素，但同时我们不难发现，从某种程度上说，晋商是凭藉对自己所信奉和践行的文化理念的忠诚，将自己推上了一个让人无法超越的商业颠峰，而最终也是因为其自身对这种文化理念的背叛由自己终结了充满传奇色彩的晋商时代，换言之，是晋商自己打倒了自己！
墨守陈规坐失称雄良机。
说晋商墨守陈规似乎太不公允了，他们之所以在数百年商海沉浮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正是归功于其在长期的商业生涯中敢于破旧立新，打破传统的商业模式，“东家出资设号、掌柜全权经营”，相当于现在的经营责任制；“大号统辖小号”无异于现行的股份制经营模式；派驻信使外出巡视、督察的“钦差督查制度”让人从中看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影子。然而，这种标新立异、这样的开拓创新并没有维持太久，创业的成功使他们又陷入了新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在种种光环的笼罩下，他们渐渐变得自以为是、固步自封、闭关自守，习惯于按照自己的“规矩”行事，而对形势的变化、外面的世界熟视无睹。1900年之后，外国银行凭借雄厚的实力发行纸币，以纸币代替银两流通，不仅垄断着外国洋行的所有银行业务，而且逐渐渗透到山西商人一度把持的许多国内市场中，这对靠着银两汇兑起家的山西商人打击很大。可当时的山西票号对西方银行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一直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当年以明察秋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著称的晋商，此时的目光好像已经不能越出那一道道高大的城墙了。在他们一些人的心目中，似乎觉得外界的风云变化至少不会影响到这座县城中来。可是当西方银行逐渐在中国站稳脚跟时，他们又十分谨慎地与西方银行间保持距离。1904年，慈禧太后痛下决心，决定仿效西方国家的样子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一年秋天，祁县、太谷、平遥各票号总号先后接到北京传来的消息，户部尚书鹿传麟奉慈禧太后旨意，创办大清户部银行。鹿传麟召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经理们会商，一方面邀请各票号入股参与；另一方面请票号派人主持将要成立的这家国家银行。这个天赐良机无疑是给山西票号提供了一次极为难得的发展机会。但没想到的是，票号的大掌柜们却做出了完全一致的回答：拒绝参与。恰恰就是这种墨守陈规、目空一切的态度，使晋商眼睁睁地看着继续称雄商界、扮演“财政部”角色的大好时机失之交臂，自己将自己淘汰出局。
小农意识羁绊创业天赋
论是曹氏家族、乔氏家族还是王氏家族，等等，这些晋商中的佼佼者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出生农家。他们不甘于守着贫瘠的土地，不愿意满足于现状，毅然走出了家门，经过子子孙孙数代人的拼搏，家业不断扩大，从关内到关外，从国内到国外，生意可算是做遍天下，得意之时，横跨欧亚两个大陆，甚而远至英吉利海峡，表现出其宽阔的商业视野和创业天赋。按说，这些勇敢地跳出农门，并且建树了不凡业绩的晋商巨贾，理当胸怀天下、志在千里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即便是这群纵横四海的大家之人，小农习气在他们的内心依然根深蒂固，正如一个世纪前上海流行的那首讽刺晋商的民谣所说：“山西人大褥套，挣钱回家，买房置地养老少。”纵使他们的钱财看上去世世代代都用不完，但他们就是放不下那个家，回家，盖房，养活老婆孩子，似乎永远是他们最大的理想、最后的归宿。如明代蒲州商人范世逵经商西北，“义而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即使有再大的创业空间和发展前途，他们也宁肯绻缩在那片穷乡僻壤里，购地置房，“以末起家，以本守之”，如此“小家子气”，充其量不过是摘掉了贫穷的帽子，回归到一个高层次的生活起点。极深的恋乡情结，捆住了他们施展才能的手脚，刻板的小农意识折断了他们纵横天下的翅膀，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他们重新回归黄土高原那残破的院落，在那样的政治历史环境里，怎能指望他们有什么更大的作为、更大的突破呢？而又怎能规避被同行、被政府的新兴商业挤垮的风险？
散兵游勇终难成就大器。
说到晋商，很自然地会让人联想到他们的群体意识和团结精神。山西商人崇尚“和气生财”，友好的同行称为“相与”，“相与”者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票号经理李宏龄著书《同舟忠告》云：“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有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舟。”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都是大商人家族，三家联姻为亲戚，结成盐商团伙，垄断了河东、长芦盐利。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地缘组织，“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就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经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形成了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然而，由于“山西人办事平稳，而性情拘执，且不能和衷共济，力顾大局”，“晋商各号，情势涣散，向来各做各生意，断不能联为一气”，这样的和谐和联合并没有能够深入下去，更没有能维持多久，或者只是貌合神离，以至于即使在山西票号最辉煌的时期，也没有走向联合，而是各家票号“家天下”式的金融网络布局。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和二掌柜毛鸿翙这两位杰出金融巨子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争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如此勾心斗角、单打独斗的散兵游勇式的格局，自然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晋商航母，形成坚不可摧庞大势力，在来自内外两股势力的挤压下溃不成军也就在所难免。
有位哲人这样说：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纵观晋商的盛衰，可以说是成于忠诚，毁于背叛。这对于新晋商的崛起或者整个搏击商海的人们不失为一面镜子，一本极好的反面教材。
看看晋商那张失败的脸
是什么原因，使晋帮商人在清末民初由昔日辉煌繁盛而步入日暮途穷之路，最终一蹶不振？又是什么力量，将其彻底冲垮击败，直入衰败的深渊，而在华夏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的？
中国社会步入近代以来，其社会的发展变化用社会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话说，是“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的”。在这个过程中，无疑是必须与那个将世界所有古老国家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的西方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接触、来往、得到收益并促使自己获得新生、重新发展的。在这方面我们的先辈山西商人恰恰没能做到超越自己而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开拓新的经营领域，而是囿于传统，固守旧的传统行业，失去一次又一次新的发展机会。
19世纪中后期，山西商人没有大规模投资于新式产业，是它的第一个禁锢失误之处 。
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同西方的经济、贸易往来的逐渐增多，古代中国传统的商业和产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国的经济发展同西方经济发展相衔接的趋势。在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19世纪的中后期，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的工矿企业。兴办这些企业的有中外两类资本来源。据统计，至1894年，外商已在中国各通商口岸陆续兴办了100家近代工厂，拥有产业工人34000人，资本1972万元。中方的资金投入分为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两部分。国家资本主要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为止，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为主兴办的大小50余家近代军用、民用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总额2263万元，占1895年整个工矿企业(包括外国在华企业)总资本的45.22%，生产工人总数34000至40810人，占同年近代工矿企业工人总数的37.33至41.62%。私人资本即民族资本，据估算，至1899年为止所办近代工矿企业180家，原始资本总额约计银470万两，其中近代工业约300万两，近代矿业约170万两，工人总数约3万。据孙毓堂先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166～1172页)的数据估算，买办及买办商人，占早期民族资本近代工矿企业主创办人的35.8%，是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来源。
那么，买办这个阶层的收入共有多少呢？据有关专家的估算统计，从1840到1894年买办收入共约4.9亿两白银。
到甲午战争以前，买办50多年的收入总额，差不多相当于19世纪4O到6O年代间清政府10年的全国财政收入的总和。
从孙毓棠先生编著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在早期民族资本的投资人数比例上尚有30.86%的官僚地主；18.52%的一般商人和各为7.41%的手工作坊主和华侨商人，可见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来源也是多元的。现在要问的是，作为旧式商人的山西票号是否具备近代产业投资的条件和实力。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北京分行代理行长泽村荣太郎在清末曾作了一次调查，统计共有票在33家，资本总额约为4000万两，但他只举出30家的名字，而且资本合计只有1070万两。这恐怕只是山西票商在京的经营资本，而票号资本家(指财东)的全部家产(固定资产)以太谷曹家、祁县乔家、渠家、介休侯家、榆次常家等估算都在几百万两至上千万两之间，以保守数字500万两计算，30家至少在1.5亿两白银左右。这样一笔庞大的资产，又有多少投入到近代新式产业中呢？依笔者日前收集到的资料而言，直到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祁县票商财东渠本翘才以5000两白银将官办的晋升火柴公司盘过来，注入资金，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这是近代山西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到1906至1908年，渠本翘、刘笃敬才从英国福公司手中收回山西矿权，创建成了规模较大的股份制的山西保晋矿务公司。此时已落后于那些闽粤、浙沪出身于买办而后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先行者们30～40年矣。在整个19世纪的中后期，山西商人将祖先几代人积累下的财富除用于创办票号业，为封建朝廷、权贵服务外，富商巨贾们都将大量金钱挥霍浪费掉了，家家过着帝王船的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而竟没有一家投资于近代企业。到了20世纪初，山西商人倒是有收回英商福公司、创立保晋公司、抵制洋商、挽回利权的惊人之举，而此时洋人与我已是鸡犬之声相闻，仅拒之于娘子关外，绝说不上是汇入近代史主流的旷世之功，至多是小国寡民闭关自卫的浅薄见识而已。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近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兴衰嬗替，而不拘泥于一时的历史现象，就会发现：凡是不经工业发展为基础的商业繁荣，是不能持久的，而只能成为过眼烟云。故此，在19世纪后半期没有大规模地投资于新式产业是山西商人的第一个禁锢失误之处。
19世纪末，平、太、祁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帮的第二个禁锢失误之处 。
1842年上海开埠以来，逐渐成为“泰西通商互市之区，日与西人酬酢”之地。世界近代化的大潮一浪接着一浪拍击着太平洋西岸这个苇获萧萧、渔歌晚唱、荒凉偏僻的滨海小县，进而发展为万商云集、五光十色的国际性大都市。西方各国争相把自己的发展成果拿到这里来展示、炫耀，长开不息的“万国博览会”无疑为上海提供了各种近代化发展的模本。租界是嵌在上海的一块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飞地，尽管它只是一个袖珍型的西方社会模本，但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却无疑代表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片陌生的天地，足以向国人展出其全部的文明成果。不仅是工业生产、经济贸易、金融信贷，乃至市政管理、社会生活、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上海居民没有一天不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战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其结果，就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所述，造成中国“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封建宗法制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跃迁”。
开埠以后，上海人一开始就敢于冲破语言障碍，直接与洋人频繁地接触、交往，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上海人在这方面积极的、外向的、进取的心态，促进了大批近代新型人才的成长，也促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就在上海面向世界，拼命学习外国的长技、西学之时，山西商帮票号的那些字号诸执事，“泄汝沓沓，大梦未醒，问以时事之变迁，商务之消长，皆似隔靴搔痒，于己无关”。一些诸如蔚泰厚票号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之类的有识之士面对总号财东、经理们与时事相背的决策，给晋商发展带来的损失，多次建议总号财东、总经理等人每年至少到各埠视察二次，借以了解世界各国知识，中外市场形势，进而说：“各国各君且有至各国游历者，所以日进富强。现在银行林立，互相争胜，若不细心讲求，何以自主？”在这种形势下，李宏龄更进一步认为：票号要立于不败之地，要使晋商在金融市场上的权益不致丧失殆尽，全体票号必须联合起来，组织一大股份银行，作为票号的后盾。然而，李宏龄的积极建议，却被平遥帮票号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瀚极力阻拦并诬“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这以后，部分山西票号商人虽有改设银行的议举，但因种种原因均未成功，丧失了重振和复兴的时机。而在太谷票商武佑卿家中担任私塾教师的刘大鹏所看到的事实却是：“及观(当地)富家，无论男妇长幼，率皆黎明方寝，日落才起，即早起亦在午后。……惟是饱食终日，处高楼大厦之中，求沃壤膏腴之土，以备终夜呼吸”。据票号经理人员的回忆，当时著名的大富豪如平遥五联号财东介休贾村侯家，首家票号日升昌财东平遥西达蒲村李家，太谷曹家的后代们大多耽于吸食大烟的恶习，不理号事。率先将东家的西裕成颜料铺改组为日升昌票号，而被帮内同仁赞誉为“拔乎其萃”的票号鼻祖雷履泰，其后代子孙大都才能平平，非但无法继承其祖先的事业，而且也一个个染上了大烟瘾，家道逐渐败落，至其玄孙雷东阳时，竟将其家产变卖一空，甚至连祖坟上的石碑也卖与他人，最后至1921年流落街头，活活饿死。
如果说在19世纪80年代，在上海滩，金融势力还是呈现出外国银行、钱庄、票号三足鼎立之势的话，到20世纪20至30年代，已变为外国银行、钱庄和中国新式银行而无票号立足之地了。由此断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平、太、祁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帮的禁锢失误之二。
与宁波商帮相比，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尤其是在培养后代人才上的失误，是晋商的第三个禁锢失误之处 。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商品流通线路开始发生变化，上海取代广州成为我国海上对外贸易的中心，并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的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各通商口岸之间的流通网络。形成较晚，崛起于明未清初，以宁波府所属鄞县、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六县为主的宁波商帮，在上海开埠之后，以毗邻上海的地利优势，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很快成为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帮口之一。宁波商帮资本家因生长在通商口岸，从小受欧风美雨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熏陶，具有西人经商手腕和现代技术专长，其最大的特色是对新生事物极为敏感，能够抓住机遇，不断地更新经营项目，开拓新的活动区域。
上海开埠之后，随着社会风尚的变化，市场需求也有了新的变化，宁波商帮预感到并看准了这种变化的趋势，在保持传统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等行业特色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更新经营项目。如宁波帮的支柱行业沙船贩运业最繁盛时期是咸丰、同治年间，自欧美轮船航运侵入后，宁帮商人在沙船余势未衰之时，慧眼独具，转而经营轮船航运业。创办于1895年的外海商轮局、永安商轮局，1909年的宁绍商轮公司和1913年的三北轮船公司便是这一应变的产物。
发达的钱庄业和银行业，是宁帮得以发迹和臻于鼎盛的又一支柱行业。19世纪末，经营钱庄的宁帮商人意识到钱庄将被银行所淘汰，便千方百计，竭尽全力设法插足其内。我国第一家民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筹备时，宁波籍商人严信厚曾自愿要求将所设的票号和各埠分支店改组加入。此事虽未成功，然严信厚、朱葆三、叶澄衷等宁波巨商均成为该行总董，在“权归总董，利归股商”的原则下，掌握着该行业务经营的实权。以后在上海、北京、天津及全国各通都大邑相继组建的多家银行中，均有宁波商帮涉足投资和经营。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此话绝非虚语。
“沪地为宁商辅集之区”，宁波商帮旅沪经商者不下数十万人，即使在日寇占领、经济萧条的1941年，宁波人在上海经营的工商企业仍达2230家。他们还适应市场需求，开拓从事许多劳务性商品的经营活动。其及时更新、全力经营的项目有进出口贸易、五金颜料行、钟表眼镜业、呢绒洋布业、日用百货业、西药业、房地产业、保险业、证券业、公用事业(2308.873,13.36,0.58%)和新式服务业等众多的新兴行业。
从鸦片战争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宁波商帮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发展的契机，在发达的钱庄业和银行业的鼎力相助下，商业、金融业、工业、航运业紧密结合，相互为用，经济实力空前强盛，商界地位显著提高，甚至连孙中山先生都对宁波商人极为赞赏，曾说：“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市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人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20世纪40年代末，宁波商人正处在鼎盛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大批宁波商人又劈波斩浪迁徙海外，在香港、澳门、台湾、日本、东南亚和欧美各国，抓住机遇，奋进不息，重开新业，使海外经营的业务不断开拓发展，由海内最富走向海外致富。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香港的两位世界船王董浩云、包玉刚；香港的娱乐界巨子，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筑宋城，承办香港最大游乐场——荔园的邱德根；曾出任过香港贸易局主席，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安子介；出资举办应氏杯围棋邀请赛的台湾省宁波籍商人应昌期等等，不一而足，举不胜举。令人欣慰的是，老一辈宁波商帮的子女，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或继承父业，或另求发展，新人辈出，代有强人，在海内外大展宏图，成为海外华人经济圈中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经济力量。相形之下，贻误时机，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尤其是在培养后代人才上失误，是晋商的第三个禁锢失误之处。
禁锢即束缚、限制之意。令人深深遗憾的是禁锢晋帮商人的既不是官府，也不是洋人和其他商帮，而恰恰正是晋商自己，是他们的眼光、思路、视野以及人才的素质将自己禁锢在太行山下、汾水河畔的一个又一个深宅大院之中。当穷困之时，他们能够超越他人，又无反顾地走西口，踏沙漠，溯江河，寻求别样的世界，创造崭新的生活。问题是富足了以后，不是继续开拓新的领域，寻求更新的生活，而是盖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大院，五年、十年、几十年、一百年不停地修建着，使自己和子孙世世代代扎根、厮守于这片黄土地上。
问山西人：向世人炫耀我们的祖上也曾风光过就足以了吗？
时光流逝，冲淡了晋商创立的辉煌业绩，冲淡了他们衰落、屈辱、惨痛的记忆，时光只留下一个个散落在三晋大地上的民居大院。难道作为后人的我们，只能是缀串起这一个个珍珠，向世人炫耀我们的祖上也曾风光过就足以了吗？什么时候才能重新铸起新一代晋商的辉煌呢？这才是研究晋商历史的真实所在。
一个模糊概念：谁是新晋商 煤老板算不算新晋商
一个模糊的概念：
谁是新晋商？煤老板算不算“新晋商”？
谁是新晋商的问题，让山西学界的研究者们颇难回答，概念的模糊让新晋商群体非常摇摆，刚刚故去的香港富豪霍英东因传其祖籍是山西霍州，亦被一些山西研究者当作新晋商的代表来称赞。
创造了山西GDP近1/3的山西煤焦商人是否是“新晋商”，一直是山西商界和学界的争议焦点。
“新晋商”概念出笼之初，就力图为被“抹黑”的山西商人正名。新兴产业的商人们则成为对外宣传的形象代言人。网络英雄李彦宏、航空大亨陈峰、投资银行家薄熙永成为山西省政府认可的新晋商代表人物。这些商人都只是晋籍商人，其创富经历及产业大都在外地，但在新晋商联合会网罗的上千家企业中，他们却成了主力军。这批商人遍布北京、天津、上海、深圳以及海外，基本从事金融、证券、投资、互联网等各种产业。
选择“开门迎客”的于幼军7月份亲率山西政经界人士参加了山西香港洽商投资会，其宣传片则是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过的《晋商》纪录片。在这一思路下，以政协副主席薛荣哲为会长的新晋商联合会，主要功能也定位在联合晋籍商人回乡投资。随后，在天津、上海、兰州成立了三个晋商分会。而本土煤焦商人中的大部分则在这一轮的文化加冕运动中备受排挤、冷落。
“确实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为山西考虑。如果说外省的企业家来山西，把煤挖完了污染一下，走了，我觉得还是有情可原的。但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山西人，把山西的煤资源大批的转出去，甚至是破坏性地转出去，我觉得是良心坏了，这是应该讨论的。”山西省委宣传部长申维辰在一次晋商论坛上有感而发。
这张名片的制造者们似乎无意将这一头衔奉送给煤商。“我们的成员中煤老板很少，有的话也是大型的国有企业。其实现在山西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新晋商，这个联合会除了要联络各地晋商成为一个群体外，更重要的是要重新倡导晋商以前的那种精神。”新晋商联合会的理事姚宝说。这位晋商话剧《立秋》的编剧认为煤商不应该成为新晋商的主体。
“煤商为什么不是新晋商，我认为他们是不能忽视的一部分。”在山西省政协文史委员、晋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春平看来，煤商的崛起是时代的产物，他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将之排除在新晋商的门槛之外显然不合适。
“大部分山西煤商一直徘徊在文化产业的大门之外，没有充当投资者的角色，一直在充当一个普通的看客。”在新晋商联合会所出版的杂志《新晋商》中鲜有对煤商的报道，唯一一次与煤商相关的，是在对温商力挺的同时，选取了太原市两位政协委员“五问煤商”的质疑文章。在列数了“官煤勾结何时了；豪奢之风何时了；矿难事故何时休；生态移民何时止；文化产业何时兴。”等问题后，直指煤商们只是文化产业的一个看客。
山西省社科院能源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夏冰认为，新晋商的概念相当模糊，在商人的概念中会有多种的商业往来，而煤商们则大多仍只是处于订单销售阶段，新晋商不包括煤商也会有这种考虑，但显然不应该将之排斥在外。
参加各种论坛，发表演讲，接受采访，新晋商人物的典型做派，是煤焦商人们刻意回避的行为，山西学界的普遍观点是现代煤商们还没有具备现代企业家的基本素质。“大钱小企业”，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崔满红用这样的话来形容现在的煤焦商人，他认为这个群体现在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群体，离企业家群体还很远，跟500年前的晋商更是毫无关系。
“对待这些由机遇而出现的富豪，应该怎么看待。他们的出现、暴富是比较正常的，因为他们抓住了这一机遇，他们做得也很成功，不能把他们排除到山西的某一企业群体之外。”崔满红说。
崔满红对“新晋商”的提法表示了不同意见，在他看来，现在的山西商人跟“晋商”没有任何关系，而山西煤焦商人们的企业操作也与现代企业的理念相去甚远，他甚至不愿意称他们为企业家，而只愿意称他们为“企业主”。
谁是老晋商谁是新晋商 新晋商从何新起
当我们在全球商业背景下审视新晋商这个概念的时候，有几个参照系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第一个参照系是美国持续200多年的商业实践。
第二个参照系是犹太商人在全球各地的商业流浪史，尤其是犹太种族在纳粹的政策中陷于全球化绝灭危机中的商业奋斗。
第三个参照系是日本、韩国商人在全球的勃兴和滥觞。
第四个参照系是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割据以及在国际空间的商业突击。
当我们在这几个参照系的烛照下审视和考察“新晋商”的现实意义以及它的种种可能性的时候，首先可以摒弃几个误会：
其一、新晋商应该是参与全球商战，在全球商业空间里发挥集体智慧、创造商业奇迹的山西商人，而不是仅限于在山西土创业和发展的山西商人，因为今天的山西尽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模较之很多地区明显滞后，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市场和商业竞争的一部分。
其二、只要是祖籍山西的商人，都可以称之为“新晋商”，正如犹太人在全球各地经商，我们称之为“犹太商人”一样。
其三、“老晋商”未必就是旧的、“新晋商”未必就是新的，新晋商应该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划时代”的概念。因为，即便在纯商业层面上作为，依旧没有资格跟“老晋商”相提并论。
清除了以上误会，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新晋商代表的是一种商业势力呢，还是一种人生信念？也就是说，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如果新晋商是一双新鞋子，那么放在鞋子中的脚，应该是怎样的两只脚，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现在，我们需要从几个参照系哪里寻找可靠的启示。
提起美国的宪政历史和200年来持续繁荣的商业奇迹，无论理论界学者还是工商巨子，大家都忘不了亚当-斯密的贡献。他的《国富论》不仅明确了国家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和理论依据，也界定了个人财富、个人创富对国家和社会的价值。因此，《国富论》被尊为美国200多年宪政和经济成功的第一块奠基石。
然而，国内的商业人士和学者们在研究美国这个参照系的时候，至少在根本的性的问题上对亚当-斯密的贡献以及他本人的价值观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
亚当-斯密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写了《国富论》，《国富论》之后，它的另一本巨著《道德情操论》也是同样重要的。
简单点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理论上解决了一个国家和他的每个公民如何赚钱的问题，而《道德情操论》解决了一个国家和它的公民如何花钱的问题。
如果一个商人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可以理直气壮，合理合法地创造财富，把从事商业奋斗当作自己一生的事业和荣耀；
如果这个商人正好也读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他就会对社会和谐，对财富的终极价值有全新的认识，继宗教价值的号召之后，从事推动社会和谐的公益事业，就会成为他的理论动力。
这样的商人，既有勇气和智慧去赚钱，也有理性和责任感，抱着感恩的心里去回报社会，而不是把公益事业当作为自己的企业和个人赚取更多商业资源的手段，更重要的，一个优秀的亚当-斯密的信仰者不会把夸富斗狠当作自己的荣耀，而这正好是老晋商最终走向覆灭的可怕心理根源之一。
再来看犹太人，犹太人在上个世纪纳粹猖獗的时期，其群体命运和个人空间被压缩到空前逼仄和悲哀的地步。由于包括犹太人在内，大家都认为下一个被清除的可能轮不到自己，这种侥幸心理，导致犹太种族以及全人类蒙受了可怕的灾难。在那个充满悲剧的历史阶段，最终觉醒的犹太商人们被迫把个人及种族的生存摆在第一位，很多犹太商人为了最后的救赎贡献了自己的个人智慧和财富。此后，这种恐怖的洗礼导致的人生觉悟成为犹太商人此继续称雄全球商界的精神资源。
和犹太人面临的种族灾难相比，历史上的晋商们没有面临对过如此残酷的灾难，即便跟异族统治者的关系中，他们的也是相对处于被保护被尊重的地位。在走西口的历史中山西晋商有无数的个人曾经牺牲在漫长的商路上，这个数量没有精确的统计，但是考察中国的历史，其总体数量不会少于犹太人的死亡数据。不同的是，前者主要死于寻找财富的道路，后者死于纳粹的直接残杀。还有，山西商人在明清时期对于历代统治者都有过巨额的“捐助”，有时因为当局囊中羞涩，有时由于国破家亡的危险。
无论一个商人，还是一个商人的群体，在他们的商业和人生之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有的是空前的政治灾难，有的是商业领域的残酷竞争，但是犹太商人能够屡次挫折，屡次崛起，山西的老晋商曾有着500多年持续的商业实践，最终一蹶不振，这不是值得今天的新晋商们反思吗？
第三个参照系，韩国商人和日本商人再战后的勃兴以及他们如今在全球商业领域的滥觞，对今天的“新晋商”们也有可资借鉴的启示。
众所周知，日本和韩国都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地区，日本韩国的商人，一方面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诚信、仁义”等重要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同时，并没有封闭自我，而是以开放的心态，以走出去的勇气，以不断创新的精神磨砺自己，最终不仅实现了亚当-斯密《国富论》开辟的商业可能性，也正在走向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指向的个人规范和人生理想。
日本、韩国商人在上世纪以来的成功之路是老晋商们所没有的，也是今天的新晋商们需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的。
最后，我们看看新晋商在国内的对手们，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这些群体。在上世纪中后期以来，浙商、粤商、鲁商以及徽商由于地缘优势，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在，这几大区域的商人群体祭出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的旗号，在国内形成几大势力，在国际上谋求新的突破，他们不仅有已经创造出来的经济势力，也有历史上他们的先辈们积累的文化资本。
和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比较，新晋商们除了在文化资本——老晋商遗存的历史辉煌和商业智慧方面可以自豪一下，在其他方面则没有什么自信感可言。
但是，新晋商需要开放自己的心态，跳出这个怪圈，因为无论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还是新晋商，都有他的局限性，都还不能作为一个长期成功的样板来参考。同时，山西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浙江、广东、山东、安徽乃至中国的每个地方，又何尝不是呢？所以，如果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还是新晋商的提出仅仅停留在地缘商业势力和地方群体力量的号召，是没有意义的。商业不相信故乡，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综上所属，如果新晋商，是一个特大号的鞋子，那么新晋商群体必须拥有一双勇于走向市场，敢于浪迹天涯的热血男儿的大脚丫，他们的脚步应该走出山西，行进在国际竞争的道路上。在没有盟友的时候，他们能够像历史上的祖先一样以空前的韧性进行个人奋斗，在机缘到来的时候，则无论是新晋商、新浙商还是犹太人、日本人、韩国人、美国人，只要符合商业利益，都可以作为自己的盟友。
相反，如果今天的新晋商群体还是“穿新鞋、走老路”，总是在一个封闭的心理空间中打滚，则谈不到什么出头之日。
你看新晋商那空空荡荡的名
“新晋商”形象在山西本土都没有建立起来。
晋商是一个品牌，不管过去是多么的辉煌与荣耀，必定现在已经沉寂了。因而现在有必要采用“新晋商”这个承前启后的概念来区别“晋商”这个历史名词，进而传播一个理念：新一代的山西商人要寻求复兴之路，打造一个新的形象。如此看来，当务之急不是讨论晋商该不该打倒，而新晋商即真正的民营企业家(决不是“倒煤团”)队伍的重塑和崛起。
毋庸置疑，“新晋商”形象在山西实际上并没有建立起来。如今一提到晋商，人们就会自然而然联地想到明清时期的晋商。这表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晋商并没有找到新的商业突破支撑点。如果说晋商的名声靠票号支撑，那么“新晋商”为山西贡献的是什么呢？恐怕这是一道不太好回答的难题。
市场是商人的大舞台，政策是商人的最大利润。山西要打造“新晋商”品牌形象，需要政策制度的鼎力支撑，必须将民营企业发展上升为全省的经济发展战略之一。毕竟，新晋商只是一个平台，让它承载太多并不是现实，惟有投资软硬环境的变化，才是“新晋商”品牌传播的根基。因此，必须将新晋商的发展放在山西经济发展方略之下，将晋商文化纳入晋文化，整治和优化投资发展环境，特别要在政府诚信、政府依法规范行政、政府行政效率、服务企业工作以及整顿市场秩序方面加大力度。
山西哪有民营企业家？
新晋商的发展涉及山西经济发展战略的方方面面，但首要的是自身发展观念更新问题。受内陆黄河文明的影响，晋商一直以封闭、保守著称，素质不高。因此，实现新晋商的迅速崛起，只有靠开拓创新。必须承认，相对于现代经济快速发展趋势，晋商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主观上丢掉了自己的“利器”，即在商业和经营上所表现出的创新精神。发展“新晋商”品牌重在倡导和培育企业家创新精神，而这一点正是目前山西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软肋。
事实上，真正意义的晋商辉煌并不是其财富的多寡，而在于其经营上所体现出的永无止境的执着创造性。晋商因创造出许多商业奇迹而著称于世，这种“奇迹”的产生是由山西商人靠艰苦奋斗和不断地思考总结、改造完善而创造出来的。据说，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的发迹，一部分由于山西当地的丰富的煤炭资源为海鑫钢铁集团提供了先天的资源优势(2503.756,14.25,0.57%)，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天才的资本运作能力，他带领海鑫以惊人速度在房地产、金融等行业大举扩张，成长为山西省最大的民营企业，被媒体誉之为“海鑫现象”。实践证明，一个企业发展进步到一定程度后，其经营者的悟性如何将直接决定企业的兴衰。
“山西哪有什么民营企业家，还不都是靠官府吃饭的”。太原市一位搞电力的老板曾经这样对采访的记者说。山西省是中国能源重化工基地，提到山西商人，几乎众口一词“煤老板”、“暴发户”。从常规上看，资源型的产业，一般都是谁掌握了资源，谁就拥有了财富。长期“计划饭”的供养，注定给山西商人抹上浓厚的“崇官”色彩。正如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写到的：“中国传统的做法不是造出较好的捕鼠笼来捕捉更多的老鼠，而是向官府谋取捕鼠专利”。在官、商利益的共同驱动下，谁人能够否定得了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山西的历史，不是一部大挖煤炭的历史呢？而山西企业家的行业组成，也几乎全都染“黑”：“山西本省排名前十位的富豪中，无一不是煤炭起家的”。是的，我们必须肯定，“倒煤团”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晋商”。
山西商人干啥啥落后？
视野窄，观念旧，干啥啥落后。当代山西商人缺乏创新意识，应该是山西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新晋商落后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观念滞后。观念落后，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的“官本位”意识。现在若问山西人晋商的显著特色是什么，恐怕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官商。对大多数是民营业主的当代晋商来说，他们追求的“红顶”，与其说是一种官衔，倒不如说是一种官方的认可与扶持。与生俱来的仕商观念，使他们与当地政府大多形成一种微妙的鱼水关系，并在企业的发展、融资方面，或多或少获得了一些裨益。反观他们财富轨迹的第一桶金上，无不罩着一层闪着红光的神秘色彩。
利弊总是并存的，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让部分山西人“弯弯腰”就能捡到真金白银，但又在另一方面进一步抑制了他们的创新精神，煤炭的暴利让他们对其他产业的前景漠视，“每天弯弯腰就能挣上几十万”，对他们说商机无限无疑是对牛弹琴。尤其是“要想富、钻黑库”的念头已经禁锢了他们对其他产业的嗅觉与关顾，万一某天煤炭被彻底掏空了，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该玩啥好了。
经验表明，这种与权力的微妙结合是老晋商衰落的一个原因，也是新晋商们发展方向的一个制约因素。事实上，一些“民营”红顶一旦离开政府这根拐棍，还真的有些不会走道了。
“土气”未除，俗气和无聊却有加无减。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中曾这样评价道，历史上的山西商人“只能靠钱财发言，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由此，他定义晋商“是一群缺少皈依的强人，一拨精神贫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问题上不大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柜。”诚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地域特色决定了晋商的个性特征。实际上，最早致富的晋商都是那些在山西当地穷得丁当响的受苦人。为了养家糊口，他们不得不出去南来北往从事长途贩运。在土匪、盗贼、狼虫虎豹以及恶劣自然环境的围困下，踏着同乡的白骨艰难地前行，也不知在多少具尸骨中才能走出现一个小富即安的土财主，但是这种用生命换财富的历史凝固了晋商的理想——把回家当作最高理想的马帮性格。晋商的血脉中流淌着强烈的听天由命的气质，小富即安，小进即满，并一直被延续了下来。
封建土财主式的思维惯性，注定使晋商走不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老晋商们赚到钱后，最大的理想也不过是：回家，盖房，养活老婆孩子。尽管他的钱已经多得老婆孩子几辈子都用不完。老晋商们有了钱后，首先考虑修筑防御性极高的深宅大院。比如，在山西太原附近占地8700平方米，由6个大院，19处小院构成，共有房屋313间的乔家大院，就是乔家六代人持续将近300年的时间建成的。如果不是抗日战争，它的规模还会更大。令人无不遗憾的是，与先辈的“土气”相比，一些当代晋商则多了些俗气和无聊。山西煤矿老板到北京参加车展，扬言要连女模特带车一块买走的新闻就是一个例子，至于生活糜烂，花天酒地，取小老婆包“二奶”，为富不仁，更是屡见不鲜，老晋商的风骨几乎荡然无存。
晋商只是一个历史概念 哪里来的新晋商
而来自山西省工商联的调查报告进一步印证，目前制约山西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主要是环境和观念问题：政策约束和所有制歧视；融资不畅、人才匮乏、信息不灵；执法不规范、税费负担重；服务不到位，缺乏有效的宏观指导和微观服务；以及小富即安，小进则满等劣根性。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就表示，无论在经营范围还是从业人员，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上，现在的山西商人与老晋商都无法同日而语。除了黄河文明中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仍在发挥作用，新老晋商之间已没有什么联系。看来，晋商只是一个历史概念，因为晋商文化在大约一百年前出现了断层，至今还没有缓过气来。
显而易见，新晋商的发展仍然面临着文化创新和经济发展硬环境的双重制约。所以，新晋商的突围也是山西经济发展谋略的体现，新晋商的发展也是山西经济环境形象的一个指标。
低谷往往意味着重生。面对机遇的山西商人，除了应该仔细回味祖宗的商道外，勇于摒弃束缚发展的桎梏，拥有一个健全的现代商业人格，乃是当务之急。
目前，现代晋商应该以晋商文化的商道，比如，在晋商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崇重商业、诚实信用、任人唯贤、实行人身股、重视商业信息的运用等文化特点及所体现出的文化精神,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树立晋商的新形象，用文化的力量重塑人心，用文化的力量推动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造就一批新一代的晋商。
综观晋商的发展轨迹，从5000年前经营运城盐业开始，一直到明清经营票号，晋商之所以能够成就其大，首先在于其做人之道。就经商而言，晋商的商业经营总是在社会规范中进行。他们把做人之道应用到了经商之道。晋商为什么能够保持了300多年的辉煌？其中的道理简单而又朴素：以德养身，以诚养心，以义制利。当利义发生矛盾时，取义不取利。以义制利是晋商的根本精神所在。晋商最好的品质就是诚信、重义、敬业、谨慎、团队精神。虽然晋商置身于财富之上，但把修身养德作为一生的事业。即使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地道的晋商也很注重修私德以养公德。在晋商大族中，一般都重视家规家风。如祁县乔氏，在中堂比较明确地制定了家规家法，约束子弟。主要是：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娼；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乔氏子弟基本上都能遵照执行上述条款。在封建社会，豪门富贾大都是三妻四妾，大小老婆成群。然而乔氏无一纳妾者。对待仆人，乔氏也有独到之处。乔氏对待仆人很宽容，不仅保证佣人吃得饱、穿得暖，还注意尊重佣人的人格。乔氏在中堂用的女仆只有老妈子(已婚妇女)，不用小丫环(未婚少女)。给仆人的工资较优厚，逢年过节另有赏赐，把面、肉、柴、煤等按时发送到各佣人家中。对年老在家中服务多年的佣人则养起来，愿回家的每年发给一定数额的津贴，维持其生活。佣人偶有小的过失，也不恶语相侵，更不打骂虐待。将修身养德放在第一位的商人，才能真正称得上商人。今天的晋商要弘扬的就是这种精神，营造“道德企业”，做“良心买卖”。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资源型产业构成了山西衰竭性的经济结构，但是最大的现实资源是人的头脑而不是煤和钢。晋商还必须正视这个现实：改革开放以来，第一轮发展高潮是沿海战略，山西没有赶上；第二轮西部大开发，山西没有赶上；自2001年以来，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扩张，尤其是党中央国务院实施的中部崛起计划将进入付诸实施阶段，地处中部的山西将商机众多，新晋商能不能抓住机遇迎头赶上？是又一次新的考验。当前，山西的企业家们确实面临着眼光的再次更新，面临着再次塑造现代企业模型。在这个市场面扩大、外资大量进入资本市场、尊重知识产权的时代。有见识的山西企业不应局限于简单地利用资源优势(2503.756,14.25,0.57%)，而应抓住机遇，充分发挥数字化时代的优势，进军知识经济领域。
山西商人曾一直把霍英东先生当作新晋商的杰出代表而倍加尊崇，崇敬霍先生最实际的行动，就是把他那种节俭勤奋，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的精神传承下去，重塑“新晋商”品牌形象，实现晋商的复兴与超越。
经商之道乃做人之道，“新晋商”品牌重塑就是人本精神的回归。成功的商业源于成功的人生，商业在前台，人生在后台，商业由人生控制，前台由后台导演。经商须先做人，人格素质是成就商业大境界的基础。
问题是，“人本精神”是一时半刻能建立起来的吗？
谈新晋商实际上只是扯谈
虽然我国保持了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使国人能通过各种的渠道继续不断地富起来。但让人疑惑的是，大家对毫无节制的奢侈浪费几乎没有多少警惕与担忧，奢糜之风反倒比以前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大有愈演愈烈、一路攀升之势！不信就到大酒店去看看，从生猛海鲜到燕窝鱼翅，从珍馐美味到满汉全席。那整桌的燕窝鱼翅、珍馐美味，有多少吃进人的嘴里，又有多少运到了猪圈？还有那高档洋酒、天价月饼、天价棕子与天价年夜饭，动辄数千、几万、几十万。就是喝豆浆也要喝一碗倒一碗，为什么？谁叫咱有钱呢！再到商店里看看，从天价手表到天价手机，从几万元的香水、几十万元的珠宝首饰、数百万的家具，再到上千万元的豪华别墅，标价再高说买说买，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有的富豪为得到一个靓车号牌，声称花掉150万也在所不惜。就连全国最穷的省份山西也不甘落后，还时常会爆出轰动朝野的新闻。据说北京的一次车展，山西客商购走了会展期间最多的豪华车，仅有的两辆超过600万元的顶级名车世爵和迈巴赫也成了山西人的大手笔。同时还顺便买走了数十套房子，最便宜的一套也在160万元以上。山西商人已经成为北京高档房产的主要大买家，高级住宅有三分之一是山西人买的。据说最多时一人一次曾买房12套，花费高达6600万元。山西最穷的吕梁地区一煤窑主，一次就购进15辆价值150万元的悍马车，成为国内最大的新闻。这恐怕连最发达国家的富翁们也不得不惊诧莫名，大跌眼镜！
“成由节俭败由奢”，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奢糜是败亡之源，节俭是兴旺之本，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无不如此。如果说一个家族奢糜无关紧要的话，那么，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奢糜无度却是可怕和危险的，是涉及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国家的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而奢糜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奢糜陋习不仅会快速消耗尽有限的物质资源，更容易消磨掉民族进取心、民族志气与民族竞争力，丧失掉社会道德与做人的根本。如果不能认识到奢糜无度带来的危害，不能有效刹住奢糜之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旺必将难以长久持续下去，也许用不了多久，会导致灭顶之灾，甚至亡国灭种！而这决非骇人听闻！在这种背景下，谈“新晋商”，实际上只是“扯谈”！
连富人都不会做 哪里来的新晋商
富裕的心现在是人人有，但是富裕的事情并不是人人都已做成。
那些前几年曾经一度很辛苦的山西煤矿老板们，在今天遭遇了全中国各行各业的富裕人群需要面对的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今天我们如何做富人？
说实话，俺还不似乎富人，所以谈这个问题也还只能够从想象的角度来谈，目的也不是为教训别人，只是想说说话，一家之言而已。
今天富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财富不为人所尊重，财富为人所-----。总之，富人并不为人所尊重，今天中国的富裕人群所获得的一个待遇就是为人所羡慕，但不是尊重的羡慕，而是对运气的羡慕，甚至有点对所谓富裕人群的坏的羡慕。
我们今天如何做富人？
财富要为人所尊重；要有公德心……
其实，一句话，今天的富人，你被尊重了吗？
如果你还没有获得尊重，那么，你的安全和地位也就时刻要处于危险中。
山西煤老板的富裕，是社会给予他们的机会，但是，山西煤老板在这个富裕过程中迷失了。
作为山西人，为山西计，请煤老板们尽快学会做一个受尊敬的煤老板。
为当地百姓做点事情，不要怕多花钱，哪怕钱再少，也要把自己为当地做事的真心拿出来，你就会更安全，相信你的事业也会更有机会。
让你的财富为社会所尊重。怎么做？还是，也许，向媒体掏掏你们的苦水也是很有必要。
成了富人，成了社会关注点，煤老板们，首先要学会做富人，要学会面对社会公众，学会了，就会对你们自己、家人和事业有好处。
学会做富人，学会做新时代的煤老板，把咱祖宗晋商的优秀传统多学学，会有益处多多的。
山西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新晋商
近年对于晋商的研究越来越热。说起新一代晋商，有人认为由于山西煤矿资源丰富，煤炭富豪成为现在新晋商的主力团队。
一项数据表明2003年进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13家山西民营企业，11家是做煤炭行业出身。对于煤老板的有钱，北京人的感受可能更深，不少煤老板在北京团购悍马越野车，出手购豪宅、买名表，眼皮都不带眨一下。
他们算晋商吗？
他们根本不能算晋商。”历史上的晋商是靠着聪明才智经营出来的家业，而现在不少煤老板之所以有钱，恰好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造成能源需求的上涨，所以让他们有了特有的商业机会。
据统计2005年上半年外省市个人在京购买普通住宅、别墅、高档公寓总额达到220.88亿元人民币，尤其以一些外籍和山西人为高档房的购房主力。而山西人买房不像温州人“炒房”，他们大都是为了让子女能定居北京。另有媒体报道，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整个山西私人拥有宾利、悍马、劳斯莱斯等顶级豪华车的数量已突破100辆，这些富豪也大多数是煤矿老板。
不少煤老板虽然有钱了，但是文化层次并不高，只能靠奢侈消费来追求一种心理平衡。所以当不少人认为现在的晋商就是煤老板时，许多山西人表示“这搞得山西人自己都很烦。”
2005年8月，山西成立了新晋商联合会。成立时共拥有1048个成员，其中468个机构成员，580个个人成员。个人资产过亿的就有上百位。除山西本地之外还有北京、天津、上海、深圳、海南、甘肃以及海外。他们基本从事金融、证券、投资、互联网等各种新型产业。作为新晋商联合会常务理事的姚宝说起这事颇有感触。“我们的成员中煤老板很少，有的话也是大型的国营企业。其实现在山西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新晋商，这个联合会除了要联络各地晋商成为一个群体外，更重要的是要重新倡导晋商以前的那种精神。”姚教授说尤其是诚信，这是当年晋商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现在中国商人非常缺少的品德。
土气老实的山西人能出什么样的新晋商
山西人的行为举止成为“土气”的代表。
山西作家赵树理虽然不象鲁迅、巴金那样有名，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个值得一提的人物，因为他是“山药蛋派”文学的开山老祖。为什么叫“山药蛋派”呢？这还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不知道英文中Potato这个玩意儿是什么时候传到中国的，曹操肯定是没有吃过Potato，贾宝玉好象也没吃过，所以Potato传入中国大约是清朝中期吧。那时中国还没有人懂洋文，无法直接音译，只好拍脑袋乱起名字。广东人把Potato分到“薯”类，起名叫作“马铃薯”；南京人把Potato分到“芋”类，起名叫作“洋山芋”；北京人把Potato分到“豆”类，起名叫作“土豆”；而山西人又把Potato分到“蛋”类，给Potato起个爱称叫“山药蛋”。(从中国各地对Potato的乱称呼，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思维比较混乱，对事物分类的无科学性)。
中国的文人(那时还没有知识分子这个词)历来自命清高，所谓清高就是不谈日常生活琐事。画家只画山水花鸟，绝不会去画一个锄地的老农；文士满口只是“之乎者也”，对身边的自然界，动物植物之类全无兴趣，文人雅士的文章中也从来不会“土豆”、“山药蛋”这些词，所以当时没人想到该给Potato起个正式名称，就任凭乡巴佬们对Potato乱叫起来。
直到近代植物学传到中国，学者们才注意到这件事：Potato传到中国这么多年，居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学名”。采用北京话“土豆”作为Potato学名显然不妥，因为在植物学上Potato并不属于豆类；采用山西人的爱称“山药蛋”，更犯动植物不分大忌；还是广东人把Potato分为“薯类”比较符合植物学，所以就把Potato的学名定为“马铃薯”。虽然现在Potato也有了正式的学名，但中国人的地方主义严重，各地还是坚持自己对Potato的俗名，在中国各地统一对Potato的称呼，似乎比统一台湾还难。
中国老百姓缺少自信，没有个人的主见，一看到洋人好，就开始盲目迷信和仿效洋人。既然洋人先进，那么洋人的礼仪行为举止必然也是先进的；既然中国人后进，中国人的礼仪行为举止必然也是后进的。一个人一旦有了“洋气”，连格调、水平也跟着高了起来；而传统的中国味十足的东西，则沦为下品之物，起一个诨名叫做“土气”。甚至连殖民地香港人的行为举止也沾上了“洋气”，成为国人羡慕模仿的对象。山西人比较保守，喜欢坚持老中国的传统风格，于是山西人的行为举止就成为“土气”的代表。陈永贵大叔头上裹一块白毛巾，就被大家传为“土气”的笑料，而如果香港人头上也裹一块白毛巾的话，就会被中国人视为时髦风尚，神州大地白毛巾恐怕就要一时脱销。
近代中国人的崇洋之风也波及到Potato的名称，一个人如果把Potato叫作“马铃薯”，就会被人认为是具有“洋味”的新派人物；一个人如果把Potato叫作“山药蛋”，肯定被人笑话为土老冒。所以赵树理这样把Potato叫作“山药蛋”的小说家，就被人谈笑为“山药蛋派”，表示其人和其作品都是土气十足。虽然赵树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还是写得不错的。在中国现代文学一片洋风热浪里，赵树理的作品独树一帜，亦是难能可贵。不过在崇洋心态严重的现代中国人看来，一提到“山药蛋派”，就认为是上不了台面的下里巴人俗货。
也许是一种成见，人们提到山西，往往就不由地和贫穷落后联系起来。我查了一下统计数据，1999年中国各省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排行表中，广东省第一，山西省则倒数第二，比新疆宁夏人的收入还少一大块，仅比最穷的甘肃省略好一些。然而山西人在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如此“穷”过，余秋雨还写过一篇《愧对山西》的散文，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
其实现在山西也本应成为一个富省，山西人口不多，人口压力不大，粮食等一直能够自给自足。特别是山西有极其丰富的煤炭资源，现在中国能源的70%依靠煤炭，而中国煤炭的60%又靠山西，可是，卖煤炭越卖越穷，以至于穷到中国之最的边缘。
山西人老实，但是这个词语现在不再是褒义词。
山西出的历史名人不少，即使到了近代，也是名人辈出。不过在山西的历史名人中，最有名的还是关云长。关云长是中国人“忠”的模范代表，被历代皇帝册封为“关帝”，比岳飞的爵位“岳王”要高一个档次，山西解州“关帝庙”的规模也比“岳王庙”的规格大出一块。关云长的“忠”的程度，的确没人可比，曹操给他高官厚碌、骏马美女，都留不住他(现在的中国人好象用几块美元就能收买)，非要去找他那个落魄的刘备大哥。而岳飞的“忠”，除了背上刺有“精忠报国”四个字外，却没有什么凭证，谁知道岳飞打下江山后会不会谋反。但近代中国人净受外国人欺，就把抵抗外族侵略的岳飞拔高成为“忠义爱国”的模范，其实关云长的“忠义爱国”精神应该比岳飞更可颂。
虽然关云长是千余年前的古人，但关云长的性格还是可以作为山西人性格的代表，这就是“忠厚老实”。山西诗人王维的作品风格纯朴，和俄罗斯出身的李白之浪漫风格实有天壤之别。现代的山西名人也都是“忠厚老实”的代表人物。山西历史上尽出忠臣，却很少出奸臣。中国历代的“汉奸排行榜”中，似乎没有几个山西人，这大概也是山西人“忠厚老实”的缘故吧。
现在中国人说到“老实”，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一说起某某人“太老实”，那绝对不是什么赞美，而是“没用没出息”的同意语。介绍对象时，如果说到该人“老实”，这婚事大致就要告吹，姑娘们哪有愿意嫁给老实人的。我们也不能当面说某个人“老实”，否则对方就要怒气上冲：“凭什么说我老实？”
中国人心目中比较欣赏那种会耍小聪明、油滑狡诈的人物。可是中国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不明白“老实”才是办大事的根本。以前山西的“晋商”行遍中国各地，大买卖基本上都让“晋商”包了。山西人之所以能作这么大的买卖，其最主要因素还是在于“老实”。当时中国并没用银行、保险公司这样的信用机构，作大买卖所需要的数以万计的银两本钱，全靠向亲戚朋友借贷。那时借钱没有什么担保，借钱的信用全靠当事人的一句许诺。如果你借钱的话，是愿意借给忠厚老实的人？还是愿意借给油滑狡诈的人？显然油滑狡诈的人不易借到钱，而忠厚老实的人反而能借到钱，这就是“你办事我放心”效果。
“聪明人做小买卖，老实人做大买卖”。其他省份的人太油滑一些，所以只能做小买卖。山西“晋商”传给后代的古训，并不是什么坑蒙拐骗的奸商密诀，而是厚道信用、不怕吃亏的“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老实人”的作人原则。其实现在世界上各个成功的大公司，也都是在“三老”的原则下办起来的。这些公司一分价钱一分货，绝不干“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行骗行径，对顾客讲信誉，宁可自己吃亏，不让顾客吃亏。现在中国的商人往往喜欢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小聪明，虽然能够一时得逞，但由于失去了信用，买卖终究无法做大。前些时候日本电视台报道中国人向日本出口的松蘑中插入铅条，向韩国出口的螃蟹中塞入铁钉来增加重量，都是中国商人耍小聪明短视症的典型。
山西假酒毒死人事件，也能看出山西人作假的水平。
近代的银行等金融机关兴起后，私人信用不再那么重要了，山西的晋商也开始衰败。现在山西人看着外省的假货大发其财，也难免心手发痒，开始学着作起假来。但山西人还是老实，作假的水平也低劣。精明省份的人作的假货不是100%的假货，而是半真半假，让你上了当也发觉不了；而山西人作的假货就是100%的假货，往往让人一眼就能识破。前些时候的山西假酒毒死人事件，也能看出山西人作假的水平：山西人做的假酒就假到能毒死人的地步，精明省份作的假酒哪有假到毒死人的？
山西人在性格气质上更接近洋人的“大儿童”性格。
出国后，感到外国人的老实程度，远远超过中国人，有人把美国人戏称为“大儿童”，而中国人从小就被培养成心计十足的“小大人”。中国人虽然在耍小聪明、玩小诡计方面大大胜过洋人，整人、骗人、坑人的本事，绝对让洋人们自叹佛如。但在发明创造等大智慧方面，中国人就相差太远了。中国有句格言“大智若愚”，可惜中国人没把这句格言当回事，和外国人打了一些交道后，我才体会到“大智若愚”的真正含义。
老实人组成的团体有个最大优点就是彼此信任，相互团结。而聪明人组成的团体则是相互猜忌，一盘散沙。在和平时代，老实人团体的优点还不是特别突出，但到了战争时代，老实人团体的优越性就出来了。所以老实的山西人一般比较抱团，山西人碰到山西老乡，不认识也会热心帮忙，以前中国各地都有山西同乡会的“山西会馆”。
山西人打仗也颇为勇敢，抗战时日军从北路进攻山西，阎锡山搞了一个“忻口战役”，这是日军在中国北方战场遭到的最顽强抵抗。阎锡山军和蒋介石的中央军不同，没有精良的装备，全靠将士的勇敢。阎锡山把全数精锐都投入了“忻口战役”，仗打得十分惨烈，士兵打完军官上，硬是挡住了日军的猛攻。最后守卫石家庄的国军望风而逃，日军乘虚从南路进入山西，阎锡山军才撤退到山区打游击。
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遇到的最难打的一仗就是“太原战役”。在三大战役以后，长江以北已经全部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地盘，唯独山西的阎锡山军还在死守太原一座孤城。在四面楚歌、毫无取胜可能的情况下，山西人死守太原长达一年之久，太原城的解放(1949年5月)比南京还晚(1949年4月)。解放军和阎军在太原周围展开了拉锯战，解放军攻下一个阵地，阎军再反攻夺回，双方的伤亡都极大。最后解放军采用围而不打的围困战术，围困在太原的阎军由于长期吃不到蔬菜，士兵多数患了夜盲症，天一黑就看不见东西。
阎锡山的部下劝阎锡山说：“长官，太原早晚是守不住的，您还是走吧，只要长官在，将来山西就有希望。死守太原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阎锡山乘飞机逃出太原后，阎军将士对阎锡山仍是极忠，守卫太原坚持到最后一人。解放军攻入太原城后，守城的阎军高级将领集体自杀，现在台北还有一个“太原五百壮士”纪念碑，纪念太原战役中的阎军将士的忠勇。
虽然山西深在内陆，但我感到山西人在性格气质上，倒比沿海省份的人更接近洋人的“大儿童”性格。说山西人“面土心洋”，似乎亦不为过。
新晋商八媚
在中国历史上，山西商人曾以“晋商”的军团实力，富甲天下，美誉海外，以“诚信”品牌辉煌百年。今日再咋提，也是旧闻。我对晋商没甚研究，无论旧新，只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不断有“晋商”研究或鼓噪之声聒耳，老从坊间道上听闻，尽是皮毛之味。无风没浪。古的远矣，老的老了，今日山西生意人或大或小，或远或近地正在各地奔忙着，焦虑着财富与德行咋就比不过“汇通天下”的祖先。因一无研究，二没机缘深究，现只凭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想对当今山西大生意人给平民百姓我的印象做一二“提炼”，谁知冒出“媚”字，细数，凑而有“八”，算是“晋商‘八媚’”。
一媚权。在生意场，做买卖的对权力的执掌者点头哈腰，大概古今中外如此。山西生意人，要做大买卖，“哈”权风日盛，是在近二十年吧。“哈”权，“哈”谁呢？谁要把咱的血汗钱拿走就“哈”谁。谁掌权呢？县官不如现管。前些年，“大盖帽”满天飞，那就是“大盖帽”，不管哪顶，来的都是“爷”，不“哈”不由人。近几年，“大盖帽”明显少了，但该“哈”的“爷”们，似乎比以前更多，更难辨认，更不容易“哈”上了。有多少种该“哈”的面孔各异的“爷”，山西生意人心里门清。“哈”那位“爷”一两还是半斤，他们都“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生意得闲，或过节之前，山西生意人三五知己凑一块，大都在潜心研究“哈”权术，难有一二免俗。有本事你别“哈”，哼，后果自负！
二媚势。势对生意人而言，好像是一种场，无处不在，如若空气。比起媚权，媚势的能力和水平及实力要求，要高得多，难度自然也就大。地方势力，它就分若干种类，若干行道。上方势力，自然更分得既广又深，让人更难媚上、媚好、媚舒服。倘若运气好，一媚媚了个大势，混入大场，定得大通道，如若现今到处都有的“绿色通道”，便捷得你超越想象。势，简言之，是“黑道”势，是“白道”势，是“黑白两道”势。凡大生意人都想媚“黑白两道”势，但媚成者寥寥。不然，人人都是老大，谁还再愿媚那“狗”势。
三媚官。官者，权力集中者。大官大集中，小官小集中。官有多大，权力就有多大。生意人媚上的官有多大，生意人的生意就可能做成多大。媚个大官，做个大买卖，挣笔好钱。做生意的，在时下，无人不通此理，但深谙其道术者，凤毛麟角。在山西，坊间有个说法，个人资产上了亿，你不去找大官，大官也要来找你。此话是否百分之百正确，本人没有一一考证，仅是听说。若是涉及到某官或某商，请切勿对号入座。在此郑重声明，我不是说你，因为咱俩从不认识。你们那事，不都是天知地知你俩知除此之外谁也不知吗？套用央视一句广告语“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用在有雄心的生意人身上，“媚官多大，生意就做多大”。你觉，然乎？
四媚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读过一首当时广为传诵的最短的朦胧诗，题目大概是“生活”，全文只有一个字“网”。当时十分费解，“生活”怎么就是一个“网”字。弹指一挥间，二十多年过去，不是生意人的我现在想，“生活”岂能不是一张“网”？何况想让大把大把人民币自由流进流出的生意人。不，那些做大生意的，号称现代所谓晋商代表的，想在某一地域、某一领域谋算领袖地位的商界风云人物，他们更是像勤劳而严谨的蜘蛛，将那张“网”编织得四通八达，任己自由穿梭。买卖做得大的，大概在这点上体会得越深。不然，为何会有越来越多的大生意人削尖脑袋挤入到各级与权势关系甚密的网中。他们内心的目的何在，难道仅仅是面对摄像镜头说的那几句话？生意人织好网，就是留住情义，唤进钞票。生意人媚好网，就是做大做强的开始，就是吃下颗更大的定心丸。如此，谁不趋之，媚之？
五媚恶。一说，人之初，性本善。一说，人之初，性本恶。坊间私下真话，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在财富的原始积累阶段，在金银财宝毫厘必争的进程中，部分生意人或多或少都有过怒发冲冠、拳脚出击的一瞬或一时，甚至今天的一小部分大富人士，当年也是恶贯一方。他们在完成原始积累之后，转求富而贵，面上斯文起来，但在幕后操纵或豢养了多少匪气十足的打手或爪牙，我难知。这些人，由自己恶而转为雇人恶，由表面恶而转为暗地恶，由一人恶而转为团体恶，为保护或寻找更大的财富，步步升级，层层递进。如今虽人模狗样，但说翻脸就翻脸，说收拾谁就收拾谁。恶人说：“本性不敢移啊，否则，马善有人骑。”商界高手，成“大器”者，求“进步”者，更会找一把或多把保护伞，在自己恶气难出之际，请出保护伞，请“法律”之手鞭你，看你还敢找茬？狼犬看院，恶镖随从，坐骑防弹，真枪贴身。说谁呢？上海滩黑社会老大？非也。那你说谁？我不敢说，我实在是还想多活几年。
六媚霸。在商界，媚好黑白两道者，不同级别，都大有人在。但在黑白两道能呼风唤雨，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者，属九牛一毛。多乎哉，不多也。一山岂容二虎？这是霸家的口气。此种顶级类霸家，早是生意人趋之若骛的对象。骨子里，从底层一步步摸爬滚打而渐成气候者，谁又能免俗？谁不想在黑白道上要风是风，要雨得雨？在霸家眼中，商场哪里是战场，那是霸家情绪与个性张扬的自由之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法治的天空下，你我虽不可能随时碰上霸家的跋扈“英姿”，但霸家的那股子气味不时会冒出，飘入你的鼻腔，令你恐惧甚而窒息。此种人一般不出手，因替他张罗者甚众。一旦出手，动静会大得吓死人。
七媚名。在商界，只要对公益事业挤出点滴心血，就有媒介蜂拥，大炮“捧”之。大记小记们乐此不疲，为啥？小小红包使然。商界腕腕，深谙此道，献出点点爱心，博得片片喝彩，赢回条条通道，何乐而不为？商界腕腕，为利而沽名，而钓誉，而表演，穷极手段，志在请君掏钱。说实在话，层层虚名，种种美誉，对他们而言，是层层保护，盏盏绿灯，捆捆钞票。商界腕腕以小博大，以一换十，心甘情愿，乐在媚名，你才思蜀？你不掏钱发善心，就不要胡说八道。这次伤了人家的心，下次一分钱也没有！你不沽名钓誉，那你掏钱呀！叫你掏你又掏不出，快闭上你的乌鸦嘴，一边待着去！
八媚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商逐利，名正言顺，天经地义。为利而光明正大，人人称道；为利而祸及子孙，天理难容。虽有如此一说，但重利而轻规则、忘诚信、坏常纲、戏法律“高手”者，众也。此谓见利忘义。尽管他们将关老爷供得高高，尽管他们将仁义喊得亮亮，尽管他们将律法念得滔滔、、、、、、但怎能掩盖破坏资源、污染环境、践踏诚信、儿戏法律后留给子孙的现状？
媚，本人理解是一个女子正在对心仪的男人乱送秋波。对山西自诩是商界代表的某些人，用“八媚”画其内心，一是否适体合心，二是否挂一漏万，我无心关注，只是顺口说说真实感觉，说完闭嘴。
天下晋商群龙无首吗
2005年8月21日，山西省高调成立了“新晋商联合会”。
2005年8月21日，山西省高调成立了“新晋商联合会”。看看这个联合会的组成：
山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薛荣哲当选新晋商联合会首届会长，新晋商联合会还特别聘请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王茂林，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全国政协政策研究室主任卞晋平担任新晋商联合会名誉会长，聘请省政协主席刘泽民，原省政协主席郭裕怀，副省长王昕、牛仁亮担任顾问。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晋商研究专家张正明、山西省商务厅厅长王淑珍、中国光大集团副总裁薄熙永、原山西省计委主任张奎及中国海南航空(5.91,0.03,0.51%)集团董事长陈峰、百度公司总裁李彦宏、香港招商集团董事局主席秦晓、太钢集团董事长陈川平、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杜复新、安泰集团(8.55,-0.08,-0.93%)董事长李安民、山西省国际电力公司董事长郭明等人当选为联合会副会长，省上市办主任赵胄豪当选秘书长。
恕我直言，此名单只说明此机构是一个“官”机构，而非“商”机构。
新晋商们还是脱离不了官本位，山西省的一些政府部门头头脑脑们依旧热衷于站前台。这样的情况，诸位看官，你说“新晋商”们能联合起来吗？
再看一组数字：
成立的新晋商联合会共拥有1048个成员，其中468个机构成员，580个个人成员，成员分布国内外各地。
580个个人会员！原来我们的“新晋商”够标准的只有这区区580人。
不由得你不长叹！
数字是一方面。问题是，谁能担当新晋商“龙首”的角色。官不说，尽管他们在新晋商各类联合会、商会中处于“龙首”位置，但无疑，他们首先不是商人。
在山西省各级政府机构以及众多媒体中，能认为是“新晋商”代表的，似乎是李彦宏、郭凡生、陈峰，还有郭台铭。
李彦宏，自己在一次接受采访中坦承：自己对晋商了解不多。
郭凡生，我们查到的信息是：籍贯北京。缘何与晋商有关？
陈峰，一个非民营企业的董事长，算晋商吗？
郭台铭，与山西有多大关系？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做的大、赚的钱多就是新晋商吗？那煤老板为什么不是公认的新晋商？
这是一个悖论。
于是乎，我们问山西，我们问天下：谁是新晋商？谁是新晋商的代表？天下晋商，群龙无首？
长见识了。
原始积累什么方法都行，但可持续发展除了创新地为客户创造价值，公正地传递价值之外别无他法。
完成积累后的晋商不能从官商结合的陷阱走出来，势必快速走向消亡！
学习晋商的优点，抛弃晋商的黑暗。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不能以一概全啊。
晋商的成功是封建体制成就的,它的灭亡也是封建体制搞得,所以说成也它,败也它.
但晋商的文化是讲究为官勾结,是现行的中国特色
创业难，守业更难，祖宗的名誉太好势必给后人带来压力，比较应该建立在一个层面，总之，不要一概而论吧！各有各的舞台和立场！
随便说说！
[em01][em01][em01][em01][em01][em01]楼主够牛。一下子蹦这么长的文章出来。是原创的话，也该支持下。
说是深度评论，好象什么都给楼主给评论完了。汗一个...
这帖可以说是对晋商的剖析深刻到一个程度了，如果作为一个课题型研究也足够了。
晋商，在中国的商业史上已经做出了其应有的贡献，也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批判如果公正公平让人可以接受，但是该文写作的心态实在不敢恭维。
[em05]
不能这样的以偏概全！！
没什么意思，套用大白话，有本事你丫来啊！典型的酸葡萄心理！
历史上的晋商 你不打他自己就会倒。
现如今的晋商 恐怕不是一句口号就能颠覆的。
借古论今 还是以今论古 各有所据各有所道。
支持楼主的观点,但是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对待问题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从楼主的文章中吸取自己所需要的养分.支持!!
商人：追利的本性不移。
生命：终究的宿命不变。
活着，就是好的。
向楼主致敬，革命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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