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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谋略、西方法制与现代管理 中国人善谋略，历史上的谋略之作汗牛充栋。从老子的道德经到孔子的论语，从神神密密的鬼谷子到惊世之作厚黒学，横竖五千年历史几乎就是一部谋略史。
西方法制发达，整个欧洲史就是一部法制发展史。西方法学也有其特定的历史基础，古希腊哲学展现出的理性与逻辑能力，为西方孕育现代化的法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土壤。
谋略与法制作为达成目的的两种手段，其本身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但对于整个社会与民族来说，则结果完全不同。
谋略是个人达成目的的同时，通过一些手段令他人合作的技巧；法制则是通过公开渠道的博奕，按照一些社会共同认可的规则，达成团队合作以促成目的的学问。谋略盛产强人，无论国家社会还是企业莫不如此；法制孕育团队精神，建构组织的辉煌。谋略为一个组织草创初期快速获得生存空间提供强有力的推动力量；法制则对于一个成熟社会尽快达成普遍社会准则，以形成持续发展的力量提供有效的保证。
谋略更适合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最大限度的发挥强人的智慧和潜力，扫清前进道路上来自内部的分歧并尽可能地减少来自外部的阻碍，利用强人的道德宣传获得最大的同情。但是这种建立在社会文化普遍落后，知识普遍匮乏，生存空间普遍恶化的时代的产物，一旦社会发展到一定环境的时候，就会感觉力不从心，强人道德光环逐渐暗淡，全社会知识水平提高，人们不再满足于生存在强人的光环下。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竞争的加剧，谋略成为人们相互间争夺生存空间的手段。由于个人的力量和能力无法维系谋略之外高尚的外衣，谋略成为赤裸裸的损人利己的手段，而且越来越下流，最终破坏当初建立在强人个人或者小集团上脆弱的社会道德与文化。社会发展日趋不平衡，贫富差异日大，劣币日盛，动荡难安，继而风烟再起，人口骤降，社会道德和文化迅速衰落。在社会沦入最黑暗的时候，强人再起，进入一个新的轮回。
这种谋略文化促成的社会进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强人阶段、腐化阶段、动荡—重建阶段。
社会、国家如此，企业也差不多，只不过就单个企业来说，强人阶段结束后，可能很难在企业内部重新孕育出下一个强人阶段，而被激烈竞争的市场所吞噬。
法制型社会则与此发展之轨迹不同，他们的社会创造是依靠集体的力量完成的。他们并不是在一个普遍落后的大环境中建立起一个大社会，而是在诸多小集团中某一个集团率先形成某种道德法则共识，并共同遵守，继而这个小集团在与其他集团博奕中逐渐裹协更多的集体，并通过集体之间相互的博奕达到一个更新的道德体系和社会准则。但是，这个过程是漫长而充满血腥的，特别是与东方社会比较，因为它的动力是来自底层的，给底层人民带来的灾难更大更长久(中国在和平时期的争斗大多只局限高层，对底层民众的普遍性冲击则较西方为少)。同时，像所有事物必然存在成、住、坏、灭这四个普遍阶段一样，西方社会也必然会受到威胁。
相比较而言，中国社会灾难普遍来自于人，而西方社会的灾难普遍来自于对某种思想或规范的不同认识。同样，中国文化呈现出的是自内圣而外王的精神，西方文化呈现出的则是合作进而发展的格局。
时间到了十八世纪，西方社会终于碰到了其面临社会重大转型的巨大危机，于是，各种新的思潮不断涌现出来，其中有些汇成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有些则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重大灾难，有些副作用至今还没有结束。但尽管如此，西方社会在这次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协作和纠偏能力，仍不得不让人佩服。
相比西方社会，中国面对这场由西方人制造的危机显然要晚一些，因此在应对上也显得有些措手不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表现出来的那种强大的社会破坏力和同样强大的重建能力，不能不说是惊人的。
时间越过了二十世纪，全球性的社会变革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局面。特别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多元化、交通便捷化，让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时空被打破了，经济成为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主要竞争手段。土地与人口不再是主要资源，甚至煤炭和石油也早已不再成为各国角逐的对象，而知识则已经成为社会发展最重要的第一推动力。
在这样一个宏大背景下，管理学应运而生。
管理学是建立在西方法学基础上，同时又全面发展了个人责任与义务的一种新的组织手段，它首先被应用于竞争最激烈的市场中，随后被经济学和政治学所借鉴成为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一份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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