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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燕赵多侠士 还是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我南下浙江公干。回程的时候，不赶时间，就搭了火车北上。难得的闲暇，轻松的心情，在软卧的包厢中欣赏着窗外风光，可是，一些不可名状的思绪慢慢的伸展到大脑里。 却说江南三月，确实草长莺飞。西湖边，柳叶似剪，繁花竞放，湖面荡舟放歌，一片盎然，据说，杭州正在开展“中国休闲之都”的旅游节活动。不宁如是，似乎整个江南都沉浸在春天的翠绿和浓艳中，湿漉漉的气息，真的快熏得游人醉了。 然而，火车经过山东、河北时，窗外的景色却大不相同，几乎没有了春天的感觉。土是黄沙土，山是石头山，连路边的树都是光秃秃的——甚至树杈里的鸟巢清晰可见。这些与繁华的江南盛况对比是何等鲜明！ 李白《侠客行》有诗云：“赵客缦胡缨，……，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金庸写到乔峰首次出场时说“此种人(指乔峰)大理不会有，江南更不会有，定是那燕赵北国的慷慨之士。 近代一学者论及东北土匪问题是说“除天高皇帝远等因素外，近代东北人多来自河北、山东，保留了些好勇斗狠的燕赵遗风”。 中国自古就北强南弱，外患多由北来。思考这些问题，看着眼前的景象，想到了孟德斯鸠的“地理决定论”。是啊，地理特征决定生产模式，生产模式决定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决定生活态度，而生活态度又进而影响到价值观念。这可能就是“燕赵多侠士”的理论脉络吧。 追溯历史，上到春秋战国的燕赵属地，下至解放初期的京冀地区，即是英雄、草莽、侠士、枭雄的重要产出地。大致数数，有先秦高渐离、毛遂、赵奢、廉颇、蔺相如；汉唐张角、刘备、关羽、张飞、李渊、窦建德、刘黑闼、安禄山、史思明、黄巢；宋元赵匡胤、武松；近代霍元甲、燕子李三、大刀王五、张作霖、冯玉祥、佟麟阁、马本斋、董存瑞等等。 这里贫瘠土地，人口众多，单是农业生产是不能满足生存的需要。试想这样一幅场景，冬逝春初，放眼望去，草木未萌，满目萧索，黄沙四溅；人在天地之间，犹如齑粉，微不足道，顿有“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之感，感悟生有何欢、死有何苦的悲情；在此情此景中，性命是脆弱的，与其说苦苦挣扎，维持蚁蝼之命，不如忘却生命，而快意恩仇，笑傲江湖。 于是这里的人们就利用地理优势——上达关外、下通中州，干起了刀口添血的买卖，要么办镖局，要么落草为寇、当山大王，更有甚者扯起大旗、拥兵为王。每每战乱时分，燕赵一带就会成为硕大的兵库。民风剽悍由此可见。 反观江南，鱼米之乡，物产丰富，仓廪充实，绿树青山，小桥流水，老百姓生存压力较前者小了很多。他们对生命是一种爱恋，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享受。 可以这样说，这两类人群有着不同的人生观。前者具有终极思维，人生当作通向死亡的单程旅程，目的地是死亡，死亡的不同仅在于时间先后而已，所以重义轻身；后者具有过程思维，人生的最后结局虽是死亡，但其过程是最重要的，是美好的，所以重身。 说到这里，还有两个地方不得不说，那就是真正的休闲之都——成都和背负恶名的河南。 先说成都，号称“天之府库”，都江堰化岷江之水，使得沃野千里，成都平原无旱涝之虞。解决了温饱，老百姓就有得大量时间泡茶馆、听川剧、摆龙门阵。另外，从四川白酒工业的发达成都也可以看出当时四川的粮食产量情况，中国五大名酒，有四大出自四川。加上四周群山形成的盆地地貌，四川人就偏安西南，过着有饭吃、有茶喝、有麻将打的小日子。所以，平淡、清闲，不出头、不逞强就成为这个群体的共同特征之一。 至于河南，我认为她是中国文化政治早熟的典型代表。河南古为中州，是黄河文明的发源地，自殷商以来，就是国都，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流派的交汇地。那里的人们一直受到各种政治文化的浸淫，加之黄河水患，在生存危机下，就逐渐将只顾目的、不讲手段的政治文化生活化。现在虽然水患已解，但文化要变则甚难，如果河南要改变其形象，恐怕还得很长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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