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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有幽默吗？因为他数千年沉重，只有逃避时的解嘲。我们有娱乐吗？我们确确实实开创了世界惊艳的愚乐。无厘头精神掺杂存在主义与犬儒主义以及流氓无产者一贯的正气凛然，悲剧被人耻笑，我们把布莱希特都解构成搞笑剧（不是喜剧）。我们的胆识在于，没有底线，以娱乐和自由的名义挑战禁忌，我们解构文字，鄙视优雅，痛恨高尚，取笑忠诚，我们以被压抑的名义解放并盲目的放纵自己。并以放纵为轻松，为幸福，为逃避压抑的最好工具。
我们无耻的告诉年轻人，生活就是冷血的对抗，利益的博弈，只有屈从于现实，才会成功，赢得掌声，鲜花，宝马和女人。成功者欢声笑语，大智若愚，虚怀若谷，居高临下。独立思考和批判的判断被虚无的嬉笑所掩盖。知识分子不是同流合污就是被取消成为上帝取笑的任务。现在的角色尴尬不比文革中好多少，当然，大家虽然精神鸟兽散去，物质上的追求却高度统一。
韩浩月先生的文章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电影的无厘头精神死去并不可怕，票房的无厘头以及大众趣味的无厘头令人震惊。媒体的无厘头可以理解为逼良为娼，而整个知识阶层的失语可以解读为自动投入怡红院的罗帐轻纱。
现在的风潮是视认真为毒药，卫生为迂腐，语言以狂野为盛，做人以圆滑为尊。解构的渴望浓烈到让人匪夷所思，但另一方面，我们的伪饰才华登峰造极，我们善于角色分裂，同时扮演无数个自己，而且每一个都扮演的太平粉饰，娴熟自然。
90年代的王朔被称为痞子文学，但我今天对于他的干净文字以及矫情纯情肃然起敬。当年攻击的诸君都是捍卫所谓优雅文学的高尚血统公鸡，可至今，我也没有发现中国文学有任何优雅可言，而且不断的欺骗大众说西方现代文学的解放与欲流我们还叨陪末座。
周星驰去人大北大演讲无可厚非，Billy Joe在哈佛回答学生问题的时候满嘴脏字的讲过一些精彩的句子，尽管他自己定位为流行乐手而非学者，而我从哈佛学生的问题中看到了文化，流行也是文化，而我除去那些脏字，没有看见无厘头的不散阴魂，我看见了一个真诚的灵魂。而我从周星驰苍白的脸色中没有看见文化，看见了引导文化的践踏。
Billy Joe: 作为他妈的无产阶级，我妈妈曾经试图让我看纽约时报，参加纽约客登载的上流社会的典雅聚会。我没有兴趣，但是我看菲兹杰拉德，我喜欢莎士比亚，我甚至还看中国的唐诗，也不影响的阶级品味。我警惕那种认为流行就是毒药就是放纵的说法，我真诚的对待每一个人，牛津的那帮衰人说，我影响了美国年轻人，我又那么伟大？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想对你们说，我出生贫寒，不是我堕落与对抗高尚的理由，我反叛，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反叛的是什么？我妈妈告诉我上帝的儿女不可以虚无，我承认，我想像放弃过，我没有，因为我歌唱，我热爱歌唱。为什么我的母亲在对那些穷苦的姐妹们抱怨生活艰辛的时候总说，我的单纯政治立场，讽刺使他们觉得我很棒。使他们没有白白养育我成人。
我的翻译。其中的意思我很想在中国所有的流行娱乐中找，没有。我们在一个无厘头狂欢的世界。我们越来越无厘头，我们像断线的风筝。残忍而自虐的飞翔。
我们充满想象的快乐，穿着虚无的衣裳。
[em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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