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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为危机的到来作了准备，中国也作了物质上的准备。不知道体制上是否已经准备好了。 联邦储备系统的早年
联邦储备系统于1914年底，欧洲爆发世界大战后的几个月，开始活动。这场战争大大改变了联邦储备系统的作用和重要性。
该系统建立时，金融世界的中心是英国。据说，当时世界建立在金本位制上，但同样可以说是建立在英镑本位制上。当初建立联邦储备系统，首先是为了防止银行恐慌并促进商业；其次是充当政府的银行。当时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将在世界金本位制的范围内活动，对国外事件作出反应，而不是去左右它们。
战争结束时，美国取代英国，成为金融世界的中心。世界有效地建立在美元本位制上，而且，即便是在战前的金本位制以一种削弱了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之后，也还是这样。联邦储备系统已经不再是一个被动地对国外的事件作出反应的无足轻重的机构。它已成了一个能够影响世界货币结构的独立的巨大力量。
战争期间，特别是美国参战后，不论是好还是坏，总之，联邦储备系统显示了其巨大力量。象在以前的（和后来的）战争中一样，为了筹措战费，印刷机又被派上了用场。不过，联邦储备系统使用印刷机的手法，要比以前的政府机构更为老练和隐蔽。联邦储备银行向财政部购买债券，用联邦储备券支付，使财政部能用储备券交付一些费用，只有在这时，才在某种程度上真正使用印刷机。在大多数情况下，联邦储备银行向财政部购买债券时，只是在帐册上给后者记一笔存款，以此作为付款。财政部用这些存款的支票支付它购买的东西。当支票接受人把支票存到他们自己的银行时，这些银行又把它们存到联邦储备银行，这样，财政部在联邦储备银行的存款就转给了商业银行，增加了它们的储备金。储备金的增加，使商业银行系统得以不断扩充，这种扩充在当时主要是通过它们自己购买政府公债或是贷款给它们的主顾使他们能够购买公债取得的。用这种办法，财政部得到了新创造出来的货币来支付战费，但增加的货币大都以商业银行存款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通货的形式出现。采用这种方法巧妙地增加货币数量，并没有防止通货膨胀，但它确实有神不知鬼不觉的作用，掩盖了实际发生的情况，减少或是延缓了公众对通货膨胀的担心。
战争结束以后，联邦储备系统继续迅速增加货币数量，从而助长了通货膨胀。但是在这一阶段，增加的货币不是用于政府开支，而是用于资助私营企业活动。我们整个战时的通货膨胀，有三分之一是发生在不仅战争结束而且政府的战争开支赤字也已结束之后。联邦储备系统很晚才发现它的错误。发现后，马上作出了强烈反应，把国家投入了1920－1921年为时不长但很严重的萧条。
无疑，联邦储备系统取得最大成功的时代，是在二十年代剩下的那段时间里。在那些年，它的确象一个有效的平衡轮似的起作用，当经济显露出摇摆的迹象时就提高货币的增长率，当经济开始以较快的速度扩张时就降低货币的增长率。它并没有使经济免于波动，但它的确缓和了波动。不仅如此，它是不偏不倚的，因而避免了通货膨胀。货币增长率和经济形势的稳定，使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当时有人大肆鼓吹说，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商业周期完蛋了，被一个警觉的联邦储备系统排除了。
二十年代的成就，大都应归功于一位名叫本杰明·斯特朗的银行家。此人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第一任行长，一直到1928年他突然病故时为止。在他死以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可以说是联邦储备系统执行的国内外政策的主要推动者，而本杰明·斯特朗无疑是最最关键的人物。他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正如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所描述的，是“一个天才——银行家中的汉密尔顿”。同联邦储备系统内的其他人相比，斯特朗得到了该系统内部和外部金融界领袖们的更多信任和支持，他能够使金融界的领袖们相信他的看法，而且他有勇气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干。
斯特朗的死在联邦储备系统内部引起了权力之争，这场斗争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后果。正如斯特朗的传记作者所说，“斯特朗的死使联邦储备系统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它失掉了一个有胆有识、深孚众望的领导人。〔设在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不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再起那个作用。但该委员会自己又不能大胆地发挥那个作用，它当时仍然是软弱和分裂的……而且其他联邦储备银行大都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一样，不愿接受该委员会的领导。……因而，该系统陷入了遇事作不出决断、各方意见僵持不下的困难境地。”①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权力之争竟然大大加速了权力转移，权力从私人市场转给了政府、从地方和州政府转给了联邦政府。事实证明，这场权力之争是权力转移的第一步。
①莱斯特·V．钱德勒：《大银行家本杰明·斯特朗》（美国首都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1958年），第465页。 萧条的开始
流行的看法是，大萧条开始于1929年10月24日。那天是星期四，天阴得非常厉害，纽约的证券市场崩溃了。其间经过几上几下，最后证券价格在1933年跌落到1929年那令人眩目的水平的六分之一。
证券市场的崩溃固然重要，但它并不是萧条的开始。企业活动在1929年8月，即证券市场崩溃前两个月就已达到了其顶峰，到10月时已经大大减少了。崩溃反映了经济困难的不断增加，反映了无法维持的投机活动的破产。当然，一旦发生崩溃，它就会在企业界人士和其他曾对新时代的到来寄予无限希望的人们中间散布疑虑。它使消费者和企业经营者都不愿花钱，而希望增加他们的流动储备以备急需。
联邦储备系统随后的做法，更加重了证券市场崩溃所造成的影响，危机进一步加深。当崩溃发生的时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几乎是出于斯特朗时代养成的条件反射，立即自行买进政府公债从而增加银行的储备，来缓和冲击。这使商业银行能够向证券市场上的公司提供额外的贷款，并从它们那里和其他受到崩溃的不利影响的公司那里买进证券，以缓和冲击。但是，斯特朗已经死了，联邦储备委员会想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它迅速行动，要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遵守纪律，后者屈服了。此后，联邦储备系统的做法就同它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早先的经济衰退中的做法大不一样了。它不是积极放松银根，使货币供应量多于平时，以抵消收缩，而是在整个三十年代中，听任货币数量慢慢减少。在1930年末到1933年初这段时间里，货币数量大约减少了三分之一，与此相比，1930年10月前货币数量减少的幅度仍显得很小，仅仅减少了2．6％。不过同已往相比这个幅度却很大。的确，同以前的衰退相比，不论是在衰退期间还是在衰退之前，几乎哪一次货币也没有减少这么多。
证券市场崩渍的余波和1930年间货币数量的缓慢减少，最终导致了一场相当严重的衰退。即使那次衰退在1930年末或1931年初就告结束——如果不是发生货币崩溃的话，它本来很可能会是那样——它也会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衰退。
银行业的危机
但是，最坏的情况还在后头。直到至1930年秋天，收缩虽然严重，但还没有发生银行业的困难或向银行挤兑的情况。当中西部和南部一系列银行倒闭破坏了人们对银行的信心并使人们广泛地想把存款变成通货时，衰退的性质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银行倒闭的浪潮最后蔓延到了全国的金融中心纽约。1930年12月11日是个非常关键的日子，那一天美国银行关了门。这是直到那时为止美国历史上倒闭的最大一家商业银行。此外，虽然它是一家普通的商业银行，它的名称却使国内外许多人认为它是官方银行。因而它的倒闭是对信心的特别严重的打击。
美国银行能起这样的关键性作用，是有几分偶然因素的。由于美国银行业的结构分散，加上联邦储备系统采取的政策是让货币储藏量减少而且不对银行倒闭作出有力反应，所以小银行的倒闭迟早会造成对其他大银行的挤兑。即使美国银行不倒闭，也会有其他大银行来诱发雪崩似的银行倒闭浪潮。是美国银行而不是其他银行倒闭，纯粹是偶然的巧合。它是一家殷实的银行。尽管它是在萧条最严重的几年里被清算的，但最后还是为每一美元存款偿付了九十二点五美分。无疑，如果它当时能挺住，储户一分钱也不会损失的。
当关于美国银行的谣言开始传播的时候，纽约州的银行总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纽约票据交换所银行协会曾试图制定一个计划挽救这家银行，为它提供保险基金或使它同其他银行合并。这是早先发生恐慌时标准的做法。直到银行关闭前两天，人们还认为这些努力一定能成功。
但是这个计划失败了，主要是因为美国银行的特点加上银行界的偏见。它的名称本身，因为吸引移民，所以为其他银行所忌恨。更为重要的是，这家银行是犹太人拥有和经营，并主要是为犹太人服务的。它是在这一行业里少数几家犹太人拥有的银行之一，这个行业比几乎任何其他行业都更加照顾达官贵人。救助计划包括使美国银行同唯一另外一家纽约市内主要为犹太人所有和经营的大银行以及两家小得多的犹太人拥有的银行合并，不是偶然的。
计划失败是因为纽约票据交换所在最后一刻退出了所提议的安排——据说主要原因是一些银行界头面人物的反犹主义。在银行家们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纽约州银行总监约瑟夫·Ａ·布罗德里克曾试图说服他们，但没有成功。他后来在法庭审讯时作证说，
“我当时说，它［美国银行］有许许多多借款人，它资助小商人，特别是犹太商人，它的关闭可能会使大批储户和借户破产。我警告说，它的关闭会使市内至少另外十家银行关闭，还可能影响储蓄银行。我告诉他们，关闭的影响甚至可能超出本市的范围。
我提醒他们，不过两三个星期以前，他们还拯救过市内两家最大的私人银行，曾经愿意提供所需要的资金。我回忆说，不过七、八年前，他们曾帮助过纽约的最大一家信托公司，提供的资金比拯救美国银行所需的数目要多许多倍，不过只是在制止了他们一些人之间的争吵之后。
我问他们，他们放弃这个计划的决定是否仍然不可更改。他们告诉我是这样。于是我警告他们，说他们正在犯纽约银行业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①
①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J．施瓦茨：《美园货币史，1867～1960年》（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310页。
美国银行关门，对它的所有人和储户来说都是悲剧。两个所有人受到审讯，据说违反了法律而被判处徒刑。储户的钱虽然最后得到部分偿还，但却被扣押了好多年。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后果更为深远。全国各地的存款人担心他们存款的安全，加入了早先已经开始的零星的挤兑活动。银行成批倒闭，仅1930年12月一个月，就有三百五十二家银行倒闭。
如果没有建立联邦储备系统，而发生挤兑风潮，那么，毫无疑问，银行会采取1907年采取过的措施，即限制付款，这种限制会比1930年最后几个月实际实行的要严厉得多。但是它会防止银行储备金的流失，几乎一定会防止后来1931、1932和1933年的银行大倒闭，正如1907年的限制很快就制止了当时的银行倒闭一样。的确，如果真是那样，美国银行也许会重新开业，就象聂克波克信托公司在1908年那样。恐慌过去，信心恢复，经济很可能在1931年初就开始复苏，就象在1908年初那样。
联邦储备系统的存在阻止了银行采取这种激烈的治疗措施：直接地是因为大银行的担心减少了，它们相信向联邦储备系统借钱可以使它们克服可能发生的困难，事实证明它们错了；间接地是因为整个社会特别是银行界相信，现在有联邦储备系统对付挤兑风潮，再不需要采取这种严厉的措施了。
联邦储备系统本来可以提供好得多的解决办法，在公开市场上大规模买进政府公债。这将为银行提供额外的现金以应付它们储户的要求。这会制止大批银行倒闭，至少是急剧减少倒闭的银行数目，防止公众把存款换成通货，从而不致使货币数量减少。不幸的是，联邦储备系统犹豫不决，采取的行动很少。总的来说它是袖手旁观的，听凭危机自由发展——在后来的两年中，它一再重复这种行动方式。
1931年春天，当第二次银行业危机来临时，联邦储备系统就是这样行事的。1931年9月，当英国放弃金本位制时，它甚至采取了更为反常的政策。联邦储备系统的反应是——在发生严重萧条两年以后——前所未有地大幅度提高利率（贴现率）。它采取这个行动是为避免持有美元的外国人来汲取它的黄金储备，这是它担心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提高利率，结果使国内的通货高度收缩——给商业银行和工商企业更增加了压力。联邦储备系统本来可以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买进政府公债，来抵消它给予正在挣扎的经济的这一剧烈打击，但它没有那么做。
1932年，在国会的强大压力下，联邦储备系统最后在公开市场上大规模买进债券。有利的影响刚开始被感觉到，国会休会了，而联邦储备系统立即就停止了它的计划。
这一惨痛故事的最后一段是1933年银行业的恐慌，又一次以一系列的银行倒闭开始。胡佛和罗斯福之间的交接班更加重了这次恐慌。罗斯福于1932年11月8日当选，但到1933年3月4日才就职。胡佛不愿意在未得到新当选总统合作的情况下采取严厉措施，罗斯福不愿意在他就职以前承担任何责任。
恐慌在纽约金融界蔓延开来，联邦储备系统自己也慌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试图说服胡佛总统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天宣布全国银行休假，但没有成功。他于是就会同纽约票据交换所银行和州的银行总监，说服纽约州长莱曼宣布全州各家银行在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职那一天休假。联邦储备银行与商业银行一起停业。其他州的州长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最后罗斯福总统在3月6日宣布全国休假。
中央银行系统的建立，最初是为了使商业银行无需限制付款，但后来它却同商业银行一道，对银行付款实行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无比广泛和完全的限制，严重地扰乱了经济。人们一定会赞同胡佛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的这样一句话：“我的结论是，它［联邦储备委员］在全国发生困难的时候，的确是一根不中用的稻草。”
①《胡佛回忆录》，第3卷《大萧条，1929-1941年》（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52年），第212页。
在1929年中期经济处于顶峰时，美国有近二万五千家商业银行开业。到1933年早期，减少到了一万八千家。在罗斯福总统于银行休假开始十天后宣布其结束时，只有不到一万二千家银行获准开业，后来也只增加了三千家。因此，在四年的时间里，由于倒闭、合并或清算，在二万五千家银行中，总共大约消失了一万家。
货币的总量也同样急剧减少。如果1929年公众手头的存款和通货为三美元的话，那么到1933年就只剩下了不到两美元，真可以说是一次空前的货币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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