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关于学术成果的认定，据本人所知，国内许多学校都是只认杂志不认书，在以书代刊之类的“杂志”上发文章，“得分”与写垃圾书一样——按字数算“分”，以书代刊是中国特殊的出版发行管制制度下的怪胎，例如《经济学（季刊）》、《制度经济学研究》、《南大商学评论》等等均属此列，这也是这些难能可贵的“以书代刊”觉得背气和无奈的地方。更糟糕的是，杂志也被分为三六九等，对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学术考量是只看杂志级别不管文章内容。在这样特殊的学术期刊管理制度、科研管理制度和职称评定制度下，结果自然是逼着一群原本应当真正去做学术研究的人发疯似的去制造毫无用处的学术垃圾。事实上，国内糟糕游戏中的被迫参与者们与那些混到美国PHD并得到终身教授的人相比，谁又比谁傻多少呢。如恒甫先生所言，到国外拿到经济学PHD并做教授的，“大多是国内二流大学出去的”。总而言之，一句话，问题的关键不在人，而在制度。不单经济学界如此，整个中国学术界都莫不如此。制度规则不做大改进，仅在一些表面现象上做文章，中国学术研究永远无可救药。
关于在表面现象上做文章，恒甫先生讲了一个笑话，人民大学某位领导说，邹恒甫十几年才请二十几个世界顶尖经济学家来讲学就了不起，我们一下就请一二十几个来，大家一起讲，一人只准讲二十分钟，一下子就全搞定。“整个一个大炼钢铁！”倍
感想之三：关于数学
关于重视数学，恒甫先生在演讲中反复提到并且耿耿于怀的是，国内学者在世界计量经济学会和美国计量经济学会居然没有一个会员，人家小日本却有几十个！
对此，我不想贬低计量经济学的重要性，这里只以自己的肤浅理解，说明并强调一点，再牛的回归分析，最多也只能是对某个命题或该命题的否的“佐证”，因为工具的不同和应用手段的高低，“辅助验证”的“辅助”能力和程度有高有低，但它永远不可能是“确证”（真正的证实或证伪）。计量经济分析本身也并不能提供任何的“经济逻辑”或经济学知识。至于国内诸多权威刊物中经常可以看到诸如“通过以上回归分析我们可以发现——Ｘ变量对Ｙ变量有很大的正面影响作用，Ｚ对Ｙ有很大的正面影响作用”之类的“研究结论”，那就更是以己之昏昏使人昏昏了。听说并已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国内一些要提升经济学理论水平的刊物居然有“没有数学模型的文章免谈”的潜规则，就更是荒谬而好笑。我的一个同事随手拿过水平相对还行的某学术期刊其中一期对我说，有好几篇文章简直不忍目睹，所谓的计量分析漏洞百出，错误百出，三百多的相关系数居然也敢往上写，真不知道作者是怎么编出来的，编辑们又是怎么编出来的。我也一直实在不明白，那些不问经济逻辑，不管影响解释变量的真正主导性因素（往往被一些人忽略为舞台背景）是否有巨大的变换不定，随便就拿几组数据放进软件里回归一下就验证得出 “Ｘ变量对Ｙ变量是否影响以及有怎样的影响”之类的“研究”，究竟有多少学术价值和理论贡献。至于本人2000年批评过的《经济研究》上一篇实证检验风险度量工具的应用效率的文章所犯的超级“低级错误”——不同量纲的东西胡乱比较并得出结论，那就更不用说了。
而关于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和意义问题，笼统地谈论是没有意义的。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多学一些数学，多做一些准备，尤其是那些极少数希望今后做纯理论研究的学生，确实是非常有好处的，数学学习也是很好的思维打磨，数学使人思维更严密。这自不殆言。但是必须指出，经济学的不同研究领域，对数学总体上的要求，以及对不同的数学工具的要求，相互之间相差很大。有的领域很少需要什么数学知识，大学高等数学、概率统计之类便足以对付。有的则要求甚高，例如不确定性问题、资产定价问题，如此等等。总之不能一概而论。关键看你研究的是什么，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对于博士生或教师以至研究人员而言，如果已经知道并决定自己将从事哪个领域的研究，对症下药地掌握一些该领域所需要的数学工具，也是是非常明智而经济的——如果还来得及的话。花大力气学一些根本用不着的东西，实在是对资源和生命的浪费，除非学习者乐意如此。
感想之四：人各有志，不必强求
而对于那些希望对中国改革和社会发展出谋划策的“前经济学学习者”，在我看来，实际无可指责。有道是，人各有志，人各有道。任何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事业拓展方向。并且，一个比较知晓现代经济学（尤其是金融经济学、公共财政理论、制度经济学）、宪政学、法理学等方面知识的人，如果又对实际真有较好了解和把握的话，并且怀一颗大慈悲的心，报效国家和民族的心，他所开出的“药方”或“建议”当然要比那些只知道“今年饭菜食宿比去年好”的人大代表所提交所谓的议案要强一万倍，也有意义一万倍。——至少说总体上是如此。发出自己的声音，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改变和优化社会演进方向和路径，单就个人价值实现而言，如果做得特别突出，未必就比拿一个经济学诺奖缺少意义。甚至你完全可以认为比后者更有意义。（虽然这二者并非完全可比，但如果要强调这一点的话，整个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效用和偏好理论也就荡然无存了）。总而言之，每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和价值取向大相径庭，不必、也不可能强求一致。因此，恒甫先生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大骂樊刚、林毅夫、张维迎等学者“入世太深”，实在是自己对效用和偏好理论没有学好。说公众意见（尤其是为恒甫先生所不齿的几十位 “政策经济学家”的集体意见）对社会改革走向没有任何作用和意义，那实在就是自己的无知了。因为如果真是这样，那全世界也无须主张和倡导什么言论自由了、全世界的宪法都强调的言论自由实在是荒谬而毫无用处——反正讲与不讲一个样。毫无疑问的是，社会意识和社会舆论，尤其是经济学家等知识精英的言论，潜在而巨大地影响着社会的走向并进而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快乐和幸福。而我记得现代宏观经济学开山鼻祖凯恩斯也好象说过这样的话：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
这或有夸大成分，但是绝对不能说，经济学家的思想言论，对于现实社会演进毫无影响，毫无作用和意义。
实在遗憾，恒甫先生怎么可以为了论说自己“闭门造车”、“闭门研究高端的形而上”重要，就强说经济学家针对现实社会的言论主张毫无意义呢？！当然，您可以辩解说——我正在“闭门制造思想”。那我想穷追不舍地借用恒甫先生的逻辑说，都把paper摆出来吧，让我们看看或者告诉大家都制造了有些什么思想。
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是，任何人也无权将自身的价值观（诸如到美国一流刊物发文章、到美国一流大学当教授、拿诺奖，如此等等）强加于他人，别人不符合这个标准就“骂”别人。当然，如果对方也认同你的这个价值观，并且你们之间有“潜契约”之约定，那就另当别论。
感想之五：学术研究就一定要发表文章吗
对于以学术研究为职业、为谋生手段的人而言，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但是我仍然不得不说，仅从学术研究层面上而言，只要深入地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并且确实有内容，发表不发表并不是很重要。如果有些人，就一门心思做自己的研究，但就是不发文章，更不用说到什么美国去发英文文章，只是叙而不作，或者写一些不符合眼下发表规范或出版规范的东西仅供大家交流，难道你就可以认定他没有做研究工作，难道他的工作就毫无意义？不能这么武断吧。
就学术研究之本义而言，“发表”只是一个形式，其首要功能是方便学术交流。如果真是如此，在互联网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学术交流难道非要通过传统的纸介质不行吗？纸介质与可以即时反馈、即时互动并且“没有字数限制”的互联网电子介质之间，究竟谁的成本更低，谁的效率更高呢？依本人看，是后者。电子介质的working paper之类，就足已承担原来纸介质期刊几乎全部学术交流功能。当然你一定要将“发表”看作是获得奖牌，那也是你的自由。
就纸介质地发表经济学文章而论，目前我们事实上有太多的框框和“风格”要求。试问，科斯那篇《企业的性质》符合什么框框，符合什么“风格”？要搁在今天的中国，并且假设科斯是只用汉语写作的黄皮肤中国人，不屑于将它弄成英文（弄成英文就能发？），就那么厚厚的一大叠全是文字没有图表更不用说数学符号“并且是本科生式的表述”的东西，到哪家经济类刊物去发表？但在“人家美国”，仅靠一两篇不甚符合规范满是文字的论文也可以成为经济学大师、获得诺奖，搁在今天之中国（以往就不说了），不要说什么大师，什么奖，如果不走关系你就是混一个教授也难，甚至你能不能在大学呆下去都是一个大大的问题。目前大家都在讲的一个笑谈是，如果蒙代尔要在今天的中国一流经济学院系，不要说获诺奖，当大师，恐怕早就扫地出门、下岗失业了。
还是那个问题，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究竟是形式上的“发表”以及“发在什么样的刊物上”重要，还是内容本身更重要？当然，我知道会有人说，国际一流学术刊物发文章本身就是一个与匿名评委——高手交流的很好的机会。这如果真有水平，不发表的working paper甚至几个高水平的问题，人家高手也愿意与你交流。无须多说。总之，做学问不是奥运比赛，即使人家的射击水平实际比你高得多，只是最后一回因为紧张把子弹打到别人的靶上而让你幸运地捡到了金牌（比如到AER发了几篇文章），你就真以为并要求别人认你真是天下第一了？
学术研究，主要还是以内容说话。“发表”以及“发在什么样的刊物上”只是一个形式。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学术交流和学术评价机制能够更加注重内容，而非形式。 倍可亲感想之六：避免“黄药师的老婆背九阴真经”
而关于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那样的“本科生就把国内其他高校的经济学博士所要学的初级、中级和高级宏微观都学完，同时数学也要求甚高甚严”的教学方式，是好是坏，演讲中只提到了出国率极高，没有谈及其他，例如教师有向同学灌输大量现代经济学知识的沉重负担，这是否会极大地压缩他们向同学就理论的现实社会经济理解方面的解释，而且据说许多课程还是高年级的同学来现炒现卖（因为严重缺乏师资），这是否只是让同学干了大量类似“黄药师的老婆背九阴真经”的事情。即，高级甚至超高级宏微观在本科就学完的做法是否做得太过了，对于本科生而言，对经济理论的充分理解比只知道形式地推演模型是否更重要，尤其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财经类本科生最后都将进入实际经济部门工作（包括做恒甫先生所不屑的实际经济问题“研究”），如此等等，这不多说，留给关心和了解这一问题的朋友继续讨论吧。
感想之七：“书呆子”与“形而上”
恒甫先生“书呆子”一样的性格和热爱并执著于“形而上”的学问的精神，在今天的中国实在稀罕，也实在让人敬重，景仰。目前得中国太缺乏这样的 “书呆子”，大家都太精了，不然，也就不会有如此严重、如此千奇百怪的学术腐败了。恒甫先生说话太直，太冲，这让一些人很不舒服，很不喜欢，这或许也是 “转了十几年转了一大圈也没有人给他经济学院院长做”的一个原因吧。这是恒甫先生的不幸，更是中国经济学界、教育界的不幸和悲哀。中国的大学居然容不下一个如此热爱教育、投身教育的哈佛大学博士（当然你们可以说他不是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嘛，呵呵），相反，却有不少不学无术、不务正业、浪得虚名者，舒舒服服地混着院长之位置，因为中国的校长就喜欢这样的人，而不喜欢象恒甫先生这样刺太多、攻击性太强的家伙。总之还是那句话，这不是如同国有企业厂长一样的校长们的问题，也不是不学无术、不务正业者们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
说到“形而上”经济学研究，顺便提一个建议，如果恒甫先生真的喜欢真正充满智慧也要求极高智慧的“形而上”学问，或许应该去好好研究研究哲学，诸如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以至现代科学哲学之类，这对真正的“形而上”经济学研究或许更有裨益——相对于恒甫先生所喜欢并向学生强化的国学（当然其中也有比较玄乎的东方哲学）以至于历史而言。所以，您“骂”汪丁丁教授“不知道什么家”实在是没有道理。人不能以自己一孔之见而到处骂人，没准人家比你实际高明得多呢，虽然人家没有多少paper发表。
必要的说明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无论是恒甫先生的演讲，还是这里回忆和记述演讲过程中的感想，都是直接针对中国经济学的教育和科研活动，既然是针对 “活动”，而不是针对具体的学术问题本身，就必然会涉及到人，这是无可避免的。一切都在“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这块大牌牌下面说话，恒甫先生的诸多 “骂词”应当不算是本人也一向深恶痛绝的学术圈中的“人身攻击”。但仍需说明，记述中的诸多“骂词”，几乎全出自于恒甫先生之口，本人靠记忆记录，应该大差不差，如有小出入，本人在这里向恒甫先生以及所涉之教授以至单位谨致歉意。同样的逻辑，我的“感想”仅仅是对恒甫先生观点的商榷和置疑，更加说不上是什么“人身攻击”。大家都是“对事不对人”。至于这些感想对与不对，以及恒甫先生演讲中的内容对与不对，交由大家讨论。本人以为，充分讨论这里所涉及的问题（而非个人或组织），对中国经济学界非常有意义，这也是本人埋头写下这样一个并不增进什么经济学知识的长篇散记和感想的原因。对于这里所记述的东西，以及所涉及到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都可以将它们作为靶子来打，问题总是越辩越明，或者将它们作为将要抛掉的“砖头”——能够通过大家的反思和讨论进而引出真的“玉”来，那一定是热爱并献身于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科研事业的恒甫教授十分乐见的事情。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李健谨记） | 
收藏
分享
有用
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