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鸿谈管理：中国应该树立驾驶文明

目送飞鸿

        截至2016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2.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3.6亿人。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汽车占机动车的比率从50.39%提高到65.97%。
        驾驶人基本都是通过驾校训练经考试合格拿到驾照的。在驾校训练中，除了最基本的技术外，训练得最多的就是安全驾驶，以文明行车、遵章守纪为主。但实际情况却是不文明驾驶的问题频频发生：
        比如，停在机动车道的车辆在启动左拐时不打左转向灯，常常影响甚至逼停后面过来的自行车；
        比如，城市最右边的自行车道在高峰期时，时常会被一些不自觉的汽车给“占领”。把大量自行车堵在后面；
        再比如，有的三四线城市，电动自行车、小型电动三轮车旁若无人地行驶在最左边的快速机动车道上；
        而不打灯随意变道、不减速且打喇叭与过路行人抢道、前面明明堵车却打喇叭催促等等不文明的行为，则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全国各地的公路上上演着……
        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有汽车与汽车、汽车与行人、汽车与自行车等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而出现的种种惨剧报道……
        最悲摧的，是这种状况没有看到有改进的趋势，大家都熟视无睹且不断蔓延。而解决之道，是除了驾校外，还应该在整个社会树立驾驶文明。
        一是文明并不会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而自动形成。开车的人以前被称为司机，在中国人的印象中，这是一个整体素质不是很高的职业。但现在专职的司机越来越少，私家车越来越多，许多企业甚至都是老板亲自开车。按理说能买得起车的人，大多是社会中层以上，素质应该是比较高的。但从实际情况看，不少高素质的人开车时却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付面孔。不少报道私家车驾驶员撕打、辱骂执法交警的，恰恰多是这个阶层的人。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管仲在治国之策《管子·牧民》中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但至少在车辆驾驶这个群体中，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二是文明是在不断的教育中树立起来的。1530年由埃拉斯穆斯·封·鹿特丹所著的题为《男孩的礼貌教育》的小册子曾风靡欧洲，几乎每家一本。上面很详细地罗列了男孩子在出席社交活动时应注意的问题，包括席间习惯、就餐“文明”、谈吐模式、吃肉、席间餐刀使用、席间叉的使用、吐痰、擤鼻涕甚至关于当众放屁等等。这本书对于欧洲整体素质教育提升及进入文明阶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此为例，中国的驾驶员在离开驾校后，几乎就没有再受到文明驾驶方面的教育。别人出现的问题得不及及时的纠正，自己出现的问题也没有人提醒和训诫。久而久之，养成了不良习惯还不自知。
        三是文明行为是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在交通治理方面，中国以前是教育和管理都缺乏。现在管理开始跟上了，只要拍到就会罚款，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因为教育没有跟上，所以不少人从心理上没有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甚至有时是有意钻空子。比如开车时，只要前方没有探头就故意超速，有时闯红灯也是因为没有摄像头的缘故等等。因为教育的缺失，所以这些驾驶员从心理上就没有树立遵纪守法意识，对于不遵章守纪的行为完全没有良心上的不安与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