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笔的历史

清晨的风

没有毛笔，就没有中国的书法和国画这两件瑰宝，所以笔居文房四宝之首是理所当然的。
    我国的毛笔，历史悠久。《史记》说：“始皇令蒙恬与太子扶苏筑长城，恬取中山兔毫造笔。”因此一般人都认为第一个造笔的是秦代大将蒙恬。这也和文字的创始归于仓颉一样。蒙恬造过笔，但笔绝不是他发明的。因为《韩诗外传》有“周舍为赵简子臣，墨笔操牍，从君之后，何君之过而书之”。孔子作《春秋》时，也有“笔则笔，削则削”等话，《庄子》亦有“宋元君，将图画，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的话，前二人为春秋时人，庄子为战国时人，均在蒙恬之前。
    毛笔的历史，据现有的考古材料，可以追溯到约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在仰韶文化遗址的彩陶上，我们看到了描绘人、鱼等生动形象和纵横交错的几何花纹，图案有网络、横列、阶梯、螺旋、垂帏、棋盘、云雷纹、水纹等。这些图画的线条和笔触，流畅清新，曲折蜿蜒，整齐圆润，活泼流利，极为安详妥帖，而达到图案艺术相当高的境界，为吾人意想所不及。并且在点及线纹的起止上，均有极明显的毛笔痕迹。例如点及线的落笔，往往是用毛笔中锋直顿而下的顿笔，点的收笔，往往在落笔后，带有毛笔收笔时的挑锋，线条横画的收笔，也往往带有书法横画的蚕尾，这些提、按、顿、挫的痕迹，使我们一看到，就能感觉出是用毛笔来画的线条，实无法加以掩盖。又彩陶中所用的线，在流利活泼以外，如水波纹、云纹、雷纹等的长线条，觉得笔头中含水量极丰，而笔锋的吐水量却又能任运笔者随心所欲的节制，致使在很长的线条中饱满滋润，欲粗就粗，欲细就细，既不泛滥，亦不枯竭。在这些情形上看来，尤足证明是运用毛笔之类的工具，才能显出如此的功能。
    奴隶社会商代后期的甲骨文，虽然是用刀具将文字镌刻上去的，但我们有四点理由证明商代就有毛笔。第一，有些甲骨上写有未经镌刻的字样，这说明当时是先用毛笔写，然后才用刀刻的；第二，有些甲骨文在镌刻以后，在刀痕中填上朱色和墨，这也说明了有笔的存在；第三，甲骨文中已有了象形字“聿”，像一只手抓一支笔，即“笔”字，形象更为明显。且笔的下端（笔头）作毛状；第四，在与甲骨文同时代的司母戊鼎铭文，笔道有肥有瘦，很明显其原型是先用毛笔书写时提按而成。这都证明了商代有毛笔的存在。
    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最早毛笔实物，属于战国时代。1953年长沙有战国时的笔出土，现节录《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2期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队发掘长沙左家公山战国木椁墓葬的报告如下：
    毛笔，在竹筐内，全身套在一枝小竹管里。杆长18.5厘米，径口4厘米，毛长2.5厘米。据制笔的老技工观察，认为毛笔是用上好的兔箭毫做成的。做法与现在的有些不同，不是将笔毛插在笔杆内，而是将笔毛围在杆的一端，然后用丝线缠住，外面涂漆。与笔放在一起的还有铜削、竹片、小竹筒三件，据推测，可能是当时写字的整套工具。竹片的作用相当于后世的纸，铜削是刮削竹片用的，小竹筒可能是贮墨一类物质的。这枝毛笔的发现，对中国毛笔的发明史是一个最重要的证据，在研究中国文化史上是具有重大价值的。
    1954年战国楚墓中还出现了完整的毛笔，外边并有笔套。1974年6月又在湖南长沙南门外左家公山的战国墓中发现了一件竹箧，内有一支毛笔放在竹管中。笔杆是用竹削成的圆柱形，长17.8厘米，直径O.5厘米。头部劈成数片，笔头插入其中，再用细丝线缠紧。笔头坏了，还可以拿下来更换。古人说的“退笔”，可能就是这种废笔头。笔头仍用兔箭毫（兔背上的毛）制成，露于竹杆外4.2厘米，笔杆连头总长是22厘米。这些实物的发现，足以证明春秋战国时代，我们的祖先，已在应用毛笔描写文字或绘画。
    长沙笔之后的古代早期毛笔实物已被发现的还有：1975年湖北睡虎地秦墓所出秦笔，同年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所出汉笔，1973年甘肃居延所出汉笔，1957年至1972年甘肃武威磨咀子所出两支汉笔。这些毛笔的制作方法基本上同长沙战国笔，其中居延汉笔的笔杆是木制，还把木杆头劈开四片或六片，然后再把做成的笔头夹在中间，为了坚固外面用细麻绳缠束，并涂以漆。武威两支汉笔上分别刻有“白马作”和“史虎作”字样。这是我们迄今所看到的最早的古代制笔工匠的姓名，他们的劳动在中国文化史上将留下应有的地位。秦代以来，商业日见兴盛，一切所需的日用品，更有进一步精美的必要。对于过去所用的毛笔，在应用上也一定感到不能满足，故蒙恬起而加以损益、改进是可能的，若说毛笔是蒙恬的创造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是历史上第一个研究毛笔的人，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历代研究制笔的人，自秦代蒙恬以后，晋代有卫夫人铄、王右军羲之、韦诞和韦昶等，前三人均有制笔的文字著作传于世，后者所制的笔，王子敬叹为绝世。梁代有南朝姥，工制笔，以为专业，尤擅长制胎发笔心。唐代有黄晖、苌风，他们所制的笔，为书家齐已、文士罗隐等所赞颂喜爱。到了宋代，专业制笔的技术人员逐渐增多，如诸葛高、李「曰政」、许颂、程奕、吴政、俞俊、张武、张耕老、严永、郎奇、侍其瑛、李展、张遇、屠希、蔡藻、汪伯立等等，见于文土书画家的诗文笔记中的还很多，以上都是比较著名的人物，其中尤以诸葛高为最有名。诸葛高，宋安徽宣城人，世代专工制笔，至高时，尤以制笔技术闻名当代。他所制的笔，有紫毫、鼠须、老兔、鸡毫诸种，久用而力不衰，为宣州笔派的圣手。
    宣州笔派，起于何代，无从详考。唐韩退之《毛颖传》里说：“颖，中山人也。秦蒙恬伐楚，次中山，猎围毛氏之族，拔其毫，载颖而归。秦皇帝使恬赐之汤沐，而封清管城。”白居易诗云：“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之人采为笔，千万毛中拣一毫。”又云：“尔知紫毫不易致，每岁宣城进笔时，紫毫之价如金贵”（《紫毫笔》）。《戒庵漫笔》中也说：“唐宣州中山县也。宣州，自唐以来，多名笔。”故宣州笔派的发源，可断定为秦蒙恬以后唐代以前无疑，一直延续到宋代宣州都是全国制笔的中心，并影响到歙州、黔州等地。宣州中山，向来以产兔子出名，为南兔中最上等的制笔毫料。而宣州笔派，也自然以制紫毫、紫兼毫、老兔等笔为有名，这些品种，在唐朝时就价如金贵。
    到了元代，有冯应科、张进中、吴升、姚恺、杨茂林、沈秀荣、潘文新、范君用、范君实、周伯温等，不烦详举，读《仇远金渊集》赠溧水杨茂林诗，有“浙间笔工麻粟多，精工唯推冯应科”的句子，就可知道在元代杭嘉湖平原的湖州又崛起一个制笔中心了。据湖州的老制笔技工说：晋王羲之，擅长书法，工制笔，曾结庵于吴兴的善琏镇，教居民仿习制笔的技术，因此镇中的男女老少，多习制毛笔为职业，到了现在，还是这样。这就是湖州笔派的由来。这话是否真实，尚待考证。不过冯应科给湖州笔派，树起了很高的旗帜倒是事实。他的制笔声誉，竟与赵子昂的字画、钱舜举的花鸟，被人们称为“湖州三绝”。故湖州笔派自冯应科以后，已驰名于东南各地。到了明初，有陆文宝、陆继翁、施文用、王古用、张天赐，以后又有刘文节、傅子封、许颖、郑伯清等人继起，声气寰宇，有口皆碑。它的原因一是制笔技术有独特精妙之处，为各派所不及；二是湖州本地原出产羊毫毫料，质量均佳，兼以特等优良羊毫料出产地的磷石、嘉善等地区，与湖州比邻，有优先选办羊毫毫料的条件。湖州笔派所制的笔种，虽也制紫毫、狼毫、鸡毫、兼毫等，然而它的优势还是羊毫笔最有名。到了清代初年，有张文贵，刘必通、孙技发、夏岐山、潘岳南、王谔廷、陆赐三、姚天翼、沈秀章、王天竟、陆世名等，也极有名。张文贵，杭州人，尤以精制画笔闻名远近，《考槃余事》曾极力加以赞扬，然现在已查不到他笔店的所在地了。抗日战争兴起，因战争的影响，湖州的制笔业，大都迁至苏州营业。因苏州离战区稍远，兼以邻近上海，远销各地，也较方便。
    除以上宣、湖两大笔派以外，尚有江西、镇江、湖南诸派。江西派，原宗宣州派，它的历史也早，现在汉口的邹紫光阁笔庄，就是江西派的嫡传。镇江派，以专制水笔有名，精致耐用，销行各地，势力颇广。湖南派原宗江西，不过近百余年的历史，以制羊毫笔及鸡毫笔有名，但工料不及湖州派认真。它的势力，流行西南几省。然售价尚廉，颇为一般人所乐用。京沪各地笔庄中，也有兼售。
    造笔事业近年又有新的发展，仅就湖笔说，目前生产的品种已超过25O多种，年产达8OO多万支。各地区也取长补短，京、沪、湖等地所制的笔也有了很大的改进。这是制笔史上的新篇章，也是制笔工人精益求精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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