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利益博弈 然而,财政部一位官员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燃油税迟迟不能出台的主要原因却是油价高企问题。根据他的解释,我国设计燃油税时的国际油价是15美元/桶,但此后油价不断上调,现在已超过40美元/桶,如果在这样的油价下出台燃油税,无疑会再次大幅增加企业成本和居民支出,无异于为目前的“高油价”火上浇油。 但对这种论调也不乏反对声音。8月31日,发改委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高世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实际中,还要看这个账是怎么算。燃油费改税改完以后,花费在燃油上的支出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以全国平均为例,现在一辆车一年的养路费、过路、过桥费等各种费用加在一起要突破2000元人民币。这个成本折合在油价中,对机动车来说还算比较合适。” 其中的关键是各利益主体之间博弈所带来的平衡与再分配问题。 财政部综合司的一位主管官员向记者分析道:“燃油税涉及到中央和地方、交通系统和税务系统各个利益主体的均衡问题。有负担主体也有管理主体的问题。管理是各个部门的问题,负担主体就是农民、渔民等其他消费者怎么补偿的问题。养路费属于地方政府收入,税收则中央占大头。从养路费到燃油税的转变,意味着征收管理单位将从目前的各地政府管辖的公路交管部门移交到各地税务局。在如此复杂的利益主体之下,油价是一个因素。但肯定不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 “所以各项准备工作基本上没有问题。而且现在越做越完善。但就是一个出台时机问题。”财政部的这位官员解释。 还有专家称,目前通过燃油税来增加使用成本,进而抑制石油消费也是一个重要考虑。 随着我国原油进口的逐年递增,今年突破1亿吨已没有悬念,石油供需安全再次呈现。8月27日,北京的一位石油业内专家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时介绍:“美国现在的消费总量是9亿吨,而他的人口才不到2.8亿人,也就是说人平均年消费3吨以上的石油。而中国要是按照他们的消费标准来计算,13亿人则要消费40亿吨石油,这就是说,把世界上所有国家采出的原油供我们一个国家来消费也不够。” 而要控制消费,首先就要控制汽车产业的不合理发展。他在接受采访时第一次非常严厉地直接批评国内汽车产业:“不能这么搞。我们不需要汽车这么高速地发展。因为整个能源供应都跟不上。而且从今年上半年的势头来看,这种高速发展势头是不太抑制得住的。毕竟汽车占了我国原油消费60%-70%以上。” 在去年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召开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能源战略和改革国际研讨会”上,多位国际专家学者和国际组织的官员都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的汽车产业政策,建议中国及时开征燃油税,以控制城市汽车保有量。“征收燃油税,可以有效调节能源价格变化状态,而通过对这种价格变化状态的调控,又可以减低汽车的能耗,提高汽车能效。”一位专家认为,“当然,从加快工业化发展的角度来说,也应当积极发展汽车工业,关键是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所以在今年6月30日,国务院原则通过的《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年)》(草案)中,把“节约能源”放在了解决能源问题的首位。 还有观点认为,出台燃油税的另一个考虑与当下的宏观调控形势有密切关系。一度占政府同期财政收入45%的政府税外收费,不但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力度,而且助长了地方和部门的本位主义。作为今年下半年工作重点之一,中央仍继续实行宏观调控。所以,有专家称,燃油税或许会成为一个有力手段。 |